造反派回憶：我們怎樣遭到屠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30日16:40:0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對於今天的青少年，武漢造反派領袖之一吳焱金的回憶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的文字猶如“天方夜譚”，在他寫到的1967年，我雖然還是個不太懂事的中學生，但對他所寫的這些事件，要麼耳聞，要麼目睹，至今記憶猶新，不勝唏噓。文中所述保守派“百萬雄師”製造“6·24”武鬥事件，血洗工造總司司令部殺死24人，其地點離我家只有三、四條街，咫尺之遙，後來我也曾前往，憑弔死者，默默發問：誰之罪？ 　　人們很難想象，有這樣的血海深仇之後，“文革”中武漢“7·20”事件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眾組織負責人，40年後居然能走到一起。2007年7月6日和29日，當年的保守派“百萬雄師”、“武漢公檢法”的幾位代表人物，與造反派組織“三鋼”“三新”幾位倖存的領袖兩度聚會懇談，暢敘歷史恩怨，共話人間滄桑，共同總結教訓。據悉，這是“文革”40年來，中國唯一見到的“文革”兩大派頭頭的親密接觸。 　　當我收到武漢朋友鍾逸、榮根等人發來的會見照片時，感慨系之。深深地祝願他們能夠“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原書中原有大量翔實注釋，介紹“文革”人物和群眾組織，為閱讀方便，有所刪減。——高伐林按 1967年江城抗暴始末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節選，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 　　（1967年3月）在武漢軍區和中央文革的壓力下，（造反派組織）工總、二司的頭頭開始到武漢軍區並在武漢三鎮請罪。當時（造反派的另一派）中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二月逆流”整造反派的開始，工造總司和“三新”都沒例外。 　　無論工總、二司、九一三的頭頭們如何誠懇地向部隊請罪，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鎮壓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針不變。1967年3月17日夜間，荷槍實彈的軍警把工人總部485名頭頭全部抓進監獄。3月21日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通告》（即《3·21通告》），宣布工人總部為“反革命組織”，加以取締，並公布工人總部十條罪狀。面對這突然的打擊，不但工人總部廣大戰鬥隊員感到惶恐與不服，就是與之對立的造反派也笑不起來，都有大難臨頭的預感。在陳再道等人的眼裡，造反派都是“一丘之貉”，如武漢一中的造反派同樣受到“市抓辦”（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派來的工作組的打壓，硬要把已解散的“三字兵”找回學校搞大聯合。這時，保守派空前活躍起來，在街上刷出大標語：“大豬（指朱鴻霞）在坐牢，小豬滿街跑！”“二癩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劉真，保張華（注1），保你的乾爹朱鴻霞！”“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等等。我們瞬間失語，陷入短暫的迷茫和沉默。不久，就感覺到矛頭是對準整個造反派的。 　　與此同時，原已垮台的保守組織改頭換面，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人民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幹民兵為基本隊伍組成的紅武兵組織，遍及武漢三鎮和各廠礦企業。保守派組織復活後，各單位造反派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很快就被打得有廠不能歸，有家不能回。工造總司司令部前後就收留了二百多人住在司令部大樓里避難。 　　保守派組織“紅武兵”開始了在武漢文革史上的武鬥。在人們的印象中，以“紅武兵”為中堅的“百萬雄師”在文革中幾乎沒有搞過文斗。他們以復員轉業軍人為主體，手執鐵矛，戴着柳條帽，整整齊齊站在當權派提供的卡車上招搖過市，向以大中學生、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街頭群眾挑釁，群眾罵他們為“黑烏龜”，江城籠罩在白色恐怖中。 　　3月中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隊”一部分人來到武漢，北大造反派學生李金春等人來工造總司找到我，談到老帥大鬧懷仁堂和農林口反擊譚震林的事，說：“現在有一股逆流，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為走資派翻案……”我介紹了武漢的情況。李金春說：“鎮壓造反派就是這股逆流的突出表現，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總是首先拿造反派開刀，我們必須奮起反擊這股逆流。”怎麼反？李金春說：“為避免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解放軍，我們可以提出反譚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漢的譚震林。”我說：“還不如叫‘武老譚’簡單些。”李金春說：“好，既簡明，又結合武漢實際，就稱‘武老譚’好了。” 《6·4公告》成為屠殺造反派的動員令 　　6月4日，武漢部隊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不得把矛頭指向解放軍。 　　《6·4公告》出籠當日，8201部隊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在8201作戰室召集“百萬雄師”頭頭開會，牛懷龍表態：“原來咱們打交道還少，有的還不認識，我是堅決支持你們的！” 　　《陳再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中說：“這個《公告》發表後，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造反派們認為，軍區是‘假檢討，真反撲’，鬧得更凶了。‘百萬雄師’則認為，軍區這個《公告》太軟弱了，扶不了正，壓不了邪，也對軍區不滿。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的。” 　　6月4日當天，“百萬雄師”砸毀了造反派在武漢市委的聯絡站，新華工、二司學生被趕走，並在武漢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聯絡總站，將武漢市委大樓變成了一個大型武鬥指揮部和武鬥據點。 　　陳再道、鍾漢華每發表一次談話，武漢軍區每發布一次《公告》、《通告》，就直接促使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大屠殺的升級。 　　“百萬雄師”從成立的那一天，就充當了“武老譚”屠殺造反派的工具。正如他們向世人宣示的口號：“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牛鬼蛇神”是黨內走資派和“百萬雄師”稱呼造反派的專用名詞，所謂“一掃光”，就是“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周總理為雷鋒的題詞）地從肉體上加以消滅。發展到最後，竟然配合陳再道發動了震驚世界的“7·20”兵變，矛頭直指毛澤東。 為工總翻案被“武老譚”視為眼中釘 　　6月5日，“百萬雄師”開始實施武裝掃平漢陽的戰略，攻打了漢陽軋鋼廠，稍帶奪取了漢陽最繁華地段鍾家村漢陽商場頂層的“三中紅岩”廣播站。當“百萬雄師”端着長矛衝上去的時候，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學生、二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呂濤像狼牙山五壯士般高舉着三中紅岩的鮮紅大旗從七樓縱身跳下身亡，震驚了江城。 　　此後，武漢發生了多次“百萬雄師”圍攻造反派據點的武鬥。 　　1967年“6·17”漢口六渡橋血案後，支持“百萬雄師”的軍方和“百萬雄師”作了戰鬥總結。據“7·20”事件後公安聯司抓捕的“百萬雄師”頭頭陳文、“武漢公安”（武漢地區公安機關的保守派組織）頭頭汪仕奇交待：“6·17”血案後，武漢軍區127部隊派駐“百萬雄師”聯絡總站支左的張有富、楊愛忠連長總結這次戰鬥經驗，肯定“百萬雄師”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震撼了敵人，“打亂了敵人企圖陰謀顛覆共產黨政權的計劃”，“宣傳了群眾，教育了廣大革命群眾”，“讓群眾更深刻地了解到這伙匪徒挑起武鬥沒有得到好下場的事實。但是，也有不少失誤，失誤原因主要是沒有學好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建議大家回去好好重讀毛主席著作，以便作好下一次戰鬥準備”。大家總結出許多“有益的經驗”。 　　他們決定：放下民眾樂園，暫不攻占，先攻工造總司。理由是工造總司派五輛汽車的“鐵軍”參加了武鬥，介入“為工總翻案”的行列。我們以“抓工總黑頭頭”之名，先圍而不攻，要他們交出黑頭頭來，逼他們撤退。若他們不聽指揮，就進行強攻。據有關情報，工造總司的鐵軍全部調到民眾樂園去助威，總部並不設防，沒有大型武器，更無鐵矛，不易防範，容易攻入。 　　以上是“7·20”事件後，公安聯司審訊參與“6·24”血案武鬥人員口供的摘錄。 　　其實，“6·24”血案前，“百萬雄師”早就準備攻打工造總司，並非完全如口供所述。 　　當時，我們認為，自己並不是武漢軍區公開取締的“黑工總”，不是軍方宣布的“反動組織”，軍隊“支左”應當保護我們。我們為工總翻案只是思想、觀點問題，軍方和“百萬雄師”不可能對我們下毒手，因為當時工總解散後，工造總司就成了全市最大的造反派工人群眾組織，新華社、人民日報、外地軍事院校、北大、北航等幾乎每天都有人前來工造總司造訪。我們認為自己是武漢工人造反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不可能受到武力侵害，所以工造總司根本不設防。甚至有人認為自己若設防就是準備武鬥，影響不好。至於所謂“工造鐵軍”，那只是擔任工造總司保衛工作的人員。甚至連剛剛發生的慘絕人寰的“6·17”六渡橋大屠殺也沒有喚起我們應有的警覺。 對即將到來的大屠殺毫無思想準備 　　1967年6月24日“百萬雄師”攻打工造總司以前，我們基層組織各單位有很多人被本單位的“百萬雄師”打得有廠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所以有二三百人一直住在工造總司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擠在地鋪上睡覺，我們派人用大鍋做飯，解決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我們這些頭頭對即將到來的大屠殺既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做好武鬥的準備，所以面對即將全副武裝圍剿、屠殺我們的“百萬雄師”，我們僅僅預備了一二十根木棍，還準備了大量磚頭作為自己的武器，沒有一支長矛大刀。因為在6月24日以前，我們工造總司還沒有與“百萬雄師”發生過武裝衝突，雙方僅僅只是思想觀點對立而已，我們沒有想到，“百萬雄師”是當權派的御用工具，他們的目的是要拔除全市的造反派據點。如果認識到這一點，當時完全沒有必要死守工造總司司令部這個地方。 　　“6·24”血案前幾天，8201獨立師又以檢查消防為名，派兩名軍人來工造總司司令部大樓偵察我們的防守情況，我們渾然不覺，而是熱情接待，任其參觀、檢查。我帶領他們到整個大樓詳細查看，對解放軍沒有絲毫的懷疑。 　　工造總司被包圍前的兩三個小時，門前開來了一輛載重汽車，市機械局的造反派工人周偉傑通知我到民眾樂園抗暴指揮部開緊急會議，胡瑞玲（注2）當時是中學紅聯新美校的造反派學生，她和四五個同學一直住在工造總司司令部，她也是工造總司廣播站的廣播員。她陪我一起到民眾樂園以後，又獨自返回友益街的工造總司司令部大樓，她回到大樓時，大樓尚未被包圍，但她的廣播員工作臨時被朱慶芳代替。那天胡瑞玲也被“百萬雄師”抓走，也受了傷。不過那時她還沒有跟我談戀愛，否則她那天非死不可。我因事發前到民眾樂園開會，僥倖逃脫“6·24”大屠殺。 軍隊指揮的“6·24”大屠殺 　　據在現場擔任總指揮的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彭祖龍回憶： 　　6月24日凌晨，滿載“百萬雄師”的卡車、消防車飛速地從車站路等地向設在漢口大智路友益街16號的工造總司司令部撲來，密密麻麻的“百萬雄師”從四面八方向我們湧來，工造總司大樓被圍了。我們向外打電話求援，但是已軍管的電信局把我們和外面的電話聯繫完全掐斷了。工造總司司令部內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鐵軍保衛人員約五十幾人，辦公人員約三十幾人，其餘大都是被“百萬雄師”打得不敢回家的人，還有一些是外省和本省地、縣前來武漢訪問、避亂的，都是些老弱病殘。總部頭頭各忙各的，也未作防禦的準備。當時，工造總司司令部隔壁是生產軍工產品的武漢市無線電廠，該廠是實行軍事管制的，所以該廠駐有幾十名軍代表。工造總司司令部後面是武漢軍區後勤部的營房處，因為周圍都是部隊，我們思想中就完全沒有敵情觀念，沒想到是這些“親人解放軍”出賣了自己。 　　“百萬雄師”攻打工造司令部的總指揮部設在漢口球場街武漢市第30中學二樓教室內，做好了充分準備的“百萬雄師”，組織了7800餘名武鬥人員、汽車500多輛、消防車7輛，機動車輛由漢口汽運二站負責調度，另有3000名機動人員備用。為防止造反派救援，離工造總司大樓200公尺內的道口，全部用裝有鐵板、磚頭的大卡車橫停封鎖，將四周交通全部隔斷。由於軍隊擔任武鬥指揮，一切都很專業。共設了三道防線，各工廠派出醫務室組成急救站，從市急救站調救護車兩輛，救護受傷人員。“百萬雄師”總指揮由雄師支隊隊長湯忠雲和江岸區二號頭頭陳文擔任。清晨4時左右，有人發現周圍街道有重型卡車橫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總司大樓的道路全部被堵。 　　清晨6時開始，“百萬雄師”前來叫戰，廣播敦促工造總司：“一、放出窩藏的黑工總頭頭和反革命罪犯；二、將五類分子、牛鬼蛇神搶占的人民群眾財產全部交出；三、將抓進去施行酷刑的‘百萬雄師’群眾放出來；四、將關在裡面的賣淫婦女以及被工造鐵軍抓進去強姦的少女放出來……”這些造謠惑眾、無稽之談的廣播是為了給“百萬雄師”大開殺戒製造正當的理由和藉口。 　　廣播員朱慶芳在廣播中針鋒相對地揭露“百萬雄師”受陳再道的蒙蔽，被走資派操縱、利用的事實，播放《紅軍想念毛澤東》等革命歌曲。 　　8時開始，市公安局消防處開來幾輛消防車，開始向工造總司大樓噴水，在狹長的老街上，幾個高壓水龍頭向大樓不停地噴水，將室外人員壓制到室內。10點後，“百萬雄師”戰鬥人員縮小包圍圈，向大樓內拋石頭，工造總司大樓內人員用已準備的大量石塊予以回擊。 從上午8時起，全市各兄弟造反派組織聞訊都向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求救，工造總司現場總指揮彭祖龍和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市人武部分別通過幾次電話，對方答覆馬上派軍隊來解圍，但不知什麼原因，一直未來。最後一次去電話的答覆更令人不解，軍區支左辦公室的人說：“我們派出的部隊進不去，被他們阻止了，你們最好舉着白旗撤出來，他們不會殺你們的，你們不要和他們發生武鬥，以免出現流血事件。”後來，軍區支左辦公室電話很難打通，即使打通了，再也無人接聽。 　　此時，大樓內孤立無援，24日中午，“長辦聯司”派出謝從勤和王叔善帶領兩卡車人，前往工造總司支援，車開到車站路口，被“百萬雄師”阻擋，無法前進，只好撤回。但全國各地的聲援電話都打來了，有北京、上海、鄭州、成都、太原等地的，他們向我們了解武鬥的進展情況，希望我們堅守到底，保證替我們向中央反映情況，讓黨中央出面解圍。 　　當時，武漢電信局被軍管，我們打出的電話全部被監聽，告急電報也發不出去。“7·20”事件後才知道，那時武漢氣象台的電報通訊是暢通的，武漢氣象台的造反派每小時將武鬥情況向北京報告一次，由北京有關單位向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反映——陳再道封鎖不住“6·24”血案。 　　同一天，“百萬雄師”還同時擺開了另外三個戰場，兩個在武昌，圍攻武昌楊園的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和武昌三層樓的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在攻打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時，學生跳樓，當場摔傷了幾名。慘無人道的“百萬雄師”武鬥人員抓住一個跳樓下來的工人就用刀刺死，還有幾個人被打或刺成重傷，慘不忍睹。攻打水運工程學院的理由是二司抓了“百萬雄師”常委、政參部部長蔡俊善和《百萬雄師》報編輯陳秀華等人。另一個是攻打漢陽軋鋼廠，事後宣布過姓名的死亡者有7人，重傷者數十人。 　　強攻工造總司不下，11時，“百萬雄師”用汽車將工造總司司令部大樓院子大門強行撞開，準備殺入。12時，工造總司司令部大樓院子仍未攻下。這時形勢突然發生變化，工造總司大樓後面武漢市無線電廠的軍代表突然將工廠的大門打開，20輛汽車滿載全副武裝的“百萬雄師”戰鬥人員從大樓後面攻入。工造鐵軍隊長魏東看到寡不敵眾，大勢已去，被逼到三樓左側坪台，舉着紅旗高喊“毛主席萬歲”，跳樓摔死。15歲的小姑娘廣播員朱慶芳被幾個“百萬雄師”大漢用鐵矛活活殺死。朱慶芳的姐姐（已忘其名，有的回憶錄中稱為朱慶芳的姐姐朱慶玲，此說不實，朱慶玲當時未受傷，應是朱慶芳的堂姐）的腸子被鐵矛捅出，後來被送到武漢市二醫院搶救過來，但已終身殘廢。“7·20”事件後，我和胡瑞玲還到醫院去探望過她。 　　工造總司司令部失陷，工造總司當天被殺死28人（其中女學生1人、少年2人），重傷60餘人。“7·20”事件後查明，屍體共31具，抬到街口和火葬場時發現，有3人還有一口氣，還未死，於是丟下。送進火葬場共28具屍體，有親人認領的共23具，另有5具屍體查不出姓名，也無人認領，估計是大樓內的外地人。重傷員送醫院搶救，一個月後死亡的人數未統計。當時身中18鐵矛，腎臟被鐵矛戳穿，腸子流了出來，右肩、胸膛、手臂全是傷痕的武漢無機鹽化工廠工人、工造總司的魏昌熾（注3），至今還健在。“百萬雄師”沒有死傷一個人。殺人後，兇手全部撤出，憤怒的群眾擁進工造總司大樓，不少人都目睹了這遍地屍首的血腥場面，相信目擊者還有人活在人世，可以作證。這難道是兩派武鬥嗎？這是滅絕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殺！ 　　兇手撤出現場半小時後，離武鬥開始已經6個小時，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宣傳車才趕到，宣傳車的高音喇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鬥”，宣讀中央《六六通令》。當宣傳車開到漢口吉慶街口時，憤怒的群眾用石塊猛砸部隊宣傳車，將汽車推翻，車上的軍人逃走。過了不一會，“百萬雄師”再次進入工造總司大樓，將圍觀的人全部趕出，抬走屍體。另外，一部分持長矛者前去解救部隊的宣傳車。這就是陳再道將軍在後來的《自述》中說到的，當部隊受到圍攻時，多是“百萬雄師”前來解救的實例。 　　根據“7·20”事件後審訊記錄，殺人者主要是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和鐵道部江岸車輛廠的復員退伍軍人，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工造總司大樓三樓藏有市文化局委託保護的老紅衛兵“破四舊”在全市沒收的古字畫共5700餘幅，在這次圍攻、血洗中，大部分被破壞、丟失。 　　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來電報，全文如下：“武漢軍區：最近，武漢市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群眾的兇手應按《六六通令》嚴肅處理。” 　　“7·20”事件後，公安聯司根據“6·24”攻打工造總司兇手的檢舉揭發和交待，參與殺死朱慶芳的有武漢肉聯廠楊喜×、何啟×二人（因二人還在世，時隔40年，已無法追究法律責任，因此此處不記全名）。殺害工造總司頭頭王明揚的兇手是余少卿（市糧食局，已死），殺害工造總司頭頭戴鵬的兇手是湯忠雲，公安聯司將審訊材料送交武漢軍區，要求按中央《六六通令》予以嚴懲。 　　2008年10月30日中午，彭祖龍邀請我、原武漢橡膠廠的造反派頭頭朱冬久和武漢橡膠廠“百萬雄師”頭頭董際斗等8人到他家吃飯，董際斗談起1967年6月24日百萬雄師血洗工造總司的事。董際斗說：“打工造總司前，8201部隊以檢查消防為名，詳細察看了工造總司的防守情況，繪製了進攻圖形，並在武漢市三十中向待命進攻的百萬雄師作了講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驟都講得很詳細具體。當時，武漢肉聯廠的百萬雄師提出要在消防車水櫃內放六六六藥粉，我和汽運二站的人堅決不同意，認為太沒人性。雙方爭執不下，差點打起來，還是軍代表調停，決定不放六六六藥粉。攻打時，我們使用了自己改制的裝甲車，車頭很堅硬，用來撞擊大門和圍牆。由於你們的人頑強防守，裝甲車沒有攻進去，是從隔壁的八醫院搭跳板攻進去的。殺人的主要是武漢肉聯廠的‘百萬雄師’，被殺的也以武漢肉聯廠工造總司的人居多，我親眼看到16具屍體。當時你（指吳焱金）不在現場，否則就不好說了。”這是40多年後，親歷現場的當事人主動回憶的。在場幾個人均可以作證。董際斗還主動提出和我、彭祖龍三人合影。 　　“百萬雄師”攻打工造總司大樓時呼喊的口號是“踏平工造，活捉吳焱金！”我因有事僥倖離開，但工造總司有幾名勤務組成員傷亡慘重。工造總司三號勤務員王明揚在“6·24”血案中被百萬雄師活活殺死，工造總司四號勤務員潘宏斌在最危險時，懷揣着工造總司的公章跳牆衝出重圍，跳牆時將腳崴傷。工造總司的保衛部長閻志斌身中數刀，倒在死人堆里，百萬雄師把他同其它人的屍體送去火化，火葬場有個工人發現他還有一口氣，對他進行了施救，閻志斌得以死裡逃生。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宣傳部長彭祖龍是現場總指揮，當時受了輕傷，後來被百萬雄師抓去，不久放了出來。 　　工造總司勤務組7名成員，兩人死亡（包括被抓走打死的戴鵬），3人受傷。 “7·20”後軍人道歉，罪證被毀 　　“百萬雄師”殺人者劉××38年後和我們見面，我們問他為什麼要對工造總司大開殺戒，他振振有詞地說：“哪個罵我們，我們就殺哪個。”我們追問為什麼要打工造總司，“百萬雄師”異口同聲講是湯忠雲搞的，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的人當時要我們把造反派從社會上趕回家去。我說：“你們把造反派趕回家就是了，為什麼要殺人？”我追問“6·24”你們打工造總司有什麼理由？為什麼連朱慶芳那樣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也不放過？劉某某說，我聽說朱慶芳在廣播裡大罵“百萬雄師”，我們的原則是，哪個罵我們，我們就不客氣，我們就要打她，再罵我們就要殺死她。 　　“7·20”事件中央表態後，7月30日上午，駐武漢市無線電廠的3名軍代表主動到工造總司司令部賠禮道歉。工造總司的人大都不服氣，死了這麼多人，就行三個軍禮！此時，有個膽子大的人，上前兩耳光打到那個為首的“親人解放軍”臉上，這個軍代表馬上脫下軍帽，兩腳並齊，兩手垂下，低下頭來，一句話也不說，接着又被打了兩耳光，工造總司頭頭們連忙上前扯開、制止。 　　軍人政權將殺人者交待的全部證據材料收走，但一直置之不理。理由是這些被殺的人並不是哪一個人一刀殺死的，抓誰都不合適。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以及武漢警備區司令員方銘、副政委張昭劍以“運動後期處理”為由，讓兇手至今逍遙法外。 　　“7·20”事件後，我們工造總司將千辛萬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總司》報上刊登，正準備在報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時，8199部隊副師長趙奮派人到工造總司傳話，不准我們再刊登這些死者照片。部隊首長說，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關武鬥殺人的照片，因為這些只會給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階級敵人將這些照片傳到國外，污衊文化大革命。另一個危害是容易挑起兩派仇恨，不利於做好“百萬雄師”群眾的轉化工作。因此，除已經印出一期報紙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資料的報紙無法印出。後來造反派多次挨整又被多次抄家，照片資料已難以找回。 　　“文革”中武漢“7·20”事件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眾組織負責人，40年後走到了一起。2007年7月6日 和29日，當年的保守派“百萬雄師”、“武漢公檢法”的幾位代表人物，與造反派組織“三鋼”“三新”幾位倖存的領袖兩度聚會懇談，暢敘歷史恩怨，共話人間 滄桑，共同總結教訓。據悉，這是“文革”40年來，中國唯一見到的“文革”兩大派頭頭的親密接觸。 　　左側站立祝酒者左起：葉長鳴（原武漢軍區副政委葉明之子，“文革”中為武漢工學院學生、校“文革”主任，保守派）、吳焱金（本文作者，“文革”中為工造總司一號勤務員，造反派）、“文革”（文革中“百萬雄師”一號勤務員，保守派）。 坐煤車回武漢遭遇“7·20”事件 　　7月初，我和田學群、王志良（注4）赴京，為防止途中遭到“百萬雄師”攔截，坐吉普車先到黃石市，從黃石市再搭乘輪船到上海，從上海坐火車到了北京，目的主要是想向中央反映武漢日趨嚴重的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圍剿造反派的情況。我到北京後，重點寫“6·24”血洗武漢工造總司的材料，送到設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裡的國務院接待站，先後去了兩次，接待人員沒有任何表態和答覆。我們住在海淀區的白石橋接待站約半個月時間。我們還到了北京大學，聶元梓召集了一個大會，我們在大會上介紹了武漢文革的情況。 　　“7·20”那天，我和田學群、周德剛三人從北京乘火車返回武漢。在火車上，我的胃痛得很厲害，火車上人太多，根本無法走動，武漢醫學院“三司革聯”姓甘的女生翻出車窗，找來治胃痛的藥，又從車窗里爬進來。我對她非常感激。火車快到廣水車站時，列車廣播響了：“吳焱金同志請注意，吳焱金同志請注意，武漢發生了重大事件，請你返回北京、返回北京！”田學群說：“我們趕快下車，下車再說。”車上擠滿了人，也無法去問廣播員，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誰給列車傳遞的消息。 　　下車時那位姓甘的女生也跟着我們下了車，這時是7月21日上午10時。我們幾個人身上都沒錢了，再回北京又要買車票。田學群說，我們跟車站上的人商量一下，能否搭一輛便車回武漢，我們先到江岸車站下車，了解一下情況，再商量怎麼辦。於是，我們找到廣水車站管客運的人，車站上的人說，現在沒有客車經過，等一下有一輛運煤的貨車經過，要停廣水，你們如果不怕髒，我就把你們帶到煤車上去，可以到達江岸車站。此刻我們歸心似箭，管它什麼車，只要能回武漢就行。不一會，果然來了一輛運煤的貨車，廣水車站的人跟火車司機打了招呼，火車司機就叫我們4個人坐在煤粉堆上。車一開動，風把煤粉吹到我們4人的臉上、身上全是煤粉，都成了“非洲人”。姓甘的女生說，她有位親戚住在丹水池，我們可以到丹水池下車。漢口丹水池地處武漢北郊，離市區很遠。我們就在丹水池下了車，到了姓甘的女生姨媽家裡。我們洗了澡，換上借來的衣服，將自己的衣服洗淨曬乾，小甘的姨媽為我們做了一桌豐盛的酒席。 　　我們問武漢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小甘的姨媽說，只看到滿街都是“百萬雄師”的人，估計是出了什麼大事。我們看到街上貼的標語：“打倒小爬蟲王力，揪出謝富治！”“周總理來武漢，王力靠邊站！”“‘百萬雄師’大、好、純，‘百萬雄師’好，‘百萬雄師’就是好！”“‘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從這些標語也可以判斷，武漢的確發生了重大的事件。飯後，我們換上自己的衣服，小甘的姨媽留我們住下，我們堅持要走，田學群提議我們分開走，目標小些。 　　我來到胡瑞玲家，我們當時還沒有談戀愛，但彼此印象很好，“6·24”她受了傷，在家養傷。我在她家住了一天，知道“百萬雄師”在東湖鬧事，在全市遊行，我們誰也不敢出門。我怕影響她家，7月22日下午我乘車到中南路武漢軍區大院門口，看到解放軍都戴着“百萬雄師”的袖章，大院裡面亂鬨鬨的。我不敢久待，趕快步行十幾公里，來到華中工學院。我一到華工，倒在一張課桌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來，聽到“新華工”的學生說：“中央表態了，武老譚垮台了，‘百萬雄師’完蛋了，造反派解放了！”我們趕快坐着“新華工”廣播車上街。只見街上寫滿了大標語：“公雞下蛋了，工總翻案了，‘百萬雄師’完蛋了！”“打倒陳大麻子！”武漢部隊軍人都乘坐汽車上街遊行，軍人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口號喊得震天響：“打倒陳再道！打倒‘百萬雄師’一小撮壞頭頭！”“堅決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堅決支持革命左派！”“堅決擁護中央表態！” 　　此時，“百萬雄師”並未立即垮台，直到7月24日、25日兩天，還每天調動數十輛汽車、消防車、裝甲車，武力攻打離新華工較近的武漢體育學院和武漢測繪學院，搞得人心惶惶。但這已是他們最後的瘋狂。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發表以後，我們就組織了四五十輛卡車，打着工造總司戰旗，從武昌關山的新華工返回漢口友益街工造總司司令部辦公地。我們沿途高呼口號，受到武漢三鎮市民的熱烈歡迎。 　　我們返回工造總司司令部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人員調查一個多月前“6·24”死難人員和受傷者的情況。我帶着工造總司勤務組的幾個頭頭來到每一個死難者家裡，向死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和沉痛哀悼，我們還到醫院和傷病員家裡，一一看望、慰問“6·24”受傷人員。很遺憾的是，儘管我一直為此奔走呼籲，但我始終沒有能力解決死傷者家屬們提出的懲辦殺人兇手、還死難者一個清白、按規定給予撫恤和治傷醫療費用這些並不過分的要求，我一生對此事始終感到愧疚和不安。這也說明我們在文革當中，哪怕是“7·20”事件後，從來就是沒有掌過實權。 注釋： 　　1，劉真：1903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文革中支持造反派；張華：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2，胡瑞玲：吳焱金夫人，1944年生，武漢市工藝美術學校1966屆畢業生，文革中為中學紅聯新美校革司勤務組成員。1968年秋畢業分配到武漢市美術設計公司任設計員。1969年元月與吳焱金結婚。1993年6月患抑鬱症自殺身亡。 　　3，魏昌熾：1940年12月23日生，武漢無機鹽化工廠操作工，工造總司普通成員，文革時因參加造反派被當權派關過牛棚，1992年“內退”。 　　4，田學群：1932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市公安局偵緝科科長、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公安聯司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1982年11月被審訊期間，據稱“突發腦溢血”死亡；王志良：1927年生，南下幹部，中共黨員，文革前為省燃料總公司科長，文革中為省直紅司二號勤務員，文革後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享受離休幹部待遇，2007年去世。 　　2007年7月29日，文革中兩大派組織頭頭聚會合影。前排右一為我在《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文中提到過的造反派“鋼二司”勤務組成員柳英發；後排左四，為武漢地區最大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後排右二，為本文作者吳焱金，右四為武漢地區最大的學生造反組織“鋼二司”一號頭頭楊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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