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回憶：我見到的中央領導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31日15:13: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由於“文革”中造反派頭頭的特殊經歷，比我們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機會與中央領導人直接接觸。雖然他們仍然是“局外人”，並不了解中央複雜的路線交鋒、人事糾葛，但是他們的回憶錄中還是記錄下對這些領導人的許多生動直觀印象，像吳焱金，就寫下了周恩來訓斥造反派頭頭“你過來，我要領教領教你”；陳伯達“一屁股坐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上”，上了衛生間回來褲襠拉練敞開；吳法憲居然親自動手把睡夢中的造反派推醒去見毛澤東…… 　　可惜我無法更大量地摘錄書中有更多有血有肉、妙趣橫生的軼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找來看看。這些文字，揭示了十年“文革”，絕不是像官方聲稱“徹底否定”而後絕不許人們提起的那麼一種非黑即白的簡單化圖景。不論造反派、保守派或是“亮相”的幹部和“支左”的軍人，不論其思想性格，還是人際關係，都錯綜複雜、一言難盡。有志於寫“文革”題材小說的作家們，實在應該更多地閱讀這些親身經歷者、參與者的回憶錄！ 　　以下仍然選自吳焱金的回憶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我抽取了其中若干章節的若干段落。原書中原有大量翔實注釋，介紹“文革”人物和群眾組織和“文革”中特有的口號、提法，為閱讀方便，對注釋有所歸併、刪減。——高伐林按 我見到的許多大人物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節選，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 中央領導人四次接見，出台《五二七指示》 　　1969年5月份一個月內，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人民大會堂四次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命委員會群眾代表，每次都幾乎談一個通宵。 　　第一次進人民大會堂，和這麼多中央首長面對面，既高興又有點兒不安，不知道中央將如何解決武漢問題。我們坐定後，抽的是專供中央首長的熊貓牌香煙，喝的是小袋袋裝的西湖龍井茶，每人面前還擺了紙和鉛筆。第一次接見，進場後每個人發了一份鉛印的有關“反覆舊”的資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吳三人署名的大字報。 　　周總理突然嚴肅地問道：“胡厚民同志來了沒有？”胡厚民（注1）從最遠的地方站起來，他不像我和朱鴻霞（注2）坐在周總理身邊。總理說：“你過來，我要領教領教你！”這話使我們全體震驚，為胡厚民捏一把汗。胡厚民似乎也沒想到周總理突然這樣獨點他的名，小心翼翼走到周總理對面坐下。 　　周總理問：“‘反覆舊’是你發動的？”胡厚民答：“我們大家一起干的。”周總理又問：“你是根據誰的指示？”胡厚民答：“我是領會中央的意圖。”周總理再問：“中央什麼時候說過要‘反覆舊’？”胡厚民說：“我覺得《紅旗》雜誌社論中提到‘反覆舊’，代表的是中央的聲音。” 　　見周總理態度略有緩和，胡厚民拿出材料開始匯報武漢的“復舊”情況，我現在能記得的就是他提到了湖北省新華印刷廠楊繼高、湖北省柴油機廠陳漢壽、湖北印刷廠田國漢的情況，總之列舉了不少“復舊”的實例。 　　周總理靜靜地聽着，待胡厚民講完後，問康生有什麼看法，康生把“反覆舊”的資料翻了一下，問了署名的三個人是誰，康生說：“你們現在都還年輕嘛，‘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你們的雄心壯志還不小。你們對馬克思主義了解有多少？從文章中看不出來。現在形勢大好，復什麼舊？黨的九大召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嘛，你們是反哪個的復舊？” 　　康生談到周恩來在上海搞工人運動，出生入死，那才是灑盡熱血為人民。聽說武漢市還在搞“反覆舊”，根子就在你們，你們要做工作。陳伯達也講了話，大概意思也是你們不能再搞了。葉群講話說：“我也算你們半個老鄉。你們年輕氣盛，看問題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許你們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們應該按正常的組織管道反映情況。你們不是普通群眾，你們不應該搞這麼大的動作，你們在全中國全世界都造成了影響。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這個情況，派我們來就是做你們的工作的。你們今天談的情況，我回去以後會向林副主席報告的。你們可以寫信回去說服他們不要搞了。” 　　接見後，胡厚民對我說：機會來了，你把接見的情況寫下來。胡厚民要我寫信對武漢方面說：方針不變。中央沒有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我們只有繼續搞，才能反映群眾的呼聲，促使中央解決問題。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執筆，落款仍是朱鴻霞、李想玉和我。 　　第二次中央首長接見，周恩來問我們是怎麼回事。他說，要你們給武漢做工作，武漢的火怎麼越燒越旺了呢？胡厚民說：我們做工作群眾也不一定聽，他們有切身的問題未解決，你把問題解決了，就是不做群眾工作，群眾自然就不鬧了。康生聲色俱厲地說：群眾的工作做不了，頭頭的工作你們也做不了？！你們的部下，你們怎麼不能做工作？康生對胡厚民說：你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們沒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們不要搞兩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問題，而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問題！你們不要以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們沒辦法了。 　　陳伯達、葉群、黃永勝講得比較緩和，意思大同小異：你們不能再搞了。周總理身體這麼不好，工作這麼忙，為了解決你們的問題，一個通宵一個通宵地陪你們談，姑且不談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動你們。 　　5月18日上午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參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對各界人士的接見。第二天晚上，又把我們召到了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毛主席很關心你們，責成我們拿出一個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方案。周恩來拿出《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報告”》（即《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發給我們每個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見。意見提得最多的還是朱鴻霞和胡厚民，周恩來在現場用鉛筆對文件進行修改，修改後又給朱鴻霞和胡厚民兩人看，並解釋有些意見不能採納。還說如果沒有大的意見，就這樣定了。吃完夜宵後，放映《南京長江大橋》紀錄片，周恩來坐在我和朱鴻霞中間，周恩來對我們說，這一次，不能再反覆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們這次來的人中還要統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來握着我和朱鴻霞的手說：我相信你們。 　　5月27日晚上，我們第四次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接見，周恩來等正式向我們傳達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中發（69）28號］檔，《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報告”》（即《五二七指示》）。在人民大會堂聽完傳達後，朱鴻霞、吳焱金、胡厚民當面對周總理說：“‘反覆舊’的責任在我們頭頭身上，我們承認錯誤，堅決改正。我們對領導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回去以後不要整群眾，千萬千萬不要整群眾。”周總理當時表態說：“曾思玉同志，你們都在這裡，回去要做細緻的工作，可不能壓群眾。”曾思玉（注3）表態：“堅決按中央指示辦事，堅決按總理意見辦事。” 　　《五二七指示》轉發的《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報告》說，“武漢市工代會主要負責人和省市革委會的個別同志，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在武漢市發動了所謂‘反覆舊’運動”，“把工代會凌駕於革委會之上，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委會，指向革命幹部。這在實際上就背離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不利於貫徹執行‘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這一運動性質被定性為“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從《五二七指示》所隱含的處置方式看，當權派的一切作為都免予追究，實現“團結、勝利”的唯一的調整方式是壓製造反派的不滿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達後，造反派不再進行公開的群眾運動了，但是在廣大造反派群眾中間，與革委會的對抗情緒卻無法消除。非常奇怪的是參與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領導人中，除周恩來、康生外，其它參與者構成整個兒的“林彪反黨集團”。這個不利於造反派的調整過程，沒有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參加。 清查五一六、北決揚的中央學習班 　　1969年11月5日，武漢市抽調有關人員及鋼、新兩派大小頭頭共1319人，參加中央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班名譽校長是林彪，校長是陳伯達，湖北組組長是武漢警備區副政委張昭劍（注4），副組長是工造總司成員平毅（注5），地點在空軍學院，院長是白雲。 　　一到學習班，就宣布這是中央辦的黨校性質的學習班，是中央請來的客人，大家來到這裡主要是學習毛澤東思想，鬥私批修。開始氣氛並不緊張，甚至還把三次蟬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世界冠軍的莊則棟和削球國手張燮林請來，在大禮堂為我們表演精彩球技。 　　儘管如此，中央辦的學習班還是向我們宣布了“五不准”的紀律：不准通信，不准打電話，不准串聯，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互相傳播消息。一句話，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記得與我分到同一個小組的武漢搪瓷廠鋼工總頭頭劉榮輝曾感嘆道：“我的最大願望是儘快結束學習班，最小願望是讓我給家裡寫一封信。” 　　雖然人身不自由，但伙食是很不錯的，每餐都有葷有素有湯，主食的花樣品種也不少，使大家在長達八個月挨整的時間裡能夠吃飽喝足，大家對伙食一直是滿意的，不少人還長胖了。 　　學習班大部分時間是開小組會。根據陳伯達的指示，要“上掛劉（劉少奇），下聯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燒頭”，把自己擺進去，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和罪行。尤其是聯繫湖北、武漢實際，深入揭、批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挖出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及其在湖北、武漢的代理人、總頭目。 　　在學習班中，又把造反派頭頭人為地分為“動力”和“對象”（這是從毛澤東著作中學到的說法：“動力”指的是“革命者”，“對象”指的是被革命的人）。例如：我所在的五連三班，班長兼“動力”是“鋼工總”交通系統一號頭楊愛國（不知為什麼，楊愛國離開中央學習班回單位後竟跳樓自殺身亡），還有“鋼九一三”頭頭吳傳友也是“動力”。“對象”則是我和市統計局長、革干聯幹部崔放鳴。軍代表也在關鍵時參加小組會。像我們這些被列為運動對象的頭頭，交待檢查後再接受“動力”和軍代表的批判。簡單地說，每天都在作交待挨批判中過日子。 　　和我同班的老幹部崔放鳴對付審查很有經驗，他一點也不緊張，字斟句酌地寫好三張材料紙的檢查交待，除了自己給自己扣大帽子外，一點實際內容也沒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張材料紙就開始接受批判，無論你怎麼樣批判，他總是虛心接受，堅決不改，每次照念不誤。後來軍代表惱火了，把他的三張材料紙收去，但他對檢查交代的內容早已背得滾瓜爛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寫三張。九個月的時間他就是這樣念下去，軟磨硬抗，軍代表居然到最後也沒能把他怎麼樣。 　　崔放鳴的辦法雖好，我卻學不會。面對永無休止的批判、逼供、警告、誣陷，永遠不為所動，不是我這種感情豐富、性格急躁的人能夠堅持下來的。 　　我後來才明白，每次要整誰，都是學習班的領導們事先策劃、確定好了的，與被批判對象的態度好壞無關。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純粹是騙人的鬼話。那次在北京學習班，省革委會副主任、鋼二司司令楊道遠在大會上作了深刻檢查，學習班的領導照樣不放過他，最後楊道遠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武漢的代理人，學習班還未結束就被抓了起來，押回武漢。 　　我當時在學習班自認為有底氣，自己與“北決揚”、“五一六”絕對扯不上關係。但檢討還是要檢討的，不深刻檢討是過不了關的。學習班把朱鴻霞、楊道遠和我等人在大會上的檢討發言都錄了音，當時就拿回武漢大放特放，以此制服在武漢辦學習班的各廠礦造反派頭頭。張昭劍利用在北京辦中央學習班，造反派頭頭畏懼中央的權威，害怕自己對毛主席不忠的心理，向批判對象提了一個特殊的要求，每個人在大會檢討時，必須痛哭流涕，否則不能過關。這個要求對朱鴻霞非常容易，對楊道遠和我就很難。楊道遠擠了幾次眼睛硬是哭不出來，我則反覆調動感情，想生病的父親，終於擠出了眼淚。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我的恥辱。我們違心地流眼淚，只能是配合張昭劍演戲，只能是為了自己矇混過關，任憑張昭劍拿這個痛哭流涕的檢討去欺騙、威脅在漢的廣大造反派頭頭，這是我在中央學習班的一件不光彩的事。 　　學習班還有一位老幹部應該成為我們的楷模，他就是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文革前的武漢市副市長薛朴若。在北京學習班的九個月裡，他始終一句話不說，一個字也不寫，任憑你如何批判，他始終像菩薩一樣端坐不動。軍代表有次組織我們去打薛朴若的態度，我靜靜地觀察，他果然半閉着眼端坐不動，像和尚坐禪一樣。個別人為表現自己，不但大聲吼叫，而且拳頭幾乎要揮到他的臉上，他也紋絲不動。有人吼道：“你為什麼打瞌睡？”只見他並不睜眼，輕聲說：“聽着呢！”在半天的批判中，這是我聽到的唯一的三個字。我當然不會去乘機批判他來表現自己，我覺得他很了不起。但薛朴若這個辦法我也學不會，我天生沒有這個能力。別小瞧這不理不睬的法子，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它需要頑強的毅力和極大的勇氣。薛朴若硬頂九個月，居然也平安無事。 　　陳伯達、謝富治等經常到學習班來，有次來我們湖北班五連沈復禮住房的門口，一屁股坐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上。陳伯達對大家說：“我是小小老百姓，你們是頭頭，頭頭就是首長，你們可以審判我呀！”又說：“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你們要自己解放自己，放下包袱，才能輕裝上陣。”“你們不要自我膨脹，要虛心接受批評。什麼是虛心？虛心就是讓腦子騰出地方來，舊的東西空了，新的才能進去呀！”“你們說，按勞取酬是不是社會主義原則？你們是工人，工人就要勞動，要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你們代表了工人階級利益嗎？”陳伯達講了很多，他的福建話不好懂，有時謝富治為他當翻譯。時隔近四十年，只記得這些只言詞組。 　　記得陳伯達和謝富治還專門找過朱鴻霞、李想玉（注6）、楊道遠、胡厚民和我到小會議室談過話。那天謝富治胃疼，用熱水袋捂着肚子。只是陳伯達那天講的什麼，我竟一句也回憶不起來了。 　　北京學習班的第一個高潮是將鋼工總頭頭、漢陽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萬泰，鋼九一三頭頭、民眾樂園抗暴指揮部總指揮張鵬程，工造總司頭頭、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王錦銘三個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全體學員大會上進行批鬥，然後宣布逮捕，押回武漢。剛好鋼工總、鋼九一三、工造總司三大組織各攤一個，像1968年初三結合成立省、市革命委員會時分配席位一樣。 　　我不了解鋼工總的劉萬泰和鋼九一三的張鵬程為什麼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但工造總司的王錦銘卻是因私下的談話被戰友出賣而當上“現行反革命”的。原來是工造總司頭頭、省革委會常委潘宏斌向學習班當局揭發，說王錦銘說過“男人當道，女人得勢”這句話，學習班領導認為這是把矛頭指向江青和葉群，也是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現行反革命言行。王錦銘就這樣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坐了多年的牢。想不到王錦銘因禍得福，因為坐牢，以後造反派“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與他無關。在毛主席逝世後，他反而成了反對林彪、江青的英雄，被平反昭雪，回廠上班，最後正常退休，得以安度晚年，直到2006年夏天去世。 　　1970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首都體育館兩萬多人的形勢報告會上作報告，我們學習班全體成員都參加了，我又一次見到敬愛的周總理。周總理談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內閣首相朗諾在美國的操縱下，發動了軍事政變，廢黜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後又判處他死刑。周總理還風趣地說，西哈努克原來是親右派的，想不到正是右派發動政變推翻了他。周總理講了好多國際形勢，其它的內容就記不住了。 　　1970年5月20日上午10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百萬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大會。我們應邀上了天安門觀禮台，我的座位是在東2台。那天，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人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我能看到毛主席向我們揮手。林彪在大會上宣讀了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莊嚴聲明。 　　張昭劍整天板着臉，披着軍大衣在學習班走來走去，到處耍威風，他是林彪的忠實信徒，每次都是扯起喉嚨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相比之下，謝富治每次到學習班都是笑容可掬，客客氣氣，從沒有聽到過謝富治訓人，批評人。陳伯達則不一樣，喜歡賣弄理論，喜歡訓人。記得在一次大禮堂召開的學習班全體學員大會上，陳伯達一開始竟說：“有人說我是竊國大盜，你們看我像竊國大盜嗎？”接着嘰里咕嚕講了一大堆，我也記不得了。只記得這次大會上點了任愛生和支持造反派的銀行幹部聞立清的名，聞立清是著名詩人兼鬥士聞一多的侄子，任愛生是堅定支持鋼派的革命老幹部。他站起來和陳伯達互相大聲叫喊，好笑的是陳伯達的福建話和任愛生的“鳥叫”誰也聽不清，反正任愛生公然站起來與陳伯達硬頂則是大家親眼目睹。任愛生同薛朴若相比，是另一種類型的硬骨頭。薛朴若相當於後來受審的張春橋：一言不發。任愛生類似於後來受審的江青：大吵大鬧。陳伯達又問聞立清，你是否說過“士可殺，不可辱”的話？聞立清挺直腰板回答：“說過！”張昭劍插話：“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雖然上台揭批胡厚民的人多得數不清，但批判揭發都沒有分量。這時，胡厚民的上級兼戰友、鋼工總一號頭頭朱鴻霞拋出了一個重磅炸彈。朱鴻霞在全體學員大會上揭批了胡厚民的反動思想，把它總結為三句話：“隱蔽精幹，保存骨幹，長期干。”這下子不得了，學習班立刻將“三干”策略宣布為反革命綱領，又有了鬥爭的活靶子。胡厚民非但不作任何辯解，反而“就湯下麵”，把朱鴻霞總結的“長期干”改成“二十年後大干”。有一次，軍代表組織我們到小組會上去揭批胡厚民，胡厚民非但不檢討，反而借交待為名，大談為什麼要“二十年後大干”。他說：“二十年後，老紅軍不多了，抗日幹部掌權的也不多了。那時造反派已是久經考驗的真正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銳利武器的戰士，將是戰無不勝的！”軍代表指責他邊交待邊放毒，胡厚民照說不誤，直到軍代表不准他講話。我猜想胡厚民當時的心情，既然已經把我打成“五一六”的黑後台，對朱鴻霞的揭發也無所謂了，乾脆借題發揮，大肆宣揚。至今，胡厚民為何在鋼工總高層領導中總是單獨同朱鴻霞談“三個長期鬥爭”和“三干”策略仍然是一個謎。為什麼夏邦銀、沈復禮等人就沒有聽到胡厚民講那些話呢？ 　　北京學習班把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任愛生押回武漢批鬥，然後分別關押。胡厚民、李想玉、任愛生先是單獨關押在湖北省公安廳，1973年3月，又把胡厚民、楊道遠、任愛生轉移到咸寧關押。 　　1970年6月底，長達八個月的北京學習班結束了，我們全體回到漢口黃浦路兵站，然後分別回到各自的單位繼續作檢查，接受群眾的批判。 我眼中的中央領導人 　　因為文革，我這個普通一兵被推上歷史舞台，得以接觸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大人物。 　　毛澤東：毛主席在文革中是億萬人民的偶像，也是我心中的偶像。他的雄才大略，堅定的意志，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幽默風趣的語言，不忘本色永遠堅持工農的立場和農民的生活習慣，龍飛鳳舞的毛體書法，大氣磅礴、氣吞山河的詩詞……都是人們可望而不可即的。如果沒有文革，像我這樣的普通工人，能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也許是永遠的夢想。1969年5月1日夜晚，在中央學習班學習的我有幸登上天安門城樓旁的觀禮台，心潮澎湃地仰望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焰火晚會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感到無比的光榮和幸福。 　　1969年5月18日中午，我正在北京京西賓館寢室里睡午覺，在睡夢中突然被一個人推醒。推我的人原來是矮胖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他的外表形象讓人不敢恭維，使人看了會忍俊不禁，但他待人卻是和藹而親切的，沒有一點大首長的架子。他叫我趕快起床，去參加中央領導人的接見。我們坐上交通車來到人民大會堂，根據我保存的入場劵，我的座位是三排2號。下午3時，在激越的《東方紅》樂曲聲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依次走上主席台，一同登上主席台的黨、政、軍領導人相當多，陳毅元帥去了，徐海東大將坐着輪椅也去了。毛主席微笑着向我們頻頻招手。我的座位離主席台只有幾米遠，所有中央領導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毛主席當年的確是滿面紅光、神采奕奕，他高大魁梧的身影在台上來回走動。其間，毛主席和站在主席台前排中央的白頭髮地質學家李四光握手，較長的時間交談，周恩來總理後來告知我他們談話的內容。我們湖北省暨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全體群眾代表不停地縱情歡呼，全場氣氛熱烈沸騰，第二天的《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毛主席接見軍民的照片，我能從照片中隱約地看出自己。 　　1970年5月21日上午10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大會，我又榮幸地來到觀禮台東2台，再一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我這次同樣是在很近的地方仰望天安門城樓，仰望毛主席，感受他氣吞山河的偉人氣勢。林彪副主席在大會上宣讀了毛主席五二○莊嚴聲明。毛澤東在聲明的最後，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到了1987年春天，我已經不能再仰望毛主席，而是在毛主席紀念堂瞻仰靜靜地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澤東，他與生前的差異是失去了神采，而且再也不能說話了。 　　我與毛澤東沒有直接談過話，但我心中的毛澤東始終是無比高大的，他的魄力無人企及。無論他有多少缺點或錯誤，他都是一代偉人，一座豐碑。 　　林彪：我的湖北老鄉，一位能征善戰的元帥。我當兵時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當時在部隊裡大興“三八作風”、“四個第一”都是他創造的。由於支持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被選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見林彪也只是在毛主席接見我們時遙望一眼而已。我對他既無好感也無惡感，倒是他剛剛在九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老婆葉群，我1969年5月份在人民大會堂見過四次，在處理湖北“反覆舊”運動四個通宵的談話中，葉群講話不多，每次她都熱情地和我們握手，葉群在唯一的一次講話中稱自己是“半個湖北人”，和我們攀老鄉，並說“很理解你們所受的委屈”，承諾“我將把你們談的情況報告給林副主席”。似乎是很親切和藹的一個人，好像鄰家阿姨。她說自己以前在軍隊中不過是個廣播員，是與林彪的結合改變了她的命運。想不到兩年多後她與林彪命喪蒙古溫都爾汗。 　　七二○事件後，湖北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林彪死黨、活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等軍人的把持下，想方設法整造反派。而且軍隊在各級革委會中是不受監督的，他們大搞一言堂，革委會實際上演變成為軍政府，這就是導致造反派與林彪的死黨、活黨們長期不斷鬥爭的原因之一。林彪之死——一個至今未解開的謎！ 　　周恩來：周恩來總理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感到最親切的人。他的革命資歷不亞於任何人，他的能力，他的風度，他的品德，為舉世所傾倒。文革中我多次當面聆聽他的教誨，他永遠是慈祥、和藹、親切、耐心地聽我們講話，從不亂扣帽子，也不以勢壓人。1969年5月18日毛主席接見我們後，我在人民大會堂問周總理：“主席今天在台上和李四光說什麼悄悄話？”總理告訴我們：“主席問李四光恐龍是怎麼滅絕的，李四光說是小行星撞地球，導致地質結構和氣候的變化使恐龍滅絕。主席說，沒有小行星撞地球，恐龍也會滅絕，為什麼呢？恐龍太大了嘛！物極必反，先稱霸後滅絕是必然的規律。周總理藉此告誡我們，你們現在就很膨脹，很自以為是嘛！任何人一意孤行就會走向反面。他的批評不使人難堪，而是讓人心悅誠服。黨中央在北京開九大，我們在武漢搞“反覆舊”，鬧出那麼大影響的事，周總理只是一開始說了“胡厚民，你過來，我領教領教你”這句最重的話，以後四個通宵再未說過我們一句重話。和我們一塊兒吃餃子，一塊兒看電影，還拉着朱鴻霞和我的手說：“回去好好做工作，我相信你們。” 　　文革沒有周總理的支持是不堪設想的，他才是毛主席忠誠的戰友和中流砥柱。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圍攻毛澤東住所、綁架中央代錶王力等人、軍隊武裝上街示威遊行、反對中央決定的事件。如果不是周總理指揮若定，親臨武漢為毛澤東解圍，後果同樣是不可想象的。 　　1967年8月，周總理提出：鋼、新兩派“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始終關注武漢的造反派。1967年10月，周總理來武漢解決造反派大聯合問題，輕輕鬆鬆一句：“不要鋼，不要新，成立一個革命工代會好不好？”就把武漢大聯合的問題解決了。後來周總理在東湖長天樓接見武漢造反派時曾說：“不要說不鋼必康，康有為就很好嘛！”有人說總理“和稀泥”，中國還有第二個能“和稀泥”的人嗎？在人民內部還是要多和稀泥好。周恩來一生是溫和派，有高超的政治鬥爭藝術，他始終是極具魅力的一個人。在我的心目中，周恩來是一個超人，一個完美的人。 　　陳伯達：陳伯達也許是我見過次數最多的黨中央領導人，以前只知他是秀才文人。1969年5月在人民大會堂四個通宵，陳伯達幾乎沒講話，即使偶爾講了幾句，既聽不懂也記不住。只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陳伯達上完洗手間回來，坐在我附近的沙發上，他的坐姿經常變動，這次就叉開褲襠斜靠着，褲襠的拉練完全是敞開的，我很想提醒他把拉練拉上，但又恐當眾說他會出洋相。同總理比起來，他也太不講究了。 　　身為軍人的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也是東倒西歪地靠在沙發上，有時還蹺起二郎腿。真是不見不知道，一見知分曉。 　　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我們在北京辦學習班時，陳伯達、謝富治等經常到學習班去，這次陳伯達是主角，說的話非常多，我絕大多數記不住。只有幾句話被他自己後來驗證了。一是他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二是陳伯達在學習班全體大會上說：“有人說我是竊國大盜，你們看我像竊國大盜嗎？”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果然被當作“竊國大盜”（政治騙子）抓起來了，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對陳伯達的印象談不上好和壞，也不覺得他有多大學問，但他不擺首長架子這一點我覺得還是可取的。那天他到學習班沈復禮住地的門口，一屁股坐在冰冷的走廊水泥地上，恐怕沒有第二位中央首長這樣隨便了。與他同行的謝富治對我們的態度始終很友好，從不說話傷人，就是身體不太好，經常用熱水袋捂住胃部。我不了解謝富治，但總覺得他是個好人。陳伯達是我接觸最多而又說不出什麼印象的人。 力薦吳官正擔任武漢市科委副主任 　　北京“六廠二校”（注7）經驗是北京市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落實政策的經驗。湖北省從1969年6月開始模仿北京六廠二校抓典型的經驗，也搞了“六廠一校”的典型引路。王克文1973年擔任中共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以後，要我抓六廠一校工作。 　　有一次，大約是1975年，葛店化工廠的兩名軍代表要向王克文匯報工作，王克文通知我到他家去聽匯報。軍代表在匯報時提到了該廠革委會副主任吳官正，說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的研究生，1968年分配到葛化的，工作表現很不錯，特別是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搞得很好，在葛店化工廠很有群眾基礎。王克文說： 　　“這樣的人才可以調到市科委來抓全市的技術革新工作。”軍代表說：“吳官正人是不錯，但可惜他是造反派，不能重用。”軍代表走後，我問王克文將吳官正調到市科委來作何安排，王克文說：“先讓他當一般的工作人員吧，搞得好再說。”我說：“軍代表說造反派不能重用是完全錯誤的，與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有真才實學的造反派應該大膽用。吳官正在廠里就是廠革委會管技術的副主任，你把他調到市科委當工作人員，完全是埋沒人才，不能因為他是造反派就進行打壓。再說，他是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與武漢市的派性不沾邊，提拔吳官正不會引起任何非議。你要調他到市科委來，至少當個副主任。”王克文問：“你說他當副主任行嗎？”我說：“他肯定能行。一是因為他是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憑他的文化水準肯定夠格；二是他在工廠的實踐證明他搞得不錯。你要提拔人才就要大膽提拔。”王克文當時表示：“我可以考慮你的意見。”不久，吳官正就被調到了市科委當上了副主任。 　　吳官正當上市科委副主任，與我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也是他人生道路上很關鍵的一步。在極力推薦吳官正的問題上，與我的造反派情結是分不開的。如果軍代表不說他是造反派不能重用的話，我也不會那麼賣力地向王克文書記力挺吳官正。後來我跟吳官正接觸較多，彼此也非常熟悉。吳官正在襄樊會議期間明確表示支持造反派。但我從來沒有當面跟他談過他到科委任職是我推薦的。在我陷入困境時，知情的親友曾勸我去找吳官正尋求幫助，我不做此不明智之舉，這也不是我的為人之道。我今天說出這段歷史，已經完全不會影響吳官正的前途，只是說明任何人的命運，都有可能因一個偶然的機緣而改變。 俞正聲批示，解決了我們的養老生活費 　　最早領頭為倖存的造反派“兩案”人員的生活費奔忙的是原長辦聯司的頭頭顧建棠（注8），他通過合法程序在湖北省檔案館查到中發〔1982〕9號文件。文件明確指出：“凡在清查運動中罪該判刑的人員，刑滿釋放後，應由原單位負責，同有關部門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行政處理不宜採取開除公職的辦法。”等。就是這樣一個鄧小平、胡耀邦主政時的中央文件，當時湖北主政的省委主要負責人竟不予傳達，也不執行，塵封18年後才被顧建棠意外發現。這時是2000年。湖北省在1982年、1983年不僅對抗中央兩案工作會議只判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四人徒刑的決定，擴大了對造反派頭頭的判刑範圍，這些被判刑的人釋放以後還被開除廠籍和公職，不給生活出路。為此，顧建棠、劉祖平、胡國基等人開始了艱難的申訴之路，甚至帶領數十人到省委門口靜坐。防暴警察前來驅趕，當問清緣由後，都自動離去不再過問，看來連警察也對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動了惻隱之心。 　　首先是由顧建棠寫信向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反映情況，然後是登門申訴。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高處長、李處長、董處長直至廳長應該說對此事還是比較重視的，也能正視和處理這個問題。由於時間長，涉及面較大，一系列問題不是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勞動廳一個單位能夠解決的。儘管如此，由於有了中央〔1982〕9號文件，武漢鐵路分局率先自行解決了該系統楊全順、劉祖清、劉祖平等三人的生活費問題，鑑於他們三人均年過七旬，武漢鐵路分局一次性發給每人4萬元。這件事鼓舞了顧建棠繼續訴求的決心。 　　2003年夏天，胡國基到我家，讓我填了一張解決生活問題的表，才將我的名字登記上去。我又和胡國基一道，到中山大道老蔡林記參加了一個會，碰到了李家驥、陳端午等人，其中李家驥說要上街遊行，我當即表示反對。後來才知道，為落實中央〔1982〕9號文件，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中也分為激進派和溫和派。顧建棠、劉永熹、胡國基等人是溫和派，主張堅持不懈地逐級反映情況，堅持採取擺事實、講道理、有理、有節的方式，絕不採取過激方式解決問題。我自然是和溫和派一起活動。 　　我前後多次參加在朱裁縫家召開的會。會上，一是討論顧建棠寫給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副省長蔣大國等的信，二是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這樣的會幾乎每周開一次，總是由劉祖平主持，顧建棠唱主角。會開得多了，也容易產生分歧，人多嘴雜，亂傳消息，既不解決問題，還產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我多次建議顧建棠、劉祖平、胡國基不要再開這種會了，有事小範圍商討即可。以後，我很少參加這樣的會，但後來由顧建棠召集的小範圍研究如何給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反映困難情況的會，我大部分都參加了。所有的信都是顧建棠親自起草、打印，徵求意見修改後，又再打印。據說先後寫了二百多封信。這對於一位七十多歲的古稀老人來說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顧建棠為解決大家的生活費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代價。 　　我也曾多次同顧建棠、胡國基、黃有堂、陳大華等人到湖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向高處長、李處長反映情況。李處長說：百萬雄師1967年打工造時，他還小，但他就住在工造總司大樓附近，現場目睹了屠殺慘狀，至今記憶猶新。 　　功夫不負有心人，由於顧建棠等不間斷地、執着地向有關部門寫信、上訪，省政法委終於為此事召集省八個相關部門開了半個月的座談會，搞出了一個座談會紀要。根據這個會議紀要，還要由省高級人民法院來甄別哪些人屬於“兩案”人員，哪些人不屬於“兩案”人員。胡國基為此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 　　在這個基礎上，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批准，才有了武政法辦〔2005〕40號文件，被認定的幾十名“兩案”人員自2005年元月起每月領取555元養老費，但沒有醫保和其它待遇。有些“兩案”人員由於難以認定案情，至今還沒有解決生活費。2007年，又將“兩案”人員生活費參照社會退休職工的平均工資調整為755元，2008年調整為802元。 　　這件事每年都是由顧建棠、胡國基不斷地為大家奔走、反映，才得到妥善解決的。如果沒有顧建棠、胡國基等人全力去做這件事，垂暮之年的我們該怎麼辦？對於身殘病重、常年獨居的我來說，這是我唯一的生活來源。 　　我給俞正聲寫信說：“即使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也沒有不給政治犯生活出路的。嚴格地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是根本沒有政治犯的，我們雖然號稱社會主義國家，卻比資本主義國家差遠了。” 　　我也曾和顧建棠、胡國基、黃有堂、陳大華等人到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去上訪過一次，要求重新複查對我們的判決。該院一位主任對我們說：“你們的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是中央統一解決的，我們不能開口子。我理解你們的心情，也同情你們的遭遇。只要上面開口子，我們立即解決你們的問題。” 注釋： 　　1，胡厚民：1937年7月生，湖北漢陽人。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開除黨籍）。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廠當工人（後分出為武昌鑄鋼廠工人）。1文革初為群眾組織鋼工總二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6年12月對其實行專案審查，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10月31日死於勞改農場。 　　2，朱鴻霞：1934年生，文革前為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文革中為鋼工總一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7年去世。 　　3，曾思玉：1911年2月生。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原瀋陽軍區副司令員，“7·20”事件後調任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委會主任，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 　　4，張昭劍：當時武漢市二把手，1923年生，文革期間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陸軍29師即8199部隊政委，“7·20”事件後任空降兵15軍即7250部隊副政委兼武漢警備區副政委，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陸軍第17軍政委，兼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武漢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武漢當時一把手是方銘，1921年生，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5軍軍長，武漢警備區司令員，文革期間任武漢市革委會主任。 　　5，平毅：1941年生，復員軍人，文革前為武漢液壓件廠技術員，文革中為工造總司普通成員，1973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文革後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6，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為武鋼機械總廠電焊工，文革中為武鋼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被關押十幾年，撤銷一切職務，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免予刑事處分，1993年初死於肝癌。 　　7，“北京六廠二校”：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0%(0)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