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回憶：“文革”歲月眾生相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01日15:22:3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文革”是個大舞台，所有的人都或主動或被動地登台表演。吳焱金的書中，記述了“文革”中各色人等淋漓盡致的表演：造反派頭頭，受到衝擊又被解放的老紅軍、省市領導，參加支左、軍管、執掌大權的軍人，“文革”中一步登天的工農兵代表，當時和後來走紅的眾多藝術明星…… 　　我讀過很多以“文革”為題材或者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深感由於當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聲令下：徹底否定“文革”，致使“文革”中極其豐富、鮮活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教訓、人性展露，統統都被一棍子打下，致使包括這些小說在內，人們對“文革”的回憶，都只剩下乾癟枯燥，非黑即白的幾條八股結論。 　　幸虧，時代不同了，當局一言九鼎，已經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 　　雖然中國大陸當局對“文革”課題如臨大敵，百般封殺，但是這麼多年來，中國大陸各方人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魚有魚路，蝦有蝦路，關於“文革”題材的出版物仍然是汗牛充棟，近年來的自費印行更是大行其道；而海外（港、台和西方）的中外文出版物更出了個不亦樂乎。在“文革”爆發40年、宣告結束30年之後，民間更一下子冒出大量“文革”回憶錄，像這裡重點介紹的吳焱金、曹承義回憶錄，我前幾個星期在博客中提到的魯禮安回憶錄、李乾回憶錄……都是在這個期間浮出水面的。 　　2006年5月中旬，在紐約舉行的“文革4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周原做了題為“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學概述”的演講，其介紹雖然簡略，然而全面，浩如煙海的文革史料讓我大開眼界。該文和這次研討會的其它論文，後來收入田園書屋2007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下兩厚冊。 　　今天我介紹的吳焱金的書中片段，是他記述的“文革”中各色人等輪番登台表演：造反派頭頭，受到衝擊又被解放的老紅軍、省市領導，參加支左、軍管、執掌大權的軍人，“文革”中一步登天的工農兵代表，當時和後來走紅的眾多藝術明星…… 　　所寫的這些人大多在文中交代了身份、來歷，原書中的翔實注釋，我就基本上刪節了。所選的這些章節中的一些枝蔓，也做了刪節。——高伐林按 “文革”確實觸及了許多人的靈魂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節選，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 參加周總理宴會的趣聞 　　1967年10月8日，周總理在武昌東湖長天樓設宴招待謝胡等阿爾巴尼亞貴賓，武漢造反派各組織主要頭頭也參加了這次宴會。這次宴會非常豐盛，前後上了十幾道菜。那天和我同桌的有新華工郭保安、鋼九一三李想玉等。由於第一次參加這麼隆重的國宴，誰也不知道將會陸續上那麼多好吃的菜。河南人郭保安戴一副近視眼鏡，瞅着一個小盤子說：“好白的烙餅啊！”拿起來便吃，剛一咬就吐了出來，原來是迭成圓形的擦手巾，惹得全桌一陣鬨笑。 　　人們剛笑罷郭保安，李想玉又出了洋相，有些菜下面墊着漂亮的紅花綠草，李想玉以為綠茵茵的嫩草是青菜，剛嘗一口連忙吐出來，連聲說：“是草，是草。”我說：“你成了革命的老黃牛。”大家又是一陣大笑。由於每一盤菜都很好吃，一端上來就被吃光了。誰知宴席上源源不斷地上菜，菜一個比一個好吃，肚子吃得實在太飽了，許多人只有停下來不吃了，你望我，我望你，再看看滿桌美味佳餚，有人搖搖頭說：“早知是這樣，何不慢慢品嘗呢！一個個狼吞虎咽，真是掉了造反派的底子！” 　　好在大家都是無產階級，情有可原。會後，三鋼三新等群眾組織共同整理了《周總理接見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各組織代表時的講話》。 我把冒煙的手榴彈扔向大院 　　工造總司鐵軍有個叫劉耀武的，他去找朱鴻霞，說工造鐵軍的旗幟被鋼工總的人撕了。朱鴻霞不賣他的賬，言語不和，劉耀武打了朱鴻霞一拳頭。鋼工總立即調動人馬，1967年10月29日一天之內把包括鐵軍在內的工造總司所有的區司令部和分部全部砸光，但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我採取不吭氣、不反擊的態度，讓對方把氣出夠，氣消了，對方就沒有意見了。 　　1968年6月，鋼工總召開江心會議，作戰部部長姜詩存游泳淹死，鋼工總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弄了上百輛汽車在全市遊行。車隊專程從工造總司司令部門口經過，有示威之意。這時有個工造總司鐵軍的人，為報被鋼工總砸過之仇，拿了一個手榴彈就要往車隊人群中投下去。我一看大事不好，以最快的速度衝上去，他已將手榴彈的弦拉開，引信“吱吱”直響，冒着白煙，我一把奪過來，迅速地往大院一看，幸好院內無人，就把冒煙的手榴彈扔到了院子裡，轟的一聲，手榴彈爆炸了。還好，沒有任何人傷亡。遊行的車隊以為出了什麼事情，引起一片驚慌。我趕緊到門口向車隊的人解釋，說我們有人不小心走了火，才將一件不堪設想的突發事件平息。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 　　7·20事件後，工造鐵軍參加了搶槍。他們有槍，有炮，有手榴彈，還把槍炮拿到街上搞過一次武裝示威遊行，但沒有發生過武鬥，也沒有發生過刑事案件。我們總部沒有去搶過槍，我也沒有布置過搶槍，但我對鐵軍搶槍沒有進行有效地制止。文革後判刑時，沒有追究我搶槍、武鬥的事。 擁軍慰問時我喝得大醉 　　文革中，每年元旦至春節這段期間，湖北省、武漢市革命委員會都要分別組織擁軍慰問團到部隊去慰問。所謂慰問，就是帶上一個由勞動模範、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各行各業先進人物以及一個文藝表演團體組成的慰問團，團長由地方老幹部擔任，我每年照例是副團長。 　　我當了八年擁軍慰問團副團長，認識了不少先進模範人物，例如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三輪車工人余宏杞和雜技演員夏菊花就是我們慰問團的團員。余宏杞因參加慰問團而認識了夏菊花，他仰慕夏菊花，自己做媒把夏菊花介紹給自己在部隊當營長的兒子，夏菊花這個後來的全國雜技家協會主席就成了三輪車工人余宏杞的兒媳。武漢各大劇院的演員都當過慰問團的團員，我和他們混得很熟。那時不像現在有這麼多的演藝明星，除了“三名三高”之列的老演員高百歲、高盛麟、關正明、陳伯華、沈雲陔、關嘯彬、郭玉昆等以外，青年演員都不是明星，工資也不高。當時最高工資的高百歲、關正明，每月工資竟達一千元，陳伯華每月七百元。而青年演員每月才幾十元，最高的有一百元左右，如有名氣的武漢歌舞劇院獨唱演員吳雁澤、評書演員何祚歡等人工資要稍高一些。 　　我們慰問解放軍，部隊首長一定會設宴熱情招待我們，而且只要我們一端酒杯就會被灌醉。為防止喝酒誤事，每次慰問前我都事先到醫院打個胃病證明的條子，我當時身體特別強壯，唯一的毛病就是有時胃疼。每當首長勸酒，我就拿出醫生證明，以胃病不能喝酒為由婉言謝絕，以茶或飲料代酒。有一次我們到8199部隊慰問，這一招不靈了。謝師長說：“胃病小意思，不能喝白的來點紅的總可以。”盛情難卻，我只好陪他喝紅葡萄酒。那時沒有干紅，喝普通紅葡萄酒像喝糖水似的，我從沒醉過，也不知能喝多少。謝師長很會鬧酒，我說不過他，只有喝，不一會每人喝完兩瓶，本可到此收兵，我當時年輕氣盛，想藉此機會醉倒謝師長，就主動提出再喝一瓶，而且要一口乾。謝師長看出我的用意，說：“你小子想灌醉我，來吧，不醉不歸。”我一飲而盡，他分兩口喝完。我發覺軍人都挺能喝酒的，我未必能贏，而且胃也裝不下了，於是不再挑戰，他也不再勸酒，雙方打了個平手，總算皆大歡喜。 　　我這種潛在的爭強好勝的個性，下一次到武漢陸軍總醫院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這次慰問團團長是劉惠農，文革前的武漢市市長，一個言辭極短又不能喝酒的人，加上他因打鏈黴素導致耳聾，酒桌上氣氛非常冷清。我對面一位體態魁偉的政委，面前已擺了六小杯白酒，他說：“大家都不喝，怎麼辦？”然後對我說：“你年輕，我喝六杯你喝一杯怎麼樣？”我心想哪有那麼大酒量的人，六比一我還干不過你？想到這裡，我笑答：“一言為定，我今天捨命陪君子。”他二話不說，連干六杯，我也一飲而盡；他再給自己倒六杯，又一飲而盡，我也一口乾。我心想，他那十二小杯，也接近一斤白酒了，再喝六杯，看他怎麼辦？正當我和政委準備再喝時，旁邊的首長說話了：“哈，你小子明明能喝，裝胃痛。你和政委乾杯，瞧不起我們是不是？來，我敬你一杯。”這一下麻煩了，總醫院的首長輪番同我乾杯，我向來不會鬧酒，也不會玩狡猾，推脫不過，只有喝。同首長們幹完杯，我感覺自己醉了，連忙吃西瓜，首長們也齊聲說：“多吃點菜。” 　　我正慶幸總算收場了，誰知幾個女兵攙扶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來到我跟前：“我代表老紅軍和全體女兵敬你一杯，你不會不賞臉吧？”我無奈，連說：“不敢，應該我敬您。”我喝下這杯酒，看人已是雙影，說話已不利索。偏偏這時，武漢市楚劇團的演員也來湊熱鬧，一位演員走到我面前：“我代表全體演員敬你一杯。”我說：“莫開玩笑，我喝不得了。”這位演員不依不饒：“你跟大人物喝得那起勁，瞧不起我們小演員是不是？”眾演員一塊起鬨，我沒辦法，只好又幹了一杯，此時我徹底醉了。儘管醉了，看不清人的相貌，還要高一腳低一腳地到廚房去向炊事員道謝，強撐着到了露天演出會場。 　　坐在主席台上，眼前一片模糊。以前每次都是由我作慰問講話，今天這個任務只能交給劉市長了。講話還未開始，胃中作涌，我要求下去休息，兩名軍人將我扶出會場，幾千名當兵的看着我，我感到非常狼狽。我一忍再忍，總算走出會場，“哇”地一聲，全吐在牆邊的溝里。兩名軍人立即送我去打吊針。經過輸液，休息三四小時後，才送我回家。在車上，軍人們還跟我開玩笑：“我們這裡有最好的醫生，喝醉了沒事，下次來我們跟你喝!”我說：“這次才算明白，喝酒充英雄，喝醉是狗熊，我再也不喝了。”我問他們政委有多大酒量，他們不約而同地回答：“三斤！”“我的媽啊！”我不由失聲驚叫。 　　有了這一次教訓，我從此不再沾白酒，再也不敢斗酒了。有次到駐礄口某部隊去慰問，這次是和、鄧小平的弟弟、原副市長鄧墾一起去的。我問部隊首長：“你看他象誰?”他們看看鄧墾，搖搖頭。我說：“他就是鄧小平的弟弟，現在是市革委會副主任。”首長們來了興趣，將鄧墾打量個夠，說道：“你一說還真有點象。”我說：“只是鄧小平要矮得多，也沒有他弟弟這麼帥。”大家都圍着鄧墾勸酒，而鄧墾是決不瞎吃亂喝的。我們每次在飯店、賓館開會，鄧墾從不吃那免費的美味佳餚，而是驅車趕回家吃飯。我問謝滋群（注1）為什麼，與鄧墾、劉惠農同住在漢口洞庭街81號原法國領事館大院的謝滋群告訴我：“這是他夫人丁華的規定，他夫人懂醫，每餐給他調配營養餐，定時定量，外面再好的酒宴也不吃，實在不能回家也吃得很少。”鄧墾後來果然身體很健康，難怪王克文書記曾對我說：“我和鄧墾在幹校一塊餵豬時，他挑一百多斤根本不在乎。” 　　喝酒誤事給我留下一生的教訓。 林彪成了造反派的黑後台？ 　　從中央學習班回漢後，我又回到武漢市無線電組件廠。原來我們單位一直是造反派掌權，現在也變成了軍代表當家。我只能在廠里當工人，而不能過問廠里的任何大事，但我偶爾還接到通知到市革委會去開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過了很久，我一點真相也不知道。直到廠里開大會，傳達中央文件，才知道出了這驚天大事。我正驚詫之時，軍代表忽然在大會上點我的名：“吳焱金，你要放老實點，你的後台林彪倒了，你要如實交待你的罪行，揭發林彪，爭取從寬處理。”真是莫名其妙，林彪什麼時候變成我的後台了，他不是你們解放軍的副統帥嗎？ 　　自從“三支兩軍”和“三結合”後，全國從上至下都出現了軍人掌權的局面。軍人喜歡搞一言堂，沒有什麼大民主可言，軍代表整人比地方幹部凶得多，他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沒人管得了。在湖北、武漢，就是曾、劉、方、張一手遮天，個人的喜好就可以直接影響到群眾生活。例如曾思玉司令員是個古板而沒有任何愛好的人，他既不唱歌，也不跳舞，更不下棋打牌。他曾親口對我們說，抗美援朝時，許世友司令員還熱衷於找年輕女性跳舞，他的夫人因吃醋而特地趕到朝鮮去。有一次，許世友邀曾思玉跳舞，曾思玉堅決不去，許世友就用手拉他，結果把曾思玉的手拉腫了，疼了一個星期，曾思玉說許世友力氣太大了。曾思玉在湖北執政期間，禁止跳舞，禁止打撲克，也不允許生產撲克牌，群眾的文化生活比較單調，除了八個樣板戲，一些《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譯製的阿爾巴尼亞、朝鮮電影，一些文藝節目，再無別的娛樂。 　　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湖北的曾、劉、方、張都是林彪的黨羽，黨中央把劉豐定為林彪死黨，把其它人定為“活黨”。可是如同所有當權派在文革中的表現一樣，他們總要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所以又一次把矛頭對準了造反派。 　　1972年初，曾、劉、方、張首長在武昌首義路省委第二招待所舉辦了有一百多名造反派頭頭參加的學習班，每個造反派頭頭由原單位派一位“動力”陪讀。我就是由本廠車間黨支部委員、復員軍人陳仁柏護送到學習班，並陪伴我直到學習班結束。我的這位“動力”對我倒是並不積極監督，也從不認真批判我，他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做做樣子而已，其它廠派出的“動力”則是真刀真槍地幹上了。 　　省革委會副主任張體學也來到學習班，一見到傅廉就笑着說：“哦，頭髮都白了，比我還白得多，是少年白吧？”大家都跟張體學很熟悉，說話也比較隨便。張體學又拋出那一套老生常談：“你們要夾着尾巴做人，言多必失，一個人鋒芒太露了不好……”好像是傅廉大聲說：“報告省長，尾巴太夾緊了，從前面翹出來了！”引起哄堂大笑。 　　在這次長達數月的學習班中，我是沒有交待揭發什麼問題的。我認為反正林彪掛不到我頭上，五一六也跟我不沾邊。除了開會，業餘時間還可以下棋、閒談。夏邦銀經常給我講笑話。學習班的伙食雖不如北京學習班，也還不錯。我同桌吃飯的“紅工”頭頭余正蓮很愛吃辣椒，他每餐都到廚房去洗十幾個紅辣椒，我和他一起蘸醬油生吃，倒也其樂無窮。有天星期六，我們桌上的好多菜沒吃完，同桌的鋼工總頭頭、市革委會常委胡崇源一個人把一桌菜全吃光了，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說：“你怎麼吃這麼多？”胡崇源說：“不吃白不吃，要死裸朝天，不死萬萬年！”這是我聽到胡崇源說的最後的話。吃完飯胡崇源就回家了，星期一我們聽到噩耗：“胡崇源當天因心肌梗塞發作死了！”後來同樣患過心肌梗塞的黃禮壽對我說：“胡崇源沒健康常識，完全是吃死的。心梗病人最怕的是吃得太飽。” 　　現在看來，辦這次學習班，完全是曾、劉、方、張首長做賊心虛。他們真正的後台林彪摔死後，他們害怕造反派起來鬧事，起來追究他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將造反派群眾統統打成五一六、北決揚的罪行。於是倒打一耙，先發制人，變被動為主動。 　　控制了我們幾個月，也沒有揪出一個五一六分子來，最後不了了之。以後不論中央有誰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後台，我們就是這樣不斷地被掌權的當權派反覆折磨，顛倒黑白，任意打擊。 我眼中的軍隊幹部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因7·20事件倒台後，毛澤東和林彪選派了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空降兵十五軍副軍長方銘、政委張純青主持湖北、武漢的工作，人稱“曾、劉、方、張”。由於政委張純青側重軍內工作，在地方上頻頻露面的是副政委張昭劍，故武漢文革史中的“曾劉方張”中的“張”就專指張昭劍。 　　曾、劉、方、張憑“7·20”事件聲名鵲起，理應堅定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然而他們一上台執政就在造反派中親一派，壓一派。如果僅僅是親一派、壓一派尚可諒解，說明他們是支持文革中的激進派。實際上他們是故意挑起兩派紛爭，然後分而治之。而他們一旦站穩腳跟，就向造反派舉起了屠刀。他們翻臉無情，向他們曾經高喊堅決支持的“三鋼三新”大開殺戒，對曾經共度蜜月的激進派鋼派下手更重，他們變臉比川劇變臉還快。為整垮造反派，他們挖空心思設陷阱，利用造反派中人數極少的極左派北決揚大做文章，向中央寫出報告，騙取中央《九二七指示》，企圖藉此把所有造反派打成北決揚分子。他們發明了層層逼表、人人過關的戰術，子虛烏有地向每一個造反派群眾追查是否填表參加北決揚和五一六。在歷時51個月的“兩清”中，受害人達85萬多人，直到毛主席發現後指出：“你那裡有北決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劉豐在文件上批示：暫不傳達。直到1974年3月，武漢鍋爐廠造反派在廠檔案室發現了這個文件，在武昌炮校當着新調來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王六生的面，質問曾分管軍區三辦的副政委張玉華，張玉華流着眼淚被迫承認確有此事。 　　曾、劉、方、張主政期間，也是文革中整造反派時間最長、下手最厲害的時期，遠遠超過了王任重、張體學和陳再道、鍾漢華。從1967年“7·20”事件後曾、劉、方、張上台，到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為止，他們主政的時間最長，共約六年半時間。 　　1969年以後，他們先後以“五一六”黑後台的名義抓了省革委會副主任、革命幹部代表任愛生，抓了省革委會副主任、學生代表楊道遠，抓了省革委會常委、工人代表胡厚民，抓了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工人代表李想玉，還抓了新湖大臨委會負責人、青年教師彭勛等人。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據柳英發回憶，他從1974年武漢造反派搶來的武漢軍區三辦“兩清”的絕密材料中看到，1972年11月，曾思玉在一份絕密文件上批示，在必要的時候，要對三鋼三新中18名“兩清”重點人物處以極刑，18人中有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中共九大中央委員）、楊道遠、方保林、丁家顯、柳英發、王彩珠、魏繩武等。 　　矮胖的曾思玉，文化不高，不善辭令，一副忠厚長者的面相，他不抽煙、不打牌、不下棋、也不跳舞，是個較古板的人。我與他接觸雖多，卻從未單獨談過話，“兩清”時在省擴大會上他點了我的名。後來他成了林彪的“活黨”。 　　劉豐，高矮胖瘦適中，7·20事件救毛主席有功，靠死心塌地投靠林彪軍人集團起家。他整起造反派來也毫不手軟，幾次三番跟我過不去，在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和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運動中，他幾次大會上點我的名，無奈抓不住我半點證據。我這人軟硬不吃，在“兩清”中無論對我威逼還是利誘，我始終堅稱自己不但毫無牽連，而且一直對五一六、北決揚是持反對態度的，劉豐無法從我這裡打開缺口。劉豐後來成了林彪死黨，隔離審查中自殺未遂。 　　武漢警備區司令員方銘，是個典型的軍人，為人還算正派。 　　空降兵十五軍結合進市革委會的其它軍代表也還不錯。警備區副司令、市革委會副主任張緒就是公認的好人，他在革命戰爭中失去一隻眼，抗美援朝中他是著名的上甘嶺戰役中的特級英雄、用自己身體堵敵人碉堡槍眼的黃繼光所在團的團長。張緒為人態度和藹，見人一臉笑，說話十分和氣誠懇，也沒有派性，一直還與當年的造反派成員保持着聯繫。去年才離世。 　　腿有殘疾、瘦瘦的、精明的張昭劍，最會做表面功夫，最愛搞“三忠於、四無限、一緊跟”——這是林彪軍人集團在九大前後獨創、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活動的形式。林彪軍人集團幾乎是同時在全國推行這一活動，什麼“早請示、晚匯報”，什麼“忠字舞”，都是他們通過“三支兩軍”的部隊大肆推廣到工廠、農村、機關、學校，直至居委會，既表現自己最擁護毛澤東，又可把整走資派的文革引向造神運動。當時的造反派對此都很反感、厭惡，但敢怒不敢言。張昭劍是這一活動的狂熱鼓吹者，幾乎每會必講，然後扯起喉嚨高呼：“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每次看到他一字不差地起勁喊，我總覺得他象個奸臣相，難怪張體學省長說他是個“跳梁小丑”。 　　在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的北京學習班，作為湖北班的實際負責人，張昭劍做了最充分的表演。每次陳伯達、謝富治等來學習班，他總是跑前跑後大獻殷勤，一副奴才相。在造反派面前，他立即變臉，滿臉殺氣，尖叫着喊出威脅性的狠話。所有的造反派都對他沒有好印象。林彪垮台後，他受到牽連，也受審查交待問題。由於他身體不好，又有殘疾，據平毅說，他的晚景十分淒涼。 　　原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是位粗魯豪爽的漢子，雖然也鎮壓過造反派，但同造反派頭頭打起交道來照樣爽快。有次在漢川縣馬口鎮參加一個會議，孔慶德拉朱鴻霞喝酒，朱鴻霞說不會喝，孔慶德生氣：“不會喝酒當什麼造反派！”孔慶德又拉李想玉喝酒，李想玉連連擺手，孔慶德又生氣：“虧你還是造反派頭頭，丟人！”孔慶德又拉我喝酒，說：“你陪我幹掉這一杯！”我二話不說，一飲而盡，孔慶德拍手叫好：“來，再干一杯！”連干三杯後，我請他自便，孔慶德不肯放我走，我又陪他幹了兩杯，孔慶德才高興地說：“夠意思，小子有種！”想不到因這次喝酒，以後見面，他都主動和我握手打招呼。劉豐被定為林彪死黨被抓後，孔慶德在會上說：“他媽的劉豐，屁股上裝軸承，轉彎轉得比誰都快。他那個狗屁政委，是踩着我們的肩膀爬上去的，我從來就不買他的賬！” 　　還有一位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文革時聽說他在黃石市講話：“造反，造個卵子的反，造到老子頭上來了。裸日的都拖出去斃了！”我原以為他是張飛的形象，誰知見了面讓人大跌眼鏡。韓東山戴副眼鏡，瘦瘦的，腰向前彎，尖尖的臉，怎麼看也不像武夫和首長。我與他握手，他照樣點頭彎腰，全無凶神惡煞之氣。至於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副政委葉明，好像並不難相處，對人謙恭有禮。當過駐蘇聯大使館武官的軍區副政委潘振武，儀表堂堂，他一心想生個兒子，結果連生九個女兒才罷休。有次我到河南看軍事演習，我因為暈飛機，看到一張床鋪連忙躺下，當兵的告訴我，這是為首長準備的。果然挺着大肚子的潘振武正向床鋪走來，問怎麼回事，我連忙起來說我暈飛機，不知道是首長的床鋪。潘振武說：“那你休息吧！”他轉身欲走。我一把拉住他：“還是請首長休息。” 　　原武漢軍區參謀長王步青，一表人才，為人隨和，經常和我們聊天。有次我問他：“你這麼帥，夫人一定是個大美人吧？”王步青呵呵一笑：“我的老婆可是三心老婆。”我問：“何謂三心老婆？”王參謀長故作神秘地說：“看起來噁心，提起來傷心，丟在家裡放心。” 我眼中的地方領導幹部 　　張體學：湖北造反派的興起是1966年八九月，從首都南下學生炮轟中共湖北省委，炮轟代理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開始的。張體學提出大抓“南下一小撮”，甚至揚言運動後期不當省長，去當勞改隊長。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實際上是張體學自己點起來的。因為文革初期，他積極執行了劉、鄧轉移鬥爭大方向、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張體學解放前是新四軍五師的，是李先念的部下，是苦大仇深的農家子弟。文革中也被造反派多次批鬥，後來作了檢討，中央讓他參加省革委會的三結合，鋼派表示要看行動，而新華工則率先提出“扶張體學上馬”。我的觀點是，中央同意解放他，我們聽中央的。 　　由於這個原因，張體學當了省革委會副主任以後，對新派頭頭相對要好一些。張體學喉嚨嘶啞，他說是原來在部隊大聲作報告造成的。我對他的印象是，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實際工作經驗豐富，是個實幹家。他走遍湖北省的七十二個縣，是個湖北通。張體學為人較正派，也很精明，他有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他經常對人講：“第一，要夾着尾巴做人，不要鋒芒太露。第二，少說多做，言多必敗，禍從口出。第三，遵紀守法，要有組織觀念。”1969年“反覆舊”運動後，他曾在同我一次談話中對我說：“你啊，太單純了，人家開單子，你吃藥，當炮筒子，一點政治經驗也沒有。凡事要多想一下，在腦筋里多轉幾個彎子。” 　　文革中，張體學找造反派頭頭分別談話很多次，次數多了，誰也不稱呼他的官名，而是一口一個“體學”，他也很高興別人這樣稱呼他。文革中有一則民間流傳的笑話：“張體學和朱鴻霞談戀愛”。原來是老百姓從名字上把朱鴻霞當成了女人。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張體學上台後沒有直接整造反派，但他的基本立場還是保守的。1972年底，張體學因肺癌在東湖住院，曾派人接我去談了一次話。他說：我得了肺癌，暫時還不會去見馬克思。醫生不讓我抽煙，我說不讓我抽煙是斷了我的糧食。後來總算讓我一天抽三根煙，我憋得慌呀！今天找你來沒別的事，我看你這個人不壞，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要多磨鍊，說點個人意見，僅供參考。你啊，要過五關：第一，是曾、劉關，不能把矛頭指向解放軍。第二，是幹部關，不要動不動把矛頭指向領導幹部。第三，是楊、胡關，楊道遠、胡厚民的問題，你沒有必要和他們摻和在一起，他是他，你是你。第四，對“五一六”和“北決揚”的問題要正確對待。第五，過好自己這一關，要沉下去，不要脫離群眾。雖然原話記不清了，大意是這樣的。當時只覺得張體學找我談話是長者對我的忠告，但與我當時的思想並不吻合，我把他的談話看成我們個人之間的談話，沒有對任何人講過，也沒有照着去做。 　　不管張體學出於什麼政治目的，他的這次談話對我個人似乎沒有惡意。我對他病重時找我去談話心存感激，尤其是這是最後一次見面和談話，無異於臨終遺言。 　　王克文是知識分子型的領導幹部，過早地滿頭白髮。我同他最早的交往是文革初造反、成立工造總司時，我們首先找的他。當時成立工人群眾組織都要市委承認。他當時是副市長，工造總司每月2000元活動經費是他批的。後來“7·20”事件發生前我們同在新華工避難，又見了面，談了一次話。直到1973年王克文當上中共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兼武漢市革委會主任，我們才有了較多的接觸。當時任命領導幹部主要是憑參加革命的資歷，許多領導幹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王克文就算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了。王克文主政不久即對我說：“你老浮在上面不好，要下去鍛煉，不脫離群眾。上面開會還是要來。”他指示武漢市電子工業局發文，任命我為武漢市無線電組件廠革委會主任。後來，朱鴻霞要求把關係轉到省革委會，省里同意了，省里把朱鴻霞調去抓工業，把張立國調去抓農業。朱鴻霞告訴李想玉和我，要我們也把關係轉到市里去。當我要求轉關係時，王克文對我說：“我的意見不轉關係對你有好處。如果你要轉關係，也可以馬上把關係轉來。”我當時有虛榮心，朱鴻霞轉了我為什麼不轉？於是我和李想玉的工資、人事關係被轉到市革委會，我分管城建委，有了一間自己的大辦公室和一輛專用的蘇聯造伏爾加牌小轎車。李想玉分管工業。後來的事印證了王克文的話：“不轉關係對你有好處。” 　　有次王克文對我說，他在文革中不僅挨過斗，也挨過打，被打得便血，我笑着說：“是被我們的人打的吧？”他說：“都像你們這樣講政策，好多幹部就不會被打了。”由此可見，他對我印象相對較好，是因為與我在文革中不亂鬥亂打幹部、群眾有關。 　　批林批孔中王克文因表態支持了造反派，後來承受了較大壓力。毛澤東逝世後，我隔離審查時，據說市委揭發王克文的大字報很多，還有大字報質問王克文和吳焱金是什麼關係。而關押我的學習班也向我追問同一問題，還要我揭發王克文。我們誰也沒法揭發對方，因為他和我純粹是上下級關係，僅僅只是彼此看法稍好一些而已。 前省長給我介紹對象 　　1967年，演藝明星遠不如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政治明星受人關注。時年23歲的我，身高一米八，風華正茂，當上工造總司的一號勤務員後頻頻亮相，成了公眾人物，不免引來一些少女“粉絲”，當時對我有好感的漂亮女生不下30人，人們戲稱我為“排長”。而我卻對後來成為我妻子的胡瑞玲情有獨鍾。胡瑞玲雖然同那些美女相比不是最漂亮的，但卻是很有思想，又酷愛讀書，談起中外名著，胡瑞玲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她能歌善舞，人稱金嗓子，本來她應該去省歌舞團當獨唱演員，無奈她母親堅決不同意，只好去讀美術學校。在最艱難的抗暴鬥爭中，她和她的同學們一直住在工造總司，我們兩人天天見面，交談也多，比較投緣。胡瑞玲在六二四血案中又受了傷，7·20事件發生時我曾躲藏在她家，兩人可說是肝膽相照、患難之交，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形影不離的戀人了。 　　當時工造總司勤務組內的潘宏斌、王錦銘對我談戀愛頗有意見，王錦銘意見最大，認為我談戀愛會誤了革命。但身陷愛河的我不理會這些。1967年10月8日，周恩來總理陪同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等人來漢當天，我和胡瑞玲正在大街上閒逛，周總理指名要找我參加在東湖長天樓的接見，當時警司派人在武漢三鎮找了幾個小時，才在大街上把我找到，把我們兩人一塊接去，趕上晚上的宴會，我真的差點就誤了大事。這以後，王錦銘對我談戀愛反對得更起勁了。 　　1968年初省、市革委會成立後，潘宏斌，王錦銘分別當上了省、市革委會的常委，他們兩人聽說我談的女朋友胡瑞玲有“海外關係”，立即跑到老省長、新結合的省革委會副主任張體學那裡告了我的狀，決心要阻止我的這樁婚姻。我猜想他們的意圖，無非是怕我在政治上有什麼不測，會影響到他們自己和工造總司整個組織。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直系親屬有海外關係是很嚇人的，特別是處在風口浪尖上的造反派頭頭，更是不能有一點小辮子被人抓到。九一三的原一號頭頭白玉柱很有能力，就是因為同一寡婦有染，而被九一三自己開除了。對海外關係，當時我自己也感到害怕。記得在此之前，武漢塑料×廠一位極漂亮的女生有意和我談戀愛，她到我家來吃飯，我用醃菜招待她，她也很高興。但我聽她說她的爸爸曾先後在法國和比利時留學，後來在美院任教，嚇得我立刻和她中止交往。而胡瑞玲的情況則不同，她的爸爸雖在海外，但只是普通老百姓，只是做過小生意，因患肺結核病客死他鄉，我認為既然人已死，海外關係就不存在了，因此決心不在意別人說什麼。 　　過了幾天，張體學居然為這事專門找我談話，我將我知道的情況向張體學作了解釋。張體學說：“既然你們內部有意見，這個女朋友不談也罷，我給你介紹一個怎麼樣？”我說：“謝謝首長的好意，我沒有理由和必要換女朋友。”張體學略微有一些不高興：“你找對有什麼條件跟我說，我不信全省三千二百萬人，找不到一個讓你更滿意的。”我說：“感情問題不能這樣說，我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首長工作忙，就不必為我個人的事情大動干戈了吧？”張體學嘆道：“我的面子不夠大，你們這些事我再也不管了。” 　　對這件事我不是沒有思想鬥爭，在沒有結婚之前，我還沒做到對愛情忠貞不貳，但經過文革鬥爭中的生死考驗，我最終於1969年元月27日同胡瑞玲結婚，我們婚後的感情非常好，也有了一對可愛的兒女。但因為在1977年的隔離審查中，我做了跳樓自殺這一樁蠢事，導致了自己終身殘廢，家庭的重擔落到了她一個人身上。同時，政治上的壓力也鋪天蓋地，孩子上學校被同學罵成“小四人幫”，為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胡瑞玲夜以繼日地操勞，勞累、失眠終於使她患上了抑鬱症，在痛苦和絕望中，她於1993年49歲時過早地離開了人世，這是我一生的痛。如果不是參加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和我結婚，她不會英年早逝，憑她的能力，她可以過上很幸福的生活。她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也是我一生中最對不起的一個人。 文盲當上候補中央委員 　　1930年出生的謝望春，女，童工出身。她1946年從漢川農村來到漢口，在國民黨的被服廠做軍衣，1949年4月到申新紗廠（解放後改為武漢國棉三廠）細紗車間做擋車工。謝望春沒有讀過書，解放後掃盲讀過夜校，認得一些字。謝望春1957年入黨，一直在車間當工人。曾被武漢國棉三廠推薦，當選為市勞動模範。文革中，一些學生到工廠串聯，她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工造總司。 　　因文革中參加了造反派，1968年被選派參加北京國慶觀禮。據謝望春回憶：“我當上九大代表以後，原來軍代表打算讓百萬雄師成員、國棉一廠的女工陳愛娥當中央委員，沒料到陳愛娥的名字上了九大主席團名單以後，武漢造反派搞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覆舊’運動，陳愛娥的代表身份被質疑。如果選陳愛娥當中央委員，武漢造反派肯定會繼續鬧事。這樣才有夏邦銀和我當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夏邦銀後來告訴我，他和王屏（注2）參加了九大小範圍的會議，毛主席問朱鴻霞為什麼沒來，曾思玉說，朱鴻霞不是黨員。毛主席說：你們要照顧一下。張春橋說，要是我就會選王屏當中央委員。” 　　九大代表沈復禮多次對人講過：群眾組織的九大中央委員，曾、劉起先只推薦了董明會一位候選人，沈復禮聯合了湖北的幾位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沈復禮等人在會上的“造反”，使出席九大的湖北代表團不得不補上夏邦銀，為了平衡武漢的鋼、新兩派，又補上了謝望春。 　　謝望春被軍代表指定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後，在小組討論中，張體學問謝望春多大年齡，謝望春回答說自己已經39歲，又沒有文化，中央委員應該選有文化、有貢獻的。謝望春說，後來九大主席團出簡報還表揚了我，說我很謙虛。周總理當着我的面要曾思玉、劉豐、張體學等對我多關心、多幫助。 　　我孤身一人，獨居40平方米破舊的解困房，房子西北朝向，陰暗潮濕，室內終年不見陽光，既未裝修，又無電冰箱等電器，來客戲稱為江城第一陋室。為此我寫了《陋室銘》貼在門口：“房不在新，能住就行。人不在多，貴在精神……”2008年8月的一天，我和鍾逸去看了謝望春的斗室，才知江城並非我最住得最差，還有住得比我更差的人。 　　穿過狹窄的小巷，好不容易找到漢口營房六村，來到營房六村1號，走進一個漆黑的走廊，來到謝大姐租住地。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黑房，房間裡沒有一扇窗戶，任何一間牢房都比它強十倍，牢房起碼有窗戶，採光好，空氣對流。走進房內，什麼也看不清，謝望春摸索着打開一盞3瓦的節能燈，房內極簡陋，不僅沒空調，電扇也沒有，在武漢這個火爐城市如何度夏？一個有病的八旬老人，怎麼當上了“奈（耐）溫將軍”？她家的70多平方米的房屋原在江漢二橋附近，因被迫拆遷，補償了13萬元了事，這點錢再買房已完全不可能。前年謝望春生了一場大病，住院花去幾萬元，四個子女一家補貼幾個，這住房就沒了。所以只得到外面租房度日。 　　我問她一個人如何生活？她說自己買菜，自己做飯。我深知獨自生活不易，對這個八旬老人來說就更不易了。我們笑說：“當年‘黨是領導一切的’，八億人口的中國，堂堂兩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如今淪落到社會底層，連遮蔽風雨的茅屋都不可求，國外不知怎樣看待我們的和諧社會。以謝大姐職位、年齡之高，居住條件之差，應該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關正明、李薔華要我救“猴王” 　　武漢文革初期，武漢說唱團評書演員何祚歡牽頭成立了“武漢文藝聯絡造反總部”，首先在文藝界內部批判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我知道文藝系統造反派占大多數，如武漢京劇團著名演員關正明、李薔華、猴王郭立昆，武漢楚劇團著名演員馬松柏、於盛樂、吳波等都參加了造反派。當時，不僅有很多名演員參加或支持造反派，很多作家也是支持造反派的，例如寫《李自成》的姚雪垠等。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武漢部隊勝利文工團的右派作家白樺，在陳再道、鍾漢華等指揮軍隊和保守組織百萬雄師鎮壓造反派時，白樺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戰士”之名寫的小冊子詩集《迎着鐵矛散發的傳單》傳遍武漢三鎮，極大地鼓舞着江城人民的抗暴鬥爭。那些詩即使今天讀起來，照樣使人熱血沸騰。 　　在新一中發動聲援新公校的絕食鬥爭中，武漢文藝界各劇團造反派戰士紛紛到絕食現場表演文藝節目，大唱革命歌曲，給堅持抗暴的革命群眾鼓舞打氣。在反擊二月逆流鬥爭中，造反派文藝戰士創作不少大幅宣傳畫，張貼在武漢三鎮，如“揪出武老譚，為工總翻案”、“擊退二月逆流新反撲”等。尤其是在抗暴鬥爭中，文藝戰士不僅帶頭捐錢捐物，武漢京劇院造反派頭頭蘇波還把位於武漢市中心最大的娛樂場所人民文化園（民眾樂園）作為收留造反派避難的場所，後來逐漸發展成為武漢造反派最著名的據點，在“武老譚”大屠殺的腥風血雨中始終屹立在江城。人民文化園每天用高音喇叭向武漢軍民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線和中央最新指示，揭露和批判“武老譚”的血腥暴行，極大地鼓舞了造反派群眾鬥爭的勇氣。蘇波、關正明、李薔華等一直在人民文化園內同造反派群眾同甘共苦，直到工造總司6月24日被百萬雄師武裝血洗後才撤離人民文化園。“7·20”事件後，由於何祚歡的退出，武漢文藝聯絡造反總部不復存在，文藝系統造反派分別按單位加入鋼工總、鋼二司和新派組織。 　　文革中，我接觸了很多湖北、武漢演藝界的人。那時候，演員的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工資待遇也和普通工農差不多，只有“三名三高”之列的老演員有一些中、老年忠實觀眾。京劇名演員有高百歲、關正明、高盛麟（演關公）、郭玉昆（演猴王）、李薔華、陳瑤華等名角。漢劇名演員有吳天保、陳伯華等。漢劇青年演員陶菊蓉也頗有名氣，住家在我家對門，她的丈夫肖愛山後來當了省體委主任，兒子肖海亮是跳水名將。楚劇名演員有沈雲陔、關嘯彬、袁璧玉、李雅樵等，中青年演員榮明祥、江翠蘭、於盛樂、吳波、馬松柏等也很有名氣。我認識的其它著名演員有武漢歌舞劇院獨唱演員吳雁澤、舞蹈演員周安玲、二胡演奏家徐亨平等，省歌舞團蔣桂英、劉家宜、陳建華、傅某某（任樂隊指揮）等。省楚劇團蔡順英，武漢市豫劇團團長尤自行等，既是彭祖龍的好朋友，也是我家中常客。市越劇團名演員我個個熟悉，她們還經常到我廠參加勞動，體驗生活。武漢說唱團何祚歡、夏雨田、薛永年、顧耀宗等都是我的老熟人。何祚歡文革初曾是“文藝聯絡總部”司令，但他收手較早，所以文革後期基本未受衝擊，現在不僅成了武漢的民俗通，也成了著名的評書藝術家和作家。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夏雨田，創作特別勤奮，成為全國相聲界的泰斗，馬季、姜昆等都尊稱夏雨田為老師。夏雨田還當過武漢市委宣傳部長。 　　何祚歡也多次與我和胡厚民聚談。有次在東湖的遊船上，何祚歡還即席給我們幾個人講起湖北評書。因為我在市革委會曾分管過文教衛，每年又是擁年慰問團副團長，所以和演藝界的明星非常熟悉。許多單位要請劇團演出，找我寫一張便條即可。例如武鋼有次要開慶祝會，就找我給省歌舞團傅某某寫張條子就解決了，當時演出也沒有出場費，只是由接待單位負責接送和招待一餐飯就行了。有時演出任務多了排不過來，我就給市演出公司經理邰偉群寫張條子，也能解決問題。那時寫條子也不像現在，不曾收過請託人一分錢禮物，也不曾抽別人一支香煙。前不久買菜我還碰到過邰偉群，我們依然和過去一樣打招呼。 　　記得工造總司成立那天，晚上的慶祝活動就是請武漢歌舞劇院來義務演出的，我們沒花錢，僅在演出的結束後請全體演員到鐵軍司令熊官清所在的漢口民生路勝陽餐館吃了一餐飯。當時，吳雁澤正和周安玲談戀愛，據說周安玲的父母嫌吳雁澤年紀大不同意，吳雁澤苦追不止。那天周安玲跳舞傷了腳，吳雁澤跪在車上耐心地給她按摩。不久，有情人終成眷屬。後來，周安玲去了香港，還是和吳雁澤離了婚。吳雁澤當時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尖子生，為什麼來到武漢歌舞劇院？因為電影《青春之歌》的導演選中武漢歌舞劇院演員謝芳飾演主角林道靜，武漢歌舞劇院不肯放人，後來用吳雁澤來換謝芳，武漢歌舞劇院才答應放人，吳雁澤才來到武漢歌舞劇院。他現在已經是全國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1967年6月23日晚，我被接到人民文化園開會，關正明、李薔華夫婦連忙來向我訴苦。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京劇名角也是被打得有家不能回的造反派，瘦瘦的關正明穿一身灰中山裝，與大街上人堆中的老頭無異，妻子李薔華卻是光彩照人的大美人，五官極其端正精緻，雖然衣着普通，但皮膚極白，綽號玻璃杯，看上去很像貴婦人。他們告訴我，演活孫悟空的猴王郭玉昆被“老保”（保守派）打了，渾身是傷的郭玉昆正在到處躲藏，要我想法子派人去救他。我滿口答應，卻不知如何才能找到郭玉昆，我先安慰他們幾句，讓他們安心呆在人民文化園。我當時尚不知道，一場血腥的大屠殺正衝着我和工造總司而來。清晨睡夢中我被人叫醒，我的戰友已被包圍，即將遭到屠殺。“6·24”大屠殺發生後，我當即到廣播站上痛斥陳再道及百萬雄師的血腥暴行，向死難者誌哀。 　　關正明、李薔華感到待在人民文化園也不安全，準備逃亡他方。我當時無暇顧及他們，沒有實現自己承諾，沒能保護郭玉昆，也是我文革中少有的一次失信於人。後來不知為什麼，李薔華和關正明離了婚，嫁給了她的老師俞振飛。 注釋： 　　1，謝滋群，文革前是武漢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文革中為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 　　2，王屏：1935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國棉一廠工人、勞動模範、中共黨員，文革中為鋼工總勤務組成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文革後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留黨察看。 　　相關文章： 　　造反派自述：為何要揭竿而起？ 　　造反派自述：武鬥殺人兇手是誰？ 　　造反派自述：參加中央學習班 　　造反派回憶：批鬥我省最大走資派 　　造反派回憶：我們怎樣遭到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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