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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下)
送交者: LuZhiShen 2010年09月14日15:30:3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
陳鐵健
(2010年5月8日)

    1962年開始,毛主席開始關注黨內反對派的問題、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黨內在他身邊赫魯曉夫人物的問題。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在“大躍進”失 敗以後,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從基層到中央七千人參加的大會,也叫做“出氣會”。為什麼叫出氣?因為1959、1960、1961這三年整個的政策出了問題, 所謂大躍進實際是大倒退,農業減產40%,農村非正常死亡幾千萬,最多的估量是四千萬,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萬,不管怎麼說這個數量都是巨大的。所謂“三 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是毛澤東的理想,毛澤東用這個東西想使中國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要趕超英國、美國,這是很美好的理想,卻 是空想烏托邦。用胡繩的話說“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於是毛與劉少奇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發生了分歧,這個分歧就演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和修 正主義之間的鬥爭。毛認為對方是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講的非常徹底,說到農業減產,不進反退,我們沒 有前進而是後退。餓死人、人吃人是要上書的,是要寫到歷史上,是要下“罪己詔”的。在歷代歷朝遇到這樣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詔”,要取得臣民的原 諒,自我檢討。但是毛澤東的回答很明確:“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因為“罪己詔”只有皇帝才能下。劉少奇的矛頭是直接對準毛澤東的。劉少奇又說,我在湖 南調查,湖南的農民說沒有多大的天災,這三年都是常年,有災但不是大災,所以問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就是政策、路線、方針出了問題,是人的問 題。誰來負責?中央要負責。彭真說,主席的責任要更多一些。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先把彭真打掉。

    劉少奇在和謝富治、王任重在談公安工作的時候還說,我們現在是混我為敵,把老百姓當成敵人,採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勞教、勞改、拘押對付老百姓,這是錯誤的 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時候不揭,死後也有人要揭你。這話說得太厲害,說的是公安工作,但是這話傳到毛澤東那裡, 他自然會想到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斯大林百年之後,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關押、鎮壓、殺掉了那麼多的人。所以大躍進問題就成了毛澤東 的心結。這是明擺的,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餓死那麼多人,你怎麼交待?我去過幾個地方,幾個地方的學者包括黨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這方面的調查, 在六七年前,他們文稿、書稿都寫好了。寫三年的大饑荒,每個省、每個地區進行調查,有具體的事例、具體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這一帶,人吃人事件有 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輕人不信這些事。我前兩年遇到一些70後問,真的有這事?真的有文革這種事?真的有6.4這種事嗎?我說,我是親身經歷。 1965年到張掖去四清,僅在張掖地區就有四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張掖是甘肅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美稱。那兒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 的沃土卻收不回糧食,人們都去大煉鋼鐵,糧食凍在地里。這邊還超標虛報糧食畝產多少千斤、多少萬斤。報了萬斤就要征一萬斤標準的公糧,征不上來就把老百姓 的糧食都掏空了,不繳糧就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情況勢必是要挨餓的。我想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來維持生命。說毛主席那時候已經 不吃肉,他認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們後來看到公布的毛澤東的生活檔案,他不吃豬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聲),菜譜有十幾種,這後來都是公 開發表的。這種狀況怎麼能不糾正?黨內怎麼會沒有意見?劉少奇在講這些話時就自我批評說:“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產到戶”,周恩來、鄧小平、陳 雲、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變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須解決,而且要從黨的高層總結教訓,改變這種狀況,“與民休息”。這個意見是對的,怎 麼就成了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怎麼就成了階級敵人?

    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就關注所謂叛徒集團的問題,就是認為劉少奇這夥人是叛徒。於是就聯繫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和李秀成的《自述》,開始製造反修輿 論。1963年戚本禹在《歷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一篇“評李秀成的自述”。太平軍的將領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之後,寫了一篇自述,內容是講太平天國的失誤, 為什麼失敗?想說服曾國藩反清,同時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軍將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剛先生曾經著書,認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 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贊成這個說法。戚本禹當時認為彭德懷1959年上書,是反對毛主席,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晚節不忠。應該寫文章, 借李秀成這個歷史人物來隱射彭德懷的晚節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這個目的。這篇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之後,周恩來看到了,周恩來對周揚說,這樣不行, 李秀成、太平天國是我們豎起來的,我們黨的事業是繼承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的旗幟,現在戚本禹這篇文章讓我們很被動,尤其對文藝界、戲劇界的震動 很大,造成思想混亂,所以中宣部要開會清理。中宣部與范文瀾、郭沫若商量後,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學界近代史方面的專家二十多人開會,我那時是研究生旁聽 了這個會。會上是一邊倒,翦伯贊、范文瀾、鄧拓、侯外廬、劉大年、李新相繼,中宣部科學處副處長林澗青也參加會議,一致批評戚本禹。翦伯贊的發言最激烈, 他說,史實都搞錯了,這篇文章到處都是硬傷。你反修正主義,不要糟蹋歷史人物。林澗青最後宣布三點:“事實上占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在實際上是有害的。 ”建議近代史所劉大年組織一篇文章,肅清戚本禹文章的影響,報刊、電台、電視都不要轉播。本來是要求戚本禹到會當面接受批評。戚本禹當時是中央信訪辦的處 級幹部,正好出差,沒有找到人。事後,戚本禹知道這個消息就準備寫書面檢查。這時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說,你為黨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讀了你的文 章,認為文章寫得很好,主席說我們黨內叛徒問題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要繼續寫,寫了以後去找康老(康生)在釣魚臺的 寫“九評”的那個班子,他們會給你出主意。戚本禹原準備檢討承認錯誤,這時一下興奮起來。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劉大年批評戚本禹的文章清樣給了戚本禹,戚 本禹就針對劉大年的文章逐條批駁,寫成文章後到釣魚臺見康生。康生的那個班子都是大筆桿,調集了當時最強的理論寫手。這幫大秀才一邊吃飯一邊對戚本禹說, 你這文章不行,人家的觀點你逐個駁,沒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擊,這樣才能把他駁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發表的,這篇文章沒有絲 毫學術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揮和指點下寫的。文中對國內的叛徒從汪精衛、陳獨秀一直批到彭德懷,國際是從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魯曉 夫。大家要是有興趣可以去找這兩篇文章比較,如果說第一篇文章借學術影射攻擊彭德懷,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解決叛徒集團的指 向來寫的。戚本禹一下就紅了,很快就調到《紅旗》,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了紅得發紫的人物。

    怎麼和《多餘的話》聯繫起來?毛澤東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是要解決兩條路線鬥爭、要解決修正主義,認為劉少奇 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澤東有一個手令,要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黨的會議上,實際張網是從 1962年開始。這個手令是我們在瞿秋白專案組時,當時還有劉少奇專案組、謝富治專案組、康生專案組。劉少奇組的負責人親口和我們組的負責人說,我們在中 南海毛澤東的私人檔案里查到了這個手令,時間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而在這之前,毛澤東算計劉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為高崗和劉少奇在合作化 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那時土地改革剛剛結束高崗就要在農村搞合作社,劉少奇說,我們在沒有實行機械化之前不要再生產關係上搞這套,不要搞農業集體化,先借着 土地改革的契機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然後在工業化水平提高以後實現農業機械化,來實行合作化的效果會更好,過早的實行改變生產關係、改變土地關係 不利於甚至會妨害農業生產。然而高崗的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毛澤東批評劉少奇是“右”的,當時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波瀾。高崗同時從毛澤東那得到知毛對劉 少奇種種不滿的言論,就以為毛澤東信任他。高崗在底下串連,想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成為第二號人物,他要取劉少奇、周恩來而代之,要做部長會議主席、黨的第一 副主席,同時他對很多高級幹部封官許願。這事被陳雲和鄧小平揭發,於是召開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黨內團結的問題,後來又開了兩次座談會,揭露高崗和饒漱石所謂 反黨聯盟。高崗很有底氣,認為毛澤東信任他。但他估錯了形勢,毛澤東在權衡整個局面以後還是犧牲高崗。座談會批評高崗時很嚴厲,把他的那些醜事全揭露出 來。當時我在東北工作,可以看到兩個座談會的文件。光是高崗男女關係問題,有名有姓七十幾人。高崗好色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高崗一直等毛澤東找他談話,毛 澤東卻沒有找他談話,後來毛澤東對此事也很後悔,覺得應該和他談一次話。最後高崗選擇了自殺,第一次是槍擊,沒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藥,死了。實際上高崗和 饒漱石沒有聯繫,“高饒聯盟”是莫須有。

    1953年的春天,毛澤東讓高崗在瀋陽調查劉少奇1929年做滿洲省委書記時,在奉天(今天的瀋陽)被捕的情況,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說的1962年以後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歷史學家呂振羽,當時是中央黨校的歷史學教授、歷史教研室的主任,原來是東北人民大學的校長,後來還是 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和范文瀾、郭沫若齊名的大歷史學家。從南方參加紀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學術討論會後回到北京,路過豐臺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軟禁沒有行 動自由,但是可以看書、寫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後關了十二年,審訊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讓他作偽證,證明1935年11月開始的 南京國共秘密接觸、秘密談判是劉少奇主使的,是劉少奇向國民黨投降,要消滅紅軍、取消蘇維埃。做這樣的偽證七百多次審訊,呂振羽是個硬漢就是不寫。

    1935年的談判,劉少奇當時是北方局的書記,化名陶尚行,他讓周小舟,後來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就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最後一位周小舟,當時 是北方局下面的一個負責人。劉少奇讓周小舟出面和國民黨鐵道部的副部長曾養甫談判,曾養甫是由陳立夫指示出面和共產黨接觸。共產黨這方的聯絡員就是呂振 羽。這次談判持續了9個月,當時國共的秘密接觸有四個渠道,這是其中的一個渠道。事先是經過中央和毛澤東批準的,事後周小舟帶了材料到延安當面向毛澤東匯 報。但是1963年審查呂振羽時,認為劉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國民黨接觸出賣紅軍和蘇區,這個罪名很大,劉少奇是內奸在那時就定性了。這是第 三個證據。

    第四個證據。沈醉是軍統的少將,後來起義了。解放後是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專員,和溥儀、宋希濂他們都是專員。他在文革之後和他的老朋友說,上邊找我調查劉少奇的問題,不晚於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讓沈醉交代劉少奇的歷史問題。

    第五個證據,就是戚本禹交待。我們1979年到秦城監獄找他當面談,問他寫“評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有沒有關係?戚本禹說,說老實話我是瞿 秋白的崇拜者,我寫“評李秀成自述”絕不涉及瞿秋白,絕不涉及《多餘的話》。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找過我,讓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讓我手下的兩 個人草草弄了一個東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絕對不做這個事情。由此證明,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對劉少奇就是用他的歷史 問題打擊他,把劉少奇搞掉。

    於是李秀成的《自述》、《多餘的話》就成了毛澤東達到劉少奇而製造輿論的準備。毛澤東對周揚、陸定一、周恩來都談到這個問題,說李秀成的問題是16字“白 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瞿秋白也是這樣。毛澤東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實際上就是變節。在中央的一次會議,周恩來看透了 毛澤東的心思,周恩來說的也非常徹底,說人死了不一定蓋棺論定,瞿秋白雖然死了,但是他晚年還是變節自首。對紅衛兵的談話,周恩來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 陳伯達、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談話,這樣就把無知無畏的紅衛兵煽動起來。

    1967年的1月,一批紅衛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親的墓,另一支紅衛兵到濟南掘了瞿秋白父親的墓。2月7日一批紅衛兵到了八寶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 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現在的沒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隊伍開到了八寶山徹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揚灰。這都是在講 話影響下、煽動下造成的破壞,所以打倒死人是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劉倒劉是密切相連的。

    本來中央的決策者可以從公安部十年的調查報告中做出正確的判斷,調查證明瞿秋白被捕以後的表現是好的。《多餘的話》有灰暗的、悲觀的、消沉的情緒,這不可 否認。但是,他沒有出賣,沒有出賣人、出賣黨,沒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沒有反對黨的路線,沒有反對馬克思主義。他說:“我從青年時期就步入馬克思主義的思 路,到現在沒有改變,中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國情是由我來開其端的,儘管我是一個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當時沒有人做這個事,只 好用犬來耕田。”讓瞿秋白做領袖等於是用老鴉樹上築巢(烏鴉是不築巢的),是用弱馬拉千斤的輜重,他說:“我是力不勝任,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的愛好 者,是在文學園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個領袖,我是一個不合格的領袖”。瞿秋白面對的是他加入共產黨之後,特別是1931年之後,各種黨內的鬥爭給他的摧 殘和打擊,一直到最後把他甩在了絕地,讓國民黨擺布他。他不能公開講,《多餘的話》熱話冷說、正話反說, 如“我這個人壞、我這人不行,我這人紳士意識、文人情調,幹不了這個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領導的想法,我很受啟發,我怎麼想不到呢?”這是一種諷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餘的話》都會有新的體會。瞿秋白在政治上沒有問題,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為成全一個英雄、黨的領袖、革命家,《多餘的話》應該說是多餘,但是成全一個心靈的波瀾和內心的歷程,《多餘的話》有它存在的價值。

    在獄中能不能寫?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把他想的這些東西合盤托出,讓後人嚴格的解剖、審判、拷問。瞿秋白這時已經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 自由的揮灑,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顧慮,這個東西是要給敵人看,他不能公開的罵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說:“我不行,我的這套東西不合黨內的那套東西。” 人性和黨性難以調和,理想和手段難以調和。他說:“我的理想是無階級、無剝削、無壓迫的社會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可是我們採取的手段,外邊是強烈 的階級鬥爭,不斷的肅反、不斷地自我殘殺,內鬥沒完沒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這就想到我們如何來看這幾十年的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整人運動,文革說穿了是整人的運動,葉帥的講話里說“整了一億人”,一億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間接挨整,一 個人被整會影響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兩千萬人。有的是被紅衛兵打死的。8.18前後,我們的辦公室的後窗是翠花胡同,我們是在東廠胡同,紅衛兵掄皮 帶打所謂“黑五類”,很慘。那時候人的優點和缺點全被調動起來,優點是對領袖的忠誠、對共產黨的忠誠,缺點就是把最原始的獸性也調動起來。

    幾十年的整人運動和什麼思想文化有關係?一個是封建專制主義有關係,這是傳統的,是上層的東西。還有一種就是底層的遊民文化,遊民習氣。胡繩是我們原來的 院長、大理論家,他在晚年有個反思的十次談話。他說,我們黨內一直存在有遊民習氣。他說話是很有分寸的叫“習氣”。他還說,我們黨從1927年開始總體上 是“左”的傾向。這也說的很準,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算起,再早從《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傾向。《中國的各階級分析》是把整個知 識分子推到反革命營壘。根子在哪?一個是封建主義,“我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另一個就是遊民文化。

    遊民文化,我在寫瞿秋白《〈多餘的話〉導讀》時概括了幾個方面。遊民是走投無路的,從社會的正常秩序脫離,一無所有。他們要改變社會穩定的現狀,改變自身 一無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亂,越亂越好,亂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別人的東西就是我的,無本生意,這是遊民的反社會性。

第二就是遊民的勇敢性。敢於主動出擊,該出手就出手,主動進擊,一往無前,不怕犧牲,常常被頭領驅使成為打手。

    第三是內鬥和外斗結合起來的鬥爭性,或叫鬥爭哲學造反有理,有時是內鬥盛於外斗。比如說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不是,有些大的戰犯、大的 敵人投誠過來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國初期,我們的政協、人大里容納了很多大的戰犯、大的敵人的高官,不至於完全被殺掉。而內鬥所謂黨內的路線鬥爭,有時一定 要把對方搞掉,置於死地而後快。我舉一個例子,黨的主席收拾國家主席三十多年前,發生在西路軍的事情。

    西路軍的問題是個很大的歷史冤案。西路軍兩萬一千八百人於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間,在河西走廊打了五個月,徐向前元帥領導的三個軍,全部被 俘、被殺,全軍覆沒。這個責任從現在我們掌握的檔案看,西路軍當時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主席團、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直接指揮,西路軍的進退都得聽 從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主席團,或者毛澤東、周恩來。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簽署的命令,是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指揮作戰。這些電報都擺在那裡, 進、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軍的統帥徐向前和陳昌浩必須執行。最後失敗的責任第一位應該是毛澤東來負。但是西路軍還沒有失敗的時候,中央的電報已經說了“ 這是你們過去錯誤的延續”,你們過去跟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義、逃跑主義的繼續,就把罪名轉移到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頭上,緊接着延安開始清算 張國燾。西路軍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當時盛世才是親蘇親共的,把這四百人容納下來建立新兵營,進行空軍、裝甲兵等特種兵的訓練,後來我們這方面的高級將 領有一部分就是那時候訓練出來的。當時西路軍的參謀長是李特,紅五軍的政委是黃超,這兩個人聽到延安在肅清張國燾,而且把四方面軍的錯誤擴大化,把許世友 這樣的將領抓起來,他們不滿,在徵求是否回延安的時候,李特和黃超表示我們要到莫斯科去討個說法。於是這兩個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說兩個人到了蘇 聯境內作為托派,由蘇聯的政治保衛局處決了。但是在平反時說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親自到新疆把這兩個人秘密處決,就是因為你們要到莫斯 科去告狀、要反對毛澤東。這樣的例證可以舉不少。睚眥必報、任何的反對和批評我都不接受,都記着早晚算你的賬。

    楊尚昆前幾年有一個回憶,說的非常徹底,他說,任弼時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時是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五個常委之一。任弼時在中央蘇區時反對和批 評了毛澤東,而且把毛澤東從中央局的書記拉下來,楊尚昆是毛澤東最貼近的幕僚,對毛澤東的看法是很準確的。遊民的內鬥是非常厲害的。瞿秋白、陳獨秀、劉少 奇都是這個悲劇的犧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國人成為犧牲品。

    第四是在野時的倡亂。要搞亂這個社會,反獨裁、反專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過來要獨裁、要專制、反民主,這就是以暴易暴,結果就是還用暴力來對付他認為的敵人,這就是遊民文化當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頭林立,拉幫結派的幫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殺無度的野蠻殘暴性,不擇手段、翻雲覆雨,毫無誠信可言。

    遊民文化滲透到共產黨裡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造反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揉到一起, “中西合璧”,毛澤東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說的很對,很形象,就是遊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遊民的代表,一上台馬上收拾遊民,發路條,走出兩里地 都要憑路條,他知道遊民的禍害。暴君專制、暴民亂制,然後再走向暴君專制,往復的惡性循環。毛澤東是中國農民戰爭的現代版的勝利者,是農民空想社會主義的 思想家,他絕對是了不起。為什麼毛澤東能取得勝利?把蔣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權術、遊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說,無產 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約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規約束的對敵人採取暴力行動。原來以為不受資產階級法律限制,後來查了歷次整人運動、肅反, 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蘇區也有憲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權利的法規,但是憲法和法規也不過是一張紙,他不遵守。發動文革是 不是違憲的行為?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絕對是。但是以毛澤東的能力他就可以這樣做,而且全黨幾乎沒有太多的反對,即使有些不滿,在壓服之後也就罷了。

    當時有沒有走資派?資本主義都滅絕了,哪裡還有走資派,毛澤東的口號“十年、十五年讓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所以工商業改造之後資本家的財產已經成為準國 有了,無非就是再給點利息、半國有。所以那時沒有走資派,有的是走封派、當權派,最大的當權派是毛不是劉,黨在國上面。沒有人制約他,他壟斷了所有的政 治、經濟、文化、思想理論的資源,他推崇個人崇拜,於是只能聽他的。他有軍隊在手,有理論,筆桿子造勢,槍桿子撐腰,可以指揮一切。原來讓林彪來,後來林 彪看出來,文革這樣下去不行要收縮。看5.71工程紀要,文革是要收縮。最後信任的就是身邊的幾個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書才他最親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 了所有的資源,是最大的當權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鎮壓。紅衛兵起來控制不了就要鎮壓,你們都到農村去、插隊去、到兵團去,所以紅衛兵、五大領袖 也是犧牲品,都操縱在毛一個人手裡。

    我們總結這段歷史,重要的是記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運動,消除像文革這樣的災難,首先要記住,要把真相記錄下來。不是中國人健忘,是執政者在掩蓋這些丑 惡(掌聲),文革的歷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為無理的嚴格限制,寫一篇小文章,有一點涉及文革的編輯就要抹掉。為什麼?我說這個人和文革有聯繫,我寫他 在文革當中的遭遇,為什麼要抹掉呢?說這是上邊的指示,我們要保飯碗,只能請你割愛。所以這種文章我們沒法寫,寫出來也只好拿到國外去出版(笑聲)。現在 是有人寫文革史的,我們所里的周良宵、顧菊英兩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寫了兩部書。《文革史》大約是一百萬字,還有一個五百萬字的資料光盤去年在香港出 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萬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國需要這樣的歷史學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幾個人就行。

    我最近寫的關於宋慶齡的文章,文中寫到,文革以後,還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可以說基本上是成了馴服的、聽話的、甚至是善於逢源的、順杆往上 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軟化、筋脈倒轉,匍匐在地。我這樣說有點對不起知識界,但知識界總有幾個、甚至有一些敢於講真話、寫真歷史的人,我佩 服這樣的人。我們接受這個教訓就是盡我們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來做,有的刊物不願發表,有的刊物冒險可以發表。在出版《〈多餘的話〉導讀》這本書的過程 中,我與編輯素不相識,到現在也沒見面,我把瞿秋白《多餘的話》的相關的文章編好了,在前面寫了五萬字的導讀,書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導讀,實際是解析、解 讀,這位編輯送審時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審,我的五萬字導讀扣下了,上級批了以後就與瞿秋白著作一起發表(笑聲),我特別感謝這位編輯(掌聲)。 我剛才講的很多東西我都寫在這本書裡,我當時擔心的就是這文章不能在大陸面世,但是他居然一個字都沒改就發表了。我到現在都很懷念、感激這位高明的編輯, 希望以後出版社的編輯都應該向這位編輯學習,給我們作者一些發揮自己獨立思考,想寫真史的一個空間。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到臨死、臨難之際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說,他不再思索了。實際上《多餘的話》就是高度思索的結晶,其中把歷史、詩情、理論思想融 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創作的一個高峰,他是啟發後來的共產黨人,要弄懂什麼是共產主義?走向共產主義要採取什麼樣的手段?採取什麼樣的途徑?不是採取那種內 斗、外斗,那種用手段來絞殺理想的那種東西,你們要去思考。我想這是一種啟示,在中國這種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實就意味着一種期望、一種未來。謝謝大 家!

 

    主持人:謝謝大家!可以這麼說,三味書屋舉辦了很長時間的講座,有幾百期 了。今天的講座有兩方面特別讓我感動,第一是陳老師帶着病體(可以聽出陳老師沙啞的聲音)為我們做了近3個小時的精彩演講,而且用大量的史實為我們還原了 一個很清晰的中共的黨史,這充分的體現了老知識分子、老史學家的責任、嚴謹以及勇氣。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動今天在座的聽眾,大家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都很認 真、專注的聽陳老師的講演,而且給予這麼熱烈的回報,說明大家對這段歷史是非常關注的。其實這段歷史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太重要,對我們的影響也是太深遠, 如何把這段歷史真實的還原?就要靠對這些歷史人物逐個進行發掘和恢復原貌。因為所有的歷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構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來做的。對中共歷史 上的這些重要人物,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這是非常重要的還原歷史的手段。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現在共產黨的標稱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可是我們如 果還原成剛才陳老師講的在毛澤東之前是五位領袖,毛澤東之後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領袖,沒包括鄧小平,鄧小平都是連帶的,鄧胡、鄧趙、鄧江,大概是十一屆領 袖,現在除了江、胡還沒有做評論,毛本人也沒做評論,其他的好像都不怎麼光榮和偉大,都有不同的問題,如果作為黨的一個光榮正確黨的領袖都是有問題的話, 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黨集團、反黨分子、野心家,如何來理解這段歷史?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的去思索,更多的聽取這樣老的歷史學家、有責任心、有勇氣的歷史學家 為我們揭示歷史的真貌。今天考慮到陳老師的身體狀況我們就不討論了,今天的講演就到這裡結束。謝謝大家!(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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