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他要挖陝北“肅反” 的老根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23日13:09:3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一書作者溫相告訴我：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陝北“肅反”，是中共高層後來歷次交鋒乃至政治運動的源頭之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1954年“高饒聯盟”，1959年廬山會議，1962年以小說《劉志丹》為導火索的大清洗，直到“文革”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某些人事浮沉，都可在陝北“肅反”中找到解讀的鑰匙 ◆溫相／高伐林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一書，2008年10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將一段刀光血影的慘烈歷史展現在讀者眼前。該書的作者溫相認為，籠罩在重重黑幕下的陝北“肅反”，既是從中共創始前後就肇始的黨內惡鬥的延續，又是中共高層後來交鋒乃至政治運動的源頭之一。無論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1954年“高饒反黨聯盟”，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以及1962年以小說《劉志丹》為導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這場“肅反”的引申和變異；要認識“文革”中毛澤東先後整垮劉少奇和林彪，甚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必須在陝北“肅反”中找到解讀的鑰匙。這本書沿著兩大線索——陝北肅反和高饒事件展開，不僅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而且做出了顛覆成說的解讀。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出版之後，作者溫相寫下了關於寫作體會的署名專文，深有感觸地說，深具毛澤東特色的“肅反”，完全不同於蘇區時代其他宗派首腦搞的那一套肉體消滅，最突出的一點是“高屋建瓴”地橫掃受難者的精神世界，“在很短的時間內讓你對一切絕望，也讓其他人對你絕望。處在一個雙重絕望的困境的人要麼向肅反者低頭，要麼精神全部崩潰”。溫相併書面回答了我的採訪提問，這些文字都於2008年9月、10月，刊載在多維媒體集團旗下各家媒體。這裡，我重新貼出他對我的答問，並摘錄其專文的部分段落，作為附錄。 溫相著《高層恩怨與習仲勛》。（明鏡出版社） “光輝歷史”聽多了引起疑問 　　高伐林：你是從什麼時候、在什麼機緣的觸發下，對“陝北肅反”感興趣的？ 　　溫相：七十年代後期，我還沒有上學的時候，父親收到劉志丹烈士陵園送的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基本都是碑刻圖片，內中有周恩來一首詩的拓片：“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周恩來一生寫詩不少，留下來的不多，陳毅說過，能做好總理，不一定能做好詩人。周恩來就在這句“諷勸”下笑著接受了陳毅的意見（據陳昊蘇回憶）。但周的這首詩不但留下來了，還被一部分記憶鎖定，其中包括我。我第一次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名人叫做劉志丹，而且記住了周恩來的這首詩，上中學寫作文專門引了前兩句，還受到老師的稱許，說引用得當。 　　我認識的長輩當中有幾位同西北鬧革命和肅反的重要人物郭洪濤、張秀山、張明遠、郭峰、張勁夫等人關係不錯，有的甚至和他們一道共事多年。比如說郭洪濤，我就很早便得知他的大名以及他的“光輝”歷史——這需要加引號：這“光輝”是在歷史真相沒有完全揭開的情況下自我塑造的光輝。 　　高伐林：我是讀了你的書才知道“郭洪濤”這個名字，得知他雖然資格很老，1935年2月就擔任中共西北工委組織部長、秘書長，陝北省委書記；1936年後歷任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但他卻是陝北“肅反”的最主要干將之一，迫害了不少中共幹部。 　　溫相：是啊，“光輝歷史”聽得多了，反而引起了疑問。 　　看看劉志丹陵園提供的圖片，就知道這位“人民的英雄”死後哀榮是不得了的：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博古）、李維漢、朱德、李富春、葉劍英、賀龍、陳雲、徐向前、王稼祥、李鼎銘等黨內黨外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有題詞。雖然那個時候的中共還只是在野黨，但如此之多的領導人對一個地方革命首領的身後竟然這般大動干戈的紀念，本身也說明了這位地方首領的不同凡響。 　　然而，這位不同凡響的劉志丹到了建國以後反而沉寂下來了。 　　謝子長和劉志丹在中共黨史書中並提，但《高層恩怨與習仲勛》用大量史料揭示：謝子長站在左傾路線立場上，多次向上級密告劉志丹是“右傾”“富農路線”，導致劉被整肅，差點被處決。 劉志丹的先見之明 　　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認定的西北三位主要革命領袖，是劉志丹、謝子長、高崗。高饒事件以後，劉志丹也受了牽連，回憶他的文章、文字屈指可數，閻紅彥寫了一篇《紀念劉志丹謝子長》，裡面還不點名地影射批判劉志丹，可見劉志丹當時的實際地位。這時候的劉志丹和魯迅差不多一個樣子，都是表面上尊崇，其實是冷落…… 　　高伐林：對魯迅並不能算冷落吧？“文革”前到“文革”後，書出了不少，研究和紀念文章、活動也持續不斷——當然，是按照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來“重新發現”魯迅。 　　溫相：對，利用魯迅的光環打擊對立面，但實際上避而不談其一生追求的精神實質。“文革”結束以後的30多年，可曾有過一部專門描述劉志丹生平活動的影視作品？只有兩部電影——《北斗》和《陝北牧歌》裡面隱隱約約地露了一點：《北斗》中，只有周恩來解救劉志丹的那一小段而已。據說這個片子在上映之前就打政治官司，上映以後官司一直也沒有斷過。再後來，就是電視劇《劉志丹與謝子長》、《延安頌》。其中《延安頌》裡面有個插曲，有劉志丹主動自投羅網的那段。 　　高伐林：恐怕1962年小說《劉志丹》的“文字獄”，讓人們不敢踏入這個“雷區”，是原因之一。 　　溫相：唯一一部描寫劉志丹的小說給打成了“反黨”，“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本身就是一大發明。劉志丹是西北革命的領袖，可劉志丹生前最信賴的戰友高崗、習仲勛、張秀山、劉景范、黃羅斌，分別成了建國後幾次重大政治運動中祭壇上的犧牲品——你看看魯迅信任的那些人：馮雪峰、胡風、蕭軍、黃源等，不是當了“右派”就被打成“反革命”，可謂異曲同工！從這些表面上看似乎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就可以發現劉志丹到底在某些高層人物心目中處於何等地位。 　　那麼，是不是劉志丹得罪了誰？得罪了某些決策的最高首腦？也不是。毛澤東對劉志丹還是有些好感的，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至於鄧小平，恐怕同劉志丹都沒有謀面，更談不上直接的好惡了。 　　高伐林：你如何解讀這種表面尊崇、實際冷落的原因？ 　　溫相：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對劉志丹本人的印象如何，而在於對劉志丹這個人思想上的認同與否。劉這個人雖然是中共的地方首領，但在他的言行中，能看到某些思考或者說主要精神是比較“前衛”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劉志丹死前同習仲勛的最後一次談話中說了這麼一段： 　　“從多年的經驗看，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多，這是小資產階級急性病、狂熱病的表現，企圖一個早上把一切都變個樣。他們看了一點馬列的書，不看中國的實際，以空想代替現實，不講方法策略，因此總是失敗。有這種思想的人，再和個人主義結合起來，就抓權，想當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於死地。”我覺得劉志丹的這句話幾乎可以算作一句“政治讖語”，中共建國後三十年的政治歷程幾乎一點不差的走上了他生前最擔心的極左路途。 　　你看，劉志丹說左的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這點和彭德懷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的信中提到的一模一樣，而且這句話也最讓毛澤東忌諱，為什麼忌諱？無非是觸到了痛處。 　　還有這句：“企圖一個早上把一切都變個樣。他們看了一點馬列的書，不看中國的實際，以空想代替現實，不講方法策略，因此總是失敗。”這句話活脫脫地映射出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種種蠻幹。據李銳考證，毛本人雖然自奉是馬克思、列寧在中國的傳人，但其本人閱讀馬列經典著作屈指可數，大約只精讀過那麼有限的兩三本，而且毛始終在經濟建設等問題上，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一味剛愎自用、任性而為，從大躍進到大饑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冒進等等，給中國人乃至整個民族帶來深遠的災難，至今沒有完全肅清。 　　劉志丹是在東征之前同習仲勛說的這些話的，指責的矛頭不可能是針對毛澤東，那時候的毛澤東還不具備領袖全黨的地位；劉志丹也不可能預知幾十年後中共會走這樣的險途。但他為什麼這樣說？這是他從陝北肅反中得出的切膚之痛，得出的血的教訓。這與劉志丹一生反感“左”的東西，反感“宗派”，反感利用宗派情緒來打擊異己的“肅反”有著直接關聯。劉志丹說：“有這種思想的人，再和個人主義結合起來，就抓權，想當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於死地。”毛澤東在建國後的種種作為不正是給這句話做註腳嗎？毛本人最後不正是“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嗎？劉志丹骨子裡的這些思想本質上就是反封建，其實魯迅也是一樣。惟其如此才會與毛的思想格格不入，而他們的信徒也才會接二連三地遭到毛的清洗、清算。毛澤東對羅稷南不是說過，假如魯迅活到建國後無非沉默和坐牢兩種可能嗎？ 習仲勛夫婦與兒子習近平、習遠平。 法官和歷史學者靠的都是證據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看劉志丹兩個關係比較親近的戰友習仲勛、張秀山在建國後的命運多舛，也就很好理解了，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是這麼個道理。中國號稱“反資本主義”，喊了差不多一個甲子了，可是，這幾十年下來拿的是什麼東西來反資本主義呢？李維漢晚年，1980年5月24日，同鄧小平有過一次比較重要的談話，也是他的個人反思： 　　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里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因為林彪、“四人幫”是用封建主義去反對所謂資本主義、所謂走資派、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採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專政。 　　鄧小平在1980年關於黨和國家制度那篇講話中也吸收了李維漢的意見。實際上毛澤東所喊的所領導的“反資本主義”（或者說“反修正主義”）正是用封建主義的那套東西來反對資本主義，所以，非但不會領導大家走到一個比較光明的地帶，反而越來越走入死胡同，越來越走向反面。而毛的這些東西，不要看他打著什麼“反特權、反官僚”等等旗號，究其內里，早在三十年代的毛澤東領導的江西蘇區肅反以及陝北“肅反”過程中就已經先行試驗過了的。用毛自己的話說就是“百代都行秦政制”。 　　高伐林：你在研究、寫作當中，接觸了大量史料包括很多人的回憶錄，這些材料不僅彼此矛盾，有的甚至針鋒相對。你判定真偽的依據是什麼？ 　　溫相：歷史研究者有時候與法官一樣，所謂“天道無親、史筆無情”，法官要把一個案子辦成鐵案，依靠的是證據；歷史學者要把歷史的真相鋪陳開來，依靠的還是證據。有些事情法官可能做不到，而史官卻能夠做到。 　　高伐林：你研究這段歷史並寫出來的主要意圖是什麼呢？ 　　溫相：就是為了“揭蓋子”，揭露真相、揭穿謊言。 　　這裡我說的“揭蓋子”，有揭“大蓋子”、“小蓋子”之分。先說“小蓋子”：黨史研究中的為尊者諱這類現象非常普遍，比如說陝北肅反這件事的緣起其實與謝子長有著很深的淵源，但因為謝子長早在延安時期就被黨內樹立為西北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所以，後來的黨史教科書中是絕口不談他與劉志丹之間的是非恩怨的。再比如朱理治這個人，中共黨史介紹他的篇幅很少，說到肅反這段往事，也沒有直接點他的名字，只是含糊地說“中央駐西北代表團領導同志”，近年以來，朱理治的一些事情逐漸披露出來，可一樣也是為尊者諱。我舉個例子，最後抓捕劉志丹是誰決定的？《朱理治傳》的作者喋喋不休地為他辯解說：朱在審訊張秀山的時候便發現情況有異常，乃決定停止殺人，停止審訊云云。那麼，這是什麼時候？是1935年10月3日，可兩天以後劉志丹仍舊被誘捕，這說明了什麼？1955年4月，“高饒事件”之後中央在北京飯店再次召開有關西北歷史問題的座談會，當時高崗已經死了，即便是這樣的情況下，最後當事人也都承認，抓劉志丹的決定是三個人做出來的：朱理治、程子華、戴季英，起主要作用的或說主要拍板人，就是朱理治。這個座談會的內容，《朱理治傳》作者不會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專門提及？是健忘若此？顯然不是。 　　那麼，“大蓋子”又是什麼呢？說到底就是中共政治肌體中兩個根深蒂固的毒瘤，一個是“肅反”，一個是宗派。這兩個毒瘤始終纏繞著中共，它們是同惡相濟、朋比為奸的。正因為有了宗派，才會有“肅反”；正因為搞了“肅反”，宗派才會頑固生存下去。中共黨內“肅反”和宗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要首推王明、張國燾，但他們在對“肅反”的融會貫通上則遠不及毛澤東，或者說他們對於“肅反”的理解還只是停留在一般意義上，而毛則把“肅反”這種形式揮灑自如地融化在所有的政治活動中。 還將寫一部蘇區“肅反”史 　　高伐林：揭70年前陝北“肅反”的蓋子，對於21世紀的今天有什麼現實意義呢？ 　　溫相：毛澤東曾經有一段語錄：“國民黨怎麼樣？看看它的過去，就知道它的現在；看看國民黨的過去和現在，就知道它的將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段話也適用於中國共產黨史的某些人物和事件。陝北肅反可以說集江西肅反、鄂豫皖肅反、湘鄂西肅反之大成，實行時間最短危害卻最為酷烈、打擊面最大，不但差點要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這些人的性命，如果延續下去也必然要了中共的性命。然而，就這麼一段悲慘的歷史長期得不到真實的解讀，長期以來被一些人用雙手掩蓋，不但掩蓋，而且還採用了“瞞與騙”的手段蒙蔽大家，作家張平的長篇小說《國家幹部》（2004年2月第一版）中有個叫做馬韋謹的幹部（縣級市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曾經發出一段感慨：“世界上最壞的人怎麼會進了共產黨？又怎麼會當了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該書第84頁）同樣的質疑如果放在“肅反”這件事上也同樣可以發出類似的感慨：“為什麼每次黨內肅反殺掉的幾乎都是有本事、有能力、有才華、有見解、有道德的人？而那些本身劣跡斑斑的人卻能揮舞著屠刀隨意對別人砍殺卻不受到任何有力的指責呢？這種悲劇為什麼會綿延不絕的始終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長期上演呢？”比如說鄂豫皖肅反殺害的許繼慎、曾中生，湘鄂西肅反殺害的段德昌以及陝北肅反差一點被殺害的劉志丹、張秀山、習仲勛等人無不如此。難道說這樣沉重的話題不值得我們今天做認真的思考嗎？所以，作為後來者，我自覺有必要把這段歷史搜檢出來，告訴大家，讓讀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它，判斷它，反思它。 　　多維：你下一步的研究課題是什麼？ 　　溫相：我準備寫一部蘇區“肅反”史。《高層恩怨與習仲勛》這本書只是一個開頭，只是敘述了陝北“肅反”；而江西蘇區“肅反”、湘鄂西“肅反”、鄂豫皖“肅反”包括湖西“肅托”我都將在下一部書《蘇區肅反史》中詳細談及。 【溫相小檔案】 　　目前擔任國際間金融合作組織協調發展委員會常任理事兼中方首席代表。 　　曾在國有大型金融機構供職。參與起草《中國資本市場十年發展綱要》，曾在《人民日報》、《金融時報》、《金融體制改革》、《文史知識》、《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等報刊上發表專業論文三百多篇，其中部分文章獲獎，有的文章先後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從1997年開始在新華社所屬報刊上開設個人專欄。代表作包括《當代中國資本市場縱橫談》、《中國國債市場面面觀》、《毛澤東研究》、《晚年林彪》、《帝國殺戮——清代皇族政治鬥爭史》等。（2008年10月） 附錄： 為什麼我要翻出70年前的陝北肅反舊帳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作者溫相寫作談（摘錄） 郭洪濤經不起進“煉丹爐” 　　歷史研究者有時候與法官一樣，所謂“天道無親、史筆無情”。法官要把一個案子辦成鐵案，依靠的是證據；史學者要把歷史的真相鋪陳開來，依靠的還是證據。而且，有些事情法官可能做不到，而史官卻能夠做到。……考實歷史實在是一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而“考實”本身也就像一座“煉丹爐”一樣，所有的歷史都要在這裡經過錘鍊之後才能徹底地沉澱下來，凝固起來，才能夠稱之為“歷史”，否則只能是偽史。因此說“新黨史寫實派”實際上就是一批“煉丹”技師，在他們的烘烤燒灼下，歷史才能剝離其偽裝，顯露出其本源。 　　中央電視台在1997年9月22日的《東方時空》節目中播出有關郭洪濤的訪談，我看就應該來一番“煉丹”“考實”。央視記者說：“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24歲的郭洪濤被任命為陝北省委書記。”郭洪濤生於1909年11月16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是1935年，這時的郭洪濤應該是26歲，而非24歲。失誤還不僅僅在年齡上的，而在於記者這個介紹本身就給人一種強烈誤導：這麼年輕有為的省委書記啊！——雖然那時候的省委書記遠沒有今天這麼威風——看看互聯網就能知道，轉載這條新聞的很多網頁上就直接打出“24歲的省委書記郭洪濤”。 　　26歲做了中共陝北省委書記的郭洪濤，在陝北肅反上幹了哪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從來不說，就是說也要拉上若干人給他墊背，在他晚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在重大事件上的“模糊”甚至撒謊隨處可見。例如他在閻家窪子會議上的有關回憶就故意隱瞞真相乃至散布謊言，明明是謝子長宣讀的孔原來信，他卻說成了龔逢春；明明是他暗中做了虛假的匯報，他卻推給別人。這不是簡單的記憶失誤，因為在郭洪濤早年撰寫的回憶錄中並沒有類似情節。而且我們要注意一點：郭洪濤撰寫回憶錄的時候，條件是很好的，他可以調閱很多資料，還有助手。關於閻家窪子會議的經過，中共黨史部門公開出版和內部出版的資料雖然談不上汗牛充棟，可也不是罕見希聞，為什麼郭洪濤還在繼續編造謊言呢？一個26歲就擔任中共方面大員的老黨員在晚年不但沒有深刻的認識自己的歷史，反而進一步對自己的歷史上的污點進行歪曲，進行粉飾，不知道到底要給後人、給歷史留下些什麼？ “只唯實”的公然造假 　　又一例、更惡劣的一例是：2003年5月，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李原撰寫的書《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作者曾經是閻紅彥的秘書，2000年離休前最後一個職務，是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閻紅彥前秘書李原寫出《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 　　秘書，不僅作為中共領導人的助手出現在日常政治活動中，同樣也作為一股非常引人注目的力量出現在中共黨史修撰過程中。……威名赫赫如胡喬木、陳伯達者，都是從這一層面上走來的。近年來，有些黨內秘辛、高層恩怨乃至臧否個人的說法是來自於秘書的回憶。然而，因為秘書本身的特殊性，包括立場、身份等等，他們的回憶資料就必須特別注意甄別。我前面提到了回憶錄尤其是口述歷史這幾年在國內的橫行，用了“橫行”這個詞並不是貶損這一記述歷史的方式，而是表達這種方式目前的地位和作用。寫史如辦案，辦案要辦成鐵案，寫史要寫成青史，僅僅依靠個人回憶那是遠遠不夠的，個人回憶（包括口述）相當於辦案過程中的口供，如果我們就迷信口供的話，那不成了“逼供信”了嗎？回憶錄、口述歷史可以彌補一般性史料的不足，但上升到嚇人的地步則不可取。有些秘書，以及警衛員啊、保健醫啊、保姆啊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他們回顧各自服務過的領導人的起點或者說基本點都是歌頌，都是正面讚美，不管是在大陸出版的這方面書稿，還是在海外出版的，都是一套路數，他們提供的資料就容易給人一種誤導。因此我的體會是，要了解一些領導人真實的面目，首先要從其他資料入手，而不要先行閱讀這些秘書們的回憶，因為人都有先入為主的毛病，從秘書回憶得到深刻的印象以後，有時候很難擺脫。 　　就拿李原這本回憶閻紅彥的書為例，這本書的題目“只唯實”，取自陳雲的格言，可是作者卻不準備“只唯實”，說到底不過是“只唯”領導人、“只唯”他服務過的閻紅彥一人而已。書中公然造假的手段適足令人齒冷：他編造劉志丹父親的背景，編造閻紅彥告狀的真相。工人出版社常務副社長兼副總編何家棟（小說《劉志丹》的責任編輯）生前給學者邢小群寫的一封信中就對李原這本書一針見血，說李原“這個秘書太懶，太粗心，沒把弄髒的白手套洗乾淨，就重新戴上了”。國內有些報刊、雜誌上是怎麼吹噓李原的？說李原老人八十多歲了，還筆耕不輟，為黨史研究添磚加瓦。“筆耕不輟”不假，可他添了什麼樣的磚，加了什麼樣的瓦？閻紅彥向康生告狀並且在會上無端誹謗習仲勛，把小說《劉志丹》上綱上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本來是事實，可李原在他的書中卻用幼稚伎倆篡改了這一事實。這給人們一個警示：這麼幼稚的篡改為什麼會通過層層的審查而大行其道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歷史的原因，也就是說閻紅彥在陝北的這些恩恩怨怨很多人根本就不清楚。閻紅彥當初對何家棟說：“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這句殺氣騰騰的話讓何家棟反感，但卻非常真實，真實地反映了閻紅彥包括和他持有同樣觀點的人對於劉志丹的實際看法。而這些實際看法卻正是與中共西北歷史上的恩怨糾纏密切相連的。 　　為什麼這麼一段過去幾十年的恩怨舊帳，到了21世紀，還會有人，包括當事人郭洪濤和當事人閻紅彥的代言人李原這些身居高位者，翻出來並且篡改它？他們如此煞費苦心不正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這段昔日的恩怨史大有來頭嗎？ 毛澤東創造了“肅反” 　　我在搜求資料和不斷的考證過程中發現，毛澤東具有濃烈和深厚的“肅反情結”，可以說他一生之於“肅反”經歷了這麼三個階段——肅反的原創版、肅反的改進版、肅反的升級版。 　　“肅反”的原創版，指的是從他的“洗黨”開始到抓捕“AB團”，這是第一階段。有人或許說“肅反”是舶來品，是蘇俄的影響所致。我說你們未免太小看毛在這方面的天才了。湘贛邊界的“洗黨”從1928年便已經開始，如果這還不算是正規的清洗異己者的話，那麼在江西抓捕“AB團”則完全是毛的發明。 　　關於“AB團”這個概念，很多書中提到是Anti-Bolshevik——翻譯過來就是“反布爾什維克”，簡寫為“AB”，還舉出例子說是段錫朋他們搞起來的，但很快就解散了，抓“AB團”時，這個組織已經不存在了。實際情況比這還要荒唐。五十年代初，中共江西省委成立不久，原吉安第七師範學校校長李松峰就給他過去的學生陳正人寫去一封信，他說“AB團”根本不是什麼“反布爾什維克”的英文簡寫，這裡面的A代表段錫朋、周莉生、李松峰他們這些國民黨新派的核心組織，而B則代表外圍組織。把A和B牽強地聯繫到一處的，不是段錫朋他們國民黨人，而是江西的共產黨人。李松峰十分肯定地說，根本就沒有什麼“AB團”。據說陳正人看到這封信以後受到強烈的震動，因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曾經是打擊“AB團”的急先鋒。 　　“肅反”在蘇俄最初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消極怠工”的簡稱，最初只是針對來自外部的威脅，等到把“肅反”這台絞肉機對準自己戰友和同事時，已經是公元1937年了。而毛則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經利用“肅反”對付異己者、清洗異己者了。1930年末發生的富田事變，是毛“肅反”的原創版中的頂峰作品。後來這段歷史被故意轉嫁到王明等人的身上，誠然，王明這些人上台以後，“肅反”愈演愈烈，但這不等於說富田事變的始作俑者就是王明。王明上台，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時為1931年1月，而在1930年12月及之前，便已經出現了大批量的以抓捕所謂“AB團”為主要內容的江西“肅反”，其帶頭人正是毛澤東。 　　還應該注意到，自從1932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地位逐漸下滑後，該地區的“肅反”聲浪也逐漸沉寂。那種大殺大砍的“肅反”運動，長征前再也沒有出現，而此時正是王明、博古這些教條主義宗派盛行的歲月。三十年代後期，毛重新掌控中共高層，並且在四十年代初完成權力的最後更替。這一時期伴隨著整風運動出現的“審幹”、“搶救”等政治運動是江西時代毛“肅反”模式的延伸，是“肅反”的改進版。但是，“搶救”、“審幹”這兩項運動不是毛是“肅反”改進版的主流，而只有西北局高幹會議才最能體現毛的“肅反”改進版這一內涵。 　　以往研究整風運動史的學者都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西北局高幹會議台前幕後的種種表演，以及毛澤東拿出那麼大的精力和時間來消化西北黨史的恩怨糾纏。建國後，由於毛本人在經濟建設中的胸無定見、胡亂指揮導致了災難的頻繁降臨，毛則重新祭起“肅反”的法器，此為毛“肅反”的最後階段即“肅反”的升級版。“文化大革命”說到底就是一場最大規模的“肅反”，它不但肅清了毛在建國後的對立面，也連帶把那些本來在各個歷史時期都非常忠於毛的某些親信一併囊括在內。 歷史上的“富田事變”發生在吉安市境內王氏宗祠。 毛用人準則：“使功何如使過” 　　注意一下毛在“肅反”各個階段所倚重的這幾個人的本來面目，就可以發現肅反到底是何等貨色？毛所重用的肅反親信包括李韶九、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他們這幾個人都算得上劣跡斑斑，而且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都被嚴重地懷疑過有政治歷史問題——都有變節的重要嫌疑。可是，他們沒有哪一個人因此影響了晉升、重用，李韶九在富田事變中表現惡劣，後來不過給了幾個月警告處分而已，李死後多年，毛親自為其簽發烈士證，而他為什麼成了烈士？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份第一手資料予以說明他死亡的時間、地點和詳情，倒是陳毅的文學傳記中聲稱此人是被陳毅擊斃的；而康生則一直到死都受到足夠的尊崇；江青、張春橋長期把持專案；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居然還是上海市專案組的辦公室負責人——就是這位李文靜，在她的檔案中明確記載著在抗戰期間變節的細節，徐景賢這些人在晚年回憶中也不諱言這一點。可是，這些並沒有影響他們去抓別人的“叛徒”，去譴責別人的“變節”。 　　關於康生的歷史問題，說法很多，卻很難像江青、張春橋的問題那樣板上釘釘。據了解，上海市公安局的敵偽檔案中，涉及康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經歷中的關鍵六頁檔案被人撕毀，究竟是什麼人幹的，誰指使的，迄今沒有定論。但從這六頁被撕毀看，康生三十年代的經歷顯然不那麼單純，不像他自傳中描述的那麼清白。 　　“使功何如使過”這是毛用人的一條重要準則。惟其李韶九、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劣跡斑斑，所以，也就越能以其“孤立無援”的狀態獲得毛的信用，而不必擔心他們有脫軌的跡象，因為他們的把柄早就在主人手中了。…… 革命者不怕屠殺怕“肅反” 　　為什麼黨內對“肅反”談虎色變？一般說來，政治絞殺包括兩層涵義，一層是死罪，一層是活罪。所謂“死罪好受，活罪難熬”，對於那些被捕的中共黨人，如果直接拉出去槍斃，可能因此產生的叛賣、變節現象要少很多。但是，對手採取了嚴酷的刑訊以及刑訊之外針對各人心理弱點的攻堅，這就使得一批受到黨內紀律、思想雙重薰陶的部分黨人轉而變得求生心切、脆弱無比。然而，這種來自敵人的摧殘比起內部的“肅反”則明顯遜色。黨內的“肅反”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徹底打垮被肅者的精神和意志。人被稱作是靈與肉的結合體，靈在前，肉在後，一旦靈魂垮台，那麼剩下的不過是行屍走肉。所以，在“肅反”這個問題上，毛敢於大膽提出不同於其他肅反者的口號即“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其來有自的。對於一個精神世界已經崩潰的人來說，處決與不處決沒有本質的區別。 　　“肅反”的狠毒之處在於剝奪了你的精神生存權。真正的革命者並不怕來自敵人的屠殺，因為他們用直面死亡這種方式感召自己的同事和戰友，甚至作為一種宣傳手段將精神要義播撒在民間。……這在中國古代就叫作“取義成仁”，由於尊嚴的保存與精神的升華，讓死亡變成了另外一種生存的方式繼續停留在人間——至少還有旁觀者為你哭泣，至少還有親人將你惦記，至少還有歷史為你證明。 　　但是，“肅反”則不同。“肅反”首先將你定性為“反革命”，其次在這一邏輯下，鼓譟你的親人、朋友、戰友、同事以及旁觀者、目擊者對你的“反革命”行徑進行多層次的壓迫，直到打垮你的精神支柱。劉少奇死前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呼號。因為就在他說這番話時，高呼“打倒劉少奇”的恰恰是人民本身。很多黨內精英分子在對敵鬥爭中很少含糊，以身殉道更是家常便飯，可唯獨面對“肅反”，卻窩窩囊囊、兒女情長。“肅反”不僅要榨乾你的靈魂，還要用這種方式折磨你的親人乃至後代，讓所有這些與你血肉相連的人同你一樣永世不得安寧——“肅反”的這種猙獰嘴臉，讓幾乎所有人都會望而卻步。 　　深具毛澤東特色的“肅反”，完全不同於蘇區時代其他宗派首腦搞的那一套肉體消滅。它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高屋建瓴”地橫掃受難者的精神世界，用前所未有的桎梏控制住你所有的心理弱點，粉碎你的僥倖和希冀。在很短的時間內讓你對一切絕望，也讓其他人對你絕望。處在一個雙重絕望的困境的人要麼向肅反者低頭，要麼精神全部崩潰。 　　毛所動用的“肅反”工具，不但有高高在上的“組織”，還有被反覆愚弄的呼之即來的“群眾”，挑動群眾用最為野蠻、原始的手段撕碎你任何準備作出的辯解，用組織最後確認你的“醜行”。針對受難者視為生命的榮譽編造出來的謊言很快被那些自願與非自願受到愚弄的“群眾”的傳播，並且刻意的將這種傳播作為教科書來影響下一代人或者下幾代人。所以，當任何一個人面對這種“肅反”的最高表現形式也是最後表現形式——“文化大革命”，他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污人”，一條是“自污”。但“自污”一般還要“特批”，還要看受難者的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像周恩來這樣九死一生的領袖人物必須選擇“自污”，必須不斷的給自己的靈魂套上枷鎖，必須不斷的奉命“違心”的原因之一，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在二、三十年代寧可選擇流亡、也不接受蔣介石贈予高位的知識分子首領郭沫若，在他的晚年卻只能死死抱住那些“文革新貴”粗腿的根源。 　　魯迅說過：“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魯迅認為中國的歷史只有兩種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重溫魯迅的格言，我們會發現，“肅反”包括它的極致時期——“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統治者面對匍匐戰慄的靈魂和肉體，他又有什麼理由不迷戀“肅反”呢？這是一個奪取所有人尊嚴而加之於一人的時代，這個被全盤神化的“人”有什麼理由不去繼續“肅反”呢？ 　　現在我寫這本書不單單是說一個陝北“肅反”，而是透過陝北肅反看到一些本質的東西，希望這一類的悲劇能夠停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長久一點，因為我們中國人中的一大批人是比較容易健忘的，幾千年封建傳統讓一些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所以，經常提及這些令人不願回首的往事總要比再把某個人用雙手捧舉過頭頂，再度對之山呼萬歲強得多。 烈士與叛徒 　　傳統的黨史教科書經常喜歡“以人劃線”：烈士往往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而叛徒自然是獐頭鼠目、死有餘辜。用的是雙重標準：對叛徒和被批臭了的黨史人物，就是出身和本質使然；對烈士和偉大人物，就有了另外一套說辭，什麼難免論啊，局限性啊、甚至革命的浪漫主義啊，等等。 　　然而，當我們認真查考歷史，會發現一個讓我們不敢面對的話題：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論給人民和革命造成的損失，某些在最後關頭就義的烈士，竟比某些在最後關頭變節的叛徒更大。 　　我這本《高層恩怨與習仲勛》中詳細描述了陝北肅反的慘狀。導致陝北肅反的前因後果不正是那幾位赫赫有名、彪炳青史的烈士嗎？一個謝子長，一個魯賁（魯學曾），一個唐澍，他們所起的作用遠甚於做了叛徒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等人。因為杜衡既無法向國民黨方面準確的提供陝甘邊紅軍的行蹤，也不可能導致朱理治空降陝北整肅劉志丹等。 　　唐澍指揮了震動西北的兩大起義，清澗暴動和渭華起義，可在起義當中他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李象九不同意他的硬攻，蠻幹，他就用繳槍的方式對付李象九，直到把李逼走。後來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不尋求有效的保存有生力量，反而更為盲目地四處硬拼，結果把自己的性命也給搭上了。他成為烈士的同時，也讓很多本來可以不成為烈士或者晚一點成為烈士的人變成了烈士。而且，他還留下了一個惡劣的影響，對付黨內不同意見的就可以直接繳槍，這是三甲塬事件的摹本。 　　再來看謝子長，這位烈士算得上大名鼎鼎，與劉志丹同列西北根據地創始人。可這位創始人在西北革命征途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西北黨史上最大的三場內訌即三甲塬繳槍事件、閻家窪子會議風波、陝北肅反，謝子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占了兩份，其中“三甲塬繳槍事件”影響最壞，幾乎讓當時剛剛成型的隊伍一夜之間散了伙。謝子長因為不同意劉志丹的看法，就寫信給孔原誣告劉志丹及其領導下的紅26軍“一貫亂竄”，還自命“在軍事上較有把握”，就是這位自稱“較有把握”的謝子長在西北的若干次戰役中，敗績最多。最後一次導致他犧牲的戰役中，頓兵于堅城之下，明顯犯了兵家大忌，連賀晉年後來回憶謝子長的文章中都專門提及這一點，謝子長本身是清澗暴動起家的，可打清澗之前居然不了解清澗國民黨守軍的基本力量，到了那裡才知道人家增強了防務，俗話說“不打無準備之仗”，這樣的軍事領導人怎麼還敢奢談軍事上“較有把握”呢？這還在其次，關鍵在於他的誣告劉志丹讓孔原信以為真，這才有了朱理治空降陝北大搞肅反的後來，謝子長雖死，可難辭其咎。 　　還有中共陝北特委委員魯賁，他不滿特委馬明方這些人，就擅自跑到北平去向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告狀，編造了一些並非事實的東西，隨意上綱。朱理治晚年回憶時就說，他到陝北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魯賁他們的告狀引起的。以後，朱理治到了陝北，魯賁又繼續誣陷黃子文，說黃子文畏敵如虎云云。陝北肅反開始後，魯賁坐鎮關中，大肆抓人、殺人，可是，等到國民黨軍來犯，魯賁卻露出了畏敵如虎的另一副面孔來，張邦英回憶說魯賁率領的部隊在對付敵軍時不堪一擊，這就是典型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魯賁在抗戰期間英勇犧牲，可我們能用他後來的結局來掩蓋他早期、長期的錯誤嗎？——客氣的說是“錯誤”，實際上也就是犯罪：陷害他人、濫殺無辜，不是犯罪又是什麼？ 評價人物不能只看生命終端那一“點” 　　再來說說閻紅彥。三甲塬繳槍，劉景范回憶說就是閻紅彥開槍打死了游擊隊的骨幹趙連璧，趙的冤假錯案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閻紅彥在晉西遊擊隊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了劉志丹，劉志丹收留了他們，可閻紅彥幾次暗中對劉志丹上下其手，到了他臨死前幾年，為小說《劉志丹》在第一時間向康生打小報告，“小說反黨事件”掀起文字獄。李原不承認，可歷史斑斑可考，你不承認，能行嗎？閻紅彥對何家棟說，當初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不錯了。這哪裡還有一點共產黨人的味道？…… 　　民間有一個順口溜說：“問題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閻紅彥如果不在毛澤東準備大搞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告狀，他能因此扳倒習仲勛，鬧出文字獄嗎？謝子長如果不知道孔原對陝甘邊根據地的偏見，他的告狀能一告就准嗎？魯賁要是沒有中央代表孔原的支持，沒有朱理治的偏袒，他憑什麼隨便抓人殺人？ 　　有人動輒就把這些上升到制度，沒錯，跟制度有關，但更與人有關，人治社會，人的因素往往是第一位的。張愛萍晚年不是沉痛地說過嗎：“什麼體制？是人！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乾乾淨淨！”（《從戰爭中走來》，第327頁） 　　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是應該根據其生命終端那一個“點”的表現，還是應該根據其一生脈絡的功過？有人一生對革命造成巨大損失甚至災難，僅因為他沒有機會或者某種其它原因未曾變節，就供奉其為“烈士”；有人一生對革命有巨大貢獻，僅因為最後有怯懦、動搖，就被貶損得一無是處，甚至隨意給潑上各色污水，這是何其不公的事！烈士成了烈士，所以，就不准人們懷疑他們的品格，揭露他們在道德和能力層面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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