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大浪淘沙

鄧小平晚年曾談道：“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怎樣理解鄧小平說的歷史上不“成熟”和沒有“能力”？

　　年輕人領導年輕的政黨

　　毛澤東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五位中央局委員之一(註：另四位為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羅章龍)，負責組織工作，還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

　　當時中央的文件需委員長和秘書聯合簽署才能發出。可見，毛澤東在30歲的時候，便干起了黨內事實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後，他便離開了這個崗位，此後便在黨內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屢受排擠和打擊。一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才進入核心決策層。

　　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黨內的境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領導層變動不穩的特點。在早期領導層中，除陳獨秀作為主要創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領導人的地位是經常變化的，看不出一定之規，常常是一個人上來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換人來干。參與決策的領導層人員變化很大，很不穩定。

　　從年齡結構看，在陳獨秀之後主導中央決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歲的年輕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後主持中央工作時，分別是28歲、29歲。任弼時23歲時入中央政治局，24歲便擔任政治局常委。主導中央決策的王明、博古也大體是這個年齡。

　　博古24歲便被推舉為黨內總負責人。作為革命家，這種年齡在信仰的激發下，敢想敢幹，具有充滿活力和激情的優勢。而作為政治家，卻正是經受歷練的時候，但他們又顯得很自負。

　　博古後來回顧自己擔任中央總負責人的心態時說：“在上海中央被破壞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到不能領導整個黨”。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不願聽人家批評”，“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

　　共產國際影響力過大

　　中共早期領導的選擇，不能不考慮共產國際的態度，甚至可以說是由共產國際來主導安排的。

　　共產國際對中共黨的領導人的安排，大體說來有三種方式：

　　一是直接插手選舉。共產國際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東方部負責人米夫親自圈定出席六屆四中全會的37人名單中，當時身在上海的一些現任中委和候補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讓王明、博古等15個從莫斯科回來的年輕人列席，並規定列席者也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由此為王明、博古上台做了程序上的準備。

　　二是事後認可。遵義會議改變中央決策層結構後，中央不得不先後派出陳雲、潘漢年分兩路遠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以爭取認可。潘漢年出發前，博古曾明確對他說：“交權不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代，讓他們批准張聞天接班。”

　　陳、潘到莫斯科後，王明在剛剛結束的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事實上成為共產國際處理中國問題的主要負責人，然後，又由王明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及潘漢年分兩路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表達對張聞天代替博古的認可。

　　三是仲裁糾紛。張浩1935年12月回國時，正好碰到張國燾率部在川西北另立“黨中央”，還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黨籍，下令“通緝”他們。在陝北的中央領導層對此分裂行為鞭長莫及，雙方陷入僵局。在這種局面下，張浩以共產國際“特使”身份給張國燾發電報說，“共產國際派我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帶有密碼與共產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共產國際可代轉”。

　　這一下就把張國燾給鎮住了，他明白，在當時的組織架構下，無論搞什麼樣的“中央”，都繞不開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儘管內心不情願，張國燾還是對張浩的電報作了正面回應。在張浩說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後，張國燾才回電錶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指示”。

這些，都反映出共產國際在中共領導人的選擇上擁有的特殊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