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乾子弟評“毛澤東時代也有腐敗”
改開以來,一部分人對毛澤東時代“血淚控訴”了三十多年,從“專制獨裁”到“運動整人”,從“餓死幾千萬”到“貧困落後”,從“閉關鎖國”到“崩潰的邊緣”,從“抗美援朝讓人民送死”到“搜刮民財輸出革命”,當這些誣衊不實之詞被歷史事實批駁的體無完膚,並且由於如今的腐敗、兩極分化等危機之反面教材而不攻自破,當圍剿即將破局時,一個新的咒語又誕生了——“毛澤東時代也有腐敗”。連清正廉潔這一比較優勢也被否定,那毛澤東時代就幾乎一無是處了。對於此等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言論不能聽之任之,必須給予反駁,以正視聽。
本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在毛澤東時代無憂無慮地度過了童年,直到成人。在生活中從來沒有聽說過“腐敗”一詞,更沒有聽說過“回扣”一詞,至於“賄賂”,也極少見聞。這些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詞彙,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耳熟能詳的“通用詞彙”。在那個興無滅資的年代,那個“狠斗私心一閃念”恰似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的年代,我聽說過的貶義詞只有 “貪污”、“腐化”、“走後門”,而且這都是來自基於鬥私批修的政治運動中之批判對象,很少是聽自於民間的談資(不像現在與朋友們吃頓飯就能聽到幾則腐敗傳聞),即腐敗現象很少,少到婦孺皆不知的程度。我只知道諸如劉青山、張子善案,還有……,唉,我還真說不上來。當然不正之風是一定有的,例如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反對“走後門”,才知道有走後門這等事。“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及時行樂”的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階段將長期存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所指導的政治運動,就是要對付這些腐朽思想,以確保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本質不變。
當年雖然年輕,卻也是接觸上層較多的人。父親是抗日幹部,母親於解放前參軍,我也算那個時代的高乾子弟。七十年代初家裡就訂閱《參考消息》,偶爾還能見到供高層閱覽的內參(俗稱“大參考”)。因父親職務的需要,七十年代家裡就安裝了電話。母親非常好客,做得一手好菜,家裡每個星期都有客人來吃飯。各階層人士,高朋滿座,我怎麼就極少聽到搞不正之風、搞歪門邪道的傳言呢?如果經常耳濡目染“高層的腐敗”、“底層的黑道”,早就要學壞了,改開後還不乘着開放搞活、價格雙軌制的“春風”,利用父母的人脈資源去掘“第一桶金”嗎?而事實上一把年紀了對“打點”、“回扣”之類潛規則仍然不經意。
“毛澤東時代也有腐敗”,簡直就是抬槓!到底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人民民主專政、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容易產生腐敗,還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官商學精英統治、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宣教容易產生腐敗?只要有點常識就能正確判斷。
毛澤東時代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努力打造“潘多拉魔盒”,要將罪惡與貪婪關起來。但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會震動這隻“盒子”,造成裂縫,所以要經常修補(搞政治運動)。右派一面將毛澤東時代的票證制度、福利分房、所謂的高幹紈絝子弟、徵兵入黨提干、所謂的幹部特權、生活物資貧乏等作為那時會產生腐敗的理由,另一面又極力反對打造“紅色魔盒”,真是無恥!且看過來人擺事實講道理——
關於“票證會滋生腐敗”
首先,票證是計劃經濟的重要元素,由政府發放,而政府部門都是在黨委集體領導下行政,個人權力式微,他(她)如何能私下給親戚朋友送票證?其次,計劃經濟不是自由競爭制度,一切按目標需要制定計劃,不多也不少,剛剛好。收入不與績效掛鈎,所謂“干多干少一個樣”,也就不要靠什麼關係戶利益互動,不需要行賄受賄的市場行為,送票證賄賂誰嘛?再次,國家保障同類別居民都有等量的票證(一般人每月28斤,體力勞動者每月34斤,中學生每月30斤糧),是新中國對“人人生而平等”(人權宣言語)最具體的實踐。最後,票證能滿足生活需要,沒有額外增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你每天能吃一斤大米嗎?),基本夠用,取消票證時我還多出了一摞糧票沒有用完呢。那時的人們隨遇而安,知足常樂,大雜院裡的鄰居們談資廣泛,唯獨沒有“如何搞到票證”之說。 所謂“有親戚在什麼商業部門,就很好搞到這些票證”?那要看是什麼票證,糧票、油票、布票等基本生活資料控制很嚴,勘比印發貨幣,是根據戶口本人口數來印發的,有一個與戶口本同樣重要的《糧油供應證》(俗稱糧本)來比照的。你那個在商業局的親戚能從哪裡“挖”出多餘的票證呢?除非編造假人口。如果是工業品,例如名牌自行車、縫紉機、香煙等,大概這種票由輕工業局臨時發放,並且限於某些範圍,那麼通過關係搞兩張倒也可能。搞不倒也無妨,因為非名牌的不用票,又不影響使用(那時沒有假冒偽劣產品!)。另外,糖票、肉票、副食品票等是很多的。小時候經常幫大人買東西,我就知道豆腐票一拿一大張,上面有幾十個比麻將牌還小的票,買豆製品的時候從上面撕下。我家招待客人多,食物消耗也就多,那怎麼辦呢?就靠老家的親戚們補充(類似情況的人家也是如此)。我在農場時也去附近村莊採購過一隻全羊、二十斤花生米帶回家過年。所謂“一般老百姓要搞到一個票證,那就必須送禮”?既然票證按人口發放,能滿足所需,還有必要削尖腦袋送禮去搞嗎?請問一個城市有幾個糧食局?有幾個人能認識糧食局領導並且能送上禮?一百萬市民都不是糧食局領導的親戚朋友,送不上禮,難道都要挨餓?這完全是按照現在的做派推論出來的一派胡言!
關於“當官的可以搞到一兩套福利分房,而一般老百姓結婚只能三代同堂,這些事情那個時代的電影都有反映。”
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幹部想搞房子就能搞到嗎(那時房子本來就稀缺)?老百姓都是三代同堂嗎?就沒有小兩口獨居的?也難怪,是電影虛構的嘛。不排除有個別管理房產的幹部以權謀私,但不能以偏概全啊。
毛澤東時代的居者有其屋,是福利分房(國營企業負擔職工的生老病死包括住房,比私營企業成本高得多),職工都有份,不是當官的才有。房型、面積根據職工的人口、工齡、職務、配偶等要素分配,幹部和群眾一視同仁。單位有了新房子後再調整,叫“排隊點房”,按分數高低排隊。如果廠長是一位老紅軍,你說他的分值高不高?當然就排在前面先點房;如果廠長是剛工作不久的大學生,你說他的分值能有多高?肯定排在工程師後面!排在前面的選擇的房子要好些(這也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反映,不是平均主義吧)。單位不同,擁有的房產也不一樣(不同的單位不均衡)。省級機關房子最多,即使門衛、駕駛員、保潔員也能分配到房子(在同一個單位里是平等的),高校的房子較少,教授的房子也不寬裕。企業房子的多寡也參差不齊。一家一套房子,夫妻雙方可以選擇房子多的一方分配。那些無業的、自由職業的人就住房管所分配的房子,或者祖上留下來的房子。職工子女的單位如果暫時無房,結婚後只能繼續住在父母家裡,甚至還有祖父母一起過,那才會“三代同堂”。這種情況不但普通職工有,幹部也有。我家五口人住兩間房,外婆、奶奶也時常會來小住,不也是三代同堂很擁擠嗎?住房問題是逐步解決的,例如某局長既有子女又有老人還有孫子,家裡是四代同堂,等單位有了新房子,會多分配一點給他,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嘛。而某辦事員家庭子女多,等單位有富餘的房子,也會給他調整大一點的。這些都是福利分房制度決定的。
關於“那個時代的幹部子弟是最差勁的一伙人,尤其是高級幹部的子女,憑藉老子的地位,為所欲為,欺壓百姓和欺負婦女”。
這大概是從傷痕文學及影視作品中建立的概念吧?幹部子弟的好壞與家教有關,我只知道幹部家庭的家教是正統的、嚴格的,對子女的批評是多於表揚的。我的感覺就是溫暖不夠呵護不夠,不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那樣“護崽”。我這個高乾子弟居然沒有依賴感、安全感。小時候跟鄰居小朋友發生衝突,父母總是批評我,以至於長大後對人都有點唯唯諾諾的。文革後期按照政策我是可以不下鄉的,但革命傳統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促使我履行在高中階段的承若,毅然決然奔赴黃海灘涂接受再教育,父母也都支持。當時老幹部們還沒有“變壞”,即使有身居高位者對自己的要求放鬆了,但對子女教育至少也要裝出一副正統的樣子嘛。因此認為幹部子弟“是最差勁的一伙人”,“憑藉老子的地位,為所欲為,欺壓百姓和欺負婦女”不符合事實。雖然有極少數老幹部放縱子女,但是在我父母的老戰友圈子裡沒有見到過,更沒有聽說過他們的子弟是如何“為非作歹”的。
關於“幹部的福利是很多的。中央不是有特供部門嗎?這不是特權又是什麼?”
各級幹部的福利是明文規定的,又不是暗箱操作,怎麼能稱為特權?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根據地干群一致、人民軍隊官兵一致,不分等級。建國後,還實行了一段供給制。但社會主義建設還是要遵循一定的規律,於是設置了八級工資,25級行政級別。那種一面認為毛主席的工資與科級幹部等同才不是特權,另一面又誣衊供給制是共產風、平均主義的歪論,真是無恥!當軍隊為正規化實行軍銜制時,毛主席反對,並且拒絕了“大元帥”軍銜。認為有一點差別就是特權,就是腐敗,豈不是雞蛋裡面挑骨頭嗎!所謂“好大米特供中南海”,請問中南海有沒有付錢?讓國家領導人及外國來賓吃一點好米,是應該的嘛,難道要讓毛主席吃的米飯不能好過工人的米飯才不是特權?毛主席和工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一個幾億人口大國及大黨的領袖這個位子與車間裡的一個工位畢竟還是有區別的嘛!要說特殊,並非是毛澤東特殊,而是“主席”這個崗位特殊嘛。比如,當HJT同志坐到這個崗位上,還能不小心讓他吃被漂白的大米,吃地溝油嗎?那樣如何保證他的健康,去領導七千六百萬黨員的中共及十幾億人口大國的事業呢?但是假如這位叫HJT的同志沒有坐在領導崗位上,那麼他小心地選購非轉基因食品,其作用也只是照顧自己一家人的健康,還是有區別的嘛。
國家對軍烈屬、革命殘廢軍人也有照顧,民政部門會發補貼。我父親是新四軍老兵,一隻腳的指頭全部被炸沒了,定為二等乙級殘廢。建國後有傷殘補貼,每年36元(到上世紀末才增加),每兩年發一雙皮鞋,因此他基本不買鞋子。只要是革命殘廢軍人,不論是否幹部,都根據傷殘等級發補貼。最近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民政部又向12.5萬在鄉抗日老戰士每人發放3000元禮金,網友們普遍表示歡迎。說明此等福利人民是支持的,與特權沾不上邊。
再看住房。那時,一棟老式洋樓(別墅)里住了六、七家,共用三個衛生間,我家五口人住兩間房,也不比別人家多。家裡來客時,我就跑到單身宿捨去與那些單身漢們濟濟。當年父親任革委會副主任等職務,感覺除了工資高點,沒有什麼別的福利嘛。聽母親講,在三年困難時期,父親在另一個城市工作,他總是把定量供應的細糧留下來探親時帶給母子們吃,自己吃雜糧,結果營養不良,腿腳輕微浮腫。
關於“為了當兵、入黨、提干,什麼招數都可以用”。
沒有那麼玄乎!就拿農場知青來講,上山下鄉本來就是權宜之計,知青們也想有朝一日返回城市,那麼招工招兵招生就是機會。招收工農兵學員由組織推薦候選人,然後群眾評議,根據綜合素質,大家也都有數。候選人也有“拉票”行動,提前到各個宿舍發發煙,打個招呼,這也是人之常情嘛。那個時代走群眾路線,也是一種民主。參軍不需要推薦,報名者都可以政審、體檢。每年都有招工配額,有計劃按比例地逐步解決知青問題。入黨要通過黨員評議,提干要走組織程序,也不是個別領導說了算的。至於個別人用了什麼特別的招數,當年確實沒有耳聞,是後來通過傷痕文學“欣賞”到的。
關於“因為物質貧乏,為了生活的好些,就得往上爬。那時人際關繫緊張、虛偽。”
這好像是在虛構小說?我的鄰居們有幹部、教師、工人,大家相處很融洽,互幫互助。例如某對夫妻鬧矛盾,關着門打老婆,鄰居們都來到他家門前,好言相勸,勸了很長時間。現在誰去管這等事啊?如果誰見到菜場有不要票的肉賣,或者得到消息有豬油賣,會立即告訴鄰居們,互通信息。那時再怎麼“物質貧乏”,柴米油鹽都不缺,“三轉一響”也不少。計劃供應,沒有見到哪家缺吃少穿的,沒有見到哪家人面黃肌瘦的,沒有見到哪家小孩不上學的,沒有見到哪家人生病不去醫院的,家家都有數量不等的用不完的藥品。所謂“往上爬是為了生活的好些”,也是無稽之談!我父親是廳職幹部,夠高的吧,但我的那個處長鄰居比我家人均居住面積還大呢,生活水平差不多嘛,他有必要“為了生活的好些往上爬”嗎?每年深秋,我家和鄰居們一樣,也要去菜場排隊買大白菜、雪裡蕻,拉回來醃製越冬的鹹菜。平時經常天不亮要去菜場排隊買魚,跟群眾毫無二致。買米打油、買蜂窩煤都是我這個小孩子干,因為毛主席、老師及長輩們都教育我們要熱愛勞動,所以我們從小就做家務事,根本就不知道“少爺”、“公子”是什麼玩意兒。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物福利能有效地遏制腐敗。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自我完善,才能建設好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ArticleContent.innerHTML = ArticleContent.innerHTML.replace(/alt=((['""])[^'""]*2|S+)(?=[^>]*>)/ig,""); ArticleContent.innerHTML = ArticleContent.innerHTML.replace(/title=((['""])[^'""]*2|S+)(?=[^>]*>)/ig,""); var hwk="("; var hw=""; var keywords="毛澤東時代,腐敗"; var keys=keywords.split(","); var keylength=keys.length; var keyword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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