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沉重的外交笑話：外賓被迫早請示晚匯報

外事無小事，那麼，外事中的一些與軍國大事無關的“小事”，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特點。

　　周恩來會見外賓時，中聯部工作人員齊錫玉先生曾當過幾次翻譯。齊錫玉先生在《中共黨史資料》第81期發表的《為周總理作翻譯的點滴回憶》一文中寫 到，1952年5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邀請各國工會代表團參加五一節觀禮，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齊錫玉負責接待澳大利亞工會代表團，其中有位 比爾·加德納先生是煤礦工會代表。在大會閉幕那天，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接見全體代表和外國工會代表團。當中央領導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掌聲和“毛主席萬 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這時，毛澤東離開中央其他領導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揮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更加震耳欲聾。

　　這時，加德納不解地向齊錫玉問道：“為什麼只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對此提問，齊錫玉心裡暗自怪他“怎麼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但 礙於領導指示，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解釋說，中國的制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總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國的領袖……不想加德納不客氣地打斷齊錫玉說：“這些我 知道，我的經歷你卻不知道。”原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時，澳大利亞工會發動罷工聲援中國，抗議澳大利亞政府賣生鐵給日本，加德納積極參加了這次罷工。他 說，之所以參加罷工，是因為當時看了一部新聞片，裡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軍暴行、讓人毛骨悚然的鏡頭。這部新聞片的結尾是周恩來答記者問，“周恩來的鏡頭 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聲音充分表達了他的義憤和決心。從那時起，周恩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象徵”！

　　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恩來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着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的確，加德納很可能以為“萬歲”（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種美好的祝福、願望，所以他很“不常識”地不顧“常識”，一定要喊“周恩來萬歲”，來表達自己的心願。他不知道“萬歲 ”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代表着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和權威意義，不知道錯用“萬歲”有可能引起何等嚴重的後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請示，晚匯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舉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和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 作、學習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晚匯報 ”最開始稱為“晚請罪”，因為一天下來，工作、學習中肯定會有錯誤，耽誤了革命工作，對不起偉大領袖，所以要“請罪”。但後來“上面”說“晚請罪”一詞帶 有宗教色彩，不太合適，於是改稱為“晚匯報”。如果是集體生活，如學校、軍隊、幹校，則每天的三頓飯前也要集體“匯報”。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一人“領讀領唱”（可能是單位的領導，也可能不是，要求其聲 音洪亮，普通話標準，當然首先要“政治可靠”），“領導”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 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然後，這位“領導”再次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 副統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祝願完了，就是唱頌歌，或《東方紅》，或 《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唱完頌歌后，就是讀毛主席語錄，由“領導”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頁，第×段。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讀內容儘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那時，還會強迫要求外賓也來這套“請示”、“匯報”呢！據當時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的主要翻譯范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爾巴尼亞駐華大 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在這種“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也舉手揮動《毛主席語錄》，但是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 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願意。這位軍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譯“提醒”大使，但范氏認為不能強外賓所難，於是對軍代表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 禮，為什麼要對毛主席像三鞠躬呢？”軍代表回答說：“霍查是一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後，專門開會，要外交部“立即下指 示，通知各地，以後不准讓外賓搞‘四大件’”。所謂“四大件”，即唱《東方紅》、讀《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風 范長記教誨長銘——回憶我給毛澤東、周恩來做翻譯的歲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總第96期）

　　“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相聲《如此照相》曾轟動一時，姜昆由此聲名鵲起。直到現在，人們談起相聲曾經有過的輝煌，還總是以此為例。

　　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此情此景”我當然記憶猶新。但生活的荒誕有時竟超出想象, 當時在外交部工作的李達南先生回憶那種後人可能啞然失笑、而親歷者可能會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狀。

　　李達南先生回憶說：“1967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學生時說：毛主席語錄不要亂用，不然就沒有什麼針對性了。那天我到釣魚臺（國賓館）陪巴基 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坐下，服務員就讀‘一切魔鬼統統都要被消滅’那條語錄，你這樣做就等於罵他。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間接同盟軍，這樣做不對，牛頭不對馬 嘴。吃飯時也讀語錄不恰當。每個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強加於人，適得其反。”服務員背的這條“語錄”是毛澤東於1964年11月發表的《支持剛果（利）人 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中最著名的一段，當時多數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 難，前赴後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這篇回憶文章沒有說那位服務員是用中文背的還是外語背的，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譯為 外語，巴基斯坦空軍司令聽懂了沒有，反應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國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國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後來才能成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 周總理當時的尷尬，可想而知。否則，他不會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勸紅衛兵“不要亂用”毛主席語錄，在當時這可是要冒相當風險的。雖然貴為一國“總 理”，卻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勸，委實無奈。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 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的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我國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畢竟紅衛兵只是“群眾組織”，而 外交官則代表國家、政府。還是根據李達南先生的回憶，當1969年夏回國參加“文革”的駐外大使們陸續返回所駐國時，周恩來利用接見他們的時機，針對“文 革”以來外事活動中對外濫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等情況，特別向他們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一定要注意別國國情，要 慎之又慎，等等。另外，當時所有的報刊頭版每天都要登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新華社出的內部刊物《參考資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 周恩來對外交部等單位的領導成員說，《參考資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條“毛主席語錄”？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針對性很難辦。後來經過外交部領導研究， 並請示了毛澤東同意，才從9月5日起不登“語錄”。今天看來無足掛齒的區區小事，當時連總理都不能決定，必須小心翼翼地請示主席同意，才能最後拍板，足見 茲事體大，非同一般。

　　周恩來總理日理萬機，處理的軍國大事何可勝數？相比而言，這些都是細碎小事。然而，唯其“細小”，才更生動地說明了周恩來總理當時的處境之艱難，更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氛圍”之荒誕。在後人看來，這些近似笑話，但萬萬不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