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陰影實際上是兩片陰云：一片是專制極權主義，一片是造反有理理論，覆蓋著中國社會的兩極。走出毛的陰影，一方面是拋棄專制極權主義，不要害怕民眾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不能用血腥手段鎮壓民眾；另一方面則是要拋棄“走捷徑”即通過造反來坐龍庭的思想，拋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維


◆陳小雅／高伐林


（續上篇）修到“心”的人不避與邪魔打交道

　　高：你請王鵬令和蘇曉康這兩位學者寫序，有什麼考慮？對他們的序中的見解，有什麼看法？
　　陳：兩位作序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我的幫助很大，而且與我的觀點有商榷之處。我希望大家能夠在一個和諧的範圍內公開討論，首先我就要能接受他們的批評。
　　另外，鵬令對我的經歷比較了解，他自己的學術功力深厚，他也有很強的學術鑑賞力。我非常感謝他對我的讚賞。曉康是批毛先驅。他的長篇報告文學《烏托邦祭》是大陸為數不多的公開發表的、具有影響力的作品，我希望他能從回顧自己的思想經歷中，把一些新的感受貢獻社會。我想，他的作品已經做到了這一點。
　　這裡我想講一個打岔的故事，不是針對任何具體人，而是針對一種現象。
　　我有個朋友，沒事喜歡把網上或別人寄給她的文章，轉來轉去。她自己也不一定看，大概是出於“珍惜字紙”的考慮，就來個“全部轉發”，每次所列名單都是十幾個。一次，我就和她開玩笑，說，你這是學毛澤東“轉政治局”吧？因為她是哲學博士，寫過一本毛的哲學的專著，所以我這麼說。後來我怕她生氣，又回了幾個字，說，其實我對毛還是蠻有感情的，正在研究，所以開這個玩笑。我的這幾個字也轉發了“政治局全體”。立馬，斜刺里殺出個程咬金——有個“男委員”不依不饒，說希望了解我的政治思想，對毛怎麼看？他說他十幾年或幾十年前就已經看透毛了。我平心靜氣地對他說，我對毛的感情，就像一個化學家或生物學家，對他的觀察標本、研究對象的那種感情。那朋友算是饒了我。
　　這事讓我想起蔡志忠漫畫中，一個關於禪宗的故事：
　　一個老和尚同一個小和尚出差，前面遇到一條河，河邊有一個姑娘過不去，老和尚很自然地把那姑娘抱起來，同小和尚一起蹚水過了河。小和尚為此事耿耿於懷，良久，終於忍不住問那老和尚：出家人不近女色，你剛才怎麼……做那樣的事？老和尚說，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麼還抱著她？
　　這個故事講的是禪的功夫，主要在修“心”，而不在修“行”。這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批毛，有的批在皮毛上，有的批在根本上。禪宗認為，“心”已經修到的人，是不避與邪魔打交道的。但對於那些心沒有修到的人，即使不打交道，邪魔也會時刻附在身上。正因為如此，他們特別怕人提到，一提到，心就亂了，還替別人操心。

毛澤東與希特勒的六點相似

　　高：請介紹一下你下一步所要研究的課題吧，例如：比較東西方兩種類型極權制度的締造者毛澤東與希特勒的《中國“洋蔥”》，還有《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
　　陳：《中國“洋蔥”》的設計實際上早於《中國“牛仔”》。只不過是苦於它的枯燥性質，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我也就沒有正式動筆。它分為“歷史緣由”、“意識形態”、“組織形式”、“運作機制”、“控制手段”、“發展（退化）趨勢”六章。寫作方法就是對東西方兩種“極權制度”在上述幾個方面進行比較。我認為，毛與希特勒的相似，可以在六個層面上成立：
　　一是他們都是對二十世紀面貌起決定性作用的名列前茅人物；
　　二是他們的統治，都建立在階級瓦解暨“暴民社會”的基礎之上；
　　三是他們的權威，都建立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欺騙之上；
　　四是他們創造的制度，為人性“原惡”的發揚和表現提供了最廣大的舞台；
　　五是他們統治下的政治權力，對社會的控制與對人的自由限製程度，達到了人類政治的極端；
　　六是他們的統治對於人類所施的暴行，在規模與殘酷程度上前所未有。
　　很多人說看不懂曉康為我的《中國“牛仔”》寫的序，我理解就是揭露上面所說的第四條：“他們創造的制度，為人性‘原惡’的發揚和表現提供了最廣大的舞台”。這與他前一段認為的毛澤東犯有“群體滅絕罪”相比，似乎有些轉變，因為罪是很多人犯的，但制度舞台和氣候，是毛提供的。
　　這裡需要解釋的是，所謂“暴民”及“暴民政治”，在政治學上是有特定含義的。它不是指由一般民眾主導的運動或體現“民意”的運動，而是指破產而不幸淪為邊緣人，渴望救主而又充滿破壞欲望的、失去了階級和身份感的烏合之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為德國製造了大量這樣的人群；共產革命消滅階級，把人變為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毛澤東又破壞了這架機器，也造成了大量這樣的人群。
　　《中國“丈夫”》已經成書，還有一些考證沒有完成。由於是一氣呵成，它比《牛仔》更像一本專著，其實是關於毛的“情事”的一些公案審理。其中，毛楊（開慧）關係，是在“第一桶金”的基礎上的深化研究；毛賀（子珍）關係與“毛澤東主義”的內容也相銜接。我也有一些得意的發現，比如，賀子珍出走一事，毛澤東為什麼始而放走她，以後又千呼萬喚地要她回來？賀家人一直把它解釋為毛對賀的感情難以割捨——如果看不清毛的本質，我估計就是再過十年，也不見得有人能解開這個謎。

兩面鏡子和兩片陰雲

　　高：王鵬令在序中說：你這本書是“一篇史話，兩面鏡子”——兩面反思之鏡，一面鏡子，反思作者心中原有的毛形象；另一面鏡子，反思由毛賦予其“語言和思維模式”的一代人，包括你自己。小雅你自己更看重哪一面鏡子呢？你從什麼意義上斷言：毛澤東的陰影至今仍然籠罩在中國人頭上？你認為怎樣才算走出了毛的陰影？
　　陳：所謂“兩面鏡子”，指的是評毛的兩層意義：一層是學術意義，搞清楚毛究竟是怎麼回事；另一層是政治意義，防止毛澤東主義復辟。作為一個學術人，我更注重前者；但作為一個現實生活中人，我又不得不注意後者。因此，我的確有結合現實問題研究毛的意向。我非常欽佩的意大利電影藝術大師——安東尼奧尼曾說：“拍電影是我的生存方式。我認為電影導演應該試著去反映他們生活過的時光；不要過分地以它們最為直接的和悲劇的形式來表達和闡釋事件，而是要捕獲它們在我們身上產生的影響效果；並且要誠懇地盡職地對待我們自己、真誠地果敢地對待他人。……”我太欽佩這個老頭子的這一思想了。我也想這麼做。作為一個深切關懷現代人生存困境的人文主義者，安老把他的影片聚焦於面對貧瘠的自然環境和空虛的現代都市的痛苦個體，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直面現實困境的思想平台。我們評毛的學術工作，無非也是提供這樣一個平台，聚焦的則是現實政治中，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的專制政治，和業已演變為嚴重問題的“社會不公”現象。
　　因此，我說的毛的陰影，實際上是兩片雲朵：一片是毛的專制極權主義，一片是毛的“造反有理”理論。它覆蓋著中國社會的兩極。走出毛的陰影，一方面是拋棄專制極權主義，不要害怕民眾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不能用血腥手段鎮壓民眾，要把社會事務調解納入民主制度軌道；另一方面則是要拋棄“走捷徑”——即通過“造反”來“坐龍庭”的思想，從而拋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維，確立現代民主政黨的運作規則，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政治是一種互動的藝術，你怎麼做同時也決定了對方怎麼做。當然，現在的“主要矛盾方面”（這是毛澤東《矛盾論》中的提法，指在對立雙方中起主導作用的一方。如今年輕人或許對毛澤東的此類觀點比較陌生了。——高注）在政府。
　　從我自己這方面來說，就是要改變毛澤東傳染給我們一代人的“唯我獨革”，什麼都不懂，還自以為不可一世，企圖“為民立極”、“為民救星”，企圖將所有社會問題“畢其功於一役”的可笑而不切實際的想法。吸取毛澤東的教訓，學會尊重常識，首先要有正常的生活，只有成為普通人的一員，才能真正體諒民眾的疾苦。我希望與我同代的朋友共勉。如此，我們才沒有白白經歷舊時代的苦難，也不再讓下一代重蹈這可怕的災難。

我早入了中共的“另冊”

　　高：說說書外的事吧。你在包括寫作本書的對毛澤東的研究寫作過程中，是否遇到過任何來自權力體制的阻礙，或者來自其它方面的干擾？
　　陳：前面我談到過，“六四”以後和幾個朋友在一起反思歷史，那時候真像打游擊一樣，今天在這裡，明天在那裡。後來，我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不過是個寫簡報的而已。但審查會議名單時，當過中共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的前身之一）部長兼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單單挑出我的名字，說這個人不行。但會議主辦人的背景也很硬，就沒有動我。後來，他們告訴了我。我從此離群索居，關門讀書和寫作。我發現，我很適應這種獨處。
　　那時候我與海外其實根本沒有任何聯繫。我說過，“六四”以前，我一沒聽過外電，二沒見過美元，是典型的“良民”。《八九民運史》也是“六四”過了一年以後才寫的。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八九大潮中的“衝浪者”，我的名字在幾個案子中都出現過。這是秦城出來的朋友對我說的。他們來說明，自己曾交代運動期間到過我家，云云。並說，審案者大概沒有注意到，以為陳小雅不過是一個小姑娘罷了。我說，沒事的。但是從後來的情況看，在寫《八九民運史》之前，我就已經入了他們內部的“另冊”。朋友們估計，羅青長能知道我的名字，說明是部長辦公會議討論過的，否則，一般案情的小人物，他不會記得。而我呢，是搞歷史的，當時的確是各種場合都去。據說，我的房間曾被“過”過一遍。但我沒有發現任何異樣。
　　《八九民運史》出版後，派出所的片警就經常光顧了，來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最近做些什麼。不過，這些都不能構成對我的干擾，我是一個心特別定的人，對周圍的事情比較懵懂。說一件好笑的事，直到我搬離沙灘的家，我一直不知道，那裡的居委會負有監視我的責任。搬家前，院子裡大搞了一次環境衛生，我最後一次和她們一起勞動。老太太不知道有什麼感觸，才悄悄告訴我，她們一直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我說不會吧，我覺得大家對我都挺好的。……現在想來，可能是我沒有“心魔”，不覺得自己會犯罪或有什麼不正當的行為。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一個小伙子打電話來，請我談“文革”和“評毛”。那是在晚上，大約有二十分鐘左右，基本是同步播出。後來我聽說，當晚下班時，他們把錄音帶取出放在桌上，第二天早上上班時，他怎麼也找不到那盤磁帶了，問別人也不知道。估計這都是“隱身人”干的……
　　我還發生過電腦文件丟失，自己寫的文章內容、用語好像不認識這類事情。至於電子信箱的問題就更不用說了，海外的網站，我根本上不去。
　　但是，我不想迴避，許多體制內的人，對我是很好的。我在報社工作時，一個新當選的黨支部書記，說第一件事就是要發展陳小雅入黨。他來動員我寫申請，說：“你這樣的人不入黨，不是你有問題，就是黨有問題。”我被一幫朋友拉入首都青年記協後，我也想有點貢獻呀，就提了個建議，建議辦一個會刊，對外維護記者權益，對內批評“收紅包”的風氣，實現行業自律。他們選理事的時候，會長說，我們就是要多找些陳小雅這樣的人進來。現在，他已經是中宣部副部長了。
　　那時候，我到北大去組稿，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大概那時也是團中央的常委，對我說，希望我們有機會在一起工作。現在他已經是省委書記了。這都是我“自我暴露”以前的事情。
　　《八九民運史》出來以後，社科院的政治學所與法學所合併，因為有老人發話，他們非處理我不行，把我解聘了。但後來法學所所長看了《八九民運史》，說，真是人才難得呀，你要是為黨工作多麼好！他對我說，只要你以後不再說話了，你的事我想辦法解決。他是到中南海給江澤民他們上法律課的，現在已經退休，說出來這些也不要緊了。但是，在那以後，他發現我每逢“六四”還是講話或寫文章。特別是他有一次在香港，看到一家電視上放對我的採訪，回來碰見我的時候就問：你怎麼不聽勸呢？我說，我也沒辦法，這麼大一件事，這麼大一個國家，總要有人出來說說，不然，別人會說我們中國人沒有骨氣，忘記了……他急赤白咧地說：“怎麼會忘記呢？你這會兒不說，並不代表你忘記了！”我非常感激他為我好，但我就是推不掉。
　　我從荷蘭回來後，急需找工作。朋友們說找個工作不難，都願意幫忙。但我不想找熟人的麻煩。我深知這個體制是不講道理的。我自己不就是幫朋友的忙，幫出問題的嗎？於是，我自己到人才市場去找。那時，正好中信出版社掛牌招聘編輯，我想這個我可以干。沒想到人家掛牌公開招聘，實際上早有內定。我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單位。按照地址跑去一看，哇，高樓大廈，原來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下屬單位。他們和我談，說我們這裡的審幹，與國家機關是同一標準。一聽到這裡，我當時就要想卷書包走人。不過，他們說，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與我合作，那就是合同制，甚至醫療、保險什麼的，都準備對我“負責”。我想了想，算了。

我父母是我天生的警察

　　高：你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陳：我最大的困難是信息不通，缺少資料，不能活動。
　　我父母是我天生的警察。1989年那會兒，因為我家地處廣場附近，凡是從北面過來的朋友，總要到我那裡點一下，交流一下情況，或邀我同行。6月3日那天晚上，有人來敲我的門。剛敲一聲，我的房間左面的門伸出來一個頭，右面的門也伸出來一個頭。那哥兒們心說：不行了，小雅已經被軟禁了，就走了。我出來開門，沒有人，心裡就奇怪……這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現在，父母的病成了我的枷鎖。母親1992年腦中風癱瘓失語，至今已經有13年了。父親與趙紫陽同庚，生活只能半自理。每次我說想外出，請誰誰誰來替我一段，他們簡直是哭天搶地呀，緊接著就是吃不下飯、便秘，一系列折騰，幾天恢復不了常態。每當這時，我就泄氣了，算了，不折騰了。只要我出去一個月，我母親的腳趾丫肯定爛了。我去荷蘭一年，她不要別人剪指甲，自己用牙咬，咬得像狗啃的似的。像掏耳朵這類事，嘴裡出了什麼問題，她只找我。我一不在，她的生活質量，尊嚴，就很難保證了……
　　我在荷蘭時，我父親來信，說媽媽摔了一跤，五根肋骨同時骨折。我心中悶痛，但一直憋著。第二天早上，我做好了早飯，全家人聚集的時候，鵬令的兒子報告了一個好消息，他考取了讀康乃爾的博士，真是應該大喜的時刻，但也許就是這種悲喜強烈的衝突，我突然憋不住嚎啕痛哭起來……就在飯桌上。這頓飯，是吃不下去了。小孩子不能理解，以為我不為他高興。但鵬令很同情，說，你這個樣子，怎麼呆得下去呢？我感到很對不起他們……
　　我第一次去美國，事前做我父親的工作，他就癱在地上不起來。嘴裡說，你不能丟了你媽媽不管。我就去跟我母親說，她橫豎說不清就大哭大叫。最後，我想，還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做思想工作。我找來了《魯迅全集》，翻到一頁，給她念，孩子不是父母的私產；又找來蔡元培的語錄，孩子的成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續，等等……母親聽著，抿著嘴，露出很堅毅的神情，於是點頭——同意了。但又以她的方式講價錢——那是只有我才能“翻譯”的她的語言，她表示自己這兒不舒服，那兒不舒服，我就安慰她，說很快就回來……做通了母親的工作，父親就沒話說了。但也是要講價錢，說：只能去一個禮拜，就這一次，以後再不出去了，好嗎？好！……
　　高：有哪些支持者對你幫助很大呢？
　　陳：要感謝丁凱文先生。關於林彪案的許多新近的研究成果，都是他提供或為我指路才得到的。還有宋永毅先生，雖然與我年齡相仿，但他每次對我的接待，使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感受過的類似父親般的照顧。說實話，在我父母依賴我之前，我們的關係一直是很僵的；大學畢業後更是尖銳對立。我對安琪講過，“六四”以後，因為父親的態度，我恨不得一槍崩了我父親。所以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父愛……這對我形成一種從來不相信男人的習慣，是有直接關係的。這些心理的問題和成長的故事，以後有機會還可以談。
　　我特別要感謝的還有明鏡出版社，能不計成本地出版這本《中國牛仔》，是很不容易的。幾年來，我問過海外幾家出版社，都是一提到一個“毛”字，就被拒絕了，說毛的書太多了，市場飽和。而何頻一看提綱，就要了。這也是很冒險的事。
　　還有一些默默無聞地為我提供幫助的朋友，我不便在此公開具名。我只能用我的書寫，來回報他們。
　　（全文完。寫於2005年）



　　高伐林附註：陳小雅的父親、原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方克，於2009年元月28日去世，享年91歲。新華社北京2月6日電：“方克病重期間及逝世後，胡錦濤、李長春、習近平、劉雲山、李源潮、曾慶紅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但是其母親腦中風癱瘓失語已有18年，陳小雅須臾不能離開，必須分出相當大的精力來照顧她。
　　此次漫談之後幾年，我曾就其它話題向陳小雅請教，例如關於她父親親歷的《紅旗》雜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起義”，例如關於陳小雅對西藏問題的專著，這些答問記錄，我在適當時候將貼出來。
　　據我所知，陳小雅在本文中提到的《中國“洋蔥”》，迄今沒有完成。但是她先後出版了《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與這裡提到的《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構成了關於毛澤東研究的“三部曲”。
　　順便提一句，曾有讀者在我前面的博客文章後面跟帖，狠批我“斷章取義”，讓我莞爾。我的文章有很多毛病和錯謬，但是我記錄整理交談對象、採訪對象的話，全面準確地傳達其看法是第一要義，從來都是“貪多求全”，唯恐不詳細。這樣倒是帶來另一個毛病，失於拉雜、散漫、囉嗦。時至今日，我還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一位交談者、被採訪者，說我的整理稿對他（或她）的話“斷章取義”，歪曲了原意，誤導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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