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彭德懷自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中國朝臣們不斷地重複着韓愈因言獲罪的命運。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書中央主席毛澤東，申論會議討論中的未盡之意，批評大躍進及黨的領導的思想作風。由此招致毛的嚴厲批判，彭德懷懷最終冤死監中。
在蒙冤受辱的日子裡，在專案組一次次的提審中，彭德懷寫了幾份簡歷材料，尤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一封長信（後以“八萬言書”著名）最為詳盡。１９７９年彭德懷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據這些材料編成《彭德懷自述》一書，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此後多次再版，發行數百萬冊，是同類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本。
這本書有一種特殊的敘述方法。處於受審查、被批判的境遇，彭的每一句話都會受到嚴格的查證，可以認為，這本書有高度的真實性。由於在毛與彭３０多年的共事生涯中，他們的合作與“對立”究竟是三七開還是對半分，是廬山會議上毛與彭的爭執的要點之一，因此彭在記憶中對其與毛一致的方面多作突出，並儘量對毛多作頌揚，哪怕當時他對毛並不衷心認同。既要為自己辯護又要維護毛的一貫正確，階下囚的屈辱也表現在一種刻意的修辭上。“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１. 童年記憶
政治家也是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通常都經過理智的洗禮和權力關係的編排。就此而言，彭不是一個老練的中國式的政治家，而是一個身居高位的普通人。
彭與毛有一個驚人的相似，這就是早在童年時代，他們的人格就已形成，童年經驗在他們一生中都有鮮明印記。
正月初一，鄰近富豪家喜炮連天，我家無粒米下鍋，帶着二弟，第一次去當叫化子。討到油麻灘陳姓教書先生家，他問我們是否招財童子，我說，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給了他半碗飯、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過去了，初二日又怎樣辦呢！祖母說，“我們四個人都出去。”我立在門坎上，我不願去，討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說，不去怎樣辦！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寒風凜冽，雪花橫飄，她，年過７０年的老太婆，白髮蒼蒼，一雙小腳，帶着兩個孫孫，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Ｐ２）
童年的經驗真是太深刻了，６０年代，身陷囹圄的他還這樣說：“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淚，就傷心，今天還是這樣。不寫了！”（Ｐ２）當然要流淚傷心，童年時代生為窮人所承受的欺負和困頓，極盛時期因為農民說話而橫遭殘害，革命成功並未使彭這樣的農民擺脫２０世紀苦難。
中國革命最初由邊緣化的知識分子發動，但革命的主力，則是像彭這樣的底層農民，他們的階級意識、政治立場、鬥爭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時期就深刻體驗過的貧富對立。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革命者的回憶幾乎都有這種體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只是賦予他們的意識、情感、行動以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合。彭的特點在於，當大多數農民出生的官員已經用這種意識形態代替了原初的農民感情時，他仍然記憶着童年苦難。一般認為，鄧發、項英、彭德懷是黨內最為艱苦樸素有清教徒氣質的領導人，有意思的是，這三個人都同樣不為毛所喜歡。
１９４９年４、５月間，彭從西北到北京匯報，有一次在周恩來辦公室，他“對我們先入城市的同志提了些意見，指出幹部的辦公室里一般都擺着沙發，鋪着地崐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魚缸等等，最後對總理說：‘前方幹部的生活情況與工作條件還極其艱苦，我想說的不只是他們可能看不慣這裡的這些情況，而主要的是恐怕進了城的同志會忘記鄉下和邊遠地區的勞動人民，同他們的感情淡薄起來。我察覺到你們住在城裡的人對農村開始有點生疏，可是時間如此短暫，就出現了這種苗頭，日子長了，會怎麼樣呢？”（１）也許彭確實相信革命就是為了勞動人民，因此對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慣。其實還在１９３９年年底，鄧發從新疆回延安後發現一些人已經開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當氣憤：“我們黨是一個勞動階級的黨，但是現在，一小部分人已經忘本了。”（２）
１９５９年７月，“彭德懷在去廬山的火車上，吃飯極少，保健工作人員問他：‘為什麼吃這樣少，是不是在車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邊，這叫人怎麼能吃得下去。’原來遠處站着許多人，衣衫襤褸，蓬首垢面，手把柵欄，呆望着車廂。”（３）也許此時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彭童年時即不愛講假話（不是招財童子而是討飯花子），此後也以此贏得榮譽和遭受失敗。他不喜歡的“洋顧問”李德也說：“在軍團總指揮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懷。他自從１９２８年帶着他的部隊參加紅軍以來，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軍隊的當然領導人。但這並不是說，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樣都很積極，只要他認為必須批評的，就總是直言不諱。他爽直，嚴厲，既反對損失耗大的陣地戰，也反對分散的游擊行動。”（４）但說真話不是革命成功之後革命者的特點，對他知之甚深的黃克誠就說：“他耿直，討厭捧場，建國後對歌功頌德看不慣。看不慣就要說，而且說得很難聽，從不怕得罪人。”（５）直言犯上，黨內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澤東對他猜忌極深，曾對他說：老總，咱們定個君子協定，我死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動情地回憶童年說明他還保留着常人之情，這也是中國政治家的大忌。黨內鬥爭的另一個失敗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瞿在給戀人的信中說：“我不知怎的，近來又很能動情的，很真摯地想着我的父親，想着我已死的母親，甚至我六、七歲時看見過的外祖母，我已經又能很悲酸的為他們墮淚。”（６）相反，毛在向斯諾談到自己的童年時，津津樂道的只是當年與父斗的喜悅。
２. 愛憎分明
彭不是一個善於修飾感情的人，他的愛憎是直接的。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彭因殺了惡霸而被追捕，在易家灣的湘江河岸，一個叫羅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錢就把他送過河：
船抵西岸時，我將汗衫交給他，他無論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將汗衫丟在船上說：他日相逢，留作紀念吧！（Ｐ２０）
１９３０年７月，彭率七三軍團攻占長沙，戎馬倥傯之際，他沒有忘記去找這位羅六十老倌，將沒收土豪的糧物送了他一些，報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認其為恩人！”（Ｐ１５５）
有愛就有恨。第一次打長沙，國民黨省主席何健逃脫，彭寫道：何健這隻老狗隻身逃於湘江西岸。沒有活捉這賊，此恨猶存！（Ｐ１５４）
１９６９年《人民日報》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據地，彭甚為惱怒。在詳細敘述了當時突圍的經過後，他以農民式的口語責罵文章的作者：他不了解什麼叫做根據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創造根據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堅持根據地的鬥爭，只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主觀主義者，他現在肚子吃得飽飽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隨聲附和地大罵違反毛澤東思想。讓他胡說八道去吧，謹慎點罷，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齒啊！（Ｐ１１８）
黨內有不少老幹部以罵娘著稱，敢罵人被視為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其最初起源是窮人對窮人的天然感情、對富人的本能敵意。用貧富二分來分析社會並提煉感情，是革命動員的法寶，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線條的。不是愛就是憎，捨棄了人類感情的許多方面自然也就使愛憎抽象化，這是許多農民出生的革命家實施暴力革命、認同領袖集權和極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實際上，不但社會整體，就是在黨內，是非曲折也並不明確，黃克誠就發現，彭“性格剛強，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適應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以不易和領導及周圍同志搞好關係。”（７）愛憎分明與無處不在的“關係”是不相容的。這或許是彭個性的局限的，只是中國社會複雜的人際關係又有什么正面價值？為什麼每個人都得要適應這種惡劣的“關係”？把彭打倒的結果，是黨內失去了忠義敢言之士，妥協、遷就、無原則的“顧全大局”、逢迎、拍馬之風日盛。
３. 知識分子與工農
１９１６年３月，彭參加湘軍，開始了他壯烈的軍旅生涯。湘軍是地方軍閥的部隊，士兵多為貧苦的農民，但也有知識分子，一類是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一類是中學生，彭對他們的評價是：
保定青年軍官來部隊充當見習官、排長、連長，他們來時朝氣逢勃，講解鴉片戰爭以後的國恥，編寫了不少軍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時他們也講得痛哭流涕。他們隨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貪污腐化，什麼愛國愛民完全置於腦後，如何升官發財，卻成為他們一切閒談的話題。
我在這段時間，也交了一些來營當兵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生），他們來時也是滿口愛國主義，如何發奮圖強，廉潔奉功，逐漸發現他們多數是帶着升官圖來當兵的。我交了二十個左右的知識青年朋友，最後剩了彭公略、李燦。他倆加入了光榮的共產黨，當了紅三軍軍長和紅八軍軍長，為中國人民事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們是貧苦農民和失業的手藝工人，老實純真，容易接受打富濟貧，滅財主、滅洋人的思想。到１９２１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貧會，有的在北伐戰爭中犧牲了，有的以後加入了共產黨，在紅軍中犧牲了。這批人沒有一個叛變的。（Ｐ２９─３０）
知識分子之所以腐化墮落，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當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農子弟因為沒有文化只能通過革命改變自己的命運。革命性的堅定性與否與個人在現實環境中選擇性的多少成反比，這似乎是人之常情。
不過，對於革命，特別對於徹底破壞現存社會秩序、顛覆傳統價值體系的中國革命來說，“人之常情”恰恰不能解釋。事實上，彭發動平江起義時的一些核心人物，除黃、李外，其他的如賀國中、鄧萍、黃純一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革命立場都很堅定。黃純一的部下李聚奎記得：黃“外表像個文雅的書生，但性格剛毅，遇事沉着果斷，作戰勇敢，對士兵勝似手足，對革命忠貞不渝。”（８）同樣，彭德懷結交的士兵朋友沒有一個叛變，而工農革命者並不都是立場堅定的，比如皮匠出身的師長郭炳生１９３３年就在廣昌叛變。正如同是黨的總書記，知識分子出身的瞿秋白英勇就義而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卻最終叛變、被蔣介石像狗一樣殺掉的。所以關於知識分子與工農在革命性的差異問題，不能一概而論。
經過極端貧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當兵到軍官，彭體會了工農兵的實際生活，建立了樸素的階級感情。這種感情使他對底層民眾有較多的關懷，對革命進程中過火的燒殺政策有不滿情緒，並在關鍵的時刻客觀上充當“為民請命”的角色。但也是這種階級感情，使他對知識分子的較難認同。廬山會議上他坦承：“在團結知識分子方面，看作關公投降，無禮貌。在敵我鬥爭中，我是堅決的。”（P９）毛澤東上井岡山時得力於王佐、袁文才兩支土匪隊伍。黨的六大決議，對土匪有嚴厲的懲處政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之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亦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均應當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使他們幫助武裝起義時亦應如此。這類首領應完全殲除。”毛並不是拘泥於教條的人，況且其時還用得着袁、王，所以紅四軍前委（毛為書記）在討論（王、袁參加）決議時，把這一段話刪掉了。但袁後來看到了原文，就念給王聽，並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Ｐ１４２）這當然是事實，黨的決議已經決定了袁、王的命運。
但袁文才不是土匪，而是黨員：“他在永新一中讀書時就聽過有關共產主義的宣傳，因而要求進步，嚮往革命，參加過學生運動，在龍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於１９２６年年底或１９２７年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袁文才把寧岡的農民自衛軍拉到井岡山，為黨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裝，那時袁文才部已有黨的組織。”（１０）都是共產黨的部隊，他與朱毛紅軍的區別只是先上山後上山，為什麼不說他們先行走上建立根據地的道路，卻認定他是“土匪”、而且後來袁、王被追認為“烈士”後也一直這樣稱呼他們？唯一可以說明此點的，是當時的革命武裝與土匪之間並沒有一這萬里長城。
王、袁的警惕造成了他們的覆滅。值得注意的是毛、彭都認為袁是主謀：“毛主席說，袁這個人很狡滑，名堂很多。”彭則這樣比較王、袁：“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Ｐ１４３）王、袁相較，袁更壞，原因之一，在於他是知識分子。
井岡山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敵意相當普遍。陳正人在邊區特委會上被選為書記，可就是因為他在遂川師範讀了兩年書，在當時算得是知識分子，就不得不把書記的位置讓他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１９２８年毛領導湘贛邊界的“洗黨”，“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准）。”（１１）每個黨都有自己的階級基礎和利益集團，共產黨是工農黨，知識分子當然是外人，但革命又需要知識分子，因此黨只有把他們接納進來，團結、改造、利用是毛確定的知識分子政策。但知識分子總是本性難改，常常要犯點獨立思考的毛病，這就令乾綱獨斷的工農幹部不斷加大打擊力度。
４. 怎麼敘述“打ＡＢ團”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發的“富田事變”源自１９３０年初毛針對贛西南黨團組織和地方紅軍的一次大規模的捕殺行動──“打ＡＢ團”，恐怖引起兵變，兵變被更大的恐怖撲滅後，毛在中央蘇區的絕對權威完全確立。
彭不是“打ＡＢ團”的急先鋒，但也在三軍團開展了以江西人為主要對象的整肅。在“富田事變”中，彭全力支持毛，以至到１９６５年，毛也承認：“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三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Ｐ２８９）當然，毛只是陳述一個事實，而不是表達感謝之情，因為就在他和彭德懷這次談話之時，他正在蘊釀最終置彭於死地的“文革”。
彭為毛地位的確定有很大貢獻，考慮到兵變發動者“擁護朱彭黃，打倒ＸＸＸ（即毛澤東）”的口號，彭在這個問題上對毛的忠誠就更顯得無以復加了。但彭對“肅ＡＢ團”是有自己認識的。１９２９年春，彭退出井岡山路過贛南的安遠縣時：
縣委杜同志來城匯報情況，談到他們縣委靠砍柴和燒木炭維持生活，很艱苦。我們給了二、三十兩鴉片煙（從反動縣政府沒收來的）和二百元作為黨開展工作的經費。他退還二百元，只拿去那點鴉片煙。杜同志說：“砍柴燒炭賣，可以勉強維持生活，現洋留給你們作軍費，鴉片煙賣掉之後，買個油錢印機和救濟幾個死難同志的家屬。”他們的艱苦卓絕，真是令人感動工作。後來我在湘贛邊和湘鄂贛邊蘇區，介紹過這個縣委的艱苦工作的作風。……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他被誣為ＡＢ團殺掉。這樣慘痛的事，在王明時期不知有多少！（Ｐ１２６）
“打ＡＢ團”的始作俑者是毛。１９３０年２月６─９日，毛主持的紅四軍前委、贛西南特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的聯席會議發出“肅反”號令，先是劉士奇、李文林分別領導地方上的“打ＡＢ團”；１１月下旬毛以“快速整軍”為名在自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內部“打ＡＢ團”，被殺官兵達４５００人，接着就迅速把矛頭指向包括李文林在內的贛西南黨和紅軍，由此激起“富田事變”。１９３１年１月，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着手糾正紅色恐怖，但不久已取得中央領導權的“王明路線”明確支持毛，又派出以任弼時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取代項英，與毛密切合作掀起了第二次“打ＡＢ團”的高潮。總之，毛是兩次“打ＡＢ團”的主要領導，而“王明一夥”是１９３１年１月才上台的，此時數千名紅軍將士與地方幹部早已被冤殺。彭對“打ＡＢ團”的原委當然是知道的，仗着他在“富田事變”中對毛的巨大支持，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交代材料中，彭也不可抑制地表達了對捕殺杜同志這樣的革命者的“打ＡＢ團”的憤慨。然而，他此時正遭受沿“打ＡＢ團”思想路線（方式已不再是肉體消滅）下來的毛的整肅，並希望毛能使他復出，因此他必須為在上者諱，把“打ＡＢ團”的責任推到王明路線。不過，毛當然知道自己在“打ＡＢ團”中的角色，所以投鼠忌器（彭的信是寫給毛的，他的自述材料毛也肯定會看到），彭還必須着意加上這樣幾句：
１９４２年整風審幹運動，毛主席的方針是：大部不捉，一個不殺，還向被整錯了的同志道歉，使這些被整的同志甚為感動。兩者對比，毛主席的路線貫徹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多麼偉大。（Ｐ１２６）
這樣，如果對“肅ＡＢ團”的反感對毛有所刺激的話，那麼歌頌一下延安做法，至少可以緩和一下。儘管這是彭的唯心之論，因為整風審幹時的“搶救運動”也很恐怖，只是極少肉體消滅而已，彭對延安時的華北工作會議“操了我四十天娘”也耿耿於懷。
複雜性還在於，彭也對毛不開殺戒的一面也有極深印象，１９２９年紅四、五軍二次會合後：在途中某地，沒收鍾姓地主穀物分給當地貧農。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還是受蒙蔽的群眾阻攔分谷，在分谷時，就發生了械鬥。四軍司令部的一個負責人，未經調查研究，即令將攔阻分谷的人槍斃了兩個。…… 在午飯時，毛主席得知此事，當時給亂殺人這件事以嚴肅的批評。（Ｐ１２７）
富田事變時，彭還以此事來說服三軍團幹部支持毛。既然對毛的這一行為記憶甚深，那麼對毛在“打ＡＢ團”中的行為就肯定烙印更深。但《自述》沒有說到毛的捕殺行徑，這是刻意迴避，還是說明彭對毛多方面的權謀認識不清？
５. 能否“問一個為什麼”？
１９３２年，三軍團打贛州失利，下一步如何行動，中央局主張向西發展，以期與湘贛蘇區聯成一片；毛澤東主張向北發展，與贛東北打成一片。彭德懷支持中央局的意見，以彭當時的身分，如果支持毛，中央局可能會重新考慮。事後反省，彭覺得是出於對中央的服從，由此得到的教訓是：
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Ｐ１７６） 無論多麼控制嚴密的黨，至少在理論上，黨員是可以“問一個為什麼”的，因為每個黨員都是有腦袋的，即使他在行動上無條件地服從，他的腦袋也還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問題不在問不問，而在問了並發現了疑問以後，黨員有什麼途徑可以把自己的觀點有效上達並影響上級決策。根據中共的組織體制和普通黨員的素質來看，一個黨員即使“問一個為什麼”也不可能影響大局（當然，身為主力軍團的領導人的彭在決策上是有部分發言權的）。
更重要的問題是，共產黨的目的不止是要奪權，還要改造一切與之不同的思想意識，這就決定了一個普通黨員、甚至是高級幹部要真正“問一個為什麼”也是很困難的。彭真正想說的：一個黨員即使不能影響上級，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判斷，不要盲目執行。不盲目執行與不執行是不同的，儘管不盲目執行也不可能對革命產生多大的影響。黨員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是減少執行的盲目性，而不可能不執行。
通過１９３０年打武昌的教訓，彭已感覺到中央也可能犯錯誤，但是黨中央路線錯誤，下級黨在開始時不容易了解，因為它不容易了解全盤情況；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避免嚴重損失，也只能掏像打武昌那樣的事。如開始就採取對抗，那就會有分裂黨的危險。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採取怎樣適當的辦法，到現在我還沒有肯定明確的觀念。（Ｐ１５１）
客觀的限制使黨員很難發現上級的錯誤（“全局眼光”、“顧全大局”常常是上級為自己的錯誤所作的最好的辯護詞），即使發現了你又能咋樣？反抗、不服從就是“分裂黨”，黨史上有多少明知不對卻又只能服從或堅持原則卻背上“不顧大局”、“分裂黨”這樣的悲劇！
中國人習慣說，官大一級壓死人，一點不錯。以１９３２年的事而論，實際上並無徑渭分明的是非之分。三軍團向西、一軍團向北，兩個軍團都沒有打好，真正的教訓是：“像手足一樣的兩個軍團，分開都沒有打好仗。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那次戰鬥也是可以殲滅敵軍的，這證明一、三軍團分開作戰是不利的。”（Ｐ１７６）所以很難說毛是正確而中央局是錯誤的。但彭當時服從了中央局，是因為中央局在毛之上；而在《自述》又作檢討，又是因為毛此時是最高領袖，並且在廬山會議上對這一段歷史念念不忘。所以可以把彭的這句話補足：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但對當時的最高權威（可以是中央局也可以是毛澤東）卻只能無崐條件地服從。
所以這不只是個人崇拜問題（彭大概不會真心對毛崇拜），而是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必然會摧毀黨員個體的獨立意志，不讓你“問一個為什麼”。但彭的性格過於剛直。廬山會議的７月２３日，彭對周恩來說：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給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１２）
儘管“忍不住”，彭的信也還是“字斟句酌”。儘管已經“字斟句酌”，毛還是大打出手，認定彭是有計劃、組織地進行反黨活動集團，囑你休想“問一個為什麼”，周恩來一語點破：彭的“骨頭是犯上”。在如此顛倒是非的領袖獨裁面前，彭儘管在“軍事俱樂部”的問題上，一直沒有屈服，但面對強大的組織壓力和圍攻，他在其他問題上，也只能“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Ｐ２７８─２７９）如果不是這樣“配合”毛的意欲，彭的下場會更糟。李銳指出：“９月９日，在北京開完軍委擴大會議後，彭德懷也寫信給毛澤東：‘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許多同志對我耐心教育和幫助。’這正是毛澤東希望得到的反應，他對此感到滿意，立即作讚揚批示，通報全黨。”（１３）
明知真理在手、正義大胸，卻只能腑首貼耳、甘願挨整，“問一個為什麼”豈不是太天真？
６. “犯上”的不同後果
廬山寫信毀了彭的政治生涯與肉體生命，這肯定是他始料未及的。在黨內軍內，相對而言，彭是敢於表達自己不同意見的人。１９３３年夏，針對當時的政治、軍事政策，彭給最高領導人博古打電報，表示了批評意見，博古“沒有回信，也沒有其他改正的反映”。（Ｐ１８１）第五次反“圍剿”時，他幾次反對博古和李德的命令而獲得認可。１９３４年廣昌戰役期間，他與博古、李德談話：我盡情地、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膽地準備個人的不幸，說，你們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我罵了他無恥下流，鄙視了他。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背在包里，準備隨他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忌了。……這次也出乎意料，沒有撤職，也沒有給處罰，只是他到瑞金以後，造謠說彭德懷右傾。（Ｐ１９０─１９１）
因為這些經驗，彭覺得給最高領導人寫信不但是應該的，也不會受到打擊，不會受到組織上的處理。廬山會議上，他的自我辯護之一就是“過去在江西時，對中央也上過萬言書。”（１４）雖然如此，他還是知道毛澤東不是博古、李德，措詞謹慎，對大躍進的總體肯定，對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一句“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得本沒有準備寫信更沒有準備被撤職的彭從此萬劫不復。
向上級提意見，博古時代的彭可以放言無忌，毛澤東手下的彭卻如履薄冰。結果卻反過來，博古照樣讓彭大將軍橫刀勒馬、馳騁疆場，毛卻讓彭元帥進駐“掛甲屯”、被迫害致死。可見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風，而毛則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然而，如果這樣來評比博古與毛澤東，又是不夠的：在黨內鬥爭中，博古根本不是毛的對手；而且是毛澤東而不是博古（包括對黨內民主問題稍有自覺的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使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這一無情的事實再度表明：革命與民主根本就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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