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

閻 長 貴

粉碎“四人幫”以來，許多關於文革的書和文章，在談到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時，都說文革一開始，江青就要把周恩來打倒，或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我認為這樣說不符合實際。

不錯，江青在周恩來面前，比較隨便和放肆，有時發脾氣，或頂撞周恩來；對這些事和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我曾問過戚本禹，他告訴我：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很好，她之所以敢在總理面前發脾氣，那正是他們關係比較好的表現，她怎麼不敢在劉少奇、林彪面前發脾氣？

當然，這是戚本禹一個人的說法和看法，但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視角，對正確認識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有啟發。

關於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我也問過汪東興，他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不一樣。在文革中，總理說了很多讚揚江青的話。‘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總理喊出來的。連主席都說，總理有點怕江青。”

我從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中，實實在在得不出江青從文革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和要打倒周恩來的結論。下面，我談談我經歷的一些事情。

周恩來經常到江青這裡來，我遇到多次都是他親自先給我（時任江青秘書）打電話，問我：“江青同志現在幹什麼，是工作還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裡去。”所謂休息，是指江青睡覺，周恩來自然不會來；所謂工作，是指看文件和處理文件，周恩來就會來。周恩來打電話來了，我就去報告江青。有時周恩來也打電話說：“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裡去，請你問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時間裡，我遇到多次這種情況，當我每一次向江青報告時，江青都是高興和痛快地說：“總理來，可以，歡迎。”我實實在在地說，江青沒有一次說“總理不能來”，或藉口有這樣或那樣的事情而拒絕總理來。

在發生所謂“二月逆流”的時間裡，我拿份關於周恩來的什麼材料（其內容沒一點印象了，很可能是關於貼周恩來大字報的材料）給江青看，江青嚴肅地跟我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這句話，這個表態，對我影響很大。也正巧在這段時間裡，我中央財金學院的一個大學同學（年輕教員），給我來信，說（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總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的講話對造反派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利，還當場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等等，並附來了周恩來講話的紀錄；其意思是想就周恩來的這次接見寫周恩來的大字報，問我行不行。我知道這不行，因為按照當時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見，不允許貼總理的大字報，陳伯達、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聶元梓、蒯大富，讓他們組織人到天安門覆蓋有關總理的大字報，我聽了江青所說她“心不安”的話，更覺得不行，於是我就給我那位同學打電話，告訴他：“不行，絕對不行，決不能給總理貼大字報。有什麼意見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學，知道給總理寫大字報不行，又給我來信，說要貼李先念的大字報，我覺得他不聽話，有點不耐煩，告訴他：“我不管了！”我當時的心態是只要不貼總理的大字報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講這件事情，是想說明，江青所說“心不安”的話對我確實是影響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寫大革命失敗後武裝鬥爭故事的。看完後，在從釣魚臺十七樓（放電影的樓）回十一樓的路上，江青跟我們說，總理和劉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時期，劉少奇貫徹執行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叫工人赤衛隊繳槍，總理是主張武裝鬥爭的，他組織和領導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都勝利了，搞得好。——這是我聽到的江青讚揚周恩來歷史功績的一次談話。發生來在

我給江青當秘書的時候，還代理過半個月的警衛員。事情是這樣的：1967年4月份檢查身體，發現警衛員孫立志有肝炎，按照規定，工作人員發現有肝炎就要馬上離開首長。孫立志不能做警衛員了，中央警衛局就挑了一位姓楊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時間，江青跟我說：“姓楊的不行，我怕見生人，你代理一段警衛員吧。”我說：“不行，我一點警衛知識也沒有。”江青有些生氣地說：“當警衛員不就是跟着出去嗎！”我沒法推脫，除做秘書外，還兼做了半個月的警衛員（從4月中旬到五一節新警衛員孫占龍來前）。在我代理警衛員期間，我看到一個情況，這就是：在外出開會或活動時，周恩來有時坐江青的車。這是為什麼？對這個問題我當時就想過。我認為，主要就是周恩來要和江青討論問題，徵求她的意見，以統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經過1967年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層面上出現了一個議事和決策機構，叫做“中央文革碰頭會”，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參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還有謝富治、楊成武、葉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雖然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但說話算數的實際上是第一副組長江青，她幾乎具有一票否決權；不管什麼問題，就是陳伯達、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來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視和重視這種情況。為了爭取時間和節約時間，所以周恩來有時坐江青的車。至於他們究竟討論過什麼問題，我當時沒怎麼注意去聽，現在一個完整的印象也沒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來跟江青說：“現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體工作由我們來做。”江青怎樣回答和回答什麼不記得了。

我也看到過江青在周恩來面前耍態度、發脾氣的情況。1967年國慶節前後（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來中國訪問，中國對外文委用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招待謝胡一行，以對外文委的名義發了請柬。這是中國招待國賓的慣例。江青拿到這個請柬後，在人民大會堂，衝着周恩來大發脾氣。江青怒氣沖沖地說：“搞京劇改革的時候，他們反對，現在他們貪天之功，拿別人的成果，以他們的名義招待外賓。這像什麼話！”類似的話，江青接連嚷了幾次。周恩來則和氣地連連對江青說：“不要生氣，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來說改，還不容易，通知一下有關部門就改了。新改的請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組。當時聽到反饋，同一個招待會謝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兩份請柬，他們不知底里，還以為招待他們的規格提高了。謝胡無限感慨地說：“我們要把這兩份請柬一同帶回阿爾巴尼亞，放在歷史博物館裡，讓阿爾巴尼亞人民都知道中阿兩國人民的友誼多麼深厚！”

“總理，總理，什麼事情都得理。”周恩來自己說：“我是總理，就得什麼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麼向黨、向人民交代！”（見周家鼎《周恩來忍辱負重的歲月》，《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鄧穎超說：周恩來“是國家的管理員”，“大小事都處理”。（金鳳《鄧穎超傳》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7頁） “日理萬機”——周恩來真是日理萬機，人們都知道周恩來是全國最忙的人。江青不管這些，不顧這些，她常常纏着周恩來，她做的事，她的活動，很多總是要求周恩來參與。比如，當時江青經常看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演出，她要周恩來也看，演出結束後，她給劇團的演出人員談看法，提意見，她也要周恩來陪着，我看到周恩來不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戲，也參加江青演出結束後的活動，可以說周恩來經常總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紅衛兵搞的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這方面的記錄。據我看，周恩來也“樂意”（不樂意也順從）幫助江青做些事情，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一書中說：江青在接周恩來電話時，她要我“把一個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竊聽裝置”遞給她，她把這個小“火柴盒”放在拿聽筒的手裡。電話打完後，“‘叭’一聲，江青使勁把電話一摔，‘真是混蛋。簡直比狐狸還狡猾！’江青狠狠地罵了一句。”江青又把手裡的竊聽器遞給站在一旁的我，並向我布置：“你把錄音都記錄下來，交給我。”（參見該書第293、297頁）從林青山的敘述中還可以看出，江青這樣做並不是偶爾為之，而是經常的。這完全是瞎編。我嚴肅認真地說，江青一次也沒有叫我做過這種事，我沒見過，也沒聽說過江青做這種事。

談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不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脫離開毛澤東。周恩來對江青遷就又遷就，忍讓又忍讓，為什麼？因為江青背後站着毛澤東。陳伯達不止一次說過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話：“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見《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頁）江青是通天的，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來。她建國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來給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職務攀升也離不開周恩來。她1956年成為毛主席五大秘書之一是周恩來提議的，1969年在九大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無疑也有周恩來幫忙。這是從她本人的利害關係而言。而她對周恩來的態度，從根本上講，也是以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為轉移的。毛澤東經常敲打周恩來，在每一次敲打時，江青都比毛澤東走得更遠，從思想方法講，她比毛澤東更極端。江青認為周恩來成為她實現野心的障礙而必須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論從情理看，還是從實際講，說江青從文革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就要整周恩來、打倒周恩來，是不對的，不符合歷史事實。

摘自溪流出版社《記憶精選》第一集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