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大陸自由派不斷美化台灣過去60年的“自由民主”，如今80後、90後也被某些自由派老師洗腦。因而在此查閱有關資料刊出，希望有助大陸中青代更準確地了解台灣島上歷史的真實一面。

一、匪諜就在你身邊

1950~60年代，台灣籠罩在特務橫行的藍色恐怖之中，公共場所人人不敢高談闊論，牆壁上到處張貼著令人矚目驚心的標語：

“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知匪不報，與匪同罪。”　　

“公共場所不談論國家大事”　　

“匪諜就在你身邊”　　

到底誰是匪諜？絕大多數的政治犯都不是“匪諜”，只是受牽連，被栽贓的替死鬼。

段澐將軍深受蔣介石的重用，在台灣任防禦副司令，老蔣交待他好好地注意孫立人，段澐不肯違背自己的良心，反而為孫立人說好話，老蔣惱羞成怒，將他處死，還牽連了其胞兄段復、堂兄段徽楷。他的罪名是準備率部陣前起義，及配合中共攻台時裡應外合……。

1952年8月段澐案反映蔣介石處於杯弓蛇影下的借刀殺人醜劇。

1950年9月28日，特務又偵破國防部中將參議李玉堂（山東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51歲）——前海南防衛軍第一路司令——準備陣前起義，這又是一筆誰也算不清的糊塗賬。1950年7月，又有新竹市警察局長徐振庠、台中縣警察局長何灝、警察學校教官吳泉彬及桃園國小教員王宇光等一夥30歲以下的廣東人，也統統被槍斃。

中共和國民黨的地下戰爭，隨着東西方的冷戰而升高，但是中共的間諜又如何在外有美國第七艦隊，內有蔣介石特務及線民的層層防守下，突破台灣海峽而滲入台灣呢？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匪諜根本是蔣介石特務故意製造出來的怨、假、錯案。例如葉劍英在台灣的親戚葉家班，統統到綠島唱小夜曲；有一名混混被捕，他在台灣的江西中正大學校友一百多人通通有獎。

蔣介石的特務每破了一案的獎金是新台幣40萬元，在當時可以買上好幾棟透天厝。檢舉匪諜淪為公報私仇的工具。前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任顯群卯上了蔣經國，因為平劇名伶顧正秋不喜歡太子，任顯群就去坐牢（1955），出獄後和顧正秋在台北縣金山度過晚年。

孫立人將軍在美國麥克阿瑟元帥支持此案，都還對蔣介石忠心不二，蔣經國卻製造了“郭延亮匪諜案”（1954年8月），硬將孫立人扯進去，最後將他軟禁終身（台中）；郭延亮檢舉孫立人有功，卻一輩子留在綠島養鹿，最後離奇死亡。

《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準備和台灣人政客籌組政黨，1960年被扣上“包庇匪諜”的罪名，判刑10年。誰都知道這是一宗栽贓冤案，那個“職業匪諜”每逢過年過節都還可以由特務帶出去溜達溜達。

蔣氏父子在台灣過著自己嚇襲擊的杯弓蛇影的恐懼日子，特務提供他們最佳的娛樂，天日安呈報抓匪諜；一方面替蔣氏父子剷除異己，另一方面又可以領取巨額獎金，升官發財，何樂而不為。

調查局自己的內鬥才更慘烈，當年草擬<懲治叛亂條例>的蔣海榕，卻被判為叛亂犯，最後上吊自殺，真是作法自斃。

最倒霉的是台灣人，凡是反抗者一律被扣上叛亂罪，清則感化三年，重則處死。台灣到處是匪諜，一直鬧到1987年解除戒嚴為止。38年內至少有29407件非現役軍人刑案，14多萬人受難。

這就是國共地下戰爭在台灣最荒謬的一面！

二、到底誰是匪？　　

蔣介石敗退台灣前夕，《中央日報》社長　李　先生在南京夫子廟前徘徊，前途茫茫，他百無聊賴地區看相。算命先生問他要算什麼，他說算國運。　　

那位江湖術士二話不說，立刻寫到：　　

“特務當前。　　

特務亡國。”　　

當年最流行的一幅新對聯是：　　

你說他是匪，他說你是匪，到底誰是匪？　　

一個靠蘇聯，一個靠老美，老百姓靠誰？　　

到底誰是匪？蔣介石除了340萬大軍之外，他的幾十萬他文武，居然被小米加步槍的“共匪”擊潰，敗的不是軍事，他敗的是失去民心。蔣介石的特務最拿手的好戲就是製造敵人；而中共特務最拿手的則是策反敵人。　　

中國的間諜戰不外乎人情、金錢、美色與權位的爭相交錯。間諜戰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誰不怕死，誰不愛錢愛名？這場經歷70年的地下戰爭，反映人性最醜陋的一面。蔣介石難道不明白，因為他才是最大的匪寇，他的特務將其統治下的中國及台灣變成人間的地獄，才有這場驚心動魄的地下戰爭連續劇一再演出。　　

三、五十年代台灣校園貼滿反共標語　　

反共教育是台灣過去僵化教育的典型代表，一言堂的口號與標語，曾經充斥在每個校園角落，千篇一律的八股作文或演講結語，如今都成了你我言談間的趣味回憶。經歷時代的變遷，校園風氣早就變成大鳴大放，也凸顯昔日制式教育的荒謬。 　　

詩人吳晟念小學、中學時，是反共教育推動最為積極的年代，“學校到處是反共標語”，吳晟回憶說，當時到處不是“反共抗俄”，就是“解救大陸同胞”，喜愛演講的他常代表班級比賽，不管題目是什麼，結語都是變成“在偉大領袖蔣總統的領導下”、“消滅萬惡共匪”、“完成反共使命”。 　　

吳晟初三時，有位老師不敢公開說“反共無望”，私底下卻跟學生開玩笑，打賭學生只要寫出一篇作文，題目開頭是“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但結語一定要是“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誰寫得出來就請他吃飯，“沒想到，同學們竟然通通可以連得上，這讓老師很意外，顯見反共教育紮根之深。” 　　

高中就涉獵黨外雜誌，吳晟當時已清楚知道“反共無望”，只是在高壓威權統治的年代，不敢說什麼。當了老師，基於保護自己、保護學生，課堂上鮮少對“反共”着墨，國家慶典，還要敷衍地陪學生“舉着反共標語遊行”。 　　

吳晟的女兒吳音寧在記者訪問時，也拿出珍藏近三十年的小學四、五年級作文簿，裡頭竟也寫着“打倒共匪、解救水深火熱的同胞…”吳晟看了看，打趣地對着吳音寧說：“難道當時我沒教你嗎？”吳音寧有點不好意思說：“這樣會不會很丟臉？”父、女當場為此笑成一團。 　　

“歷史的傷害往往會造成無可估計的後遺症”，吳晟強調，早期政府專注反共，忽略了人文、生態等教育，讓台灣缺少多元化的思想，這是過去教育的缺憾，值得省思而不再重蹈覆轍。　　

參考資料：四六學生血案　　

　1949年4月6日　，情治單位大肆逮捕台灣大學、師範學院（今台北師大）的學生數百人。　　

起因是3月下旬的一個下午，三名師範學院及台大學生共騎二輛腳踏車，遭警察取締。學生不滿警察態度惡劣，發生口角，而有二名學生被扭進大安分局（仁愛路）。其他目擊的師範學生匆匆趕回宿舍，引起三百多名學生聯合台大學生包圍大安分局的火爆場面。　　

學生要求警察道歉、放人，並要警察局長出面。學生們持續包圍大安分局十二個小時以上，一名督導出面，被學生們斥喝說“這傢伙不是局長！”更把他押到台大宿舍附近。他被幾名外省籍學生諷刺一番，才予釋放。　　

第二天，師範學校學生全體出動示威遊行，走向台北市警察局，沿途高呼口號。第三天，學生展開罷課行動。　　

4月初，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周慎源在路上，突然被特務用三輪車架走。他在台大宿舍附近跳下三輪車，大聲叫喊救命，引起台大學生出動搶救，免於被捕，一時氣氛更加緊張。　　

警方根據這次學潮的發生，判斷鑑於台灣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以毫無社會運動基礎的工人、學生，決不可能存有如此有條不紊地大規模的學潮，這一定是中共的手法。　　

　1949年4月6日　，情治單位大舉出動，逮捕正在師院及台大宿舍的學生數百人，釀成“四六學生血案”。　　

　4月5日　深夜，鄭鴻溪等從大陸轉學過來的師院生，老早就被潛伏在警備總部內的同志通知，全部逃走了。倒霉的台灣學生，幾乎無一倖免。　　

周慎源當時躲在宿舍的廚房裡，逃過一劫；幾天后他潛至桃園，後來在桃園建立武裝基地，最後在槍戰中被警總的部隊打死。其他被捕六個學生，以妨害治安罪判刑四年，並予退學。根據　柯旗化　先生（老政治犯，一生坐牢三次）表示，當時高雄左營地區才有五個大學生，其中三個後來又陸續遭受政治迫害，包括他本人在內。　　

柯先生在1948年是師範學院英語系三年級的學生。他還記得當時外省人學生在宿舍內，熱心的刻鋼板，油印蘇聯的《祖國進行曲》給同學們傳閱及練唱。　　

1949年3月，中國大陸方面戰局緊張，台灣的學生也活躍起來，討論時事、批評社會、演出諷刺劇，校園內也暗中流傳著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的地下報紙《光明報》。　　

事後被捕的學生紛紛由家長出面保釋回家；有一位大陸籍的邱姓學生因為他的姑媽不肯作保，憤而從台北法院跳樓自盡，令人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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