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近80％的東南亞城邦小國。從很多方面看，新加坡都擁有一批令國人讚嘆不已的亮麗數據。除了剛剛被山哥引述的“透明國際”列出的世界最廉潔最少腐敗的國家外，她的“雞的匹”達到5萬多美元，被最新cia world factbook 列為世界第7，超過美國；她人均預期壽命也為世界第7，超過美國和多數西方發達國家。

“新加坡經驗”30年前首先由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先生訪問中國時直接傳授給鄧小平。根據李光耀本人回憶，他原意是為了說服中國放棄對東南亞共產黨組織的支持，便以新加坡為例推銷他的所謂成功經驗。他挑戰鄧小平道：祖先來自中國大陸的東南亞華人，包括他的家族，都是中國東南沿海破產的底層民眾，基本上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幾乎所有達官顯貴學者，基本上都留在中國國內。可是如今當新加坡華人回到故鄉祭祖，都為中國的貧窮感到震驚，為他們在新加坡的成就感到自豪！面對李光耀的不無道理的誇耀，鄧小平不停地抽煙並陷入深思。中國果然很快停止了“支援世界革命”的策略，開始拜新加坡等“四小龍”為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讓新加坡實在喜出望外。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的南端，面積約700平方公里，小於多數中國縣域面積。人口約500萬，除了華人外，還有馬來人，印度人等。早期居民主要是馬來人，1819年起成為英國殖民地，中國和印度移民逐漸成為主要族群，二戰期間被日本占領3年半。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後與馬來西亞形成短暫聯邦，1965年正式獨立成為新加坡共和國。

根據新加坡的憲法，新加坡實行的是議會制／內閣制政府。國家機構三權分立，總統由直接民選產生，為國家元首。國會議員也是選舉產生，總理從國會多數黨中產生，其領導的內閣擁有行政權，從議員中選出內閣部長。因此新加坡總理是該國最有實權的人物。新加坡政府的高薪養廉政策使得其總理的年薪工資高達205萬美元，數倍於美國總統！

在過去的40多年中，人民行動黨一 直是唯一的執政黨，在議會中也鮮少有能夠形成監督力量的反對黨。外界普遍認為，人民行動黨對反對黨以及異議分子的打擊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在選舉前重新劃分 選區、運用行政資源以及訴諸法律行動等。但同時不容否認的是，人民行動黨確實在新加坡民眾中擁有很高威望，在建國後的歷次選舉中該黨的總得票率從未低於 60%。

有些西方國家指責人民行動黨主宰了新加坡主要的政治舞台，因為國會成員絕大多數都是該黨黨員，三任總理李光耀(1965-1990)，吳作棟(1990-2004)與李顯龍(為李光耀長子，2004- )也都是人民行動黨黨員。雖然國會的構成來自選舉結果，但要把新加坡政治視作民主舞台並不具太大的說服力。新加坡即便是實行選舉制度，有些人也認為新加坡政府體制似乎更接近一黨執政而不是民主政治。

一般認為，新加坡言論自由的空間自1965年獨 立之後就一直受到壓制，雖然近年來為鼓勵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及展現更開明的政府態度，已經在這方面有所放鬆。有些人認為，人民行動黨政府通過政府持股的方式 間接控制了該國兩大媒體集團，反對聲音也因為種種限制很難通過其他私人出版機構出版其著作或發表言論。而一直以來“記者無國界”組織的新聞自由度排名顯示 新加坡為“無新聞自由的國家”，外國媒體對新加坡政府的批評往往會導致誹謗官司，或被限制在新加坡的發行量。此外，個人或民間組織也被禁止自行安裝衛星天 線接收器，所有外國電視節目都可被審查。政府也對網絡進行管制，具體管制情況不詳，不過封鎖的網站類型多為一些色情網站。

人民的行動自由並沒有受到太大限制，但當局對一切集會活動都非常關注。在新加坡，只要達到一定數量的戶外集會都必須向警方備案。新加坡的內部安全局擁有非常大的權限，被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內部安全法授權可在必要時無限期拘留任何被懷疑可能對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造成威脅的人士，並可以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扣押多年。有些人認為，這部法律在人民行動黨政府對付共產黨的時候被濫用。

此外新加坡的高壓管制還表現在對日常行為的監督上：口香糖被 禁止在新加坡境內銷售（醫療用口香糖除外）；隨地扔垃圾、使用廁所後未沖水、在公眾地方吸煙、亂過馬路（不在指定的過路處過馬路，如不利用天橋或隧道過馬 路）、地鐵上喝水或進食都會導致高額罰款或強制勞役，如罰在公眾地方掃街；當地傳媒記者會拍照被罰人士，被罰人士的「洋相」會刊登在第二天的報章的頭條。 該國還擁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嚴格的禁毒法律，攜帶毒品入境或藏毒作販賣用途的主要刑罰為絞刑（根據現行新加坡法律第一百八十五章，未經許可而進、出口多於15克的海洛英，或多於30克嗎啡或可卡因，或多於500克的大麻者，又或未經許可而製造任何數量之海洛英，嗎啡或可卡因者，均屬違法，而觸犯該等罪行者會一律被判處死刑）。此外對於成人男性犯罪者（16歲以上50歲以下）還可使用笞刑處罰。不過雖然大多數外國人無法理解這些嚴厲的刑法，大多數新加坡人卻認為重罰可有效遏止犯罪或破壞性行為。

十五年前，在澳大利亞一所美麗的大學校園裡，山哥和來自日本，南韓，東南亞，歐洲，澳洲及拉美等多國留學生和學者一起，饒有興趣地討論了新加坡奇蹟以及李光耀家族對新加坡的巨大影響。其中以日本政治學者高嶺司的見解最有意思。高嶺先生以東南亞政治研究為終身事業，新加坡當然是他關注的焦點之一。他首先表示專制政體同樣需要民意來支持其統治，但由於新聞不自由，民意必然被官方導向扭曲。新加坡的高效和廉潔無疑是世界奇蹟。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李光耀也是這個時代屈指可數的天才政治家之一。但是，中國的面積萬倍於新加坡，人口也超過其250倍，中國要實行新加坡式的治國方略，恐怕成功的希望不大。

事實上，近20年來，中國學習新加坡已經遠遠超乎經濟範疇。各地去新加坡考察學習的官員如過江之鯽，數目眾多。上海從90年代開始，公開提出學習新加坡的各種管理經驗。在很長的時間內，包括很多上海居民在內，許多人以為上海已經成功地拷貝了一個類似新加坡的廉潔高效威權的政府，沒想到陳良宇集團的垮台和《蝸居》（由旅居新加坡的六六創作！）的面世，這個美麗的肥皂泡爆破使得每個人都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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