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與悲情：一個老工人的述說
自豪與悲情：一個老工人的述說

來源：中國工人網  作者：蔣子龍

當年“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候，我是被“監督勞動”的對象，若說曾當過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今天我自稱“老工人”，恐怕就沒人跟我爭了，也不會再懷疑我別有用心。如今我就以一個老工人的身份，實實在在地回想一下作為工人的經歷。我珍惜那段歲月，萬千感慨於命運曾被重重地塗抹上工人色彩。

“天重”的老式蒸汽火車

1958：工人真正地“以廠為家”

我由“天津鑄鍛中心技術學校”派到太原重型機器廠實習，被分配在水壓機車間熱處理工段，由一位名叫郁良的技術員負責對我“傳、教、帶”。工友們私下裡說，他父親是北京一個有名的人物，前兩年“出事”，牽累他被發配到此“勞動鍛煉”。時間長了我發現，郁技術員並不是硬着頭皮為了“鍛煉”才下車間幹活的，而是真心喜歡車間的工作。那時候車間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課堂，還是家。後來有人把“以廠為家”視為說大話、喊口號，那是沒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那個特殊時期。

我第一次趕上搶修24米熱處理爐，大長見識，也學了本事。天車在吊裝一根大軸時把爐內壁撞壞了一大塊，連同幾個燒嘴都毀掉了。工長下令立刻關閉所有燒嘴，打開爐門，將所有處理件都吊出來。按常規檢修程序，要等爐溫降到人能夠進得去時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溫等待處理的鍛件就得報廢，當班的崔師傅指揮工人準備好檢修工具和器材，到庫房搬來幾條厚麻袋，用刀子裁開，放到水龍頭下澆透。等掌管溫度表的郁良報出爐內溫度已降到270攝氏度時，崔師傅將濕淋淋的麻袋片往腦袋上一披，就鑽進了爐膛。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鐘時第二個工人披着新的濕麻袋進去，把崔師傅換出來……就這樣一個一個地輪換着。我也想進去試試，被崔師傅一把扒拉開了——人家不信任我，到裡邊幹不了活若再出點事，豈不添亂。我只知道100攝氏度的開水澆到身上會燙壞皮膚，當時頂着270攝氏度的高溫是怎麼熬過來的？我仔細觀察每個人的臉，因為他們在爐膛里只露着臉，除去有點紅，還有點幹了一件漂亮活之後的興奮，誰也沒有被烤傷。許多年之後我當了工段長、車間主任，不止一次地用此法搶修過熱處理爐或大型加熱爐。

1960：羨慕當工人，不羨慕當幹部

我實習結束回到天津，直接進入天津鑄鍛中心廠（後更名為“天津重型機器廠”），這是蘇聯幫助援建的“156項工程”之一。至今我還記得剛進廠時的震驚——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業迷宮，如果單用兩條腿，跑三天也轉不過來。工廠里布滿鐵道，一個工廠竟然趁三列火車——無論是往廠里進原料，還是向外運產品，沒有火車就拉不動。當天車鉗着通紅的大鋼錠，在水壓機的重錘下像揉麵團一樣翻過來掉過去地鍛造時，車間裡一片通紅，儘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還是會被烤得生疼……相信無論什麼人，在這種大機器的氣勢面前都會被震懾住。我被分配到水壓機車間，當一名正式的熱處理工人。

有一同學，其父在人事局當幹部，不知通過什麼手續，讓他當了廠里辦公室的幹部。當時同學們竟沒有一個眼饞的，反而不理解為什麼他放着工人不當要去當幹部。在那個年代絕沒有現在的“公務員熱”，反而認為當幹部無論政治待遇和物質利益都不如工人。比如我們頭一年定為一級工。月工資35塊4毛5，那位當辦事員的同學卻只拿32塊。別小看這3塊多，那個時候省一點就是一周的伙食費。

我所在的水壓機車間，當時還只有三個工段：水壓機、熱處理和鍛造工段。職工不足千人，但工人隊伍的構成卻很複雜：有從外地或本地同類國營大廠調來的技術骨幹，有從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分配來的學生，有從其他性質相近的工廠合併過來的人員，甚至還有“公私合營”時合進來的資本家、小業主等。原來像“天重”這種嶄新的一流國營大廠，竟有這樣無可比擬的包容性：不管以前是什麼成分，能進這個廠就是人人羨慕的“工人”了。車間裡唯一的八級工王義禮，以前就是個資本家，一把大錘起家，把一個鐵匠鋪干成一個鍛件廠。他50多歲，隨和腰，那是常年彎腰打鐵造成的職業性駝背；為人極和善，但往鍛錘前一站，登時威風八面。他在技術上已臻化境，沒有他干不出來的活，是車間裡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格外受人尊敬。那時人們尊重技術，車間裡無論年輕的年長的，遇到難活都去請教王師傅，甚至圍繞着他在車間裡形成一種學技術的風氣——誰的手藝好，活幹得漂亮，誰就被高看一眼。車間或廠里有好事，諸如過年過節發電影票、到外廠搞技術協作或學習新工藝等，也都會想着你。

當時能進入“天重”這樣的大企業，工人自有一種自豪感和責任感。只要技術上出類拔萃，就大有前途。我也喜歡技術，按我的潛質，周圍的老工人們也都說我將來可以成為大工匠。可正當幹得歡的時候，海軍在天津招考一批測繪員，我報名參加考試，後被錄用，就此暫時告別了心愛的車間。

“文革”中的堅守：中國的產業工人實在太好了

這年春天，我從部隊又回到原來的工廠，興沖沖地去老車間報到，車間卻把我推到廠長辦公室。我因出身不好而在部隊不能“提干”，自知當幹部沒有前途，要求留在車間當工人。車間領導告訴我是馮廠長下令要我給他當秘書，廠長的話當時就是“最高指示”，沒人敢違背。又是文學害我，同時也驚異於工廠或馮廠長的消息靈通，這一切可能都是因為我在當兵期間發表了點小文章。給廠長當秘書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跡和文學創作。

一年多以後，社會上開始狼煙滾滾，“文革”初，上邊下達的“要保護像“天重”這樣的重點大企業的機器設備以及正常生產秩序不得受到破壞”的指示失效了，馮廠長調走，我被以“保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筆桿子”的罪名，被打回車間“監督勞動”。既然是被“監督”，就不能回原工種，重新分派到一噸蒸汽錘生產組當了鍛工。這是車間裡勞動強度最高的工種，我卻感到釋然。因為我喜歡當工人，不過是到外邊轉了一圈又回來了。車間裡除去少數造反極端分子，大都不拿我當“牛鬼蛇神”看待，直接負責監督我的一噸錘生產組長陳延里為人厚道，技術上有一套，思想傾向上卻討厭造反派。他在生產上管得很嚴，一噸錘三班倒，每班8小時，中間只有半小時吃飯時間。一次上夜班，鍛造汽車上的“羊角”，開錘的人打盹，鍛件還沒有放正，錘頭就砸下來了，鉗子把一掃，攔腰把我打了一溜跟頭……我腦袋嗡的一聲，以為就這麼完了。誰知很快又有了意識，躺了一會兒就爬了起來，發覺只是皮肉受了點輕傷。

“十年浩劫”的中間五年，是“文革”的高潮，全社會的大串聯、武鬥成風，批鬥不解氣演變成打砸搶……不分晝夜，一會兒放鞭炮，一會兒敲鑼打鼓，烏煙瘴氣，人心惶惶。“天重”的一萬多名職工也分成了兩大造反派別，但沒有發生過一次武鬥，也沒有造成大面積或長期的停產。我總結就是兩條原因：

一是中國的產業工人太好了，是他們心裡那種最樸素的觀念維持着中國的大局，沒有在“文革”中讓經濟崩潰。“當工人的本分就是幹活”，“拿一天工資就得干一天活”，不管外邊多亂，不管上邊是“走資派”還是“造反派”在領導，只要有任務派下來，工人就會堅持上班生產，以我所在的車間論，極端造反分子的主要興趣在“抓革命”上，成天批鬥這個打倒那個，殺七十宰八十，指手畫腳，過足了掌握大權的癮，自然不願意被“促生產”這種又麻煩又受累的事纏住，實際上“造反”造出名堂的人，也多不是肯踏實地幹活的人，即便他們想抓生產也抓不起來，只能將生產實權交給那些能幹活的人。而車間的生產骨幹，心裡瞧不起平時幹活不行的人。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一批老幹部太好了。那時的老幹部由兩種人組成：一種是上世紀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來的，還有一種是參加過革命戰爭，轉業後進工廠的老同志。他們有信仰，有定力，不管受多大委屈，當生產出了問題，而造反派又玩不轉把責任推給他們時，即便剛走下批鬥台，他們也能下去把生產再捋順了。工人對懂行的領導從來是尊重和同情的。

“文革”結束後，十年“監督勞動”使我對車間的每個生產環節都非常熟悉了。從普通工人一步步地干到工段長。

“文革”後 下崗丟失的不僅僅是一份職業

1978年．我恢復“幹部”身份，被任命為車間副主任，這時候我反而覺得車間的工人群體有些變了，許多地方不對勁兒了。或有訂單沒圖紙，或有圖紙沒材料，等你把什麼都準備齊了，設備又不聽使喚了——因為“文革”期間沒有按規矩維修保養，機器渾身是病。

人也一樣，“文革”期間大家神經緊張，還能頂着一口氣堅持，現在精神一鬆懈，心氣反倒散了，十年積存的各種問題全都暴露出來……再加上“文革”後期分配來一批新工人，完全是憑混年頭混出的師，成了正式工人，技術上頂不起來，品行上又欠缺做工人的基本素質，各班組長們不待見這些“吃造反飯長大，有着造反精神”的新工人，給誰誰都不要。更重要的是有些制度在“文革”中遭到破壞，與現實脫節：管理不為生產服務，厂部不給車間作勁，下邊問題很多，上邊卻總是拖延湊合……我覺得自己天天像在“救火”，生產上三天兩頭出故障，常常要晝夜連軸轉，最長的時候連續一周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還不如被“監督”着當個工人痛快。

有句老話叫“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像“天重”這樣高水準的國家大型骨幹企業，在“文革”後缺了一課——就像部隊打完一場惡仗之後，總要休整一個時期，工廠也一樣，至少要恢復正常的工廠理念、生產理念、技術理念、乃至樹立起工人對國家對企業的信仰和信心：有一年到上海參加“世界華文研討會”，聽到時任上海市長朱鎔基的一段話：“散會後你們去機場要早點出發，路不好走，現在企業正需要輸血，我們還沒有力量修路……”當時對我的觸動很大，我不免想到“天重”，想到那些同事……

“積重難返”尚未“返”，就匆匆“轉型”，“改制”。到底該怎樣“轉”，怎樣“改”，沒有調查，沒有論證，更沒有徵求一下人們的意見，看見別人怎麼幹就跟着學……但世界上最容易學的就是“變壞”，工廠里只有招待所最紅火，天天迎來送往，酒氣熏天。當時社會上流行一種時髦理論為這種風氣撐腰：不吃吃喝喝、請客送禮，怎能拉到生意？

企業不行了就頻繁換頭頭，頭頭換了一茬又一茬，卻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腐敗開始滋生，讓工人們真正感到了危機，感到看不見希望。最讓他們犯愁的還不是沒活干，領不到工資，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視，沒有人告訴他們未來的出路在哪裡。工廠變得很少正式開會，工人們能聽到的都是些傳言和小道消息，一會兒一個主意……曾經的“國家領導階級”、“工廠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經成了工廠的負擔，群眾成了領導的包袱。許多產業工人怎麼也想不明白，不懂工業的農民搞起了次等的工廠，重複生產一些粗製濫造的產品，卻能掙大錢；而城裡的正規工廠被荒棄，一些高、精、尖的機器設備閒置，等着鏽蝕損壞。

後來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務工作為由，“強行”將我調入作家協會——雖然市委宣傳部的領導徵求我意見時被我拒絕過，當時主管“天重”的老領導張華國，立刻下令將我的人事關係全部由工廠轉走。後來他對我說：我知道你留戀工廠，尤其對“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時不走，將來你會後悔的。

我確是留戀“天重”，不知為什麼呆在工廠里我心中就踏實。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天重”保護了我，“文革”中武鬥最厲害時，來自內蒙的三個穿軍裝的造反派要“揭開天津市文藝界階級鬥爭的蓋子”，想把我揪到內蒙去批鬥。但他們在市里折騰了一個多星期，卻始終不敢進“天重”的大門——“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編成一個步兵師，還不等對方“砸爛”我的狗頭，他們自己的人頭就可能先被拍扁了，我被“監督勞動”，實際上是對我最好的保護。工人在關鍵時候還是重義氣的：“我們的黑筆桿子，要砸爛也由我們自己砸，用不着你們來多管閒事。”

我調走後又過了兩三年，“天重”開始有大批工人下崗。好端端的一個大企業被大卸八塊，變賣的變賣，破產的破產。為什麼說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會有那麼多私人老闆，有些還是農民企業家，像餓虎撲食一般將這塊膘肥肉厚的地方全買走了，而且一到他們手裡就發了大財。

人們都習慣性地認為，城市裡的農民工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我的一些老同事卻覺得自己還不如農民工。過去當工人是有尊嚴的，現在變得還沒有打工的有尊嚴，總覺得這輩子算白混了，很失敗，心裡老是酸不溜秋的不得勁。

對產業工人來說，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自己從事的工作。工作是心靈的營養，難以計數的國營企業工人下崗後，心靈備受煎熬。以前他們總以為自己是在為國家勞動，現在忽然國家和工人之間冒出一個老闆，一切都由老闆說了算，於是便有了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在工人的心裡，國家形象的毀壞，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量的，不知還要影響多少代人。（據《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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