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剷除封建制度基礎的偉大勝利

金仲葵

來源：《中華魂》2010年第11期

來信

《中華魂》編輯部的老師們：

　　前些日子我從《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上讀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劉文彩：集體記憶的重構》（署名王永華），着重介紹笑蜀的《大地主劉文彩》一書，說根據該書的記載，劉文彩根本不是殘酷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而是熱心教育事業的開明紳士。王文最後發表議論：《大地主劉文彩》等的問世是一種努力——“試圖改變過去幾十年製造的關於劉文彩的集體記憶，還原劉文彩的真實面目，從而完成對這一有爭議的複雜的地主人物的重構，以構建新的集體記憶”。這就同我們從課本上和老師的講述中知道的劉文彩南轅北轍了。我不敢貿然相信，特向你們請教，望能請熟悉這方面情況的老師寫點文章，用事實說話，還劉文彩以本來面目，為我輩釋疑解難。多所叨擾，不勝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禮！

　　晚輩 常文今

覆信

常文今同志：

　　來信已由《中華魂》雜誌社轉來，所附《炎黃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讀過。大概因為我們是四川的老人，對於該文所述劉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讓我們來寫覆信。今年是建國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顧土地改革偉大變革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關於四川大邑地主劉文彩

　　關於劉文彩的事情，到底誰是誰非呢？我們覺得應以事實為準，證據為憑。
　　四川還有一批現年八、九十歲的老人是60年前的當事人，請聽聽他們根據親身經歷所作的證詞吧。
　　首先，請聽大邑幾位老農民訴說劉文彩是怎樣剝削和壓迫他們的。
　　陳子云說：“我家先租種王家10畝田，每年每畝交租谷1石（擔）。後來劉文彩強買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為1石1斗。他劉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別家的大，佃農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裝得滿1斗。”
　　徐德三說：“劉文彩家的風谷機裝了6扇葉子，比別人的多兩扇，風力很猛，能把好穀子吹出去，說那是癟殼，又不准我們拿回去。天旱減產，劉文彩不減租，要收鐵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賣給他家，交夠租谷。”
　　揭升飛說：“我家租種劉文彩2畝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收的小麥和胡豆做口糧。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說是2石4斗，實際交了3石，其中6斗穀子是被劉家特製的風谷機吹出去當成癟殼歸劉家所有了。”
　　蕭華峰說：“我家租種劉文彩3畝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夠租谷，我爺爺就被劉家狗腿子拉去關起來，逼着我家把耕牛賣了，交夠租谷才放人。隨後又奪佃，不讓我家租種他的田了。”
　　施躍成說：“我家有一年交不夠劉文彩的租谷，我父親也被劉家關押過。”
　　這些足以說明，劉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奪，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剝削可比，只有惡霸地主才幹得出來。
　　其次，請再聽聽一部分烈士親屬控訴劉文彩是怎樣殺害其親人的。
　　曾唐氏說：“1947年春天，蕭汝霖和周鼎文拉隊伍進山鬧革命，劉文彩知道後立即派他的親信山防大隊長郭保之帶隊去攻打，在天車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幾個兄弟，整得我家好慘啊！”
　　朱家福說：“我父親朱英漢15歲參加紅軍，當過八路軍的連長，被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裝，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場遭到劉文彩反動武裝的襲擊，帶隊突圍中陣亡，丟下我們孤兒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蕭雨說：“我二叔蕭汝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於1946年9月25日和戰友徐達人在大邑龍門坎被劉文彩的親信抓獲，交劉文彩刑訊後槍殺。”徐應芳說：“我父徐達人和蕭汝霖叔叔被劉文彩抓去後打得半死，然後槍殺示眾。我父親的睾丸都被割了，好殘忍啊！”
　　1949年秋收後，大邑三岔、元興、王泗……幾個鄉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要求劉家為首的地主集團實行“二五減租條例”的鬥爭，在成都臥病的劉文彩傳話鎮壓，搬來了3個保安團進行圍剿，殺害了共產黨員田載重、蕭國珂二人和農民領袖王漢卿的父親。
　　以上這些都是臨近解放時殘殺中共黨員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劉文彩任敘南中將清鄉司令時，還殺害了中共宜賓負責人李筱文和李家勛。
　　根據以上兩方面的事實，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將劉文彩劃為惡霸地主，是完全正確的。由於他已病逝，未依法予以懲處。試問，如今為劉文彩翻案的人為何不向那些受害的老農民和烈士家屬做些了解？為何不到烈士陵園去看一看？為何只找劉家後裔及他們的“相關人士“做所謂的調查？
　　有人為劉文彩翻案，正與他的立場、圖謀相吻合。他要藉此為突破口，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蓋劉文彩一貫殘殺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這一要害，進而編造劉文彩和劉文輝是“二位一體”、“聯共反蔣”、“全家族起義”的謊言。二是吹噓劉文彩晚年辦學這一生平“亮點”，加以美化，以此為翻案的切入點。三是誇張地主莊園陳列館個別失實之處，以偏概全。現一一辨明。
　　此人壓根不提劉文彩於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兩次襲擊地下革命武裝、殺害其多名成員之事，對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殺害中共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及其戰友徐達人一事則輕描淡寫地說是郭保之干的。此事被人揭穿以後，他才不得不在網上承認蕭、徐是劉文彩殺的，但又編出新的謊言，說殺蕭、徐是由於怕他們被捕後暴露出劉文彩“聯共反蔣”的秘密，故殺人滅口。這就是所謂為了“聯共”才不得不殺共產黨員。如此編故事，越來越離奇。
　　關於劉文彩辦中學，從客觀上看，發展了教育事業，但其意圖和做法究竟如何，請聽幾位當事人的證詞：
　　原文彩中學老師、進步青年詩人杜谷說：“文彩中學從1946年春開辦，我是那一年下學期到校任教的，當時的校長是中共地下黨員吳德讓，教師中有一些來自成都的名師和進步文化人，教學質量較高，民主進步的氣氛濃厚。這後一點引起了劉文彩的注意，便強令校長於那一學期結束後不再續聘我和另一位進步教師。再過一個學期，連吳校長和所有進步教師都不再續聘了。換上了一個地方上的學痞當校長，加強了軍訓教官對學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學校辦成了培植個人勢力，沽名釣譽，對自己歌功頌德的劉氏家學。以後校長陷於地方派系鬥爭，被人暗殺於校內，全縣譁然。”
　　原文彩中學學生馬支沉說：“我欠了學校半個月伙食費，學校扣留了我的被蓋和洗臉盆，把我趕出了校門。”
　　陳桂林說：“我父親是修文彩中學的監工。我們陳家大墳園裡有幾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樹，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學了，沒有給我家一分錢。哪個敢去向劉總辦要錢啊！”農民王達年家大墳園和伍家墳院都有許多合抱的大柏樹也都被無償砍去修文彩中學和文彩公館了。
　　農民鄧全法說：“修文彩中學時，我在當鐵匠學徒，被抽調去勞動了兩個月，未得分文工錢。”
　　至於水牢的說法確有失實，後來弄清楚那是屯放鴉片煙的地方，縣上就改正了。怎麼能拿這類個別的失誤來以偏概全並為劉文彩開脫罪行呢？劉文彩私設公堂，進行刑訊，濫殺革命者的罪行難道掩蓋得了麼？

關於土地改革以前的農村狀況

　　否定土地改革，翻歷史的公案，當然決不止《炎黃春秋》上的這篇文章。我們最近翻閱楊奎松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書，其中的奇談怪論亦屬不少。就在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圖片的那一頁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在農村，當年那些地主、富農並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也並不都像教科書裡講的那樣緊張；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上的能手。”
　　這位作者竭力證明“中國絕大多數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他說：“中共建國前各地情況雖然千差萬別，多數省份都會有極少數大地主，但小地主不僅普遍存在，而且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占據着地主階層中的絕大多數。”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麼樣。他援引一個日本人的調查：“即使是村裡有田60畝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糧度日，他家與其他農戶在吃飯問題上的最大區別，就是逢年過節多少還能吃上一點白面，約占全家年消耗糧食總量的8%。在衣着上他們也與一般農戶的差別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儘量節省布料，冬天鞋帽極少花錢上市場去買，多靠邊角布料自己縫製。被服通常要蓋上三四年才會更新，因布料質量較次，故往往一兩年後就會破損，也都是補了又補堅持着用。”多麼勤儉節約、生活簡樸的地主階級啊！
　　但是實際情況卻與此大相徑庭。據對重慶市郊的1196戶、6159人的調查統計，其中地主共104戶，495人；富農55戶，426人；中農、貧農、僱農和小商人等1037戶，5238人。平均地主每戶占田地122石4斗余。這就是說，占總人口數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總人口數85%以上的中農、貧農和僱農卻只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區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況是：地主戶數占總戶數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總畝數的65—75％，中、貧、僱農占總戶數80—90%，卻只占有土地總畝數的20—30%。如成都縣城區鎮七保，當地地主戶數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貧、僱農卻只占有14%的土地。（參看白希著《開國大土改》，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筆者接觸的大量事實也表明，這裡援引的西南地區，亦即大型泥塑《收租院》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情況確實如此。事實就是事實，狡辯當屬徒勞。

挖掉貧困落後根子的重要舉措

　　替劉文彩翻案，此文作者的意圖和事情蘊含的意義當然不限於這件事本身。就拿農村土地改革來說吧，這就涉及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舉措。這個舉措究竟是正確的、十分必要，還是錯誤的、貽害無窮？任何稍稍尊重歷史的人所持的觀點都只能是前者，而決不應是後者。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但是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卻沒有力量領導農民完成這個任務。這個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身上。沒有中國農村的這個大變動，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便無從談起。應當看到，建國後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中進行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這毫不足怪，因為我們黨領導土地改革的經驗更加豐富了，進行土地改革的條件也更為有利了。
　　據我們所知，從1950年冬季開始，全國新解放區分三批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為止，除了有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這不僅使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幾億畝土地和其他大量生產資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納幾百億斤糧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後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可以說，這是我們國家挖掉貧困落後根子，走向繁榮富強的一條重要舉措。
　　竭力替劉文彩翻案，否定偉大的土地改革，事情還不止於此。王文聲稱：“在這個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說出事實的真相了。這無疑是社會的巨大進步，由此極大地影響着歷史的重構方式。”這就是說，我們的歷史，包括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當代史都得重寫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們切莫小覷了這種改寫歷史的企圖。
　　我們的一些意見就是這些。承蒙垂詢，直告如上。
　　專此順祝
　　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裝及大邑土改工作團成員集體作復

　　執筆人：金仲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