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惠坎坷傳奇的故事（續）

這件血案和近一年的牢獄生活給淑惠的心理精神造成極大的打擊和傷害，強烈的愧疚悔恨和對黑暗的恐懼如鬼魅一樣一直伴隨她的終身。在以後的坎坷歲月中逐漸摧毀了她的神經。

一九四九年西安解放，監獄裡的很多犯人也因此而被釋放，在監獄待了近一年的淑惠帶着兒子回到了久不住人的空宅。面對空宅，往日與丈夫和兒女一起生活的所有幸福場景一幕幕出現在眼前。那最後一幕慘烈的景象也一次次撞擊淑惠的心房，她每夜都在無比悔恨和恐懼中度過。淑惠實在受不了這種無邊的悔恨和恐懼的折磨，加之沒有生活來源，她決定賣了宅第回扶風尋找親人。

淑惠帶着兒子，乘長途汽車回到了扶風縣城，憑藉小時候依稀的記憶，找到了住在縣城城郊的堂姐家。當穿着旗袍燙着捲髮抱着孩子的淑惠，出現在親戚家，告訴親戚，她就是當年賣給人販子的淑惠，淑惠的堂姐高興得不知說啥好，趕緊通知了淑惠在某區當區長的弟弟。從未謀面的姐弟相見，既陌生又親切。淑惠見到身材高大，眉目酷似父親，氣質瀟灑，一表人才的弟弟，一把拉着弟弟涕淚交流。弟弟見到酷似母親的姐姐，抱着姐姐也是涕淚交流，姐弟倆說不出一句話來唏噓不已。淑惠的兒子看媽媽哭，在一旁拉着媽媽的衣襟也跟着哭，淑惠的弟弟抱起外甥，姐弟甥舅哭作一團。 過了良久，一旁的堂姐擦擦眼淚含淚笑着說“別難過了，這是天大的喜事啊，該高興才是。”弟弟止住淚，說道，“是的，是的，這是天大的喜事，姐，我帶你回家看娘去。娘要知道你回來不知該有多高興！”弟弟帶着姐姐，回到了闊別二十一年的家鄉去見老母親。那時母親已經完全失明了，聽到兒子說“娘，我二姐回來了。”母親一驚，將手上拿着的東西掉到了地上，不相信的輕輕地問兒子，“鎖兒，你說啥？你說誰回來了？”兒子說，“娘，是我二姐回來了。”一旁的淑惠看着雙目失明的母親，哽咽着喊道，“娘，是我，我是淑惠。是淑惠回來了。”娘抱着女兒從頭上開始一個一個地方摸索，淚從昏濁無神的眼眶中滾滾落下。淑惠抱着母親一疊連聲的哭喊着“娘…..娘……你讓我想得好苦！”淑惠娘，喃喃的念叨着“我苦命的女子（陝西人把女兒叫女子）……. ”母女抱在一起失聲痛哭，哭得死去活來…….。淑惠的弟弟好不容易才讓母女倆止住悲聲。淑惠拉着兒子對娘說，“娘。這是你的外孫，叫泉生。”淑惠讓兒子叫姥姥，兒子用稚嫩的聲音怯生生地喊了一聲“姥姥”淑惠娘，拉着外孫又高興又難過，用簌簌發抖的手從頭到腳將外孫撫摸了一遍，一把將外孫拉入懷中念道“我可憐的吾娃（陝西人稱孩子為吾娃）！”不由得又大放悲聲。。。。。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特別需要文化人，淑惠回老家後不久，就參加了工作。她在弟弟所在的區上做婦女工作。淑惠當時只有二十八歲，她能寫會算在封閉的扶風算得上是才女。參加了工作的淑惠，就像煥發了新的生命一樣朝氣蓬勃，積極熱情地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之中。繁忙而有意義的工作讓淑惠的心情漸漸從陰霾中走出。淑惠的弟弟，通過民政部門找到了淑惠失散在孤兒院的女兒，母子三人得以團聚。

工作不久，淑惠認識了解放軍64軍的一個營長。營長是河北人，個子不高，濃眉大眼，白白淨淨，渾身透出一股職業軍人的豪爽大氣，人非常善良忠厚。他十六歲就入伍參加了晉察冀軍區冀晉軍區、華北野戰軍第四縱隊。抗日戰爭中參加過柏蘭鎮戰鬥和雁宿崖-黃土嶺殲滅戰和著名的百團大戰和後來的神仙保衛戰。解放戰爭時期先後參加了綏遠、大同、集寧、張家口、保定南北、正太、清風店圍殲、石家莊攻堅、出擊察南、轉進冀東、主攻新保安、助攻太原等解放華北諸戰役。扶眉戰役後留在扶風駐地。他一直在部隊行軍打仗，三十多歲了還沒有成家，經人介紹認識了淑惠後，就喜歡上了淑惠，他們在一起工作的幾個月中彼此慢慢產生了感情，四九年底他們結了婚。那時的結婚非常簡單，同事們坐在一起舉行一個簡單的婚禮，鋪蓋被子一合併，就成了一個家。結婚後丈夫對淑惠很好，對淑惠與前夫的一對兒女視如己出，非常疼愛。

  婚後不久，一九五零年一月，64 軍奉命修築寶（雞）----天（水）鐵路，淑惠就跟着丈夫到了寶雞----64軍的留守處工作。他們將兩個孩子接到寶雞，一個上小學，一個上保育院。在寶雞工作期間，丈夫常帶部隊到工地一去幾月不回，淑惠的工作也非常的繁忙，淑惠忙裡忙外，但是，淑惠是充實而快樂的。五零年的國慶節那天，淑惠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兒子的出生，給這個溫馨的小家，帶來了更多的祥和和快樂。那段時間的淑惠幸福而滿足。但是，安定的生活沒過多久，一九五一年二月，64軍隨19兵團入朝，64軍改稱中國人民志願軍第64軍。淑惠將小兒子留給母親和弟弟，將大兒子留在寶雞保育院，將女兒送進山西太原育英學校（一所部隊子弟讀書的學校），跟隨丈夫參軍入伍，奔赴朝鮮。淑惠的丈夫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先後參加第五次戰役和保衛馬良山積極防禦作戰。淑惠在志願軍211部隊總部做文秘工作。戰爭期間每日在炮火濃濃中緊張的工作，淑惠肉體上雖很辛苦，但精神上始終是快樂的，她為自己能參加志願軍，為保衛祖國家園而戰鬥感到自豪。她傾注自己的全身心積極努力勤奮工作。她一直在朝鮮戰場工作到朝鮮戰爭結束。那是她坎坷一生中最有意義最輝煌的一段經歷。

  一九五三年64軍奉命回國，部隊到了瀋陽待命培訓。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鮮戰爭結束，淑惠也隨志願軍總部回國，211部隊解散，幹部留在瀋陽待命培訓。淑惠夫婦將在太原育英學校上學的女兒，留在寶雞保育院的兒子，和在母親身邊的小兒子都接到了瀋陽，一家人這才得以真正的團聚，才有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到了五四年，淑惠的二女兒出生。二女兒出生不久，淑惠隨丈夫的部隊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丈夫參加特種部隊的組建，擔任文訓大隊隊長。文訓大隊是一支快速反應部隊，當時全是一式的摩托化裝備。淑惠在部隊做文秘工作。五八年七月淑惠的三女兒出生，孩子出生不久，五八年年底，淑惠從部隊轉業到北京， 五九年年初到北京機床附件廠報到上班，在那裡做會計工作。後來文訓大隊調防哈爾濱，淑惠的丈夫為了照顧家庭，要求留在北京，轉業到北京電探廠當廠長。他們將家安在如今的涵真園，即過去的北兵馬司即清末末代皇帝溥儀的妹妹，曾經住過的一個古色古香的破敗的王府花園中的一個小院。（溥儀的妹妹解放初期將此園賣給了電探廠。）

到了60年，全國鬧災荒，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央搞精簡機構，淑惠的丈夫力勸淑惠響應國家號召，退職回家。當時五個孩子的淑惠，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也實在奔波的太忙，就聽從丈夫的勸告，響應政府號召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回家過起了相夫教子的專職主婦生活。

為新中國的建設工作奮鬥的十年，是淑惠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也是最有意義的十年。

從緊張而熱烈的工作中退下來的淑惠，失去了生活的平衡，心情開始慢慢的變得焦躁不安。當時有正值災荒年，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讓淑惠不由得又想起十八年年饉的恐怖情景。淑惠想方設法不讓孩子們挨餓，但是，淑惠整日擔心孩子們又回到早年的挨餓時代，她的精神就總是處於一種緊張之中。這讓淑惠的神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傷。好不容易度過了三年饑荒。淑惠的精神才開始稍稍放鬆。開始幾年，孩子們還小，她忙於孩子的照料和一日三餐，儘管心情不好，但忙碌的生活讓她也無暇多想，情緒還算平靜。她喜歡看書，那時她的床前擺滿了大量的文學名著，她一本又一本的換着讀了很多名著。每夜孩子入睡前，她都會給孩子們讀名著哄孩子入睡。她對孩子們非常疼愛，他們夫婦供養大女兒中專畢業，在北京一所小學當了老師。大兒子文革前考入北京人民大學。二兒子和兩個女兒也陸續上了小學中學。孩子們長大了，家務也開始沒有以前繁忙，空閒的時間就多了，丈夫又整日忙於工作，夫妻之間的交流就越來越少，孩子們上學的上學，工作的工作，多數時間都是淑惠獨自生活在破敗、幽靜、陰森的王府小院中。她的心情開始變得愈來愈憂鬱，王府小院的陰森，讓她本已多次受損的神經，開始變得更加脆弱。她不由自主地一次次想起監獄那段黑暗可怕的生活。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一次次摧殘咬噬淑惠的心靈，前夫那血泊中的屍體和最後哀怨的目光，又一次次交疊出現在她的眼前和夢裡，悔恨和思念又苦苦糾纏襲擊她的心靈，那種被人追殺的幻覺又不停的出現。實際上，淑惠那時已經得了輕度抑鬱症。但是，那個時代，人們對抑鬱症根本沒有認識，所以沒有人想到應該去帶她看病治療和心理干預。家裡甚至沒有人發現淑惠得了病，任其獨自在內心折磨的痛苦中苦苦的掙扎。淑惠的丈夫，職業軍人出身，人很豪爽但沒有讀過多少書，脾氣暴躁不懂得細膩，不能理解淑惠的敏感，不能體諒淑惠的孤獨寂寞，無法接受淑惠情緒的反覆無常，夫妻倆常常吵架，這更加重了淑惠的抑鬱。淑惠常常暗自垂淚，心情極端不好時，她多次獨自一人坐火車跑到曾經和前夫一起生活過的西安，蘭州等地，去尋找當年他們共同生活的足跡。

到了六四年淑惠的丈夫才發現淑惠的精神有些異常，決定從破敗幽靜的王府花園中搬出來。電探廠安排他們住在了前門頭條胡同的一個四合院裡。在這裡淑惠又參加了居委會的工作。工作後，淑惠的精神漸漸恢復平靜。一九六五年她回扶風去看望了弟弟和姐妹，這是她生前最後一次回家鄉省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淑惠的丈夫作為走資派被揪斗，淑惠的歷史也被人翻了出來，受到紅衛兵的衝擊。紅衛兵抄家時，從家裡將淑惠年輕時穿的旗袍首飾等物，搜出來要沒收要燒毀，淑惠堅決不讓紅衛兵拿走她的東西，與紅衛兵撕扯相爭。那些無知的紅衛兵哪裡知道，這些東西是前夫給淑珍留下的唯一念想。紅衛兵不顧一切的抄走了淑惠的首飾，燒毀了淑惠的旗袍衣物，而且還糾斗淑惠。這一暴力舉動將淑惠受過創傷的神經摧垮了。從那時起，淑惠除了家人就不敢接觸任何人，整日將自己關在小四合院任誰也不見。總覺得有人要追殺她，整日活在恐懼中。文革期間，淑惠最疼愛的大兒子，人大畢業後被分配到丹東工作，二兒子又遠去了蒙古當知青，一直引以自豪的弟弟又被關進了牛棚，不知死活，這一系列的打擊，就像最後一根稻草，徹底壓垮摧毀了她本就幾近崩潰的神經，她的精神開始分裂了，一時清醒一時糊塗，但無論清醒還是糊塗，她從來都不給兒女增添麻煩，仍然自己打理家務和自己的生活，將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穿着打扮合體大方。在後來的歲月中，丈夫被結合進革委會領導班子，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她，只剩兩個小女兒陪伴着她。二女兒不久也下鄉插隊去了外地，只剩小女兒陪伴着她。那期間，她仍然動輒就自己坐火車跑回西安蘭州，去尋找年輕時的足跡。每次只有大兒子才能將她找到再帶回家。到後來，她只認識大兒子和小女兒，就連丈夫也不認識了，後來很多年夫妻同在北京，卻分居生活在兩處。有一年，她犯病後，自己跑到丹東的大兒子家，大兒子陪她重訪西安，蘭州。到了蘭州火車站，她對兒子說“我在車站看見你舅舅了，快帶我去找你舅舅。”兒子沒有辦法，只好跟蘭州車站的服務員聯繫對她謊說北京查戶口，要求所有北京人都回北京。於是他們才一同回到北京。實際上，在她的潛意識裡始終思念着家鄉和親人。一九七六年她在文化革命中備受折磨，恢復工作的弟弟去北京看她，她已經完全不認識人了，不讓弟弟進家門，弟弟隔着四合院的大門一聲聲的叫着“二姐，我是你弟弟鎖兒，我來看你，給我開門。”她在門內卻說，“你胡說，你是騙子，我弟弟鎖兒在文化革命中已經被整死了。”弟弟最終也沒見上姐姐一面，含淚忍悲的離去，誰知這一去竟是永訣。

就這樣淑惠在恐懼和悔恨中一直苦苦的與自己較勁掙扎，在自己無比的心靈黑暗中苦苦掙扎生活到八十年代中期。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她清醒了，她預感到了自己生命的終結，她給丈夫留下了一封遺書,然後，她將自己梳洗乾淨，換上衣服躺在床上兩手交疊放在腹部，平靜安詳的走了。

故事中的淑惠是我的姑姑，姑姑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她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性格悲劇，根本上是社會的悲劇。自甲午戰爭到文化革命後，中國社會一百多年來一直動盪不安，像我姑姑和我父親家族一類的悲劇數不勝數。所以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人民才可能安居樂業，才可能富裕安詳。所以我發自內心的祈禱祖國遠離戰爭，遠離政治鬥爭，祈禱我家族和我姑姑的悲劇不再重演。我熱切衷心的祝願祖國不斷強大，政治不斷清明，人民永遠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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