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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文貫中:父親與國共的世紀恩怨(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1月10日15:05:4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說起文強這個名字,當今人們都知道是被薄熙來“打黑”處決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其實,還有一個文強,官職更高,名頭更響,他是毛澤東的表弟,林彪的班長,參加過周恩來的婚禮,周恩來介紹他加入中共,戴笠約見邀他進入軍統……文強以國軍中將被中共判為“戰犯”,關押26年半,卻活到了二十一世紀


◆高伐林




  文強(1907-2001)先後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中擔任重要職務,這是他在40歲時被國民黨晉升為中將時所攝。(文貫中提供)


  他是毛澤東的表弟,卻對這個“毛大哥”終生抱有戒心;他當過林彪的班長,兩人卻打了一架;他參加過周恩來、鄧穎超的婚禮,後來卻不肯響應周恩來的“歸隊”召喚;
  他參加列寧主義青年團,隨即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同時又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掌權前夕,卻退出國民黨,留在共產黨內;
  他在共產黨內出生入死,卻不得信任,含冤脫離共產黨,又重返國民黨;
  他被中共一關26年半,作為最後一批戰犯被釋放,卻因禍得福躲過“文革”劫難;
  他是中國現代史上諸多重大事件的參加者、見證人──黃埔軍校,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創建蘇區,八年抗戰,淮海戰役……他在共產黨內,當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在國民黨內,當到了軍統北方區區長、國軍中將;他被“特赦”後,又被選為兩屆全國政協委員,見識了“文革”、“四五”運動、改革開放和“六四”事件……
  他就是文強。他說:“我有一個讓我很高興的稱號‘世紀老人’。”他真的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出生於滿清末年,離開人間時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
  2004年歲末,筆者與文強的第四子,在美國康涅迪克州三一學院擔任經濟學副教授的文貫中通過電話作長談,聽他講述父親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帶血帶淚的經歷,並細讀文強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後在大陸出版的自傳。





文強的四子、現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任經濟學教授的文貫中。(高伐林攝)

求索

  1946年出生的文貫中告訴筆者,他兩歲時,在杜聿明手下擔任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代總參謀長的父親,就在淮海戰役(台灣叫“徐蚌會戰”)中兵敗被俘,失去音訊,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只知道自己父親是“反共戰犯”,至於到底犯下什麼罪行,茫然不知。父親被“特赦”出獄之後,他才慢慢知道父親的身世。
  文強是中國南宋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孫,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書香官宦之家,他父親早年到日本帝國大學攻讀法科,參加同盟會,與孫中山、黃興相熟,後來還擔任過蔡鍔的秘書長。
  文強與毛澤東家的幾個兄弟都認識,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告訴他說,他們的母親文七妹是文強的姑母,算下來文強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過,文強雖然改口叫“毛大哥”,卻一直跟毛澤東合不來,用他在口述自傳里的話說,“跟他抬槓子”“一直跟他抬到底”,還“看不起他”。
  文貫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與毛澤東這層親戚關係,在父親獲釋之前沒有任何人對他說過。他對筆者說,親戚關係“不像聽上去那麼近,毛澤東的母親並不是我父親的親姑媽,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遠”。
  文強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國各種思潮湧動、民氣昂揚、熱血賁張的年代。他接觸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領袖夏曦介紹加入了列寧主義青年團,並推薦他去報考黃埔軍校。文強帶上了本來沒在名單上、但一再要求跟著去的毛澤覃。1925年,文強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第四期,而毛澤覃沒能被錄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
  開學宣誓的那一天,文強這些團員被集中起來,由周恩來領著宣誓,宣布“從團員升為中共黨員”。在黃埔軍校,18歲的文強與林彪、周恩壽(周恩來的弟弟)等新生編在一個班,他擔任班長。他和林彪都住下鋪,有一次練打靶後,林彪沒按規定將槍上交,也沒驗槍,文強看見林彪翻來滾去睡不著,又摸枕頭底下。半夜聽見“啪”地一聲槍響,林彪走火了,將上鋪的枕頭射了一個洞!幸虧睡上鋪的士兵當時去喝水去了,沒闖大禍。聞訊趕來的執行官氣得關林彪禁閉,林彪卻怪班長文強在執行官查問時“落井下石”,罵文強是“湖南騾子”,文強也火了,說:“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計你三個打不了我,來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來,文強“火也出來了”,還手反擊……文強後來回憶時說,“那時我們都只有十幾歲嘛”。
  不到三個月,新生舉行甄別考試,通過的升為軍官生,文強和周恩壽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兩人在國共內戰中兵戎相見,而到了文強被“特赦”時,他的這位當年同學已經“折戟沉沙”──這是後話了。
  文強因為原來在湖南藝專學過速記,整理演講稿又快又好,被周恩來介紹給邵力子,邵寫了個條子,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不過,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推動“整理黨務案”,不許跨黨,文強就退出國民黨,亮出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脫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中國的主旋律是鐵血拼殺。各種政治勢力合縱連橫,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詩句)。毛頭小伙子文強跟著比他大不了幾歲的領導人們,東攻西討,南征北伐。他提前從黃埔軍校畢業,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隨北伐軍一路打到漢口,又跟隨朱德到四川去打開局面;他親歷了周恩來、賀龍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擔任連長,轉戰到福建汀州,又來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無路,只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歲剛出頭的文強不死心,又去四川,通過黃埔同學、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員廖宗澤接上了組織關係,參加領導地下活動和城市暴動。三十年代初,他當了四川省委常委,川東特委書記,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毛澤東的蘇區只有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他這段時間比“毛大哥”強。
  文強這時認識了第一個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學畢業生,當時在四川江津中學擔任校長,由共產黨早期領袖蕭楚女和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共,擔任了四川第一個女縣委書記,第一個女省委委員,婦女部長。文強與她結婚十年,生了兩個兒子,1941年她患子宮瘤正開刀遇到日軍空襲,醫生慌慌張張把手術刀落在周敦婉肚子裡就縫合,她就這樣死了。
  在文強認識周敦婉那段歲月,中共推行“立三路線”,只要黨組織還有幾個人就得舉行暴動。那段時期巴蜀很多暴動,便是由文強主持和參與策劃的。文貫中說:“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鄉鎮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處留下父親的足跡。”不斷暴動的結果,是不斷的無謂犧牲,一無成效。
  1930年,文強被地方軍閥劉湘的軍隊抓住,關押了一段時間。他軟硬不吃,在組織上營救和朋友們幫助下,終於利用機會僥倖逃了出來。沒想到,逃回到自己陣營卻比落到敵人手裡更詭譎兇險。當他回到重慶,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慶幸,黨內別人對他死裡逃生竟沒有半點慶賀,多冷冷地看他。當時有人暗示:為什麼別人被抓、被殺,他這個來歷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無恙?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對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鐵的紀律,要執行鐵的紀律。”還說:“你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不是工農兵出身的”,“要清洗”!
  這讓文強心涼了半截。他早就發現很多黨內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我知道了。”他對妻子說:“再過幾天哪,恐怕就把我變成鬼了,把你也變成鬼了!”
  夫妻倆趕緊籌謀路費,離開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來、黨中央申訴,但沒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從此,文強就和共產黨脫離了關係,這一年,他24歲。
  文強的父親早期十分贊同中國應該實行變革和現代化的理念,但他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現狀漸生失望。滿清滅亡後成立的民國很快淪為軍閥火拼的混亂局面,北伐後出現的一絲光明迅速為國共分裂、日本入侵滿洲的嚴峻局面所替代。文貫中指出:共產黨內在“立三路線”之前已經出現極端思潮,例如,北伐時在湖南省實行“紅色恐怖”,鬥地主,抄大戶,遊街等。祖父認為父親沒有找到救國真諦,命令他在家重溫四書五經,不要再外出闖蕩。
  文強脫離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為黨內同志對他安全逃出表示懷疑,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文強經過七、八年的實踐,對中共越來越激進(用中共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左”)的路線失望了,對黨內鬥爭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心寒了。
  不過,文強畢竟血氣方剛,並不甘心終老於書齋。本來他從四川跑回家鄉,要隱姓埋名──他連名字都改了──然而錐處囊中,還是會露鋒芒。面對日本侵占東北、覬覦華北,他憂國憂民的情緒又爆發出來,化名在長沙辦報寫稿,又接手辦了一個“少年通訊社”,宣揚抗日。文強抨擊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筆鋒犀利,與官府的麻煩不斷,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兩期的黃埔軍校同學、蔣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
  戴笠約見文強,聽他講了在共產黨內的鬥爭經歷,對他說:“你過去的路,我看是走錯了……現在我們的校長(蔣介石)要復興民族”,他以黃埔同學的名義,要文強恢復對校長蔣介石的信仰,以國難當前,唯有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才能避免亡國的的理由,說服了文強前去杭州警官學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擔任中校政訓員,後擔任參謀本部上校參謀。文強重新加入國民黨,後來也加入了軍統,負責對日情報。

轉戰

  文強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歷十分複雜、曲折,這篇文章是難以容納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文強口述自傳》(不過,照筆者看來,該書儘管有二十多萬字,但與他的漫長歲月的豐富閱歷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線條)。筆者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文強轉而為國民黨軍統效力,這是一個重大的人生選擇關頭,他是怎麼想的?
  文貫中回答,“當時民族危亡是中國最緊迫的問題,軍統這種機構,不能否認它後來有對付共產黨和對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軍統是出於抗戰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對付日本人和漢奸。”從文強當時承擔的任務看,除了培訓,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種情報,上海那時戰火正急,他“每天跑各個高級司令部搜集戰況,回來整理,送到南京”;他還受命花大工夫調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衛參考。上海淪陷之後,他也一直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搜集到的情報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強這段時間不是沒有接觸過中共的人。在上海馬路上,他邂逅了黃埔四期同學、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袁問他:“你怎麼還不歸隊呀?”並告訴他,周恩來在找他,“在延安給你平反了”。
  但是這個時候的文強,頭腦中要多繞一下彎了。他問:現在延安是誰主事?袁國平回答:“是毛澤東負責。”
  文強說:“他是多變的人,恐怕三個月以後他又會變的。”
  袁國平說:“你好像對毛澤東沒有信任呀?”
  文強直言不諱:“向來沒有信任。”
  文貫中對筆者說:“我覺得父親當時腦子比較清楚,知道在國共合作期間見到這些中共黨員老朋友,沒什麼問題,但是今後怎麼樣,就不知道了。我父親知道毛澤東一直有過激思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就是毛親手寫的?毛在湖南、在廣州、在井岡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時還在共產黨裡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劃的‘反AB團’,完全是無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殺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貫中進一步說,那時文強也通過比較,看明了共產黨的本性,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遠遠超過國民黨。國民黨戴笠找他,聽他一講情況,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國民黨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產黨任職的“歷史問題”始終沒有被當成一個問題,從來沒有被國民黨“隔離審查”,要他交代幹了哪些“反國民黨罪行”;他後來與共產黨中很多人繼續交往,也用不著去向國民黨的上司作什麼“匯報”。在共產黨內做得到這些嗎?“父親在共產黨內的幾年經歷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進的毛澤東在延安在主事,說變就變,很可能就有殺身之禍。他沒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強雖然不願回共產黨,但他給自己訂了一個原則:與共產黨為友,不與共產黨為敵,大家一起抗日。
  話雖這麼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強在軍統,開始確實是針對日本開展工作,抗戰進入膠着狀態,他被調到河南、山西,去監視孫殿英的部隊。孫後來當了漢奸,當時名義上還是忠於民國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強去監視。不過,抗日戰爭後期他駐西安,文貫中推測說,這個時候他會不會涉及對付共產黨?“畢竟他了解共產黨的內幕”。但文貫中強調說:“這只是我的猜測: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參與了對共產黨的策反或圍剿。只是蔣介石一直覺得延安是他今後的主要對手,西安是當時蔣對付共產黨的重鎮。父親駐西安,是否會捲入國共兩黨的恩恩怨怨裡面去?”

戰犯

  抗戰剛勝利,文強奉調去瀋陽擔任軍統東北辦事處處長,與當時在東北的杜聿明打交道越來越多,杜很欣賞他,認為文強冷靜,有能力。不久後,軍統頭子戴笠飛機失事去世,軍統內鄭介民、毛人鳳、唐縱等幾名大將火拼起來,都要搶這個位置,夾在當中的文強左右為難。文貫中說,我父親是不主動要官,也不貪財、將錢財看作過眼煙雲的人,看到爭權奪利,便覺得沒意思;而且原來參加軍統畢竟是為抗戰,現在軍統內部內鬥不已,與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於是文強就找了託詞脫離軍統,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輩程潛,在他的綏靖公署當辦公廳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寫信來邀他,又給蔣介石寫報告,一定要調他去當徐州前線總指揮部副總參謀長。
  文強重新成為一個純粹的軍人的時機,卻是最不湊巧的──國民黨政治上、軍事上連連失利,直至不可收拾。文強在抗戰勝利前續弦,遵從亡妻之囑娶了一位有傳奇色彩的寧波姑娘葛世明,又生了三個兒子,都還年幼,他就上了淮海戰役前線。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屍橫盈野,國民黨一敗塗地,主要指揮官陣亡的陣亡,被俘的被俘。文強和幾個手下人被幾十個十五六歲的年輕戰士(他稱之為“解放軍小孩”)包圍繳了械。文強身上還有一支三號左輪手槍,他想“一槍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卻被衛士搶了過去。
  在俘虜營,文強自稱“上尉書記官李明”,卻因為一個同樣被俘的炮兵少將摘下呢子綁腿給他纏上,又有一個被俘的團長給他遞筷子,被解放軍看出了破綻,很快查清了他是個中將。
  文強先是在山東關了幾個地方,後來被周恩來派人押到北京,關在德勝門功德林模範監獄,編號72號。很長時間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級戰犯”,他反被定成“甲級戰犯”!
  想不通也沒有辦法,在這裡關了十多年,1958年,他被轉到秦城監獄。
  關於“戰犯”被改造的生涯,包括文強在內很多人寫過很多大同小異的文字。文強在其口述自傳中,卻一掠而過:上一章末尾寫進功德林監獄的情況,下一章開頭就是“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近27年春秋成了空白。
  在這段歲月,文貫中對父親的印象也近乎空白。他對筆者說,我父親被俘之後,偶爾通信,我們家屬從來沒有到北京去看過他。中共對執掌政權有了點信心之後,從1959年建國十周年起,每年都“特赦”一批戰犯,使他們燃起了一星希望。1965年,他在父子離別十七年之後,與父親有了唯一一次見面。
  (未完待續。寫於2004年)




文強於2001年11月22日在北京去世前,四子文貫中隨侍在側。(文貫中提供)




  下篇預告專訪文貫中:父親與國共的世紀恩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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