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貧窮人口早已經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奇怪的是自我標榜關注貧富差距的胡溫政權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城鎮的貧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關心農民的身上，溫家寶從2003年當總理起至今都沒看望過城鎮貧困居民，他探訪和關心的都是農民和農民工。

    回顧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知道答案，幾千年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仇殺史，報復仇殺一直延綿至今，特別是敵對雙方的政治勢力在鬥爭的過程中，當一方通過戰爭或其它手段徹底戰勝另一方時，出於對仇敵的痛恨和鞏固自己勝利的需要，往往會對失敗者的殘餘勢力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報復，甚至不惜連累他們周圍無辜的人群。伍子胥為復家仇掘墓鞭屍；秦滅楚後，項氏家族慘遭屠殺，秦亡後項羽把秦王子嬰及其宗室全都滅光；龐會為報關羽殺父之仇，盡滅關氏家；明成祖朱棣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後，把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他一次性枉殺1萬4千多人。他還將忠於建文帝的舊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殺死，僅方孝儒一家，滅“十族”就殺掉873人！對於建文帝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們送進妓院、軍營，讓人輪姦。有被摧殘至死的，朱棣就下聖諭將屍體餵狗吃了。中共打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後，受壓迫的貧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地主資本家財產就被剝奪得一乾二淨，社會地位也淪為社會的最底層，可仍舊被拉出來隔三差五地鬥鬥，罪大惡極的還被處決。這是因為他們曾經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身份，成了他們永久的原罪。不僅如此，原罪還要禍及子孫。

    頗具戲劇性的是隨着文革的發生，歷史再一次印證了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不論他在社會那個角落，都被深深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農民和教師這三種人的烙印最為典型，他們的命運也隨着文革的興衰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發生在各大小城市，幾乎所有的城鎮居民連同他們讀書的子女都捲入了文革運動。這些工人和學生便成為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工人和學生支持文革，工人造反奪權，批鬥大大小小走資派和當權派最賣力，中央高層的走資派都是在城市被他們批鬥的，例如彭德懷，劉少奇等。工人和學生親毛色彩最濃。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得到厚報，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農村並不是文革的主戰場，農民只是在農閒的時候批鬥一下舊社會的地富反壞，最多也就批鬥一下最低層的公社官員，也沒太多的時間捲入政治鬥爭。城裡的工作崗位留給了城鎮的待業青年，農民被釘死在田裡背向太陽種地,交公糧,交餘糧，而農產品的收購價過低導致農民收入少得可憐，這就是所謂的“城鄉差別”了，但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護了10億農民，否則以後就不是工人下崗，而是農民失地了，這是後話。教師大多是民辦性質的，政治經濟待遇極其低微，還背負“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師都受到學生的批鬥，校園成為文革的重災區，他們普遍仇恨毛澤東，反對文革。國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國家擔任領導人，例如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總理吳桂賢、孫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倪志福、李素文、姚連尉等，農民當上國務院副總理也有一個陳永貴，但從上到下就沒有一個教師受到提拔，這是當時這三種人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建國後鄧小平因緊隨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而被毛澤東定為“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先後兩次被毛澤東罷免職務，在文革中受到的奇恥大辱，最痛心的是大兒子鄧朴方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逃跑中意外墮樓導致胸部以下的肢體癱瘓，喪失了性能力，不能為鄧家留下後代，年僅二十五歲就要在輪椅上度過餘生。這些賬自然就記在毛澤東的身上了。儘管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有生之年主動與毛家後人和解了，但鄧夫婦就至死都拒絕和毛的後人和解，而是帶着未能把毛鞭屍的遺憾離世。鄧小平篡位奪權後就把毛澤東搞的文革全盤否定，發動改革來清算毛的一切，幾乎全部與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澤東肯定的他就反對，凡是毛澤東反對的他就肯定，美其名為“撥亂反正”。鄧小平的改革和解放前暴力革命的目的都是要讓下層的人翻身，把既得利益者打下去，不同的是因在和平年代披着溫情脈脈的“改革”面紗而顯得循序漸進，不像戰爭年代那樣急風暴雨。先是不少地主和資本家也得到落實政策，返還被沒收的財產，大資本家榮毅仁還當上國家副主席，榮氏家族顯赫一時。對那些文革時期被批鬥，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謂走資派平反，官復原位，把高層的毛派官員堅決清洗出局。為報子仇，瘋狂地迫害毛澤東的家人，殘忍地把毛遠新的腿打殘，毛遠新的母親朱丹華見狀趕緊向楊尚昆求情，毛遠新才不至於死在獄中；要不是陳雲的阻止，連江青也槍斃了。毛澤東的追隨者工人和學生也被鄧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說學生閱歷不深，頭腦簡單，又有激情，容易被利用，尚可原諒，那麼工人就是毛的鐵杆餘黨。雖然鄧小平上台之初為順利推行改革而不得不給工人發點獎金，但旋即暗中對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為新中國的現代工業奮鬥了三十年的工人下手，工人一夜之間被鄧小平誣陷為懶人，毛時代屬於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也變為國有企業，強迫國企改革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無情砸爛了工人的鐵飯碗，取消憲法賦予工人的罷工權利，後又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可以毫無理由地辭退工人，剝奪憲法規定的工人當家做主的地位。鄧小平派駐的廠長經理幾乎都是大貪官，把工廠企業掏空的同時，開放外資進來投資，給外資在稅收、貸款、政府支持等方面以種種優惠，外資根本不用負擔員工的生老病死，而是把這些社會的成本推向家庭和個人。連不少有識之士也批評“以市場換技術”是既丟了市場，也沒有得到技術，但他們那裡知道鄧小平引進外資本來就不想學到技術，搞垮國企才是合資的目的。默許三來一補的外資企業大肆倒賣保稅原料，衝擊國營工廠，鼓勵發展個體戶以衝擊國營商業。鄧小平仿效蔣介石利用日軍消滅非蔣系的雜牌軍的方法，凡是毛派大本營的行業，例如商業、供銷、工廠企業、糧食等等都推到市場去殘酷競爭，利用外資、私企和個體戶搞垮它們。但凡是鄧既得利益者集中的行業，像行政機關、學校、信息、交通、電信、供電、金融、文化傳播等等，都受到保護，絕不對內開放。儘管鄧小平大權在握，但由於舊制度的餘威還在，銀行不計後果的天量信貸還在維持工廠的繁榮，企業還沒有虧損，讓工人們下崗的條件還不成熟，陳雲和李先念等黨內元老會反對。所以工人在整個八十年代還是過了一段火紅的日子，既享受着毛澤東時代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全部福利，又可以拿到改革之前所沒有的各種獎金，無數的工人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完全沒有意識到喪失當家做主權利的惡果，不知道這是死亡前的迴光返照，乃至最後大禍臨頭而措手不及。元日天認為這是由於在八十年鄧小平與陳雲兩大巨頭的治國理念不同，雖然陳雲解放後被毛冷落了十九年而仇毛反文革，但仍主張保留毛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卻因為在大部分社會領域保留公有制不動，不會出現關、停、並、轉、撤，不會造成職工大批下崗的問題。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遭到以陳云為首的黨內保守勢力的強力阻擊，較量的結果變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依舊在計劃經濟框架內。

   “六.四”事件後，趙紫陽下台，誰上台做總書記成為決定今後全中國人民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按理應該是輪到經受住“六.四”事件考驗的李鵬做總書記，但鄧小平認為李鵬是周恩來的養子，文革中沒有受到任何衝擊，必定會繼續周恩來的計劃經濟路線，因此他寧願破格提拔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為總書記，也堅決不讓李鵬擔任總書記，因為他深知陳雲派系的李鵬是不會延續他的改革政策而江澤民就一定會。但江澤民鑑於前兩次學潮都是由於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導致物價上漲而引發的，前兩任的總書記正是由此而下台，加上陳雲擔任主任的中顧委還在幕後發揮影響力，因而變得保守起來，經濟改革停滯不前。一九九二年，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在北京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廣東南巡，發話威脅“誰不改革誰就要下台”，直接向陳雲的保守勢力宣戰，江澤民見勢不妙，乾脆撕掉偽裝多年的“保守”外衣，露出極右派的真面目，唯一對政治有影響力的中顧委在當年也被鄧小平強行撤銷，這等於是幫助江澤民解除改革的約束。在稍後黨的十四大上迫使陳雲派系的姚依林、宋平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換上鄧派的改革大將朱鎔基和胡錦濤，並廢除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確立全面推行市場經濟，工人已經難逃將來下崗的命運了。沒有計劃經濟下的國企在與外資、私企的競爭中完全處於劣勢，不過幾年時間已經困難重重，企業普遍不要說獎金就是工資也發不出了，部分工人也覺得情況不妙，但為時已晚了。江澤民乘機大力鼓吹“國退民進”論，為以後企業的破產，迫使工人下崗打下了輿論基礎。

    鄧小平既然與毛澤東對着幹，自然要打農民牌和教師牌，除了因經濟建設需要不可避免地發生徵地問題有損農民的利益外，其餘都盡力扶持農民，在計劃生育政策上實行雙重標準，嚴格限制城鎮居民只生一胎，一邊說要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一邊又允許農民合法生育二胎，就是超生罰款也遠低於城鎮居民。鄧小平憎恨工人，自然最想農民進城取代工人，但這個計劃存在巨大的政策障礙，本身城鎮居民都沒有完全安排到工作，大量居民處於待業狀態，讓農民做工人自然難以實現，於是先解除了農民外出打工的禁令，允許農民在自己的田地搞副業，包括鄉鎮企業，然後加快國企改革，一旦工廠破產、轉制後民營和外資自然填補國企的空間，農民就可以不受政策約束地做工了，這樣既可以懲罰工人又可以扶持農民。同時大力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大造輿論，提倡尊師重教。鄧小平故意把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而9月9日是毛的忌日，按照習慣，節日都會提前一天開展慶祝活動，正好讓教師在毛的忌日歡天喜地地“過節”。工人就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師得到大肆提拔，突出表現在各市，縣，鎮的官員提拔上，每當要提拔人做官時就非教師莫屬，大規模提拔教師做官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潛規則，一來是教師在文革中與鄧小平共患難，是同一戰線經得起考驗的戰友，鄧小平需要回報教師，二來教師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哪個教師不仇毛反毛？他們做官後就絕不會為文革翻案了。打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做掩護，“教師出官”成了中國官場特色，但對於女大學生為生活所逼而成了妓女，他們又裝着看不見了。數數吧，現今有多少的地方官員過去是做教師的？但由於當時財政困難，教師經濟上的待遇和其它行業的人相比有差距，教師仍是冷門的職業，政府因而還屢屢被不知內幕的人批評不重視教育。對於改革的不預期理想，鄧小平也流露出對胡耀邦，趙紫陽及江澤民的不滿，後來發現朱鎔基的想法和他不謀而合，就當着李鵬、江澤民的面，指着朱溶基說“我不懂經濟，他懂。”，把朱鎔基從地方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從李鵬手中奪走主管經濟的大權，併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開始以治理整頓為名大肆推行緊縮貨幣政策，目的是要徹斷工廠的血脈，工廠一旦沒有資金來源自然很快虧損。

    城鄉戶籍問題要從新中國的土改說起，由於社會分工的原因，土地只分給農民，農民自然就多要了部分田地，那麼其他人吃什麼呢？農民就把多種的部分糧食交給國家，國家再把這些糧食賣給城鎮居民，因而就有交公糧。工人都屬於城鎮居民，工人和城鎮居民關係之密切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計劃經濟時代城鎮居民有吃、穿、住、學習、工作的保障，這是作為居民失去土地的補償，談不上特殊的照顧。但在鄧小平看來這一切都毛澤東帶給居民的，因而城鎮居民便成了毛澤東的“既得利益者”，一想到這些毛的餘孽還享受這樣的福利，鄧小平簡直食不甘味，城鎮戶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後附加在城鎮戶口上的這些福利待遇被剝離得一乾二淨。要想得到這些福利待遇就只有依靠工作單位提供了，而鄧的既得利益者都占據了國家機關以及壟斷企業，擁有穩定的工作，取消城鎮戶籍福利並不會影響到他們。但一旦養活工人們的單位破產解散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外資和私企，這些外資和私企都是血汗工廠，工人生活成本比農民高得多，工人想進去做工是無法和農民競爭的。即使進去也不可能提供毛澤東時代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福利給工人，這就無形中剝奪了工人們的以前享有的福利。到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江澤民以保護農民利益為藉口禁止城鎮居民轉為農村戶口，也就是城鎮居民不能回去當農民了，但卻沒有相應地給居民以土地作為補償。時值下崗前夜，江澤民不遲不早選擇這個時間頒布禁令絕非巧合，目的是趕在下崗前搶先一步捏斷居民的後路。老奸巨猾的鄧小平也沒有在他活着的時候搞工人下崗運動，元日天認為鄧小平並非不想工人下崗，而是自己不願意背負這個惡名，就像當年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他只是想把皇帝留給他的兒子做。

    江澤民在1966年至1970年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因對造反派說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而被批鬥了3天，在高溫下暈了過去，被人們用‘十滴水’（註：一種解暑藥）搶救過來。朱鎔基先是在五十年代因言論被劃為右派，並被開除黨籍，後來在文革中還被下放農村勞動五年，幹過各種各樣的農活，留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因此他倆和鄧小平一樣仇毛恨毛。1995年陳雲去世，這意味着他的勢力徹底退出中國政壇，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鄧小平了。1998年鄧小平的愛將朱鎔基接替陳雲派的李鵬任總理時，工人的災難就來臨了，極右派以“改革開放”的口號忽悠國人近二十年，到現在是圖窮匕現的時候了。朱鎔基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酷吏和惡人,完全繼承了其祖先明朝皇帝朱棣的殘暴的本性。封建社會一人有罪最多也不過株連九族，但朱鎔基為了報文革被整一己私仇，強迫三千萬無辜工人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慘絕人寰，意圖逼使工人們提前送終，還揚言下崗工人沒有一分錢的補償，最後還是高層從維穩角度出發，決定給人工一點補償。朱鎔基為此編造了一個迷天大謊，那就是“企業保險制度”。將由企業負責代扣代繳代報賬，國民幾十年上交的《勞動保險金》，這一以國家信用擔保的保險金，無中生有說成是“企業保險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有過這樣一個制度。因為依據《企業法》中的有限責任制度，企業倒閉了，責任也就消失了。有多少工人辛辛苦苦為黨和國家工作了一輩子，快到退休年齡了才發現單位解散了，退休金自然無法領取，朱鎔基就強迫這些人個人出巨資重新買養老保險，等於迫工人們把以前領取的所謂獎金又吐出來。朱鎔基還不罷休，為進一步打擊報復工人，還推出了萬眾唾罵的“退休金雙軌制”，導致機關事業單位和教師的養老金要多於工廠企業人員養老金的5至7倍，工人則淪為社會的最低層的人物，連塊土地都沒有，境況比農民也不如。國企關閉後，私企和外資大量填補其空間，農民終於名正言順地大規模取代工人進城做工了。極右派從上台到迫使工人下崗足足花了二十年時間，超越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出乎全國人民的意料。朱鎔基的惡行激起了下崗工人的憤怒，後來朱鎔基的岳母在長沙被人買兇殺死，據傳就是下崗工人幹的。為了鎮壓工人的反抗，對為其賣命的公務員連續數次宣布大幅增加的工資，教師也吃皇糧，薪酬待遇不低於公務員，公務員和教師過上了最令人羨慕的生活，成為鄧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腐敗和貧富懸殊愈發加劇，覺醒的下崗工人都懷念起毛澤東了，幾千萬下崗工人在全國掀起風起雲湧的毛澤東熱使江澤民和朱鎔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毛派是最獲貧窮民眾支持的，工農一旦聯合起來，他們就完了，但細看工人和農民卻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工人做夢都想回到過去，而農民只是對貧困不滿而絕不想走回頭路。既然農民在文革時候和他們沒有結下冤讎，那就更有理由扶植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以對抗毛派的工人們。江澤民決意先在農村全面推行基層選舉制度，比工人文化素質低的農民和工人的遭遇相反，得到直選村領導的民主權利。到了2000年3月，一個叫李昌平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寫了一封題為《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給朱鎔基總理，這位冷血總理馬上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聯同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溫家寶高調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調查實況，中央高層逐漸把三農列為優先解決的問題。但直到他總理任期快結束時，提高農民生活的方法還處在研究探索的階段,農民的生活一下子還沒有什麼提高，以至當有記者問及朱鎔基四年施政還有什麼遺憾時，他感慨最大的遺憾是我們的農民還沒有脫困。他這未完成的任務便落在下一代的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了。

    胡錦濤七歲喪母，從此之後其父胡靜之沒有再婚。到了胡錦濤十多歲的時候，他父親胡靜之的茶葉店被“公私合營”，胡靜之也成為了泰縣供銷社的一名職工，屬於私方人員,他除了有領工資之外，還有領取股息，比一般人強多了，養大三個子女不成問題。但他太貪心，動起了非分之想，在1960年貪污公款（現在鐵定要坐牢），文革中因此被造反派將其拉到台上進行批鬥，將他關了起來，其身體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只有五十多歲的胡靜之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文革時期溫家寶大學畢業沒能留在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西部落後省份甘肅，長期工作於基層，又苦又累又低微，使棟梁精英溫老備感羞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被埋沒在大西北更使他對毛只有刻骨仇恨，做了總理後露骨地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可能今天還在山溝里拿着錘子跑地質”。胡溫當政自然不謀而合，進一步貫徹上屆政府策略，玩弄其一貫的政治手法，先大做輿論宣傳，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肆炒作三農問題，什麼“基尼係數超警戒線”、“貧富懸殊”、“財富集中”等等。不明真相的下崗工人還以為胡溫開始矯正上屆政府的錯誤，要縮小“貧富差距”了，但胡溫所說的“貧”是特指農村的貧，所有的扶貧都在農村，而對貧窮城鎮居民的乞求目光視而不見，這才有了重慶市下崗女工被餓死床上五年多，變成一具白骨；南平鄭民生被生活迫瘋而殺人時的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這些慘烈的事件。胡溫更是打着“工業反哺農業”的旗號扶持和關心農民，從2004年至2011年連續八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鎖定三農，八個文件一脈相承，落腳點都是穩定糧食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礎建設。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種地有農業補貼，看病有合作醫療，上學還有特困生補助。就連購買家電，還可以按照13%的比例進行報銷。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過去幾年農民整體收益不斷提高，再加上縣域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建築工、服務業與經商等，農村收入處於一個較高速增長的時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鎮低，因此農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種死氣沉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狀態，而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創造了更多就業。為防止農民的負擔反彈，竟然不惜對中國的鎮級行政機構大動手術，進行大規模壓縮和合併。取消農業稅等於免交公糧，農民在田裡的一切收穫不但都歸屬自己，國家還有種糧補貼。這對於沒有土地的其他公民就顯得不公平了，但胡溫不但拒絕再來一次土改，把土地公平地分給每個公民，或者對農村集體經濟體制進行股份制改革，將集體福利量化到每個國民，而且繼續嚴禁城鎮居民轉為農村戶口，沒有農村戶口的城鎮居民自然不能分享農村的福利，這對於口口聲聲“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胡溫當局是個諷刺。胡溫取消農業稅後城鄉大裂變，城鄉差別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除了公務員和教師擁有高工資高福利外，普通的城鎮居民一無所有。中國工人階級徹底更是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最沒有人權的人物，處境悲慘，形同奴隸，那是中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響噹噹的領導階級啊，面對在城市“連喝口水都要花錢”的高昂生活成本，他們生活得很不體面，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農民是名副其實的小地主，擁有大體屬於自己的寶貴田地資源作為生活保障，不想在城裡打工了還可以回家刨地，城鎮裡的居民下崗了就等着喝西北風。胡溫當政近時期正是中國城市房價有史以來狂漲最快的時期，這當然和他們的放縱密不可分，而且不允許居民集資自建房，目的是逼居民購買昂貴的商品樓來榨乾他們有限的錢財，把財富轉移到農民，苦的是城鎮普通居民，一輩子不吃不喝也買不到房子，落得個上無片瓦(商品房買不起),下無寸土的結局。農民則不受住房的煩惱，只需要在宅基地上以極少的資金就可以建起比城鎮商品房還好的住房，死後還可以土葬，不像城裡人死不起，即便是在內地的那些遠離市區、還相對落後的山村，成片成片的農舍，都由原先破舊的平房，變成了兩層樓房，平坦的水泥路面鋪到了農民的家門口。而在城市做工，養老保險，低保等以前是居民才有的權利，但現在農民都得到了。但有田有地，獲得村中的分紅這些農民的權利卻是居民不可能得到的。以至普通的城鎮居民都羨慕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但擁有一個農村戶口對於居民來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據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報》第四版報道，在珠三角站住腳的農民工，政策上也允許他們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萬多人符合條件，但真正落戶的只有100多人，這100多人還都是歷屆“百佳外來務工人員”。也就是絕大多數農民寧願回去所謂經濟落後、貧困的內地做農民，也不願意放棄家鄉的田地到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中山市做市民，農村戶口取代過去的城市戶口成為香餑餑，擁有一個農村戶口才容易得到吃、穿、住、工作的保障，誰都知道“有車有樓，不如有個農村戶口”。

    早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中共權貴官僚內心恐懼革命，他們厭惡馬列毛思想，害怕馬列毛主義刺激中國窮人起來造反，在他們全面主宰下的中國，毛主義成為禁忌，工人由於文革原罪而被貼上“毛”的標籤，自然也成為敏感和忌諱的話題，沒有那個中共的高層人物願意再提及這些人，誰要是不識趣提出工人問題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所謂三農問題反而刻意讓成為熱門的話題，傳統的工人被邊緣化，工人的名稱也被農民工代替了。噁心的溫家寶還公然宣稱城鎮居民有低保，不需要操心，但每當城鎮居民向政府申請低保救濟時，總是碰壁，得到的回應是“社會主義不養閒人和懶人”。當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即使整天不工作而依靠村裡的分紅都吃喝無憂時，溫家寶就絕口不提養懶人了，而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切地體會到十億農民的疾苦”。聯想到溫家寶論述“橄欖型”格局，勾勒分配製度改革藍圖。那麼橄欖型的最上端無疑是城市的權貴官僚、公務員和教師，作為緩衝的中部就是數量龐大就農民和白領，而最下端的是被邊緣化的城市貧民。右派通過發動政變好不容易戰勝左派取得政權，三十年以來不但從上上下下把毛派官員清除乾淨了，而且清算毛的運動還波及作為毛派基礎力量的下層城鎮居民，尤其是工人。為了防止左派反撲，需要扶植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對城鎮居民和農民採取迵然不同策略，由於城鎮居民是毛時代的受益者，農民是弱勢群體，對城鎮居民就採取殘酷無情的打擊報復，取消城鎮戶籍福利，要麼以轉制為藉口推動外資兼併國企，要麼強迫城鎮居民下崗，不問生死，一概拒絕承認他們的失業狀態，稱之為“自由職業者”；對農民就換了另一副仁慈的面孔，農村的土地承包給農民保護起來，和國企改革相反，最沒有效率的落後農村小農耕種反而要竭力扶持，不論外國的產業化和機械化技術多麼先進、效益多高都不允許染指農民的土地，不但取消農業稅，而且種田有補貼，養豬有補貼，植樹有補貼，買農機有補貼，連生小孩也有補貼，農民可以不勞而地獲領取村集體分紅。要維持農民工的就業就要竭力為外資和私企營造生存環境，為此需要人民幣大幅貶值的低匯率以及利於企業融資的低利率，加上對出口企業的財政補貼和出口退稅，實際的匯率還要比現行的還低，而長期實行低匯率的政策必然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再加上實際的負利率，導致樓價和農產品狂漲，這正符合胡溫的心意，高樓價可以更快掏空居民的財富，農產品漲價有利農民增收，最受害的是依靠固定退休金的下崗老人。一說到到農民就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要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大談失地農民生活的保障；但絕口不提工廠企業是居民的命根子，而是動輒就解散破產，導致下崗城鎮居民的生活比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民還苦，那時的農民都有田耕，可以解決溫飽，當今普通居民生活毫無保障，改革使他們成為唯一沒有任何福利的人群，各級政府還向他們一股腦兒攤派各種各樣的人頭費。令毛派一直尷尬的是國內左翼網站的擁毛者幾乎都是下崗工人，鮮有農民懷念毛，那怕是失地的農民，原因就在於改革開放的政策使農民翻身了而工人卻下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