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編造蘇聯紅軍在東北所謂罪行這件事的目的在於詆毀共產黨，因而《劉順元與“旅大事件事件》的作者為這件事大做文章，從1997年一直到2004年不惜用八年的時間，在《世紀風采》、《新華文摘》、《百年潮》、《炎黃春秋》、《世紀中國》等刊物或網連續刊載這篇文章，為還歷史真相，並駁斥《蘇軍在東北的罪行：殺人、搶劫、強姦》一文的邪說，特轉帖史文瑞和趙陽春兩位經歷過、研究過這段歷史的老同志 所寫的《 所謂旅大事件的歷史真相 ——評劉順元與“旅大事件”》一文。
所謂旅大事件的歷史真相 ——評劉順元與“旅大事件
作者：史文瑞、趙陽春
去年，全國性刊物《新華文摘》第五期上，刊登了摘自《世紀風采》第一期所載的一篇長文，題為《劉順元與“旅大事件”》(以下簡稱《事件》)，作者丁群。
該文評述的是五十年前發生在旅大地區(今大連市)的一樁往事：1947年9月間，當時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關東公署副主席的劉順元，被蘇聯駐軍當局以他“不同意蘇軍政策”等理由，要求中共中央東北局將他撤出旅大；同時被要求撤出的還有地委常委、關東職工總會主席唐韻超。這件事，在大連黨的活動史上，歷來稱之為“劉、唐撤退”。“旅大事件”，倒是個前所未聞的說法。
我們共產黨人評價黨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都應該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確鑿的史實為根據，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也就是說，要考慮到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歷史背景及其特定的歷史意義。有些事情，既有它的積極方面，也有其消極方面；人物也是一樣，一個人在長期鬥爭中，不可能一貫正確，也不可能都是 錯誤。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來看，而不能用現在的眼光，憑主觀臆斷作 結論。
但是，《事件》的作者在這篇文章里，卻完全不顧這些，只憑某種偏見，任意拈取某些片斷的、歪曲的甚至無中生有的情節，作出不合歷史事實的評斷。如說，劉順元之所以被要求撤出旅大，是由於他“義無反顧地站起來”與蘇聯駐軍當局的“霸權主義" 相對抗，而且“發源於他秘密組織軍火工業的生產"；中共旅大地委對蘇聯駐軍當局的政策措施，只能站 在“屈從”的位置上“俯首聽命”；而中共中央東北局 和南滿分局，都因戰事繁忙，對旅大發生的“這種無關戰爭大局”的事情“無暇顧及”云云。
這篇文章讓一些不明歷史真相的讀者來看，似乎頭頭是道，容易信以為真；而經歷過或研究過這段 歷史的讀者，卻不能不為其所述情節嚴重失實，所作 評斷非常失當而感到驚訝。繼(新華文摘>發表之後，內地及香港有的報刊也都轉載了該文。這樣以訛傳下去，其不良影響自不待言。
雖然該文發表已時過一年，我們覺得還是有必要對其中涉及的一些主要 問題，根據有關文獻史料，說明當年歷史真相，並且表明自己的認識。 蘇聯駐軍旅大並實行軍管特定的歷史意義 1945年8月22日，蘇軍在一舉粉碎日本侵的主力關東軍之後，兵不血刃地進駐旅大地區。對旅大人民來說，這一天標誌着近半個世紀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奴役壓榨的終結，標誌着旅大這塊被宰割的中國領土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決不可同1898年沙皇俄國的“租借”與其後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侵占同日而語的。蘇軍解放旅大的歷史功績，在旅大人民生息發展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蘇軍根據蘇聯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有關規定，進駐旅大並實行軍管，對於我黨我軍控制東北、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更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對這個戰略要地垂涎三尺，但限於同蘇聯既有的約定而不能插足。國民黨政府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便反覆不休地同蘇聯交涉要經大連運兵東北，均遭蘇方堅決拒絕。而我軍由山東來東北的部隊有時海上遇風暫泊大連過境時，蘇方卻開放綠燈。
首任中共大連市委(後改稱旅大地委)書記韓光於1945年10月初次來連，就是奉中共中央東北局之命，為我軍過海北上有關事宜同蘇軍當局辦交涉的。交涉一談便妥，蘇軍當局代表主動要求我方儘快派人來大連建立黨委，抓政權。東北局正是根據這個情況，當即任命韓光為大連市委書記(後改稱旅大地委)並陸續調來大批幹部，在當地吸收、訓練了一批革命積極分子，很快地建立起黨、政、軍(以公安警察部隊面貌出現)、群眾團體各地組織。從那時起，旅大地區就成為蘇軍控制的、我黨領導的一個解放區了。
由於旅大地區處在蘇軍控制、我黨領導之下．在東北戰場上就造成了一種不利於敵而有利於我的形勢：一方面，遼東半島南端被封死了，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無論從海上陸上，對旅大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日本投降後，他們既不能由此運兵搶占東北；遼瀋決戰失敗時，也不能由此退兵潰逃。另一方面，我黨我軍卻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業基礎和交通運輸的便利條件，建立一塊穩定的後方基地，向東北、華東及華北前線進行源源不斷的支援。這是無可置疑的重大歷史事實，也正是當年蘇聯駐軍旅大並實行軍管特定的歷史意義之所在。但是，《事件》一文卻完全撇開這個重大歷史事實，竟然把六十年代後國際關係中出現的蘇聯霸權主義行為，同四十年代後半期蘇聯駐軍旅大相提並論，混為一談，着力描述劉順元如何同蘇軍當局的抗爭。這樣來看待歷史，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大的曲解，也可以說是由某種偏見而導致的很大謬誤。
《事件》對當年旅大地區中蘇關係的錯誤描述和掩蓋歷史的本來面貌。 《事件》作者避而不談蘇聯駐軍旅大並實行軍管特定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及其歷史意義，卻專從它的“陰暗面”來做文章，甚至在某些情節上不惜歪曲事實、無中生有。且看該文是怎樣評述吧：“他們(指蘇軍當局)不允許國民黨的軍隊進去，也不讓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公開活動。這裡的行政、防 務、金融、海關，直到報紙和廣播，全由蘇軍控制和監督。……所有的中國官員，包括中共旅大地委書記韓光，都必須俯首聽命於蘇軍司令部及其派出機構——蘇軍司令部民政局。蘇軍為了便於控制，還給所有機關團體，派出了太上皇式的軍代表。中共旅大地委開會，他們也要派人監督。蘇聯的這些霸權主義行為，打的是堂皇的‘為了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 ‘照顧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的旗號；誰稍有不滿或有所抵制，便會被戴上‘反蘇’帽子，加以追究、驅逐，甚至由其特務組織——格伯烏予以秘密逮捕”。
接着，作者還寫道：“蘇軍士兵強姦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件不斷發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漸反目。蘇軍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100噸塔吊也不放過，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而劉順元經過調查了解，“發現旅大的老百姓罵蘇聯紅軍是‘大鼻子’、‘老毛子’，並不完全是國民党進行反蘇宣傳的結果”。於是他“非常納悶：由列寧締造、斯大林統帥的蘇聯紅軍，為什麼軍紀如此敗壞?” 這裡描述的種種情景，豈止是“霸權主義行為”．簡直像是在異國軍隊暴虐統治下黑暗恐怖的世界了!
但是，歷史的本來面貌是怎樣的呢?
一、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批准正式成立大連市委(此前以“工委”名義開展工作)，旅大地區普遍建立起市、縣、區委和支部。此後數年問，各級黨組織並不像在其他解放區那樣公開進行活動。這完全不是由於蘇方不允許或加以限制，相反，他們起初倒是主張我黨公開掛牌子活動的。當時市委反覆考慮，在蘇聯還承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生效的情 況下，鑑於哈爾濱、長春、瀋陽曾被國民黨政府從蘇軍手中接管的經驗，為了防備國民黨政府可能接管大連市行政權時，我們仍能有效地堅持陣地進行鬥爭，還以暫不公開為宜。
經請示東北局同意並得到蘇方贊同，我們各級黨的幹部都分別以地方政府、公安機關、群眾團體、工商企業的工作人員身份為掩護。他們的活動方式也不同於黨在白區城市的地下秘密活動，實際上是處於執政地位的半公開狀態，旅大當地人民都明明知道中國共產黨在這裡領導各項工作，對我黨幹部擁護歡迎，形同魚水。到1948年底東jE全境解放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旅大黨組織便於1949年4月1日公開與群眾見面了。
二、當年旅大黨組織同蘇聯駐軍當局的關係，是中國共產黨地方一級組織同蘇聯共產黨(布)領導的駐軍的關係，是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友好相 處的關係。旅大黨委領導的政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地方民主自治性的政府同蘇軍軍管當局的關係；我國同蘇聯正式建交後，蘇軍解除軍管，同我地方人民政府就只是駐軍與地方一般的軍、政關係了。從蘇軍軍管時期的政治形勢來看，敵、我、友三者的陣線是非常分明的：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紅軍，是我們的同志、戰友和支持者，我們所要集中力量共同對付的，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抵制和防止他們妄圖接管旅大的陰謀活動。在這個根本前提下。我黨要在這個特殊地區站穩腳跟，有效地開展工作，必須同蘇方協同一致；政府工作必須尊重服從軍管當局的對外政策。
因為這些政策總的說來都是對美、蔣進行軍事、外交和經濟鬥爭所需要的。例如防務，如果只靠我們掌握的公安武裝萬餘人隊伍，能夠勝任嗎?靠的還是蘇聯駐在陸、海、空的數十萬軍隊。再如對報紙、廣播的控制和監督主要是通過新聞檢查防止有礙蘇聯外交政策和不利於中蘇友好的文字出現。這種新聞檢查在當時還有另外有利的一面．萬一國民黨接管大連辦起報刊，出現反共反人民的宣傳，就可以禁止甚至封閉它。至於對金融、海關等方面的控制，也都是從屬於上述鬥爭需要的。由此可見，這同六十年代後蘇聯在國際間的霸權主義行為是不能類比的，不能混為一談的。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隨着我國解放戰爭不斷取得重大勝利，我黨執掌全國政權在望，蘇軍當局的軍管限制就日漸放寬以至完全解除了。
三、所謂蘇軍當局“給所有的機關團體，派出了太上皇式的軍代表。中共旅大地委開會，他們也要派人監督”之說，也完全不符歷史事實。蘇軍當局實行軍管的初期，主要是在各區、縣設有警備司令，與當地黨政機關經常聯繫；在大連設民政局，協同我地方政府實施政務，並有專職懂中文的軍官或其主要負責人，與我地委領導經常聯絡。哪裡有那麼多‘太上皇’式的軍代表派到“所有機關團體”?至於“派人監督地委開會”之說，更屬虛妄。大連黨的話動史上，只有兩次會議邀請過蘇方代表列席或出席：一次是1947年10月討論改進雙方關係的地委全體委員會議，另一次是1949年4月1日宣布黨公開與群眾見面的全地區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前一次應邀出席的是經常與地委聯絡的一位聯共黨員、蘇軍少校，後一次應邀出席的是與地委領導經常交往的蘇軍民政局負責人、一位少將，他在大會上還代表蘇方致了祝詞。
四、<事件)作者還說蘇方“格伯烏”動輒用“反蘇”的罪名追究、驅逐和秘密捕人，不知有何事實根據?如果指的是劉順元，蘇軍當局向東北局提出要求把他撤出旅大時，並未給他扣過這種“帽子”，更沒有動用“格伯烏”；文中說蘇民政局負責人向我方某人惡狠狠地告劉順元：“他不走，我們就用武裝把他監護出去!”這更是無稽之談。事實上，劉順元是在參 加地委的“十月會議”後才從容離開的。當年被追究、驅逐、逮捕的倒是確有其人，不過沒有一個是我方人員，而是曇花一現的國民黨市黨部人員及潛伏、潛入旅大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的美蔣特務分子。這些人都是因其反蘇反共的罪行受到蘇方和我公安機關給以應得的懲處。
五、蘇軍進駐旅大初期，主要是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這段時間內，發生過少部分官兵酗酒鬧事甚至調戲、姦淫中國婦女，搶劫居民財物等破壞軍紀事件。這些行為損害了蘇軍的形象，引起群眾不滿與氣憤，部分幹部也產生了對歷來崇敬的偉大紅軍的幻滅感。反蘇反共分子乘機造謠生事，挑撥離間，一時弄得人心惶惶。
我黨政各級領導多次向駐軍當局 提出意見，他們也確實認真對待，嚴整軍紀，直至對違紀官兵就地正法。他們痛心地說，這種違紀現象之所以出現，來源於人類戰爭的巨大破壞性。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犧牲了兩千多萬人，常常不得不把監獄囚犯、戰場俘虜就地補充部隊的減員。取消了政委制，政治工作削弱了。德國投降後，部隊未來得及訓直接從歐洲開進中國對日作戰，士兵在長年殘酷戰爭中形成的狂暴心理等等。他們領導上堅決整頓軍紀的言行是顯而易見的。從1946年下半年蘇軍從國內調來另外部隊換防後，其軍紀有了明顯好轉。他們注意不斷改進與當地居民的關係，做“助民為樂”的各種好事，越往後越友好，出現過許多動人的故事。
當年有位中國詩人寫過讚揚蘇軍幫助中國農民耕地的(大洋馬)詩篇，曾經傳誦一時。1955年蘇軍撤離旅大時，曾出現過近似於朝鮮人民歡送我志願軍歸國那樣熱烈的場面。至於搬機器，蘇方曾正式向我 方表示：“衛國戰爭我們受到破壞很大，搬走少部分機器幫助蘇聯恢復建設，留下的還是大量的。希望中國同志諒解。”這類事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他們對此也並不隱諱。 蘇聯紅軍進駐旅大前後歷時整整十年。進駐初期半年左右時間裡，少部分官兵敗壞軍紀的現象，對於蘇聯紅軍來說，畢竟是戰後混亂中短時間內非本質的表現。旅大人民銘記在心的還是蘇軍解放旅大的歷史功績和十年相處親如兄弟的友好情誼。如今巍然矗立在大連市人民廣場上的蘇軍烈士紀念塔，繼續受到一代代人的愛護與崇敬，便是一個明證。
然而，《事件》一文卻說，當時“蘇軍的違紀現象已帶有普遍性，即使槍斃幾個人也是無濟於事的。”似乎這種現象無從制止而持續無已，以致劉順元也覺得，旅大老百姓象罵日本侵略者一樣來罵蘇聯紅軍也不無道理。這樣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豈不太過份了嗎? 旅大地委、地方政府同蘇聯駐軍當局是怎樣相處的 <事件>作者把旅大地委、地方政府同蘇聯駐軍當局的關係，說成是“都必須俯首聽命於蘇軍司令部及其派出機構——蘇軍司令部民政局”，這是對當年雙方關係一個很大的曲解。
歷史事實是怎樣呢?至今健在的當年首任大連市(地)委書記韓光，在他1990年所作的《旅大八年》回憶錄中，有過清晰、明確的闡述。他寫道：“我受命來大連工作之時，東北局彭真等領導同志曾明確指出：與蘇方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壞。要認識蘇軍駐在並對大連實行軍事管制這一實際情況，充分利用這種情況對我有利的方面，放手開展工作。要充分發動和依靠工人階級，恢復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線。工作中，要照顧蘇聯的外交關係，不使蘇聯在應付美蔣方面發生額外的困難。在當地實施我黨的各項政策，要同蘇軍當局充分協商，取得相互諒解。工作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區的模式。當時．我{1]根據上述指示精神和當地實際情況，肯定過‘以蘇為主’的方針。所謂‘以蘇為主’，主要是我們的各項工作，必須考慮到蘇軍實行軍管這一特殊環境。
在1945—1948年間，旅大地區的防務與 外交，貨幣與銀行的管理，報紙、廣播的監督與檢查，港務、海關、電力、自來水等企業的管理等方面，都是蘇軍當局直接擔當的。而由於彼此在大局上有着共同利益，‘以蘇為主’實際上也就是‘以我為主’。決不像有些人指責的那樣，‘以蘇為主’，即是‘以我為奴’。” ， 韓光指出，地委在處理同蘇軍當局的關係中，一貫堅持實行這樣幾條原則： “第一、我地方黨政領導與蘇軍當局在高層次始終保持密切聯繫，出現不同意見及時交涉、協商、疏通，改進關係，使我們的政策得以順暢實施…… 第二、認清共同利益所在，實行充分合作，分清哪些方面只能以蘇為主，哪些應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要顧全大局，求大同存小異，才不致造成頂牛局面。
如遲子祥任市長的問題，開始我也不理解，蘇方怎麼讓這樣一個人當市長呢?我們很多同志也一直想不通，經常找我提意見。我們數次向蘇方提出換掉此人，蘇方都未同意。他們堅持用遲子祥任市長。1948年冬，隨着國內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我們再提出撤換遲子祥時，蘇方就不管了，並說：“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可見這時蘇方已不再需要這塊‘頂門磚’了。 第三、我們幹部注意在實踐中向蘇聯同志學習，是很重要的一點。蘇聯黨和人民，革命成功比我們早，鬥爭經驗和管理城市經驗比我們豐富。在大連這種特殊環境中，管理具有現代水平的城市，對於我黨幹部來說，是個新課題。我們只有虛心地向蘇聯同志學習，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工作能力，才能較好地完成黨賦予我們的各項任務。”(以上引文見《韓光黨史工作文集》第361—36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由此可見，旅大地委當年是遵循東北局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的工作方針行事，決不是“屈從”或俯首聽命”於蘇方的。地方政府依此方針，當然應尊重、服從和協同軍管當局實施其政策措施。 應當指出，蘇軍進駐旅大並實行軍管過程中：有體現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面，、如與中國人民共同維護遠東和平，與我黨友好合作，支持我黨在這裡掌握政權和支援前線，對恢復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提供許多幫助等，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他們在同中國同志工作交往中，有些人還有大國主義甚至以占領者自居的思想表現。如遇事干涉過多，命令多 說服，強制多於協商，聽取中國同志意見不夠虛心,缺乏自我批評精神等。這些雖然是次要的方面。屬於同一陣營的內部矛盾，但旅大地委並非一味容忍遷就，而以同志式態度，向他們提出適當的批評和建議。
1948年3月間，地委經過認真考慮，向蘇聯駐軍,948最高負責人別洛博羅多夫上將提出一份長達6000字的意見書，題為(關於聯共與中共同志在完成鞏固蘇聯海軍基地共同任務中的工作關係問題的幾點意見)。這篇意見書，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有理有據地提出蘇方和我方交往中出現的問題和批評意見。 駐軍當局對此甚為重視，反應很快，於收到意見書的次日。即由民政局負責人巴申上校約請中共旅大地委書記韓光和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三人會晤。他懇切地表示：過去雙方聯繫不夠密切，尤其是蘇聯同志未經常主動地找中共地委同志們交換意見，這是不對的。他說，他們應該實行自我批評，也要更多地聽取地委同志們的批評，歡迎地委同志們向他們提意見。他還提出了進一步加強相互間聯繫、改進工作關 系的具體辦法。自此以後，雙方的關係確實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旅大地委的<意見書>和由地委宣傳部長袁牧化整理的<談話)記錄，均已收入大連史志辦公室1995年所編的《蘇聯紅軍在旅大》一書。)
劉順元被要求撤出旅大是“發源於他秘密組織軍火工業的生產”嗎? 《事件》一文中說，194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東北局與華東局共同決定，利用大連為蘇軍占領區的和平環境和工業基礎，大力發展軍工生產，支援人民解放戰爭。“中共旅大地委為了統籌支援前線的工作，決定成立財經委員會，由劉順元任主任，從此，組織軍工生產與支援前線的擔子，便主要落在劉順兀的身上。”而他“曾向蘇方透露過中共方面準備在大連籌辦炮彈工廠的意圖，蘇軍一口加以回絕。”於是，劉順元決定在大連市郊比較隱蔽的地區開闢軍工基地並建立輸送炮彈的專用碼頭，成立以民用企業身份出現的“建新公司”——東北最大的軍工企業。蘇方“對劉順元如此膽大妄為，非常惱火。以致日後也 將秘密地發展軍工生產，作為驅逐劉順元出旅大的一條理由。” 這些說法背離歷史事實太遠了! 旅大地區在全國解放戰爭期間，利用有利的政治環境和工業基礎，發展兵工生產，主要向華東戰場我軍提供了大量炮彈以及其他軍用物資的支援，這是旅大黨組織和工人階級為奪取解放戰爭勝利作出的巨大貢獻。它已成為旅大解放後的歷史及我黨領導的兵工發展史上光榮的一頁。(事件>作者把這件大事同劉順元個人牽扯在一起，說成完全由他一手操辦，並說這是他因此得罪了蘇方而被撤離的一條理由。這是毫無歷史事實根據的。
我們查考了1988年大連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所編《大連建新公司兵工史料》一書及大連市黨的組織史料，真實的歷史狀況是這樣的：
一、旅大的兵工生產是在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關注下，由東北局和華東局協同籌劃，派出幹部投人資金，並由旅大地委具體領導與組織進行的。地委把支援前線任務當作頭等大事來抓，為統一支援前線和當地經濟恢復發展工作，於1947年6月，成立了地委財經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書記(不是主任)先後由地委書記韓光、地委副書記李一氓兼任(李同時兼任建新公司政治委員)。劉順元作為地委第二書記，對於有關兵工生產及其他支援前線的工作，當然應參與討論和決策，但是這個擔子並沒有主要落在他的身上。他當時兼任着與財經委員會同時成立的地委群眾工作委員會書記，直到離開大連以前。那時，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和發動組織人民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作鬥爭，開展生產自救上面。
二、蘇聯駐軍當局對我方組織兵工生產，始終是默許和支持的。1947年7月建新公司成立時，幾乎擁有了當時大連幾個主要的大型重工業工廠，如大連化學廠、大連機械廠、大連鋼鐵廠等，這些工廠原在蘇軍軍管之下，都是由地委書記韓光親宣出面與駐軍當局交涉，順利接收下來的。建新公司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電力、煤炭及廢鋼鐵也得到蘇方的支援。建 新公司1948年開始大批量生產鋼質炮彈，由海上運輸源源供應華東前線。大量而頻繁的炮彈運輸，都須經過蘇軍的崗卡，但是一經交涉疏通，從無阻難。蘇方只是要求我們，兵工生產應在郊區隱蔽進行，只做不說，不能見於公開文字宣傳。這都是為了顧全他們外交上的需要。建新公司在大連甘井子區建立炮彈加工和總裝等廠，是由於大連化學廠、大連鋼鐵廠原 來就在這個區。整個軍工企業包括專用碼頭的設置布局，對於蘇方來說是沒有秘密的。<事件>作者說，蘇方對此事“非常惱火”而且歸罪於劉順元，完全是臆斷之詞。
三、<事件>一文說，劉順元向蘇方透露要搞軍工生產而遭到一口回絕。這也毫無事實根據。前引的民政局負責人巴申上校1948年3月16日同地委主要負責同志的談話記錄中，倒是有這樣一段話：“巴申同志說：蔣介石和蘇聯訂了中蘇條約，結果對他竟無利益，對中共對世界與遠東和平反而大大有利；只要外交上說得過去，對敵人無利，對革命有利，我們為什麼不做呢?比如軍工生產、織布、做(軍)鞋等等，我們當然要加強。北滿在嚴重的戰爭情況下，還在節衣縮食幫助我們糧食、棉花，難道我們在此和平環境下．還不積極幫助他們嗎?”(見<蘇聯紅軍在旅大)第303頁)這一番話正好可以印證上述史實。 “貨幣改革”和若干企業實行中蘇合營的歷史真相 <事件>一文描述劉順元“與蘇聯的霸權主義相對抗”的一個主要情節是，“在抵制了蘇軍的所謂‘貨幣改革’之後，又遇到了簽訂中蘇合作協定的事”。
讓我們先看一看抵制“幣改”是怎麼回事。 旅大地區解放後，市場通用的是蘇軍進軍東北時發行的軍用幣。蘇軍從東北其他地方撤軍後，軍用幣隨之停止流通，只限在旅大使用，因而它大量流入旅大，造成通貨膨脹。蘇軍當局1947年春已有實行貨幣改革的準備，可能出於防止市場波動的考慮，對於如何改革和何時進行則秘而不宣。當年五月，蘇方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制約，同意國民黨政府派出董彥平為首的“視察團”來旅順。事前，蘇軍當局與我方商定對策，其中一項就是將流通於旅大的蘇軍軍用幣，實行登記、兌換、加貼印花和鋼印，否則無效。這樣一來，“視察團”到旅順後，所帶的大量蘇軍軍用幣全成廢紙，不僅不能投入市場破壞旅大經濟和給潛伏特務補給經費，連他們自己也“手無分文”而陷入困境，最後灰溜溜地夾着尾巴而去。
歷史事實證明，蘇我雙方互相配合對付這個“視察團”的策略是高明的、成功的。然而，由於蘇方對實行幣改的具體辦法一直保密，臨近“視察團”到來前才通知關東行政公署，要求幣改必須在該團到達前三日內實現，使公署領導感到突然。為此，劉順元副主席和陳瑞光秘書長曾通過旅順市市長王世明與蘇方聯繫商談。
王世明在1987年4月寫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我與蘇軍政治部聯繫，巴申上校夜間來我家作了說明，劉、陳一致不同意這樣幣改。理由是，蘇軍規定在10元票上粘貼1元小票並加蓋鋼印，10元即貶值為1元，而且每戶每人兌換限額30元，工人將吃虧。雙方各持己見，爭論不休。最後巴反問劉：你是公署副主席，工資比工人多吧?按你家人口計算是否吃虧?劉不語。巴又說，幣改規定是經過調查研究決定的，放心吧，工人不會吃虧，真正吃虧的是投機大商人，大量蘇幣集中在他們那裡。機不可失，勢在必行。最後經過動員，終於如期實現了這次幣改。”(見(蘇聯紅軍在旅大)第114頁)由此可見，劉順元當時主要是擔心蘇方幣改規定的限額可能使工人吃虧而有過異議，而幣改的結果卻是打擊了敵人，穩定了經濟，工人並未吃虧。對此事進行抵制的是非也就顯而易見了。
所謂“簽訂中蘇合作協定”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韓光在(旅大八年)回憶錄中，有一章專門敘述了若干企業實行中蘇合營這件事的歷史背景和具體情況，他寫道： 旅大的“中蘇合營企業，可以說是我黨執政下最早出現的中外合資經營的企業。它是怎樣形成和進行經營管理的呢? 1946年中，旅大新的政治、社會秩序開始建立起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大批大中型工廠、企業煙囪都不冒煙，處於停工停產的狀態，而工人生活也就難以維持了。當時，我們地委和各級領導幹部，為此實在着急，實在傷腦筋。那時，我們黨在全國尚未取得政權，無暇也無力顧及大連一般工業恢復、發展問題。至於東北、華東、華北等解放區投來的資金，只能用來恢復與發展軍工和軍需工業。哪有多少錢用於恢復一般工業呢? 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和蘇軍當局商量，並取得他們的協助，儘快地把大連的工業全面恢復生產。這件事，不僅關乎大連20萬工人的生活出路，也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地方民主政權的鞏固。 經過多次研究商談，到1947年初，在一次與蘇聯駐軍總指揮會見時，他們透露，蘇聯的經濟貿易部門正在考慮搞中蘇合營的可能性，問我方有何意見。我們地方幾個主要領導人認為，這樣做在當時是最好的辦法。大部分大中型IF"當時都在蘇軍手裡看管，他們能拿出來雙方合營，有蘇聯政府及其經濟部門做後盾，企業定會搞活的。但是，中蘇合營的具體方案，蘇方並未先拿給我們地委研究。
1947年三四月間，在蔣介石派董彥平率團‘視察’旅大的前夜，剛剛經過大連市和旅順市、金縣、大連縣、長海縣代表會議選舉組成旅大地區民主政府——關東公署之後的某一天，蘇軍指揮部由其主要負責人出面，正式邀請關東公署主席遲子祥和副主席劉順元(地委第二書記)商談成立幾個中蘇合營公司問題，當即拿出幾個合營企業的具體方案和議定書(草案)，中方由關東公署主席、副主席代表中國地方政府簽字。蘇方在議定書上簽字的是駐軍指揮部的代表，一位少將。”(見《韓光黨史工作文集》 第334一335頁) 中蘇合營企業形成的由來和經過在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然而，(事件>一文的作者卻對劉順元在簽訂議定書過程中的遭遇和心態，作了有聲有色的描寫。看起來，作者好像身臨其境，目睹了蘇方如何恃強凌弱、傲慢無禮，劉順元又如何滿腔怒火、據理抗爭的場面。作者為了表明劉順元最終簽字是出於不得已。甚至捏造情節說，劉曾當場給韓光通電話，韓光回答說，要你簽字你就簽字，爭也無用。
本文作者不久前恰好在大連見到韓光，向他詢及此事，韓光的回答是。當天夜間劉根本未與他通過電話，是在第二天早上。劉順元來到韓家，氣憤地說，昨天被迫簽字辦了錯事。韓勸慰他說，這是對我有利無害的事，如果有人指責這是“喪權辱國”，地委首先是我會承擔這個責任的。 中蘇合營的幾個公司所屬工廠加上建新公司所屬各廠開始經營以後，大連市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都有工做，生活有保障了。這些合營公司的股金，中方占51％，蘇方占49％(並非各半)，盈利按比例分成。議定書還規定，合營的各工廠、企業，根據地方政府規定的稅率，每月按時將稅款交到中方銀行。幾個合營公司均設理事會(董事會)，中方任理事長， 蘇方任公司總經理，每月(後來為兩三個月)開一次理事會，討論決定經營的大政方針、主要產品、生產指標、財務、利潤分配指標等等。初期，廠長、經理一般都由蘇方派任，我方人員任副職，後期，我方人員學會了經營管理，越來越多的擔任了經理、廠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政府按照‘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定，將大連的中蘇合營企業及蘇方代管企業，無償移交我國，周恩來總理指定韓光為中方談判首席代表，蘇方談判代表是駐大連總領事。逐廠談了兩個多月，雙方形成交接議定書及移交的工廠、企業清單，由韓光帶到北京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逐項看過後批准可以簽字。韓光回大連後正 式舉行簽字儀式。至此，除蘇方留用的旅順軍港及修造船廠及其他軍用設施外，其他工廠、企業、鹽場等都 全部移交過來，到1955年蘇軍撤離時，其留用的企業、設施也統統交回我國了。 。 當年蘇方在幣改和簽訂中蘇合營企業協定的工作程序上，未同我方充分醞釀協商，倉促行事，當然是不妥當的。然而，從總體上看，這兩件事都是有利於對敵鬥爭和穩定經濟的。企業合營，雙方互惠互利•是成功的經驗，糾纏細節有什麼意義呢?《事件》作者偏偏要就此事虛構情節，添枝加葉，極力渲染，把簽訂議定書的過程寫成一個“對抗霸權主義”的戲劇性場面．豈不是有意聳人聽聞嗎! 旅大的中蘇關係出現新轉折和地委對劉唐撤退問題的認識 旅大地區黨組織和幹部同蘇聯駐軍十年友好 相處的關係，有個逐步協調的過程。劉、唐撤退是早 期發生的一個波折，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不完全決 定於個人的因素。
旅大解放後到1947年9月這兩年多的時間裡， 地委領導遵循東北局確定的方針，充分考慮到蘇軍實行軍管的特殊環境，在實際工作中遇事同蘇方協商，不照搬其他解放區的模式，採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工作方式，使黨組織和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地方政權站穩了腳跟，紮下了根。但卻有許多黨員幹部，在對蘇關係和對這個地區特點的認識上，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和誤解。如對解放初期蘇軍少部分官兵敗壞軍紀和搬機器的不滿情緒；對蘇方不同意搞暴風驟雨式的“土改”和有些軍管措施，認為是“干涉中國內政”；加以雙方同志各自國情、黨情不同，工作作風和習慣也有不少互不適應之處，因此，不少單位同蘇方工作交往中出現不夠協調、不夠正常、互相不夠信任的現象。這些現象在政府工作、農村工作、群眾團體以及宣傳部門中時有發生，而我黨在政府任主要職務的負責人劉順元和職工總會主要負責人唐韻超同蘇方又有過直接的爭執、碰撞，於是矛盾的焦點便集中到他們兩人身上。蘇軍當局終 於1947年9月間，以劉順元在關東公署不執行蘇方政策，工作不力；唐韻超拒絕執行蘇方所提的工資政策鴦理由，正式向中共中央東北局提出要求，把他們兩人撤出旅大。這是雙方關係由不夠協調而惡化到頂點的顯著表現。
旅大地委從劉、唐撤退問題深切地認識到：旅大黨組織及黨員幹部，如果對這個地區的形勢、特點、任務和黨所應採取的方針政策缺乏明確一致的認識，同蘇方關係繼續這樣下去，實際上是關繫到我黨能否繼續在這裡立足的問題。地委於當年9月25日至10月10 El，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圍繞旅大地區的形勢、特點和黨的任務兩個問題，展開認真、熱烈的討論。劉順元當時尚未離開大連，參加了會議並作了發言。會議最後，地委書記韓光根據東 北局歷次指示精神，結合兩年工作實踐的體會和會上大多數同志的共同認識，作了總結髮言。這次會議對旅大地區當時的形勢與特點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在中蘇關繫上，着重從我方進行了自我檢討，確定了“協同蘇軍建設、鞏固海軍基地，建設我黨隱蔽後方，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的正確方針。這次會議起了促進黨的團結和統一思想的作用，絕大多數同志在上 述主要問題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認識。 通過十月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各級黨組織 和幹部的認識逐漸趨於一致，旅大的中、蘇關係由 此出現了新的轉折，逐步向好的方面轉化。
十月會議後，地委根據東北局及遼東分局的指示．對劉、唐撤退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在1947年 lO月30日向上級組織的報告中，首先對這個問題 承擔了主要責任。報告中說： “蘇方這一建議的提出，並非偶然的，而是長期的積累……地委一致認為，蘇方此舉實際上不僅是對兩個同志的批評，應看成是對整個地委的。不過表現於兩個負主要公開工作同志的身上。因而，地委應負主要責任。” 地委還認為，我方與蘇方關係不好的關鍵問題是財經問題。蘇方認為我們對於旅大經濟缺乏長期建設思想與方針，不能很好掌握與運用關東公署這一工具，整頓財政經濟工作的混亂。這種混亂就在於各解放區都派人來旅大亂抓軍需、民用物資，蘇方懷疑地委與其他解放區合作隱瞞他們，將物資免稅減稅出口而不換東西回來。因此旅大人民生活困苦，地委應負很大責任。 針對上述情況，地委表示，今後必須和蘇方取得一致，搞好關係，搞好工作，首先搞好財經工作，充分運用關東公署這一工具，發展生產，安定民生。
十月會議後，旅大的財政經濟狀況得到整頓，也逐步有所好轉。 東北局及遼東分局一貫關注旅大的中蘇關係問題 《事件》一文中說，對旅大發生的中、蘇關係問題，中共中央東北局和南滿分局，都因為當時解放戰爭軍務繁忙而“無暇顧及”，顧不上“這種無關戰爭大局的事情”。這種說法完全是“想當然”的，違背歷史事實的。
歷史事實是，東北局及遼東分局(亦稱南滿分局)對搞好中、蘇關係以鞏固旅大這個後方基地是十分關注的。當年東北各地戰火紛飛，旅大雖然保 持着一種特殊的和平局面，卻不是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黨和人民的一切活動，同解放戰爭進程都是息息相關的。上面說過，韓光受命到旅大任市委書記時，東北局主要領導人彭真曾對旅大的工作方針作過非常明確的指示。東北局委員、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肖勁光和參謀長伍修權，都曾為軍需供應、軍工生產這些有關戰爭大局的事情，先後到旅大視察和指導工作。遼東分局書記陳雲，於1947年春曾專門聽取韓光的匯報，並就旅大暫緩土改和注 意照顧蘇方外交需要等問題作了指示。
分局副書記肖華於1947年6月到大連視察並代表分局批准地委領導成員名單。他們對旅大中、蘇關係的情況都是十分了解的。特別是劉、唐撤退問題提出後，地委及時報告，東北局及遼東分局都有過指示。韓光接替劉順元兼任美東公署副主席，正是東北局決定的。《事件》的作者竟然說： “韓光繼劉順元之後擔任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也是由蘇軍指定並經莫斯科批準的。”這種說法非常明顯地違背歷史事實。難道東北局的決定，是來自“蘇軍指定並經莫斯科批准”的嗎?難道這不是任意編造嗎?
十月會議後，有些同志主要是在旅大工作過或休養過的老同志，對地委的工作方針和實行的多項政策仍有不同的意見。1948年7月，他們到東北局等候另行分配工作時，東北局應他們的要求，責成組織部召開了旅大幹部座談會。張聞天到會聽取意見，並代表東北局作了重要講話。他針對到會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見，對旅大地委執行的工作方針表示了以下一些看法： “以蘇為主是對的。蘇方在旅大所實行的方針與我方在那裡所執行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工作方式上應有所不同。 十月會議前，各解放區亂抓一把是非常混亂的，這是不對的。各解放區亂抓，這不能說是真正的支援解放區。
當時蘇軍嚴格管制是完全正確的，目的也就是把生產恢復發展起來。 不實行土改，採取減租減息，在城市保護212商業，停止沒收，也是對的。在上層與遲子祥合作，依蘇軍意見擺個牌位，在策略上講也很有必要。把生產搞起來，工人生活才有辦法。”(引文見《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89_一290頁) 這次座談會之前，東北局已決定派歐陽欽任旅大地委書記；韓光任第一副書記，主管政府工作；查一氓為第二副書記，主管支前和財經工作。地委的領導得到了加強。
歐陽欽於1948年8月到任後， 根據當時中央關於加強國際主義教育的決定和東北局的指示精神，針對黨內在中蘇關係上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觀念，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連續向黨員幹部作了題為《關於國際主義問題》、《關於階級與黨》的報告，對幹部中存在狹隘民族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傾向，作了深刻的批判，結合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形勢，作了《在大發展大勝利中努力前進》的報告。這些報告在廣大幹部中產生了端正思想、振奮精神的作用。由於思想提高，認識統一和行動一致，同蘇方友好相處、協商共事的關係日益增進，各項工作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劉順元生前說過：“一個根本的觀點不能丟” 我們再把話題轉到劉順元身上。 劉順元是我們黨內一位久經考驗、令人敬重的老一代革命家，已於1996年2月以93歲高齡去世。五十年前，他在旅大地區擔任黨政領導工作期間，同地委其他領導同志在一起，為戰勝美蔣的經濟封鎖，恢復與發展工農業生產，建設我黨我軍在東北的一個重要後方基地，作出過重要貢獻。他撤出旅大前那一段經歷，在旅大地委來說，是同蘇聯駐軍當局十年友好共處中早期出現的一個波折；在他個人革命生涯中，可算足一樁不愉快的往事。他生前從來不願向別人談起這個話題。
事過30多年後，大連市有位黨史研究工作者為了收集、整理中蘇在旅大關係的史料，到南京走訪這位老人。經一再請求，劉老才同意在寓所和她談談，在場的有他當時的秘書．時間是1983年12月6日。談話後，訪問者隨即作出追記，帶回送存市黨史工作部門，現摘錄其中幾段如下： 劉老在談話開頭表示，他在大連工作的一段經歷“從來不願意談，更不給別人寫材料。你們要寫中蘇關係在旅大的歷史，很有必要，要以中央的看法為準。然後他說：“蘇軍駐在大連是根據蘇聯與國民黨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屬於軍管。蘇軍進駐大連對我軍有好處，條約規定不准中國在大連駐紮軍隊，國民黨軍隊就進不去。國民黨雖然在大連 公開掛牌子(本文筆者按：兩個月後被蘇軍當局取締)，但蘇軍不准他們進政權機關，而讓我們掌握政權，組織公安局。這對我們黨建立根據地很有利。你們應該看到這一點，如果國民黨占領大連，恐怕我們黨在東北的活動就不那麼方便……”
“我離開大連後，毛主席、少奇同志跟我談話．要我以團結為重，以中蘇兩黨、兩國的團結為重．以當時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為重，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為重，解決好我在大連一段工作的問題。我聽了少奇的意見，認識到我在大連的工作，沒有領會中央的政策與策略，看得不遠、不深，與蘇軍沒有處理好關係……” “蘇軍在大連的歷史總得寫。不論中蘇關係怎樣發展，一個根本的觀點不能丟，即蘇軍進駐大連，對我黨開闢東北根據地以及遼瀋戰役和全國解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連這個後方可起了不小的作用，總的方面要充分肯定。”(見《蘇聯紅軍在旅大》第76—78頁) 劉老的這一席話說得何等中肯、何等明確啊l我們讀後深深地感到，它真實地反映了這位老共產黨員看問題着眼於大局、總以大局為重的政治氣度和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精神。
然而，《事件》一文中，卻一再把蘇軍進駐旅大實行軍管說成是到處橫行霸道的“霸權主義行為”，並且把當年的劉順元描述成為同這種霸權主義相對抗的鬥士。這就把劉老生前特別強調的“一個根本的觀點不能丟”，一下子丟到九霄雲外去了；該文把劉順元突出擺到那樣 一種位置上，實際上扭曲了他的形象，也是非常不當的。<事件>一文是在劉老去世以後發表的。我們把它同以上所引的談話精神相對照，不禁想到，假如劉老仍然在世，恐怕也難以同意該文的評斷，更難以接受對他本人的那些描述和“讚頌”之詞吧。
本文寫得如此之長，至此應該結束了。為了說明事情的歷史真相，我們不得不以大量文字，擺了大量歷史事實。歷史終究是歷史，應該按着它的本來面貌去認識和理解，不是可以憑着個人的偏見和情感隨意解釋的。
如果讀者耐心讀完本文，從中多少可以了解到當年年旅大政治環境的複雜性和曲折性，了解到我黨是如何從實際出發，採取正確的萬針政策，來建設這個獨具特色的解放區的，作者心願將由此得到很大滿足。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當然歡迎共同切磋討論.。
1997年7月．於酷暑中的大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