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世襲與民主

馬悲鳴

一、下院人選的財產資格

　　英國人教給了世界兩院制，才有了後世的民主政治。上院、下院這樣的名稱都是英國的。上院由教俗兩界欽定貴族組成，世襲，故都不是選舉產生的。下院由各郡從經營農場、手工業、商業之騎士和市民中選出。

　 　詹姆斯一世時代的被選者年收入必須夠40先令。200年後的19世紀30年代，入選英國下議員的財產資格為農村年收入10英鎊以上的土地所有者（相當於中國的自耕農）和50英鎊以上的土地出租者（相當於中國的地主）。市民的被選舉資格是年收入10英鎊以上之房產主或年交納10英鎊以上房租之房客。

　　民主、 民主，人民所要作的「主」，歸根到底是要對自己腰包里的錢作主。

　 　為了共同防務、內部安全和公共設施建設，國家需要花錢。而這錢就來自稅收集資。這樣一來，納稅多的人就對國家貢獻大，自然要求參與作主的權重大。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完全按所納稅金來決定，則就成了有錢人專政。照此說來，比爾·蓋滋和沃爾馬特老闆就理所當然地當眾議院的正副議長。而一旦他們進了議會，就沒工夫經營自己的買賣，則他們下一年度所交納的稅金就會下降，就會逐漸失去以所納稅金數進掌議會的資格。而且最會賺錢的人往往興趣和特長都在賺錢上，對公眾事務沒興趣。把他們拘捕進議會不但大違他們的意願，而且也負不了公共責任。

　　現在的，從巴黎公社以降，到海內外民運所主張的民主無一不排斥財產資格。而其實這是早期民主，證明失敗。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臘。王丹就曾在哈佛東亞系的階梯教室大講要在中國實行希臘式民主。

　　那時為了達到公平，連選舉都嫌不公。因為選舉可以用金錢和競選人的才智左右。最公平的民主是抽籤。誰抽中，誰就當官。

　 　結果因為窮人多，自然抽中的概率高。而為公共事業服務是不能支薪的，否則付薪的一方有可能用錢來左右被抽中的官員作弊。結果是哪個窮人被抽中，那個窮人只好認倒霉。不但沒薪水，而且還要倒賠時間處理公務。那些沒抽中的富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斃。於是他們私下賄賂那些抽中的窮官僚主事時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傾 斜。腐敗便一發不可收拾。

　　西方是在英雄時代建國，比如雅典的忒修斯和羅馬的羅慕洛，然後經歷過次英雄時代的立法，比如斯巴達的萊庫格斯、雅典的索侖、巴比侖的漢莫拉比和羅馬的努馬等人，再進入這種抽籤式的絕對窮民主。城邦腐敗得一塌糊塗，一發不可收拾。蘇格拉底最早指出民主的弊端。

　　抽簽式的絕對公平的窮民主導致城邦的衰亡，最後進入諸侯國王的世襲制，才算達到了社會的初步穩定。

　　窮人交納的稅金少，貢獻不如有錢人多。在福利國家最窮的人還要消耗別人納稅的救濟。沒有錢，自然便無所謂對自己的錢作主。

　　零財產資格的民主自不可取，完全以納稅金額為資格的民主也不可取，故只有限制財產資格的辦法最可取。英國下院就是這樣。

　　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

　　參與社會公務的決策者不能沒有恆心，更不能“放辟邪侈，無不為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實驗已經給出了顯著的負面結果。故要慎防無恆心者參與社會公務，財產資格限制（當然不能太高）是其關鍵。

二、下院掌財權

　　既然下院人選來自限定財產資格的民選，自然代表民意，為人民的錢包作主。而掏人民錢包的正是政府作主的公共項目；比如共同防務費、社會治安保護費、公共設施建設費以及國王或政府官員與議員的薪金等。

　　為了防止政府浪費公帑，濫花老百姓的錢，自然批准國家用錢的權力應該在下院。國王想花錢，下院不批，國王也沒辦法。

　　當年如果中國實行了這種下院掌財權的制度，就可以投票否決慈禧太后撥款修頤和園的要求。不過那樣一來，我們今天也就沒有一座申報了世界文化遺產的名園供老百姓遊覽了（封建專制並非全無是處。大清完了，頤和園卻留下了）。

　　當年詹姆斯等英國國王就是因花錢的要求屢屢遭到下院否決而下令解散下院，重新再選。可雖然下院的人員重選了，但下院批錢的規矩沒變。國王花錢仍然要遭下院掣肘，最後導致國王的行政權力被剝奪而給了內閣，才有今日保全了身家性命的王室和唐寧街十號的實際行政機構的確立。

　　美國沒有貴族，故沒有世襲的貴族上院。美國的上院是參院的百人院，由每個州出兩名議員組成。因為美國是各州聯邦的合眾國，自然每個州的權力相等，否則人家就退出了。所以小如夏威夷，大如加里福尼亞，都是平等的兩票。

　　人有觀聽能力，或者叫注意力的限制，人太多是沒法要求所有人都集中精神開會的。百人會議就是所能召開的最大規模的集中會議了。為了保證聯邦制，也即各州權力平等，自然主要的立法權在參院。

　　美國的下院是眾議院，按每五十萬人口一人選出，也曾有嚴格財產資格限制。眾院人口數五百。

　　五百人院因人口太多，沒法開會。實際上是分成許多專題委員會，比如人權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等各自開會的。但批錢的權力仍在下院。最近傳媒常報導眾院又批給小布什總統多少億美元去打別的國家了。

　 　順便說一句，所謂開會的能與不能，是指參與會議者，除了主席主持以維持秩序外，所有人都有時間相同的平等發言權。如果人太多，則發言的人太多，每個人所要聽取的意見也就太多，無法記清楚。比如百人院開會，每個人最多只需要記住九十九個其他人的意見。而五百人院開會，每個人就必須記住四百九十九個其他人的 意見。

　　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三千人院，故只能是少數幾個人在台上講，絕大部分人在下面聽，不做橡皮圖章也難。


三、英國上院世襲制的結束

　　因為貴族的紳士風度最足，故英國貴族院，也即上院，處於下院和國王之間，起到平衡雙方的作用，是維持英國社會和諧安定的樞紐。如果下院通過了過分有利於人民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包括國王利益）的表決（比如不合理地減稅），則上院有權否決下院的決議。

　　1999年10月26日英國議會上院以221票贊成、81票反對的投票結果，三讀通過，批准了政府提出的，由下院通過的，提交上院批準的取消上院議員世襲制的法案。存在了近八百年的英國上院議員世襲制走向終結。一個時代結束了。

　 　這場被稱作“歷史性集體政治自殺”的表決過程不可能風平浪靜。投票前，在上院的哥特式大廳內，坐在紅色皮椅和蹲在過道上的貴族議員們進行了激烈爭吵和辯論。在投票中，有些議員極度不滿，其中伯福德伯爵（聖奧爾斯本14世公爵的兒子）竟大叫着“叛逆”，企圖衝到大廳中央英國上院歷代議長的紅色寶座──“羊 毛袋”上，結果被押解出會場。

　　儘管不少貴族拒絕這種改革，但如果這個「政治自殺」法案未能在上院通過的話，首相布萊爾仍可於11月17日議會復會時在工黨占多數的下院通過這項法案。而根據英國法律，上院不得兩次否決下院通過的同一法案。正所謂“無可奈何花落去”。

　 　不過也有一些貴族不那麼悲觀。因為他們失去的僅僅是議員的資格，而不是頭銜和地產。昂斯洛七世伯爵邁克爾·威廉對於他將要失去他的家族自17世紀以來就享有的議員席位一事“很想得開”。他說：“這未必不是件好事。當我想到將來我的兒子要在我現在打瞌睡的議席上繼續打瞌睡時，我真不知是到了天堂還是地獄。但是，改革還是要根據我國憲政發展的歷史進行，而不要操之過急。”這正是標準的紳士風度。

　　英國上院的貴族世襲制是到了幾乎全民貴族化，幾乎所有選民都有了足夠的紳士風度之後數十年，才算正式結束了歷史使命。

　　近八百年來英國政治的風風雨雨，比法國早百年的國王被殺和比拿破崙專制早百年的克侖威爾專制，最終走到今天這種舉世第一文明的國度。尤其四百年來，貴族世襲的上議院在英國起到了極大的社會矛盾緩衝裝置的作用，功不可沒！

　　上院貴族世襲制保證了英國四百年安定團結的社會和諧。


四、中國民主的失敗

　　中國搞不成民主是因為康梁、譚嗣同等人冒險輕進的結果。英國貴族院是在折衝樽俎。中國的新貴卻密謀刺殺養大皇帝並捲簾歸政的聖母皇太后，陷聖上於不孝，還美其名曰「保皇」。

　 　當年戊戌變法時，應該先設上院，由世襲罔替的王公大臣出任。再開下院，設財產資格限制，從布衣中選出，並硬性規定，下院決議必須有上院複議才能生效。兩院人數嚴格限定。表決結果一票一票地嚴格計數。初期下院得容忍上院的否決。待老王公大臣們死完之後，再從他們世襲罔替的兒孫手裡一點一點地嚴格走計票程序來減弱貴族院的權力。比如從上院不能五次否決下院的同一個決議，到四次、三次，直到上院不能兩次否決下院的同一個決議等。

　　可惜當年的康粱、譚嗣同等只知道用恐怖主義謀逆，中國安能有民主？真是千刀當剮嗣同肉！

　　中國的貴族已經被歷次革命革掉了。最後一代貴族，中共高幹及其子女也被文革給革掉了。革命太多的結果就是無法找到經過幾代貴族養尊處優的安逸生活養育起來的寵辱不驚，願賭服輸的紳士風度。舉國上下都是你死我活的亡命之徒。這種民風如何民主？

　　造反派鄭義就在八九六四時企圖用號召全民擠兌銀行的辦法搞垮全國金融，唯恐天下不亂。而如果由鄭義這種人當了議員，肯定能通過全面廢除稅收的決議而致政府無錢運轉，導致天下大亂。

　　民主的花樣經多着呢。中國的民運只知道“人民作主”四個字。

　　中國搞不成民主就在於此！

　　劉曉波看到香港的繁榮提出了中國應該搞“三百年殖民地”。可香港一個半世紀殖民地的結果只是繁榮，並非民主。（1997-1840=157）

　　只有國王與上院世襲的香港宗主國大不列顛真搞成了民主。故中國應該搞四百年世襲。

　　元始2006年7月15日，滿山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