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配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約百年之久的共產國際運動宣告失敗；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異數存留下來，而且統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就是，今天的共產黨還是不是共產黨？

首先，在今天的中國，包括中共在內已無人再信共產主義。搞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之後，它現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進獨資外企，對工農進行最大限度的壓榨，與所謂共產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但與此同時，中共繼續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在2004年最新修訂過的憲法中依然硬性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今天的共產黨，猶如“豹死猶留皮一襲”的一個“皮囊”，被中共繼承下來，維持着共產黨的統治。

那麼，中共繼承的共產黨這張皮，這個組織，它的本質是什麼呢？

一、共產黨的邪教特徵

共產黨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為害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雖然不稱自己是一個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見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天地間的絕對真理。奉馬克思為精神上帝，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

(大紀元配圖)

共產黨與正教有鮮明的區別。因為正統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靈魂為目的，而共產黨不相信神靈，並且反對傳統道德。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證明它是一個邪教。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中心的共產黨教義，導致了充滿血腥暴力與屠殺的所謂共產革命。共產黨政權的紅色恐怖持續約一個世紀，禍及半個世界，導致數千萬至上億人喪生。這樣一個創造人間地獄的共產黨信仰，正是人世間的頭號大邪教。

對於共產黨的邪教特徵，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六條：

（一）編造教義，消滅異己

共產黨奉馬克思主義為教義，標榜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共產黨的教義缺少仁愛寬容、充滿狂妄自大。馬克思主義是生產和科學很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的產物，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這樣一個異端邪說，卻不幸發展為一個國際共產運動，為害世間約百年之久，直到被實踐證明完全錯誤，被世人所拋棄。

從列寧以來的共產黨領袖們，還不斷為共產邪教教義添加新的內容。從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再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共產黨的歷史上充斥着諸如此類的歪理邪說。雖然這些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導致災難，而且前後自相矛盾，卻還是要標榜為一貫正確，並強迫人民學習。

消滅異己是共產邪教傳教的最有效手段。因為共產邪教的教義和行為太荒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滅異己才能強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土改”消滅地主階級，“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本家，“肅反”消滅了民間宗教勢力和前政權中的人士，“反右派”讓知識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傳統文化連根剷除，真的實現了人人“讀紅寶書”，“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的共產邪教一統天下。在後毛、後鄧時期，共產黨又認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會與共產黨爭奪群眾，故必欲剷除而後快。因此發動了一場滅絕性的大迫害，至今無法收場。

（二）崇拜教主，惟我獨尊

從馬克思到江澤民，共產黨領袖的畫像要懸掛起來讓人膜拜，領袖的絕對權威不容挑戰。毛澤東成為“紅太陽”、“大救星”，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身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國政治。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含標點符號總共才40幾個字，卻被中共四中全會的決定笑話式地標榜為“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斯大林濫殺無辜，毛澤東發動文革浩劫，鄧小平下令“六四”屠殺，江澤民搞迫害法輪功，都是這種教主獨裁的惡果。

中共一方面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在《黨章》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把黨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則到處發表“重要講話”，稱人大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要“堅持黨的領導”。根據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全黨服從中央，說到底，“人大”實際要堅持的是“一黨獨裁”，並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產黨的“一黨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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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

共產黨的組織非常嚴密：發展黨員要有兩個介紹人，入黨要宣誓永遠忠於黨，黨員要交黨費、要過組織生活、要集體政治學習。黨組織遍布各級政權，每一個鄉鎮村莊，每一條城市街道，都有黨的基層組織。黨不僅管黨員、黨務，連非黨群眾也同樣在其控制範圍之內，因為整個政權都得“堅持黨的領導”。而共產黨教會的“神父”──遍布各級組織的黨委書記們，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裡，從來都是幹什麼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內行。

生活會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種普遍而長期的對黨員的精神控制手段。共產黨在歷史上多次“清黨”、“整風”，抓“叛徒”，殺“AB團”，“整黨”，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來培養黨員的“黨性”，使他們永遠與黨保持一致。

入黨如賣身，在國法之上還有黨紀家法。黨能開除黨員個人，個體黨員卻不能脫離共產黨而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如要退黨，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產黨邪教一統天下的文革時代，黨要你死你不能活，黨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殺，那是“自絕於人民”，還要連累家人也要為之付出代價。

黨內決策黑箱作業，黨內鬥爭絕對秘密，黨的行文是機密文件。做了壞事最怕曝光，動輒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處理異議人士。

中共邪教教主崇拜，精神控制(大紀元配圖)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鄧小平講：“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

江澤民講：“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

共產黨鼓吹暴力，在歷次運動中殺人無數，教育人民“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紅旗被說成是“烈士的鮮血染成”，共產黨對紅色的崇拜實際上是對鮮血的崇拜。

共產黨大樹英雄榜樣，鼓勵人們為黨犧牲。在延安為生產鴉片燒窯而死的張思德，被毛澤東稱之為“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在瘋狂的年代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等“豪言壯語”充實着物質貧乏的瘋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惡多端的“紅色高棉”政權。中共雖然氣惱萬分，但是因為中國和柬埔寨沒有共同邊界，所以無法直接派軍隊去支援“紅色高棉”。於是中共以“對越自衛反擊戰”為名，行“教訓”越共小兄弟之實，在中越邊境發動對越戰爭，結果使數萬名中國士兵為這場共產黨之間的爭鬥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和鮮血，他們的死其實與國家領土主權毫無關係。數年後，中共卻廉價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風采”，把那些被無謂犧牲掉的天真燦爛的年輕生命，化作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一筆劃給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時，中共讓年紀輕輕的護士小姐們“火線入黨”，然後封閉在醫院中護理“非典病人”，將這些年輕人推到面臨生命危險的最前線，並藉機樹立共產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輝形象”，而與此同時江澤民卻貪生怕死地率親信從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火線入黨，為教犧牲(大紀元配圖)

（五）否定有神，扼殺人性

共產黨宣傳無神論，把宗教說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在其統治範圍內，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滅或者征服。然後再把自己神化，實現共產邪教的一統天下。

共產黨在破壞宗教的同時，破壞傳統文化。它把傳統、道德、人倫說成是封建、迷信、反動，以革命的名義而剷除。文革中大量出現的夫妻相互揭發、學生打老師、父子反目、紅衛兵濫殺無辜、造反派打砸搶等違背中華傳統的醜惡亂象，正是中共扼殺人性的結果。

建國以來，強制少數民族歸順共產黨領導，導致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喪失或變異。

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國民對政治前途徹底失望，從此全民向“錢”看。

1999年至今，殘酷迫害法輪功，與真善忍為敵，導致社會道德飛速下滑。

進入新世紀以來，新一輪圈地圈錢圈物使不少民眾被拋落街頭，上訪人數激增，社會矛盾激化。大規模抗議多次發生，遭到軍警暴力和武裝鎮壓。“共和國”的法西斯性質凸顯出來。社會更無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窩邊草，現今行騙要騙親朋好友，曰“殺熟”；以前國人最重貞節，現今“笑貧不笑娼”。以前醫生、教師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醫院坑病人、學校坑學生最黑。中華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壞之歷史，一首民謠盡情表現：“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顧各人，90年代見人就宰人。”

（六）武裝奪權，壟斷經濟，有政治經濟野心

共產黨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進而實施國有制和壟斷性的計劃經濟。共產黨的野心不可謂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斂財與之比較，只能是小鬼見魔王。

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裡，在通常的國家機構之上，又附着一個權力更大的黨組織--各級黨委及支部。“黨附體”控制着國家機器，直接從各級政府調用經費，共產黨如吸血鬼，不知從國家社會搶走了多少錢財。

二、共產黨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殺人”，“科學神殿教自殺升天”，“人民聖殿教九百多人集體自殺”，人人不寒而慄，恨之入骨。但是共產黨這個邪教害人要超出千萬倍，因為它有幾個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獨到之處。

（一）邪教國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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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裡，你說你不信哪個宗教，你可以不看那個宗教的書、不聽那個宗教的理，照樣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國大陸，你就不能不學習共產黨的邪教教義、不得不聽邪教宣傳，因為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把共產邪教變做了國教。

共產黨灌輸其政治說教，從小學、幼兒園就開始，以後的升學晉級總脫不了政治考試（核），而那些政治考試題，根本就不容學生獨立思考，必須靠死記硬背共產黨的標準答案才能及格。可憐的中國人，為了考試，不得不從小自動重複着共產黨的說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給自己洗腦。政府的上層幹部提升，不論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到黨校去學習。合格的畢業之後，才能晉級。

以共產黨為國教的中國，不容任何異見團體。連被拿來當政治花瓶的“民主黨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會，都得宣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先忠於共產黨，再信奉上帝，這就是共產黨的邪教邏輯。

（二）社會控制極端化

邪教國教化的基礎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控制和對自由的剝奪。這種控制空前絕後，因為共產黨剝奪了人民的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是自由的基礎。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城市裡的人只能在黨控制下的企事業里工作謀生，農民必須在（黨的）公社土地上種田吃飯，誰也別想擺脫共產黨的控制。在社會主義的國度，共產黨的組織從中央直達鄉村街道社會最基層，通過黨委、支部等各級黨組織，把社會牢牢控制。這種嚴密控制的結果，人民徹底喪失了自由：遷徙的自由（戶口制），言論的自由（五十五萬右派都是犯的言論罪），懷疑的自由（林昭、張志新因懷疑黨而被殺害），獲取信息的自由（看禁書、聽“敵台”皆有罪；上網也要受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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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說現在中共也允許私有制了。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改革開放，是因為社會主義搞到了吃不飽飯的地步了，搞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共產黨為了免於滅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並沒有放鬆對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進行的對法輪功民眾的殘酷迫害，也只有在共產黨國家才會出現。如果中共真的如願成為經濟巨頭，可以肯定其對人民的控制只會更加變本加厲。

（三）崇尚暴力、蔑視生命

幾乎所有的邪教都會使用暴力來控制信徒，或對抗外來壓力。但是很少有像共產黨這樣毫無顧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數加起來，也無法和共產黨邪教害死的人數相比。在共產黨邪教來看，人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殺人也是一個手段。所以共產黨迫害起人來，毫無顧忌，誰都可能成為迫害的對象，包括黨的支持者、黨員、黨的領導人在內。

中共扶植豢養的紅色高棉，典型的說明了共產邪教的殘暴和對生命的蔑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啟發下，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共為“消滅私有制”，在執政的三年八個月中，在這個人口只有不到八百萬的小國卻屠殺了二百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為了人們不會忘記共產黨的罪惡和紀念死難者，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一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被關進這裡並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鑽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連專門拍攝臨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檔與欣賞的攝影師，也是中共培訓的。

就是在這個S-21監獄，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製了鑽腦機，取人腦來製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一個椅子上，置於鑽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快速旋轉的鑽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鑽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三、共產黨邪教的本質

什麼因素使得共產黨如此殘暴，如此邪惡呢？當共產黨這個“幽靈”來到人世間時，它帶着一個可怕的使命。《共產黨宣言》最後有一段很著名的話：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個“幽靈”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開挑戰現實人類社會，要砸爛舊世界，“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消滅剝削，“消滅家庭”，讓無產者統治世界。

一個公開聲稱要“打砸搶”的政黨，不僅不承認自己的觀點邪惡，它在《共產黨宣言》中還理直氣壯地宣告：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從哪裡來的呢？按照無神論的自然法來說，是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必然，是宇宙運動規律的結果。按照有神論的觀點來說，人類的傳統和倫理道德都是神傳給人的。不管怎麼來的，最基本的人倫道德、行為規範、善惡標準都有其相對不變性，是千百年來規範人類行為、維繫社會生存的基礎。如果人類沒有了道德規範和善惡準則，豈不是要墮落為獸類？當《共產黨宣言》“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時，它威脅的是人類社會正常生存的基礎，註定了共產黨是一個破壞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宣言》這篇綱領性的文獻，通篇流露着偏執情結，卻不見仁愛和寬容之心。馬克思、恩格斯自以為通過唯物主義發現了社會發展規律，於是真理在手，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執意把共產主義的虛幻強加於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毀已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基礎。《共產黨宣言》為新生的共產黨注入的正是這樣一個反天理、滅人性、狂妄自大、極端自私、而又為所欲為的邪靈。

四、共產黨的末日論——“亡黨”恐懼

馬恩為共產黨注入了一個邪靈，列寧則在俄國建立共產黨，通過流氓暴力顛覆了二月革命後新成立的臨時政府，扼殺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奪取了政權，為共產邪教在人世間奪得了一塊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僅沒有能使無產者獲得整個世界，相反的，如《共產黨宣言》第一段所言，“舊歐洲的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共產黨產生之後，立即陷入生存危機，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十月革命後，俄共布爾甚維克掌權既沒給人民帶來和平，也沒有帶來麵包，又胡亂殺人。前線接連打敗仗，後方經濟困難更因革命而加深，於是人民就起來反抗。很快內戰席捲全國，農民紛紛拒絕向城市供應糧食，頓河流域發生哥薩克大規模暴動，和紅軍血腥拉鋸，雙方那種原始的野蠻、殘忍和血腥，在蕭洛霍夫《頓河故事集》、《靜靜的頓河》等文學作品中得到了體現。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前白軍將領率領的起義隊伍，一度幾乎推翻了俄共的統治。一個政權初生便激起幾乎全體人民的反抗，蓋因共產邪教太邪惡，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國的遭遇也很類似，從“馬日事變”，“四一二屠殺”，到蘇區五次“圍剿”以及大潰逃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長期面臨着被消滅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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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爛舊世界的決心出世，卻發現它不得不首先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如何能不被消滅而生存下來。因此，共產黨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掉的恐懼之中。生存，成為共產黨邪教的頭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國際共產陣營完全解體的情況下，中共的生存危機愈加嚴重，“亡黨”的劫難論在八九年以後越來越接近現實。

五、共產黨邪教的生存法寶——殘酷鬥爭

共產黨一貫強調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中共的黨員入黨必須宣誓：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見中共黨章第一章第六條）

共產黨把這種獻身入教的精神稱之為“黨性”。它要求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隨時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理念和原則，絕對服從黨的意志和領袖的意志。要你為善就為善，讓你作惡就作惡，否則就達不到黨員的標準，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現。

毛澤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對黨性的培養和維持，靠的是周期性的黨內鬥爭機制。通過不斷發動的對內對外的殘酷鬥爭，共產黨一方面消滅異己，製造紅色恐怖，一方面不斷清理黨的隊伍，嚴肅家法教規，培養黨員的“黨性”，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這成為共產黨保持其生存的一個法寶。

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中最善於利用這一黨內鬥爭法寶的大師，其鬥爭方式之慘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蘇區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搞了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肅ＡＢ團”，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毛澤東為了造成一個肅“AB團”的大氣候，不惜首先拿跟隨自己的嫡系部隊開刀，於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紅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ＡＢ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ＡＢ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蘇區肅反 (大紀元配圖)

接下來毛反手開始整治蘇區的異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者“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人“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ＡＢ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ＡＢ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ＡＢ團”。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時間裡，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ＡＢ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見高華的《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考察》）

毛澤東靠着鬥爭學說和實踐，從蘇區到延安，逐步謀取和奠定了其黨內絕對領導地位。建國後，這種黨內鬥爭仍然繼續。例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整掉彭德懷，與會的中央領導們沒有一個能不表態過關的，僅有的幾個敢於發表或保留自己意見的，統統被整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到了文革時期，中央的老幹部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範，哪個敢對毛澤東哼一聲？共產黨一貫強調對黨的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強調對教主領袖的絕對服從。這種黨性，就是這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中培養和鍛練出來的。

曾經做過中共領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無路，68歲的人，還要每月平均被批鬥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為“蘇修”特務處理，早已投入監獄，音訊全無。他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藥自盡。李立三在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個共產黨員死到臨頭也不敢放棄的“黨性”：

主席：

我現在是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決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雖然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最終把中國拖入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但是這種“隔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的確成了保證共產黨生存的一個機制。每一次運動，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數，讓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數乖乖的統一到黨的路線上，由此增加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並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棄良知的“不堅定”分子，打擊任何敢於對抗的力量。靠了這樣一個機制，共產黨內最有鬥爭精神、最善於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權力，也就是說共產黨邪教教主保證都是富於鬥爭經驗和黨性十足的強悍分子。這種殘酷鬥爭也給經歷過的人以“血的教訓”和暴力洗腦，同時不斷在鬥爭中夠給共產黨充電，愈加強化其鬥爭精神，保證黨不被消滅，也不會被演變成一個放棄鬥爭的溫和團體。

共產黨所要求的這種黨性，正是從共產黨的邪教本質演變出來的。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決心與一切傳統原則決裂，決心不惜一切手段，與一切妨礙自己的力量為敵，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黨員都培養成無情無義無信的黨的馴服工具。共產黨這種本質，源自於其對人類社會和傳統的仇視，源自於對自我的虛妄估價和由此衍生出的極端自私和對他人生命的蔑視。共產黨為了自己所謂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爛整個世界，消滅一切異己。這樣一個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對，所以它就一定要設法消滅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讓人信服它的邪說。所以共產黨要保證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壞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準則，把人變成馴服的奴隸和工具。在共產黨的邏輯看來，黨的生命、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甚至大於全體黨員集體的利益總和，因此任何個體黨員都隨時要準備為黨犧牲。

從中共的歷史看，像陳獨秀、瞿秋白這種多少保留一些傳統知識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心裡還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鎔基這樣立志做清官為民干點實事的人，不論他們對黨貢獻有多大，也不論他們如何沒有個人野心，最後都難免不被清洗或擱置起來，被黨的利益和紀律制約住。多年鬥爭中培養出來根深入骨的黨性，使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妥協，束手就範。因為在他們的下意識里，黨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寧可犧牲自己，寧可眼看着黨內的邪惡勢力行兇，他們也不敢因為堅持良知善念而影響黨的生存。這正是共產黨的鬥爭機制的結果，它把好人也變成為其所用的工具，卻用黨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滅人的良知。中共十幾次“路線鬥爭”，打倒了10多個黨的領導人或是內定的接班人，黨的領袖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毛澤東雖然稱王43年，但屍骨未寒其老婆和侄子就鋃鐺入獄，全黨還歡呼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喜劇乎？鬧劇乎？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政治運動不斷，從黨內鬥到黨外。毛澤東時代如此，“改革開放”以後依然如此：八十年代人們的思想才稍有點兒自由，共產黨就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共產黨要絕對領導權；1989年青年學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鎮壓，因為共產黨容不得民主思潮；九十年代出現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卻引來共產黨自1999年至今滅絕型的迫害，因為共產黨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動用暴力把人內心的良知摧毀，共產黨才能放心自己的權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把世界連通在一起，卻唯有中共花大筆的錢搞網絡封鎖、抓網上自由人士，因為共產黨特別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產黨邪教的惡變

邪教共產黨在本質上否定天理、扼殺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極端自私、為所欲為。雖然在實踐中不斷犯下禍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它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罪惡，也永遠不敢讓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質。另一方面，共產黨從來不在乎改換口號和招牌，因為這一切在共產黨看來都是手段，只要有利於共產黨的生存這個大目標，共產黨什麼都可以干，因為它毫無道義原則可言。

這樣一個制度化、社會化了的邪教，其發展方向，只有走向徹底的墮落。由於權力的高度集中，由於對社會輿論及各種可能的監督機制的扼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共產黨走向墮落和腐敗。

今天的中共，已經墮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污黨”，“腐敗黨”。據中國官方統計，全中國有兩千萬黨政官員在位，20多年以來已經有超過8百多萬黨政官員被查實有腐敗犯罪，受到中國黨紀、政紀、法律懲處，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敗分子，實際上中國黨政官員的腐敗已經超過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過只是一少部份。

貪污腐敗，為自己撈錢、撈取好處，這種物質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團的最大凝聚力。貪官們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他們腐敗的機會，如果共產黨倒台，他們失去的不僅是權力官職，還可能面臨着被清算的危險。在黑幕文學《天怒》中，小說家用市委辦公廳副主任郝相壽的嘴道出了這個黨的天機：“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但是共產黨是不會冒着亡黨的危險反腐敗的。它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殺幾個腐敗分子給人看，用幾顆腐敗分子的腦袋，來為共產黨延續幾年的時光。共產黨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權力，避免黨的滅亡。

今天的中國，倫理道德被破壞的極為慘重。假貨泛濫，娼妓遍地，毒品復燃，官匪勾結，黑社會橫行，聚賭，行賄，貪污腐化等危害社會的現象泛濫猖獗。共產黨卻在很大程度上聽之任之，而且許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護費的黑後台。南京大學專門研究黑社會現象的學者蔡少卿估計，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至少有一百萬人左右。每破獲一個黑幫組織，總會連帶出背後的政府要員、法官、警官等共產黨腐敗分子。

官匪勾結(大紀元配圖)

中國共產黨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給人民以信仰自由。對於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如信仰耶穌和上帝的地下教會成員，中共極盡其殘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會終結一黨專制，所以不敢給人民以政治自由，對於有獨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對民間維權人士，也是動輒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國共產黨卻給了中國人以另一種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關心政治，不反對黨的領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縱開來，直至去干任何邪惡的、傷天害理的事。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共的大墮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國社會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這正是當今中共邪教敗壞社會的寫照。

七、對共產黨邪教統治的反思

（一）共產黨是什麼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無法簡單的回答。雖然共產黨披着一個為“公”的外衣，以一個政黨的名義出現，的確能夠迷惑很多人，但是共產黨卻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政黨，而是一個邪靈附體的害人邪教。共產黨是一個活的生命：黨組織，也即邪教的世間表象，是它的肌體；從根本上主宰着共產黨的，是最早注入的那個邪靈，它決定着黨的邪教本質。

共產黨的領袖們，雖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們只是邪靈和黨的代言人與管家。當他們的意志和目的與黨一致並能為黨所用的時候，他們被選擇為領導者。但是當他們不能滿足黨的需要的時候，他們會被無情地打倒。黨的鬥爭機制保證了只有最狡詐、最邪惡、最強悍的分子才能坐穩共產黨教主的席位。中共歷史上十幾個黨領袖都難有好下場，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黨的最高領導其實出路有限，要麼破門出教，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名垂青史；要麼像中共其他總書記那樣被黨吞噬。

群眾，是共產黨奴役和壓迫的對象。在共產黨控制的範圍內，人民群眾沒有拒絕共產黨的權利，卻被強迫接受黨的領導和承擔支持（供養）共產黨的義務。他們還要在黨的鐵血威脅下經常接受邪教式洗腦。共產黨在中國強迫全民信邪教、供養邪教，確是舉世罕見，甚至可以說在全世界獨領風騷。

黨員，是被用來充實共產黨肌體的人群。這部份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會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越是這樣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攏進黨內，利用他們的名譽和能力為黨服務。還有很多人為了當官，為了高人一等，撈取私利而積極加入共產黨，助紂為虐、如魚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為，因為在共產黨統治的天下，除了入黨外沒有個人發展的機會而選擇加入。生活中還有不少人是為了分套房子、甚至爭個“進步”的面子而入黨的。所以中共幾千萬黨員，其中好人壞人都不少。但不管入黨的動機是什麼、是否自願，只要在共產黨黨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願獻身。從此每周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就是不斷的洗腦過程，以至於相當比例的人變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產黨的邪靈所附體、所主宰。這樣的人在共產黨內的職能，好比是人體的細胞，為肌體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從此“黨性”的緊箍圈加於頭上，再想摘下來就難了，一旦人性顯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肅和迫害。此時即使想退黨，但因為共產黨邪教許進不許出，就會被當作叛徒對待。所以人們常常看到共產黨員身上普遍存在的雙重人格：政治場合的“黨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緊箍咒(大紀元配圖)

黨的幹部，是黨員中掌握了權力的一個群體。他們雖然在個別的地點、個別的時間、和個別的事件上能夠表現出個人的善惡或做出個體的決定，但是他們在總體上只能遵照黨的意志辦事，所謂“全黨服從中央”。他們承上啟下，是共產黨的中堅力量，但是他們起的作用只是黨的工具。這些人在歷次運動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擊。這背後的標準則是看你是否跟對了教主，是不是忠心無二。

（二）為什麼人民不覺悟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五十多年，作惡多端，邪惡無比，但是為什麼全民對它的邪教本質卻缺乏認識呢？難道中國人笨嗎？不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傳統。但中國人卻至今還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滿，關鍵的原因在於共產黨邪靈禁錮了人民的思想。

請設想，如果中國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的孰是孰非可以公開討論，我們不難想像，智慧的中國人會早已識破了共產黨的罪惡本質，也早已擺脫了共產黨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統治下的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喪失了言論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識份子中抓右派，為的就是從此鉗制言論、禁錮思想。在這樣一個無自由的社會裡，就連文革時期那些曾誠心鑽研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數被以“反黨集團”的罪名鎮壓，更不要說討論共產黨的是非了。

共產黨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國人連想都不曾敢想過。但一旦立論，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不難從自身的經歷和親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論據。

人民除了被禁錮思想自由，還要被灌滿共產黨的說教和黨文化。於是人們只能聽到對黨的歌功頌德，頭腦中除了共產黨的東西之外就貧困的可憐。舉個例子，“六四”鎮壓時，天安門廣場附近一開槍，許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叢後去了。等人們緩過一點神，馬上從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約而同的高唱着《國際歌》，勇敢地走出來。那些中國人誠然勇敢、純真、可敬，但是為什麼面對共產黨的屠殺，他們還要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呢？原因也很簡單：黨文化的教育下，可憐的人們被共產黨搞的只知道共產主義。除了《國際歌》和其它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歌曲，就再也沒歌可唱了。

（三）出路在哪裡

中共已經走向徹底的墮落，可悲的是，這個邪教滅亡之前，還在力圖將其命運與中華民族綁在一起。

行將就木的中共，它的力量明顯在衰退，對人民思想的禁制也開始越來越不靈了。現代電信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中共很難繼續壟斷信息、封鎖言論。貪官污吏對人民的掠奪和壓迫日趨嚴重，對中共心存幻想的大眾逐步覺悟，不少人走上民間維權抗爭之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沒有達到中共鞏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卻大瀉了中共的元氣，暴露了中共的殘暴。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反思共產黨成為可能，成為中華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徹底擺脫共產黨邪靈控制的一個契機。

(大紀元配圖)

在中共邪教統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國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靈魂的救贖。這需要中國人自救才能達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認識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總有一天，人民會把附着在國家行政體系之上的共產黨組織剝落，讓靠社會中堅力量維繫的社會體系獨立運作。這一天已經不遠了。減少一個盤剝吸血和整人害人的黨組織，只會改善和提高政府機關的工作水平。其實把共產黨從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搞“黨政分家”的黨內改革人士所認識所實踐過。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否定“黨的絕對領導”，這種邪教體系內的改良努力，事實上證明是不夠的，也是難於進行的。

黨文化是共產黨邪教組織所需要的存在環境。在思想上清除黨文化和共產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黨附體，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機構中的黨附體困難的多，但卻是真正清除共產黨邪教的根本方法。這只能靠中國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歸真，才能實現社會道德重建，從而順利完成向一個沒有共產黨的良性社會的過渡。解除附體的妙方，就是認識到邪靈的本質和危害，從思想上與之決裂、清除，讓附體再無立腳之地。共產黨最重視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因為共產黨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罷了。當中國人民全都在心靈上否定共產黨的歪理邪說，主動清理黨文化，清理共產邪教對自己觀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響時，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面臨崩潰。共產黨就會在人民的自救中解體。

(大紀元配圖)

凡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多與貧困、集權、迫害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國家已經所剩不多了，中國、北韓、越南、古巴，屈指可數，末日可期。

以中國人的智慧，照歷史上中華民族的輝煌，擺脫了共產黨邪靈附體的中國，將是一個大有希望的社會。

結語

共產黨已經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其靈魂已死，但是陰魂未散。中共承襲了共產黨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滿了狂妄自大、極端自私、和為所欲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這個邪教中，共產黨否定天理、扼殺人性的本質一脈相傳，並沒有改變。

今天中共用來統治中國的，正是共產黨多年積累的鬥爭手段、嚴密的組織制度、和“黨附體”的統治形式，以及國教化了的邪教宣傳。前文總結的共產黨的六大邪教特徵，今天的中共條條俱全，諸善不做，諸惡奉行。

這個越來越走近滅亡末路的共產黨邪教，正在加速的腐敗墮落，最可怕的一點，是這個不甘滅亡的邪教，還在盡其所能把中國社會也帶向腐敗墮落的深淵。

中國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擺脫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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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