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主持了台灣回歸儀式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02日15:36:5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接受日軍投降典禮總共只有短短五分鐘，卻在史冊上記錄在案。這五分鐘，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浴血奮鬥了半個世紀才得來的，結束了日本對台灣長達51年的霸占。為永久紀念台灣從日寇統治下重歸祖國懷抱，國民政府決定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放假一天 ◆高伐林 　　葛天惠老人的父親葛敬恩，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將台灣交還給中國儀式的主持人。當時他的身份，是國民政府成立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在台灣，是一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之下，萬人之上。 　　葛天惠對筆者說：我父親被選中擔任這個職務，一個是蔣介石比較信任他，另一個是陳儀與他有多年合作的經歷。 　　抗戰勝利前夕，葛敬恩沒有擔任什麼職務。他是學軍事出身，多年領兵打仗，蔣介石一直想用他的軍事長才，但他卻對刀光血影不感興趣，愛好農業園藝，在上海隱居多年才到大後方去；農林方面的職務，蔣介石另有考慮，不肯給他。他就在各地考察。 　　葛天惠回憶說：軍令部長（參謀本部的後方）徐永昌將軍與我爸爸比較熟悉，打電報給在昆明考察的我爸爸，要他快回來，一起去日本，參加在美軍的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的盟國受降儀式。因為天氣不好，延宕了幾天，我爸爸趕到重慶時，徐已經走了。 　　葛敬恩本人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收到徐永昌電報的同時，還收到林蔚（曾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時任軍令部次長）的電報，也是要他速回重慶。但林蔚是為另一件事——比參加一個受降儀式可重大多了。葛敬恩回到重慶後，林蔚對他說：為了接收台灣，陳儀已經請示蔣介石，讓葛參加，好有個幫手。 　　葛天惠告訴筆者：我爸爸開始有些猶豫，不肯去，因為他脫離軍隊已經十來年，手下的人早走散了，他對台灣情況也一點不摸底。陳儀對台灣情況倒是比較熟，他跟我爸爸是多少年的老搭檔，特別信得過，再三勸我爸爸，後來我爸爸才點頭了，同意出任秘書長。“我爸爸很小時，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我祖母就對他說過：台灣被日本人拿去了，這是恥辱，將來一定要拿回來！如今能參加親手拿回來，他感到光榮。” 　　葛敬恩當時還被安了一個頭銜：“前進指揮所主任”——他是要到台灣打前站的。 中山堂附近慶祝台灣光復的台灣民眾。（資料照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國民政府即公告中外：行將接收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即將派行政及軍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務須安居樂業，各守秩序，不得驚擾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陸海空軍及警察，皆應聽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規，危害民眾生命財產……” 　　8月26日，陸軍總司令、任中國戰區受降主官的何應欽，宣布了台灣地區的受降主官為陳儀，受降地點在台北，該地區的日軍投降代表為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 　　9月9日，日本向中國政府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台灣日軍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也是投降代表之一。當天晚上，岡村寧次下令，在中國包括台灣、澎湖的全部部隊，一律向中國政府投降。 　　9月14日，中國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攜帶國旗，接收台北機場。飛機抵達台北時低飛一圈，市民們仰望天空，歡呼雀躍，聲震九霄。張廷孟一下飛機，就令前來迎接的安藤利吉降下機場及所有建築上懸掛的日本國旗。太陽旗旋即在人們面前消失，代之以中國國旗。機場內外同胞不約而同肅立致敬，歡聲四起。 　　蔣介石決定派遣6個師、20艘軍艦、2個飛行大隊，開赴台灣參加接收。9月17日，首批軍隊開進基隆港登岸，市民圍聚碼頭，爭睹接收軍隊。軍人從基隆乘火車往台北的路上，無以計數的民眾鵠立道旁。從1894年到1945年，骨肉分離整整半個世紀，這一天終於重逢。 　　我也讀到過有關記載，說當時台灣民眾對前來接收的國軍的裝備、士氣，印象不如預期，這多少也埋下了後來民變的伏筆。 　　經過一個多月緊張籌備，1945年10月5日，葛敬恩率領第一批赴台官員、憲兵等共81人動身了，其中包括跟他一樣新上任的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 　　在美國的幫助下，他們用了五架美國空軍C47軍用運輸機，於早晨自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出發，中午抵達上海降落加油，再三小時直飛台北松山機場。葛敬恩這時正發高燒40度，但行期早已經確定，無法更改，只好強撐着前往。 　　葛天惠當時並沒有跟隨父親前往。他告訴筆者說：因為我母親抗戰前拼了命去營救被蔣介石軟禁起來的父親，多次從杭州到南昌，這麼奔波加上焦慮，身體搞壞了，我爸爸去台灣時，我正回到上海陪母親。我爸爸到上海停了一下，倒是接上了我姐姐，一起去台灣，在爸爸身邊做他的私人秘書，主要是照顧他的生活。 　　姐姐比葛天惠大兩歲，“後來台灣政府給我爸爸派了好幾個秘書，我姐姐就去台灣大學教書了。” 　　雖然葛天惠沒有在台北現場，但是他們到達的盛況，後來卻聽父親多次說過： 　　這天強颱風剛剛刮過，大雨滂沱，但到達台北機場後車隊進城，20公里路途兩邊，數十萬台灣同胞夾道歡迎，人人狂喜，淚流滿面，稱得上是“淚飛頓作傾盆雨”（毛澤東詩句）！ 　　第二天上午，葛敬恩在長官公署及台北市公會堂正式升起了中華民國的國旗。他設立“台灣前進指揮所”，以備忘錄形式通知日本末代總督安藤利吉，令其做好全部交接準備。 　　10月24日，陳儀抵達台北。他在離開重慶時，公布了治台方針：在台灣切實實行三民主義，普及國語，推進教育，增加台民福利，建設安定繁榮的新台灣。當天午後2時， 陳儀與美軍陸軍上校哥德理、海軍上校凱爾，自上海虹橋機場起飛，4時許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機場上，國旗彩旗似潮翻卷。當陳儀步下舷梯時，軍樂大作，歡呼聲、掌聲響成一片。他檢閱儀仗隊後，與前來歡迎的葛敬恩等人熱烈擁抱握手，互致問候。  　　離飛機百米外的一角，孤零零地站着一排垂頭喪氣的日本人，那是安藤利吉為首的日本軍政頭目。葛敬恩把陳儀介紹給安藤利吉：“這位是台灣省接收主官、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安藤利吉強作出一副笑臉，立正敬禮：“歡迎陳將軍。”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日軍受降典禮。（資料照片） 　　1945年10月25日，晨曦初露時，台北各界人士涌到公會堂，受降典禮在這裡舉行，人山人海。 　　8點55分，樂隊高奏勝利進行曲，身穿嶄新的陸軍上將服的陳儀緩步走入大廳，他的身後緊跟着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台灣警備副總司令陳孔達、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70軍軍長陳頤鼎、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李世甲等軍政長官。 　　日方投降代表安藤利吉等五人，早已奉命到達，另室等候，聽從傳喚。 　　大鐘敲了九下，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葛敬恩莊嚴宣布：“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典禮開始。” 　　安藤利吉為首的日本投降代表，在中方人員指引下，低着頭魚貫而入，至受降席前站成一排，向陳儀行禮。陳儀命令他們在投降席坐下。 　　接着，陳儀起立，莊重地宣讀受降書：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已在首都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本官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之命，為台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原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依照此項命令，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應交還中國，所有日本在台灣及澎湖列島的陸海空軍和警察，均應繳出武器，聽候處理，希即遵行。 　　安藤利吉微微點頭應諾。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把受降書與第一號命令交給安藤利吉。安藤利吉躬身接過，匆匆掃視一遍後，用毛筆簽名。 　　這時，中外記者的照相機，不約而同對準了安藤利吉，鎂光燈閃爍，“咔嚓”聲不斷。安藤利吉手指顫抖幾至難以握筆。 　　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把簽了字的文本呈交陳儀，葛敬恩大聲宣布：受降禮畢，令日方代表退出。全聲掌聲雷動。安藤利吉等再向陳儀行禮，快步出了大廳。 　　接受日軍投降典禮總共只有短短五分鐘，卻在史冊上記錄在案。這五分鐘，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浴血奮鬥了半個世紀才得來的，結束了日本對台灣長達51年的霸占，寶島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為永久紀念台灣從日寇統治下重歸祖國懷抱，國民政府決定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放假一天。 陳儀（右）在台北中山堂接受日本的投降書。（資料照片） 附：二二八事件的嚴重後果——答網友 　　昨天有署名為“中西部人”的讀者在我寫的《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下）後面跟帖，對我所寫的專訪的真實性表示質疑：“高先生，你這是寫小說還是寫歷史？我看是寫小說啊。” 　　這位讀者給了我一個鏈接，“給你這個鏈接，去看看其他人是如何判斷這個228的。本人的父親在台灣親身經歷228，我在福建周邊也還有不少人都是親身經歷228的。我都是親耳聽到這些228事件親歷者給我講敘他們眼中看到的228。你就用一個人的敘述，就怎麼簡單的給228下了結論。你的這個歷史結論也太容易下了吧？” 　　隨後我做了回答。考慮到這篇專訪已經刊出兩天了，可能不少讀者不會再去閱讀並注意到他的質疑和我的回答，而有些問題又具有一定普遍性，這裡我再詳細闡述一下看法：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發展史和台灣同胞的心靈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我們所經歷過的“反右”“文革”和“六四”。當時的台灣才一千多萬人，死於這個事件的就成千上萬，遠遠超過“反右”和“六四”的受難者（詳見下），被關押、被處罰者，以及波及的家庭成員人數，當然更是數倍於死難者的數字。 　　無疑，因為多年隔絕、經歷不同，中國大陸人士對於台灣同胞的感受，比較隔膜，對於二二八事件，也相對比較陌生，這很自然（反過來，也一樣。我很難想象，台灣人能夠真切地體察中國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下的社會氣氛和民眾心理）。但是，既然我們是將台灣民眾視為血濃於水的同胞，我們對於這個事件及其嚴重後果，就必須有所了解。我們不能一方面聲稱“兩岸民眾都是炎黃子孫、骨肉同胞”，另一方面對同胞半個世紀來所受創傷置若罔聞。 　　某種程度上，我甚至認為，從二二八事件入手，我們才能掌握探索台灣、探索台灣人和台灣問題的鑰匙，從而更好地加強兩岸民眾的溝通和互信。 　　更何況，台灣民眾幾代人為爭取得到對這一事件的公正評價，為受難者及家屬得到應有的賠償，多年來不懈地努力，台灣當局最終也為此道歉、補償，很值得大陸朝野學習、借鑑呢。 　　對“中西部人”的關注並直言質疑，我很感謝。同時我提出幾點想法： 　　一，歷史，就是一個個“他的”故事（his-story）組成的。我從“他的”（講述者葛天惠老人的）經歷觀感，結合我對史料和研究資料的閱讀，得出我的結論。這些資料包括：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灣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灣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2006）；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即1995年，台灣立法院制定全文十六條，以及直到2001年的歷次修正案）…… 　　這些調查報告，有的是出自官方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的正式調查報告，有的是不滿意官方結論的民間機構鍥而不捨多年調查的結果，觀點各異，但應該說，都是嚴肅認真的。尤其是“補償條例”，因為涉及用納稅人的錢來賠償，更是經過了有關各方的博弈，是反覆爭辯、斟酌的結果。 　　二，今天我們都在研究和反對台獨，而台獨，恰恰就起源於對二二八事件蔣介石政權及其國軍對台灣民眾大肆鎮壓的反彈。歷史就是這麼讓我們始料未及：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台獨之果，恰恰是台獨之因。 　　有無數史料可以証明這一點，包括我所採訪的葛天惠老人的親身觀感，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我詢問事件爆發時已二十多歲的這位工程師：“當時民眾和精英們中，是否有‘台獨’的訴求？”葛天惠搖頭：“我們當時沒聽有人提‘台人治台’之類口號，聽到的主要是要求自治。” 　　三，二二八罹難者人數，歷年來各種統計懸殊甚大，從不到一千人到十幾萬人不等。若從中挑選比較權威的台灣政府行政院的官方調查報告提出的數字：死1萬8千人至2萬8千人——這實在是夠駭人聽聞了！我們記得，北京的“六四”事件罹難者的數字只有這個人數的十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吧？比較一下，不難感受台灣同胞對二二八事件的創深痛巨。 　　無疑，在事件中（主要是在國軍未曾到來的台灣無政府狀態的十天中），暴徒殺害了不少大陸來台人士，他們也是罹難者中的一部分；但是當國軍到來、形勢逆轉之後，台灣本土人士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者更多得不可比擬。史實俱在，有多種調查報告可以為證，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有下面第四條。 　　四，1996年，中華民國行政院通過訂定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並為國定假日。 　　除了政府之外，中國國民黨前任主席連戰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 　　中華民國現任總統馬英九則於2006年將此事件解釋為“官逼民反”，並代表國民黨道歉認錯；他表示，二二八紀念日降半旗，甚至將二二八視為“國殤”也不為過。 　　五，謝謝“中西部人”給出的鏈接，我去看了。該鏈接是“YST2000的網誌”（即博客）。那不也就是YST2000的個人結論嗎？ 　　正如他所說： 　　1.主張台獨的說：“二二八事件”是外來的國民黨軍隊殺我們台灣人； 　　2.中共官方說：“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所做的抗爭，是官逼民反； 　　3.主張統一的zgr說：“228是爭取中國統一的起義”。 　　大家各說各話。（引文完） 　　YST2000在文中提供了一個他自己的結論： 　　如果我們把觀察的角度拉高到國際層次，那麼一切就非常清楚了。 　　“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武力奪權的運動，是中華民國、日本、美國、本土台灣人和中國共產黨五方角力的政治奪權運動。 （引文完，粗體為我所標——高） 　　YST2000這個結論是否正確，留待讀者思考吧，我覺得是並沒有充分說服力的——例如，誰能相信，當時剛剛戰敗的日本人，還要在已經回歸中國的台灣島上搞“政治奪權”，還是個“運動”、甚至還是“武力奪權”？！ 　　我不明白，何以“中西部人”寧可相信YST2000這同樣也是“一個人的敘述”，並不靠譜的“一個人的歷史結論”？ 　　六，若要用最短時間、最簡明又最全面地了解台灣二二八事件，接觸儘可能多比較權威的史料來源，我倒建議“中西部人”、也向其他網友推薦，看看維基百科的“二二八事件”辭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相關文章： 　　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悲劇（下） 　　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悲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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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R, ccp and J aaginst回歸 - ccplie 03/02/1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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