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終於再調查，否定假專訪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4月01日13:56:5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南方都市報》刊登造假專訪後四年拒不認錯。經過有關知情人士反覆申訴，該報終於派出首席記者韓福東重新採訪，並於2009年11月22日，正式刊出“再調查”，澄清了史實。但絲毫沒有提到《南都》的記者責任、編輯責任、審查責任，將致歉的語句也刪除了 　　《南方都市報》2005年8月9日刊登了圖文並茂的長篇造假專訪，數年來在中國門戶網站上流傳。但一直受到讀者揭露、質疑。其中中條山戰役中真正的17軍軍長高桂滋中將的兒子和女兒，多次寫信、打電話給《南方都市報》，指出此篇專訪中的主人公馬兆麟純屬忽悠，所說事跡與史實相去甚遠。但《南方都市報》先不置一詞，後拒絕認錯，其律師肖女士“最後答覆”稱： “無法對此作出公開的賠禮道歉或者更正”。 　　為了還原史實，去偽存真，高桂滋的女兒、陝西退休幹部、楊虎城將軍社會福利會副會長高士潔，專程自費前往甘肅，拜訪馬兆麟當面調查；還約見此篇報道的撰稿者、該報前特派記者王鵬深入了解，繼續向《南方都市報》反映。 　　經過一番周折，他們的揭露終於引起了《南方都市報》領導的重視，在事過四年後，派出首席記者韓福東重新調查。 　　韓福東後來記敘說：他在一周多時間內，在西安與高士潔就疑點問題做了溝通，也讓當時參與報道記者還原採訪場景，並先後兩次前往馬兆麟家與其核實相關歷史事實，還採訪了村里及鎮上當年的知情人。在甘肅省靖遠縣（陡城村改革開放前歸靖遠縣管轄）公安局檔案室，查閱了一整天的相關檔案。確認自稱“當過營長，在中條山戰役中火線接任團長、17軍軍長”的馬兆麟，雖然在中條山一帶參加過抗日戰鬥，但並非高桂滋的17軍，並沒有參加過1941年5月的抗戰史上特稱的“中條山戰役”。而且——他那時只是個連長。 　　又過了三個月，《南方都市報》11月22日A11版，刊出了署名為“首席記者 韓福東”的這篇《“抗戰老兵”報道“馬兆麟”一文再調查》。該文全文附後。 　　幾乎在《南方都市報》刊出此文的當天，我就收到高士潔女士給該報法務部蔣律師的信及相關資料的副本。徵得她的同意，將她的信全文刊登如下： 蔣律師： 　　您好！ 　　我把我們4月23日致《南方都市報》總編的信再次發給您，請您和總編看清楚我們提出的問題： 　　一、我們在該信中說：“馬兆麟所述經歷都是虛構”和“高桂滋脫隊純屬誹謗”，這兩個問題，貴報首席記者韓福東先生已經查清楚了，你們這次“再調查”也如實登載了。 　　但是我們在信中要求：“貴報所寫高桂滋在萬分危急的戰況中，拋下部隊去後方休養，隨意指定一個兄弟部隊的‘團長’指揮本軍，這嚴重悖離史實，更對我們父親的名譽構成嚴重誹謗。軍人視名譽勝於生命，軍人的後裔也視軍人的名譽勝過生命，我們不能不嚴正要求澄清並道歉。”你們的“再調查”雖然勘誤，卻沒有指出原稿對高桂滋名譽的傷害，更沒有道歉！ 　　二、貴報的責任不可推卸。你們在正式刊出的“再調查”勘誤中，卻絲毫沒有提到《南都》的責任——記者責任、編輯責任、審查責任。 　　我本不想強調《南都》的責任問題。但是韓福東寫好初稿後，給我們看過，沒想到你們在刊出時，卻把韓福東初稿中重要的兩句話刪除了： 　　“無論如何，本報在該文發表之前未對馬兆麟所言予以仔細考證，都是錯誤的。” 　　“本報就報道失實，謹向高士潔兄妹及廣大讀者致歉。” 　　我認為，這兩處重要的刪除，絕非偶然或者篇幅所限，而是再次表現了《南都》文過飾非的態度，或者內部管理的混亂。 　　三、我們在4月給貴刊總編輯的公開信的最後，要求：“貴報全文刊登我們的這封公開信；要求貴報通知轉載此文的新浪、騰訊、中華、央視、北方、華夏經緯、三峽傳媒、黃埔軍校等網站，撤除這篇對馬兆麟的所謂“專訪”，以挽回不良影響。” 　　你們可以不登我們的公開信，就登韓福東所寫的勘誤“再調查”就行。但是，韓福東勘誤“再調查”稿中體現《南都》正確態度的語句，刊出時被你們刪除了，勘誤的目的沒有達到，您說該怎麼辦？ 　　高士潔 11/24 附：“抗戰老兵”報道“馬兆麟”一文再調查 《南方都市報》首席記者 韓福東，2009年11月22日 　　8月17日下午，記者進入甘肅省白銀市平川區陡城村馬兆麟的家裡時，他正坐在椅子上讀一本八年級的歷史教材。他不戴老花鏡，而身份證上的信息顯示，他生於1915年2月9日。他的聽力也不錯，在大多時刻不需要別人將一句話說兩遍。 　　4年前，本報在紀念抗戰勝利60年的“尋訪抗戰老兵”系列報道中，專訪了這位耳聰目明的老人。當時記者驚嘆於他的記憶力，雖然他腦部還留有戰爭年代的創傷疤痕。那篇刊發的報道題為《中條山戰役17軍代軍長馬兆麟：團長走了我接任團長，軍長走了我接任軍長》。 　　報道見報之後，陝西退休幹部、楊虎城將軍社會福利會副會長高士潔和她在美國的哥哥高斌，給本報寫信勘誤。高氏兄妹是報道中提到的原國民黨17軍軍長高桂滋的後人。陝西師大附中高級教師、歷史教研組長韋成樞也在網上，有理有據表達了對報道的不信任。 　　感謝高氏兄妹和韋成樞的寶貴意見，尤其是高士潔女士，不僅查閱了大量抗戰時的資料，還親自由西安前往甘肅陡城村與馬兆麟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對話。而本報啟動的針對涉嫌失實報道的再調查程序，是在她們所做前期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 　　本報記者在一周多的時間內，在西安與高士潔就疑點問題做了溝通，也讓當時參與報道記者還原採訪場景，並先後兩次前往馬兆麟家與其核實相關歷史事實，還採訪了村里及鎮上當年的知情人。在甘肅省靖遠縣(陡城村改革開放前歸靖遠縣管轄)公安局檔案室，查閱了一整天的相關檔案。接下來，終於在靖遠縣檔案局查獲關鍵性信息。 關於馬兆麟： 檔案顯示他只是個連長 　　馬兆麟的兒子馬得亞從箱櫃底下翻出一件舊軍衣、棉帽，還有一塊不會走的手錶。他說，這些連同馬兆麟在國民黨軍隊任職時拍的照片、200元錢以及一本印有蔣介石照片的本本(或為士官證)，在“文革”初期都被造反派抄家時拿走了，後來歸還時，沒有了表明馬兆麟當年身份的證件。 　　軍衣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標誌。馬兆麟說，軍裝上當年還有寫着他名字與職務的徽章。“我是軍長，中將。”他說，“造反派說，哎喲，你還是軍長呢。” 　　他仍沿襲4年前接受本報採訪時的說法。在那篇報道中，本報列出了他的履歷：1933年，到廣州黃埔軍校學習，為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生；1936 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分到96軍177師1058團，先後擔任2營排長、連長、營長，1941年，任1058團團長，在中條山戰役中被任命為84師師長、 17軍代軍長。幾天后，他還接到集團軍司令孫玉如(應為孫蔚如)將軍的正式委任。 　　經查，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是1926年8月在廣州黃埔入學，馬兆麟當年剛剛11歲，顯然不可能。或許是他記憶失誤？但遍查黃埔軍校6-16期學員名單，都沒有馬兆麟的名字。或許，他並非黃埔軍校畢業，而是某個中央軍校短訓班的學員？高士潔說，她為此跑到漢中市檔案館查了洛陽中央軍校軍官訓練班第 1-5期學員名單，仍然沒有馬兆麟。 　　此次回訪，馬兆麟說，他1933年18歲時就讀的是設在西安的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畢業後親歷了西安事變。但事實上，黃埔軍校第七分校成立於西安事變發生兩年後的1938年。 　　至於馬兆麟的1058團團長職務，在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所編的《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軍中的活動》(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中，有十七路軍序列沿革(1914-1946)，但1058團及其他各團的歷任團長名單中，都無馬兆麟的名字(馬兆麟說，他並無別名)。 　　或許是戰爭年代檔案散佚，相關當事人的回憶又可能疏漏？因馬兆麟在新中國成立後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本報記者循着這個線索進行了更深一步的調查。 　　當年的村支書鄭學文和馬兆麟有親戚關係，他說印象中抄家時有個“任命狀”，上面寫着馬兆麟是“旅長或軍長”。當年保管被抄物品的會計已經去世。65歲的張秀維是當年的紅衛兵，他和另一個年紀相仿的村民說，他們當年只是跟着造反，也不清楚馬兆麟的具體軍職，“有叫馬營長、馬軍長，還有叫他馬司令的呢！” 　　馬兆麟的兒子馬得亞說，當年他父親的一個綽號是“馬營長”。記者問，如果他是軍長，別人怎麼可能叫他“馬營長”。他辯解說，“是抄家前這樣叫，抄家後的情況我記不得了，我那時還小。” 　　被推薦的另一個據說更為知情的人是當年的公社書記鄭永茂，記者輾轉在靖遠縣劉川鄉澇壩灣村找到這位疾病纏身的70歲老人，他的記憶力已嚴重退化，印象中恍惚有馬兆麟的名字，“不可能是軍長”。因為那樣高級別的國民黨將領，在當地並不存在。 　　馬兆麟解放後一直在農村生活，沒有公職，這意味着他沒有掛靠在單位里的個人檔案。1979年3月5日獲得的對“歷史反革命”的糾正通知(通 知上名字誤為“馬兆嶺”)，是靖遠縣公安局所發。但在靖遠縣公安局檔案室查閱一天的結果，並未有進一步關於他的資料。 　　對馬兆麟真實身份的考證，至此進入了一個困境。綜合上述信息，似乎更傾向於認定他可能只是一個營長。本報記者開始在靖遠縣檔案局做更大範圍的查證。檔案中記錄的馬兆麟的信息顯示，馬兆麟解放前只是一個連長。 　　在1969年3月22日填寫的《陡城大隊：戴帽子地富反壞右分子登記表》中，記載着：馬兆麟，男，54歲，中農，歷反分子，主要罪惡表現：偽連長、偽黨員(社教時訂，1963年)。另有三張類似的登記表(其中兩張名字誤為馬兆林、馬兆嶺)，所能提供的進一步信息還包括，他是1945年以前加入偽(國民)黨。(檔案見全宗號“水泉公社”，永久52卷，1969年)。沒有更進一步的詳細信息。 　　但真相至此已基本清晰。 關於中條山戰役： 馬兆麟參戰時間有出入 　　記者查獲檔案後，考慮到馬兆麟身體尚好，遂再返平川區他的家中。當時他正坐在炕上讀家裡訂閱的《甘肅日報》。 　　當記者謹慎向他做進一步查核時，他的聽力似乎明顯差了很多。看到“文革”期間有關他“偽連長”的登記表複印件時，也長時間沉默。只是，當提及抗戰時的真實身份，他仍未改口。 　　但在記者進一步追問下，他承認，自己1938年負傷後，在西安治療的時間並未持續到1949年。他在抗戰勝利後，作為編餘軍官重返38軍軍部，“參加了內戰，但未帶兵”。1949年5月，他脫離所屬部隊回到了平川農村定居。 　　按常理推斷，“文革”期間馬兆麟被抄家時搜到的證明他軍職的證件，代表的應是他1949年脫隊前的真實身份。亦即，上世紀60年代馬兆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時所認定的“連長”，應是他1949年的軍職。1938年在中條山打仗時，他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 　　從馬兆麟的表述看，似乎他參與了發生在1938年的中條山的戰鬥。在高士潔及本報記者的回訪中，他也一再強調自己參加中條山戰鬥是在1938年。 　　據趙曉林、魏立安著《陝西抗日將領年譜》(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孫蔚如部(缺96軍177師529旅)1938年確曾在中條山一帶與日軍作戰，雖然細部有出入，但大致時間、地點及作戰部隊與馬兆麟所說吻合。如地點包括馬兆麟所說的陵井縣(應為臨晉縣)、運城墩台嶺等處。但該書稱，177師下轄的529旅並未參戰，而馬兆麟所謂的1058團，正隸屬於尚未歸還建制的529旅。 　　根據政協山西省垣曲縣委員會編纂的《垣曲戰場實錄》(第四頁)：“晉南會戰(中條山戰役)發生前，日軍13次進攻中條山”。即說明1938年至1940年發生在中條山地區的戰鬥，都不是史稱的晉南會戰或中條山戰役。 關於軍長高桂滋： 馬兆麟稱未當過其部下 　　“軍長高桂滋向着馬兆麟快步走來，不小心一腳踩空掉進了黃河，河水幾乎淹到胸前。副官一把將軍長拽出來。渾身濕漉漉的軍長對馬兆麟說，自從敵人兵力增加之後，成天到晚的炮擊，有一發炮彈落到他跟前把他炸昏了，現在頭疼得很，感覺不行了。 　　軍長接着說，他已經決定去後方休養，戰場指揮由馬兆麟代替。馬兆麟問軍長：‘還有其他團幹部比我年紀大，當團長時間長，為什麼不讓他們當？’ 　　‘你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學生，不怕死，會打仗。’ 　　軍長帶着副官和秘書一起走了。” 　　以上是4年前本報報道中涉及高桂滋將軍的段落。資料顯示，高桂滋等人在會戰脫險後於1941年6月10日給蔣介石和何應欽發電報，電文說：“職及副軍長劉礽祺和副師長高建白，由敵區沖圍出險，本日抵克難坡(原名‘南村坡’，位於陝晉交界、黃河東岸，系二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注)，謁閻長官後，即轉陝赴洛。所部(84)師建補各團及直屬部隊之一部，已余准渡河整頓，新二師殘部正陸續收容中。詳情俟後到陝續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電報，6251號檔案)。 　　馬兆麟在接受高士潔及本報記者回訪時說，他接替的不是高桂滋而是李興中，他從未成為高桂滋部下，在1941年也未與其照過面。但正如本報從靖遠縣檔案館查核的證據，馬兆麟只是一個連長。 　　相關文章： 　　出色的媒體也犯匪夷所思的錯誤——《南都》刊登的造假專訪 　　抗戰史實不容冒牌人士篡改 　　他們是失敗的英雄——記中條山戰役中的抗日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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