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山那邊去”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在學生中流行的一首歌曲“山那邊有好地方”，半個世紀了我還記得歌曲中的一些詞句：“山那邊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黃又黃，…大鯉魚呀滿池塘，織青布做衣裳，年年不會鬧饑荒…窮人富人都一樣…”那是一個男耕女織，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壓迫，沒有饑荒的地方，是小農經濟的理想社會。那時成批的青年學生下鄉到游擊區去，“到山那邊去”就成為到游擊區去的代名詞。我當時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到“山那邊”去的追求是建立一個民主、平等、自由，沒有剝削壓迫，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的社會。特別是民主、自由、平等，是廣大青年學生奉為神聖的追求目標。這也許是幾千年封建統治的窒息，迫使青年人更渴望民主、自由、平等。但按馬列主義的理論，“民主、自由、平等”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口號，而共產黨是要搞無產階級專政，強化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在高度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些理論當時也知一二，但並未深入思想，更沒有感性的認識，特別是對“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具體地思考過，毫無思想準備，所以對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體現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上、行動上都是處於被動狀態，不理解，不適應。對在高度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的目標，以前認為是可以實現的遙遠的目標，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及國際國內的演變，感到根本不可能實現，什麼叫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馬列只講了電氣時代，而今天的信息時代他們也不可能預想到。當今的生產力算是高度發展了吧！貧富懸殊，不公平現象到處可見，就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世界的各種矛盾——階級的、信仰的、民族的、道德的、地區的、宗派的…種種衝突和鬥爭，只要人類社會存在，永遠不會停止！

1949年6月，高中畢業考已考完，但還未拿到畢業證書，民青組織通知我，準備到思普區去，猛這時已調到宜良與嵩明兩縣交界的礦山地區的邑市馬街去搞革命武裝，當時他用何興昌的名字，以宜良縣邑市馬街小學校長的公開身份為掩護，發動礦山工人及貧苦農民組織武工隊，並做鄉長的統戰工作。正值我準備要到思普區時，猛到昆明向地下黨領導匯報工作，他知道我要到思普區去，就向領導要求我同他一道去宜良工作，領導同意了他的意見，就這樣我踏上了到“山那邊”去的征程。

要去“山那邊”了，我又激動，又隱約有些憂慮，激動的是我終於投身轟轟烈烈的革命了，又與戀人戰鬥在一起；憂慮的是離開了優裕的生活，走向艱苦危險的生活，我雖然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不知等待我的將是什麼樣子的生活？我帶着救世主的心景——犧牲了我的富裕生活和家庭，為了拯救苦難的人民和國家離開了家。走時，我帶了兩套農村婦女穿的布衣、膠鞋、手電筒和一些簡單的行李。那時父親已“長春起義”，我們家也處於特務的監視之下，但盧漢還掌着大權，特務也不敢把我們家怎麼樣。所以我走時不算很秘密，告訴潘娘我要下鄉，只是沒有告訴她我去的具體地點，但告訴她我與猛的關係，她也明事理，沒有追問我具體去那裡，並表示支持我去游擊區，給了我一支推輪小手槍，送了猛一支大拉八手槍，還有幾支美造卡柄槍、美國軍用消炎藥品，此外還給了我十個金戒指，可能三四十克左右，告訴我萬一急用錢可一個個地去換，猛通過其他關係也弄到了好幾支步槍。帶着這些槍支我們如何通過關卡出城呢？潘娘叫楊光華開我們家的美式吉普車，並請父親的老軍需主任曹星輝，此人沉着老練，送我們出城。吉普車把我們送出東站檢查站，然後有人來接我們上了火車，火車開到宜良、嵩明交界處的一個站我們下了車，到葉何煤礦公司見到了來接我們的幾個武工隊戰士，他們扛上槍我們一同到宜良。

葉何煤礦公司後面就是一座山，翻過山去就是宜良地界，我們大約走了三四個小時，到了宜良馬街鄉，這裡已是半解放區，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猛先帶我到西邊村去看武工隊長錢明達的愛人小方，小方剛生孩子一月不到，面色蒼白，身體虛弱，還忙着給我們做飯，我很不忍心吃她做的這頓晚餐。據說她生孩子很困難，又不敢到城裡醫院生，怕暴露身份，只好在農村請產婆接生，她生孩子時老錢外出打仗，那時林堅是武工隊的教導員，也與錢明達一同出去了，猛是嵩宜特區書記，是他們的總頭頭，照顧小方生孩子的責任就落在他頭上了，他什麼也不懂，急得沒法，只好求助產婆和村子裡的老人，最終生了個男孩，但小方吃盡了苦頭，猛開始給這個男孩取名叫錢難生，後覺不妥，又聽說老錢他們在外打了勝仗，猛又給孩子改名叫錢迎刃，予祝他一切困難都迎刃而解，以後他們家的子女都以“迎”字來排列取名。小方生孩子的痛苦使我很恐懼，我暗自發誓戰爭環境中決不結婚和生孩子。在小方那裡吃完飯後，老李又帶我走了近一個小時的路到了邑市馬街小學。這時我改名叫張文錦，以小學教師的身份住進了該校教師宿舍，這就是我到“山那邊”去的第一站。

學校在一座破舊的廟裡，中間有塊不算小的場地，學生上操和開大會就在這塊場地上，正面台階上是正殿，裡面還有好幾尊菩薩，正殿兩側有兩排房子，一邊是教師宿舍和會議室，一邊是學生教室，廁所在靠牆的最後面，如果晚上要上廁所得打着手電筒經過陰森的正殿面前才到，初去時，晚上上廁所我有些恐懼，以後也就習慣了。我與師院附中下去的秦稚華住一間房，下鄉後猛給秦改了名叫趙自新，秦已是黨員，後來她介紹我入了黨。秦叫我寫自傳介紹我入黨時，我並不激動，我覺得我應該早就是黨員了，為什麼我接觸地下黨五六年時間，又為黨做了一系列工作才能入黨呢？據方後來講，他認為我多留在黨外一段時間更便於工作。猛講因我們的特殊關係他不便介紹我入黨，但我認為主要是我的家庭出身，他們想多考驗考驗，直到下鄉後才介紹我入黨。那時張志是我們地方黨支部書記，地方黨員的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支援武工隊，打倒蔣介石，女黨員只有秦稚華和我兩個，我兩個的任務主要是做好婦女工作，一是利用小學教師的身份，教好課，給學生灌輸革命思想，二是辦婦女識字班，晚上教婦女識字，宣傳革命道理。那時主要是建立反蔣統一戰線，只要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不管是地主鄉保長我們都要團結。邑和鄉的鄉長當時也是統戰對象，由猛親自做他的工作，他曾用鄉公所的槍支，支持過武工隊，但後來猛走後，有些問題處理不好，他又起來反對共產黨，被共產黨鎮壓了。

在宜良三個多月的時間裡，我第一次經歷了夜行軍。一天下午，有情況說，國民黨中央軍的一個營的部隊往邑和鄉方向開來，可能晚上會到馬街，當時猛到昆明匯報工作後正在返回的路上，張志、林堅、錢明達他們決定，地方黨員幹部天黑時撤到山上去，武工隊到大路邊的山上埋伏等待。我們趕快吃了晚飯，帶上點隨身用品就出發了，走不多遠，天就黑了，命令不准打電筒，只能一個緊跟一個走，第一次走沒有照明的夜路，跌跌撞撞走了幾個小時，終於到了山上一個很偏僻窮困的村子，躺在草垛上休息，有的躺下去就睡着了，我睡不着，掛念着猛在回來的路上是否有危險，其他幾個領導同志也擔心着他的安全。第二天上午，情報傳來說敵人並沒有到邑市馬街，而是去別的地方了。我們向農民買了些土豆吃後就返回了。回到小學後，猛已安全回來，大家看到他無事也很高興，他講他在路上還真遇到了點麻煩，他倒沒有碰上國民黨中央軍，而是遇到土匪，被土匪綁架到山上去了，他告訴土匪，他是馬街小學的老師，沒有什麼錢，並慷慨激昂地給土匪講了當前的時局和他們的出路，後來土匪被他的話感動了，還派人送他下山，大家聽了，很敬佩他。

記得是八九月份，快秋收的時候，猛奉命調滇東北工作，並同意調我與他一道去，去前需到昆明，上級要具體交待他任務。我與他一道返昆，這次他住在王傳恩家，因長猛與王傳恩的二弟王傳召是好同學又是把兄弟，我們都叫王傳恩大哥，當時王傳恩在金碧路上一家教會醫院當牙科醫生。我回到家，家裡人除潘娘知道我到“山那邊”去外，其他人模模糊糊不知道我這幾個月去那裡了。回家後感到家裡生活的確舒服，但也覺得沒有意思，我去農村幾個月，雖然沒有幹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但我在群眾中宣傳了革命道理，特別對受壓迫最深的婦女，啟發了她們求解放、求平等、學文化的願望，她們擁護革命，積極支援武工隊，這也是我對革命的貢獻，我沒有浪費青春，感到生活艱苦，但精神上是愉快充實的。猛住在王傳恩家那幾天，王家有急事需借錢，猛徵得我同意，把我帶下鄉的拾個金戒指借給王用，後來王傳恩按重量還了一塊金子，1951年整黨要求劃清與剝削階級家庭的政治、思想、經濟界線，我把那塊金子交給了昭通地委組織科長張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