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回憶：北京爭取香港人心的策略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4月08日15:31:3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後，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接替許家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周南等幾位退休老人，相繼發表談話和出版回憶錄，以激烈言辭抨擊許家屯。自稱“九二老人”的許家屯打破沉默，“來而不往非禮也”，接受採訪，回擊他認為的“誹謗之辭”，澄清相關歷史事實 　　高伐林按：“現在可以說了”——這是一本關於美國製造原子彈的紀實的書名（美國萊斯利.R.格羅夫斯著），但是後來許多人發現這個題目不錯，紛紛沿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製過程揭秘的書，也借用了這個標題。我這一組專訪許家屯的文章，2008年年初在海外首次刊出時，也鬼使神差地用了這句話來做總題。 　　任何機密，都有保密期限，不應該也不可能永遠保密。許多事，當時不能說，但事過境遷，就不妨公開，許家屯關於二十多年前在香港工作的回憶，也是如此。所謂“現在可以說了”，就是這層意思。 　　今年95歲的許家屯（1916年出生），在同齡人當中身體真算出類拔萃，但是畢竟年事已高。我2007年年底拜訪他，非常驚訝他的身體強健、思維敏捷。那年早些時候，他曾一跤跌斷了左手腕，經過兩個多月治療，才基本痊癒。我見他時，已經基本無礙。而最困擾他的，是他的視力嚴重衰退，紙上一寸見方的字才能看清，小字就很難辨認，看電視畫面也是模模糊糊。但即使如此，他坐車在離家幾十英里的地方，仍能給像我這樣不熟悉當地道路的駕車人指路：這個路口左轉，下個燈右轉……居然一點不錯就開到了目的地！ 　　那次我離開之後沒多久，2008年1月，許家屯因感冒引發肺炎，在家打了五天吊針，身體虛弱，1月21日深夜11點過後站立不穩，在客廳又跌倒了。這次更慘，導致肋骨摔斷，斷骨戳入肺部，導致呼吸一度出現困難，被送往奇諾山谷社區醫院。連夜動手術後，情況緩解，但兩天后病情又出現反覆，需留院繼續觀察和治療。他在中國的幾位子女辦理簽證來美。 　　但當時已經92歲的這位老人，居然頑強地又恢復過來。到我2009年春天再去加州看望老人時，他居然又“若無其事”，還跟我們幾個年輕點的朋友一起坐了幾天遊輪，到墨西哥幾個城市逛了一通，在遊輪上跟我們辯論起對參加革命經歷的評價和中國的發展路徑，還大動肝火，把我們嚇得不輕，怕他氣出個好歹來。 　　下面這篇文章，是2007年年底拜訪後寫的，涉及好多問題，太長，分篇連載。無疑，許家屯所講述的，反映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但作為一家之言，自有其價值。 　　雖然眼神不濟，但許家屯抓到一本中國大陸的雜誌，還是吃力地要了解一番。（高伐林攝）     ———————————— 現在可以說了 許家屯回憶在香港工作的若乾重大事件 ◆高伐林 　　前中共中央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許家屯，以“旅遊休息”為名避禍出走，隱居美國南加州“中國山”（Chino Hill）已經17年（到2007年年底——高注）。這位“繼林彪後中共最高級別的出走官員”，1993年在台灣出版《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後來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除此之外，人們很少聽到這位深諳香港情況、曾為香港回歸殫精竭慮的前中共駐港最高負責人的聲音。兩年多前（2005年）筆者專程登門拜訪，發表《許家屯隱居美國15年，正在想什麼？》，此後他又歸於沉默。用他的話說，當年本是“局內人”，現在成了“局外人”，他不願對香港事務發表意見，以免構成干擾。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後，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相繼發表談話和在回憶錄中以激烈言辭抨擊許家屯。自稱“九二老人”的許家屯無法再保持沉默，“來而不往非禮也”，接受報刊和電視採訪，回擊他認為的“誹謗之辭”，澄清相關歷史事實。2007年12月，筆者再次登門拜訪，根據他多次講話錄音，整理了這份記錄稿。 中央對香港方針雖定，具體問題有分歧 　　高：你在1993年回憶錄中，評述了出國前在香港新華分社的工作。對回憶錄中所寫，現在你有沒有什麼還想披露、補充，或者想訂正的？ 　　許：我當時寫回憶錄時，是有保留的，保留的是這麼幾個部分： 　　第一，我從接受任務到離開香港，具體情況，回憶錄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沒有連貫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特別是對一些重要的背景，我有所保留； 　　第二，香港黨的組織，和安全部門的工作，基本上沒有講； 　　第三，有關我在香港參與和主管的對台灣工作的情況，我做了保留。 　　對於第二、三方面，許多東西我還要繼續保留——特別是其中有些重要情況，仍然不便公開；有些東西，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講。對於第一方面，我要做些補充說明。 　　1983年調我到香港工作，是偶然，對我來說也很突然。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幹部“四化”要求，我已經過了退休年齡；我從來沒有做過外事工作。不過既然黨要我去香港，我從來不討價還價。中央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分別找我談話，做了交代。國家主席李先念，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是趙紫陽），也找我談了話。主管港澳的廖承志，也跟我談了。他們的談話給我的感覺是，中央同志之間，在貫徹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大的原則方針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因此帶來了後來在香港六年半一系列的問題。 　　他們最關心的是中央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趙紫陽特別提出來：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等人在中央領導人會見的時候說，香港一些高層人士反映，新華分社不採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希望中央直接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告訴我，他們跟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一起商量，派喬宗淮——喬冠華的兒子，到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講師，掛個名，聯繫香港的社會高層人士。這條線，不經新華社，直接通中央。中央對了解香港情況的重視，可見一斑。他們交代我，你去了之後，這條線就用不著了，喬宗淮由你分配工作。 　　胡耀邦特地提出：你在江蘇的經濟工作抓得比較好，看看怎麼樣充分利用香港的經濟？ 　　胡啟立還專門交代，要我到香港三個月後，系統地、全面地向中央做一個報告。 　　他們提出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文革”中，香港黨、工農群眾，以及愛國人士，反對港英壓迫，搞反英抗暴鬥爭，儘管是必要的，問題是過火，“有理”、“有利”，但沒有掌握“有節”。延伸出來，對黨的工作是很大的傷害，他們歸納成“一左二窄”——“窄”是基礎面太窄。 　　與廖公（廖承志），會上見面不算，曾接觸過兩次。第一次是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的同時，我去他家。香港的巨商查濟民先到，他已經知道中央要收回香港，就搞了一個英文的收回香港的若干條建議。廖逐條回答他，我在旁邊聽來十多條都不止。見我的面以後，廖繼續回答這個建議書，一邊翻譯，一邊解答，哪一條寫得不錯，哪一條原則上可以考慮，哪一條不行。看起來是回答建議人，我體會同時也是對我做交代，因為我當時對這些具體問題一無所知。他非常認真、態度很自然、自在、很瀟灑，舉重若輕。 　　還有一次接觸。我向中央提出請求，到香港去之前，放我一個月假。中央同意了，我就去了一趟延安，瞻仰我接觸革命思想之後心中就一直嚮往的聖地。然後到廣東，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找人了解香港情況。到深圳去了一趟。當時要參觀中英街很困難，我想去看看都沒有得到批准。這個時候，廖承志正在廣東，我便又去看他。他簡要地將香港的情況做了交代，重點講了歷史方面。還要我赴港之前找港澳辦秘書長魯平，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了解一下情況，特別要我去找一個退休的老社長。 　　從廖公的談話，我感覺不到當時胡趙他們提起的“一左二窄”的跡象。 長期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網絡照片） 香港回歸，最重要的是人心回歸 　　高：你到香港工作重點是什麼？ 　　許：很關鍵的一點，是爭取香港人心回歸。 　　對於香港基本法，不管是起草委員會，還是諮詢委員會，與會的人都很認真，一條一條，一字一字，推敲，討論，爭論。香港人有不少人擔心，回歸以後，已有的自由喪失了。所以基本法起草的時候提出來：這個自由，那個自由，都要寫清楚。當時我在會議上內部討論的時候就主張：凡是香港人提出來的要寫的這個自由那個自由，可以同意的，都寫上；不管是從正面提出來要保護，還是從反面提出來，不允許怎麼樣，都寫上，不要怕。這個自由問題，就寫了正面的、反面的三四十種。 　　我之所以這麼主張，是因為胡耀邦、習仲勛他們都表示過這個意見。我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省里主政，沒有怎麼接觸自由、民主這些話題，到香港前在中南海接受任務的時候，吃飯時間到了，每人領一份，邊吃邊漫談。胡啟立就講：民主、自由，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不要認為是西方的東西，就加以排斥。這番話我聽起來很新鮮，印象很深。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的這些爭論，好處是報紙上馬上就反映出來了，實際上變成全民性的討論，加上港英政府也派人專門單獨開會，一字一句地討論基本法草案，他們的意見，通過兩個渠道反映到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 　　一個渠道，是參加這兩個委員會的同英國關係比較密切的人，另一個渠道，是通過外交途徑，像英國駐華大使和駐香港的機構，將他們的意見正式反映出來。這就成為香港全民加上中英政府，多方面廣泛參加議論的過程。成為爭取香港人人心回歸的核心工作。 港人簽名要求大亞灣核電站遷址 　　高：關於港人簽名要求大亞灣核電站遷址的爭論是怎麼回事？ 　　許：香港人和香港媒體，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的問題很關心，擔心將來一旦發生像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那樣的事故，會造成災難，紛紛簽名要求北京不要在大亞灣建這個核電站項目。他們不是反對核電，是不同意這個地點，希望建到離香港遠一點的廣東山區。我認為，這個意見未嘗不可以考慮，我一方面到大亞灣去向有關技術專家和負責人了解關於核電安全的情況，並且請他們組織人到香港來做宣傳；另一方面，我將香港人的意見、建議向中央反映、轉達，我沒有多講自己的看法，但我實際上是同意的，不止一次發電報。結果鄧小平講話了，不同意遷址，我也就堅決執行了。我認為我的做法沒有錯，我是在做香港人人心回歸工作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報請中央拯救香港經濟 　　爭取香港人心回歸還有另一個重要工作：香港經濟在八十年代初期，1982、83年，陷於萎縮困境，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全球石油危機之後，沒有恢復；另一個是人們對香港前途感到茫然，影響信心。香港總督麥理浩去北京談新界租借條約到1997年屆滿後的前途問題，希望“續租”，中國外交部那時對這個問題一點準備都沒有，不敢就此作決定，鄧小平接見麥理浩，明確地說中國要收回。可港督回來，不敢明白地公布中國要收回九龍和香港，只一味地“要香港人放心”。他越講，香港人越不放心：“文革”後很多人逃到香港，他們不相信中共；海外對中共負面宣傳得也很厲害，人心惶惶，經濟怎麼能正常？ 　　許多大中企業瀕臨倒閉，求救無門，港英政府和銀行對他們的危機、要求，表現得不積極，他們反過來向中國求救。我那時剛到香港上任，從爭取香港人心回歸的角度出發，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和工委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主要是中資駐港機構，特別是中信集團的老總，討論決定：有些大的項目，報中央、國務院核批，對這些困難的大中企業，有工業，金融業，地產業，證券業，交通運輸……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資助。在1984年中英公報簽訂之後，人心安定下來，經濟也就好轉了。 　　1987年、88年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同樣也是報請中央、國務院，支持港英政府，共同出面，維護香港。股災後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香港的財政司和滙豐的董事長，到新華社來找我，董事長要求我們給以支持，要中國銀行拿出三億港幣，滙豐拿兩個億——具體數字我記不太清楚了。我一方面批評他們：你們才出兩億，要我們出三億？一方面表態同意支持股市。晚上11點鐘，我直接打電話給趙紫陽——本來給北京打重要電話，為了保密，防止竊聽，我通常是回到深圳來打，但那次是從香港打的，有意讓港英知道我與中國領導人直接通話。趙紫陽接了，說我們這裡正在討論這個問題，讓張勁夫跟你講討論的決定。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在電話上同意共同支持，經過努力，度過了這次股票危機。 　　香港有人反映：英國的企業在股災中得到了好處，但我們還是救了他——我們是救了港英政府，但是更救了香港人、香港經濟。這個意思，我跟趙紫陽也講過。 　　這段時期，我們積極支持香港的一些大中企業克服困難，是經過黨中央、國務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項目經過國務院親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啟立的囑咐，到香港三個月之後寫出了報告。在報告中這麼寫上了“人心回歸為中心”。趙紫陽、李先念聽後都做了批示同意。 動員香港人回大陸投資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來的關注香港經濟，看怎麼樣利用，動員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陸投資。我們總結了香港人回大陸投資的模式，其中一種主要的模式，我歸納為“前店後坊”——前面是商店，經營銷售，後面是加工生產。 　　當時大陸在批“一切向錢看”，說到大陸投資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夾一個皮包，印一個名片：“總經理”、“總裁”，到大陸行騙。我向趙紫陽建議，我們宣傳“時間就是金錢”，又批評“一切向錢看”似乎早了一點：人家來投資，不向錢看，向什麼看？他表示贊成。對“皮包商”，我也講了看法：自由市場在大陸還不流行，我們應該認真學習香港商人的經營經驗。我們說是“投機”，其實是他們善於抓機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機會麼。投資沒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規商人。皮包有大有小，我們也應該參考他們這種做法。趙紫陽點頭，表示同意。 　　我還講，廣東的任仲夷提出對中央的政策要用夠，要善於變通，廣東有些幹部提出“遇見綠燈大膽走，遇到黃燈快點走，遇到紅燈繞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確的部分，我擁護；也有不正確的部分，可能錯誤的部分，要儘量像任仲夷那樣變通。我向小平同志匯報時就講，江蘇發展工業，與中央的要求相比有很大不同。改革開放，應該讓人探索。趙紫陽對我這套講話沒有認為是“胡說八道”，沒有批評我，實際上都認同了。 　　（寫於2007年年底。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專訪許家屯（上）：出走美國多年在想什麼？ 　　專訪許家屯（下）：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許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國報刊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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