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解放

 猛的弟弟彥當時是會澤縣委委員，六區區委書記，區委會設在一個小山包上的一座廟裡，這時雖然已是四九年十一月份，但全省還未解放，我們還未接管政權，生活仍然很艱苦，談不上有什麼工資，有時區上弄着點錢時，給大家發一點零錢買點肥皂洗衣服。那時區上的幹部每人都有一件羊毛本色（近似白色）披氈和一頂棕色船形氈帽，帽上有個紅五角星，可能是會澤產氈子的原故吧。在六區的幹部中，獨有我的披氈是黑色雙層白摺的，比較柔軟和暖和，所以六區的幹部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披着一件黑披氈。那時披氈對我們派上了大用場，晚上當被子，白天當外衣，下雨當雨衣。我們晚上睡覺墊稻草，枕土坯，蓋披氈；一日兩餐只有玉米飯，白水蘿蔔湯。會澤的冬天很冷，大家吃的又差，衣服又單薄，為了給大家增加點熱量，有時彥帶着幾個幹部上山打麂子，給大家吃點麂子肉改善一下生活。那時劉文清也在六區工作，她分工下鄉去工作，我留在區上，彥叫我在區上辦六區的小報。

十二月九日，盧漢宣布起義後，與蔣介石嫡系第八軍，二十六軍的殘餘部隊打了一個禮拜左右的昆明保衛戰，解放大軍壓境，敵軍企圖南逃和西逃出境，除少數逃往緬甸外，基本上都被解放軍和游擊隊堵殲，直到1950年二月全省才算解放。

我在會澤六區過了五○年的元旦後，彥說，解放了，打仗的事基本沒有了，要多抽點時間讀書，叫我和另一男同志到昆明為區上購書。我大約是二月初回到了昆明，二月二十日昆明舉行解放軍入城儀式，幾乎昆明市男女老少都傾巢出動，到大街上一睹解放軍的風采。接着宣布省“軍政委員會”、“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第二野戰軍四兵團司令員陳賡為軍管會主任，政委宋任窮為省委書記，當時方任省委秘書長，他知道我回昆明後，找我談話說，我父親參加解放重慶、成都後，要回昆明探親，他回來後要防止反動勢力以老關係為名包圍他，影響他，為了避免他犯錯誤，叫我留昆明觀察有些什麼人來找他，談了些什麼話，把情況向他匯報。這個任務說白了就是叫我監視我父親的言論行動，我當時聽了感到心理不是滋味，組織上好象是信任我才交給我這個任務，但對父親卻不然，雖然他起義了，當了解放軍的師長，共產黨對他是並不放心的。接受這個任務後，我在昆明又留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月中我沒有發現父親有什麼越軌的言論行動，只是提出來要想拜見軍管會主任陳賡，我把情況向方匯報了，方安排了時間，叫我一同陪父親去拜會了陳賡，陳賡的夫人傅雅也一同接見了我們。父親回來後，要叫我們趕快結婚，趁他在雲南，可以主持婚禮。猛在昭通也向省地委報告，經上級同意，於五○年四月底，父親帶着我去昭通結婚。到昭通後，我被分配在昭通地委研究室工作，自此開始了解放後我有工資待遇的工作，結束了半年多時間到“山那邊”去的游擊工作和生活。

在和平時期，半年多的時間瞬間即逝，就是幾年時間生活也沒有多少變化，但在歷史巨變的革命時期，半年多的時間好象經歷了很多事。這半年多來，我對共產黨，對馬列主義從粗淺的理論認識，加上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到投入革命實踐，婚姻也從浪漫的把對方理想化的戀愛轉到實際的家庭生活中，不斷妥協、磨和、忍耐、適應，在現實無情的生活中，燃燒的激情慢慢熄滅！思想好象成熟了，現實了，同時也就世故了，庸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