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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冤麼?
送交者: lesson 2011年05月19日15:27:4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劉少奇冤麼?

作者:書痴等 文章發於:新浪博客等


編者按:此輯為一位熱心網友推薦的關於劉少奇的一些資料的合集,由於改革開放後,言論已經非常自由,所以很多黨史問題,也都漸漸浮出水面。譬如“蛋炒飯”、“瀘定橋”等諸多流言都在網間泛濫。當然這些除了當作“流言”之外,其實也並無多大討論的價值,相反一些更加厚重和詳盡的人與事才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譬如這位網友推薦的以下資料就頗為有趣。當然,網上流傳的資料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流言”的性質,並不一定完全準確與真實,信或不信悉聽尊便。若讀罷頗感驚詫,則請君以寬容態度,多包涵包涵我們的“異質思維”好了。



文1:


毛澤東真的冤枉劉少奇了嗎?!

作者:同心之暗悲

來自:中華網論壇深水區



我們不能做那種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的的歷史結論;更不能認為我們在政治上給劉少奇平反了,就認為在毛澤東同志同劉少奇的分歧和鬥爭上,劉少奇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則是錯誤的。否認這一點,我們不但無法向歷史交待,也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待,就會把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扭曲成為一個完全不可理喻的人。歷史絕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公開向全黨揭露劉少奇的問題,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鬥爭,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其標誌就是毛澤東同志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而毛澤東同志下這個決心則還要更早些。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諾曾問毛澤東同志是什麼時候起“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同志明確回答到:“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毛澤東同志下了決心要解決劉鄧等人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將在此後詳細展開論述)。為了有利於我們正確地分析和評價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鬥爭問題,應當對劉少奇做一個基本評價。我們必須首先肯定的是,劉少奇在歷史上對中國革命做出過一些貢獻,是我們黨的一位理論家;但必須同時看到的是,劉少奇確實長期存在着一些嚴重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歷史已經證明,劉少奇的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並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歷史一貫性,並且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論問題上一再地表現出來。因而,劉少奇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最多只能是一個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同路人”。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後,劉少奇頑固地堅持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並逐步形成為完整的資產階級綱領和路線,自己也就由黨的“同路人”漸漸走向與我們黨的正確路線分道揚鏢,又由於劉少奇在我們黨內所處的地位,因而,毛澤東同志認為劉少奇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和“中國的赫魯曉夫”的這個評價,不是沒有道理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時期,劉少奇就大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左”的做法,執行“把地富家的浮財分光,把地富全部殺光,把中農全部搞窮”的政策,搞階級鬥爭擴大化。毛澤東同志對此批評到:“在劃分階級成份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並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裡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忘記了我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須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方針。”……“在過去一年的土地改革鬥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1305頁)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劉少奇卻突然向右轉,他夥同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背着毛澤東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文件,提出了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等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右側機會主義觀點,又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嚴厲批評。(毛澤東選集第5卷80頁至82頁)

劉少奇在歷史上的主要錯誤問題,應當說都是有其內在聯繫的,是劉少奇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或反映,而絕不僅僅是一種在理論提法上的偶然失誤。

第一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黨中央在給劉少奇平反的決議中講到這一點時寫道: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劉少奇的提法“同黨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這樣講是極不嚴肅的,好象這種錯誤思想本來是黨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現在卻強加給了劉少奇,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歷史的事實是,劉少奇的提法和毛澤東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別的,這個差別就在於從劉少奇的講話和主張中暴露出來的迷信議會鬥爭、議會道路、解散大批部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與毛澤東同志關於國際、國內形勢和平發展可能性的估計,和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於重慶談判》等文章與講話中所提出的鬥爭方針,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既不能說劉少奇的思想中沒有消極的東西,更不能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對形勢的正確估計與劉少奇的錯誤思想等同起來,把那種“議會主義”傾向的消極思想也加到毛澤東同志頭上。

第二是關於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鼓吹“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剝削有功、有罪,但功大於罪”的講話;關於對山西省委合作化報告錯誤批判的問題;關於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先有工業化後有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和主張;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將來的事情,黨在現階段的根本方針和任務是“確保私有”、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張,其實質是反對把民主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東西不僅說法上是錯誤的,而且是帶有綱領性的思想錯誤。《決議》之後,有些人發表文章不僅否認這一點,甚至說什麼劉少奇的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原來所有的那種設想的,這就簡直有點顛倒歷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後,劉少奇認為:在我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基本解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也已經解決了。他並沒有象毛澤東同志那樣堅持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宇宙觀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後的我國社會裡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鬥爭問題,保持清醒和正確的認識。歷史發展的實踐證明,直至今天,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範圍講,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仍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並且這一鬥爭還將長期繼續進行下去。

第四是從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澤東就有意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二線。這是毛澤東同志基於蘇聯的教訓,即斯大林培養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時間太短,沒有給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經驗,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很輕易的就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推行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同志吸取這一嚴重教訓,而採取及早培養接班人的措施。並以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任為由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但是,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以後,突然一反常態,處處表現出很“左”。在隨後的大躍進中,由一個反對搞農業合作化,變成了極力搞“共產主義大公社”的人。他不顧當時我國的客觀實際情況,歪曲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實質,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標;大肆浮誇虛報;只講敢想敢幹,不講科學分析;只要頭腦熱,不要頭腦冷;只講苦幹蠻幹,挑燈夜戰,不講實幹巧幹和勞逸結合;只施強迫命令,瞎指揮,不走群眾路線和耐心的群眾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大肆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社員的自留地、部分生產工具、樹木、房屋等等一律歸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混淆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這就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劉少奇是“五風”的鼓吹者,是“五風”的源頭。作為劉少奇主要助手的鄧小平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因此我們在談到這一時期存在的問題時,對“五風”給我國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從而造成我國的嚴重經濟困難這一事實,是不能絕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時,不顧當時複雜的國際國內鬥爭的背景,在論述實現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問題時,仍然繼續堅持不談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在引用列寧語錄時,竟然把列寧五處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都刪掉了,特別是在兩處引文中間,單單把講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刪除了。本來講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問題時是不能避開也不應當避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劉少奇不但避開了,甚至是有意避開的,對列寧講無產階級專政內容的話也是有意刪掉的。當劉少奇在再版時作內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時,甚至連“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好學生”也修改為“作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可為什麼偏偏不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十個字恢復呢?因此,我們絕不能認為劉少奇在論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艱難鬥爭問題時,不講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不能不看到劉少奇這本著作中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和嚴重的問題。

第六是“四清”時的問題。毛澤東同志通過一段時間地實踐和考查,看到黨的幹部情況並不容樂觀。一些幹部,走上領導崗位後,滋長了享樂主義、官僚主義。有性質惡劣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受賄案;更嚴重的是,像高崗、鐃漱石,搞小集團,搞獨立王國;有的領導幹部,一搞運動,就把矛頭指向黨外人士、指向群眾,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揚黨是絕對正確、絕對一致、絕對權威;對缺點、錯誤、腐敗,不許批評揭露。群眾一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向革命群眾實行圍攻批鬥,甚至動用專政工具。毛澤東同志認為,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志確定在全國開展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污、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了運動後期,就全簡稱為“四清”運動。“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全國工作會議,專門研究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討論制定“後二十三條”。中央工作會議的議程本來是總結交流“四清”經驗,而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和鬥爭。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社教運動的搞法。會議按原定議程開了幾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同志則認為,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幹部問題,就是要發動群眾幫助我們整黨。毛澤東同志在這次會上首次講到:這是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就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辦,不整黨沒有希望。”而劉少奇卻不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提法,他認為: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毛澤東同志堅定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狡辯地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已經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企圖扭轉毛澤東同志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階級鬥爭方向。(《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5-6頁)毛澤東同志根本不能認同劉少奇這種否認階級存在、否認階級鬥爭和否認存在兩條道路鬥爭的說法。毛澤東同志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就是來自黨內的“同路人”!正是從這些“同路人”的行徑中,毛澤東同志看到了在黨內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並在這次會議上告誡全黨: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階級矛盾、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原理和基本實踐,就會走到斜路上去。”

應當承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教”、“四清”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主張都是根本正確的,而劉少奇的觀點和主張則是根本錯誤的。且不講“桃園經驗”那些“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做法,單說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劉少奇堅持以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這樣一些提法,來反對和否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這在理論上政治上都是錯誤的,是右的東西。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麼歷史時期、什麼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5-6頁)我們不能孤立地評價劉少奇的那兩種提法。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分析具體問題時,強調要正確認識和區分劉少奇講的那幾種情況,要注意正確處理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問題,這是必要的,並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在於,劉少奇以此來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這當然是十分錯誤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批判的那樣,它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因此,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他概括為形“左”實右,這樣定性批評是符合實際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澤東同志稱之為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貫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這與劉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區別的,毛澤東同志一貫的群眾路線觀點,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會有毛澤東同志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作法那樣嚴厲的批判,雖然不能簡單地認為派工作組就是錯誤的,不能不估計到運動初期所出現的那種複雜局面。也不能認為工作組整群眾、抓學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確的。這實際上是延續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園經驗”那種“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做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壓制了群眾,而且也分裂了群眾。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群眾鬥爭之所以那麼激烈,之所以長期聯合不起來,除了林彪“四人幫”集團的挑動和破壞之外,運動初期錯誤地整了群眾,也無法否認這不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鑑於劉少奇上述錯誤以及其它錯誤問題,我們不能認為毛澤東同志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毫無根據和毫無道理的,不能做那種簡單否定的歷史結論;更不能認為黨在政治上給劉少奇平反了,就認為在毛澤東同志與劉少奇的分歧和鬥爭上,劉少奇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則是錯誤的。否認這一點,我們不但無法向歷史交待,也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待,就會把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扭曲成為一個完全不可理喻的人。歷史絕不是這麼一回事。並不是象黨中央在為劉少奇平反決議中所說的:“這些錯誤一般地都在黨中央領導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 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劉少奇的消極思想和錯誤思想一再地表現出來,從“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到“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再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的思想,又到《修養》再版時繼續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一直到“四清”運動中公開反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說明了劉少奇的錯誤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性的,並且都是帶有根本理論性錯誤的問題。從毛澤東同志多次講到的觀點、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真正擔心的是,已經作為黨的第二把手的劉少奇,一旦成為黨的領袖之後,會繼續推行他這一套錯誤思想、理論和路線的。認為這是關繫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前途和大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最終下決心要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澤東同志一慣十分重視黨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領導人,這也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為什麼超過其他領導人和毛澤東同志曾經把劉少奇選定為接班人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一貫表現是十分不滿意的,特別是對他思想理論上那些長期消極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是有警惕的,否則,制定《二十三條》時的那場爭論是絕對不會成為觸發毛澤東同志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導火線。同時還必須指出的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到八屆十二中全會之間的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同志仍然是把劉少奇當作黨內問題來對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幫”集團操縱的專案組搞出劉少奇歷史上有“變節叛變”行為這一所謂的嚴重問題後,才升級為敵我矛盾。

筆者之所以要作這樣一個回顧,就是想說明: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據的,絕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在政治上為劉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劉少奇長期存在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理論,把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批判說成是無端的攻擊或毫無根據的批判;更不能允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藉此對毛澤東同志進行人格侮辱和攻擊。正如恩格斯評價馬克思一生的鬥爭那樣:“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6頁)毛澤東同志發動批判劉少奇的鬥爭同樣也是這樣,決不是從私人恩怨、私人成見出發的。任何與此相反的解釋和批判,不僅是對領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不能允許的。



文2:


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是周恩來同志

本文見:中央黨校教授郭德宏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歷程》585頁



文3:

文革先鋒,高乾子女的革命與被革命

來自:重甲騎士的新浪博客


文革伊始,高乾子女憑特殊的家庭背景,以“根正苗紅”的“接班人”優勢,穿起父輩的舊軍裝,揮舞着武裝帶,高呼“老子英雄兒好漢”,率先起來殺向異類“黑幫”並大肆“破除(壞)四舊”。

當時在清華上學的劉濤(劉少奇之女)是清華文革籌委會副主任(兼自動控制系文革主任),賀鵬飛(賀龍之子)是清華文革籌委會主任(兼機械系文革主任),李黎風(李井泉之子)是紅衛兵總部的負責人(兼工程物理系文革主任)。

運動之初,劉濤在清華的“革命行動”得到了她父親劉少奇的支持,也得到進駐清華“特派員”王光美的支持。

【在文革之初,劉少奇的目標是“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並主張派駐“工作組”指導運動方向,以保目標不致出現偏差;而毛澤東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據王光美回憶】

以劉濤、賀鵬飛為首的“89”派成立了“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 1966年8月23日,他率領“89”派和12所高校2000餘紅衛兵,撕毀了清華園內所貼的劉少奇的大字報,又砸毀了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二校門。劉濤與賀鵬飛並肩革命,關係甚密。

蕭榕(小名毛毛)。文革1966年,她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是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之一,該校副校長卞仲耘在批鬥時被打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據卞的丈夫王晶堯講:

他在卞被打死後,找到當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蕭榕。她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帶,臂纏袖章。她說要作屍體解剖,其用意是要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非被打死,王晶堯沒有同意。最後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書是“死因不明”。

34年後,在其《文革歲月》一書中,她未提到卞的死亡及她的有關參與,也未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中央的“當權派”-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鄧小平、賀龍隨之成為被專政的對象。

中央撤銷劉少奇所派的“工作組”後,因被“工作組”關押而平反的蒯大富,成為清華紅衛兵領袖。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華5000多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在全國率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當那些“當權派”父母被打倒後,這些最早“革命”的“紅五類”變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7年1月,劉少奇之女劉濤和胞弟劉允真(後改名劉丁)(均為劉少奇與第四位妻子王前之子女)隨即轉而“反戈一擊”,揭發劉少奇“反革命路線”。

她們據生母(王前)口述,一起寫了轟動全國的揭露劉少奇的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

這份大字報為全黨全國批判劉少奇提供了一重型炮彈,殺傷力不亞於毛澤東那份《我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19日,清華“89”派的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濤(劉少奇之女)轉而貼出針對工作組的《三問王光美》大字報。1967年4月10日,清華召開了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王光美穿旗袍,戴墨鏡,掛乒乓球做的項鍊接受清華大學的批鬥。

劉濤在大字報中揭發:王前16歲跟劉少奇結婚,但劉結婚時瞞了11歲,把43歲說成32歲。劉少奇截留黨費,買了金的皮帶扣子。劉還告訴王前要“吃小虧占大便宜”。

劉濤大字報還揭露:劉少奇長期不讓劉濤、劉允真同生母王前見面。1947年底,王前給劉寫信,說非常想見孩子,劉回信:“等孩子死了,你再見吧!”1955年,王前寫信給劉濤想通信,劉一句一句地教劉濤給她回信,大罵了一通。王前又通過組織想見孩子,他不僅不讓見,還親筆寫信給王前工作的人大,說她如何不好,其單位給王前施加壓力。

1976年秋,在雲南省和緬甸交界處,邊防部隊抓獲了一夥企圖偷越國境者。其中的一位女子突然大膽地說:“我想見華國鋒,請你們把我護送到北京,我是劉少奇的女兒!”這女子就是劉濤,這次越境行動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精心策劃的。她被關押在監獄2年,後被判2年徒刑,押期抵刑期,宣判服刑的日期,也就是她“刑滿釋放”的日期。

1985年(劉少奇獲平反後)公安部作出《對劉濤同志的複查結論》,稱:

劉濤在文革中,因受到四人幫的迫害,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出走的,不是出於對黨對祖國的仇視。原定劉濤犯有“偷越國境罪”是不對的,予以徹底平反,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1990年中組部決定恢復劉濤黨籍。黨齡從1965年7月(入黨時間)起連續計算。

文4:

周恩來核定的劉少奇長沙被捕案

來自:湖南寧鄉泉塘黃氏的新浪博客

“叛徒”的由來:1925年11月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的劉少奇因病回湖南養病,12月16日,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消息傳出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各地工會、等紛紛通電譴責湖南省長、軍閥趙恆惕,湖南學生團體及劉少奇親友同鄉也奔走援助,要求釋放劉少奇。1926 年1月16日,趙恆惕不得不將劉少奇釋放,2月19日,劉少奇到了廣州。就這麼一件事,竟被說成是劉少奇叛變出獄,再奉趙恆惕的密令到廣州的!
“內奸”的由來:1927年4月3日,駐漢口日本水兵屠殺中國民眾,劉少奇代表工會參與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於談判鬥爭,這事則被誣陷為 “為日寇保鏢”;6月,武漢汪精衛政府叛變,黨中央為保存實力,決定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劉少奇曾代表工會去執行此事,這也被歪曲為“破壞革命”的 “內奸”活動。
“工賊”的由來:1929年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在領導奉天紗廠工人鬥爭中曾與省委組織部長孟用潛在工廠門外被廠衛隊懷疑而扣押,在審訊期間,兩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終被釋放。專案組將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任的孟用潛及原東北軍將領劉多荃關押逼供,採用歪曲手段又給劉少奇戴上一頂 “工賊”的帽子。
有了這三頂“帽子”,劉少奇死罪難逃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了。會議批准了江青、康生、謝富治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以下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的節選部分。(全文過長)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賣活動的主要罪證
中發〔68〕155號
1968.10.18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
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的罪證

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階級鬥爭更加激化。正當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買辦資產階級進行緊張搏鬥的時候,竊據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職務的劉少奇,藉口養“病”,躲開上海總工會。軍閥邢士廉於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總工會,十九日下令傳訊李立三、劉少奇等人。劉少奇畏懼鬥爭,於同年十一月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
當時,湖南省省長、軍閥趙恆惕正在厲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六月發布了“四斬”反革命布告;十月殺害了工人運動領袖黃靜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劉少奇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過審訊,趙恆惕親批將劉少奇“斬決”。
這時,劉少奇的後台,紛紛出動。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長洪賡揚和省府會計、趙恆惕至親楊劍雄,夥同軍閥葉開鑫、賀耀祖和劉少奇的胞兄劉雲亭出面,進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劊子手趙恆惕,向劉少奇這個“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條件。劉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劉少奇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趙恆惕的旨意,捧着趙恆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鑽進黨內來。
(1)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報》關於軍閥邢士廉查封上海總工會,傳訊劉少奇的報導
●總工會被封后所聞
淞滬戒嚴司令部金副官長、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總工會、當同楊副官帶排長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區、經寧署長派楊巡官率長警一排、至和興里二十七號總工會內、將一干人驅出門外、屋內器物案卷逐一檢點登冊畢、於門上加司令部之封條、並於該里口貼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將封存物件、一併用汽車運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聞此次總工會突遭解散、其原因頗多、自日紗廠工潮解決時、工會方面種種要挾、致官廳辦理異常吃力、迨工部局電氣處復工問題磋商、英國當道遂主無條件復工、而總工會又提出五條、嗣經邢司令許交涉員張道尹等議決、凡電氣處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報導、一面由虞會長設法與之接洽、又經許多周折、是以政府與江蘇鄭省長等早有密電邢司令等、取嚴厲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無煽惑工人以及越軌行動、稍存寬厚之心、暫不置議、詎此次九七案件、發生交涉、邢司令適又在寧、聞悉之後、頗為震怒、於是鄭省長遂密電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閉、並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當場捕拿云云、聞邢司令於封閉該工會後、除通飭所屬軍警密為戒備防範外、昨已赴寧、面謁鄭省長、報告一切、並順道賀壽雲、又聞淞滬戒嚴總司令部、於前日查封總工會時,詎委員長李立三被其脫逃、只將職員劉貫之拘獲、昨聞司令部人云、須李立三到案、劉貫之可無大罪。
又迅、近半月來、總工會屢有被封之傳說、自委員長李立三晉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監視甚嚴、旋設計出京返滬、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決意嚴厲取締、至前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滬警察廳邢總司令、同時接奉執政府密電、飭即會同查封、迅速具報等因、邢總司令因當晚赴寧公幹、立召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長、及各官署代表執行查封手續、適下午洋務工會工友數百人、赴總工會索取救濟費、人數麇集甚眾、至傍晚飭派軍警前往彈壓解散後、總工會各科重要職員、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飭派軍隊一排、淞滬長警一排、於八時許前往查封、將住會人等一概逐出、門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區警署封條、此查封時之情形也、昨日淞滬戒嚴總司令部、特傳訊該會委員長李立三·總務科劉少奇·會務科劉貫之·交際科楊劍虹等、查詢五卅以來經收捐款之帳目、及會內情形、但聞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註:奉系軍閥邢士廉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總工會,十九日下令傳訊李立三、劉少奇等人。劉少奇畏懼鬥爭,於同年十一月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長沙《大公報》關於戒嚴司令部逮捕劉少奇的報導
○戒嚴司令部逮捕劉少奇
上海總工會總務部主任劉少奇。近患肺癆。日前偕其妻室回湘養病。昨日下午一時。劉往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購書。入門不一刻。突來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嚴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聞劉系寧鄉人。曾肄業於長沙明德學校。近年居滬。為各項群眾運動中之領袖雲。
註:劉少奇逃到長沙後,藏在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軍閥趙恆惕令戒嚴司令部於十二月十六日將劉少奇逮捕。
(3)許文煊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長沙文化書社被軍閥趙恆惕逮捕的證明
關於劉少奇被捕的問題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長沙文化書社做會計工作。1925年冬劉少奇從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書社樓上,大約一個多月。有一天來了幾個穿便衣的人,找劉少奇。見到劉少奇後,就把他抓走了。沒有抓其他的人。當時湖南省長是趙恆惕。
許文煊1968.10.15
註:許文煊原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現退休。
(4)反革命分子黎澤泰關於軍閥趙恆惕要將劉少奇“斬決”的交待
1925年趙恆惕抓了劉少奇並要將劉“斬決”
1925年我在偽湖南省長署秘書處當文牘,正是反動軍閥反共大劊子手趙恆惕當偽湖南省長的時候。趙恆惕是對共產黨懷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後頒發了 “十斬”“四殺”的布告,就包括有共產黨人在內,即所謂“過激派”分子。劉少奇就是在趙恆惕血腥鎮壓共產黨人這個緊急時刻被捕入獄的。當時據偽湖南省長署會計楊劍雄對我說:“親眼看到趙恆惕在審問劉少奇案卷上批有“斬決”字樣。特為揭發,證明這一確鑿事實。
黎澤泰1967.8.23.
註:一九二五年軍閥趙恆惕在廣東省罷工,廣東革命政府醞釀北伐,湖南出現倒趙運動的情況下,為了鎮壓革命運動,發布了“四斬”的反革命布告。黎澤泰的筆供證實,劉少奇被捕後,趙恆惕要將其“斬決”。
黎澤泰一九二五年是軍閥趙恆惕省長署文牘,後任國民黨上校軍法處長、縣長等反動職務,原任我某省參事室參事。
(5)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長沙《大公報》關於軍閥趙恆惕發布“四斬”反革命布告的報導
影印件原文:戒嚴司令布告雲。昨查新河等處並無外人殺傷中國工人之事。如有造謠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雲。造謠生事者斬。煽惑軍心者斬。宣傳過激者斬。擾亂秩序者斬。
(6)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長沙《大公報》關於安源工人俱樂部副主任黃靜原同志被軍閥趙恆惕殺害的報導。
○安源教員黃靜原被槍斃矣
▲臨刑時大呼口號——
▲官廳宣言還要繼續槍斃幾人——
安源工人俱樂部被封。曾見前報。當時工部所屬學校教員及工人先後被捕者三十餘人。工部職員兼教員黃靜原亦在內。黃被刑訊多次。於昨十六正午被鎮署押往安源槍斃。臨刑時黃面不改色。問“何罪”。監刑軍官答謂“你還要打倒帝國主義嗎?”黃乃大呼“打倒帝國主義”“恢復俱樂部”“黃靜原死不要緊”等語。聞官廳宣言還要繼續槍斃幾個。黃曾充稻田第一女師教員。被押後現任稻田女師徐校長曾去電營救。教育司亦去電請予開釋。不料竟爾槍斃。究不知內幕如何。
(7)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寫的劉少奇《歷史簡介》(節錄)
主席遇險,在偽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長市清水街被偽省長趙恆惕逮捕危殆萬狀據云系某外國人說了話才開釋的””後他來會我。(我居長縣湘民盟總部)且出示葉開鑫手書一紙其雲將來世道變化全仗你們一班青年維持等語並且有洋銀百元的饋贈,主席卻之。以是知葉開鑫亦早知共產黨有出頭日子。
註:成秉真是劉少奇的表兄,他寫的劉少奇《歷史簡介》中所稱“主席”係指劉少奇。“簡介”對劉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劉少奇被“逮捕危殆萬狀”,“系某外國人說了話才開釋的”,“並饋贈洋銀百元之多為盤資”。成秉真為美化劉少奇,改為“且有洋銀百元的饋贈,主席卻之。”敵人對劉少奇叛變革命,頗為讚賞。軍閥葉開鑫特意為其題詞說:“將來世道變化,全仗你們一班青年維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五二年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親筆供詞。此人以後被劉少奇擅令槍斃,此事足以證明劉少奇做賊心虛,殺人滅口
楊劍雄反省
我於民十三年在軍閥趙恆惕所組織的偽省長署會計股當會計員。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趙恆惕和他的各偽處長合室辦公的時候。聽到偽軍法處趙處長報告。“昨晚省長令我拿的共產黨劉少奇我比派衛隊營的兵於文化書店捕獲來了請示如何處理”趙恆惕答“你提問一下速送陸軍監獄署收押”並對陸軍監獄署李偽署長寫了一個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見。我聽了之後。就想到這個人不是我從前同學後在育才中學畢業去過俄國的劉衛煌嗎?一俟下辦公。趙恆惕先走出時。我即在偽趙處長手中借案卷一看。註明系寧鄉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辦公之後。我就去軍法處去偷看提問。我在隔天井階邊看見一個着灰布長袍。手向後靠。拿了一頂博士帽。背對着我正在答問。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軍法處將他送至陸軍監獄署。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料理一切後。即餵車趕至陸軍監獄署。去看慰他。但偽李署長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見之令。不讓我會他。這位李署長原與我有舊官場中的酒席應酬。並李也曉得我系趙恆惕的相信人員。我和李說了許多請求通融的話。並最後提出如趙恆惕責備你(李)歸我負責。李終於允許了我去會他。在進入幾層關鎖的深獄中。隔柵與他相見。我的樣當然比在讀書時不同。並掛有偽省長署的特別證章。他似不認識我的樣子。我報了名字給他。他腦子裡靜了一下。就連聲答記得了。我問他“你為甚麼來到這裡。”他答“我也不曉得為甚麼。”他講時注意我的證章似有顧慮的樣子。我就很忠實很莊嚴的對他說。“我現在某處做事。曉得你的事極嚴重。你有甚麼事。甚麼話。還不對我講還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沒再有人能進這裡來會你了。”他聽了我這番話。澄思了一下。就對我說。“我的內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門外某號。請你去問她就知道。在這裡我不便講”(旁有看守的)我又問他“你要錢用不。還要其他東西不”他答“我不要錢我只要一床被請你要我的內人送一床被來”我就安慰了他一番連忙跑到青山祠去會何夫人。何當時不在家。我留了一個名片寫明住址要何速來我家。我回到家(住雞公坡)沒久。何即來我家。悲泣撞傷不已。我安慰了她許久。她才咽啞平靜下來。我問她衛煌為甚麼被捕。我今天已在陸軍監獄署會見了他。要我來會你。就知道的。”何答“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兒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楊先生你也是曉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這裡被捕去了。”我將我和他的關係、及知道案情的嚴重。並願竭力營救他的心情。告訴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說。我已着人回鄉去叫他的老兄來省。他的老兄來了看如何進行。我又告訴她。他在獄裡要一床被。她即將被送去。而偽陸軍監獄署人員不予收轉。我又寫信給李署長連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轉。過兩天他的老兄劉六公到省。商量營救方式。那時有芳儲鄉住的洪庚揚在某處做事。與他同里同學。聞訊參加營救。於是我和洪分途進行。請寧鄉當日所謂首要人物葉開鑫賀耀祖譚潤生次要人成蒼林楊晉圭等共同具稟擔保。保稟由劉六公寫作好。再由劉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請葉賀等到天樂居。將保稟一一加蓋私章。他們並將保稟交付給我。要我當面送交趙恆惕。我踴躍承擔這任務。並與葉賀相約如趙問你們時請你們切實擔保。我比回到省長署。就持保稟逕至趙恆惕辦公室外。連聲報告要見省長。也不顧自己的人微職小。准我進入時。趙正在批閱公文。趙問了我一聲。有甚麼事。我即將保稟遞交說,葉師長賀師長等要保劉少奇。趙將保稟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閱文件。一面說道。這是要宰的人。你也來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發抖。汗濕襟背。不敢動。候趙的公文批閱完畢。再來設法要達成我的人物。趙問我你與他有甚麼關係。我答“系同鄉同學。”葉競秋會負責保他嗎。我答“他們都能負責、如果省長不相信、可打電話問他們。”趙即叫馬弁搖電話與葉。我不俟馬弁入。我即走去將電話搖好。要葉師長說話。葉曉得是我喊他。當然明白這回事。趙接了電話。只聽得問了一句劉某你能負責嗎。後應了幾聲。就掛了筒。趙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陣。對我說。你能負責?我答“能負責。看省長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趙說“你要他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裡亂搞。要庶務股去買一冊四書五經送給他。好好去讀。”我答“這些事我都能負責辦到。”趙即將保稟上批“交保開釋”四字。我即將這案件送至偽軍法處辦理手續。空了兩天。他就出險了。出險後。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謝了我。何夫人並說我們這一生不會忘記你。他最後提出問我。說。你願意入黨不。我那時渾然一物。悶憧過日。沒曾認識到這步。回答他我不入。過後我想這恐怕是他無以答謝我。以此來當作禮物罷。只怪我接受不了。別時,他告我他在長沙還有幾天。耽過,就會去上海。
註:反革命分子楊劍雄系大惡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長署會計。趙恆惕是楊的姨表姐夫,因而楊成為參預策劃劉少奇叛變出獄的重要人物。楊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後所寫的筆供,雖然是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後,完全接受了軍閥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應為民國十四年。劉六公系劉少奇胞兄劉雲亭(已死)。葉開鑫(已死)、賀耀祖(已死),均系趙恆惕手下的師長。洪賡揚(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長沙禁煙局局長,是劉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劉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劉作衡關於劉少奇接受了軍閥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叛變出獄的親筆供詞
民國十四年劉少奇被趙恆惕拘捕押在監獄處廿多天。趙恆惕送他一部書並要劉少奇出獄後不在湖南搞,離開湖南。劉少奇答應不在湖南搞,出獄後就走了。
劉作衡1967年十一月十四。
註:劉作衡的筆供證實,劉少奇接受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捧着趙恆惕賞賜的“四書”,“迅急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劉作衡系劉少奇的胞兄,被劉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參事室當參事。現被本鄉革命群眾監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廣州《工人之路》報關於劉少奇叛變出獄溜到廣州的報導
劉少奇被釋放抵粵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劉少奇君,前因養病回湖南,被軍閥趙恆惕無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國各工會聞訊之下,紛紛電趙恆惕請即釋放劉君,湘趙因懾於群眾力量,遂元月十六釋放劉君,劉君出獄後即來廣州,經於昨日抵步,故友聞訊,爭相訪候,談述湘趙之強暴,無人不為發指雲。
註:劉少奇接受軍閥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降敵人以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變出獄,旋往廣州。劉少奇利用他竊據的重要職務,向報界吹噓自己,蒙蔽群眾。
(11)劉少奇的簡歷底稿
註:劉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寫劉的簡歷底稿中,承認一九二五年冬在“長沙被捕”(此四字是劉少奇親筆),但將接受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降敵人,離開湖南,寫成“多方營救,驅逐出境去廣州”,以掩蓋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寧鄉縣公安局給劉少奇的信
劉副主席:
據我縣惡犯楊劍雄供稱有一九二四年當主席在長沙文化書店蒙難匪陸軍監獄時楊犯以主席同學關係曾出力邀請賀耀祖及葉開鑫等出名向趙匪恆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獄一事,楊犯一貫橫行鄉里殘害人命群眾痛恨入骨業經我縣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們為了慎重起見特備函請示上項榮救主席事是否確實以便處理迄賜批覆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禮
寧鄉縣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國上
請在十日內電復我們,以便處決。
註: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後,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過劉少奇的名。寧鄉縣公安局為此將判處楊犯死刑之事直接報告劉少奇,請示處理意見。
(13)劉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給寧鄉縣委轉公安局的親筆電報原稿。這是劉少奇殺人滅口的鐵證
湖南寧鄉中共縣委轉公安局霍建國同志:
一月廿六日來函悉。楊劍雄和我在小學同過學,以後卅多年來未發生過任何關係,他所稱一九二四年在長沙營救我出獄等語,並無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因有很多人營救,在獄兩個月後得以出獄,但這與楊劍雄毫無關係。楊犯罪惡仍應按你們判決處理。
劉少奇一月廿九日
註:楊劍雄是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變的重要知情人。劉少奇接到寧鄉縣的報告後,做賊心虛,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經任何手續私自電復寧鄉縣公安局。劉在復電中,利用報告中寫錯了年份(將一九二五,寫成一九二四),對楊劍雄所謂“救”他出獄一事,矢口否認,並要公安局將楊犯照原判死刑處理。寧鄉縣公安局霍建國按照劉少奇授意會同縣法院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將楊犯處決,殺人滅口。
劉少奇在復電中詭稱同楊犯“在小學同過學,以後三十多年未發生過任何關係”,出獄之事“與楊劍雄毫無關係”,這完全是撒謊。事實是:劉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楊劍雄逃避了農民鬥爭;楊不但與劉有來往,而且與劉少奇前妻何寶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楊犯給劉少奇寫信稱兄道弟,十分親熱;一九五一年土改時楊劍雄到北京找過劉少奇。
劉少奇這種殺人滅口的惡毒用心,昭然若揭!
(14)反革命分子楊劍雄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農民鬥爭的親筆供詞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鄉間住不住。去上海過漢口。在全國總工會旁邊一個巷內(他的家裡)會見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訴了我在鄉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個電報。並寫了一封信給寧鄉縣黨部。我家得以無恙。
註:這是“楊劍雄反省”的結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楊少岩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對楊劍雄“幫過忙”的交代
1927年劉少奇說楊劍雄曾幫過他的忙
1927年劉少奇在漢口總工會工作,我當時在漢口二中教課。27年三月間我的堂弟楊劍雄系官僚惡霸地主,其時鄉中農民運動正進入高潮,成立了鄉農會,鄉農會要捉捕楊劍雄,楊劍雄便逃至漢口。想去會劉少奇,又怕去會,要我先去見劉一下。我便到友益街總工會去會劉少奇,會着了他。我把來意說明後,劉少奇對我說:“楊劍雄以前幫過我的忙,現在他有事,我也要幫他的忙。”我說:“那他就會感謝不盡,他本想親來會你,恐有不便之處,所以沒有來。是不是要他來親自和你談談。”劉說好。次日楊劍雄親自到總工會會晤了劉少奇。
1967年6月22日楊少岩
註:楊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楊劍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為我某省師範學院教員,現被革命群眾監管。
(16)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給劉少奇的信。此信證明,他們解放後還有來往,並且還向劉少奇介紹了兩個所謂“國術專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鑒漢皋一別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無時不神馳
左右數十年艱苦卓絕不斷奮鬥新國建立宇宙改觀
吾兄之功偉矣全民慶幸故人慶幸弟於十七年就讀大夏後與時不合遂而鄉居從事教育又為所束後事生產小□農場與鄉人改進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園藝以勞動生產十餘年來未敢稍懈適與當代各公之主張全民勞動相吻合而鄉人亦視弟為非墮落安享者此間主持黨務為成治平縣楊厚吾何逸先區諸兄間有接觸妄謂弟為開明多所照顧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紙書為弟招呼則更幸矣頃閱報載
朱總司令出席全國體育會講話對全國體育將大有改進國術各門均須普遍訓練茲有友人郭起鳳彭玉麟兩君河南光山縣人為國內最有名之劍擊家郭曾任天津市武術會會長廣州市國術館館長擊敗日本進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國庫司顧問名藻一時彭曾任長沙國術館館長及湖南商專工專教師寄居舍間有年深知技術極精思想頗能與時俱進倘得
政府擢拔對人民服務必有極大貢獻敬祈
吾兄為之推轂舉國內之遴材羅致之公私兩利不勝拜禱之至專此奉達敬(?)
鈞安企候
賜示
弟楊劍雄謹啟十一月八日通信寧鄉太平橋轉
註:信封左上角批註的“楊劍雄介紹二位國術專家”,系王光美親筆。
(17)地主分子劉作衡關於楊劍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找過劉少奇的交代
1951年正在土改時楊劍雄是個大惡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劉少奇我說以前你保過劉少奇要找你去找
劉作衡1967年十一月、十四、
註:劉作衡的筆供證實,反革命分子楊劍雄當年“保”過劉少奇,並自恃“保”劉有功,一九五一年來北京要劉少奇包庇逃避土改鬥爭。
(18)寧鄉縣法院根據劉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將楊劍雄處決的判決書
影印件原文(節錄):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寧鄉縣人民法庭判決法刑字第14號
起訴人:寧鄉縣第三區人民政府
被告:楊劍雄,男,現年52歲,寧鄉人,住三區七福橋鄉,地主成份,中學程度(註:實際就讀過上海大廈大學),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惡霸案件經第三區人民政府起訴本庭審理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被告楊劍雄橫行鄉里稱王稱霸殘害革命同志血債纍纍處死刑剝奪其政治權力終身
註:寧鄉縣公安局霍建國接到劉少奇電報後,迅即按照劉少奇的授意,會同縣法院將楊犯判為惡霸案件,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處決,以實現劉少奇用殺人滅口的方法隱蔽自己叛變革命罪行的目的。

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廬山等地叛賣革命的罪證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革命與反革命大搏鬥的緊要關頭。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出建立農民武裝的偉大號召,湖北的工人革命運動,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反帝鬥爭蓬勃發展。當時竊據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劉少奇,對工農革命群眾運動高潮,心驚膽戰,迫不及待地破壞工人、農民的革命鬥爭。日本帝國主義在武漢屠殺革命群眾的“四·三”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群情激憤,劉少奇卻要工人“嚴守紀律”,“萬勿騷動”,“不要打日本人”,為日寇保鏢。蔣介石在“四·一二”發動反革命政變,何鍵部下許克祥在長沙實行“五·二一”事變(馬日事變),夏斗寅部隊湖北實行反革命軍事政變以後,劉少奇為適應國民黨的反革命需要,與汪精衛、陳公博進一步秘密勾結,被指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充當特務,提供“工運情報”,大造反革命輿論,調走工會骨幹,使“干群脫節”,解散工人糾察隊,“防止暴動”。於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槍支彈藥全部拱手交給了國民黨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
劉少奇為掩蓋其內奸面貌,蒙蔽群眾,與汪精衛、陳公博密謀,演出了一場假逮捕的“苦肉計”。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陳將劉少奇等公開逮捕,次日上午,將劉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密談,然後“釋放”。劉少奇還按照汪、陳旨意,親自到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二次工運會議上做《自動解散工人糾察隊意義及經過》的叛賣報告,遭到廣大工人的強烈反對。
汪精衛為使劉少奇“留在共產黨內”不致暴露,在武漢“七·一五”公開反共大屠殺之前,指使他躲往廬山,先住在白鹿洞書院,後同丁覺群一起,住在牯嶺軍閥朱培德的公館裡。當我黨中央把武裝起義的決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開會時,他根本不理,繼續進行叛賣勾當。他向陳公博提出“改組工會意見書”,密告我黨在 “國府”警衛團、中央軍校和漢陽兵工廠內的情況,並要汪、陳“速除”,部份地破壞了南昌起義的準備工作。劉少奇出賣革命,充當內奸、工賊,充當帝國主義、蔣介石、汪精衛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雙手沾滿了革命同志的鮮血,十惡不赦!
(1)國民黨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會議記錄
註:會議記錄的重要部份見下頁放大的記錄。
汪精衛:軍事委員會得着了總工會自己繳械的消息也很覺得奇怪。還有,昨天十二點江琴同志來了一個電話,說三十五軍有人到總工會去要房子。當時本就打電話到衛戍司令部去問,李軍長回電說沒有這回事。到了今天,全國總工會李立三同志來報告,說全國總工會被李軍長派了一機關槍連的人占了。同時,全省總工會劉少奇同志又來報告,說全省總工會要請衛戍司令部派四五個兵去保護他們。大概是全國總工會同全省總工會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報告的事。但保護並不要一機關槍連,幾個人就夠了,也不要在門口守衛,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註:汪精衛對劉少奇解散工人糾察隊,自動交出武裝,極為讚賞,說:“純出於自動的誠意”。劉少奇乞求派兵去保護他,汪精衛同意派兵保護。這充份說明劉少奇解散工人糾察隊,事前是與汪精衛有密謀的。
(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漢口民國日報》關於劉少奇自動解散工人糾察隊的報導
註:這些藉口“避免製造謠言,挑撥工兵,影響工兵聯合戰線”的投降“布告”、“通電”、“函件”等等,據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後經劉少奇親自修改、簽發的。
(3)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給法國駐武漢總領事的信原文和譯文
註:劉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動交槍的準備之後,為了掩蓋其內奸面貌,蒙蔽群眾,與汪精衛、陳公博密謀,演出了一場假逮捕的“苦肉計”。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陳將劉少奇等公開逮捕,次日上午,將劉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進一步密謀反革命活動,然後“釋放”。
信中許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總工會財政部長,反對劉少奇向敵人交槍。後調任上海總工會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逮捕,五月犧牲。
法租界巡捕房
第六十六號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於漢口
法國總理事先生
漢口
總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時三十分,一支由漢口衛戍司令部一名軍官率領的巡邏隊來到友益街。在他們到達的時候,原先在那裡的罷工糾察隊員丟下武器,逃走了。巡邏隊的指揮官在總工會辦公處逮捕了該會的幾個重要成員並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發總工會主席
劉少奇第一書記
許白昊第二書記
項英湖北罷工糾察隊總隊長
劉少華、關明軒碼頭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近五夜時,軍事委員會舉行會議,出席的有:鄧演達、鮑羅廷、汪精衛、譚延□、程潛以及馮玉祥元帥的一名代表。
會後,約凌晨二時,馮玉祥元帥的代表劉驥將軍去友益街進行視察。
向忠發於今日白天返回總工會;在總工會,他可能為漢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裝便衣人員所監視,其生命作為本地區當前安寧和各工會執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擔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員沒有回總工會。
現附去張貼在總工會門口的中文布告的譯文。
中國地界內各工會的主要辦公處都已軍事看管。
戴孟若
(4)叛徒丁覺群關於劉少奇勾結汪精衛、陳公博充當內奸的親筆供詞。丁覺群是劉少奇在武漢、廬山等地進行反革命叛賣勾當的重要夥伴
對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漢口、廬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劉少奇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廣州到武漢,任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當時我是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的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長。總工會有關漢口的工人運動是受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領導的。十一月上旬總工會成立“勞資鬥爭委員會”(對外則用“經濟爭議委員會”),劉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員之一,在共產黨內我是受他領導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勞資問題仲裁委員會”我被選為主席,更須與總工會勞資鬥爭會密切聯繫,所以我和劉少奇往來更密。劉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離漢到廬山住白鹿洞書院。我於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嶺。八月中旬劉少奇、何寶珍和我同住在牯嶺河南路一所房子裡。這房子是九江警備司令部參謀長之妹賀淑租的,她下山後,由朱培德公館的宋嘉晉無代價讓給我們住的,直到十月初離開牯嶺到上海。因此我對他的許多事是了解的。茲就我所知道劉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資本家賄賂,出賣工人階級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經市黨部介紹漢口總商會請願代表與劉少奇見面後,大資本家周星棠、周韻宣、徐榮廷等時常請劉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樓吃酒,周星棠送劉少奇人參兩支,後來鄒協和又送燕窩一盒。十一月上旬劉少奇制訂“湖北省勞資標準條件”時,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賄,將工人增加工資的條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韻宣勸我受了紗廠的二百元,並說劉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五百元。劉少奇在審批各基層工會所提出的勞資條件時,就可將條件壓低。
二、劉少奇在漢口勾結汪精衛、陳公博出賣工人糾察隊。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陳公博獲悉劉少奇很受資本家讚揚,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劉少奇。我向陳匯報後,陳對我說:“劉少奇是真正服從本黨領導的,是按照本黨的方針和政策辦事的。這個人用處很大,我還要和他詳談。”此後劉少奇與陳公博的關係日益密切,劉遇事向陳請示匯報,唯命是從。“四·三慘案”日帝屠殺中國工人,死傷四、五十人。劉少奇根據陳公博不要擴大事態的指示,一面勸凡在日廠的工人不要罷工,一面勸碼頭工人不要擴大事態,併到日租界勸群眾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總工會名義發了一個宣言了事。“四·一二事變”後,陳指示不要集會散步,宣傳活動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劉僅開了一次小會了事。“馬日事變”後,劉用密件向陳請示,由我送去。陳當即打電話給劉,叫劉不要舉行任何活動,對工人也不要進行宣傳。劉對提議散步示威和集會宣傳的,一概拒絕。
五月中旬,陳公博從商界探悉劉少奇在處理勞資問題時,曾受資本家賄賂。陳對我說:“一個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貪財是必然的。我要證明這一點,才敢大膽地重用他。”五月底,劉少奇告訴我:“陳部長想進一步掌握工運動態,擴大了解面,將有更重大的任務交給我們兩人。陳部長對我說:‘只要你身在共產黨,心向國民黨就行了。’”
汪精衛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國際給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後,藉此決心分共。為了防止武漢工人總罷工和武裝暴動,乃由陳公博於六月三、四號晚上召劉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館談話,組織了一個“工人運動小組”。陳指定劉為組長,我是組員,擔任工運情報工作。劉向陳獻策:一、將武漢工會幹部調走,由外地調新幹部來組織地下工會,這樣干群脫節,掌握不了群眾,就不會發生總罷工;二、遣散工人糾察隊,將槍繳還政府,就可防止暴動。劉又與陳詳細研究了進行的辦法,採取內外結合。陳公博在社會上擴大兵士與糾察隊的衝突,製造謠言,並藉此製造輿論,要求遣散糾察隊,將槍繳還政府;劉少奇則在工會內進行了一系列反動宣傳與活動。
劉少奇為了掩蓋他與汪精衛、陳公博勾結出賣工人糾察隊的罪行,為將來更好地為汪精衛效勞,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給陳公博,並說: “在這信內我提請陳部長考慮,在完成任務後,來一次苦肉計。”在糾察隊繳槍的頭一天逮捕了劉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衛打電話給衛戍司令部用小汽車密送劉到中央黨部與汪談話,決定下一步活動。
劉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糾察隊,二十九日將三千餘枝槍及全部彈藥交給“管理衛戍事宜漢口辦事處”,並將武漢工會原有幹部調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劉在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二次工運會上作了“自動解散工人糾察隊意義及經過”的報告。
七月六日晚上,劉少奇對我說:“我在中央黨部見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將來願在主席領導下,為國民革命盡力。汪說:‘將來重用你是不成問題的,現在還不是時機,你還是留在共產黨內,影響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作用還大些。’我當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盡全力以赴。”劉又說:“我們今後還是要腳踩兩隻船。現在黨內對陳獨秀很不滿,正在醞釀鬥爭。為了避免捲入鬥爭漩渦,我已借病請假到廬山療養。”劉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離漢到廬山,住在白鹿洞書院。
三、劉少奇在廬山的反革命活動。
七月二十八日陳公博命我送密信給劉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會見了劉少奇交了信,並將我在九江偵察的情形告訴他。劉回信向陳公博提供了:武漢工廠清共線索。幾天后,劉寄“改組工會意見書”給陳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報:一、據覺群在潯偵察,集中南昌者為葉挺、賀龍部,無國府警衛團,此團軍官多系共黨,如仍警衛國府殊危險,請速除之;二、中央軍校內共黨很多,須清除;三、漢陽兵工廠共黨不少,請注意。
八月中旬劉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嶺,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裡。劉說:“我在白鹿洞會見了汪主席。我對汪說,我本想到漢口幫助陳部長改組工會,又怕被共黨發現。汪說,你還是留在共產黨內好,不要暴露。”劉少奇到牯嶺的第三天遇見了汪精衛的秘書褚民誼。劉說:“褚說,寧漢合作後,汪主席將出任國府主席或行政院長,你有什麼意見可寫書麵條陳。”於是,劉少奇和我討論了條陳內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計使共產黨走失敗路線,主張單搞工人運動,不搞農民運動,使工人階級處於孤立地位;建議政府對共產黨採取鎮壓與策反相結合的政策,號召共產黨員反水,從內部破壞共產黨;建議政府實行改良主義奪取群眾,削弱共產黨對群眾的影響等。劉少奇寫成呈文後,親送汪精衛辦事處。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劉少奇獲悉寧漢合作後汪精衛垮台消息後,就到了上海。
丁覺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註:叛徒丁覺群原系漢口公共汽車公司教員已退休。現在北京監護。
(5)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漢口民國日報》關於“四·三”慘案的報導
註:上面影印件是《漢口民國日報》關於“四·三”慘案報導的放大部份。
(6)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漢口民國日報》關於劉少奇鎮壓工人運動的報導
影印件內容摘要:
各工會聯席會昨晚七時全國總工會召集各工會代表,特在血花世界開緊急會議,到代表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發宣布開會。……次則劉少奇報告各團體聯席會議經過,繼通過決議案三條,……(二)服從總工會命令,嚴守革命紀律,決不上帝國主義所收買之反動派的圈套,擁護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賴國民政府辦理“四三”慘案的一切交涉,我們一致作外交的後盾。
全省總工會布告
日本帝國主義者用機關槍打死了幾十個同胞,大家一定憤激得了不得。現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維持秩序,請大家同胞萬勿騷動,(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戶,(二)不要打日本人,聽候國民政府嚴重交涉及總工會辦法。
(7)叛徒董鋤平關於劉少奇充當英、日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保鏢”和內奸的親筆供詞
劉少奇大約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漢的,系全國總工會的副委員長,同時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總工會,為省總秘書長,成為省總的當家人。出賣工人階級,出賣黨,做各個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作蔣介石的幫凶,保護資本家,破壞革命,干出了種種罪惡活動,摘要列舉於下:
一、販賣美帝國主義的工運黑貨。劉少奇到武漢後,就擺出工運理論家,工運決策者架勢,將黨內負責各業工會的頭頭,召集到省總聽他將工會組織的課,今日回憶,他基本是販賣的美帝主義者的“產聯”、“勞聯”那套黑貨,拏經濟主義來消失工人革命運動。他還搞了一個工人運動講習所,地點在黃陂會館,也是拏的那套黑貨去毒害學員,妄圖把中國工人運動,納入美帝國主義的軌道,把中國永遠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國工人階級、武漢革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工人糾察隊,一舉而奪回了英帝國主義在漢口的“英租界”,開我國反帝鬥爭史的創舉。在“英租界”被我包圍時,漢口英總領事向國民黨求援,要求派軍隊前往保護,由於革命群眾強大的壓力,國民黨因此拒絕,該英總領認為若再堅持下去,英帝主義的反革命武裝勢必被我革命的武裝殲滅,乃耍無賴,通知國民黨,把“英租界”托其臨時代管,不承認“英租界”已為工人階級、革命人民自動奪回。可是英帝國主義在武漢的所謂“政權”機器,已被我完全砸毀,英海陸軍被我趕下長江,逃往軍艦,英行政人員,驚魂失魄,紛紛逃上商輪、軍艦,臨夜駛往上海,我工人糾察隊奪回漢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國民黨才派軍警入駐所謂“英租界”。劉少奇這個工賊,迫令工人糾察隊退出“英租界”給國民黨軍警接防。並在湖北全省總工會代表大會提出七項要求,大意為(一)“英租界”當局向我方賠禮道歉(二)“英租界”當局撫恤我方死傷人員(三)“英租界”當局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這顯然和英總領事同一腔調,不承認漢口“英租界”已為我工人階級、革命人民自動奪回。為蔣賊介石復將我已奪回的“英租界”再度出賣給英帝國主義作輿論準備的基礎。
三、為日帝國主義者保鏢。自漢口“英租界”為我工人階級革命人民自動奪回後,漢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當局,紛紛向我方作試探,是否要同樣奪回,並表示要自願交還。德國商人還正式要求其領事將“德租界”交還中國。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車夫,這一兇殺案,為我工人階級革命人民所聞,馬上奔赴“日租界”,給以包圍,又形成一月三日奪回“英租界”局勢,此時工賊劉少奇嚇得屁滾尿流,趕赴現場,利用革命人民熱愛黨、相信總工會的感情,盡欺騙威嚇,要我革命群眾,退出“日租界”,還和“日租界”當局握手言歡,以表歉意,為他的日本主子壓驚。
董鋤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漢的罪行
劉少奇調走工會骨幹。劉少奇替國民黨繳去工人糾察隊武裝,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木棍也收繳了。隨即將工會黨員骨幹四五十人調離武漢,令調新人接替工會工作。劉當時說:“這是保存黨的力量”,實質是適應汪精衛的需要。因這些被調離的黨員骨幹,都有社會基礎,如碼頭總工會的張計儲等同志,完全可轉入地下,繼續同蔣汪匪幫作鬥爭。一調走,顯然是為了減弱工會的力量,調來的新人,人地不熟,無法開展鬥爭,如店總的趙敏就被犧牲,劉少奇一箭雙鵰之計甚毒。
劉少奇在革命緊要關頭潛入廬山。劉在汪精衛“七·一五”叛變前,我看到他身體很健壯,決沒有病。劉在廬山“養病”,住在大軍閥朱培德的公館,顯然是有政治陰謀,與汪精衛黨羽進行政治勾當。
董鋤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註:叛徒董鋤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現在拘留中。
(8)叛徒成柱周關於劉少奇充當內奸的親筆供詞
劉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裝的準備:
六月廿日左右,劉少奇叫糾察總隊總隊附朱菊和分隊長周霖在糾察隊總部把槍支登記好了,準備交給國民黨。劉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個電報稿即《要求自動停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的勘電,叫我根據電報內容擬草出布告、致軍事委員會信、致漢口衛戍事宜處信;告工友告軍士同志是宣傳部李昌榮起草的,都經過劉少奇親自審查修改的。上述文告,於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槍前後斗公開發布了。
劉少奇在繳工人械前的言論:
劉少奇在繳械前經常說:我在安源時,工人沒有武裝,照樣搞工會,現在刀刀槍槍的太危險了,這樣下去,遲早要闖禍,不搞武裝鬥爭好。不然,會影響全局。六月廿九日劉少奇對我說:若是不交槍,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衝突,國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槍,有槍反而危險。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腦袋革掉,但是我們要保護腦袋。
劉少奇在繳械後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繳械後,在一個晚上,劉少奇在省總辦公室大聲說:現在把武裝解除了,槍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沒有目標了。軍隊也不會找我的麻煩了,危險也小了。
成柱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註: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總工會秘書,是劉少奇的反革命“投降書”的起草人。現在拘留中。
(9)反革命分子張登平關於劉少奇充當內奸的親筆供詞
劉少奇繳槍後向汪精衛作報告,1927年六月底七月初劉少奇在上午繳槍後下午三時左右劉少奇親自到銘新街華商總會,向汪精衛作繳槍經過匯報。劉少奇去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他夾着公文皮包去的。
張登平
1968.5.13
註:反革命分子張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候補執行委員,是劉少奇出賣革命的同夥和見證人。現在上海市在押。
(10)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漢口民國日報》關於劉少奇解除工人武裝後進行欺騙宣傳的報導
省工會努力工兵聯合
▲派隊宣傳工兵聯合之意義
▲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
湖北全省總工會以反動派藉工人糾察隊武裝為口實,造出種種謠言,淆亂聽聞,近杜絕反動派之藉口及表現工兵親密結合起見,遂於二十八日停止工人糾察武裝,並請政府保護工人運動,自該會停止糾察武裝後,外面仍多謠傳,影響所及,誤會必多。昨特通令各工會火速督促宣傳隊,出發演講自動解除武裝之意義,並將最近工兵聯合戰線之事實,如幫助北伐勝利,歡迎北伐軍,慰勞受傷將士等,詳為報告,停一般民眾得以曉然雲。(人民社)
註:劉少奇交槍後,為了欺騙群眾,掩蓋內奸罪行,於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層工會派宣傳隊“演講自動解除武裝之意義”。
(11)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漢口民國日報》關於劉少奇在國民黨中央工運委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交槍投降報告的報導
工運委會第二次會議
△決案共十項
中國國民黨工人部,工人運動委員會,於昨二日開二次會議。
一,報告:(一)主席報告前次會議結果,(二)劉少奇同志報告湖北全省總工會,自動解散糾察隊之意義及經過,(三)主席報告中央及本部,對於保護工人團體之辦法及經過,(四)主席報告中央及本部,對於武漢店員存在經過及結果,(五)主席報告本部武漢紡織生產,及營業概況結果,(六)丁覺群同志報告工商糾紛委員會,已移歸工商俱樂部辦理。
(12)劉少奇包庇叛徒丁覺群的兩封親筆信
中央組織部:
丁覺群,1926-1927年時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工作,為委員。在工作中我常見他。國民黨叛變時,我先到了牯嶺,後來,丁也到牯嶺。我們住在一所房子內,約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後來,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時,表現是好的。後來被捕,也沒有聽說有反黨行為。丁出獄的詳細情形我不了解,但我聽說過,丁覺群是寫了自首書才出獄的。丁出獄後,直到現在,沒有找過我,說也沒有找過黨。
劉少奇1952年六月
退中央組織部
丁覺群──我認識他,1928年以前在漢口和上海工作時,一般表現是好的。他所說1928年被捕以前的情節是真實的。但是他在被捕以後是叛變投敵了,所以只坐牢四年多就釋放出獄,出獄後,又在反動的國民黨黨部和地方政府工作,從來沒有找過黨的關係。他似乎沒有當過特務,沒有積極進行反黨的活動。
劉少奇 1958年六月六日
(13)劉少奇包庇叛徒董鋤平的親筆信
董鋤平,1922年同我在中國勞動組部的上海辦事處共同工作過,表現不壞。1923年工人罷工失敗,勞動組部被封,北洋軍閥政府對我們的壓迫加緊,在這以後,董鋤平即離開工作跑到菲律賓。
1926年北伐勝利,武漢解放,董鋤平從菲律賓回國,到武漢湖北全總工作,表現也不壞。
1927年革命失敗後,董鋤平跑到上海,我看見過他,但我未聽到他被捕過。他說:被捕一星期出獄,就找不到黨的組織,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時找黨是很容易的。他到菲律賓去顯然是害怕,沒有得到黨的允許,而是逃跑。
全國解放後,董鋤平又回到北京,並來找過我,又提到他的黨籍問題。當時我批評了他,並說不能恢復他的黨籍,因為他幾次表現在革命困難危險的時候就逃避。但他可以參加工作。
董鋤平在革命順利時作過一些工作,在反動統治猖獗時,也沒有聽到他作過壞事,但他不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在危險的時候即自動脫離組織。作一個共產黨員,他是不夠條件的。
劉少奇 一九 年六月 日
(14)劉少奇一九五零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親筆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我一道工作過,後脫離黨的關係,請你介紹他到你們辦的政治研究所學習為荷。
劉少奇 六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來信收到。你可拿我此信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找齊燕銘副秘書長分配你一點工作,你過去的經歷及你有限的要求(家屬生活)亦可老實地向齊燕銘同志提出。祝你
進步!
劉少奇 十二月十九日
(15)劉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張登平的親筆信
你的來信我已轉交中央組織部。
張善孚同志:
你的來信收到。關於你的黨籍問題,請直接向黨的中央組織部接洽,將你如何脫離黨以及脫黨以後的經過情形,全部無隱瞞大地向組織部寫一報告,中央組織部在問明你的情況後,將對你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明白的答覆。
敬禮!
劉少奇 十一月十二日
註: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寫給張善孚(即張登平)的親筆信。


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東北叛賣革命的罪證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劉少奇(當時化名趙之啟)到奉天(今瀋陽)任滿洲(即東北三省)省委書記。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與省委組織部長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在奉天紗廠被大軍閥張學良逮捕。
劉少奇被捕後,不僅立即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孟用潛是省委組織部長,還供出了省委委員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丁君羊、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願、出賣了滿洲省委所屬東滿、北滿、旅大、撫順等十多個特(縣)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個支部。當敵人要劉少奇帶着特務去抓人時,他積極出謀獻策說:省委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如果將他“釋放出獄”,他就可以“搜集共產黨的情報”,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三省地方黨組織。
張學良對劉少奇的獻策頗為讚賞。於是將“共產黨案”改為“工潮案”,並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將劉少奇“釋放”。劉少奇奴顏婢膝地給張學良寫信說:“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還按照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張學良的旨意,利用中東路事件,配合進行反蘇反共,罪惡至極!
(1)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滿洲日報》關於劉少奇在奉天紗廠被捕的報導
譯 文
共產黨員潛入奉天紗廠秘密接頭時將其一夥逮捕
(奉天專電八月二十四日電)支那(中國)時局困難以來,似有許多共產黨員趁中央、奉天間的諸問題正在談判而陷於忙亂之機,潛入奉天紡紗廠,故當局預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點左右,該廠職工王繩一等幾人下工後,來該廠里院與南方職工打扮的支那人(註:係指劉少奇)秘密接頭,正在遞交共產黨傳單及其他材料費用等時,被警戒者發現,當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審訊。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該廠職工,至今逢機便進行共產黨的宣傳,是一直受當局監視的人物。
(2)滿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給中央的報告(節錄)
影印件原文
紗廠鬥爭問題,奉天紗廠兩月來即以五成開支,而且是奉票,我們經過支部的討論在群眾中提出要八成現洋的鼓動,並要求立刻開支群眾情緒異常興奮,我們更繼續不斷一再進行鼓動工作,一面準備召集各部工人會,八月十八九的時候,群眾情緒已確實到了可以行動的時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開支的關頭,據當時情形沒能在組織上積極準備,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開八成現洋,群眾行動確已不成問題。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眾會時,支部書記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開除(前數日)致會不能開成,叛徒崔某(過去是同志)與廠中陰謀勾結,即以陷害常張同志,又向省委報告謂群眾會仍可召集,省委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趙孟二人去,上次是全總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隨被捕。
註:趙即劉少奇,化名趙之啟,孟即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叛徒崔某即崔鳳翥,全總代表是張崑第。丁是丁君羊。
(3)滿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給中央的報告(節錄)
摘要:紗廠支部完全潰散,原和少、孟同時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罰四十天拘役。該同志十分簡單,咬出許多秘密,決定開除其黨籍。告密之崔某當然開除。
註:少即劉少奇,孟即孟用潛,“某工人”系叛徒常寶玉。
註:滿洲省委這兩個報告的內容,記載了奉天紗廠黨組織被破壞和劉少奇、孟用潛被捕的問題。劉少奇和孟用潛是由於叛徒崔鳳翥與敵人勾結,支部書記常寶玉叛變出賣而被捕的。事實戳穿了劉少奇在他的簡歷底稿中所稱“在罷工中被捕”,“敵人找不出證據”等徹頭徹尾的謊言。
(4)叛徒孟用潛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充當內奸的親筆供詞
劉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瀋陽被捕叛變投敵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劉少奇到奉天紗廠開支部會,討論紗廠罷工問題,被支部書記常寶玉出賣被捕。當晚奉天紗廠審訊,劉少奇承認他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我,還出賣了省委委員丁君羊、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饒漱石、省委秘書長廖如願,省委辦公機關以及瀋陽六、七個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廳審訊,劉少奇進一步出賣了東北地方黨組織,包括北滿、東滿、關東州特委和特委書記,以及大連、營口、溝幫子、遼中、遼陽、撫順、延吉等重點縣市委和縣市委書記。審訊後,劉少奇還在“自首書”上簽字劃押。
當晚奉天警察廳繼續審訊,劉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負責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機關。然後警察廳就要劉少奇和我帶着警察去抓人。劉少奇說省委主要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他於是向階級敵人獻策,要求把劉少奇和我提前釋放出獄,給奉天警察廳搜集黨的情報,為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地方黨組織做準備工作,其用心至為惡毒。
幾天后,奉天警察廳對劉少奇獻策表示同意。為便於劉少奇和我繼續混入滿洲省委,決定地方法院,對這一案將不做為共產黨案審訊,而做為煽動工潮案審訊,不承認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即可取保釋放出獄。以後在地方法院也是這樣審訊,這樣判決的。
出獄後,劉少奇同省委幾個負責人說,這一案以煽動工潮開始,最後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取保釋放而結束,是一個工潮案,不是共產黨案,毫無問題。這樣他就仍然當滿洲省委書記,並決定調我到哈爾濱任北滿特委書記。
同年十一、二月間,劉少奇到哈爾濱。他同我說奉天警察廳找他談過話,他也給警察廳送過材料,並要我給他搜集北滿的材料。那次給劉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東寧、密山等縣委名單、支部和黨員統計表以及縣的重要報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劉少奇調離滿洲省委,四月滿洲省委遭到一次嚴重破壞。
孟用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註:叛徒孟用潛即孟堅,一九二九年任滿洲省委組織部長時,同劉少奇在奉天紗廠一起被捕投敵,充當內奸。原任我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現押北京監獄。
(5)叛徒丁基實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變的親筆供詞
關於張麻子所談的劉、孟罪行材料
在劉、孟出獄後約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張麻子趕來喊我,要我到他家裡坐坐。到了他家以後,他就問我:“老劉老孟出來啦?”我說:“出來啦。”他說他聽到一些消息,“聽說都承認了共產黨,並且出來以前,還寫了悔過書。”“聽說劉還把孟堅供出來啦,劉另外還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隨便談。”我問他從什麼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說從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實 1967.9.10
註:叛徒丁基實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與孟用潛同管滿洲省委組織工作,劉少奇孟用潛被捕後為滿洲臨時省委負責人。
張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當時是我黨特科工作人員。丁基實原勞改就業人員,現押北京監獄。
(6)反革命分子關輔金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變的親筆供詞
現將奉天紡紗廠一九二九年間逮捕共產黨情況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間任奉天紡紗廠副技師。七、八月間在廠北門外發現共產黨傳單,助理王廣恩要我們追查。經我用恩威互濟手段,收買了工人黨員崔鳳翥。他暗中交給我一份共產黨名單,其中姓常的是我廠共產黨頭頭,立即把他看管起來。在一天下午五點鐘左右,由警察和衛隊在廠北門外逮捕了二個共產黨。當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鳳鳴、廠里徐連奎、董文華、孔令鐸和我審訊。經一一刑訊,他們都承認是共產黨員。
先審的是我廠里那個姓常的。第二個是中等個面貌黑一點的。第三個審的是個高個子,稍一動刑,他承認是湖南人,今年六月來東北,是共產黨員,是遼寧地區負責人,是省委級,地下組織設在瀋陽工業區西下漥子。審完後,他們三人都在供詞上簽名劃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廠辦好公,將他們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後聽警察廳秘書於祥林等人對我說,因他們坦白悔過的好,而被釋放。
關輔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關輔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紡紗廠副技師。是收買叛徒崔鳳翥,並參與逮捕、審訊劉少奇的當事人之一。現由遼寧省監護。
(7)徐廉奎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變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紡紗廠逮捕共產黨的經過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紡紗廠當庶務主任,六月廠內發現共產黨傳單,紡紗廠總理孫祖昌、助理王廣恩要我們馬上查清。副技師關輔金收買了工人黨員崔鳳翥,崔告密了廠內共產黨七、八個人,我們即將廠內共產黨頭頭xx玉抓起來,經動刑引誘,他承認是共產黨,承認與廠外有聯繫,供出明天下午外邊准有人來廠開會。孫祖昌即報告警察廳派孫督察來廠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點鐘左右一個高個子白臉的和矮個子黑臉的來了,由廠內共產黨頭頭xx玉暗中指點,衛隊當場把他們逮住,當晚警察廳在工廠對他們審訊。我和關輔金、孔令鐸、董文華等人參加。
先審黑臉的,一動刑就承認是共產黨,是聯絡員,是來開會搞罷工的,與白臉的是同事關係,住瀋陽工業區,年齡卅多歲,河北人。
後審白臉的,稍一動刑,跪倒在地,什麼都說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是省委宣傳領導,是來搞宣傳組織共產黨、搞同盟罷工的,審完後,他倆人和廠內共產黨頭頭xx玉簽字劃押,第二天將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廳。
這個案子辦完後,工人黨員崔鳳翥告密有功,廠里發給他獎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註: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紗廠庶務主任,是參與逮捕、審訊劉少奇當事人之一。現由遼寧省監護。
一九二九年奉天紗廠參與逮捕、審訊劉少奇的敵偽人員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關輔金外,還有紗廠助理王廣恩、會計關恩厚、衛隊正目楊明襄、衛隊隊員王清懷四人,他們分別提供了劉少奇被捕自首叛變的罪證。
(8)陳元禎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變的交代
對一九二九年奉天紡紗廠逮捕共產黨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陳元禎,現名陳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處理過奉天紡紗廠一起共產黨案件。捕人以前紗廠出現工人鬧罷工,我們去紗廠,廠里衛隊把我們領到一個屋裡,李春藩、楊樹忱也在,這時開始準備刑具過堂,第一個過堂的是個胖子,白臉中等個;隨之又提來一個中等個,圓臉平頭;第三個過的是高個子,瘦子黃臉,關里口音。經審問動刑三人均承認是共產黨,並供認了地下黨的組織,其中一個承認是組織部長,一個承認是省委書記,還有個說是支部書記。第二天上午八點鐘紗廠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據分所的公文和筆錄一個一個的進行了覆審,被告三人均在筆錄上劃了指押。後把三名犯人送省會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親口提供。
陳元禎 1968年1月23日
註:陳元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長,系參加審訊劉少奇的見證人。現由長春市監護。
(9)關慶雲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充當內奸的交代
對舊奉天紡紗廠破獲共產黨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當奉天省會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長。同年八、九月間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關於紗廠發現共產黨傳單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該分局注意偵捕。指令下達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電話報告,紗廠發現三名共產黨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監視外,請求逮捕。當即報告白銘鎮,白局長說,剛才接過該分局電告,已令其追捕歸案。當天下午五點左右,聽說已逮捕三名共產黨,在紗廠略過一堂,都承認是共產黨。三名人犯在局內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長親自提審過。此案結束後白局長和我說:參加辦案的有長官公署、軍法處、全省警務處、憲兵司令部等單位,那個南方籍犯人承認是共產黨,來瀋陽不久,目的是擴張黨的勢力,懇求從輕處理,如能得到釋放,甘願具結,願開列地下黨名單、機構、地點以作條件。經張學良同意,僅以涉及嫌疑,備函送往法院。事後張學良根據名單,直接命令憲兵司令部、稽查處、軍法處先後逮捕共產黨人數起。
交代人:關慶雲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註:關慶雲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會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長,是參與審訊劉少奇的當事人之一。現由瀋陽市監護。
(10)劉青第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充當內奸的交代
關於一九二九年我承辦奉天紡紗廠破獲共產黨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遼寧高等法院檢察處代理主任書記官。九月間警察所送來紗廠破獲共產黨一案三人,有廠內的,有廠外的,首席檢察官朱樹聲和主任檢察官汪廉審訊,我記錄。經警察所一一審訊,都承認是共產黨員,為首的承認是負責瀋陽地區黨的書記,並供出幾十個黨員,十幾個組織,在瀋陽有麻袋廠、兵工廠、紡紗廠等。在外地有大連、營口、遼陽、撫順、哈爾濱等。還寫了自白書,承認領導工人罷工,是犯罪的,誤入歧途,現在悔過自新,堅決以後不作非法活動,要求寬大。經檢察處覆審,事實與在警察所供認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書上簽了字。
根據他們三人自白從寬,檢察處起訴,即送高法審理。起訴書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產黨員,煽動罷工,為首的是負責瀋陽地區共產黨書記,深知改悔,並提供了組織關係及散布情況,是悔過自新的具體表現,應從寬處理。……。不久高法開庭宣判。由高檢處將他們交保釋放。
這一案處理後,朱首席對我說:過去共產黨說我們對共產黨人抓一個殺一個。這回這麼大的案子,這麼大的頭頭,判的這麼輕,共產黨都感到意外,這是政治攻勢。這樣可以收買,可以瓦解,可以為我們工作,在政治上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劉青第
一九六八年五月
註:劉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檢察處代理主任書記官,是敵偽審訊劉少奇時的記錄人。現由遼寧省監護。
(11)劉多荃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充當內奸的親筆供詞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紡紗廠破獲一起共產黨案件情況
一九二九年我是張學良衛隊上校團長,時常跟隨張學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廳在奉天紡紗廠破獲一個大共產黨案。關繫到東北三省的事。當時警察廳長白銘鎮和憲兵司令部副官長程廣道,告訴我捕了三個人。經審訊,其中一個人供認是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供出了滿洲省委員會和瀋陽、哈爾濱、本溪湖、撫順及鐵路沿線黨組織和活動計劃。張學良責成參謀長榮臻和白銘鎮與這個黨的負責人達成了政治交易條件:要他徹底交出東北活動計劃、地點、參加人員名單等。今後不再在東北搞政治破壞和顛覆活動;對中東鐵路有關工人運動雙方事先取得聯繫,相機配合……。這個負責人要求籤字畫押後,不登報,雙方聯繫各派妥靠人員,到指定地點會晤。
張學良親口對我說:這個共產黨負責人給他寫信表示感激,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這個案子連捉帶放共廿天左右,釋放時我們和他有秘密計:對外宣布確非共產黨人,找不出確實證據,由警察廳批准無罪取保釋放。
劉多荃
一九六 年 月十一日
註:劉多荃又名劉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軍閥張學良衛隊上校團長,後任中將軍長(與原我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是同鄉,關係密切,互稱“兄弟”),是劉少奇在東北充當內奸的重要知情人。
原任我遼寧省交通廳長。現由遼寧省監護。
(12)劉少奇的簡歷底稿
註:這是一九五二年劉少奇要王光美抄寫的簡歷底稿。劉少奇為掩蓋其叛徒罪行,蓄意將一九二八年八月說成一九三零年春,將“被一叛徒出賣”投敵,親筆塗改成“在罷工中”被捕。
(13)中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給滿洲臨委的信
註:劉少奇被捕叛變“出獄”後,向我黨中央做了假報告,因而又竊據了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的職位。
(14)滿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報告(節錄)
註:劉少奇向中央的報告,以慣用的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法,欺騙中央。他和孟用潛被捕投降大軍閥張學良而獲得所謂“釋放”之後,即派孟用潛往北滿任特委書記,他以假借巡視工作為名,到哈爾濱同敵人進行勾結,配合大軍閥張學良鎮壓工人、學生運動,進行反蘇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茲有數事逐項報告於下:
(1)中央指定省委名單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間情形略有變動,因為孟堅、國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調回對哈市工作有妨礙,而且孟堅在奉被捕一次,紗廠附近及公安局等處認識很多,如來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實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撫順目前工作,自破壞後,以前組織或捕或逃,完全解體,暫時是要從各方面建立線索,最近雖然有兩三處關係派一人專駐在工人外面還是沒有多大作用,君羊住省委組織部工作,因尋找山東逃來同志線索,比孟堅較合宜,指揮奉天工作同志,(山東)亦較好,因此省委決定之啟兼宣傳,君羊組織兼管奉天工作,宏經工運,三人組織常委,孟堅哈市書記兼組織,候補常委國珍哈市宣傳候補常委CY書記參加常委,惟來信以七人組織省委,但只六人名字,據宏經報告省委委員有西平一個,其餘委員一人是立功,還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觀念也有一些錯誤,省委不同意他參加省委。
…………
(6)最近中東路鬥爭已經發動起來,茲將哈市報告及省委對東鐵工作的決議,附錄於下請查閱指示,並請求中央將此報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紅旗或全總刊物上發表。此間工作人員甚忙,無人作文故也。
省委為特別加緊哈市及中東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視。詳細情形日內當再有報告寄來。
(15)一九三零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時報》關於東鐵總工廠華工罷工問題的報導
註:這是內奸劉少奇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交給的反蘇條文修改的十二條,以“哈工會”名義送報館發表,煽動反動工潮,攻擊蘇聯的罪證。
(16)重要知情人劉多荃關於劉少奇叛賣革命的親筆供詞
一九二九年冬,榮臻談到中東路事件時說,咱們拿這個滿洲省委書記做質,對談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鮑文樾對我說中東路問題我們吃了虧,為了找回面子,讓那個地下黨負責人協助,如國民黨反蘇罷工搞了許多經濟條件,送給他看,他還給修改增加了幾條,並以哈工會名義送報館發表了,給我們幫了大忙。張學良說過,那個滿洲省委書記,在哈有許多事情全能按照當地政府要求去辦。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說,那個滿洲省委書記,從哈爾濱去上海路過瀋陽時說,在瀋陽你們救了我的命,在哈爾濱對我也很好,東北好像我第二家鄉。
劉多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註:劉多荃的筆供證實,內奸劉少奇在中東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大軍閥張學良的旨意,煽動工潮,反蘇反共,罪惡至極!
中東路事件說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軍閥張學良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匪幫的策動下,非法武裝搜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逮捕蘇聯籍人員三十九人。蔣介石匪幫七月十日單方撕毀中俄(合辦鐵路)協定,挑起“中東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蔣介石匪幫發表與蘇聯交戰宣言。九月八日發生武裝衝突,經過綏芬河、滿洲里、黑河、扎蘭諾爾、同江等戰鬥,大軍閥張學良慘遭失敗。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蘇互派代表簽訂了“伯力協定”,中東路恢復原狀。
大軍閥張學良為了挽救失敗殘局,利用劉少奇在哈爾濱煽起反動工潮,反對蘇聯。劉少奇根據蔣匪介石和大軍閥張學良提出的反蘇反共罷工條件,親手修改成十二條總要求,在《晨光報》發表,組織假請願,威脅蘇聯局長,阻撓“伯力協定”的實施。當時的蘇聯是革命的,劉少奇夥同蔣匪介石、大軍閥張學良進行反蘇反共的反革命活動,真實罪惡至極!

文5:

劉少奇之女劉濤文革時在清華園貼的大字報

來自:百科全書的新浪博客

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
──我的初步檢查(節錄)
劉 濤

現在,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提出直搗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的老巢,我堅決支持同志們的革命行動。我是這條資產階級路線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劃不清界限,始終沒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自己又是“三臨”(註:指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給清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很大損失,這確實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難過。
我先和大家談談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後,由於我對自己錯誤沒有認識,而且在家裡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響。我回校時是鐵杆保皇的,根本沒想很好地揭發問題。我一直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場上,站在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所以,很多間題自己並沒採取老實態度。當時我並沒這樣認識,同學說我不老實,我還挺生氣的,認為不知道有哪些問題是屬於揭發範圍。後來同學們幫助我,使我認識到根本問題不是知不知道揭發什麼問題,而是實際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群眾一邊,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邊。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對我的講話以及在同學們的熱情幫助下,我逐步認識到自己立
場並沒有真正站在革命群眾這邊,所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導我們知錯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這邊來,與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與過去錯誤徹底決裂,真正站到毛主席這邊來。由於我對以前的錯誤沒有很好的認識,所以對很多問題來不及批判,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沒有水平,但我應當把我所能想得起來的事情揭發出來,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內幕告訴大家,供大家參考,然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戰鬥,從而更加充分地認識到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學校是何等的尖銳複雜。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劉少奇曾經跟我講過,反工作組是一種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幾所學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對工作組,他還懷疑這個反工作組的逆流與前北京市委有聯繫,認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個反撲。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麼我們學校和很多學校都在拼命揪後台的原因。劉少奇當時在師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兒)蹲點,對她的指示是比較多的,他把師大一附中陳永康、何芳芳這些歲數很小的學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沒感覺到有什麼問題,他還面帶笑容聽我們匯報。就是在他的指揮下,大規模學生斗學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國都開展了。當時我們學校工作組所導演的“反蒯”運動,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記得他(註:指劉少奇)跟我講過一次話,後來把這事情揭發了,他否認是他講的。他否認他的,我揭發我的。記得有這麼幾點:一、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組的這些同學都當成資產階級,所以他就不給這些同學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陳伯達同志已經在北大講了關於工作組的問題,當時我也不清楚我們學校的工作組到底是什麼問題。二十八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一、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麼可怕的。二、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說,是好是壞,大家都能檢驗出來。)三、工作組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情了,你們就勞動,幫助抄大字報,掃掃地,這樣別的同學也就不會說你們是當官做老爺了。四、仍然認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當時還講了保護少數的問題(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會堂講的精神)。當時還讓我不要急於表態,真正認識到錯了再講,不要急於表示自己反對或者同意。在我看來,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情緒還是很不滿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我父親這麼激動過,當時也沒認識工作組的錯誤性質是什麼樣的,立場又沒站穩,但確實感覺到工作組的工作沒有做好,心裡也是很難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這期間,劉少奇曾讓她(註:指王光美)回去過(註:指回清華大學去)。王光美一直表現得很不像話,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根本不去真正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且譁眾取寵,企圖挽救這垂死的工作組的命運。王光美在清華期間,天天回家,劉少奇到底給了她些什麼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對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劉少奇讓我辭職(註:指要她辭去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中擔任的領導職務),以後少出頭露面,少回家。當我問他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時,他口頭上也承認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表示願意改。在問到他為什麼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的問題時,聽我妹妹說,他講,在七大以前,還沒有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在七大以後樹立起來了,沒樹以前就拼命地樹立,樹立以後不用怎麼說別人也就知道了。實際我覺得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認,自己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等,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當時,工作組撤走以後,有時回家遇見父母,與王光美談的多。有幾次他們表示特別關心我校的運動。我當時很願意反映,當時沒有意識到家裡的情況有多嚴重,我知道的,我就講了。後來李黎風(註:李井泉之子)告訴我要注意此問題。劉少奇以前說話就說得比較少,犯了錯誤以後,說得更少了。王光美當時是在極力地掩蓋,但有時又憋不住,就衝出來了。其實,她在檢查中說,工作組撤走以後,對我校運動情況是不怎麼了解的,這是在說謊!
九月底,同學們給我寫了許多大字報,我想應當寫張大字報表態,她說:“別人都罵你是狗崽子,還歡迎批評什麼。”看得出來,她對此是很牴觸的,如果別人說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與妹妹就談到辯論工作組的問題,王光美說:“批判工作組的問題是不是運動的關鍵呢?”我給父親提意見,她就在旁邊解釋,澄清事實,說他的心還是好的,主觀上還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經驗不足。我問:“六二年的單幹風究竟是怎麼回事?”王光美說:六二年單幹風父親是反對的。實際上是在欺騙我。她自己也講,應當實事求是,她不願意給我父親增加罪過。我想我父親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說不願加,但事實終歸還是事
實的。王光美一方面對我們講父親的態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說父親沒有多大問題。哥哥是造反派,對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滿意。另一方面說主席(註: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父親(註:指劉濤他們的父親劉少奇)。主席對父親政治思想上從嚴,組織處理上從寬,這是一貫的思想,抱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絕不能因為主席對父親組織處理上的寬大,因此而對他政治思想上採取寬大的態度。可是,王光美跟我們講的目的,是用此來迷惑我們,使我們覺得自己的父親沒有多少問題。我們本來迷信劉少奇,現在也就保劉少奇。她還說,應當實事求是,說揭發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沒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錯誤的地方公布出來,她就非常不滿意。她認為,同學問我們的問題,就是為了打聽點內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並見她,我說:葉林(註: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說我在清華常找你。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她說:這是想嚇唬你們。她一直跟同學特別牴觸。對她自己的錯誤,如四清,八月份她還說: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吶!她認為她的桃園經驗也沒有什麼錯誤,就是紮根串聯講得過細了一點,所以給別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聽陶鑄講,我父親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我當時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講。她說,陶鑄同志也有說錯話的時候。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還有一條,幾年以前,父親曾講過,不當國家主席,當個公民也可以,也沒有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讓我講了。原因是什麼大家也都心裡明白。八月份我兩次問她對工作組問題的認識,我說可以交談交談吧!原來咱們也是一塊工作的,有錯誤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幫助,雖然當時我認識還不太清楚,但對她還是可以幫助的。(回校前我對她說:我就夠保的了,我看你比我還保。)她就是不講自己的態度,她說,我有我的組織,我是在工作組內作檢討的。我問我父親:“你執行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還犯過什麼錯誤。”王光美在旁邊聽了後氣得直發抖,哭著對我控訴了一番,說我沒良心,想保自己,是個人主義,你也觸及觸及自己的靈魂。這個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說我老逼我父親。又說“你父親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講。你老逼他。”說“你欺負我欺負得太甚了。”說她以前對我又是怎麼好。當時給我壓力很大,父親也在旁邊說:你要是覺得這個家妨礙你的話,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可以給你點錢。
由於自己沒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邊,沒有真正與家庭劃清界線,壓力很大,就軟下來了,於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還造成弟妹的壓力,說我給媽媽的那一張大字報(註:指劉濤8月21日在清華大學貼出,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修改的大字報《跟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個人主義。我當時的確有個人主義,但與自己的家庭真正從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這就是我克服個人主義,拋棄私心雜念的第一步。當時王光美說我有個人主義,我不否認,但當時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她這是在壓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軟硬兼施的這套辦法,想使我成為他們的陪葬人。八月初,我聽妹妹講,爸爸說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裡的叛徒,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
這一邊,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做,我一直是搖擺不定的。王光美還壓我,說:批判我們的大字報都是根據你揭發的。對於我那篇大字報她非常不滿意。劉少奇說: “你記錄我的講話,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對此他也非常不滿意。他還用組織紀律來壓我說:“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裡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講,否則,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係就斷絕家庭關係,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開家裡的工作人員。師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記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貼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對我妹妹說:“你把它抄下來,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麼?”她就是這樣教育家裡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們,我真替我妹妹擔心。我覺得他們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王光美在家裡老放毒,而且有市場。現在同學們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來,我堅決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話,廣大的革命師生幫助她,她如果要頑抗下去,那只有自絕於人民。讓她住到清華,這樣對她自己,對弟弟妹妹,對我父親認識錯誤都有好處。關於劉少奇、王光美我揭發到這裡。有一些由於自己的立場感情還沒有完全站在革命師生一邊,還沒有完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還沒有完全站到毛主席這一邊來,有的記不起來,有的還沒有認識。以後認識到了,想起來了一定繼續揭發。
通過我所講的這些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家是多麼的激烈。我自己原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擺在我的面前。這幾個月來我體會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條路,是站在毛主席這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這一邊,在這上面的確沒有什麼中間道路可走。我來校前,的確是很保皇的。現在對問題認識也不是十分清楚。簡單地談一談對我父親的看法。我認為我父親確實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幾年來一直對抗毛主席,對抗毛澤東思想,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鎮壓革命運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造成白色恐怖,對毛主席他採取的是一種無視的態度,確實是像林彪同志所講的,簡直是不能容忍。他從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發展到鎮壓群眾,鎮壓群眾運動的地步。這場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義,它要掃除一切舊的東西,掃除修正主義在我們國家裡復辟的可能。他實際上是鎮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沿著他這條道路搞下去,中國必然要變顏色。他的檢查極不深刻,一點也沒有觸及自己的靈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這條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對他這套人生哲學,以前不太認識,還覺得挺對,但實際上這跟毛主席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比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個更高級的個人主義,帶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沒有改造好,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後,他大概覺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觀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命,由於他的這種世界觀,決定了他一定會制定反動路線。
王光美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改造,她用她的資產階級一套腐蝕了很多人。劉少奇在政治上的錯誤比王光美嚴重得多,他負的責任更大,他制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以前說她是糖衣炮彈,我還不怎麼能接受。現在覺得她的確是一顆糖衣炮彈,她對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這個問題,她還不大發雷霆?她一會兒對我哭了一通,一會兒又對我罵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給我的是什麼教育。

我的確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以前我一點也沒認識到它就在我身邊進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站在父母一邊,給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損失,後來看到江青同志對我講的話,使我很難過。要認識自己的父母,認識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對家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當仇恨。我覺得自己應當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真正地與家裡劃清了界線,家裡反對我,而人民是歡迎我的。
1966.12.28

原載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6年12月31日



文6:

劉少奇前妻王前:控訴少奇對我的政治迫害

來自:盧順清的新浪博客

毛主席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交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導,我熱烈的響應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儘管我現在還因病臥床不起,記憶力尚未完全恢復,不能多用腦子,但我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心不變,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的意志不減。現在,我以自己親身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來控訴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勾結以彭真、劉仁、安子文為首的一小撮黑幫分子,夥同胡錫奎等人,大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劉少奇一夥為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我當成活靶子,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開除了我的黨籍,使我喪失了政治生命。
請看他們開除我的黨籍的政治內容是什麼吧!
一、“誣衊蘇聯”
事實是這樣的,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轉載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崗諾維奇等人作為反黨集團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消息,我看了後,於太湖療養院一次黨的小組會上說:“赫魯曉夫上台後,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拔掉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現在又把列寧的戰友、十月革命的功臣莫洛托夫等人搞成反黨集團,開除出黨中央委員會,我們毛主席處理犯錯誤的幹部就不是這樣。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王明犯了那麼大的錯誤,七大時還選他當中央委員,希望他改正錯誤,貝利亞也不一定是特務,證據不夠充分。”
這就是我被開除黨籍的主要“罪狀”之一,給我扣上一個大帽子“誣衊蘇聯”。難道我擁護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確的幹部路線犯了罪嗎?難道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犯了罪嗎?這就叫誣衊蘇聯嗎?我們黨公開反修後,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和蘇聯鬥爭得那麼尖銳和激烈,你們直到今天仍然給我戴着“誣衊蘇聯”這一罪名的帽子,你們這不是保修正主義又是什麼?不是反毛澤東思想又是什麼?
二、“造謠、誣衊、誹謗中央同志”,而到底誣衊了誰?誣衊了什麼?處分決議中根本不寫內容。
在我百般要求下,列席了一次常委會。在這個半小時的會議上說我一九五零年誣衊劉少奇的一九四七年土改、整黨政策。事實是一九五零年夏天,我在黨史研究室當研究生,在一次黨團員的關於方針政策的討論會上,講到土改問題時,我提出劉少奇一九四七年的土改在農村搞……(不清),“一腳踢開舊幹部……(不清)”和 “土地分配絕對平”,因而打擊了中農的政策是錯誤的,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土地革命的路線、政策的。這一下可激怒了胡錫奎,當時他受劉少奇直接領導,胡為保劉的黑司令部,讓李×召集黨的會議專門鬥爭我好幾場。說我“誣衊劉少奇同志”,“破壞黨的威信”,是“造謠”等等;一頂頂帽子劈頭蓋臉地壓下來,還要給我處分,並報告中央(當時是他們的主子一一劉少奇)。他們逼得我研究生無法當下去了,不得不離開人民大學。但我仍不認為自己的看法是錯誤的。劉少奇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整黨政策就是形“左”實右,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就是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我就是沒有誣衊。在這個路線鬥爭中,我就是沒有做錯。而你們把這事作為開除我黨籍的根據,這只能暴露你們和劉少奇是同流合污的。
其次是與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毫無關係的問題。而且我事前事後主動給組織上匯報過,根本不能作為開除我黨籍的理由之一。
他們為了找到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藉口,竟不惜誇大和歪曲事實,其手段是何等卑鄙! 大家看看,這就是我被開除黨籍、被剝奪政治生命的三條理由!舊市委和胡錫奎這一小撮黑幫們,為了開除我的黨籍,耍了一系列陰謀,首先開除我的黨籍時不按黨章辦事,是採取自上而下的辦法,先由少數人操縱舊黨委常委,決定開除我,然後再讓支部奉命執行。在支部大會上討論開除我的黨籍時,我對決議逐句加以駁斥,最後他們理屈詞窮,只好說:“有些材料黨委掌握,我們也不知道。”更可氣的是最後藉口要吃飯,就匆匆忙忙結束了會議。他們乘聶真不在北京的期間內,僅用了不到七個小時的時間就草草了結了我的政治生命。我要問問,你們為什麼不按黨章辦事?在你們眼裡還有一點黨性國法沒有?
因為事實出入太大,我要求核實材料,胡錫奎根本不允許,逼得我無法,我就自己寫信核對材料,他們又不讓,而且對我自己找來的證明材料宣布無效。在黑幫統治下,哪還有什麼理由可講呢?舊市委黑幫胡錫奎之流,你們為什麼怕我核對材料呢?為什麼不准我講話呢?
而且,這開除我的黨籍的決議,他們打印了八份,也不給我一份,連我看這個決議的權利都沒有,後經多次要求,也只讓我看了二分鐘,奇怪的是,支部在三月十五日宣布通過的決議內容,與此決議內容不同,這是搞的什麼鬼?對於這樣一個顯然是政治迫害的決議,我當然不會簽名,當然也不會服氣,所以我寫了無數封信給舊市委彭真、劉仁、鄭天翔、胡錫奎等人,要求弄清事實,但信如石沉大海,組織上一直不與我見面,沒有和我談過一次話。你們為什麼怕和我對證,怕和我辯論?
不僅如此,當我在黨委會上提出,我根本不夠開除黨籍的條件,我不服時,胡錫奎一面強硬地把我開除黨籍,另一面又假惺惺地對我說:“你還可以重新入黨嘛!你沒有什麼政治問題,歷史也很清楚嘛!”既然我沒有什麼政治問題,為什麼要開除我的黨籍?
就是這樣,我在這些所謂“罪名”下,在黑幫市委胡錫奎之流的陰謀陷害下,在這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的庇護下,我失去了十八年黨齡的黨籍。更卑鄙的是,當我調入人大新聞系工作時,他們又警告我說:“你的黨籍被開除了,以後不准你告訴別人說你是被開除黨籍的。”為什麼開除我的黨籍還怕別人知道呢? 你們真是做賊心虛啊!
因為我“誣衊”了蘇修和劉少奇,胡錫奎夥同舊市委一群黑幫開除了我的黨籍,但他們並沒有就此罷休,還想在行政上開除我,想把我趕出革命陣營,不准我革命。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初,我只三次有病,醫生都說我胃潰瘍病已在發作期,需要住院治療。殘無人道的胡錫奎明明看到了醫生開的立即住院的證明書,但他不但不讓我住院治療,反而到處說我是“無病裝病”。直到我胃大出血,生命快斷絕,動手術緊急搶救,把胃割除了90%以上,臥床不起的今天,還有人說我是裝病。看,他們毒辣殘忍到什麼程度!
一九五八年我被開除黨籍後,心裡想不通,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病,一陣一陣的神經錯亂。北京精神病醫院要我注射胰島素,胰島素的治療是很痛苦的,每次都要休克過去。這種治療方法是要住院的,而我是怎樣呢?一面工作,一面到醫院去治病,大夫都看不下去了,親自給胡錫奎寫信,替我請假。但是胡錫奎卻不讓我休息,我不得不被迫中斷胰島素及腸胃病的治療。不僅如此,正當我病重期間,他還想把我送去勞動“改造”,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我精神病大發作,無法再工作下去了才罷休。慘無人道的胡錫奎為了使我失去工作和同他們鬥爭的能力,就是這樣來摧殘我的身體的!
在從劉少奇到胡錫奎這一條黑線的壓制下,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下,我是有冤無處訴啊!在我發精神病時我常問:“世界上到底有沒有真理?”我氣憤地控訴着:“黨內有大黨員、小黨員,大黨員壓小黨員……”。在我痛苦之極時,我一遍又一遍地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啊!我多麼想見到你,我有多少苦要向你訴說啊!毛主席你快來救救我吧!我是不承認自己被開除黨籍的啊!”從開除黨籍直到現在,我每月按時交“黨費”,我心裡時刻想念着我們敬愛的毛主席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我胃出血,氣息奄奄,生命垂危,開刀挽救之前,熱淚盈眶地喊着: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在我被開除黨籍的日日夜夜中,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閱着毛主席的著作,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九四七年我與劉少奇離婚後,離開延安上前方,向毛主席告別時,主席對我親切教導:“去吧!不要愛一個人,去愛廣大人民吧!”從主席的話中,我吸取了巨大的力量。“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二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我相信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相信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我相信人民群眾。按照毛主席的話去做,就是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我第一是革命,第二還是革命,第三還是革命!
但是,劉少奇一夥對我的迫害並沒有就此為止。他們唯恐自己的陰謀活動被戳穿,一方面對為我被開除黨籍不合理而打抱不平的人施加壓力,並以紀律處分相威脅,不許他們過問;另一方面在我的甄別問題上,又大耍兩面派手法。
一九六一年中央決定全面進行甄別工作,規定一九五八年以來受批評受處分的都要進行甄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了甄別原則。一九六一年黑幫胡錫奎一方面讓張井平(統戰部黨委委員、社院黨組成員兼總支書記)通知我(已調社院工作)讓我寫一個申訴材料,說要甄別我的問題。我就寫了一個申訴書由社院黨支部轉送人民大學黨委,但在胡錫奎之流對我的迫害過程中,我對此是不抱幻想了。果然胡錫奎又耍了一個陰謀,他根本就不打算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他根本不打算給我甄別,這完全是騙人的圈套,是表面上想穩住我。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了,此事也就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
胡錫奎幹了這些壞事還不夠,在他離開人大時又和黑幫市委勾結起來,對郭影秋說:“別人的問題可以在人大甄別,王前的問題歸市委解決。”而黑幫市委和胡錫奎是一家人,是一個黑司令部里的人。劉少奇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革命群眾、革命幹部殘酷打擊,實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是劉少奇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一九五五年我在人大工作時曾給自己的孩子寫了一封信,十分想見到他們。劉少奇非但不讓見,反而給人大黨委寫了一封信,說我思想品質極壞,會給孩子起壞的影響……。胡錫奎之流對這一封打擊我的信一直視如至寶,他深知劉少奇的企圖,為了討好劉少奇,就不斷打擊我,將劉少奇的黑指示交給郭影秋,郭影秋又交給宋碩、劉仁看,這是為什麼?這次紅衛兵抄郭影秋家,把這封信抄了出來,革命的紅衛兵給我送來了,現在公布出來供大家批制。劉少奇、彭真、劉仁、胡錫奎、郭影秋、張井平之流串通一氣互相勾結,通過這封信也就昭然若揭了。他們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從這一小事上大做文章來殘酷打擊我,來掩蓋他們政治上的罪惡。他們把劉少奇這封信當作聖旨,劉少奇這封信是正確的嗎?不讓看孩子完全是違法的。劉少奇違背國家憲法,自知無理,利用舊市委、人大黨委作為壓迫人的工具,所干的都是些損人利己不可告人的事情,還要倒打一耙,說別人極端個人主義、品質極壞,竟不讓我看孩子,難道我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市儈哲學“吃小虧、占大便宜”來教育孩子了嗎?是我讓他們反對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的嗎?是我讓他們將來當野心家“劉克思”的嗎?是我讓他們奴顏媚骨自首投降賣國的嗎?老實告訴你!我倒沒有什麼錯誤不可告訴別人,倒是你劉少奇,怕我揭露你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你想把我置於死地而後快,這是夢想!
今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胡錫奎這些安放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這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出來了。領導着革命的群眾把他們打倒,解放了革命的群眾,革命的幹部,真是大快人心,經過江青同志以及革命群眾的幫助和教育,把孩子救出來了。使我們十七年來末見過面的母子相逢了!我的心情用什麼語言來表達呢?我只有含着熱淚,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我衷心的祝願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然而另一方面,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恨透了劉少奇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搞資本主義復辟,也毒害了孩子!使孩子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長期以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尖銳的你死我活的鬥爭,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是他們這條反動路線的受害者,從我所受的這些迫害中,可以看到,如果讓這些修正主義分子當了政,把持了大權,國家就會變色,人民就會遭殃。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永遠跟着你去衝鋒陷陣,在這一片大好形勢下,“宜將剩勇追窮寇”,對我國修正主義的總根子、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劉少奇,對於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要徹底鬥倒、鬥垮、斗臭,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誓不罷休!讓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紅旗插遍全球,讓她永遠的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附:劉少奇給安子文、人大黨委的信

安子文同志,人民大學黨委:

王前給濤濤、丁丁的來信和濤濤、丁丁給王前的覆信將送給你們一閱,存人民大學黨委,照普通人的人情,允許王前和她生的孩子濤濤、丁丁經常見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王前的品質極壞,有很多壞的思想,在小孩子還沒有成人但又懂了一些事的時候,如果容忍王前和小孩子經常見面而又無人監督的話,很可能給孩子極壞的影響,並將給我很多麻煩,為了小孩子的利益,所以暫時不允許他們發生關係為好,如允許王前和孩子見一次面也應該有人加以監督,此事如何處理請人民大學黨委提出意見告訴我並告訴王前。



敬禮


劉少奇

××年十月×日
安子文同志閱後送人民大學黨委收



文7:

書痴說史:劉少奇的錯可不止兩件

作者:書痴

來自:書痴的新浪博客

今天在鳳凰網上看到劉少奇之子劉源的《父親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文中說,“我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制,但收效甚微。”劉源還說,劉少奇為他的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自己塑造的神壇軋死,其痛苦遠遠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為此,人民和歷史可以原諒他了。”

其實,劉源關於劉少奇的錯誤說的很對,但不夠全面。熟悉中共黨史的人應該都明白,建國後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所犯的錯誤,在文革前都有劉少奇的份。劉源身為人子,為長者諱,人之常情,不足為怪。

細數起來,從建國伊始批判胡風開始,到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劉少奇在其中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其他的書痴都不論,單單說說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的所作所為,看看劉少奇所犯下的錯誤。

廬山會議的傳統看法認為:彭德懷的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的“萬言書”,對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因此惹惱毛澤東,彭德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其實這些看法有違史實,有失公正。事實上在廬山會議上是劉少奇打倒了彭德懷。劉少奇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打擊報復彭德懷,才造成了廬山會議的結果。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廬山會議: 1959年7月 2 日—31 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對今後工作做出科學安排。

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 18 個問題要大討論: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11、協作關係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政策;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 17、 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 18、 團結問題。

毛澤東在講話中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講話後,會議進行 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對 1958 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7 月 10 日, 毛澤東布置討論修改《關於形勢與任務——1959 年 7 月 2 日到 X 日廬山會議議定紀錄(修正草案)》。7 月 13 日晚,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 1958 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 14 日,將信呈送毛澤東。7 月 16 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一些人贊同信中觀點,—些人表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7 月 23 日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話,對彭德懷的一 些意見表示贊同,並作了自我批評。7 月 31 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 束。

8 月 1 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8 月 2 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委員 75 人,候補中央委員 74 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志 14 人列席了會議。8 月 16 日,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 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後來一直未向下傳達。會議於 8 月 16 日宣告結束。 我們現在從對廬山會議的回顧中發現,廬山會議的初衷是研究經濟建設問題,沒有什麼路線鬥爭問題。即使毛澤東看到彭德懷的信,以及會議上各小組的討論發言也沒有採取什麼過激的言論和行動。

7 月 31 日便宣布了會議結束。那為什麼後來突然要打倒彭德懷呢?這是因為劉少奇認為這是打倒彭德懷的一個好機會,在他的策動下開展了這場打倒彭德懷的運動。為什麼劉少奇要打倒彭德懷呢?原因有三個:一、報復彭德懷在建國初的高崗事件中支持高崗。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建國後的第一個政治事件就是高崗事件,當時高崗要取代劉少奇及周恩來,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當時,在高崗奪權的過程中,得到了黨內很多人的支持,而在支持高崗的隊伍中,級別最高的就是彭德懷,他代表了軍隊和西北地區。

二、劉少奇堅持左傾錯誤,推卸責任,打擊反對者。因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涉及的內容及其矛頭直指劉少奇,為什麼這麼說呢?在以前的報道中大一直把建國後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左”傾錯誤的是毛澤東。當然對於這些錯誤毛澤東應該負有領導責任,但不是主要責任,負主要責任的劉少奇。大家知道在建國後,特別是 1956 年以後,毛澤東就退居二線,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劉少奇及其同盟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在短時間內干出成績,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上,提出了超英趕美,大煉鋼鐵,大躍進等,要在短時間內證明自己的能力, 大家可以去查閱一下建國初的報紙和會議講話。也可以看一下張宏志的《還清白於毛澤東》。而彭德懷會議上的發言,其矛頭正指向劉少奇,所以才得到了那麼多同志贊同,並得到毛澤東的默認。如果其矛頭是指向毛澤東的,會有那麼多人贊同麼,那些人可都是政治敏銳性很強的老革命了,毛澤東能就那麼輕鬆的就宣布會議結束麼。

三、劉少奇為了鞏固在黨內的地位,才打倒彭德懷。當時在黨內,劉少奇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很是高了。但是由於其在黨內資歷,特別是領導軍隊的資歷很淺,由於當時黨和國家的大部分幹部都是軍隊幹部,這些人對劉少奇是很不感冒,可以說,如果有彭德懷的存在,劉少奇就得不到軍隊的支持,他的地位就不會十分穩固。劉少奇想接班也就不那麼容易。所以劉少奇要打倒彭德懷,清洗軍隊中那些反對派。所以才會出現什麼“軍事俱樂部”的罪名。

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劉少奇在發言中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朱可夫的黨性、馮玉祥的作風。彭劉之爭,使會議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可能:或者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攤牌,清算他們的“左”傾錯誤;或者把矛頭指向彭德懷。前者可能導致黨內分裂,後者必將造成冤案,錯判彭德懷。在“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下,全國人民期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渡過難關,黨內再不能折騰了,毛澤東從大局出發,穩定全國形勢,而無奈地採取了折衷辦法,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而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這樣做是違心的!正如他在 8 月 1 日 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 66 歲,你 61 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李銳: 《廬山會議實錄》, 第 193 頁)“1965 年 10 月,毛澤東同志在彭德懷同志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 —1980)第 122 頁)事實上毛澤東對 8 月召開的批判彭德懷的會議是不滿意的,所以他沒有參加會議。1966 年 10 月 24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 1959 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儘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代豪傑,他襟懷坦白,胸懷宇宙,頭腦里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一再向全黨指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還指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這番話很值得人們深思!


網友跟帖:

1 樓【zengyiz】 於 2011-5-17 16:17:19 評論說
別的不了解,最後關於廬山的問題。彭、黃是軍隊中的小集團(毛批評是父子關係),之前,他們在軍隊裡說搞誰就搞誰,58年一口氣打下劉伯成、粟裕、肖克三個重量級人物。黃還取代名將粟裕當了總參謀長。

2 樓【學與思】 於 2011-5-17 16:47:39 評論說
包含許多珍貴資料,值得收藏。

3 樓【yuujjnn】 於 2011-5-17 16:55:13 評論說
對劉少奇批判的是不是正確的,不用對歷史作太多的回顧,只要對現實做一下評價就夠了!

4 樓【朋友1961】 於 2011-5-17 17:11:35 評論說
劉少奇為了鞏固在黨內的地位,才打倒彭德懷。當時在黨內,劉少奇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很是高了。但是由於其在黨內資歷,特別是領導軍隊的資歷很淺,由於當時黨和國家的大部分幹部都是軍隊幹部,這些人對劉少奇是很不感冒,可以說,如果有彭德懷的存在,劉少奇就得不到軍隊的支持,他的地位就不會十分穩固。劉少奇想接班也就不那麼容易。所以劉少奇要打倒彭德懷,清洗軍隊中那些反對派。

5 樓【joyce714】 於 2011-5-17 17:53:10 評論說
統觀劉少奇一生、可說是革命同路人為妥、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因而得到重用、他實質是新民主主義者、到了社會主義這一關、他就和毛主席分道揚鑣了、頑固推行他的路線、方針政策、毛主席退居二線本意是培養別人威信、以便他在百年之後、國家不至於發生震動、但是結果和他的願望相反、劉鄧路線出來了、各方面還對毛進行封鎖、致使主席相關指示得不到執行、而北京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見獨立王國、再加上許多鬼事鬼現象出現、國際階級鬥爭背景、文革發動前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當時北大學從農村雙搶突然回城、這批北大學生政治姆敏感性很強、在火車上向黨中央毛主席拍發致敬電、毛主席確實在做防政變準備、在軍隊裡、公安系統裡及許多要害部門都做了布置、評海瑞罷官推出、毛主席橫渡長江……、都預示着電光閃閃雷聲隆隆革命大風暴到來……。

6 樓【鄉村匹夫】 於 2011-5-17 19:36:28 評論說
叛徒、內奸、工賊,恰如其分,名符其實!

7 樓【zh1401】 於 2011-5-17 21:59:49 評論說
此文及後面的資料都很有價值。歷史的事實將證明:不是毛對不起劉,而是劉對不起毛
[ 此帖被仙人掌在2011-05-18 11:53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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