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匯報》刊登由毛澤東授意，江青秘密組織、並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用毛澤東的說法：姚文的發表，“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新編京劇《海瑞罷官》，是當時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歷史學家吳晗所作，1961年上演。

 

              [按]            姚文元，上海人，1931年生。父姚蓬子，原籍浙江諸暨。姚蓬子曾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參加共產黨，被捕，自首脫黨，後在上海開設作家書屋，混跡文化界。1948年10月，姚文元參加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解放後歷任上海盧灣區青年團工委宣傳部副部長。盧灣區黨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科長、職工教育科科長等職。1955年，姚文元以“青年文藝理論家”的面孔，開始在批判胡風運動中初露頭角。1957年6月10日，在《文匯報》上發表的短評《錄以備考──讀報偶感》為毛澤東所賞識，因此而受到當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的提拔。柯把姚調到市委，任《解放》雜誌文教組組長、《解放日報》編輯。從此開始與當時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意識形態，並且實際上充當柯慶施政治秘書的張春橋緊密勾結，成為文藝批評界以左著名、讓人側目的一根惡棍。

            張春橋，山東巨野縣人，1917年生。青年時代混跡上海灘，在上海雜誌公司充任校對，以胡亂標點古籍而聲名狼藉。[1]1936年他以“狄克”的筆名，寫了《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短文，遭到魯迅的辛辣譏刺。(分別見1936年3月15日《大晚報》和《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月的租界》)。1938年1月，投奔延安，8月入黨，曾任《晉察冀日報》副主編。解放後，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1955年柯慶施從南京調任中共上海局書記兼上海市長，張與柯有舊，在1948年柯擔任石家莊市長時曾充任市府秘書長，故柯將張提拔為上海市委常委，實際上成為柯的政治秘書。在柯的示意下，張在1958年寫成了投合毛澤東心意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解放》第6期)，開始受到毛的青睞。[2]

     吳晗(1909年—1969年10月11日) ，明史學家，抗日戰爭期間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民盟) ，寫過一本“諷世”的歷史傳記《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同時他還寫過許多借古喻今的短文，抨擊當時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輯為《歷史的鏡子》一書行世。中國的文人，借古諷今，借古喻今，借古頌今，是傳統的積習與常用的手法。解放以後，吳晗長期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民盟領導人，又是歷史學界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深為毛澤東所倚重。歷史學界的幾椿大工程，如標點二十四史等，都是毛澤東交他牽頭舉辦的。1956年吳晗加入共產黨，仍兼民盟領導人。他自認為《明太祖》一書“指桑罵槐”，缺乏歷史主義態度，於是另行改寫，1955年寫成了《朱元璋傳》。對朱元璋作為農民革命領袖，一反過去的諷刺與謾罵而大加吹捧。這本書明顯的涉有借古而歌頌毛澤東的痕跡，用了同一根馬刺，昔以刺馬，今以拍馬，很惹人注目。書成，江青即向出版社索走樣書，傳聞有所指責。這本書也就長期被封存，直到六十年代初又定為“內部發行”，始稍有流傳。[3]吳晗寫海瑞，也是借古喻今的奉命之作。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有感於當時風靡全國的說假話、空話，不敢堅持真理、原則的歪風，提倡大家學習明朝的海瑞那種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精神。當時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在軍隊幹部中傳達《工作方法十六條》(即毛澤東在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時，就談到毛澤東要求幹部“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不要連封建社會的人物都不如。”“在封建社會，還有海瑞這樣的人，不怕殺頭，敢於批評嘉靖皇帝。我們有些高級幹部就是怕失掉選票，就是沒有這種勇氣。這個故事很深刻，後人寫了海瑞傳，叫做《大紅袍》，就是寫海瑞的故事。主席把這本書介紹給周總理看。主席說：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不正確的，也不批評、不鬥爭，這是庸俗。不打不相識嘛！只報好事，不報壞事，去年的浮誇就是報喜不報憂。下面有嚴重問題不報上來，報上來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據報上來的情況制訂方針政策，那就危險得很，就會犯大錯誤。”(轉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178—179頁)。根據毛澤東在上海這次講話的精神，錢俊瑞和胡喬木都曾來找過吳晗，說你是明史專家，對海瑞很有研究，應當寫幾篇關於海瑞的文章。於是，從1959年6月到9月，吳晗連續寫成了《海瑞罵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論海瑞》等四篇文章。1959年底，又應北京京劇團之請，把有關海瑞故事的提綱送交劇團。經過幾個月的修改，吳晗關於海瑞的文學腳本和北京京劇團王雁的舞台腳本才定型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1年2月正式公演。當時在社會上並未引起強烈反響。（田耕：《<海瑞罷官>導演談<海瑞罷官>》。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此劇上演後，毛曾在家裡接見了扮演劇中海瑞的馬連良，稱讚吳晗寫得成功，說馬連良演了一齣好戲 (蘇雙碧等著《吳晗傳》；葉永烈《姚氏父子》)。但是到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此劇，之後，就不准再演了。

            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當時會上有許多幹部將彭德懷比作現代海瑞，並認為毛主席和嘉靖一樣，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26頁)這一年，江青曾以個人名義找中宣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要求批判《海瑞罷官》。毛也說再三找人，均被拒絕。可見陰謀至少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已經開始。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找過李希凡，但李不肯接受。江青去上海組織文章批判吳晗是在1965年春節過後不久，66年2月8日彭真等人到武漢向毛匯報時，毛曾親自質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可見批吳晗是毛一個策劃已久的密謀；而批吳實意在動搖彭真，並由此而直指彭真的後台劉少奇。林彪在中共九大的報告就坦率地承認：“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姚文元文章把吳晗問題與1961年的所謂右傾思潮聯繫，無疑是江青的授意。但毛澤東稍後才亮出底牌，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被罷官的彭德懷鳴冤。這就使吳晗的問題再次升級，由右傾思潮上升為反毛宗派活動。很明顯，最早在姚文中為吳晗所扣的右傾思潮帽子，還只是毛所精心策劃的投石問路手法。批吳是作為倒劉的突破口設計的。

吳晗看了姚文，心中不服，他在11月14日說：“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產生於1961年‘颳風’的時候，這是錯的。我的《論海瑞》發表於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1960年寫的，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預見到1961年要‘颳風’”。這段話載於《光明日報情況簡編》第362期，標題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後的反映》。毛澤東看了此材料後，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但是對吳晗還是照批不誤，而且不斷升級。（田耕：《<海瑞罷官>導演談<海瑞罷官>》）

 

            毛從什麼時候與劉開始出現重大分歧、並使他下決心撤換劉的黨內第二號人物權位？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一書曾提到：根據資料和毛自己的說法，大體上是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前後。毛澤東在一次同外賓的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問題是在1962年。《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說：“毛主席最早覺察到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是1962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1970年訪問中國，同毛澤東長談之後，寫了一本書叫《漫長的革命》，其中說：“一九六二年以前，劉少奇個人沒有公開反對過毛。但是──一九六二年，在黨的會議上，毛的三面紅旗，受到劉的批評。”(第60頁)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則認為：“毛髮動文革的念頭由來已久，其心路歷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第86頁)而長期工作在毛澤東身邊，對毛澤東深有了解的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則肯定毛對劉少奇、鄧小平的不滿是在56年八大反個人崇拜，抹去了黨章中有關毛澤東思想指導的詞句開始。我們以為這都是正確的。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即使說是一種矯情巧飾的偽裝也罷，其表現還是比較謙虛和大度的。劉少奇對於毛也是忠心輔助，事事緊跟‚關係是和諧的。“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捩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4]毛於是懷着一種報復的心情，宸衷獨斷開展了整風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反修反蘇等一系列運動，以張大個人權威。然而，在實際面前，他這一連串獨出心裁的設想和作法都遭到了接二連三的挫敗，在世人面前丟盡了臉。1957年的反右是對所謂“雙百方針”的自我諷刺。“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是狂妄無知的毛式經濟空想追求的徹底破產。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實際上並沒有為毛自己帶來可供慰藉的效果；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蒙上污垢。毛是在接連碰壁的情況下，十分不情願地實現他久已(56年)提出的冠冕承諾，勉強退到第二線上來的。他留下來的是一屁股屎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是封建專制政治傳統塑造成的最好管理、最馴服的羊群。只要有不為已甚的擾農、有最低水平的溫飽、有可以做“太平犬”一樣的最起碼的安定，“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歷史上的文景、貞觀等治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在瘡痍滿地的廢墟上建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還有鄧小平所執行的仍然只是不擾農、稍寬鬆的傳統“仁政”，中國便又一次奇蹟般地從全民飢餓中復甦了過來。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不能不作出檢討，對極左的空想蠻幹所造成的後果羞羞答答地承擔了責任。而劉少奇則因為在三年困難時期支撐有功，成了以穩健和正確而為眾所服的英雄。這對正處在自我陶醉顛峰的毛是最難堪的羞辱。這以後，毛便在不甘冷落的挑剔情緒下指責當政，愈來愈左甚至愈來愈不近人情。劉和他的同志們在實際工作中，當然只能把毛的這種過左言詞當作牢騷來應付，於是在表現上愈來愈對毛敬而遠之，要把毛當成木偶高高供起，實際上則自行其是。[5]終至於在1965年初，以四清為導火線，毛劉矛盾事實上已公開化，毛已決定搞掉劉而重掌國柄，奪回失去的最高權力。這是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心和奧秘。當然，毛、劉的分裂也滲雜着許多複雜的分歧和矛盾，如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各種理論鬥爭、對個人崇拜問題的爭議、中蘇爭衡的糾紛，以及政治權力的賭鬥。這些問題都需要歷史學家從多方面來進行深入研究與說明。不過，這裡，我們還想從根本上指出：在中國這種有着斯大林極權模式和自己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長專制傳統的國家裡，在個人獨裁與個人崇拜的風氣已經盛行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權勢甚至已超過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專制皇帝。極權和家長專制就是意味着不存在權力有一絲一毫的分散，不容忍他人一星半點不同的意見。更加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或動搖他的權威。自古兔死狗烹，功高被殺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別是權臣功高震主，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共產黨的專制獨裁是中國極端專制主義皇權的進一步發展。權力的爭奪和權力的集中，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兩片永無停息的轉動磨石。劉少奇的挨整倒台，從這一角度看乃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方式與結局如何，難予預測而已。就以建國以後為證，隨着毛的威望與日俱增，其個人獨尊，不容歧見；猜忌舊日的戰友與盟友，翦除恃功而不馴的同僚；以及追究前嫌，睚眥必報的事，已接踵發生。1953年12月處決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在此之前的9月還對梁漱溟大張撻伐，意在鎮脅黨外長期合作的民主人士。1955年中，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批判了鄧子恢的右傾。1956年對周恩來、陳雲在“反冒進”問題上發起攻擊，迫使他倆認錯檢查。1957年製造反右派運動徹底整垮黨外民主勢力。1958年借批判軍事教條主義為名，使劉伯承、蕭克等一大批高級軍官蒙受屈辱。1959年廬山會議，以極端蠻橫的手段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聯盟”。毛在批判彭等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竟屢次當面對朱德進行羞辱。1960年譚政以放棄部隊政治思想教育的罪名而被黜，1962年，指小說《劉志丹》為反黨而使習仲勛等受株連。同時，鄧子恢最終被撤除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1964年李維漢以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罪名被罷去中央統戰部長的職位。王稼祥的國際聯絡部部長職務也被撤去。1965年陳雲因1962年的“右傾”而再次被迫檢查，文化部也進行改組。1966年初，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打倒，烏蘭夫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被鬥爭的同時，陶鑄垮台，譚震林、陳毅、李富春等一批勛臣、老帥被打成右傾分子與“二月逆流”的罪人。賀龍被迫害致死。即使是由毛澤東親自選定的繼承人林彪、長期倚重的筆桿子陳伯達，也終於被剪；周恩來則一直在被他準備好的自首叛變(即所謂“伍豪聲明”)帽子威脅下，如履薄冰，而賣命輸忠，以求自保。在毛澤東身上，斯大林與朱元璋的鬼影，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看到。因此，我們說，毛必除劉，這是個人專制政權下無可避免的邏輯結局，什麼“理論”、“路線”、“意見分歧”，乃至於通外嫌疑、歷史污點等等。都只是勝利者根據需要，可任意製造出來的罪名，原不需要歷史學家過多看重的。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與共產主義理想家的面目出現的。在他縱橫捭闔，嫻熟地運用政治權術，鬥爭同志、剪除勛臣的時候，總是用一種貌似極端革命的理論作外衣，藉以欺世惑眾的。這就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所謂毛澤東思想---外國學者也稱之為毛主義──的內容，從思想哲學的角度看，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包括唯意志論、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6]這大致是不錯的。歸結到一點，就是封建的農民意識。因此，他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農民化的馬克思主義，他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敏銳地觀察到中國的革命問題是農民問題。所謂“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便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為農民革命的理論。[7]農民革命可以推翻一個舊王朝，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但是農民革命永遠也不能創造一個新社會。如果說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理論本身便帶有烏托邦主義的色彩，那麼，毛主義則是更加落後的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的變態。它可以推翻蔣氏王朝。但是，在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上，毛也同樣跳不出歷史上農民革命失敗的覆轍。毛的經濟理論實質上不比歷史上的農民領袖們進步多少。他的所謂“大躍進”是對現代經濟極端無知的蠻幹：所謂“人民公社”則是直接導源於“五斗米道”天國的理想。在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的討論中，毛親自注釋了《後漢書·張魯傳》，作為文件，分發與會者。這個狂悖的土共產主義追求雖然失敗了，但他並不甘心。他決心要把旁落的權力奪回來，從更深、更廣的層次來推進他的理想，即所謂“文化大革命”。要一舉革除所有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劉少奇作為一個務實的黨務領導者，和毛澤東在思想作風上是有所不同的。在緊跟毛澤東而取得反蔣戰爭勝利的情況下，他們倆人之間很可以相互配合，少有矛盾。但隨着毛澤東社會主義蠻幹的加劇，劉已多次暴露出在關鍵問題上的被動。等到毛橫暴蠻幹明顯失敗而劉少奇以正面人物出現來為他收拾敗局時，兩人的分歧就暴露出來。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除了書面報告外，還作了口頭報告。他說：困難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和作風上的缺點錯誤引起的。全國有一部分地區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他認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這樣套。他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斷。對錯誤的原因，劉少奇分析：有經驗不足的問題，但也有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作風。他還講：彭德懷同志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對人民公社，劉少奇明確指出，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會上，彭真對毛也進行了露骨的批評。這無疑對毛澤東的自尊自大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對這次會議仍然是耿耿於懷。在《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里，他明確指責了“1962年的右傾。”這裡的“右傾”，主要是指劉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說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廖蓋隆：《關於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可見其積怨之深。

            從此以後，毛就結束了從59年開始的退卻而為進攻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在理論上，修改了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提出了所謂過渡時期的理論。同時他利用並鼓勵林彪，大肆宣揚毛澤東思想，推崇個人崇拜個人迷信。

      1962年8月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是毛髮起進攻的開始，他撇開原定會議的主題，出人意外地提出“階級”、“形勢”與“矛盾”等問題，並提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與“翻案風”。他聲稱：《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他所寫的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只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更正。”表明了他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的理論已開始了近乎180度的大轉彎。在隨即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同時，在康生的提示下，指李建肜(劉志丹之弟劉景范的夫人)所寫報告文學《劉志丹》一書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活動。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他宣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緊接着，毛澤東越來越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神經，幾乎觸目都充滿了嚴厲的階級與路線鬥爭的幻覺。階級鬥爭的狂熱，加上對自己退居二線之後所受到的冷落更激起對權力的熾欲、死後的擔心等因素髮展為對現實的惱怒。他決心及早行動，把權力奪回來。於是，他像一個被激昏的臆症狂者，對中央的一些負責人與部門，多次進行了左得不可理喻的辛辣、而且惡謔的指責與批評，並對某些情況有意誇大，危言聳聽，以製造輿論。

 

在這一段時間(1962—65年)里，對文藝、對學術的批判，也在各個領域內緊鑼密鼓地展開。它們都是由毛澤東直接導演或直接利用的。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江青隨即組織批判，對孟超的《李慧娘》與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有鬼無害論”大張撻伐。“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

   1964年8月14日，根據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書記處寫了《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毛澤東批示：“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在全國廣泛放映批判。並說：“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別的，都需要批判。”於是，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紅日》、《舞台姐妹》、《兵臨城下》等、戲劇《李慧娘》、《謝瑤環》、小說《三家巷》、《苦鬥》等許多文藝作品橫遭批判。這時的江青，用她自己的話說，是一名被毛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哨兵”。1965年4月，文化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結束，免去齊燕銘、夏衍文化部副部長職務(部長沈雁冰為黨外人士，保留名義)‚成立以蕭望東為書記‚顏金生、石西民為副書記的新黨組。

1963年8月，戚本禹在《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毛澤東看到後，批了“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既把瞿秋白在獄中所寫《多餘的話》定案為背叛，並從此布置大抓叛徒。1943年間曾任劉少奇秘書的呂振羽神秘被捕。據黎澍的揭發：1962年起，毛在國內掀起了“反修防修運動”。黨內一大批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不同意毛澤東錯誤主張的同志，便成為修正主義者和階級鬥爭對象。當戚本禹發表批評李秀成自述文章後，史學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報刊不得轉載戚文，並組織文章予以駁斥。戚本禹聞訊惶恐不安，準備寫檢查時，江青召見他轉達毛澤東意見，說是戚文寫得好，黨內的叛徒問題多年以來沒有解決。戚文提出了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江青還說，文章應當寫下去，可找康生請教。於是在康生指導下寫出來的戚的第二篇文章氣勢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懷，兼及赫魯曉夫，藉以影射黨內的“叛徒”和“修正主義”。毛澤東不顧公安部從1954—1964年十年間對瞿秋白被害案的審查結論，一反他過去對瞿的高度評價，把瞿說成是“叛徒”，也是為解決黨內“叛徒”問題的現實鬥爭服務的。(《評陳鐵鍵著〈瞿秋白傳〉》載《書林》1988年第6期；參考陳鐵鍵《秦城審戚本禹》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5期)

1964年6月，在康生策劃下，開展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所謂“合二而一”問題的批判。8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分為二是辨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康生有意“引蛇出洞”，“開始象是學術鬥爭，我們有意識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講話。”(康生1966年10月5日講話)製造了“建國以來哲學戰線上的三次大鬥爭”。楊獻珍被撤去黨校校長職務。毛澤東認為楊獻珍這一純理論的哲學表述是直接反對他的。他說：雙十條第一個十條前面那一段是我寫的。我講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我還講了哲學，一次不要講得太長，最多一小時就夠了。多講，越講越糊塗。我還講哲學要從課堂書齋里解放出來。我這些話觸到了有些人的痛處，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1964年下半年，開展了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圍剿批判，康生，陳伯達說他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的經濟理論，較之蘇聯的利別爾曼更利別爾曼。同時受到批判的還有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在歷史學領域內，孫達人批判翦伯贊的“讓步政策”，受到了毛的稱讚。[8]

              總之，在1962年到1965年間，毛澤東似乎感到亡黨、失天下的危險已經近在眉睫，三分天下僅有其二，發展下去，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這個政權就要完蛋。應該說，毛澤東確是看到了某些隱伏在現政權下的危機和症候之所在的。在《對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里，毛澤東提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把共產黨特權統治制度下所滋生的官僚主義指為資產階級的罪惡，這是栽贓行為，把他們歸為階級與階級鬥爭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但是，毛澤東的確看到了這個官僚特權集團已經形成並且迅速僵化、腐化。“他無力面對他所創立的政權中出現的某些嚴峻的事實，於是就創造出許多虛無的東西來解釋為什麼事情變得如此糟。第一個虛幻就是對六十年代中國階級鬥爭的誇大。”(特里爾《毛澤東傳》第394頁)毛澤東不能、也不願理解，正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與特權壟斷產生了無可救藥的腐化、醜惡的官僚特權集團，而他自己便是這個集團的代表和首領，然而他卻把所有這些一古腦兒諉罪於虛妄的敵人的破壞。隨着年歲將盡，他的擔心與失望與日俱增。他執拗地認為，如果依照他58年大躍進的一套來做，中國是不會淪溺到這番境地的。他最害怕的是斯大林死後的悲劇會在他死後重演。因此，他非常後悔自己在59年搞所謂一、二線，把黨和行政大權交給了有赫魯曉夫嫌疑的劉少奇之流。他相信，只是因為59年以來因自己“有意的”大權旁落，才使中國這條船轉向了錯誤的航向。他認為：建國以來，自己唯一有責任的是搞了一、二線的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仍然多次就自己被架空而大發牢騷。他說：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對書記處講了，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

   這些都明白無誤地向我們表明，在毛澤東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退居二線之後，已經對實際政局喪失控制。他所以悍然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就是把失去的實際權力再抓過來，由自己重掌國政，以便推行自己的理想路線，重新選定可以信賴的繼承人，保證“千秋萬代，永不改變顏色”，使自己的屍骨免遭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燒化。對權力無厭的爭奪是在對虛妄的偉大理想狂暴追求的謊言下進行的。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由彭真(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長)把持的中央及北京報紙，均表示抵制和觀望，不予轉載。

 

同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的罪名，免職調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東興接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

 

            [按] 據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至少50年代末，在毛的專列、杭州汪莊的行宮等處，都按上了錄音設備。61年2月在赴廣州途中，錄音員劉在玩笑中向毛的女友泄露了這一機密。毛大怒，指責是企圖“準備赫魯曉夫式的報告”(第354頁)。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康一民、機要秘書羅光祿遭調離，過去錄下來的材料追交銷毀。“毛私人生活的放縱早是領導間公開的秘密，但是毛最大的恐懼還是在對他權力的潛在威脅。毛經常出巡全國各地，會晤地方首長幹部的作法是種政治策略──以此來超過龐大的黨的官僚體系，直接和地方領導接觸。毛不願意他在地方上的談話被傳回中央。他不願意他的隨時講話，被當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據，當然，毛更為憤怒的是，背着他錄下他的講話，可以作為以後反他的黑報告的依據。”(第354頁)錄音設備的按裝，明顯地絕不是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所能決定的。據王力《反思錄》毛要楊離開北京是65年夏間已有明確表示。

 

11月13日

            毛澤東離京南下，途經山東、安徽、江蘇，19日抵上海。

 

11月中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城市半工半讀教育問題，由劉少奇主持。他指出：半工半讀“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有技術、有實際操作能力的新型勞動者。我們的目標應該培養到能當幹部、當技術員、當工程師的水平。但是也要當工人、農民。”

 

            [按] 據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所述：毛與劉均主張搞半工半讀。然毛對劉的“兩種教育制度”至少在三個方面有分歧。(1)毛反對保留全日制學校；(2)在培養對象上，毛是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劉則是“培養能當幹部、當技術員、當工程師的水平，當然也要當工人、農民。”(3)在實行步驟中，劉較平穩，毛則要急燥得多。(第214—216頁)

 

11月18日

            林彪對1966年全軍工作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

第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幹部的領導作風。

第四、大膽地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

第五、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

林彪指出：什麼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飛機，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彈，最好的武器是毛澤東思想。什麼是最大的戰鬥力？最大的戰鬥力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是勇敢、不怕死。

林彪要求即將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必須大大地強調突出政治”，並鼓吹“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等等。

 

[按] 林彪自1959年9月廬山會議後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大吹特吹所謂毛澤東思想，大搞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以博取毛澤東的歡心。同時又陸續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連隊”等左牌膺貨，以投取毛澤東之所好，因而大受毛的讚賞。

 

早在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提出“四個第一”即：在人和武器的關繫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它各種工作的關繫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與事務性工作的關繫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繫上，活的思想第一。

1960年10月10日，在解放軍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

1960年10月20日，在林彪主持下，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號召全國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1961年1月，林彪作了《關於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學習方法。

            1961年4月，林彪指示部隊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本。並指示《解放軍報》要經常選登毛的語錄。《解放軍報》奉命自5月起，每天在報頭選登語錄。

            1962年正月七千人大會上(29日)，林彪發言，講了關於黨的工作與軍事工作兩個問題。他說：三年來“所發生的毛病，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現在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他說三年困難發生的原因，“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會後，林彪把這篇講話特送在武昌的毛澤東，毛令田家英、王任重進行加工定稿，並親加批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要發給黨內幹部進行學習。”毛澤東曾對羅瑞卿談及林彪的這份講話，說“林彪的這一篇講話，你講不講得出來？”羅答以不能。毛說：“講不出來，要學嘛！”賞激之情，溢於言表。

1964年5月9日，為了緊密配合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及各協會的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林彪發出對部隊文藝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寫的很清楚，部隊文藝工作必須緊密結合部隊任務和思想情況，為興無滅資、鞏固和提高戰鬥力服務。革命軍隊依靠什麼？依靠飛機大炮？當然要依靠，但是更重要的還是依靠人，依靠人的思想覺悟，依靠四個第一。文藝雖然可以達到正當娛樂的目的，但是，它不是單純的娛樂工具，而主要是進行思想教育的工具，部隊的政治思想教育，除了大學毛主席著作以外，還要利用文藝形式進行。例如通過戲劇、電影、音樂、美術、文學作品等，進行政治教育，教一首好的歌子，實際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課，又是文化課。官兵同唱，既能增進同志間的革命感情，又能活躍部隊。所以說，部隊的文藝工作是加強部隊革命化，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的主要工具之一。政治機關的宣傳部門和文化部門都是做思想工作的部隊，是思想戰線上的兩支戰鬥力量，一個是用革命的道理去說服人，教育人；一個是用革命的文藝去感染人，教育人。”

1964年社教運動期間，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講用會在全國廣泛開展。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語錄，補充編寫成《毛主席語錄》，與毛澤東著作選讀本一起在軍內大量發行。這就是在文革中人手數冊，泛如紅雨的“紅寶書”。

 

林彪對毛澤東個人迷信的鼓吹，對毛澤東思想的諛頌，對毛澤東著作的竭力推銷，在思想上、輿論上為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他因此倍受毛的青睞，毛對林屢予表揚。           

 

11月24日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毛澤東在上海靜觀形勢的發展。鑑於北京方面的抵制，他下令將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冊子。上海新華書店給新華書店北京分店發來徵求訂數的電報，要求他們請示市委宣傳部後，速報訂數。

 

11月12日至26日                               

全國各省報紙，除《北京日報》、《湖南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四家外，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等均先後轉載了姚文元文章。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北京日報》社長范瑾電話向上海《文匯報》打聽文章背景。張春橋嚴令封鎖消息。經請示在外地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文化革命五人小組[9]組長彭真，彭指示暫不轉載。本月中，彭真回北京，指責上海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民盟負責人吳晗，“這樣做法，還要不要黨的紀律？”發表這篇文章，“為什麼不打招呼？”“黨性到哪裡去了？”文化部長周揚指責姚文聯繫單幹風、翻案風是勉強的。彭真也說：“《海瑞罷官》這齣劇我早看過了，毒害不是那麼大。”

 

[按] 在文革期中，所有彭真等當事人都說：他們對姚文的來頭是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其實這不符情理。據後來的許多報導，彭真清楚地知道姚文是由江青組織的。而江青的觀點實際上就是毛的觀點，老於官場的彭，決不會如此無知幼稚。但是彭真仍然明知而硬頂，他是有所恃的。第一：姚文的發表，不符合組織手續與原則。沒有經過中共中央決定而發表的東西，只能認為是個人行為，並不代表中央。北京各報可以不予轉載。第二：彭完全相信，通過正當的組織程序處理時，他可得到劉、鄧等的支持。鄧對牌友吳晗的“罷官”，認為無足計較。他曾不無謔意的說：“等教授罷了官，好打橋牌。”其同情的態度，於此可見。劉對姚文的發表，態度比較持重，但支持也當然在彭一邊。故彭真實有所恃而無恐。由此而更激怒於毛，事態益趨惡性發展。又，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書面報告的起草委員會討論時，彭真發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省市是不是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下卷第1026頁) 可證作為劉少奇嫡系的彭真62年七千人大會上，也是有賬的。

 

11月27日

林彪指使海軍常務副司令員李作鵬整理《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圖謀對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的羅瑞卿進行打擊。林要求李作鵬從四個方面揭發羅瑞卿的問題，葉群親自打電話督促。李作鵬於是夥同海軍第二政委王宏坤、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密謀，寫成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稱羅對海軍“懷有巨大的陰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領海軍這個陣地。”葉群又兩次召見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編織所謂“劉亞樓在羅瑞卿授意下轉致葉群的四點意見”，作為對羅攻擊的“重型炮彈”。

 

[按] 所謂劉亞樓臨死前轉致的四點意見，是：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四、一切交給羅瑞卿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們去管。並說羅對劉亞樓說：只要你辦好了這件事，我是決不會虧待你的。當時任空軍司令員的劉亞樓早於1965年5月去世。羅瑞卿的原話如何？已死無對證。據叢進的分析：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問題。“軍隊在貫徹執行中，羅瑞卿就幹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匯報時，曾講過有些老幹部應該主動‘讓賢’。一心想繼續向上鑽營的林彪聽了，認定是要他讓賢讓權，更對羅瑞卿恨之入骨”。(《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33頁)葉群為脅使吳法憲附從，打電話對他說：“林總講，你同羅長子(羅瑞卿)關係也很好……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應該考慮考慮。”吳法憲感到問題嚴重，“含着眼淚小聲回答”：“我當然是跟林總，不會跟羅瑞卿……。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堅決同羅瑞卿劃清界線，你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看我在會上發言的態度。而且，我要當着羅瑞卿的面發言。”葉群立即表示：“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話報告林總。”又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別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吳法憲交待語)為了獲取人證，吳法憲逼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對所傳四點作證。翟被迫承認，“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此案之確否，固千古之謎，無由可解，然二人間權力之爭，則昭然若揭。

 

11月28日

周恩來受毛澤東之命，召集彭真、鄧拓及北京各報刊負責人，責令明日轉載姚文元文章。彭真則指示把問題引向學術討論，“比如從理論上，也就是從學術上分析一下吳晗同志的戲劇觀、歷史觀，用具體的材料、具體的事實來回答一下人們關心的問題。比如象封建社會的某些道德觀究竟能不能繼承？古代社會有沒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還是貪官好？展開討論。”當鄧拓反映“吳晗很緊張，因為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時，彭真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按] 姚文發表之初，人心驚疑觀望。當鄧拓(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動員組織就海瑞這一歷史人物進行學術討論後，許多人寫文章開始學究式的探討，絕大多數人對姚文元的政治羅織不表贊同。後來他們都因此在隨將開展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包庇吳晗，反對左派，抗拒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受到鬥爭批判和殘酷迫害。

 

11月29日

在江青的當面要求下，羅瑞卿從上海電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在《解放軍報》上轉載姚文，並加上按語：

“一九六一年，吳晗同志編了一本京劇《海瑞罷官》。這個戲，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歷史真實和‘借古諷今’的手法，極力美化封建統治階級，宣揚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這個形象，要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去‘學習’海瑞的所謂‘退田’、‘平冤獄’以及所謂‘剛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這究竟是為了什麼？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嗎？毛主席教導我們，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海瑞罷官》這個戲的出現，正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反映。階級鬥爭就是最大的政治。我們強調突出政治，就是要學會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歷史，看待現實，看待一切事物。我們軍隊的同志，不僅要善於在戰場上進行階級鬥爭，而且要善於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進行階級鬥爭。遇到什麼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對哪個階級有利，對什麼人有利。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凡是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利的事情，我們就堅決擁護，堅決去干。反之，就堅決反對，堅決不干。”

 

[按] 據羅瑞卿的女兒點點所撰《非凡的年代》所載：羅25日抵上海，“當時上海的一位負責同志告訴父親，毛主席對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滿意。並告訴上海市的人說，他不轉載，你們出單行本，看他們轉載不轉載。”毛主席還交待了，“什麼人都不要講”。26日，“晚上父親見到江青，江青也對父親說：北京各報至今都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不知為什麼？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回到駐地，父親即給彭真同志打電話，他在電話中說：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時，主席笑了。估計主席是看了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軍報》轉載，請你也考慮。如果北京的報紙不能同時轉載的話，就先指定一個報紙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羅瑞卿就姚文向彭真通報，可見兩人關係的密切，也很可能就是毛澤東最後下決心先搞掉羅的原因。

 

周揚在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作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講話。指出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的文藝戰線也出現了一股逆流。”他列舉了舞台上大演各種壞戲和鬼戲，舞台上出現了各種牛鬼蛇神。電影方面，出現了所謂“離經叛道論”。文學方面有“寫中間人物”理論，及大肆宣傳“三十年代”的文學傳統。1961年這股逆流達到了高峰。文藝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進行了整風。“這是文藝戰線上第五次大批判。”

新華書店北京分店在請示市委後，同意征訂姚文元文章的單行本。

《北京日報》被迫轉載姚文，按語是由彭真親授的：

“吳晗同志編的《海瑞罷官》是一出影響較大的戲。過去本報和《北京晚報》發表過繁星、常談、方三、史優等讚揚《海瑞罷官》的文章。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毛主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為了便於大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決問題，我們準備在本報就《海瑞罷官》及其它有關的問題展開討論。”

 

11月30日

林彪就羅瑞卿問題寫信給毛澤東，由葉群持信及李作鵬、吳法憲等的揭發材料，前往杭州，向毛澤東匯報。

《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版內轉載了姚文元文章。編者按稱：

“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和《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思想界中存在種種不同的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論，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我們準備就《海瑞罷官》這齣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歡迎史學界、哲學界、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踴躍參加。毛澤東同志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說過：‘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裡，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毛澤東同志又說：‘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按語是依據彭真的意見寫成，最後的一段毛澤東語錄是周恩來加的。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震動，彭真指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北京日報》轉載姚文時有先有後，《光明日報》則在12月2日轉載。

鄧拓向北京高校作緊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報》按語為方針，搞‘學術討論’”。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立即指示北京大學法律系師生查閱《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等資料，研究海瑞平冤獄問題。

 

12月1日

            彭真在家裡召集周揚、許立群、胡繩、姚溱、吳冷西等開會，他說：“《解放軍報》說《海瑞罷官》是株大毒草，說的太早了。這樣一說，別人就不好發表意見了。部隊的同志只考慮部隊的教育問題，不考慮全國的影響問題。”他認為《人民日報》的按語“比較穩重”。他贊成“放”的方針，要求周揚化名寫篇文章，參加“純學術批判”。

            在北京市委會上，彭真又親自布置鄧拓寫一篇關於道德繼承論的文章。

 

12月2日

            毛澤東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作出批示，同意林彪來信並對羅瑞卿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指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某某某某部隊的情況可能和各師、各軍種、各兵種大同小異。請你考慮可否將此件轉發到各軍區、各軍種、各兵種、各軍，到師黨委為止，供他們參考。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如何？請酌定。”

 

[按] 毛澤東在批語中所指折衷主義者即羅瑞卿。毛在講話中明確點名批判了羅瑞卿，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得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軍事訓練幾個月的兵就可以打仗。過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則。羅把林彪同志實際當作敵人看待。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元帥，他也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上是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

           

12月3日

            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吳冷西召開中央級報刊負責人會議，要求對姚文展開討論，“重點放在學術上。”

 

12月4日

            在彭真指使下，北京市委宣傳部辦的《文藝戰報》連出幾期增刊，登載批判姚文的文章，李琪說：這幾期增刊就是編給康生、江青同志看的。根據彭真布置，由王漢斌負責組織市委研究室人員去北京光學儀器廠(王在該廠搞四清)、宋碩去大學校，撰寫學術批判文章。

 

12月7日

中宣部刊物《宣教動態》刊登《上海知識界人士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反映》，抨擊姚文“後兩段火氣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羅網，陷人於罪”等等。以後，這個刊物一次又一次抨擊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獄”等等。

 

            [按] 姚文發表前三天，張春橋曾邀集上海學術界人士李平心、周予同等對姚文提意見。與會者均表反對。據江青指示：“姚文發表後，意見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來。要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要使敵人感到你不堪一擊，這樣他就回擊、出場。這樣反覆搞，他們非出馬不可。前一時期，《海罷》太過了些，敵人不出來。總之，要調動敵人兵力。”於是《文匯報》根據張春橋的指示，組織“放”。12月31日，又召集上海史學界、文藝界名宿周予同、周谷城、譚其驤、李俊民、李平心、陳守實、魏建猷、陳向平等座談，以“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以陷人於罪，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毛就曾經施用過。嗣後以向領導提意見為名的鳴放，如61年間的神仙會，64年的三干會等等，都是以民主為誘餌，鼓勵人“暢所欲言”，然後再秋後算賬，進行政治打擊。此即毛的所謂“民主”。

 

12月8日—15日

            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羅瑞卿進行揭發批判。會議印發了葉群帶到杭州向毛告發的材料及林的親筆信。葉群在會上作了長達11個小時的揭發。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0日)，把在西南視察的羅瑞卿專機送來上海，隔離反省。周恩來、鄧小平被指定找羅談話，“羅不但沒有老老實實檢討錯誤，反而表示了委屈，多方為自己辯解。”於是，成立“中央工作小組”繼續處理。

 

[按] 羅瑞卿與林彪的矛盾，始見於1964年以來解放軍中開展的大比武運動。羅瑞卿是這一運動的積極提倡者。林彪則在1964年11月30日借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際，強調突出政治；接着，一再批評軍事訓練衝擊政治思想工作。羅瑞卿則屢予反駁，積怨難解。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無疑是完全支持林彪的。因此，他指責羅反對突出政治，是折中主義亦即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視羅為敵人。又據，特里爾《毛澤東傳》(修訂本)謂：羅瑞卿“反對毛把蘇聯和美國等同起來。他認為毛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也背離了起碼的軍事常識。羅熱情地談論蘇聯紅軍，並對社會主義陣營抱有希望。他指出：為了越南的利益，應進行‘聯合行動’。”“羅尊重蘇聯，相信社會主義同盟，親歐[蘇]，在越南問題態度上強硬。”(第382頁)羅瑞卿是否真是在對蘇問題上構成反毛的罪狀，如特里爾所云，尚值得研究。然當時毛的反蘇狂熱一再加劇，完全不顧策略地把蘇聯視同甚至比美國更可怕的敵人，反美反蘇，兩個拳頭出擊，許多人對此在認識上是有保留，情感上頗勉強，特別是在戰略上則是有懷疑和顧慮的。毛對此十分敏感與警惕，也是很自然的。

            又據文化大革命中揭發：1965年11月，蘇聯將召開23大，彭真是主張派代表團參加的。並曾親自動手起草參加23大的報告。此事經毛反對而作罷，“彭就指使黑幫分子辛毅在家裡秘密接見了蘇聯大使，密告說：‘最近我們要發表文章(指《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發表了就不好說了，趁沒發表說一說。’彭還向蘇修泄露了國家大量機密，講了工業布局、三線建設、城市人口疏散、四清運動等情況。”在對蘇問題上，彭似乎是與毛有分歧，而彭、羅之間在這方面觀點則是接近的。

羅瑞卿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位犧牲者。但他是通過傳統的拜占庭宮廷政變方式被打下台的。其總參謀長一職，由原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代理。

《非凡的年代》引羅瑞卿夫人郝治平回憶：除周恩來外，甚至連劉少奇事先也不知道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劉在抵上海後“跑來找賀老總問開什麼會。賀老總說：‘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夠知道呢？’”又據1979年譚震林回憶：“那個會我參加了，可會上沒有講羅瑞卿的事情啊！我們是莫名其妙啊！關於羅的問題一直沒有討論，但是常委討論了沒有，就不清楚了。”

 

楊成武在會上長文揭批羅瑞卿。

 

12月8日

            《紅旗》第13期發表戚本禹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點名的批判了翦伯贊的歷史觀。陳伯達曾幫助修改。文中橫指翦伯贊的歷史觀點是“現實階級鬥爭在史學界的反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判定翦伯贊是“近幾年來史學領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尖銳鬥爭中資產階級一方的代表人物”。

 

            [按] 翦伯贊當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1年12月22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1962年5月4日在《江海學刊》發表《目前歷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針對當時史學界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了指導性的意見。極左派批評翦否認階級分析和階級觀點，反對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研究歷史，反對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污衊農民與農民革命，鼓吹“讓步政策”，美化地主階級。戚本禹的文章就是其集大成而無限上綱者。當時頗曾流行所謂“讓步政策論”，認為在農民起而反抗，社會階級力量對比農民力量超過封建主階級時，封建主階級有可能被迫讓步，采輕徭薄賦，安撫農民，以穩定統治。“讓步政策論”的發明權據考證應歸於陳伯達，49年以後則為史學界廣泛引用。1965年孫達人撰文，就“讓步政策”進行批判。[10]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陳伯達等的講話中曾說：“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批判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沒有什麼讓步。”戚本禹的這篇文章就是以污衊農民戰爭、鼓吹讓步政策為主要罪名，以極左的狼牙棒，大張撻伐，意在與姚文元相互配合，南北呼應。毛澤東頗為欣賞，說：“戚本禹的文章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據師東兵《1965年秋冬的北京與上海》一文(載《中國在這裡沉思》)記載：戚文發表後，彭真曾約見他，說：“看了你的大作很感不安。照你所說：歷史研究只能為某些政治口號服務了。我們黨可是從來沒有這樣提過。你那樣寫是不是合適呀！”戚表示，是“他們硬是要我那樣寫。而且我的文章是陳伯達同志幫助改過的。”第二天，戚本禹寫信給彭真：“最敬愛的彭真同志：我在未和你談話之前，心裡很緊張。可是當你親切地接見了我，並對我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後，我的緊張感全部消失，就象到了自己家一樣。我渴望進一步得到您的幫助和指導。戚本禹敬呈。”這條政治上的小爬蟲，投機趨附之態，躍然紙上。據傳此件在彭真被抄家後送到了江青手裡，也是戚本禹最後鋃鐺入獄的原因之一。

 

12月12日

《北京日報》、《前線》[11]發表由鄧拓所撰，署名“向陽生”的《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一文。該文由彭真親筆修改、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意圖影響批判向學術討論方向發展。

 

12月13日

            鄧拓、范瑾在市委大學部召開文科院校大學生座談會，為《北京日報》組織討論稿件，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進行討論”。

 

12月14日

            彭真召開市委工作會議，討論如何在學術與文化界展開對《海瑞罷官》的討論。彭真鼓勵吳晗：“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我就是要在同志們有難的時候雪中送炭。”當與會者紛紛為吳晗鳴不平，稱讚市委對此事指導方針正確，是與彭真的領導分不開時，彭真說：“不要把成績歸於一個人的名下，應該歸於集體領導。我們有些同志看一個人象太陽一樣亮，太陽還有斑點吧！毛主席說他的錯誤一火車也拉不完。那我的錯誤就更多了。”在場的《紅旗》記者程虹，即刻打電話將此情況報告陳伯達，陳伯達作為材料密報毛澤東。

 

12月21日

             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12]談話時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陳伯達立即將講話內容通知江青。

 

[按]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把該劇與1961年的所謂三風(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聯繫起來。這猶可視為是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所謂右傾思潮的批判。毛則親自點明：海劇的要害是“罷官”，海瑞就是影射彭德懷，吳晗的罪行是為1959年被罷黜的國防部長彭德懷鳴冤翻案。問題的嚴重性便遠遠超出一般的思想批判。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仗義直言，為民請命。毛在盛怒之下，一反會議原定反左糾偏的主旨，改為繼續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鬥爭，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使極左的災風在全國火上添油，鑄成歷時三年的大災難。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劉、鄧如實地對大批在極左躍進中被加害的幹部與群眾平反。然對彭德懷則仍認為罪在不赦。會上，劉少奇的講話中就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信中所說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問題在於彭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並指責彭為高(崗)、鐃(漱石)餘孽。(毛澤東、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有一個“高、彭(德懷)聯盟”(毛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彭德懷對於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不服，在1962年6月16日寫成“八萬言書”，請求中央全面審查他的歷史。毛認為這又是一起嚴重的翻案事實，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事隔三年多，1965年9月23日，毛親自召見彭，委以“三線”副總指揮任務。並當面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讓歷史去做結論吧！你也不要發牢騷，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變。真臭了也可以香起來麼！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我沒有忘了你，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分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對此，彭德懷極為感動，11月27日離開他在京的貶所掛甲屯吳家花園，奔赴成都，全力投入工作。然就是在這同時，毛已授意江青組織姚文元寫成文章，對吳晗的《海劇》進行批判。66年2月8日毛在彭真向他匯報時，還質問彭：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同時，一個名為“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正奉毛之命加緊審查。(戴煌《牢記“造神運動”教訓》)這就無論如何不能把毛對彭德懷的談話看作是誠實的致歉；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是運用權術，把彭暫時調出北京，並在同時出黃克誠為山西副省長。從現有的資料看，為了發動這場重返一線的政治冒險，毛澤東是作了周密的戰略準備的。罷楊尚昆，由自己的親信汪東興掌握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黜羅瑞卿，把軍權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向彭真與陸定一發難，動搖其基礎，然後直指劉少奇以消除這一勁敵。這就是毛對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設計。由於將突破口選在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身上，欲行羅織的罪名將牽涉到被罷官的彭德懷，所以，把彭德懷先調離北京，也是掃清突擊通道的必要準備。於是才有9月23日的一番表演。毛彭之間，關係一直十分緊張，毛認為彭在他死後會造反，故意必根除。(參見《黃克誠自述》) 1959年以後的發展越來越證明彭的意見書是正確的。然彭越是正確，毛就越不能容忍。《三國志·魏書·袁紹》載袁紹南攻曹操，他的忠實謀士田豐極力諫阻。“紹怒甚，以為阻眾，械繫之。”官渡之戰，袁紹大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毛澤東的氣量並不比袁紹好。彭德懷的悲劇正在於真理在他一邊。如果後來的事實證明彭德懷是錯誤的，他的命運也許是另外一個樣子吧！又據李志綏的回憶錄，在毛放縱的性關繫上，57年彭德懷直言進諫，說毛不應搞“後宮佳麗三千人”，因而解散警衛團文工團(《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90頁)。亦可見兩人間夙怨甚深。剛正不阿的彭德懷，終必不容於睚眥必報的毛，則另外的結局恐怕也是不會有的。

 

12月22日

            彭真、康生、楊成武在杭州受毛澤東召見。毛重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真搖頭插話：“我們認真地進行了調查，吳晗與彭德懷沒有任何組織聯繫與個人關係。”並與康生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12月23日

            應彭真的要求，毛澤東單獨會見了他。彭極力為吳晗辯護。最後，毛表示：先按你們議定的辦吧！再快也得兩個月才能作政治結論。

 

12月25—26日

            彭真趕往上海，為毛澤東慶壽(七十二歲生日)，席間與張春橋會面。彭責問張：“你們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什麼不打招呼？你們的黨性跑到哪裡去了。”“你記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行了。到時候我們自有講理的地方。”祝壽宴上，毛澤東要求彭真“把批判《海瑞罷官》的鬥爭引深一步。”25、26兩日間，彭真聽取了上海市委的匯報。  

            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布置為五本經典著作寫序言，談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德懷也就是海瑞。

 

 [按] 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公開點名在政治上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民主黨派的高級負責人，必須徵求北京市委的意見並有中央的決定。彭真完全有理由指責姚文的發表是個人的、非組織活動。中央與北京市的報刊也完全有理由不轉載一個地方刊物上的文章。彭真絕不是不了解姚文的背景，但他直至杭州之行親自聽到毛的指責以後，仍有恃無恐，正是因為他認為按組織原則並通過正常程序來解決時，他是有理有據的。張春橋則以“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據九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的”(據作為《5·16通知》附件的《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以尚方寶劍作依據。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個人與組織的對抗。毛澤東為了貫徹其個人的意志，只有拋開甚至摧毀共產黨在第一線當權的現行組織。為了無所顧忌地拋開或摧毀這一組織，就必須無限地張大個人的權威，同時訴諸廣大群眾的支持。這就是當時的形勢。

   

12月27日

            《北京日報》發表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否認與“單幹風”與“翻案風”的關係。

 

12月29日

            《人民日報》發表方求的《〈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思潮》一文。這是由中宣部周揚、林默涵組織林澗青、龔育之寫的文章，對“清官”進行討論，貫徹彭真引向學術批判的戰略意圖。

 

12月30日

            康生向在上海的毛澤東告密。“主席：據可靠消息證實，彭真在1961年11月間，指使鄧拓、項子明、李琪等人跑到西郊公園暢觀樓檢查中央1958至1961年下發的所有指示文件，查找攻擊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所謂‘問題’。聯繫到吳晗的《海瑞罷官》，聯想到楊尚昆、羅瑞卿一系列的反常活動，聯想近幾年積極上書，迫不及待的翻案表現，初步斷言，他們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篡權步驟。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請主席深思、決斷。康生呈”據江青說：此信陳伯達看過，並由他專人送與江青轉呈。毛澤東閱後，囑在場的江青、張春橋嚴守機密，任何人不得外傳。隨即點火焚毀。並通知秘書，電召周恩來、林彪在明天，即1966年元旦來上海見他。(《1965年秋冬的北京、上海》)

 

          [按] 所謂“暢觀樓事件”，據文化大革命中所揭是：1961年11月，彭真令市委秘書長項子明：“你看看幾年來中央文件中有什麼問題，看看他們頭腦里幹了些什麼事情？刮五風的文件有沒有？要找出問題，整出材料。”他讓項子明找些“頭腦清楚的人，一份一份的看。”由鄧拓負責指導。項子明與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市教育部長張文松等十餘人參加了這一工作，查閱了1958年以來的中央文件，“尋找中央和毛主席的所謂‘錯誤和缺點’。”“他們對1958年成都會議以後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批轉的有關報告，逐份地作了審查，凡是計劃指標，均被他們誣衊為‘浮誇’，‘不實事求是’。甚至連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指標，也被誣衊為‘高指標’。凡是提到‘全民辦’、‘大辦’的，以及強調‘群眾運動’和‘人們的主觀能動性’的地方，統統被他們指為熱。他們肆無忌憚地攻擊毛主席‘頭腦發熱了’。胡說：‘五風與人民公社有關係’。‘大、中、小並舉’是不對的。甚至惡毒地污衊毛主席犯了‘路線錯誤’。他們經過十多天的地下活動，從文件中找到了所謂‘問題’以後，寫了近二萬字的材料，名為《中央文件摘要》。《摘要》印好後，以‘絕密’件分別送給彭真和舊市委書記處成員。”這份揭發材料還提到，“暢觀樓事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楊尚昆就在鄧小平的指使下，讓中央辦公廳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的文件。”(《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編)文化大革命中揭發陸定一領導的中宣部在1961年也曾秘密審查1958年以來的中央文件。這都是58年以來黨內就所謂“三面紅旗”在台面下進行互斗的反映。

          

            《人民日報》轉載吳晗27日的檢討。編者按語中“吳晗的自我批評有進步，值得歡迎”句，彭真在定稿時刪去。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

            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研究貫徹執行林彪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項原則。會議的政治報告中，着重引述林彪所吹噓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要求“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凡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抵制，堅決反對。”會議指出，貫徹執行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不僅是全軍1966年各項工作的總方針、總任務，而且是軍隊建設的百年大計。

 

            [按]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峰”這一提法，最早是康生在1958年夏給北京市政治教師作報告中提出的。60年1月又有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的說法。“頂峰”之說，經過林彪鼓吹，它便成為風靡全國的教條。

 

12月31日

彭真打電話給范瑾：“找一批與吳晗觀點相同的文章，放手‘放’。”

                          

1966年1月1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繼續突出政治，堅決執行五項原則而鬥爭》。由陳伯達所主持的《紅旗》發表社論《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從此進一步開始了一個宣揚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無條件崇拜的瘋狂時潮。

 

            [按] 毛澤東極端強調政治，把政治說成是統帥，是靈魂，是決定一切的生命線。這是一種權力拜物教。實際上是一種封建的觀點。“在封建的中世紀，超經濟強制機制無所不在地支配着社會的運行進程，使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籠罩在政治的陰影中。政治的強化導致了經濟的嚴重衰退和整個社會自主力量的萎縮，封建的專制政治就是在這個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下，徹底消滅了封建的超經濟強制，創造了使商品經濟擺脫政治權力控制而自由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即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化，社會才得到新的發展。(榮劍、楊逢春著《民主論》第206頁)權力拜物教導致了對權力的崇拜、權勢追求、官僚主義、特權、摧殘民主、滋長專制以及貪污、腐化等痼疾。因此，在今天社會裡，過份強調政治，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以權力來代替客觀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反動措施。

 

1月2日

            彭真召集有陸定一、康生參加的文教、報刊、北京市及部隊有關負責人，由胡繩傳達毛澤東的杭州講話，而對毛所稱要害是罷官一點則有意迴避。彭真強調“放”，陸定一指示“先搞學術討論”；康生則大談所謂“要害問題是罷官”。

 

            [按] 據1966年2月8日毛澤東的講話，“要害是罷官”的發明權屬於康生。毛曾對林彪說過：過去，江青、康生他們跟我講《海瑞罷官》是替彭德懷鳴冤叫屈的，我還有些不信，現在看來，果然是這麼一回事。康生早在1964年就向毛澤東說過：“《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有關，同彭德懷有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363頁)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自己也表示：“一九六四年底的時候，我曾向主席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係，同彭德懷的問題有關係。因為《海瑞罷官》這齣戲裡提出退田給貧民的口號，而彭德懷也提出了恢復單幹的問題。海瑞是反對嘉靖皇帝的，彭德懷則反對毛主席。有人捧海瑞，這不正是捧彭德懷嗎？這是明目張胆地為彭德懷招魂揚幡。”(《康生外傳》第255—256頁)6月3日，康生與越南胡志明談話中，也提及自己曾就《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有聯繫問題，向毛提出過。這次傳達毛的談話時，胡繩迴避了所謂要害是罷官問題，無疑是秉承彭真的指示行事的。這表明彭真為保護吳晗，正有意冒與毛澤東正面對抗的風險。這肯定更激怒毛，下決心不惜代價和手段，以剷除敢於違抗自己的勢力。

 

1月4日

            陸定一召集文教部門負責人開會，就吳晗問題布置學術批判。

 

1月初

葉劍英被任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開始成為文革中一顆耀眼的明星。

 

1月8日

            中宣部副部長姚溱把1962年《宣教動態》88期上所載慶雲(即關鋒)的雜文《從陳賈談起》送與彭真。該文在道德繼承問題上的觀點與吳晗相似，姚溱等意圖藉此作為反擊的武器。此舉後被毛定罪為整左派的材料。

            《北京日報》發表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化名李東石的文章《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

 

      [按]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在知識界初是驚疑。在看到《人民日報》轉載於《學術研究》專欄，並讀到其按語之後，又驚魂稍定。於是討論海瑞其人以及封建道德繼承、清官等問題的文章紛紛出現。其中少數人是學術界的左派，這些人是神經弦早已向左繃緊、習慣於借批判打棒子，以取得或企望取得名位的紅人。絕大部分則是被愚弄的學究，從史實上評姚文之欠科學性；有人甚至激於義憤，指責姚文元是陷人於罪。據說，單是向《文匯報》投稿，批評姚文的就達三千餘件。《文匯報》猶以組織討論為名，積極鼓勵投稿，特別是持反對意見的稿子。用江青的話說：“要引蛇出洞。讓他們討論這篇文章，把觀點都亮出來。”張春橋說：“有反對的，就有靶子了。這樣一搞，就熱鬧起來了。”所謂“引蛇出洞”，從而陷人以罪，是毛鳴放政策的真實內容。

 

1月9日

            彭真批發《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其中仍不提所謂《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

            中共中央在轉發中共化學工業部委員會《關於貫徹執行中央有關半工半讀問題指示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工礦企業部門具有充分開展半工半讀教育的條件，如果都能認真貫徹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開展半工半讀和業餘教育，就可以促進逐步實現中央提出的‘既出產品，又出人才’的願望。更有力地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更有力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促進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逐步縮小。

 

1月11日

            陸定一召集文教部門負責人開會，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講話，要求在文史經方面大搞學術批判，而不談《罷官》要害。

 

1月13日

            王若水(思肜)在《人民日報》發表《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文中提到罷官是要害和與廬山會議的聯繫問題。

 

1月14日

            外交部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三光政策”、“焦土政策”和大規模使用毒氣和化學毒藥。

 

1月16日

            彭真在家召集許立群、吳冷西、姚溱、胡繩、范若愚、范瑾、李琪等開會，彭真說：市委查了，沒有材料證明吳晗和彭德懷有關；鄧拓在三年困難時期對三面紅旗是堅定的。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與吳晗是文字上的密友。吳晗受批判已使鄧拓受到株連。

 

1月17日

            許立群召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六報刊編輯部的人員開會，傳達彭真指示：把學術批判的內容與版面控制起來，《紅旗》暫不搞，其它報刊則強調放，“有領導地造成一場混戰”。會後，許立群寫成了《北京六報刊雜誌編輯部負責同志座談關於〈海瑞罷官〉討論的情況和問題》報送彭真、陸定一。

 

1月18日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及全軍後勤工作會議在北京結束，決議以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為全軍各項工作的總方針。

 

1月21日

            江青從上海到蘇州見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以便在文藝界進行更有力的進攻。此舉無疑是在毛的授意下進行的，是要借解放軍這座“尊神”，來攻擊阻撓批判吳晗的反對勢力。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7——618頁）：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在上海“天天等，天天盼”（張春橋1966年5月語），起初還曾希望能得到北京方面一點支持。但是，18天內北京方面沒有一家報紙轉載。他們感到“震驚”，“不知道會觸動這麼深”，“更不知道彭真會這樣堅決反對”（張春橋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語）。江青在“氣憤”之餘，感到“攻也攻不動啊！”“我的話更沒有人聽”。於是想到解放軍中請“尊神”，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江青《為人民立新功》）

 

1月23日

            劉少奇、鄧小平把《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批轉全國，作為指導文藝工作和文藝路線的方針。

 

1月24日

《人民日報》報導林彪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指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說：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1月25日

《哲學研究》第1期登載關鋒、吳傳啟文章《評吳晗同志的道德論》，繼續對吳晗進行批判。

 

1月27日

            郭沫若致信中國科學院黨委書記張勁夫，請求辭去科學院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職務。

 

1月18日至27日間

            戚本禹打電話問許立群，批判吳晗要害的文章可否發表？許答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現在都不能發表。戚本禹與關鋒寫成的批判文章要送彭真審查。彭真以沒時間看，要下鄉，進行拖延。

 

1月27日至3月5日

            全國工交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鄧小平講話，制定了以突出政治為中心的六項方針。

 

1月下旬

            葉群奉林彪之命，電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說：江青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座談部隊文藝工作。四、五人即可，名單交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審定後抄報林彪辦公室。蕭華決定由劉志堅帶隊，成員為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宣傳部部長李曼村。

 

1月31日

            彭真在家召集許立群、吳冷西、姚溱、胡繩、范若愚、范瑾開會，讓許立群搜集“左派”的材料(即關鋒等所寫文字)，要對“左派”整風。許立群隨即遵囑整成七份材料，送呈彭真。

 

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

            在北京市委主持下，召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的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

 

      [按] 先是1964年11月5日，中宣部派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進駐北京大學，作為試點。張盤石(中宣部副部長)為隊長，隊員劉仰嶠(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龐達(中宣部教育處副處長)、宋碩(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工作隊發動群眾，揭北大“階級鬥爭的蓋子”。其基調是校長陸平犯了路線錯誤，“北京大學已經爛掉了”。當時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聶元梓就是這個工作隊下的積極分子、反陸平的左派。同時在全國開展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高等學校計二十三所。1965年3月3日，中央書記處專門討論了北大的社教問題，肯定北大是辦得比較好的大學，也有一些問題；陸平是好同志，也有錯誤；北大的運動有成績，也有缺點。4月2日，中宣部與市委撤換了張盤石的隊長職務，增派許立群、陸平、彭珮雲、常溪萍共同組成九人領導小組，並解散下屬之工作隊。為了重新審查北大社教中所揭出的案件，7月在國際飯店召集了長達七個月的會議，進行平反；並對原工作隊所依靠的聶元梓等左派實施反擊，受批判者達一百餘人。直到吳晗批判問題日呈嚴重後，市委始被迫草草收場，結束這個會議。

 

2月1日

            《人民日報》登載雲松《田漢的〈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一文，說：“《海瑞罷官》、《謝瑤環》、《李慧娘》這三齣戲所以調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為民請命’，也正是當時兩條道路鬥爭在文藝上的反映。”

 

2月2日

            劉志堅等至上海見江青。臨行前林彪電話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2月3日—7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據王力《反思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之名，是66年姚溱在《二月提綱》上自己加上去的。)召開擴大會議，對批判吳晗的問題及繼續批判的問題進行討論。與會的有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周揚因病住院開刀，未參加)以及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等十一人。會議由彭真主持。彭真仍以1965年12月23日毛澤東所說“先按你們議定的辦吧！再快也得兩個月才能作政治結論”為據，先作學術批判。在這次會議上，彭真明確宣布：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他並讓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鄭天翔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彭真還提出：為了放，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在會上，康生則靜以觀變。會前他已授意關鋒寫成《〈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一文。康生對彭真堅持吳晗與彭德懷無關並不表態，只提出不管怎樣，關鋒的文章修改後可以發表。會後，成立了學術批判辦公室。許立群、姚溱根據彭真講話，整理成《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2月3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永遠突出政治》。嗣後，該報就“突出政治”問題，連篇累牘，發表社論，製造氣氛。2月9日，《提倡一個“公”字──再論突出政治》，2月14日，《最重要、最根本的備戰——三論突出政治》，2月18日《政治統帥軍事、政治統帥一切──四論突出政治》，3月2日《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論突出政治》，3月23日《提倡唯物論，抓好活思想──六論突出政治》，4月5日《關鍵在於黨委的領導──七論突出政治》。

 

2月4日

            鄭天翔在北京市委會上傳達“五人小組”擴大會議的內容。鄧拓在會上說：“我不怕，我寫的文章沒有什麼影射，可以辯論。我手上也有別人不少小辮子。

 

2月5日

            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就《匯報提綱》進行討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均表示同意，並決定按照《匯報提綱》向毛澤東匯報。康生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2月6日

            陸定一妻嚴慰冰頻年以寫匿名信方式，對林彪、葉群進行個人騷擾攻擊，事件敗露。由彭真出面，電商衛生部長錢信忠，安排陸定一入醫院，隨即前往南方休養。

 

2月7日

            經彭真最後酌定的《匯報提綱》以電報形式發呈正在武漢梅園招待所的毛澤東。

 

2月8日

            彭真與陸定一、康生、許立群、胡繩、吳冷西等人，到武漢梅園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又一次指出：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並兩次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回答：“他是站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官的人那一邊。”毛澤東說：“吳晗不要罷官，還是當他的副市長，這樣討論就可以放了吧！”  當彭真說到，要用“整風”的方法對待關鋒等左派時，毛澤東嚴厲駁斥：“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在許立群批評關鋒的文章時，毛說：“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我看過，還不錯。左派的問題以後再說。”在匯報中談及對郭沫若、范文瀾要保護，不要批評時。毛說：“郭老、范老當然要保護。但是他們兩位還要在史學界工作，有個適當的自我批評表示為好。”這次匯報時，毛同意出版《毛選》五卷，且表示不同意林彪的“頂峰”和“最高最活”的提法，要彭真和康生到蘇州和林彪談一談。

 

2月12日

            彭真根據匯報中毛澤東講話的精神並根據自己的理解，委託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和胡繩執筆，於二月十一日在武漢起草了《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批語》：“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將這個《提綱》發給你們，望照此執行。這個《提綱》的內容，應當向黨內主管學術討論工作的同志，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同志傳達並組織討論。在討論時，應當把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作為學習文件。”此即《二月提綱》本日正式以中央名義發到全黨。

 

1月31日──2月13日

            新華社報道：中共河北省委等各省省委分別發出通知、指示或作出決定，號召各級幹部自覺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

 

2月18日

             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在談到軍事工程學院先搞二年、三年，然後搞二年半工半讀並結合預分配時，毛說：“理工科還要有自己的語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試試看，不一定急於搞二年。尖端科學搞三年，要有針對性也許行。三年不夠將來加搞一點。有針對性才能有少而精，有針對性才能一般與特殊相結合。六年改三年，這樣改以後，步驟穩妥，方向對頭。”“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語言。要讀一點書；但是也有共性，光讀書不行。黃埔軍校就讀半年，畢業後當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陸軍大學後，結果出來盡打敗仗，作我們的俘虜。”

 

      [按] 毛澤東一面總在人前製造自己博覽群書的形象，一面則極力詆毀多讀書。他聲稱：“念書多了要害死人。”“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十幾本就行。”“念書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錯，以後念書多了就不行了，餓死在台城。”“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權，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內亂。漢武(？)帝、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可見念書多了要害死人。劉秀是個大學生，而劉邦是個草包。”(《1964年春節談話紀要》)死念書、念死書，固然不可取；但說書念得越多越蠢，害死人，卻是典型的毛澤東式的矯情偏激、刻薄悖理的謬論。毛澤東的唯意志論思想，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它同歷史上王守仁的心學很有相近之處，只不過是把王學的“良知”、“良能”換成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本性；“致良知”、“格物”換成為改造；“知行合一”改為社會實踐，也就是通過實踐改造自己。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天理之常的“良知” ，只要有了毛澤東思想就有了一切。所有學問之道，書本所載，都是魔經。連祖師爺馬克思的書，也多讀不得，十來本就行，(據莫洛托夫回憶錄，毛澤東自認沒有念過《資本論》)，很有些禪風。根據他這種高見，大學文科根本不需要辦，即使辦也只能在工廠、農村中進行，其招收的學生也必須是識字不多、甚至是不識字的工、農、兵分子。故文革後期所招收的工農兵大學生中，文科有不知孫中山、閻錫山之“山”在何地，理科有1/2+1/2=2/4者。毛遠新，毛澤東弟毛澤民之遺孤，時就讀哈爾濱工業大學。

 

2月2日──2月20日

            林彪委託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間，江青又邀請在部隊裡沒有任何職務的張春橋到會座談。在張春橋、陳伯達的捉刀下，起草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份《紀要》與彭真的《匯報提綱》形成鮮明的兩軍對立。

 

            [按] 毛澤東把這份由江青、陳伯達、張春橋一手炮製、並自己親自修改的《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賜名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實際上是要讓人們知道，這是毛澤東親自委託江青炮製而成的。《紀要》的出籠，是《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前一起重大的事件，其作用遠遠超出於部隊文藝問題之外。一、在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並向毛澤東主席匯報，毛本人亦未明確反對的《二月提綱》之外，又出現一個由毛澤東支持並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在主要觀點上，兩者完全是針鋒相對。在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文化革命的任務、目標、方式都是完全相左的。這就不單暴露了毛澤東與當時在第一線的劉、鄧、彭等人的原則分歧，同時也暴露了毛個人與共產黨組織的兩相對峙，互不相容的深刻分裂。毛要麼是甘心退處二線，忍受大權旁落，作一個有名無實的太上皇；要麼是把已經掌握實權、而實際並不順從他的第一線組織推倒，由自己重新親攬朝綱。顯然，當時的迫切問題，已決不是批判吳晗和一大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者，也不僅是罷黜一個或幾個敢於頂撞其權威的彭真等官員，而是他長期以來所最擔心的中國會走上蘇聯的道路，會變修，會出現赫魯曉夫，斯大林被撤墓焚屍的可怕事件會在中國重演，毛主義的理想王國立將幻滅。因此，他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不顧任何風險，加速並公開推行他蓄謀已久、並逐漸成熟的政治大冒險──發動文化大革命。二、由於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孤立和整套組織關係、警衛制度的限制，毛本人在北京幾乎已無任何自由活動的可能。即使離開北京，到由親信柯慶施所掌握的上海，活動的餘地也頗多限制。因此，他逐漸支持和利用自己的老婆江青，先是充當耳目，用江青自己的話說，是作主席的“哨兵”。進而是組織文章，充當打手，也就是她所說的主席的“一條狗”的角色，開始咬那些異己的人。《座談會紀要》的炮製便是為公開放狗出籠，而賦予她必要的政治資本。在這以前，江青最多只是毛的私人秘書之一，任務是照料生活。誰都明白，這一職務只是因為她是毛的老婆，本有在生活上照料丈夫的責任，因此，美其名曰生活秘書，原是恭維的客套。除此以外，江青的級別不過十一，官稱最高是中宣部文藝處的副處長，在外廷實不過芝麻官一個。毛這次派她出來“請尊神”林彪。林彪心領神會，親委她以全軍文藝指導的大權，後來還特別把她從行政十一級超拔為五級。在毛的親手批改、林的鄭重簽發下，《座談會紀要》在文化陣地上異軍突起，江青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地位從此奠基。三、江青與林彪的開始勾結，也就是毛澤東藉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文武兩個班子的結合。兵痞、文痞，一操槍桿子，一使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保衛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林彪語)。在全部文化大革命中，這文武兩班子的親合分崩，矛盾爭奪，也是全部悲劇與鬧

劇的篇章。

 

2月21日

            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各地文藝工作者大批下放，至此，全國已有十六萬多名文藝工作者下鄉下廠。

 

     [按] 從1958年以來，各機關多次進行所謂“幹部下放”，當時，機關幹部以參加“四清”或鍛煉改造而下鄉下廠的人數無法統計。他們絕大多數是借下鄉下廠的名義被精簡而轉成為基層幹部或工人、農民。有的連家屬也一起遷走，回城無望，他們的憤怨情緒是可以想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先後以受當權派排擠打擊的受害者身份，殺回原單位，成為造反派。

 

2月23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於最近舉行全體會議‚通過關於深入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的決定。

 

2月下旬

            中共高等教育部政治部、中共衛生部政治部、文化部和所屬單位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分別於最近在北京召開學習毛澤東著作座談會和經驗交流會。陸定一在衛生部座談會上，對知識分子如何學習毛澤東著作問題作了指示。

 

2月27日

            《紅旗》第二期發表尹達《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一文。

 

      [按] 尹達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屬之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長期以左派面目出現，領導“史紹賓”(史學哨兵之諧音)小組，在史學界大行撻伐。文革初期尹是中央文革成員，很快本人也成了文革的犧牲者，被學部的一派揪出批鬥。

 

            北京市委為保護吳晗，讓他化名李明光，下鄉參加“四清”，以避風頭。這是根據周恩來的示意安排的。

 

3月4日至16日

            負責審查與批判羅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組”在北京開會，42人參加，對羅瑞卿進行揭發批判。12日，羅被迫作檢查，18日，跳樓自殺，不死，腿骨折。這            是對羅批判會的第一階段。           

 

3月5日

            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發出聯合通知，在教育戰線上掀起一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新高潮。

 

3月6日至31日間

            中共湖北省委召開農村工作會議，中共浙江省委召開全省地(市)、縣委書記會議，中共雲南省委舉行常委會議，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全省農村政治工作會議，討論突出政治問題，號召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

 

3月7日

            中共中央華東局召開會議討論加強縣委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問題。

 

3月8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教育辦公室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組成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教育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法文教組兼管教育辦公室的工作。

            河北邢臺大地震，受災人數達34萬餘。

 

3月10日

            《戲劇報》第二期登載編輯部文章：《田漢的戲劇主張為誰服務？》

 

3月11日

            林彪就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寫信，肯定工交系統強調政治掛帥，突出政治的做法很好，指出“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必須通過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輸到工人、農民中去”。          

            上海市委派宣傳部長楊永直來北京，進行“摸底”活動，與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會見，提出一些問題。本日晚許立群就楊永直所提有關《二月提綱》中的問題應如何回答請示彭真，許立群說在談話中：楊曾問：“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彭真答：“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楊又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電影，包括《女跳水隊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彭答：“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游過泳沒有？”楊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彭答：“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

 

            [按] 張春橋在得到楊永直的匯報後說：“現在有把握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所謂學閥，“是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要害是罷官。所謂‘以勢壓人’，還不是說毛主席以勢壓人，上海市委以勢壓人”。張春橋此處的邏輯無論是否有理，但“打狗欺主”，這是人情世故之常。《二月提綱》力爭以學術批判的辦法保自己的人吳晗過關，同時又用各打五十板的形式，要整包括江青在內的毛澤東所支持的左派批判家的風，指他們為“學閥”，責他們是“武斷”、“以勢壓人”。勢從何來？這明明只能是狗的主人。當時的彭真以及討論通過《提綱》的政治局常委們竟然打狗欺主，全無顧忌，這不能不耐人尋味。

 

3月12日

            毛澤東在看了一篇某醫務人員談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後批示：“應該加強醫務人員的馬列主義的學習，並用以指導業務工作。既然軍事上證明了所謂弱者可以打敗強者，沒有念過書或念過很少書的可以打敗黃埔畢業生、陸軍大學畢業生，醫務界為什麼是例外？醫學校也要加強馬列主義課程，好多畢業生就是不懂馬列主義。”“今後要在醫務界大力系統的宣傳馬列主義。”“醫務人員都要下去。”

            《光明日報》發表穆欣文章《評〈賽金花〉劇本的反動思想──剖析三十年代的一個所謂“名劇”》。《賽金花》一劇是夏衍在1935年所寫的一個劇本。

 

3月16日、20日

            中共遼寧省委和中共黑龍江省委最近分別召開農村支部工作會議和農村基層政治工作會議，強調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農村黨支部。

 

      [按] 至此，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十二級颱風，已侵及全國城鄉及各行各業乃至各學科領域。政治學習成為各機關、學校、研究機構壓倒一切的任務，加上繁多的各色會議，每星期能用在業務與研究工作上的時間，往往不足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有經意於工作或學習、研究者往往被責為忽視政治、走白專道路而備受歧視，甚至批評儆處。

 

3月17日

毛澤東對由江青組織，陳伯達、劉志堅、張春橋、陳亞丁參加修改的《紀要》再次進行了修改，並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3月17日至20日

            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教育界、學術界都是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裡掌握着。”“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他點名批判了吳晗、翦伯贊、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等，並說：“吳、翦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出正在開始的批判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就要出修正主義。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並說：蘇聯“二十三大”我們不參加了。蘇聯在內外交困情況下開這個會。我們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帶水。要人家不動搖，首先要自己不動搖。“二十三大”不去參加，無非是兵臨城下，不行就是筆墨官司。不參加可以寫一封信。我們講過叛徒、工賊，蘇聯反華好嘛，一反我們，我們就有文章可寫了。叛徒、工賊總是要反華的。我們旗幟要鮮明，不要拖泥帶水。卡斯特羅無非是豺狼當道。(有人問：這次我們沒參加，將來修正主義開會，我們還發不發賀電？)還要發，發是向蘇聯人民發。毛澤東在會上就滬劇《蘆盪火種》不能在北京演出，當面批評彭真是搞獨立王國，並問在場的周恩來、鄧小平，你們的感覺怎麼樣？周答：我還沒有什麼感覺。

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

 

3月19日

            江青寫信給林彪，將修改後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交林彪審批。

 

            3月上旬，毛澤東主席對《紀要》作第一次修改，共11處；中旬作第二次修改，共10處；下旬作第三次修改，共4次［處］，這次改動很少，均是文字、用語的小變化。毛主席審閱得很認真，標點、符號、錯別字都不放過。他用蒼勁的字體加了幾段重要的話：

            標題及內容中均加了“林彪同志委託”幾字。

            在第一條中加“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1963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

             在第五條加“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並沒有系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

毛澤東主席對《紀要》中許多吹捧他的話，如說他的批示“夠我們用一百年了”等等；盡數刪除；對只提他不提馬列，只提他不提黨中央的地方都作了補充。遺憾的是，當這篇文字正式見諸報端、公開發表時，被剔除掉的溢美之詞又都“飛”回了原來的地方。這究竟系何人所為，至今尚不清楚。(摘自秦曉鷹《從此露“崢嶸”》，載《歷史在這裡沉思》第5冊)

 

   中共中央華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各級黨委要大力領導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

 

3月20日

            《光明日報》發表社論：《跟上工農兵，跟上新時代──論知識分子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21日以《首先要在克服個人主義上狠下功夫》為題，發表再論。22日，復以《改變兩個公式──世界觀上的革命》為題，發表三論。23日以《言行一致，動手去做》為題，發表四論。25日以《到工農群眾中去，培養階級感情》為題，發表五論，以知識分子為對象，大肆鼓吹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

 

3月22日

            林彪給中央軍委常委寫信，就《座談會紀要》大肆吹捧，認為《紀要》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中央復函蘇共中央，拒絕派代表參加蘇共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先是蘇共曾邀請中共派代表參加即將召開的二十三大。毛澤東未定可否，要在京的常委討論。在京的常委建議應邀參加，到會上去與之鬥爭。毛否定了這一建議，並決定不發賀電。從此，兩黨關係正式中斷。

 

3月24日

            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共遼寧省委召開會議討論在農村中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幹部和群眾的問題。

            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幹部萬人大會上講話：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很傑出的同志，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

 

3月25日

            《紅旗》第4期刊載戚本禹、林傑、閻長貴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3月25日──4月20日

            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

 

3月22日至4月8日

            繼續對羅瑞卿進行的缺席批判鬥爭進入第二階段，95人參加(內新增加53人)。會議最後作出《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所羅列的罪名為“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妄圖奪取兵權，達到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是“打着紅旗造反”，“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

 

3月26日

            日本共產黨以總書記宮本顯治為首的代表團來華會談，結果不歡而散。宮本來華遊說亞洲幾個共產黨和蘇聯聯合行動，以與美在亞洲的擴張相對抗。劉、鄧與毛之間，在這個問題上分歧甚明。

           

3月28日至30日 

            毛澤東在上海與康生等談話，批判《匯報提綱》。     

            毛在斥責彭真包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學閥時，也點名警告周恩來，說：“周同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3月30日

            中央軍委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報中央和毛澤東審批。

 

[按]《紀要》形成的全過程，集中地反映了毛玩弄權術，置黨中央如玩物的典型。明是他利用林彪，卻改為是林彪請求利用(“委託”)；明是他已親手定稿，而又迫使軍委諸員呈請他來批准。實際上‚文革中許多重大事件和決策，都是按這一模式炮製出來的。

 

3月31日

            康生向周恩來、彭真詳細傳達毛澤東談話內容，彭真否認包庇吳晗。

 

2月至3月間

毛澤東調駐守山海關外的三十八軍駐防北京市郊。

  

4月1日

            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議。

張春橋提出《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對《匯報提綱》進行批判。

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被迫決定停刊。劉仁、鄭天翔、萬里召集李琪、范瑾、張文鬆開緊急會議，組成有前三人參加的三人小組與後四人組成的四人辦公室，處理鄧拓等人的問題。

 

4月2日

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表示完全同意毛的指示，認為《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進行討論：

  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                     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權威的鬥爭。並已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 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參加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登載戚本禹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

彭真開始向中央寫檢討，並批准鄧拓辭去市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改任專管高校文科下鄉學生工作。

 

4月3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企業》。

彭真召集市委常委會議，說：“我各方面都不落後，在工業、農業、國防、反修、階級鬥爭都不落後，困難時期在北京堅持了三面紅旗，頂住了單幹風。教育上半落後，只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外行，落後了，原因是我不懂。”“鄧拓不反黨，而是左派”。並鼓勵鄧“輕裝上陣，參加這場鬥爭。”

 

4月5日

彭真在家中召集許立群、吳冷西、林默涵、李琪、宋碩、張文松等十七人開會，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腳好。”“我的嚴重錯誤在於‘放’，想再放幾個吳晗出來，結果是幻想。”他說：“鄧拓擁護三面紅旗，心是好的，但寫的東西烏煙瘴氣。他在《前線》編輯部一月份已作了檢查。”彭真還提出：“取消清規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縛，燒着誰就是誰。”“左派要整風，清理思想。”“吳晗問題已經差不多了。”

晚，北京市委書記處開會，由鄭天翔主持。會上討論了北京市委關於鄧拓所犯錯誤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該報告連日進行修改，在4月8日上午上報中央。在修改中，彭真指示：“責任要寫含糊一點。”並將報告中鄧拓“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一句刪去。又把根據鄧拓的請求，解除他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一句，改為“最近鄧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擔任的職務，到下面去鍛煉，我們準備在黨內批評以後，再作組織處理。”

許立群在中宣部召集石西民、王惠德、林澗青等開會，布置貫徹彭真的“燒着誰就是誰”的指示。要各單位趕緊搞出一批“尖端人物”的材料，準備在報上公開批判。

 

[按] 此亦所謂“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所謂“一小撮”，實際上就是自己的一個小集團，從根本上講，就是他自己。彭真是如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者又何止“一大片”也哉？

 

《紅旗》第5期發表關鋒、林傑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戚本禹與關鋒等的批判文章早已寫成，因中宣部藉口審查，遲未發表。毛的講話傳開後，《人民日報》與《紅旗》爭先刊出，中宣部事實上已被撇開。

中共江西省委最近召開會議，號召縣委以上領導幹部要以整風精神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

 

4月7日

中共甘肅省委最近在平涼召開現場會議，推廣平涼縣安國公社青龍衛生所突出政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經驗。

 

4月9日至12日

康生向在陝西的鄧小平傳達指示：立即回京，主持書記處會議，撤銷《二月提綱》。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出席。決定起草一個撤銷並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報毛澤東及政治局常委批准。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3月底的幾次談話內容，並羅列彭真自批判吳晗以來所犯的“一系列錯誤” 。陳伯達揭發批判了彭真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政治路線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周恩來說，彭真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4月10日           

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高等教育部黨委最近在濟南召開直屬高等學校領導幹部座談會，強調高等學校必須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

 

4月11日

《人民日報》披露毛澤東指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本日起，首都報刊發表文章和群眾來信批判《兵臨城下》等影片。

 

4月12日

戚本禹、關鋒按照江青等人的意圖，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對彭德懷任三線副總指揮“有保留”和“反對”。

本日起，首都報刊發表工農兵群眾的文章和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批判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和思想。

 

[按] 以工農兵名義參與撻伐，始自57年反右派運動，實則是當局製造輿論，以顯示其整肅之正義性與群眾性，玩工農兵於股掌之慣用手法而已。署名為工農兵之檄文，皆記者受命炮製而成，工農兵本人往往瞢然全無所知，知之，亦八股口號而已！此等手法，在文革中更是大行，用之以為輿論導向。

 

4月13日

            彭真在市委正式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下令《北京日報》批判“三家村”及《燕山夜話》。

《曲折發展的歲月》：1961年3月，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應約為《北京晚報》定期寫知識性雜文。從此以“馬南邨”筆名開設了《燕山夜話》專欄，至1962年9月止，共發表了150餘篇。在此期間(1961年10月起)，《前線》雜誌(中共北京市委理論刊物，鄧拓主編)開闢了《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由吳晗、鄧拓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以“吳南星”(星即“繁星”，廖的筆名)的筆名供稿，先後發表了雜文50餘篇。這些雜文，“都是談所見所聞所感”(鄧拓語)。從讀書治學、待人接物、到生產建設、領導方法等，或評論歷史人物，或讚揚新人新事，旁徵博引，議論橫生，把知識和思想溶於一爐，引人入勝，發人深省。除知識性的以外，也有些是有褒有貶，切中時弊，對當時現實中“左”的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不良作風作了諷刺和否定，但方式很委宛，諸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和霸道》、《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等屬於這一類。由於受到群眾的歡迎，《燕山夜話》曾編輯出版了合集。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爭擴大化思想重新抬頭後，他們就擱筆不寫了。(第626頁)

 

            中共衛生部政治部最近召開政治工作會議，強調確保衛生工作沿着無產階級政治方向前進。

 

4月14日

            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檢討自己“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認為拿今天的標準來講，他“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北京大學在一間專門開闢的房子裡，張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上海的大字報，攻擊郭為“國際流氓”。毛澤東親自下令對郭沫若加以保護。

 

          [按] 郭沫若不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反蔣革命的鬥士。1936年魯迅逝世之後，由共產黨中央欽定為取代魯迅的旗手，造神而利用之。建國以後，寵以尊榮，遂致於喪失獨立人格，淪為一個仰毛澤東鼻息而在學術文化領域中呼應，以“歌德派”為己任的吹鼓手。這篇講話，就是他出賣靈魂的最可悲的記錄之一。

　

4月14日—16日

     根據彭真指示，民盟連續召開批判吳晗的會議。

 

4月16日至26日

            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里有人。出修正主義，中央有，各省市、軍隊也有。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次會議“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林彪語)會上，批判彭真的“反黨罪行”。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

            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同時，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會議，起草《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對《通知》親自修改了兩遍，然後提交中央政治局。此外還按康生旨意寫成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關於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對“三家村”進行批判。它和《前線》雜誌都加了一個經北京市委討論、彭真親自修改、並請示了鄧小平的“編者按”。這個“編者按”隨即被認為是“假批判、真包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當天播發了這個按語，當晚新華社奉周恩來的指令又通知撤銷。

劉仁召開北京市委會，布置張文松、李琪、范瑾組織力量搜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的材料。

 

4月17日

            蔣南翔召集京津地區高校負責人座談會，會上由陸平介紹北京大學組織師生大量查閱有關海瑞的資料，進行學術批判的經驗。北京師範大學程今吾、中國人民大學孫泱、清華大學艾知生也在會上介紹了經驗。

 

4月18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文章對江青的《文藝座談會紀要》進行闡述和注釋。同時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次日，全國各報轉載這篇社論。

                                              

4月19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一、《北京日報》16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李富春嚴厲批評北京市委，指出4·16按語是“顛倒敵我、顛倒主次、包庇右派、打擊左派”。

            《人民日報》發表田星的題為《破除對“三十年代”電影的迷信》的文章，批判吹捧“三十年代文藝傳統”的《中國電影發展史》。

 

4月1日—20日

            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胡克實代表團中央常委會作了《一定要把共青團辦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學校》的報告。會議通過《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毛澤東對會議指示：“在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黨中央號召你們青年要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你們青年批判到哪裡，黨中央就支持到哪裡。”

 

4月20日

            毛澤東批發有關彭真的七個文件給市委全體常委，指令對彭真進行揭發。

            劉少奇出訪緬甸等國後回國。

            中共安徽省委最近召開學習毛澤東著作會議，強調要認真學習和堅決執行毛澤東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指示。

 

4月21 日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召開群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經驗交流會。市委決定加強對群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領導。

 

4月22日至26日

            據當時揭發，北京市委召開會議，由劉仁、鄭天翔、萬里主持，傳達毛澤東批轉的揭發彭真反黨問題的七個文件。規定不作記錄，不出簡報，內容不得外傳，嚴格遵守紀律。與會者私下認為毛澤東批發的七個文件是要“整人”，並說《二月提綱》“寫的精煉，提得很高”，“說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提綱”，“我接受不了。”他們還暗中查閱了1958年至1965年的中央文件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的講話。整理成材料，鉛印十份。後來，中央又批發了第二批揭發彭真的材料，他們見勢不妙，立即銷毀了整理的材料，並砸掉鉛版。此即所謂“四月黑會”。

 

4月24日

            再次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決定提交5月4日至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劉少奇出訪歸國後，由昆明直飛杭州，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16日至2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三次找彭真談話。

 

4月25日

            劉仁派鄭天翔、萬里、陳克寒向中央匯報市委最近所召開的會議，說“市委會上大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認識提高了”，“認識到提綱是修正主義的”。

 

4月26日

            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共四川省委最近分別召開農村支部工作會議，提出要用毛澤東思想加強農村支部的建設。

            全國總工會最近相繼舉行全國省、市、自治區工會主席會議和第八屆執委會第六次會議，確定工會今後方針任務，必須堅決按照毛澤東思想辦工會，把工會辦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學校。

 

4月26日—5月11日

            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來中國訪問。

 

4月27日

彭真從杭州由李雪峰、宋任窮陪同(實即押解)返京，繼續布置退卻，讓劉仁去休養，鄭天翔去蹲點。

 

4月28日──29日

毛澤東指責北京，“一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歷史教訓並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黨內的渺小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並在黨內一些文件上刪去彭真的名字。

 

4月28日

萬里、陳克寒、趙凡等被迫揭發彭真。

嚴慰冰及其胞妹嚴昭因寫匿名信攻擊葉群正式被捕。

 

[按] 陸定一之妻嚴慰冰從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間，曾寫匿名信23封，揭發葉群的歷史，及於生活隱私，如葉群嫁林彪時已非處女之類。這種行為本身是不正當的，這固然反映了嚴的品德有虧，但也表明這個社會制度的不正常。如果黨內言論自由，成員行為正大，這類現象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的。據陸定一講：“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有精神病。”“除與我吵架與寫匿名信外，其它事情上她都很正常。”

 

4月29日

《紅旗》第六期發表史紹賓《評吳晗的〈投槍集〉》、附件：《吳晗一九五九年編的〈投槍集〉是怎樣“作偽舞弊”的？》

 

4月30日

大型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在北京公演。

 

4月

            全軍創作會議召開。經會議討論的“對一部分影片的意見”，就是江青在全軍文藝座談會上所發的“高”論的匯集。幾乎所有49年以後的電影，均被江青斥為毒草和壞作品。

 

5月1日

            在慶祝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中，彭真沒有公開露面。這在中共的新聞慣例里，表明彭真在政治上已經失勢沉淪。

            周恩來在歡迎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謝胡的大會上講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關繫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

 

5月4日

            《人民日報》披露：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指出當前的論戰，“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激烈而又長期的鬥爭。”當前敵人進攻的新特點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5月4日至26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外地，沒有親自參加。但是，整個會議是按照毛4月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毛在這次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76人[13]。他們都是在北京或臨時抽調在北京工作的人員，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都沒有參加。會議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負責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匯報。這是毛澤東正式全面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會議的第一項活動就是召開“介紹情況的座談會”。主要由康生、張春橋、陳伯達講話。

 

5月5日

            毛澤東在杭州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陪同代表團參加。毛澤東說，把兩個可能放在心上。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第二個可能是(把壞的)一層層剝掉。45年來，前後一共剝掉了幾十個中央委員。但現在還有睡在我們身邊沒有發現的。

 

5月5日、6日

            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傳達了毛澤東自1962年9月以來、特別是1965年11月以來關於批判彭真和陸定一、要解散中央宣傳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開展文化大革命，號召向中央進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紹了要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起草經過，及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他在傳達毛澤東1966年3月底的三次談話後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穿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麼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他在講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時說：林總說，《通知》的後一段，“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這是驚心動魄的一段。中央的《通知》，不僅關繫到文化革命問題，而且關繫到粉碎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篡黨奪權問題。這個文件的通過，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

康生又說：從去年十二月到現在這半年期間，羅被揭發出來以後，又揭出了彭、陸、楊，沒有上書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學習。這個期間，我聽到主席七次指示。接着他詳述了毛的七次講話。

            張春橋就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後彭真的對抗活動進行了補充揭露。

   

5月7日

            毛澤東給林彪寫信，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①作了批示，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的總後勤部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這樣的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進一步闡述五·七指示。

 

      [按] 《五·七指示》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想圖。它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設想是很難協調的。據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就指責毛，“他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許他根本不想懂得這些道理。”毛澤東思想(毛主義)之於馬克思主義，正如洪秀全的天父之於天主教的上帝‚羅馬教廷決不會承認東方的拜上帝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的唯意志論、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本質也無論如何是不相容的。從《五·七指示》這一毛式共產主義構圖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農民的共產主義思想者，儘管它們自命是最正統、最虔誠的馬克思主義的嫡傳信徒，但是，當人們跟着他走不多久後，那深烙在臀部的封建印記就開始顯露出來。他的狂熱追隨者在一段時期內，由於革命熱情和民族感情而盲目跟從，然一旦在夢幻破滅，自己也因此碰得頭破血流時，他們也都頹喪地譁然不恭而散了。

 

             同日上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所舉行的“座談會”上，陳伯達着重“揭露”彭真歷史上的“問題”。

 

5月8日。

            《解放軍報》發表了由江青主持、署名高炬的評論《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關鋒也化名何明，寫了《擦亮眼睛，辨別真偽》一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相互呼應，頓時社會上硝煙大起。

            《解放軍報》上還刊載了林傑、馬澤民、閻長貴、周英、滕文生、靳殿良合寫的《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同樣極盡上綱羅織之能事。

 

5月9日

            本日起，首都報刊連篇累牘，發表工農兵群眾的文章，批判和揭露《前線》、《北京

日報》、《北京晚報》包庇鄧拓反黨集團，聲討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登載姚文元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此文是江青、張春橋直接組織寫成，從上海發稿，要全國各報刊登；並傳出毛的指示，要《人民日報》刊登時不許錯一個字，如有差錯，唯總編輯是問。原稿題為《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毛澤東審定時改為《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人民日報》於第二天全文轉載，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進行分發。

           

 [按]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也即所謂“士子”，凡是思有所作為的，無不關心國運民生，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居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文人在寫作的時候，歷來把賦、比、興奉為“詩教”。寫文章也要求寓意深沉，寄託高遠；甚至連書法、繪畫都標榜一個意境。在殘暴的專制統治下，知識分子的思想、政見，受到壓制，無法正常發表，不能不採隱喻曲折，諷物寄託的方式來表達。即使是這樣，專制統治者仍不放鬆，高度警戒。由於詩原無定詁，文章的寄意也似有若無，可以隨人猜度，這就為陷對手於文字獄大開方便之門。蘇東坡詠老檜樹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他的政敵為了要制他於死，便說這是有意侮辱皇帝。理由是龍象徵皇帝，只能是在天上，不能說龍藏在地下。蘇東坡差點丟了性命。隨着中國歷史上極端專制主義皇權惡性的發展，文字獄就更離奇、更苛暴、更兇殘。小沙彌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就是製造文字獄的酷君。因為他曾髡過頭，作過和尚，從過“賊”(紅巾軍)，所以凡與“僧”、“光”、“賊”音近的字都成為大諱。倒霉的官吏如果在表章中出現這類字眼都以譏諷皇帝的罪名殘酷處死。清朝的文字獄似乎更有所發展。不僅把諧音、字義，更甚而把拆字遊戲也作為羅織的手段。有士人夏日吟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以不道抄斬。一考官出試題，用《詩經》的成句：“維民所止”，也得到同樣的命運，罪名大得嚇人：去雍正之頭。你看，“維”字和“止”字不是少了雍正兩字頭上的筆畫嗎？秦檜陷岳飛，罪狀是“莫須有”，終有“莫須有”何以服天下之譏。相形之下，文字獄是妥貼周到多了。誰能為這些罪狀含混微茫的死者提得出確鑿的無罪反證來呢？不過，歷史上的文字獄比起毛澤東治下來，究是遜色和幼稚多了，很用得上“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這句成語。早從延安時期抓王實味，建國以後抓胡風集團，接着是反右派運動，文字獄這一類的冤案、奇案就已不斷的、規模日益擴大的發生。文化革命，從它的本義上看，文字獄就是它必然的伴侶和結局。毛澤東的“要害是罷官”開其先，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緊隨其後，於是此疫此風在全國泛濫傳布，不可收拾。摭罪之荒誕，羅織之苛嚴，簡直無法想象，亦無術形容。一筆之誤，一字之訛，就被打為反毛的反革命大罪的人，何止千萬。我親眼見到某先生，因用整張舊報紙寫成了一幅“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而寫“打”字的那張《人民日報》背面卻刊有毛澤東的像片。報紙沾濕貼在牆上後，背面的毛澤東像在“打”字後隱約顯示了出來。一起嚴重的反革命罪就此鑄成，某先生也大挨批鬥之苦。至於對作品(包括字畫)的穿鑿附會，任意羅織，更難枚數。某畫家作貓頭鷹圖，一眼張，一眼閉、被指為黑畫，其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污衊社會主義黑暗。又一畫家寫湖光塔影，被指為喻“一塌糊塗”，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真是陷人有術，千古奇聞。

 

            中國第三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5月11日

《紅旗》第7期登載戚本禹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在毛澤東操縱的強大攻勢下瓦解，中共中央華北局派以宣傳部長黃志剛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委。從這以後，全國各省市、各種團體以及許多知名人士，都積極地或被迫地加入到聲討“三家村”和鄧拓“黑幫”的大鼓譟中來。

 

5月12日

            北京市委機關出現揭批彭真集團的大字報高潮。

 

5月14日

            《人民日報》發表林傑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請看“三家村”的反動真面目》。將《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逐篇分類摘要，扣帽批判。認為此兩書及《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均貫穿着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和國內外反動勢力相呼應，妄圖使中國改變顏色。

            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宋碩，布置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以保持敏感的北大、清華等諸大學的安定。而康生則讓他的妻子曹軼歐以理論調查的名義進入北京大學，與聶元梓勾結，伺機發難。

            《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刊登莊家富(乒乓球運動員)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和周信禮(上海市果品雜貨公司閘北區公司經理)的《談談大城市賣西瓜的哲學問題》兩篇文章，並發表編者按語，揭露某些所謂“權威”竟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這兩篇好文章，指責為“庸俗化”、“實用主義”的典型。

 

5月14日、16日

            首都報紙發表文章和讀者來信，分別批判影片《紅日》和《舞台姐妹》。嗣後，由江青點名的數十部電影，均相繼受到誣陷式的批判。

 

5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的《五·七指示》，批語中稱“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

    根據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來、葉劍英聯名報請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組員有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

                                   

5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第二書記。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