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5月16日

            從本月4日開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銷彭真具體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根據《通知》的要求，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撤銷了根據《二月提綱》而建立的學術批判辦公室，另行建立文化革命小組和辦事機構。

《通知》說：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最後說：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按] 所謂《五·一六通知》當時以“中發(66)267號”文件與同時炮製的主要由康生負責起草的《大事記》發至全國縣、團級黨委，在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中傳達。以後逐步擴大傳達範圍。至1967年5月16日，始正式公開發表。這次公開發表是由毛澤東在5月15日晚匆忙決定的，他說寫社論來不及了。發表《通知》時，毛將文件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二字刪去。5月18日，始在《紅旗》與《人民日報》上發表由陳伯達、王力、關鋒與戚本禹集體起草的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毛親自進行了修改。其中“第三個偉大里程碑”與三個階段的說法是王力的發明。

      《五·一六通知》是一通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的基本理論就是極左的階級與階級鬥爭觀點。打擊的對象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關於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這只能認為是對科學的摧殘與褻瀆，是毛這個“半知識分子”對知識的無知狂妄與對知識分子的忌刻和疑懼。反動是一個政治概念，與學術本身不能混為一談。學術問題只能在學術研究與討論中解決，政治對學術的干預實際上就是文化專制主義。其反動影響是彰明昭著的，歷史早已多次作出證明。然而毛式的“學術批判”更有它“史無前例”的“特點”，就是動用文盲來批學者，用外行來批內行。“四人幫”時期，曾大張旗鼓地批判“相對主義”以打倒愛因斯坦的著名“相對論”就是一例。可悲和可怕的是這種批判，通常又是以“觸及皮肉”的方式進行的。“批判”帶來的是從肉體上消滅。這在紅衛兵橫行時是經常發生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著名的國學家劉盼遂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對於這種“學術批判”，後果如何，現在大家都已十分清楚，無煩多說。至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文革後的中共，從中央領導到各級負責人員，無不一致譴責為錯誤與禍害。我們的認識卻又有所不同。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修正主義，什麼叫走資本主義，不但毛澤東自己搞不清楚，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也如實地承認“認識是不明確的”。我們可以不置評論。獨是“當權派”一名的提出，並認為它是危害所謂社會主義道路的主要敵人這一說法，則不能不認為是自命為“理想主義者”的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大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尖銳地論證階級社會中社會財富的分配取決於所有制制度。社會主義美其名曰消滅了私有制，一切財富屬於全民，即由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國家政權。這批擁有特權的黨閥把持了上下所有的權力，壟斷了國家的全部財富和對人民的從人身到思想的嚴密控制的權力。而他們自己卻不受任何監督，為所欲為。這種特權使他們成為不要有資本的超級資本家。權力就為他們提供了他們所要求取得的一切。用林彪的話說：“有權就有一切”。於是“國有”實際上成為“官有”。毛澤東對“當權派”的認識和提出，為這一課題出了題目，這也許是作為“理想主義者”的毛澤東唯一值得稱道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上上下下都義憤填膺地揪斗“當權派”，毛澤東的提倡，固然是挑起鬥爭的決定因素，但早期的反抗者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因利乘便，起而對他的上司進行報復和仇斗，則是肯定的。“走資本主義”，在共產黨的詞彙里，只是邪惡的代名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際上正是擁有特權，肆行邪惡的當權派。人民反對它是正義和合理的。至於爾後這種情緒和行為被毛所愚弄和利用，性質又有了變化。那又另當別論了。 

 

            同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對羅瑞卿的處分。《報告》稱：鑑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極端嚴重，中央決定停止羅瑞卿同志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以後再提請中央全會決定。

    

5月17日

            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親自授意下，任職於中央文革理論調查組的康生妻子曹軼歐繞過北大黨委在西頤賓館召見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鼓動他們起來造黨委陸平等人的反，並表示有人支持他們。

            本日起，首都各報大量發表工農兵和運動員等寫的文章和在座談會上的發言，駁斥某些“權威”對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污衊。

            晚，鄧拓自殺身亡，成為文化大革命戰車下的第一名冤鬼。

 

5月18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他從春秋戰國的宮廷政變一直講到當前“世界政變成風”。他指控彭、羅、陸、楊陰謀發動政變。並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下面是講話的摘錄：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權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否則，是經濟主義，是叫化子主義，是乞求恩賜。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

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我們的黨，緊緊地掌握着槍桿子，始終沒有離開過槍桿子，沒有搞過甚麼議會活動，和歐洲的黨是不同的。

我們的社會還是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一切剝削階級是打倒了。但是沒有完全消滅。我們沒收了他們的物質，但是不能沒收他們的反動思想，把他們關起來也沒法沒收他們的腦袋。他們是想復辟的。他們在整個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數，但是他們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們的反抗力量比他們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鄉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不斷地生長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工人當中，也摻雜一些複雜成份。黨和國家機關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包圍和顛覆活動。這些，使我國產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種危險是綜合的，各種反動力量是互相聯合的。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

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塗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性，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要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國家制度要改變，政權要變顏色，生產關係就會改變，由前進變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面前端出來，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見面，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結合，讓毛澤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進全國人民思想進一步革命化。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揭露各種修正主義，批判揭露各個戰線，各個部門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批判揭露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的資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樣，就能保證我們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最最根本的關鍵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起碼應該知道，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時，意識又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毛主席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同志的認識論觀點就是這樣。我們要很好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就能大大前進。精神潛力大得很。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那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的集中表現，是同私有制思想，剝削階級思想根本對立的。我們反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大因素。這種因素非常廣泛。農村有自留地，有集體的地。一筐糞，是先送自留地，還是先送集體的地，都是有鬥爭的。這是兩個階級的心理，是兩個階級的思想，是兩條道路的表現，是階級鬥爭的表現。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高度同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國人民最好的教科書和必修課，是全國勞動人民團結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全國人民行動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夠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夠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做為全軍幹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對毛主席的著作，我領會得很不夠，今後還要好好學習。

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勢的需要，是對敵鬥爭的需要，是備戰的需要，是徹底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

這篇講話，以所謂“政變經”而聞名，會後不久就在黨內傳達，並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經毛澤東批准，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作為中央文件印發。黨中央於9月22日向全國批轉了這一講話。

     。

      [按] 林彪的這篇政變經，出自一個糾糾武夫之口，果然是殺氣騰騰，與作為理論家、陰謀家的毛澤東談文化大革命，迥然不同。但它卻為我們透露，自1966年初以來，毛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要害部位，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睡好覺。這顯然不是單純對待羅瑞卿、彭真幾個人的問題，而是一股可能反毛的，足以形成政變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在觸及羅、彭的時候，毛瞄準並戒備劉少奇已彰然可見。一些文化革命的研究者，如《劉少奇》一書的作者洛厄爾·迪特默，以及一些評論家，包括安娜·劉易斯·斯特朗、詹姆斯·熊等在內，都認為毛髮動文化大革命，事先並無倒劉的預謀。這都是對共產黨內鬥爭與毛的政治品格缺乏正確認識所致。

 

    周恩來、楊成武報請毛澤東：擬調63軍駐石家莊的189師和65軍駐張家口的193師來京擔任衛戍，由傅崇碧任衛戍司令，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重新調整。

 

5月19日

            上午，彭真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檢查，講話約5分鐘。他說：“至於搞政變、顛覆中央、裡通外國等罪惡活動，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至於我同羅瑞卿、同陸定一有沒有反黨的聯繫，請中央審查。”康生指責說：“ 這個話就是反對《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說：‘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這段話是毛主席特別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內容，林總昨天特別發揮了主席這個思想，你怎麼回答呢？

你尖銳地同黨、同主席、同林總對立。”’林彪則說：“其實是做夢也沒有忘掉。”

 

5月20日

            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組處理彭羅陸楊、田(家英)問題，組長周恩來。

            陸定一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迫作出檢查。陸妻嚴慰冰在匿名信中曾揭露葉群婚前的生活隱私，謂葉與林彪結婚前已非處女。林彪為此給葉群親具證明。在此次會上，每個座位前均放了一張林彪親筆所寫證明的複印件：“葉群是處女。林彪”。散會時由工作人員取走。

 

            [按] 據黑雁南《十年浩劫》所載，林彪的證詞全文為：“我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一切全系造謠。林彪1966年5月14日”。陸定一曾在4月18日致信中央，聲明他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一事。林彪在小組會上質問陸定一：“你跟你老婆勾在一起，用寫匿名信的辦法，長期誣陷葉群同志和我全家，目的是什麼？講清楚！”陸答：“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沒有跟我商量過，也沒有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有發現過。”林說：“你老婆的事，你會不知道？”陸答：“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盛怒難控，說：“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揭露《北京文藝》是“三家村”黑店的一個分店。

            《文藝報》第五期發表蔡輝的文章：《蕭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

 

5月21日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講了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領導與群眾及保持晚節三個問題，並橫指瞿秋白是叛徒，“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瞿秋白因此而被毀墳暴骨。

           

5月23日

            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分及有關的任命。調陶鑄為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為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李雪峰任北京市委書記。在這次會上，朱德因對彭、羅、陸、楊的批判持消極態度，被責令檢查，林彪發言指朱德有野心，陳毅質問朱是不是想搞政變？周恩來檢查了歷史上幾次反對毛的錯誤後說：“這幾件事都是和朱一起的。至於朱個人的賬就更多了。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停職反省。北京市委與市人委各級領導584  人，被集中在北京飯店，揭發批判彭真及所謂“三家村黑幫”。會議由原市委書記趙凡主持，李雪峰親臨會場，三次作報告，至7月底復被迫結束。這次會議，後被認為是給牛鬼蛇神設置了一個安樂窩、避風港，是李雪峯的新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

            《解放軍報》登載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的文章：《突出政治是辦好文化工作隊的根本》。

            田家英自殺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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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田家英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65年12月21日，毛澤東的杭州講話中點出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戚本禹文章的不足處是沒有點名”。田家英在受命整理講話稿時，把上述內容刪去，故深為陳伯達、江青所不滿。由于田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與李銳等都是被諡為“低調俱樂部”的成員，故文化大革命開始，江青等就以“一貫右傾”的罪名，責令其檢查，並搬出中南海。田憤然自殺。田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22年生，終年僅43歲。田自殺後，戚本禹一度成為毛澤東與江青的秘書，任中共中央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故其在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位“小爬蟲”中，權勢尤盛。據李銳回憶，早在1958年，田家英就對李銳談過：當他離開中南海時，想(向毛)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聽不得批評；(三)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第125頁)從這裡可以看到，書生田家英還是一個正派的人。

 

5月2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決定成立審查委員會，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專案審查。楊尚昆的錯誤 ：①安裝竊聽器；②泄漏黨的機密；③與羅瑞卿關係密切，不正常；④還有其他錯誤。5月28日，楊降任山西臨汾地委書記處書記。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這次對‘四大家族’的鬥爭，是防止反革命復辟政變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

 

5月25日

            中共北京市委決定：

“(一)撤銷《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原來的編委會；撤銷范瑾的社長職務。

(二)由翟向東、吳象、林青等七人組成新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編委會，領導《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工作。新的編委會由翟向東任總編輯，吳象、林青任副總編輯。          

(三)撤銷《前線》編委會。《前線》暫時停刊，進行整頓。”

此決定在6月6日由新華社發布，6月7日在《人民日報》刊出。

            總政治部下發《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運動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只在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中開展，規定在報刊上和在內部點名批判都要經過批准。

            是日下午二時左右，由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在北京大學大飯廳外公開張貼。在北大黨委的授意與支持下，成千的大字報對聶元梓等進行反擊，並有組織地與聶等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鬥爭。聶元梓等的這張大字報，後來曾被毛澤東譽為“二十世紀的巴黎公社宣言”。                                     

            深夜十二時許，北京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匆忙趕到北大，向黨團員幹部講話，指出：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遵守紀律，內外有別。他說：“鬥爭要有組織紀律，不要弄得亂七八糟”，“大小字報內外要分開，國內外、黨內外要分開。”批評大字報泄露了黨的機密。並鼓勵陸平，要把“運動領導好”。參加會的還有受周恩來委派的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張彥、高教部副部長劉仰嶠。講話總括為五不准。即1、不提倡寫大字報；2、大字報要內外有別；3、要有領導；4、要有步驟；5、不一定開大會聲討。據李雪峰的回憶，他去北大，是因陳伯達、康生催促的。意見則是轉述周恩來和康生的。事後他打電話報告劉少奇，說代表中央和總理講了一個話，劉少奇回答說：你不能代表中央。(李雪峰：《鮮為人知的文革發動內情》)

 

5月26日

            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組長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尚榮。改組北京衛戍區，任傅崇碧為司令員，黃作珍為政委。調兩個主力師(70師、189師) 入衛北京，葉指示：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未作好前，主席不能回來。改組北京市委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以華北局工作組名義進駐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副局長等八人。 

    曹軼歐派人要走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底稿，康生把它密報在武漢的毛澤東。

            《解放日報》刊載方澤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這個戲是1959年上海京劇團創作上演的。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等轉載《哲學研究》(增刊)1966年第一號發表的該刊編輯部選編的《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學習工農兵群眾對待毛主席著作的態度》的長篇材料以及前言和編者按語。

 

5月27日

            《解放軍報》轉載《文匯報》25日發表的周信禮的文章《剝“權威”畫皮，向“權威”開火》，同時發表編者按語。按語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命根子，誰膽敢反對，我們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5月28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式宣告成立，毛任命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1966年8月2日中央決定陶鑄任中央文革顧問，名列康生之前)，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七人，並擬補充四個大區的幹部，即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代表華北局)，鄭季翹(中共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表東北局)，楊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表西北局)，劉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長，代表西南局)總共十八人，然郭、鄭、楊、劉四人只在文革初期出席過幾次討論起草文件的會議，仍在原單位工作，因此實際是十四人。

 

            [按] 關鋒，原名周玉峰，號秀山，山東慶雲縣人。1919年生，1933年在慶雲中學加入共產黨，旋任樂縣縣委書記。39年改名關鋒，44年任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47年任山東回民師範學院校長。解放後任中共山東分局理論教育處處長，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56年調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58年6月《紅旗》創刊，調任該刊內部專供毛澤東參考的《思想理論動態》編輯。旋任《紅旗》編委。

      王力，江蘇淮安縣人，1922年生，年青時參加共產黨，在東北軍中從事秘密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山東《大眾日報》記者，中共山東渤海區委宣傳部副部長。解放後任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長。六十年代被派往越南，充民兵工作顧問。回國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65年9月，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即由王力執筆，康生定稿。

            戚本禹，山東威海市人，1932年生，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幹部。1963年在《歷史研究》第四期發表《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賞識，調《紅旗》任歷史組

編輯，歷史組組長。

 

5月29日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幾個學生[1]在圓明園遺址開會，商定以“紅衛兵”署名，張貼小字報。這個名字很快就風行在學生組織中。

 

5月30日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請示：“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館(按指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毛澤東當日批示：“同意這樣做”。

 

5月31日

            周恩來就增調兩個師加強北京衛戍報毛澤東批准。其後又陸續增派部隊，使北京衛戍兵力短期內增至4個師又1個獨立團，共10萬餘人。

    陳伯達與康生匆匆乘機飛杭州請示毛澤東後，又飛返北京，晚，率領穆欣、唐平鑄等組成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原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被撤除職務。

《人民日報》發表《把資產階級“權威”統統打倒  把毛澤東思想世世代代傳下去》一文的編者按語，為所謂工農兵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張揚聲勢，向所謂“資產階級權威”，橫加抨擊。於是而全國各行業上下，攀扯成風，拉屎放屁，莫不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得魚獲兔，莫不非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矣！

 

6月1日

            毛澤東對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寫了如下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他打電話給康生，讓康生傳達他的指示，立即向全中國、全世界公布聶元梓等的大字報。晚八時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送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全文。為此，陳毅曾問周恩來：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周說：我也是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當晚，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毛親手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此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和亙古未有的災難，席捲全國。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吹響了蹂躪中華歷史文明，踐踏公民基本人權的進軍號角。     

 

            [按]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初稿題為《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陳伯達審定時改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後，該報連續五次以社論形式，發表文章，將《5·16通知》的內容通告全國。(《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6月2日、《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6月4日、《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6月4日、《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6月5日、《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6月8日)。在“橫掃一切”的大掃帚下，所有曾做過不容於時的事，說過當局者所不喜聽的話，寫過有爭議的文章，以及歷史上有某些問題、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特別是有海外親屬朋友者)、與某“黑幫”或“反動學術權威”有牽連過從，以及所有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乃至其子女，都成為橫掃的遭殃者。由於當時運動是從文化教育單位開始，因此受害最早、最多的是中老年知識分子。其中曾對姚文元批吳晗文章有違言的、對鄧拓等的《燕山夜話》表示欣賞的、對京劇現代戲有過疵議的，都成為最時髦的罪狀。甚至連分配在各地的北大歷史系的學生，也因曾受業於翦伯贊而指為黑幫、黑線人物，列為順藤摸瓜、深挖深究的罪犯。一夜之間，對這些人群起而攻之，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其中響應號召而積極表現者有之，公報私仇而存心擠陷者有之，快意好事而乘機起鬨者有之。進而戴紙帽、掛黑牌，遊街示眾，肆意進行人身侮辱、任情打罵、審訊扣押、扣發工資。所有這些行動都是根據毛的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近四十年前湖南落後農村的“痞子運動”又在“解放後的新中國”全面復興。所謂“紅色恐怖”，開始遍布神州大地。毛一生欣賞痞子運動，此《考察報告》首次全文發表於湖南省委機關報《戰士》上時，毛即表示：“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此文再發表時，上述文字被陳獨秀刪去。(李明：《中共歷史謊言》)

 

同日，中共中央批轉高教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根據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在1965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從本年招收的新生起，將來畢業後，國家不包他們只當腦力勞動者，可以分配當技術人員、幹部，也可以分配當工人、農民。《報告》提出：招生工作下放到大區或省、市、自治區辦理。繼續採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招收經過三大革命運動鍛煉的，具有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的工農青年等入學，文科應儘量多招這類知識青年。並對特別優秀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在小範圍內試行保送入學。文科取消按分數段錄取。《報告》還對堅持階級路線、保證重點學校招生質量、考試辦法等問題作了規定。

 

6月2日

            《人民日報》繼發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之後，刊登了由王力、關鋒、曹軼歐等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北大及北京各高校師生，紛紛響應，貼出大字報，炮轟所謂“三家村”黑幫即彭真所領導的北京市委。        

 

      [按] 聶無梓等人的大字報被廣播、轉載後，北大及其它院校師生和部分機關幹部受到鼓動，揭發批判“黑幫”領導的大字報風起雲湧。這些人的動機是多樣的。一種是習慣性的爭先響應中央號召、表態聲討“黑幫”以示積極的人；二是對北京市委領導或本院校、機關有意見的人。特別是在“四清”等運動中受過壓、挨了整的人；三是單純的青年學生，他們在當時超出乎神經所能忍受的個人迷信宣傳與階級鬥爭狂熱煽動下，已開始形成忠於毛澤東、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宗教狂熱。也應該指出，從1957年以來，對現政權與制度不滿，在高校及知識界始終是一股伏流。它時時在藉機而動。文化革命初期的造反者中，實際上是包括這些人的，儘管他們這次是在積極響應毛澤東號召的外衣下行動的。不過，所有這些人，總起來也仍是少數。就大多數人來說，指名張貼黨委的大字報，普遍被認為是反黨行為，激烈反對者有之，驚疑觀望者有之，莫知所措。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從本日起，《人民日報》刊頭《今日要目》的位置，被《毛主席語錄》所代替。

            鄧小平召見胡克實，下令“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宣傳部幹部阮銘貼出大字報，指主持中宣部維持工作的張子意是“活閻王”。

            北京市委群眾貼出大字報，批評華北局派來的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大字報還指責李雪峰5·25在北大的講話是破壞文化大革命。

            清華大學附中部分學生第一次以“紅衛兵”署名貼出大字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誓死捍衛無產階級專政》。

            西安交通大學師生員工貼出大字報萬餘張，反對學校黨委。全國其它學校也不同程

度的出現大字報風潮。

 

6月3日

            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的消息，李雪峰、吳德被任為市委書記。  

     中共中央決定：

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對北京市委進行改組。李雪峰、吳德兩同志業已到職工作。北京市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

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

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由新華社播發的上述通訊稿是經過毛審定的。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未表異議。

新市委同時決定，撤銷原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的一切職務。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要求：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在校外開；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八條沒有成文的指示，由口頭傳達。當晚，北京大學等校學生貼出大字報，指責“八條”是框框，是要壓製革命。

            北京市委機關對張貼批判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大字報的群眾進行威脅。團中央胡克實緊急指示，不要貼李雪峰的大字報，已貼的要撕下來。此即所謂市委6·3事件。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並發表了史紹賓《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文。此文根據1930年—32年間胡吳來往信件摘掇羅織而成。

            上海華東師大學生舉行聲援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的集會，受到該校黨委的批評，學生群起貼大字報，向黨委提出質問。同濟、交通、復旦、科技等高等院校也相繼紛紛貼出大字報，揭發校黨委。

           

6月4日

            劉少奇、鄧小平專程飛往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請毛儘快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暫不回京。要求劉、鄧“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劉、鄧返京後，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火速向各校派工作組，並以此電告毛澤東，毛不予可否。

            原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調京，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任中宣部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

            北京新市委為了穩定學校秩序，根據中央精神，向北京各院校相繼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基本上均按當時在京的中央負責人所制定的“八條規定”為指導，進行工作。從6月5日起，半個月內，北京市、教育系統絕大部分單位都進駐了工作組。

 

      [按] 繼張承先工作組進駐北大後，6月5日，工作組進駐師大附中。6月6日孫友漁工作組進駐師大，6月8日趙如璋工作組進駐北航，6月9日，葉林率領500多人的工作組至清華，6月15日鄒家尤工作組至地院。薄一波從工交各部抽派大批幹部至北京15所工交高等學校，胡克實(團中央書記，當時團中央據鄧小平指示，協助北京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等學校的文化革命)抽派1500多名幹部至各中等學校。劉少奇當時的指示是“哪裡出事，哪裡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根據這一精神，全國各大城市，除極少數外，都派出了工作組。上海對29所大學及11所半工半讀大學派出了工作組，對中學也派出了160多個工作組。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的社論，並就改組中共北京市委與北大黨委發表社論，題為《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  

 

6月5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6月初

            在清華附中的影響下，北京地質學院附屬中學、北京石油學院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學生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等半秘密學生組織，即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他們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北京市委機關繼續圍攻給李雪峰貼大字報的群眾，二百多人重點挨整。

            中共中央黨校青年教師在康生策動下揭批校長林楓。

 

6月6日

            《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人民日報》同時轉載，並加了按語。指出“這個要點”，通俗地闡明了當前的形勢與運動的性質與意義，號召全國人民很好地學習、討論，作徹底的革命派。  

            中央撤銷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統一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陶鑄向中宣部講話，宣布要向中宣部派工作組，自任組長。

            康生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

            高教部貼出一批揭批部長蔣南翔的大字報。

            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毛主席，倡議從今年起廢除舊的升學制度，高中畢業生到工農兵中去，徹底砸爛舊教育制度。

            西安交通大學的部分學生提出趕走工作組(工作組於3日進校)，西北局辦公廳副主任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機關，陝西省委是西北局領導的，是正確的，省委工作組是革命的。要求學生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不要上當。6日晚，工作組開會，指責趕工作組的學生為“鬧事”的“尖子”，出籠一批牛鬼蛇神，要組織隊伍追根子。此即所謂“6·6”事件。事件發生後，劉少奇、陶鑄要人民日報社寫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陳伯達拒不同意。

 

6月7日

            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以校內大字報正在整理，暫停開放為由，規定校外人員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門。凡校外單位聲援的代表或隊伍，一律在學校門口接待室接待。這些規定招致了群眾的不滿和反對。張承先並宣稱北大的幹部、教職工“都是黑幫黑線人物”，黨員“都是修正主義的黨員”，揚言“唱主角的要掃，跑龍套的要掃，打旗的也要掃。”他還一再聲稱自己是毛主席派來的，說給工作組提意見是“不相信黨中央”、“聽不聽工作組的話，是聽不聽黨的話的標誌。”

            清華大學學生(約七百人)貼出大字報，反對蔣南翔和校黨委，多數黨員和黨外群眾(約萬人)對此表示憤慨，雙方進行辯論。北大部分師生不顧工作組的勸阻，到清華表示支持，揭露蔣南翔在北大歷史系半工半讀班開學典禮上吹捧鄧拓的“罪行”，又引起清華師生與他們的辯論。清華派人把北大的來援者“護送”出校，此即所謂“6·7事件”。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革命事業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宣揚必須用毛澤東思想觀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話，統帥一切。

 

6月8日

            《紅旗》第八期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提出“打着紅旗反紅旗，是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的一個最大特點”，識別他們的辦法，只能是林彪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贊成，就擁護；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無論他有多高的職位，擁有多大的‘聲譽’和‘權威’，我們就要無所畏懼地同他鬥爭，把他打倒。”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號召七億人民都來做批判家。

            北京郵電學院率先趕走了工作組，這個組是4日進院的(宋××率領)，郵電部隨即派來了以朱春和(部政治部主任)為首的工作組。然不到四天，又被趕走。

            上海音樂學院揭批院長賀綠汀。

 

6月9日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飛上海轉杭州，與毛澤東會商運動情況。會議的參加者有陳伯達、汪東興、六大區中央局書記，以及當時陪胡志明來杭州的康生。

            近三天(7、8、9日)來，西安交通大學各系對起來反工作組的所謂“尖子”召開了大小鬥爭會，學生李世英等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李被迫自殺未遂。

 

6月10日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毛還說：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亂就亂它一陣。劉少奇提出：學校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有的是奪權，有的是批判學術權威，然後就搞教學制度改革，解決考試與教材等一系列問題。他又提出：城市工廠和農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同四清結合起來搞？

            同日，毛澤東在與胡志明談話中說：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這四年。毛還說彭德懷與羅瑞卿是一夥的。

            高教部揪斗部長蔣南翔。

 

6月11日

            劉、鄧指示：在北京以兩個月左右時間搞反奪權，這是新的反右鬥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按] 向一些問題較嚴重、原領導已無法或不能夠執行任務的地區與單位派出工作組，接管領導權，是共產黨慣行的作法。5月31日陳伯達率工作組接管《人民日報》，就是近例。後來的所謂“軍宣隊”、“工宣隊”，事實上也便是工作組。當時劉、鄧所派工作組，從上到下，任務是很明確的，就是重演1957年反擊所謂右派運動，即新的反右鬥爭。就連為數甚多的黨、團員與積極分子，當時也是磨拳擦掌，準備在一次新的反右鬥爭中立新功。各院校對貼大字報、反工作組者的圍攻，都是按反右的老套在進行的。

 

            中共中央書記處宣布，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停職反省。高教部長一職由原副部長劉仰嶠代理。次日，新市委宣布由葉林工作組代行清華大學黨委職權。

 

6月12日

            對本單位黨政領導，及與政治上受衝擊、學術上受批判的人物有所牽連的人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全國所有機關、工廠、乃至農村等單位洶湧展開。11日上海國棉三廠工人技術員王秀珍貼出“廠黨委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冷冷清清”的大字報。本日，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貼出“剝開黨委畫皮看真像”的大字報。

            南京大學部分群眾舉行大會揪鬥了校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稱他是“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會上宣布了江蘇省委關於撤銷南京大學第一書記匡亞明一切職務的決定。

            北京大學學生齊往清華大學，支持造反。張承先驅車趕至，將同學勸回，並以“記名字”威脅。

 

6月13日

            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將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不能再用。教育部黨組在請示報告中提出：中學歷史課暫停開設；政治和語文合併，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發動師生揭發批判原有教材。中央批示並指出：小學歷史課暫停開設，語文教材刪去壞內容後暫用。初小各年級學習毛主席語錄。高小學毛主席的三篇著作：《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

            陶鑄對中南局電話指示：學生中不要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還是由工作組吸收左派教職員(包括黨政幹部中的左派)領導，可以開學生代表會聽取意見。

 

6月14日

陶鑄批准從各大區抽調54名地、縣委書記來北京市，作為工作組派往市、區兩級機關。

            陶鑄在中宣部工作隊和支部書記聯席會上說：現在是“工作隊專政”。

            張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調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工作隊隊長。

            清華大學學生貼出大字報，提出工作組“不可信任”、“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

 

6月15日

            毛澤東離開杭州，前往湖南韶山，在滴水洞別墅[2]蟄居。旋即轉往武漢。

高教部群眾群起反對由劉仰嶠代理高教部長，陶鑄在高教部、教育部全體幹部會上宣布：中央書記處任命教育部長何偉兼任高教部長。他還說：通過揭發，由蔣南翔負責的高教部和清華大學問題很大，蔣與彭關係密切，中央書記處堅決支持對他進行揭發批判。

            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團中央決定對共青團北京市委進行改組。

            張承先在北京大學向師生作動員報告，指出前段運動很多問題違反黨的政策，今後不能這樣幹了，“今後再產生這些問題，問題就不同了。”

            根據康生的指示，南京《新華日報》對南大揪斗該校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的大會作了肯定的報導，此舉受到一些人的指責。部分群眾包圍了報社，校內對立的兩派辯論激烈。

 

6月16日至18日

            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大會。陳伯達力薦王力，江青提名姚文元，毛澤東增批陶鑄參加。

 

6月16日

            陶鑄委派以原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進駐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並指令教育部派出北京市小學文化革命工作隊，文辦派出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

            據高文華寫材料揭發，本月中旬劉少奇找高至中南海住所，請他向吳德了解彭真與林楓的歷史。高找吳德“共同研究了一些線索”，“都沒有結果”。高將此事向譚震林作了匯報。

            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歸途中順便訪問了巴基斯坦，於30日返回。

戚本禹、關鋒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對當時已赴三線擔任副總指揮的彭德懷進行誣陷。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為揪出匡亞明和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歡呼。

 

6月17日

            北大聶元梓等到中宣部，送去她們給中宣部所寫的大字報。晚，中宣部幹部阮銘貼出大字報，要求將副部長熊復罷官。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李黎黎等貼出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站在什麼立場上？》，工作組組織大會辯論，實即圍攻。鄧小平對他就讀女附中的女兒鄧楠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對工作組的逆流。

 

6月中旬

            陳伯達根據江青上海來電遞條子給鄧小平，說不要用工作組形式，避免包辦代替，鄧對陳進行了批駁。

 

6月18日

            北京大學部分師生揪鬥了包括陸平在內的四十多名校系幹部與教授。在校園四處設置了斗鬼台，給被揪斗者戴高帽，抹黑臉，動手打人。工作組趕來制止。在揪斗中，不同觀點的師生員工間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甚至動手扭打。下午，工作組召開大會，指出事件的“階級鬥爭的本質”，號召大家警惕。並寫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上報，指為壞人利用的反革命事件。鄧小平也指責這是有計劃的、壞人的聯合行動。

            《人民日報》為本月13日中央所發關於決定改革高校招生考試辦法，並將1966年高校招生推遲半年進行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

 

     [按] 隨着文化革命的發展，學校全部癱瘓，大學的招生完全停止，直到六年以後，即1972年才開始以推薦的方式，調工、農、兵青年入學，(1970年、1971年在部分高校試點招收了少量工農兵學員)並規定由這些僅具初中或高小程度的青年執行上、管、改(即上大學、管大學、改大學)任務。斯文掃地，莫此為甚。大學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也在1966年6月27日明令停止，12年以後始行恢復。中國知識分子，因所謂文化大革命而出現長達十數年的斷層。

 

            《人民日報》同時發表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6月6日給毛澤東的信及北京四中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

 

6月19日

     《人民日報》登載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就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寫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國七億人口的統一的思想，通過活學活用，把毛澤東思想灌輸到工人、農民中去，改變勞動人民的精神面貌，使精神力量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

      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二年級902班學生蒯大富提出趕走以葉林為首的工作組。劉少奇委託夫人王光美去清華看大字報。薄一波(國務院副總理、工交黨委第一書記、國家經委主任)亦去清華幫助組織與蒯大富“辯論”。

      林學院學生曾憲均、蔣書銘、孔昭瑛、宛吉全、陳建新貼出了《與新市委大學部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的大字報。曾等曾在18日訪問了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詢問了運動的有關問題，新市委文教系統文化革命委員會接待辦公室工作人員許克敏作了回答。曾與蔣連夜將談話內容組織為二十二個問題，寫成大字報公開張貼。大字報貼出之後，被廣事傳抄，六月底，已廣泛流傳至全國十五個省和自治區、三十幾個城市。23日，接待辦公室大學組的江維、李慎、許克敏發表聲明：這張大字報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記錄，按照他們自己的需要編寫出來的。”“許克敏表示這張大字報的觀點不是他的，他不能對這張大字報負責。”28日，蔣書銘、曾憲均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批鬥。傳抄這份大字報的清華李文藏、甘小傑、吳文忠被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明遠被迫服毒自殺。薄一波把林學院定為“反干擾”的重點學院之一。7月9日，林學院工作組召開有12所院校四千餘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工作組長賀仁駰宣布取消蔣書銘等人預備黨員資格。

 

     [按] 工作組垮台後，7月28日，摘去了曾憲均等的反革命帽子及對蔣書銘的黨紀處分。10月25日新市委丁國鈺明確承認“二十二個問題的處理是錯誤路線的表現。”“這張大字報是正確的大字報。”其基本內容與16條是接近的。作為接待人員的許克敏，他答問的內容，當是嚴格地按上級指示為根據的；而薄一波的“反干擾”是與此一精神相違背的。                                                        

 

6月20日

      劉少奇就北大工作組對6·18事件的處理情況批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並用簡報形式轉發全國。

      鄧小平召見胡克實、胡啟立，布置應付中學中反工作組風潮，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

      中共中央以(66號)文件向全國批發了由江青、張春橋策劃炮製的《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提出文藝界有一條“又長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

 

     [按]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毛澤東在57年曾提倡過的所謂民主方式。然毛澤東認為民主只是手段，故所謂“四大”只是他先是“引蛇出洞”，然後是大抓右派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也只是他為達到其政治目的“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所謂“放手”，是嚴格地限制在適合他們需要的範圍內進行的。文革以後，鄧小平上台執政，這個方式立即被禁絕。

 

      驅趕工作組的事件在北京各學校接連發生：北京地質學院爆發“6·20事件”。黨委常委李貴及少數教師、幹部上書中央，並在校內舉行遊行，指責工作組壓制群眾。翌日，陶魯笳(國務院工交政治部負責人)、何長工(地質部副部長)親至地院，對反對者進行批評。擁護黨委與工作組的師生在校內舉行了反遊行。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等十七人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

      北京輕工業學院轟走了工作組長張萬合，薄一波改派鄧東哲、曹魯為正副隊長。

      北京鐵道學院於深夜十二時掀起了趕工作組風暴。薄一波、呂正操把它定為“反革命事件”。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出現學生何方方、陳永康等反工作組的大字報《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劉少奇通過就讀該校的女兒(劉平平)知道後，找來師大一附中工作組及學校文革委員會成員，指示說：“出現說工作組長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着紅旗反紅旗。”“敵人出洞了，這個蛇出洞了，你們消滅他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鬥爭。”工作組根據劉的指示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千多名中學生中二百餘人遭到迫害。受害者連夜到天安門宣誓，決心繼續鬥爭。

 

      [按] 當時在京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是：“六月二十日前後，在野右派感到氣候已經適合，紛紛出籠。他們和黑幫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結，利用群眾的革命熱情，以極左的面目出現，興風作浪。”“許多單位不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橫掃一切。”“現在出現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們激烈地爭奪領導權的現象。”“在適當的時候是要反擊的。”多數的黨員、群眾都是秉承這種旨意，積極或附和對反工作組的人進行反擊，形成多數派對少數派的攻擊。所謂“在野右派”，當實有所指。劉、鄧對康生等的態度和活動當然是清楚的。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王遠亮等三名學生對新任命的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原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郭影秋貼出大字報《郭影秋你是什麼人？》還就本年二月間解放軍曾向人民大學借房一事，提出質問，是否與彭真密謀兵變(即所謂二月兵變)的陰謀有關？他們都受到了圍攻和反擊。

 

6月21日

      劉少奇通過其在北師大一附中念書的女兒劉平平給工作組傳達指示：

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能利用，寫大字報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幫不能肯定，辯論一下就不用多辯論了。要團結大多數嘛！只要大多數贊成就可以了。讓他們保留意見，以後來嘛！不要說人家假檢討，但要說不夠。投機也不怕，投你們的機，也投革命的機。不能人一積極，就說人家投機。人家投到你那兒，你為什麼不要？但要警惕。……劉超(校長兼黨支部書記)鬥倒了，黨支部不行了，同學們不信任老師，這是群眾發動起來的表現。爭取多數、全部老師起義，假的也好！

      陶鑄在中宣部宣布成立文革小組，由他自己掛帥，並指定張平化、張際春和李劍白等人為小組成員。

      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貼出大字報：“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王光美作為工作隊成員，進駐清華大學。她指責“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薄一波也電示清華大學工作組，說“一些學生有托派味道”，要工作組組織反擊。薄一波又在輕工業學院工作隊的報告上批道：“我看學生中有‘超左派’，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們要好好研究、觀察……目前運動很可能是我們同‘超左派’爭奪領導權。”

      陳伯達到對外文委察看大字報。在接見群眾時指示要各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運動，進行串連。而對外文委工作組組長張彥則對陳避而不理。

      北航工作組趙如璋，將學生石××所寫《一條“無頭”的黑線》大字報打成“毒草”，連續組織辯論會，進行圍攻。

 

6月22日

      劉少奇通過劉平平對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指示：

要爭取陶書寅(原黨支委)起義，如不起義就鬥爭她。可以叫她自己批判揭發劉超、前市委，不要怕她搗亂，越多越好。可以揭嘛！……孤立劉超，背靠背的揭。讓她揭，不揭再斗，也來得及。老師揭的在工作組手裡，可讓陶說，你們聽一聽，如果先斗，她就先知道底了。

      又說，一方面收集材料準備斗她，另一方面爭取她起義，也可以諒解，也有理了。如果揭的好，可以開檢討會，從寬處理。也不要馬上定下來，可以放放風，爭取別人起義，這樣也做到仁至義盡。假“起義”也要嘛！弄假成真。但要對他們說，很不夠，要進一步交待，否則的話不策略，戰術不好。爭取就是瓦解。國民黨軍隊可以參加解放軍，一打仗，就換一頂帽子。沒有很多起義，就不能揭到底。

      鄧小平對其就讀北大的兒女提出：

工農革乾子弟掌權，真正左派要與工作組結合起來。工作組是中央派的，誰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中央。

 

      [按] 幹部子弟掌權，這是鄧小平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貫的思想。根據是“至少不會挖祖墳。”(陳雲語)  文革以後，高乾子弟以接班人的名義，執掌要津，就是這一思想的實現。

 

      薄一波在地質學院反工作組的同學的信中批示：“工作組是上級黨委派來的，它是代表黨組織工作的。”“如果院黨委有問題，派工作組去行使職權，這就等於奪回了黨的領導權。如果有人非趕走工作組不可，那勢必奪工作組的權，亦即奪黨的權，那誰來掌權呢？工作組有缺點錯誤，可以改進，但不可以隨便給工作組扣什麼‘保皇黨’的名稱。”

      清華大學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開會，工作組說：王光美要來。後來去的卻是工作組秘書，引起學生不滿，提出質責，是為所謂“電話事件”。當晚，葉林親自主持“聲討會”，蒯大富等拒不退讓，矛盾激化。

      中國人民大學七名學生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要求徹底迅速砸爛舊教育制度，實行嶄新的大學文科制，即以毛主席著作為教材，以階級鬥爭為主課，長期、無條件地與工農結合，招收工農兵優秀分子入學。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把我們的工廠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6月23日

      前後數天間，北京三十九所高校趕走了工作組。北京市委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各校反工作組問題。市委書記李雪峰在報告中指出：多數反工作組者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確有壞人“與工作組爭領導權”，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利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對右派反工作組一定要清理。在這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台了。”他提出“反干擾”，號召對反工作組的師生進行反擊。此後一個月的時期內，全市各高校開展了“反干擾”的鬥爭，進行所謂“抓游魚”、打“右派”的運動。並相繼成立了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會。

      薄一波、陶魯笳部署“反干擾”，陶說：“要打殲滅戰，不要打擊潰戰，要橫掃一段”，又說：“要追根，把背後的黑線挖出來。”並確定以郵電學院、林學院為“反干擾”重點。

      陶鑄在中宣部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會上宣布，運動一定要嚴格置於黨的領導下，任何削弱黨的領導的行動都是錯誤的。要對群眾進行左、中、右排隊。規定中宣部運動時間為三個月。

      北京郵電學院學生300餘人到郵電部揪斗副部長、黨委第一書記王子綱。

   蒯大富針對6·22電話事件，貼出《葉林同志，這是怎麼回事？》的大字報，鬨動全校。大字報矛頭實際對着王光美，認為這是“引蛇出洞”的陰謀。

 

6月24日

      劉少奇通過劉平平指示：

兩方面都在爭取群眾，你們要駁，你們到底對不對？什麼人在指揮？不聽黨的話聽誰的話？肯定聽黑幫的話！搞地下活動，非法地煽動群眾，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動。

      辯論好，一條一條地駁，他出五張，你出五百張。他是搞地下活動，違反工作組指導，利用群眾情緒，亂鬥一氣，把文化革命搞亂了。高中辯論完了，初中也要辯！要不還會被利用。揭露何方方反動面目。何是誰指使的？把她孤立起來，不要打人，讓大家駁，大家出大字報，他們那邊一定有劉超、前市委或高級幹部。

      他們利用群眾對黑幫的氣憤情緒，把文化革命搞亂，背着工作組、革委會搞地下活動，高二(一)的幾個人利用了亂，亂鬥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壞人──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反革命。可以講何方方為壞分子……揭這些人，爭取群眾，壓倒何方方她們。

      要開大會，照原來的，要相信群眾。不一定打人嘛！向大多數人講清楚，以前打人是壞人搗亂，不要上壞人的當。向所有的人講，打人是何方方搗亂。要宣布一條，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不許亂說亂動，如動就是現行反革命。

      劉少奇還指示[3]：

“不要相信，只要不搗亂就行。開大會檢討可以嘛！讓大家知道嘛！(後台)能問出來就好，問不出來就算了。讓她們保留。看調查情況怎樣，不會不跟外校聯繫，後邊定有人，她說用意是好的‚不可能。

      現在形勢好……不要讓大家沒事，沒事就會鬧事。不能幾個人準備，大家沒事。要提高警惕。何方方的檢查就是麻痹你們。反革命分子經常在紅旗下進行更惡毒的活動，這次反下去了，下次還可起來。勝利了不要驕傲，你大意了，他們就會更精明了。

 

      清華大學反工作組的學生在工作組召開的聲討會上批判工作組，工作組長葉林予以反駁，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會場上一片混亂。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發表《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明確提出了“革命造反”。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黨的陽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重申黨對運動的絕對領導。各地黨組織以此為根據，壓制群眾造反。

     從本日起，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開始進行長達二十餘天的“反蒯鬥爭”，對蒯大富等反工作組師生進行鬥爭，一人被迫自殺身亡。

     北京外國語學院在工作隊長劉新權（外交部副部長）親自領導下，開始打擊反工作組運動，進行了二十八天的“反干擾”、“抓游魚”。

     陶魯笳主持召開工交口院校工作組會議，布置在所屬各院校進行鎮壓。

 

     [按] 對於那些最早敢於起來反工作組的反叛者如何評價，一直還是個問題。文革初期，這些人不顧重壓，起來造反，成為響噹噹的造反派；後來造反派占了上風，有些人還掌權當官，但隨之又被毛一腳踢開，同列為改造和鎮壓的對象。文革以後，他們又被斥之為四人幫的工具（實為毛澤東的工具），甚至視同亂民。他們造反（我們這裡嚴格的限於最初起來反工作組與黨委者）的情況和動機當然是很複雜的，除了由毛的理想主義所煽動起來的激進分子外，其中頗不乏曾與領導有矛盾而心懷不滿者和受到共產黨的傷害而圖伺機報復者；以及領導集團內的反對派。有壓迫就有反抗，有理想就會不滿於現實。人民中這種反抗與不滿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正義的，值得同情的。因此，那些文革初挺身起來反工作組、反黨委領導的人，即使是由毛所煽動起來的，因而有其特有的局限，但他們實際上都是不自覺地對一黨專政的專制主義進行了衝擊的先鋒，都應該受到肯定。隨着運動的發展，所謂的“造反派”愈益蛻化為毛澤東權術把戲的御用工具，其性質又有所變化，另當別論，不容混淆。

 

6月26日

            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部所做的《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並加上批語。全國絕大多數文化部門，多列為三反黑線上的孽果。一次新的反右運動又謀重演。這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對當時運動的指導方針。

     王光美授意清華大學大部分師生遊行示威，高呼口號“無限信賴工作組” 、“反對

工作組就是反黨” 、“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

 

6月27日

     中共中央召集民主黨派舉行座談會，鄧小平主持，劉少奇作長篇發言，詳細介紹了彭、羅、陸、楊的罪狀。並說：“這次大革命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來勢很猛，對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文化來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有了這個大革命運動，可以來個突變，來個大的變化。” 劉並在會上與鄧小平一唱一和，譏笑、諷剌羅瑞卿自殺未遂，雙腿受傷。他說：“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鄧小平隨即附和：“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

            薄一波在輕工業學院工作隊的一個報告上批示：“應抓緊時機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來，特別是注意揪其後台老板。”

            高教部發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年和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暫停。自本年起，全國停止招考研究生達12年之久。

     清華大學連續兩天（27、28日）舉行鬥爭蒯大富等學生的大會。蒯以絕食抗拒。

     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人大會堂召開。郭沫若率中國代表團參加。“舉行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證明中國是世界革命的可靠基地；譴責蘇美兩個帝國主義大國；表示支持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特別是支持越南英勇的反美鬥爭”。（韓素音《再生鳳凰》第21頁）

 

6月28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向中央做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報告說：目前，各地已經揪出了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例如廣東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邵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等，各地的運動正在迅速地廣泛深入地向前發展。

 

6月30日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聯名寫信給在南方的毛澤東：

“最近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的計劃完成得不算好，特別是鋼、鋼材、煤的產量開始下降，質量下降的情況尤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務原計劃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現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展開，中央和省市領導必須用很大力量領導這方面的運動。如果工礦企業、基本建設等基層單位一齊動起來，領導上顧不過來，容易出差錯。”“在京同志討論之後，認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部署方面，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條結合文化大革命進行。”“這是一個重要決定，請主席考慮決定，擬了一個通知稿，請審核。”

     《北京日報》發表由李雪峰授意並修改的社論《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一定要站在革命鬥爭最前例》，號召黨團員積極起來，維護工作組領導。

     高教部發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運動，選撥、派遣留學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但事實上，自本年起，停派留學生達六年之久。

 

6月

     毛澤東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

……

在同學中取消“保皇派”這個名詞。

 

            [按] 武鬥之風，是毛澤東親自煽動起來的。“好人打壞人活該”這一指示，就為稍後紅衛兵肆行體罰，濫設公堂、監獄，甚至殺傷人命提供了最高依據。公安部長謝富治就是秉承毛這些指示，明令公安機關放縱這類暴行的蔓延。

 

            全國城鄉各級學校先後停課搞運動，他們仿效北大等校作法，貼大字報，揪斗幹部和教師。高教部部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被批鬥。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先後陷於停頓。

      康生在一次會議上指出：《工人日報》還有一個《劉志丹》的問題，沒有解決。

      江青通過張春橋，讓三十年代曾與江青共事的著名導演鄭君里把有關江青的歷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說“江青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整理了一部分材料交了出去。不久，張春橋又兩次找鄭君里談話，用威脅的手段要鄭君里交出有關江青的所有劇照、照片和文字材料，並具體地提到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一些信件。鄭又清出了一大包交出，但張提到的幾封信，因未保存下來，鄭無法交出。從運動一開始，江青就着手對一些曾有夙怨的人

進行殘酷報復，並迫害和從肉體上消滅那些當年對她混跡在上海灘時的知情者。

 

7月1日

      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後，取道巴基斯坦回到北京。

      陶鑄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慶祝七一會上講話說：“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指基層黨組織)，沒有考慮的餘地，任何反對黨的領導的就是反革命”，“中央還沒有決定撤銷這一級組織，我們就服從它的”。同時要求充分發動群眾，運用“四大”武器。並指出運動不能在屋子裡搞‚可以“打破班級、學校界限，進行革命大串連”。

      由陳伯達主持的《紅旗》在今天出版的第九期上重新發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按語指出，《講話》“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統地總結了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徹底、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

      《紅旗》第九期發表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含蓄地支持造各單位黨委的反，支持反工作組，事實上與劉、鄧唱反調。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這一篇由陳伯達起草的社論中，在修改定稿時，根據劉、鄧的意見，刪去了“毛澤東同志在我國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及毛澤東超過了馬克思、列寧，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了一個嶄新階段”等詞句。

      同期《紅旗》還發表了穆欣：《“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一文，批判周揚在《魯迅全集》中的一條注釋是篡改中國革命文學史，公開豎起一面修正主義文藝黑旗。指責“國防文學”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口號，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物，是從階級投降主義到民族投降主義。從“國防文學”到“全民的文化”這一提法是一條修正主義的黑線。周揚當時在北戴河休養。

      高教部向中國駐外使館發出通知：目前全國各高等學校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經中央批准，將接受來華留學生的工作，推遲半年或一年。9月19日，高教部在給各國駐華使館的《備忘錄》中提出：“從現在起，在華外國留學生(包括大學生、研究生、進修生)回國休學一年。回國的往返旅費由我國負擔。這些留學生返華學習的具體時間，屆時將另行通知。”這批留學生回國後，未再來中國學習。事實上，自本年起，停止接受來華留學生達七年之久。

      劉少奇在家中約見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指示運動必須堅持八條，可能有斗、批、改三個階段。

 

7月2日

      毛澤東覆信同意劉、鄧6月30日信中的意見，說：“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即日將《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發布全國。

 

7月3日

      劉少奇對王光美和他在清華讀書的女兒劉濤說：“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反蒯鬥爭”由此升級。

      薄一波二進清華園，與王光美工作組配合，大罵蒯大富為“小牛鬼蛇神”，“要奪共產黨的權”，是“反面教員”，“繳槍不殺”。各系各班大抓蒯式人物。

      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斗。”

      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寫了《北京市文教系統文化大革命運動匯報要點》，貫徹反反工作組鬥爭。

      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譴貴美國連續轟炸河內、海防。聲稱將根據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隨時採取“我們認為必要的行動。”

 

7月4日

      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7月6日 

            從本日起，十幾天中，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為貫徹《五·一六通知》而提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這些報告都有“左”傾錯誤，不過程度不同而已。華東局、中南局等處的報告還進行點名、定性。

            劉少奇指示：“中學文化革命8月份解決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象四清中公社開三級幹部會一樣。”鄧小平也指示：“中學教師按四清辦法，集中交待問題。”

            陶鑄在新華社，再次強調“必須把運動置於黨(指基層組織)的領導下”。

 

7月7日

            中央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說“在不是當權的一般幹部學生中也有右派”，要“強調放，不然，上頭的牛鬼蛇神和下頭的牛鬼蛇神都暴露不出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批示要求各省市向宣傳、教育、文化、新聞、廣播、出版等部門和所屬單位派強有力的工作組，並指示各單位“在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革命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時組織反擊。”

            由王光美親自組織鬥爭會，鬥爭蒯大富。自6月中旬以後，清華全校七百餘人被批鬥，7·2、7·5、7·7三天連續發生被斗者自殺事件，一人身死。

 

7月8日

            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寫信(摘錄)：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的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按] 這封信是在將近六年以後，即1972年5月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時，由毛親自校閱抄件，予以發布的，意在證明毛的英明，對林彪早有洞察。據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毛這封信寫成後，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4]信中對林彪的批評，曾經毛的同意，由周恩來轉會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之意，毛乃將原件銷毀。黨內如此重大問題，毛澤東對江青以家常敘之。說明當時江青的地位已參預共產黨的最高機密。江青在稍後的群眾集會上，儼然以毛澤東的個人代表出現，這和她當時的這種特殊地位是相吻合的。江青的言行，實際上便是體現了毛的意向。這在當時的人民中，也都是路人皆知的。毛之於林彪，無疑是十分了解的。林彪當時在身體和精神上都遠不健全，依靠他來管理國家，幾乎不可能，毛對林完全是一種利用，“毛只是暫時利用林來借刀殺人。”(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47頁)這是正確的。至於這封信的原來面目如何？這大概將永遠成為歷史之謎，鬼才知道其真像如何了。2004年5月22日網上透露《張玉鳳揭毛晚年秘密材料》，則確指這是江青與康生偽造的文件。毛當時還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7月8日—8月26日

      海軍以批判肅清羅瑞卿罪行與影響為名，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上，海軍政委蘇振華指控副司令員李作鵬、政治部主任張秀川、第二政委王宏坤等人搞地下活動，伸手奪權。故此，蘇在海軍內組織各種會議，對李作鵬等進行揭發批判。兩派進行激烈鬥爭。由於林彪進行干預，保李作鵬，說李“反羅瑞卿有功”，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幹勁、信得過的”。並表示“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鵬，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鵬。”李作鵬依附林彪，開始掌握了海軍的領導權。

      與此同時，邱會作在後勤部也受到批判，同樣也由林彪保護而掌握了總後的領導權。

 

7月9日

      根據陶鑄指示：《人民日報》第一版頭條發表《湖北省委在武漢地區積極分子代表會上發出號召，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蒯大富被開除團籍，並被關押18天，工作組派11名糾察看守。

 

7月10日

      劉少奇指示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搞教育改革試點，以便在全國推廣。

他肯定“反干擾”的反擊鬥爭取得成績，認為“趕工作組的危機已經過去。”他說：“危機已經過去了，那個問題基本上平靜下來了！後台揪出來了嗎？(勾德元匯報了總後勤部宣傳部柳副部長和牛德龍的情況，說正在追查中)牛德龍是學生還是教師？(答：學生)，跟何方方、陳永康是一起的，沒有出面就是後台，幕前幕後嘛！他承認不承認是後台？他父母是幹什麼的？陳永康、何方方承認不承認他是幕後？給他們出主意就是後台嘛 ！你們沒有斗他們這些人？沒有打他們？他們現在還在學校？(勾德元匯報說：牛很久不到學校，絕食)絕食，讓父母勸告一下，學校里沒辦法，他們在家裡絕食有什麼辦法？告訴他不要到學校里來了，來了也可以，要認識錯誤，……他們都檢討，假的不要緊，下次再來嘛，他們是高二的，(已經高三了)快畢業了，還留在你們學校里，反動的交你們學校幾個，反正開除也不行，到外邊去，他還不是要搗亂？沒人管，就這幾個辦法，沒有地方去，還是留在學校……。只要爭取了群眾，把他們孤立起來，可以不做什麼處理。他們鬧也是好事嘛！可以教育大家，看有多少人受欺騙。”

     

7月12日

      陶鑄向中南局發的指示中說：這次運動，“右派”的控制面，可能比1957年要大。

 

      [按] 57年反右中，據毛的指示，全國各單位中，95%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右派的控制面因此控制為5%，即一個單位中如有100名成員，劃為右派者即為5人。許多單位因原打為右派的人數不夠，紛紛在後來找補，莫明其妙地又把一批人劃成了右派。

 

      北京大學學生陳必陶等五人貼出大字報《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又一次引起轟動。張承先指責他們為打着紅旗反紅旗，是要奪領導權。

 

7月13日

      中央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規劃》。劉少奇說：“中學文化革命任務主要是審查教職員隊伍。”於是，自7月中旬起，北京市中學教師統統集中起來逐個檢查，人人過關。

      劉少奇在聽取團中央關於中學文化革命規劃的匯報時說：“第一階段的工作，初中在8、9月底搞完，爭取10月開學上課，高中在9、10月搞完。”第二階段的教學改革轉入正常工作中逐步解決。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運動的設想是：“要有斗、批、改三個階段，7月底鬥爭結束。你們學生對學校領導有意見，可以提出，這就是鬥爭嘛，但不能動手打人。8月進入批判階段。在這個階段內，讓群眾把自己的意見全講出來，看看我們以前犯了什麼錯誤，通過批判要搞清錯在哪裡。……到9月，就轉入扎紮實實地‘改’的階段。12月底，我們就可以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劉少奇對他在北師大一附中讀書的女兒說：“老師不許秘密開會，同學也不許，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只許開一種秘密會，就是……給群眾排隊，可以秘密”。

      陶鑄給錢信忠的指示說：“現在敵人也要插手領導運動”，“大學生要排隊，最後要清理，現行反革命分子要處理”。

      教育部何偉簽發《關於中小學招生考試畢業生問題的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學恢復正常的招生考試、上課、畢業分配等工作。

 

7月13日，19日，22日

      劉少奇召集文革匯報會議。陳伯達在會上又三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組的問題，為參加中央會議的多數人所拒絕。

 

7月14日

      中共中央改組宣傳部，陶鑄兼任部長‚任張平化、張際春、熊復、雍文濤、劉祖春為副部長。任蕭望東為文化部部長、丁萊夫為廣播局局長、錢信忠為衛生部部長、何偉為教育部部長、榮高棠為體委副主任。

      陳伯達、康生等到北京廣播學院看大字報，煽風點火，充分肯定“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一口號。

 

7月15日

      陶鑄派熊復到新華社，領導工作。

 

7月16日

      晚，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工作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陳毅與康生進行激烈的爭辯，拍桌互相指責。會後，康生、陳伯達將情況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毛澤東決定撤工作組。(參見《歷史在這裡沉思》第1冊《霜重色愈濃》)。

      毛在武漢第二次暢遊長江。7月25日《人民日報》大肆報導，宣揚“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

      中央文革派曹軼歐到北師大，對工作組進行調查，撤銷了工作組長的職務。

 

7月17日

      毛澤東在武漢接見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代表。隨即突然返回北京。江青先二日返京，籌辦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與制度，辦公地點在釣魚臺16樓。王力為辦公室主任，戚本禹、穆欣、曹軼歐為副主任。創辦《快報》，以反映文革動態。調軍隊團以上幹部一百人參加。

      《人民日報》刊載毛澤東語錄：

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華，肯定“前一段反干擾是對的，只是不要讓他(蒯)拖住。現在轉向打黑幫也是對的。”

      陶鑄在文教口的會上布置，要中宣部抓教育改革、學制、教材、教學方法等問題。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駁周揚的修正主義綱領》。

 

7月18日

      劉少奇前往毛澤東住所匯報工作，警衛以已休息為由拒見。

      《北京日報》主編翟向東被揪斗，報紙被迫停刊。翟是在5月16日由新北京市委派來主持工作的。

      中共湖北省委決定開除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的黨籍和職務，遣往原籍勞動改造。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李曾上書毛，請求救護，毛未予理睬。

 

7月19日

      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約二十餘天內，由工作組所推行的所謂“反干擾運動”在全國開展。根據當時粗略統計：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組把一萬零二百一十一個學生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個教師打成反革命。如果照這個情況發展下去，毫無問題便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更大規模的重演。造反的學生把工作組說成不是毛主席派來的黑工作組；工作組則把造反者打成右派與反革命。而對於文化界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與社會上的所謂一切牛鬼蛇神，則是雙方均無異議的共同打擊目標。

      北京大學王海治等貼出《致黨中央、毛主席的公開信》，指責張承先工作組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全校師生亦紛紛寫大字報進行批判。聶元梓發表談話，號召師生反對工作組。王光美在清華大學匆忙停止對蒯大富等的圍攻，轉入斗“黑幫”。

 

7月19日至23日

      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在會上對派出工作組進行激烈抨擊。

      毛澤東講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7月20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通知。

委員會的名單是：

主  任：劉少奇         副主任：康生、陳伯達、陶鑄。

委  員：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王任重、魏文伯、胡喬木、肖華、

劉志堅、張平化、熊復、王力、戚本禹、劉漢。                  

    深夜，劉少奇冒雨到清華看大字報。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新部長為陶鑄，顧問為陳伯達(仍掛副部長名義)。舊中宣部因被誣為“閻王殿”而遭徹底砸爛。

      陶鑄從中宣部、文辦、體委、編譯局等單位抽調幹部組成南下工作隊。隊員在學習了劉少奇關於教育問題的講話和王任重於7月3日給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即“槍打出頭鳥”的指示)以後，兵分三路(華東、中南、西南)南下。雍文濤說工作隊南下的重點任務之一，就是“在一個月之內”把劉少奇的指示傳達下去，“把意見收集上來”，並要專門成立教育組，在一個月內系統地提出大中小學教育改革方案。

      部分就讀北大的高乾子女李××(李雪峰之女。北大歷史系學生)等貼出《批評工作組、擁護工作組》的大字報，圖保張承先工作組。鄧小平聞知說：“這個提法好！”

 

7月21日

      毛澤東在大區書記及文革小組成員會上指責運動“冷冷清清”，“你們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

  

7月22日

      毛澤東在會見大區書記和文革小組成員時再次指責“工作組阻礙革命。”   

      在“情況匯報會”上，薄一波發言，肯定工作組大多是好的，“反干擾”是必要的，在學生中有右派分子。鄧小平說：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劉少奇說：現在工作組還是要的。實在不行的，撤了。撤了還要換。因為沒有其它力量領導。

      上午9時，陳伯達、江青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去北京大學了解情況，並召開了座談會，鼓動師生起來反對工作組。毛又令王力、關鋒往見蒯大富，表示對他的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關於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補充通知》。明確指出：

文革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地專以上黨政機關。縣以下黨政機關、農業水利方面的基層單位以及城市的基層組織的文化革命，同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財貿方面的基層單位一樣，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按照23條的規定，有領導有計劃地分期分批地進行。在開展文革的單位，也要指定必要的成員，組織班子，抓生產，抓建設，抓業務，抓科研，保證今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

      劉少奇以國家主席名義發表聲明，支持胡志明7·17《告全國同胞書》。表示中國準備承擔最大民族犧牲，支持越南抗美戰爭。天安門舉行近百萬人集會遊行。各地也相繼舉行集會遊行。

 

7月23日

      晚，陳伯達、江青再次來北大，召開座談會。陳伯達說：“對於6·18這個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錯誤的。”江青發言：“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你們。”她對因反工作組而受到打擊的師生表示：“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革命的跟我們站在一塊。”

      總政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提出軍隊“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批示：“同意”。

      下午，劉少奇仍表示：這麼大的運動，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工作組大多數是好的。現在誰也沒有經驗，新工作組拿不出章程，對工作組是幫助的問

題，而不是撤換的問題。

 

7月24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會議上指出：工作組成了群眾運動的阻礙，要立即撤出。並說：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作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毛在18日以休息為由，拒絕劉少奇登門匯報，六天之間迄未通知劉前往匯報。

      周恩來致信劉、鄧，說：“昨晚所談之事(劉、鄧與陳伯達、康生之間關於工作組問題的激烈爭論)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希圖進行調和。

      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向中央寫信，指出：“當前抓運動的人有幾個理論和方針，一、把放手發動群眾和黨的領導絕對對立起來，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二、公開講要絕對相信工作隊，反對工作隊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擾，實際上是挑動群眾斗群眾。”“以上方針性意見，都是和薄一波、鄧小平、劉少奇同志有關。他們發指示，到處講話，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建議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講話搜集起來，進行研究。”

 

   [按] 派工作組一事，一是共產黨的傳統；二是經過中央決定。劉、鄧固然是這一行動的決策人，黨的各級領導都是這一決定的支持與執行者。毛澤東為了陷劉少奇於罪，把派工作組一事指為鎮壓群眾，這就使全國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都連帶被置於跟隨劉少奇，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而受衝擊的地位。黨的統治也幾至於徹底崩潰。毛澤東後來對幹部受衝擊美其名是使黨的幹部受到鍛煉，打掉官僚主義，但其後果之嚴重，恐遠非毛所預計的。

 

      陳伯達、江青、王力到廣播學院。陳在講話中提出撤銷工作組；肯定“一切權力歸革命委員會”的口號是革命的口號；“黨(組織)不能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說明黨的組織有缺點或錯誤，或是修正主義篡奪了黨的領導。”會上有人遞條子，“誹謗”江青。陳當面對江青大加吹捧，以資反駁。江青講話：“我要來放火！”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7月25日

      在24、25日兩天中，毛澤東連續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會的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說 “不要搞工作組。” “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裡，中宣部不在我們手裡，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裡，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裡。”“現在搞文化革命鬥爭，一斗二改。斗什麼？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又說：“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25日，中央會議繼續舉行，參加者增加了前來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各中央局書記。毛提出撤銷工作組，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統統驅逐之”，“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

      《人民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毛澤東7月16日在長江游泳的報導和照片，吹噓毛澤東身體非常非常健康，以讓人們為他的重返一線作心理上的準備。當時 的毛澤東年73歲。

      陶魯笳被任為新市委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

      李雪峰在新市委會議上傳達了毛關於撤工作組的指示。陶魯笳要求，在大學工作組撤走前必須作好(1)成立臨時文革籌委會，(2)成立臨時院黨委，(3)成立臨時校務委員會。為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作了組織準備。清華大學的臨時籌委會，幾乎全是高乾子弟。

      晚，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它成員第三次來到北京大學。江青冒雨親自主持在東操場召開的萬人辯論大會，對工作組前一階段以“反干擾”為名推行的鎮壓群眾的錯誤進行揭發批判。江青聲言：“革命的跟我們一起走，不革命的走出去”，“同志們要我們什麼時候來，我們就什麼時候來。如果同志們認為有必要讓毛主席來，毛主席也可以來”。康生在會上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

      教育部發出《關於印刷與發行小學講授毛主席語錄本的通知》。

      教育部長何偉根據陶鑄指示，從7月份開始，集中人員，制定教改方案，於今日提出一個《教學改革的方案》。劉少奇、陶鑄親自聽取了何偉的匯報。

 

7月26日

     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時，再一次指出，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下令撤銷工作組。

      當晚，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二十多名就讀北大的高乾子弟聯合發言，為工作組唱頌歌。江青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並抖露家庭矛盾，控訴張承先如何重用張邵華(毛岸青的妻子)，控拆歷史系的黨員教師郝斌，如何迫害她的女兒李訥，聲淚俱下。最後，陳伯達說：“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自己起來革命”。毛澤東親自聽北大辯論會的錄音，對大會表示支持。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兄弟院校，宣傳毛的最新指示，學校、機關紛紛到北大串連，反工作組的浪潮洶湧澎湃。

      康生接見八個高等學校的學生，申明中央文革確已提出(1)撤銷工作組；(2)各校組織文革小組，由革命師生自己教育自己。

      《人民日報》就毛澤東遊長江發表社論《跟着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7月27日—30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由陳伯達主持所寫之會議公報初稿送審名單中，在毛澤東之後即為林彪，已無劉少奇之名。初稿中原引劉少奇7月17日《告全國同胞書》中的一段話也被刪去。

 

7月27日

      劉少奇找康生單獨談話。當康生談到蒯大富是革命的時候，劉說，不是。你們說是鎮壓，是不對的。不是鎮壓。康生反駁說：不是鎮壓是什麼？世界上哪有這樣的辯論？把人家關起來，把團籍搞掉了，這叫辯論？劉堅持：在辯論的時候，這樣做也是有的。

 

      [按] 以陰謀迫害為本行的康生，對鬥爭蒯大富竟然有惻隱之心了。在這一點上，劉少奇作為共產黨員倒是誠實的，但不知道當這種“辯論”落到他自己身上時，他也能替被自己整過的人想想嗎？

 

      陳伯達再次派人去清華，看望蒯大富，支持康生。

      晚，陳伯達、康生、江青、李雪峰等全體中央文革成員至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組長孫友漁大會。江青宣布，他們受毛主席的委託來問候師生們，她號召大家“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鬧革命”。陳伯達在會上說：“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有些黨組織癱瘓了嗎？有些黨員不是領導不了嗎？一切黨組織、一切黨員要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澤東思想接受考驗”。康生在會上提出：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變成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的計劃之一是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會後中央文革在康生講話稿中又加上了“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等。同時又把彭真曾說的“所有學生都下鄉搞半工半讀”，“帳蓬已經安排去做”與兵變聯繫起來。

 

     [按] 6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三學生貼出大字報《郭影秋你是什麼人？》副標題為《質問郭影秋，彭真黑幫要到人民大學駐兵到底是怎麼回事？》康生根據這張大字報，肯定“二月兵變明明是有的”。並把它栽在賀龍身上。關於北京衛戍區在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找房一事，北京衛戍區為澄清事實，當時曾寫了一份報告，內容如下：“中央軍委於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指示北京軍區，為加強地方武裝，決定北京市組建一個團，該團歸衛戍區建制，平時負責訓練民兵，戰時作為擴編地方武裝的基礎。三月二日，北京軍區下達命令，由××軍×××師負責組建任務。新組建的這個團，沒有營房，由衛戍區出面，向北京市人委交涉，請求支援。市人委答覆：‘由你們找有空房的單位，找到以後，市人委出面借用。’衛戍區的同志先後到大興縣、房山、豐臺區，但都沒找到合適的房子。正在這時，海淀區人民武裝部介紹，有些大專院校的學生下農村搞四清運動去了，有些空房可用。於是找房的同志先後到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石油學院、農業大學等處聯繫。當時，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表示願意撥出部分空房借部隊暫用。但是，衛戍區政委劉認為部隊住學校不妥，決定不借。由南苑的一個教導隊擠出一部分營房給新組建的部隊，不夠住，就搭帳篷，或住靶場的靶壕。三月三十一日，新組建的團，搬住南苑。”(《十年浩劫》第75頁)然據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事實是1966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一個團加強北京衛戌區。”(第127頁注一)說法明顯不同，真像待考。此事由康生、江青等構陷成為打倒賀龍的重要“罪狀”。但毛澤東當時擔心政變，確已做了足夠的應對準備。林彪在“政變經”中就談了這些。1967年2月3日，毛在接見外賓時，說：當着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的時候，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晚年毛澤東》第37頁)康生、江青等正就是利用毛澤東的心虛情態來作文章，加害於他們的政敵的。

           

同日，江青在海淀區召開的中學學生代表大會上當場宣布撤銷海淀區中學工作隊隊長周杰的職務。

      清華附中部分學生發表《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陶鑄對劉少奇說：“要考慮工作組怎麼撤法”，“是否留個把人”。“高中撤，初中不撤”。晚上，陶又對劉說：“看來要變，變了再說。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撤大專院校工作組)時沒講中學，但主席是傾向於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組”。陶最後說：“看來擋不住了”。

     

7月28日

      北京市委發布《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文件中註明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這個文件是由中央文革起草，並經毛澤東修改的。工作組成員集中整訓，聽取師生的批判、揭發。“在工作組撤銷之後，大專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師生員工分別選舉，成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負責領導”。事實上，許多工作組在撤走前，皆匆忙指定或內定人選，成立文革籌委會。因此，保與反工作組的兩派群眾矛盾繼續發展。抨擊李雪峰的大字報大量出現。

      陶鑄計劃把原來組織的工作隊作為觀察員，繼續派往中南、華東和西南，不果。於是把人員分成三路，一路留中宣部搞運動；一路充當“聯絡員”；一路到湖南去籌備“政治學校”，以作為中宣部所屬各單位“黑幫分子”的收容所。

      康生接見北京高校部分學生時說：怕亂就是怕群眾，怕群眾就是怕革命。工作組的一大特點就是怕亂。現在有人假借中央名義，都說是毛主席派來的工作隊，沒有那麼回事。毛主席連曉都不曉得。根本沒有什麼八條指示。

      清華附中紅衛兵將他們寫的一論、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托江青轉呈毛澤東。

      江青在群眾集會中公開煽動打人，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又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

       戚本禹同地質學院附中、育英中學學生談話 ：“康老在北大說過，毛主席沒派一個工作組，工作組是北京新市委派來的，並不是毛主席派來的。所以他們自己不應該說是毛主席派來的。有的工作組說他們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誰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這是錯誤的。我們不要相信。”

 

7月29日

      毛澤東派周恩來過問文化大革命情況。

 

     [按]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周恩來的打算與態度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姚文元文章的炮製，事先對周同樣是保密封鎖的。彭真、陸定一長期拒不在北京的中央報刊上轉載姚文，1965年11月28日周恩來始受毛之命，進行干預，責令在翌日即行轉載。《人民日報》轉載時所加按語最後一段徵引毛澤東的一段話，就是周加上去的，其中意味深長的是與按語的上文不同，加進了“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用辯論這一方式進行鬥爭一段。表明周已靈敏的感覺到對吳晗的批判，並非學術爭論可以了事。65年歲末，彭真在批吳晗問題上與毛髮生公開的頂撞。毛急電林彪與周在66年元旦到上海相見(《中國在這裡沉思》第314頁)。他們商量的內容不得而知，但與批吳有關，似可肯定。然66年春間，周似乎並未介入。2月5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由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周實曾參加，卻也沒有資料表明他對此持過異議。3月31日，始載康生向周恩來、彭真詳細傳達毛在28日對彭真、陸定一的嚴厲批評。4月2日，周報告毛，對毛的意見表示擁護，指出《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進行討論(時劉少奇出國訪問)。此後的近三個月間，周4月26日至5月11日陪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在東北參觀。回京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已於5月4日召開，以後一度(6.10—30)出國訪問，在國內期間似亦未曾過問、或是有意迴避正在興起的文化革命。聶元梓大字報的公開發表，周只在電台臨播出前一小時，始由康生電話通知，就是證明。迨7月29日，毛始公開委託周恩來過問文化大革命情況，周才開始捲入旋流。文革中，想打倒周的潮流時隱時顯，周直到臨終前始終處在被揪的威脅中。毛想最終搞掉周，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文化革命愈發展，毛已愈失人心。政府大廈，一木獨支，非周莫能任此。故毛亦無可奈何說：“這棵大樹不能倒”也。有關毛、周之間的矛盾糾葛，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一書面世後，真像終可大白，可參考。

 

      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林彪、周恩來等出席了會議。周恩來親自派人送蒯大富去參加大會。周恩來講話說：“第一點，我們做領導工作的同志(不論在中央，在地方，還是在政府里)，對形勢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估計不足；第二點，是因為對解決問題的認識上的錯誤，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就是怕亂”，“因為青年人批評起來，辯論和鬥爭的界線就很難定”。“總之，這是一個新的事物，新的運動，我們過去都不熟悉，特別是我們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李雪峰在會上宣讀了關於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並宣布郭影秋、張承先、孫友漁、周杰撤職。劉少奇、鄧小平在會上就派工作組作了檢查。     

在大會結束時，毛澤東親自蒞場，以示對大會的支持和重視。會場上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熱烈異常。周恩來站在一張椅子上，指揮學生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宣揚血統論。並將對聯稱作“鬼見愁”。對聯一出現，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辯，血統論觀點迅即流傳全國，許多學校先後出現“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學生歧視、侮辱、鬥爭“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學生的事件。

      北京大學文革籌委會成立。

 

7月30日

            晚，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在人大會堂舉行萬人辯論大會，陳伯達、康生、江青出席大會並講話。江青說：“我受毛主席的委託問你們好！(會眾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叫我們做同志們的小學生來了，來聽聽同志們不同的意見來了。我馬列主義的書讀得不多，毛主席的書也學得不夠好。但是我學懂了的一點，就努力去做。”(鼓掌)“我們是一個大國，要堅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但是我們又是一個弱國，一百多年來做殖民地，自卑心理是很嚴重的。說什麼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低能兒’，這種觀點要堅決反對。”陳伯達講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科學界來說，主要是破除迷信。同時還指名批判尹達立場噯昧、活動不正派。可以批判。

 

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到會中委、候補中委141人。各省市負責人、中央文革成員、中央有關部委、北京高校師生代表47人列席了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鄧小平宣布：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一、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決策和措施；三、通過和發表公報；四、補行人事變動的法律手續，即追認中央政治局關於撤銷彭、羅、陸、楊中央書記處和政府中的職務，決定陶鑄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劉少奇、陳伯達先後在會上講話。劉少奇主要講了兩點：一是派工作組的問題，他敘述了陳伯達提出意見及多數人不同意陳的意見的經過，並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二是簡要地敘述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毛澤東插話，嚴厲指責了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陳伯達主要講了兩點：一是工作組做了壞事；二是指責有些人官做大了，脫離群眾。

這次會議原定7月21日在北京召開。7月17日，毛澤東從上海電告鄧小平：他將回京主持會議，在他回來之前，會議絕不能召開。故遲至7月24日才由中央發出召開的通知，傳聞會前彭真等在積極拉攏一些中央委員，與毛對抗。毛推遲會期，明顯的也是贏得時間，組織支持者的隊伍。

 

[按]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謂“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倉促召開的。1966年7月24日才發出召開全會的通知”，“從27日開始，開了幾天預備會，主要內容是傳達毛澤東7月24、25日的講話”。(第50頁)通知之倉促正說明會議召開有臨時變故。

 

毛澤東就由江青轉致的兩張大字報寫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這封信作為文件發給了十一中全會出席人。毛澤東的這封信立即為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所公布。一個史無前例的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從此開始進入高潮。

經毛澤東審定，《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文中聲稱要使全國都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亦即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抗大校史展覽在軍事博物館正式展出。抗大被認為是完全貫徹執行毛澤東教育路線，最全面生動體現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化學校。

晚，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學生把《鬼見愁》(1966年8月1日)對聯貼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院校，引起激烈辯論，往往持續到午夜以後。接着，一些院校，如清華、北大等掀起成立“貧協”(工農革乾子弟協會)的風潮。

 

8月2日

            周恩來在十一中全會上講話：

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要替北京市負起更多責任來。主席一號說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而我們直到主席回來，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大錯誤，我就犯過大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作這個精神準備，犯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的意見，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作得好些。

中央任命陶鑄兼文革顧問。 

鄧小平、陶鑄、吳德出席人民大學關於郭影秋的辯論大會。鄧小平講話，說：“二月兵變，根據調查，沒有這麼一回事”。

張春橋、關鋒、姚文元接見前來中央文革訪問的學生代表，回答所提出的十個問題。關鋒說：“紅衛兵這個組織是完全合法的”。

凌晨，陳伯達接見對聯辯論雙方的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對聯的支持者不服。下午，北航附中組織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高呼對聯，導致清華園內的一場辯論。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於8月1日串連成立了“八一戰鬥團”。8月2日上午，“多數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組和校黨委的幕後操縱下，一哄而起，另成立“革命團”，兩相對抗。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兩個組織對立局面的學校。

高教部與教育部合併，何偉任部長，從廣東調來的張雲任第一副部長。

 

8月2、3日

在2日下午、3日下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大會上，一些人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在發言中就工作組問題勉強作了自我批評，更多的人仍表示對撤工作組想不通。

劉少奇要北京新市委給他選擇一個“不大不小，不遠不近，問題複雜”的學校去“蹲點”，“試驗開小會來解決矛盾”。8月2、3日，他與劉瀾濤等至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直到8月12日，在多次談話中都提到“引蛇出洞”。                    

 

8月3日

3、4兩天，毛澤東對工作組連續尖銳地進行指責，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牛鬼蛇神，在座就有”。

劉少奇對各大區負責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說，對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王任重把清華附中紅衛兵召到釣魚臺，讓他們看了毛澤東的信。紅衛兵運動直接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愈益瘋狂恣肆而無所控制。

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等被揪斗。

 

8月4日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議程臨時改變，原定下午召開大會改開小組會，而由毛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            ，指責“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毛澤東惡狠狠的說：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忍無可忍，回頂說：不怕下台，有五不怕。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要求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然在4至6日的討論中，沒有熱烈擁護的表態。

朱德、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學批判張承先、張德華工作組的萬人大會。江青講話中責令張承先交待是誰派你來北大的，你必須交出後台。康生在講話中說：“彭真是不是要搞政變？”“彭真是修正主義者、反革命分子。”“他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是搞政變的人物。”

周恩來、陳伯達等出席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工作組問題現場會議，對葉林工作組進行了批判，為蒯大富公開平反。同時指出：在學校中成立工人貧下中農幹部子弟協會不符合我們在學校中的政策。

關鋒致信北師大譚厚蘭：“你們首先起來揭發黑幫分子程今吾，首先起來批評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這樣一個革命的行動，任何人也是抹殺不了的。”“不要怕，要頂住。”

 

8月5日

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交周恩來，在中南海張貼：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陳伯達緊跟毛貼出大字報：《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

姚文元也貼出了《永遠跟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

 

 [按]　毛澤東大字報發表，有記載說周恩來見了曾當面問毛，這是不是指他。毛答：不是對你，你的問題56年已解決了。於此，亦見周當時惴惴的心情。

           

[附] 郭沫若在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所作《水調歌頭》詞一首，標題為《讀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文如其人，錄供欣賞。

一總分為二，司令部成雙。

右者必須炮打，那怕是銅牆。

首要分清敵友，不許魚龍混雜，長箭射天狼。

惡紫奪朱者，風雨起蒼黃。

觸靈魂，革思想，換武裝。

光芒萬丈，綱領堂堂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將，三八作風強。

保衛毛主席！心中紅太陽。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同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作了如下批註：“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這個批註，也是全會散發的一個文件。

有劉少奇、鄧小平的女兒等高乾子女就讀的師大女附中，在以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賜名“要武”，宋任窮之女）為首的紅衛兵的皮鞭、木棍下，將學校主要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市委辦公室和總理辦公室要卞的親屬“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卞仲耘之死是8月殺戮的開始，恐怖活動到8月底前後達到高峰。由最高權力者鼓動，以未成年的學生為打手，殘殺老師和居民，還被視為紅衛兵的偉大功績，是“二十世紀統治者所作的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8月6日

晚，毛澤東令秘書徐業夫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即刻回京與會。林彪在吳法憲陪同下，乘專機返京。

陶鑄被迫撤銷派往中南、華東等地去的工作隊，但以變相的名目，仍派幹部以聯絡員身份駐廣播局、《人民日報》、新華社及哲學社會科學部等單位。　　　　　　　　　　　　　　　　　　　　　　　　　　　　　　　　　　　　　　　　　　　　　　

在天橋劇場召開有康生、江青等出席的辯論《鬼見愁》對聯大會上，一些中學生要求江青表示意見，江青以毛的代表語氣，問候到會者好，她重複了陳伯達的建議。然此後，“紅色血統論”思想在社會上大肆泛濫，成為紅衛兵的主導思想。

 

[按] 當時斥所有出身於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等所謂剝削階級的子弟為“狗崽子”，與反、壞、右家庭出身的統稱為“黑五類子女”。工人、貧、下中農、軍人、革命幹部子弟則稱為“紅五類子女”。參加社會活動時必須先報本人階級出身。雖周恩來亦率先如此表演。街頭餐館門口也張貼“禁止黑五類子女入內”的告示。“紅五類子女”自詡為“自來紅”，或稱之為“根正苗紅”，對黑五類子女任意凌辱。

 

8月7日

總政治部擬一電報，內容三條：1．派往軍事院校的工作組也要撤銷；2．軍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3．在必要的時候，上級還可以派人到軍事院校去。林彪同意，轉毛澤東。毛澤東8月7日批示：“此件已閱，很好，同意發出。”總政治部即於當天發出。

中共中央決定加速大量出版發行毛澤東著作，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文化部根據指示召開了全國毛主席著作印製發行工作會議。《毛澤東選集》在會後兩年印行了三千五百萬部。另有甲乙種選讀本、單行本，更難計數。

 

8月8日

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是在毛澤東主持下擬定的。陳伯達、王力等人於七月初開始了起草工作，改了二十幾遍。其後毛澤東又委託陶鑄、王任重、張平化加以修改。陶鑄等與周恩來商量，刪去了“黑幫”、“黑線”等提法和若干內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規定。全會於8月8日上午通過的是毛澤東8月7日審定的第31稿。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一、                  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

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衝垮。

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覆，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覆。這種反覆，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

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着四種情況。

（一）            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於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於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            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於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

（三）            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

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            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着。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

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

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願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裡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                  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誤的，那些做法是正確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                  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

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鬥。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

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八、                  幹部問題

幹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鬥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                  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

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

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裡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覆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晚，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作了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這篇講話在全會上作了傳達。

《人民日報》發表《孫冶方的理論》一文，批判孫主張把計劃與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是企圖使社會主義經濟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

 

8月9日

《十六條》在全國公開發表。各地群眾敲鑼擊鼓，列隊遊行，進行“報喜”，以示擁護。

清華造反派在8·8晚上成立了“八·八串連會”，反對8月7日文革臨時籌委會斗黑幫的決議。臨時籌委會也隨之成立“八·九串連會”雙方尖銳對立。

上海工人造反派聞風向“走資派”發起了“猛烈進攻”。(上海進行四清的40萬職工的企業，在7月間就開展了“文化大革命”)。

王任重向北大、清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派出聯絡員。

 

8月10日

晚7時15分，毛澤東親自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十六條》發表的群眾。並指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林彪兩次接見軍隊高級幹部，聽取匯報，並就幹部路線問題進行指示，強調“今後我們的幹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誰反對突出政治，就罷誰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劉少奇在中央全會上作檢查。

《紅旗》第10期在發布《十六條》的同時，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8月上旬

陶鑄派雍文濤率領文辦一批幹部到北京市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接替團中央的工作隊，繼續控制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

 

8月11日

葉群找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口授攻擊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囑其寫成材料上報。

吳德代表新北京市委檢查，承認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宣布在兩三天內工作組全部撤回。

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林彪“5·18”講話。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指出：“對於錯誤路線，必須堅決地抵制批判鬥爭，這樣才能使正確路線得以貫徹執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勝利。”

   北航揪鬥了工作組長趙如璋。在以後的一段時期里，各院校造反派(少數派)揪住工作組不放(雖已撤走)，而繼工作組掌權的文革會(多數派)則秉承陶鑄的指示，批鬥黑幫(即彭

真、陸定一、周揚及其有關下屬)。兩派的衝突益劇。

 

8月12日

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提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意見，並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名單。下午召開的大會通過四項議案：一、通過了楊得志、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六名候補中央委員依次遞補為中央委員。①二、通過《關於撤銷和補選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1)十一中全會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的決定。(2)從已揭發的大量事實證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錯誤性質是極端嚴重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因此，全會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撤銷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3)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三、選舉：補選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補選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三人：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補選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二人：謝富治、劉寧一。全會並未重選中央副主席，林彪卻從此被稱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②取消了中央一、二線的設置，把大權集中在毛澤東一人之手。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四、通過《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讚頌毛“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並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三十字方針”。(即“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澤東、林彪分别致閉幕詞。

 

[按]《大動亂的年代》引毛澤東1967年5月與外賓談話時說到：……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半數多一點的同意，當時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第61頁)毛澤東說“得到半數多一點的同意”，實際情況未必如此；“很多人仍然不通”則是符合事實的。而在另一方面，在群眾中卻掀起了對毛個人崇拜與對運動盲從的新的狂熱。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全國性的大動亂必然發生，是毫不奇怪的。而在大批高幹中，所謂“思想不通”者，原因就是他們自己就是這一所謂錯誤路線的自覺與忠實推行者，他們事實上是追隨劉少奇。在會上舉手通過，不過是在封建家長專制制度強逼下的應付，他們對此不解，心也不服。因此，對毛來說，這些人已成了自覺或不自覺的異己分子。對這麼大一批幹部用行政手段來罷官顯然不可能，毛於是自鳴得意地訴諸他的廣大的熱忱崇拜者，放手讓群眾去造他們的反，用毛的話說是接受群眾的教育。這種人皆以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被造反者批鬥。毛澤東為了誣陷劉少奇以罪名，炮製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罪狀，卻因此犯下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大錯誤，把幾乎所有各級領導人員都陷入於這條路線之中，成了劉、鄧的保皇派，從實際利益上，從情感上與劉、鄧站在一邊。

 

北京新市委成立文化大革命辦公室，領導全市運動。任辦公室主任的杜萬榮即原北京工業大學工作組組長。

同日，第一批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首先在北京幾所著名大學發行。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學院、清華大學等院校師生，召開了隆重的迎寶書大會，每人免費得到一套《毛澤東選集》四卷本。

北京工業大學三系三年級學生譚力夫等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認為在必須堅持階級路線的前提下，《鬼見愁》對聯立論亦有偏頗，故建議將陳伯達的“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應該如此”的對聯作補充。認為前一副對聯說明了過去，是有成份論，後一副對聯指明了未來，不唯成份論，兩副對聯加在一起就比較全面了。他提出要把對聯思想當作“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北京鐵道學院立即轉抄了這張大字報。

 

8月12日—21日

應朱德委員長邀請，巴基斯坦議會代表團訪華。

 

8月13至17日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劉少奇已不允許參加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多數領導幹部思想不通的問題。毛澤東找了一些人，打通思想。林彪在會議的第一天作了關於文化革命問題與幹部問題的講話。他說“用無產階級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資產階級思想，代替一切舊思想。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反革命復辟，防止反革命顛覆。” “把毛澤東思想這一個偉大的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根本保證。”他說思想革命“必須要有一個大運動，才能把資產階級的威風打倒，才能樹立無產階級的思想權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這次文化大革命觸及每個人的靈魂，黨政軍、工農商學兵，三里五界都是我們鬥爭的領域”，要 “敢字當頭”，“大鬧幾個月，弄得人們睡不着覺”。對於幹部，“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他提出 “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台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對毛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毛澤東在8月16日對林的講話作了批示：“贊成”，印發全黨。           

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李富春在工人體育館召開的革命師生大會上宣布改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領導機關，成立臨時書記處負責工作。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

北京地質學院鄒家尤工作組撤走，院文革組織歡送，與反工作組組織發生衝突。清華等校工作組亦相繼撤出。

 

8月14日

雷英夫寫成攻擊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後，親送林彪家。林囑雷改作以個人給林彪及毛主席寫信的形式呈交。雷如教辦理。林立即將材料批送江青，“酌轉”毛澤東。

中共中央將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結果的通知發至縣團級幹部，劉少奇在黨內由第二號人物降至排名第八；林彪上升第二，陶鑄上升第四。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補選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選舉了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補選了書記處書記。現將上述選舉結果通知你們。此名單傳達到縣團級，不向黨外傳達。

            (一)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

　陶鑄  陳伯達  康生  徐向前  聶榮臻  葉劍英

(二)補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三人：

　李雪峰  宋任窮  謝富治

(三)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十一人：

毛澤東  林彪  周恩來  陶鑄  陳伯達鄧小平  康生  劉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陳雲

(四)補選中央書記處書記二人：

　謝富治  劉寧一

 

《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用套紅大字標題刊登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鄧小平、陶鑄指責人民大學師生“已兩個月了，斗黑幫還未開始，沒人理他，自己內部爭論不休，搞的很緊張”，命令馬上斗黑幫。並說保郭(影秋)派有階級感情。

《毛主席語錄》即所謂小紅寶書開始公開發行。(前此在部隊中已流行二年)至1968年間，共發行了七億四千多冊，人手數本，泛濫成災。

 

8月15日

李富春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全體人員大會上宣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王偉積極派出工作組，阻遏群眾革命造反，犯了錯誤，中央決定令其停職反省。成立臨時團中央書記處，由路金棟、王道義負責，籌備召開團中央全會。

中宣部按照陶鑄的指示，選出文革委員會，旋即恢復了黨的基層組織。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出：幾十年來，在中國革命的重要關頭，都是因為有毛澤東這樣天才的舵手掌舵，有毛的思想作指南，才能“撥開迷霧，端正航向”，“繞過無數的險灘和暗礁”，“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軌道，勝利前進”。

新北京市委限令各校在短期內成立文革籌委會，馬上開始斗黑幫，“不要因批判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

在北京航空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趙如璋的檢查會上，支持工作組的文革會組織師生進行遊行，鄰近院校亦組織人員前來參加。北航紅衛兵(多數派)又向國務院告狀，想一舉摧毀反工作組的少數派。

北大師生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十萬人大會，批判陸平、彭珮雲。

北京二中紅衛兵倡議改蘇聯大使館所在的揚威路為反修路。嗣後改名之風大行，許多街道、公共場所、商店、甚至個人都改為含有政治意義的新名，如“衛東”、“衛彪”、“永紅’’之類。

 

8月16日

天津各院校師生大批來京進行革命串連。陳伯達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外地來京學生群眾大會”上，作了《在大風大浪里成長》的報告，實際上是號召進行“大串連”的動員令。當晚，毛澤東決定18日接見來京的紅衛兵以示支持。早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開會中，汪東興在華東組會議上就提到，當時每天都有上千學生、上百批來中南海接待站，其中一些是外地的。外地學生湧向北京的形勢已初見苗頭。本月中，外地學生大批進京，北京學生亦小批流向外地，進行點火。8月17日，王任重就曾批評北大學生到天津去點火。

            陶鑄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第一次會議上說：常委等於黨委。並說張子意的問題：“四類當三類處理”。

陳毅在接見外語學院等三校代表時說：“對工作組要一分為二”，“……工作組是我派的，張彥(中央外辦副主任)工作組也是我派的，工作組的錯誤由我來承擔。”“我的後台是誰？當然是毛主席了，各人有各人的帳，我有我的帳，不要用大帽子壓人，壓也是壓不住的。說劉新權(外交部副部長)是黑幫，不對。說工作組是黑幫，不對。工作組有錯誤，應檢討，工作組沒有黑幫也不能那麼說。”“我不能損害少數派、損害多數派，也不能損害工作組。”

西安交通大學師生在省委門前靜坐示威，抗議大批造反者被打致傷。當時各地保與反的群眾互鬥成風，蘭州發生圍攻造反者事件，打傷數十人。

 

8月17日

毛澤東為《新北大》校刊題寫刊名，北大師生為此歡呼慶祝。8月23日，《人民日報》還為毛的題字發表社論。和其它院校兩派開始形成勢均力敵的情況相反，北大則由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聶元梓獨攬校文革會領導大權。

周恩來與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衛隊員談話。當時中學生中廣泛發展紅衛兵、紅旗、赤衛兵等組織，周恩來認為，以後會統一起來，我看赤衛隊這個名字好。“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華去，當我要講出身時(封建家庭)，出身好的同志不要我講，說你要是講了以後，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學習。”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鼓勵青年要經風雨，見世面，要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瀾壯闊的文化革命的激流中戰鬥。”

北京地質學院革命造反組織“東方紅公社”成立。

比利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雅克·格里巴來華訪問。

          

8月18日

北京舉行大規模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大會由陳伯達主持，毛澤東等在京領導人參加。林彪、周恩來講話。新華社詳細報導了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名單。其順序是毛、林、周之後，挨次為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等。毛澤東異乎尋常地身着軍裝，還接受了一名女紅衛兵獻上的紅衛兵袖標。檢閱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時，他高興地對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林彪、周恩來在大會上的講話稿事先均經毛審閱。陳伯達在開會詞中初次使用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來頌揚毛澤東。林彪在講話中又有“偉大的統帥”之語。“四個偉大”從此成為提及毛時必加禮讚的四句頌詞。林的講話以“打倒”與“大破”為主旨。在他們的煽動下，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蜂起，破“四舊”的狂風席捲神州。當師大女附中的女紅衛兵向毛澤東獻袖標時，毛問這位女紅衛兵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叫宋彬彬。毛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字嗎？宋答：是。毛輕鬆地說：什麼“文質彬彬”，要武嘛！。這位女紅衛兵從此改名為“宋要武”，全國武鬥之風也從此更肆無忌憚。

據伍修權回憶，當天在天安門城樓上，劉少奇說：“自己把聶元梓的大字報反覆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

周恩來接見越南總理范文同，說：我們要保持晚節，就要緊跟毛主席不掉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住考驗。

老舍等大批作家在文聯大院被紅衛兵揪斗。

化工部召開大會，批判部長、黨委書記高揚文，這是得到薄一波支持的。接着在24、25日連續批判，撤除了高揚文部長職務、由原第一副部長梁膺庸代理部長職務。

陶鑄在人民大學接見西安、蘭州、吉林等地來京學生，聽取他們反映地方黨組織壓制學生造反事實，並表示支持。

周恩來指示關閉故宮，並派北京衛戍部隊護守。

 

8月19日

在毛澤東、林彪“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揚“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煽動下，從本日起，首先在北京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運動。紅衛兵到處集會演說，張貼標語，並採取行動，以建造“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革命化”的新世界為目標，大破“四舊”，形成一個真正史無前例的“瘋狂年代”。這些十幾歲的天真幼稚的孩子，懷着虔誠的“階級仇恨”，高呼着當時最神聖的革命口號，踐踏人權，草菅人命！他們驕橫無知，肆意胡行，對所謂“黑五類”家庭及其子女，野蠻毆打、凌辱，抄沒、關押、甚至致人於非命，災禍延及到一切文物、古蹟和宗教建築、乃至具有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文明印記的名詞、對象、生活方式與習俗。而對於什麼是“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則完全朦然無知，實際上是一種任意與野蠻的歇斯底里發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學、藝術家計有：老舍、葉以群、傅雷、馬連良、劉芝明、海默、蔡楚生、楊朔、孫維世、陳翔鶴、鄭君里、趙樹理、蕭也牧、聞捷、邵荃麟、侯金鏡、巴人、魏金枝、周潔夫、焦菊隱、孟超、蔣牧良、李廣田、劉澍德、納·賽音朝克圖、馬健翎、司馬文森、羅廣斌、韓北屏、運千里、何家槐、陳笑雨、黃谷柳、滿濤、麗尼、尚小雲、言慧殊、李少春、葉盛蘭、葉盛章、章泯、舒繡文、上官雲珠、應雲衛、孟君謀、張成、李再雯、嚴風英、蘇月民、顧月珍、筱愛琴、黎國荃、顧聖嬰、向隅、查阜西、蔡紹序、陸洪恩、毛依罕、琶傑、王老九、賀滿生、張印泉、鄭景康、王尊三、王少堂、楊勝、郭均等。在1988年召開的第四屆文代會上，大會所宣讀的《為被林彪、“四人幫“迫害逝世和身後遭受誣陷的作家、藝術家們致哀》中，列舉已故作家、藝術家近二百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第15—16頁)

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

中央組織部造反派點名批判組織部長安子文‚“揭開了組織部階級鬥爭的蓋子。”

清華大學貼出《王光美是清華園第一號大扒手》和《三問王光美》的大字報。

贊比亞副總統魯本·卡曼加率政府代表團訪華。

長沙發生工人毆打學生事件。

 

8月20日

陶鑄在對外文委講話，自己承認“官當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眾的疾苦，為既得利益而奮鬥，總之是怕把事情搞亂了，總是怕影響自己的利益”。又說革委會“應該是監督領導的機關”。文化革命結束後，“就是監督機關的權力機關”。

《人民日報》頭版以《億萬人民決心向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發動總攻擊》為題，報導全國的紅衛兵在狂潮煽動下聞風蠢動。

陶鑄在人民大學接見外地來京的高校學生，聽取了西北與西南地區造反派受鎮壓的情況。

高級黨校揪出校長林楓，給他帶上紙帽、痰盂遊街。

北京航空學院成立“紅旗”戰鬥隊。

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在學校辯論會上講話，宣揚以“紅色血統論”為中心的所謂“譚力夫路線”，講話稿在全國普遍流傳，影響頗大。

 

[按]　紅衛兵組織最先是在北京清華附中等中學生中所謂“根正苗紅”的學生中產生，很快遍及於大學及機關。他們的出身嚴格限制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解放軍，即所謂“紅五類”。他們在瘋狂的對毛澤東個人迷信宣傳下被煽動起來，以自己的出身階級純正、具有從娘胎帶來的階級感情，對毛澤東和毛主義天生的忠誠而自詡自豪，把自己封為責無旁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者。而革命的對象，除了他們自己也根本搞不清的所謂“封、資、修”外，他們唯一具體的對象，就是自己的老師和社會上所謂“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右派)人家及其子弟。一個時候，講階級成份成了最大的時髦。所有人在公開講話前都必須先報自己的階級，雖周恩來亦不免。“紅五類”這樣做是出於炫耀性的自豪；而“黑五類”之被迫這樣做，則是勝利者有意給他們的羞辱。“鬼見愁”的對聯，就是在這樣一個氣候下形成的。在這批紅色階級的寵兒中，最活躍、最“革命”的自數一部分天生貴胄的高乾子弟。他們同早期揭竿而反工作組、反黨委的造反者是對立的。其後，他們的父兄多因系當權派而被揪，一夜之間又淪落為“走資派”或“黑幫”子女。於是他們開始轉而成為所謂“聯動分子”，反對中央文革。九大時，毛澤東對他們賜名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隨着他們父兄的受衝擊，他們中的大多數命運也十分悲慘。

 

8月21日

《紅旗》第11期發表《在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勝利前進！》的社論，提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

    同期還重新刊載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6月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對其中一段作了重要修改：“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其中“正確”和“對一切”五字，是毛增添的。

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影響下，全國城鄉的所有黨政、文化、企事業單位都發生了貼大字報、集會揪斗領導幹部的浪潮。

 

[按]　運動初開始，各單位領導，莫不恪守中共傳統的鎮壓故技：誰對黨委、支部提出意見，反對某一措施，或對黨委、支部領導成員表示反對，誰就是反黨，也就是反革命。群眾中一些人也吸取五七年反右鬥爭的經驗，以率先和堅決對所謂反黨分子的反黨行為進行反擊作為自己原則鮮明、立場堅定，撈取政治利益的時機。當時全國各級領導對劉、鄧派工作組，都是奉命甚至是自覺或聞風效法，大力推行的。他們自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同時，也完全合乎自己的既得利益。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以派工作組一事為大罪，不顧投鼠忌器的常識，這樣，他一開始就犯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大錯，用一個資產階級路線的罪名，把廣大的各級黨政官僚，都推到了劉少奇一邊。廣大積極分子，也因習慣性的緊跟本單位領導，而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追隨者。被煽動起來的造反派群眾，在有恃無恐的情況下，對這些不同程度上使用與劉鄧同樣的傳統手法鎮壓群眾反抗的領導人，群起揪斗的浪潮，很自然地在全國蔓延開來。被揪斗者理所當然的思想不通，心懷牴觸，有的甚至公開僵持，不承認有錯。他們因此便都成了劉少奇的支持者與同情者，成為被誣指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同犯。儘管毛澤東為這種受衝擊塗上可以幫助克服官僚主義、增強反修防修的油彩。但是誰挨打誰痛，空話是平息不了怨憤的。

 

林彪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談他對他女兒林曉霖的態度

。

 [按]　林曉霖是林彪前妻張梅(陝北延川人)之女，張梅與林彪在蘇聯林養傷歸國時離異，曉霖在家中深受葉群的歧視與虐待。據黑雁男《十年浩劫》：陸定一妻嚴慰冰去看自己的兒子，見到林曉霖惡劣的處境，“於是生了氣，從1960年3月起，她幾次寫匿名信，譴責葉群，有時乾脆寫明信片。為發泄義憤，在匿名信里，還點了葉群在延安時生活作風方面的問題。”此案之暴露，亦頗富戲劇性。嚴慰冰至王府井98號出國人員服務部購裙子，剛入門，無意中就碰了一下正在店裡的葉群。兩人因此拌嘴，“唇槍舌戰了幾個回合，葉群竟口出惡言，罵開了。”嚴氣急之下，找總政告狀。接見者是江西人，口述又輔以筆談。這份記錄到了林彪處，被認出來筆跡與匿名信全同。嚴慰冰遂鋃鐺入獄。

 

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布《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

電台大肆宣揚北京紅衛兵大破“四舊”的行動。全國各大報紙亦相繼在頭版顯要位置刊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洚水泛濫的消息。21日出版的《紅旗》第11期發表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中國人民大學兩派群眾就郭影秋問題激烈辯論。多數派(保郭)串引郭四清工作中蹲點的蘇家坨農民六百餘名前來，參加保郭。陶鑄在辯論會上講話：二月兵變這個事實不存在。郭影秋不是黑幫。

 

8月22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                                                         

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群眾辯論大會上說：“派工作組的責任，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要負責。”“這是中央全會解決的問題，這個責任不能僅僅責備工作組，也不能僅僅責備北京市委。”他讚揚清華的師生“革命精神正在一天天的增長”，“你們這樣熱情，這樣敢想敢幹，這樣誓死保衛我們毛澤東思想，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精神，使我很感動。”周認為：聽了葉林的檢查，感到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是嚴重的。對葉林或不管工作組的哪一個人，都可要他來就來，向群眾檢查，接受群眾的批判。

    清華大字“8·8串連會”發展成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向日葵小組”貼出了《劉少奇同志7·29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

 

8月23日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放手讓它“亂幾個月”。他說：

            “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決相信絕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

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麼要緊？外國人照相就照相，無非是照我們的落後面，讓帝國主義講我們的壞話，有什麼要緊。”

林彪在軍委常委第55次會議上談突出政治問題。

            周恩來在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所擬定的國務院八個口(外交、文教、科學三口除外)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上批註：這十條意見同樣適用於外交、文教、科學三口，並批告陳伯達：“這件很好，我注了幾條意見，如蒙同意，請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閱。並請主席批示，可否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各同志。”十條的主要精神是加強領導、注意保守國家機密，掌握政策等。

《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22日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  “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一文。又發表社論《好得很！》和《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在後一篇社論中明確提出：“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單位的黨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走群眾路線，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決不允許以任何藉口拒絕和壓制群眾的批評，更絕對不允許把批評自己的群眾打成‘反黨’、‘反黨中央’的‘反革命分子’”。毛澤東充分利用群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幼稚無知、狂熱崇拜，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從此，各地的造反者更無所忌憚。

      陶鑄在中國醫科大學講話，提出除毛以外的一切人都可以懷疑，什麼都“可以懷疑。什麼都不肯定，貼了標籤、鍍了金，很不好。”“懷疑一切是對的，在文化革命中都可以懷疑……特別是領導，更要懷疑……領導的好，懷疑一下，以後還是好的。領導不好，就要懷疑到底，就要把你撤掉、罷官……每個領導都要被懷疑、被審查、被考驗。”“懷疑一切”後來成為陶鑄被打倒的一大罪狀。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表示“有保留”，說制定錯誤路線是無意的，是認識問題，並一再聲稱自己沒有“背後活動”。

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成立，與多數派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組織相對抗。

地質學院“東方紅”組織一千多人步行到地質部，靜坐絕食，堅決要求批鬥曾在地院任工作組長的副部長鄒家尤。向鄒家尤、何長工示威，學生堅持鄒必須在第二天至地院接受批判。這就是地院造反派“一進地質部，炮打何家店”。

北京體院紅衛兵砸碎頤和園佛香閣釋迦牟尼塑像。

紅衛兵對民革、民盟、民進、民建、九三學社、致公黨、台盟、工商聯等八個民主黨派發出最後通牒，限七十二小時內自行解散。二十五日，民盟、民革均停止活動，解散總部。

各駐外使館皆紛紛成立造反組織。

 

8月24日

《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語錄：“造反有理”。新華社播發電訊，說：“紅衛兵造反精神振奮全國革命群眾，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四舊’發動總攻擊。”為正在趨於熾熱的紅衛兵運動繼續煽風。

《人民日報》轉載了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前後三篇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

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德勝門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殺。武漢大學校長、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含冤離開人間。至若一般的屈死冤魂，實無從統計。

陳伯達在北大與同學座談，對轉抄毛的《一張大字報》提出批評，“就這樣隨便傳，不合適，不妥當。”對於串連，“我覺得交流經驗是必要的。”對劉少奇，“最好不貼大字報。”

李富春寫信給徐冰，指責徐在統戰部“運動一開始不是放手發動群眾”，而是把貼大字報的人打成“四小家族”，應馬上改正並公開承認錯誤。“過去你是不聽我的話的，現在根據主席指示、十一中全會精神，再一次勸告你。”

陶鑄接見中南地區赴京革命師生，支持他們炮轟省委、中南局。“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毛澤東思想的領導。”關於串連，乘坐火車可以免費。

北京四十萬紅衛兵集會，在“打倒美帝，打倒蘇修”口號聲中，正式將蘇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反修路。

清華大學學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針對工作組問題，又拋出一批矛頭指向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頓時轟動校園，人流水泄不通。由劉濤(劉少奇之女)、賀鵬飛(賀龍之子)等所控制的清華大學文革臨時總部糾集十二個學校的紅衛兵，搶占廣播台，在校內戒嚴，並將大字報照像，抄錄記名，然後撕毀。再按記名闖入宿舍，捉拿“右派”。抄家、毆打之事，屢有發生。一些群眾組織被勒令解散。釀成所謂“8·24事件。”

晚，北航紅衛兵封鎖大字報區，將揭批劉、鄧等人的大字報揭走。北師大揭批劉少奇的大字報全被覆蓋。

地質學院“東方紅兵團”與“鬥批改兵團”就工作組問題連續兩晚(24—25日)舉行大辯論。何長工、鄒家尤被迫到會，聽取批判。

《人民日報》連續報導上海、天津等地紅衛兵破“四舊”行動瘋狂開展。

京郊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出土文物被砸毀。在“打倒地主階級頭子萬曆！”的口號聲中，萬曆和他的兩位皇后的枯骨被燒成了灰燼。

      

8月25日

總參部分群眾貼楊成武大字報，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簽名。葉群認為他們的後台是賀龍。林彪隨後召集軍委會，堅持將王、雷二人撤職。

林彪又利用空軍中領導幹部的分歧，支持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指賀龍為與吳矛盾一方的空軍副司令員劉震、成鈞的後台，誣陷賀龍操縱本月中旬召開的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把會議搞得烏煙瘴氣。”他指示吳說：“賀龍要派人奪你的權，要警惕。”他下令把一些曾是賀龍部屬的空軍幹部抓起來，大搞逼、供、信。林彪還散布說：“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手了。”林又召見海軍常務副司令員李作鵬，指示“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是羅瑞卿的後台。”吳法憲秉承林彪的旨意，向毛澤東寫了報告，說“在空軍中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反黨黑線”，賀龍“要篡黨奪權”。(薛明：《向黨和人民報告》載《歷史在這裡沉思》第1冊)信中還說在8月中旬的空軍黨委會期間，參加全會的幾個同志，曾到賀龍那裡去過幾次，有人還送了茶葉，他們同賀老總很熟，賀老總這次對他們特別熱情，主動問及空軍黨委全會情況，說了一些和林副主席的看法是對立的話，而有人還在會內會外大肆傳播賀龍的話。(南枝：《葉群野史》第30—31頁)

新華社發表《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繼續報導全國紅衛兵狂暴風潮。

周恩來把其所居之西花廳改名為向陽廳。

王任重在北大聽取聶元梓工作匯報時，說：“在搞好本單位文化革命的情況下，可以進行有組織的串連。

王任重、張平化接見中南學生，說長沙挑動工人毆打學生，必須追究。文化大革命需要革命的串連，革命的支持。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學生在國防科委門口靜坐，要求交出曾在北航擔任工作組長的國防科委局長趙如璋，歷時28個晝夜。直到9月23日，國防科委始交出趙如璋。在此期間，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向林彪報告，說“趙的健康狀況不好，如果交給學生批鬥，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又多次向林彪報告學生情況，請求指示，均得不到答覆。中央文革小組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指示要支持北航“紅旗”的要求。

北京建工學院學生與琉璃河水泥廠工人共200餘人包圍建材部，揪斗部長賴際發。

北京三十一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師大女附中集會，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發表宣言。隨後，東城分隊、海淀分隊相繼成立，許多學校也成立了本校的糾察隊。各地當權派也相繼操縱組織糾察隊，如“武漢紅衛兵糾察隊”、“東海前線紅衛兵糾察隊”等，企圖節制紅衛兵某些過份行動，維護現領導與現秩序。

 

[按]　紅衛兵糾察隊自命為紅衛兵的“憲兵”特別部隊，他們都是出身於高級幹部貴胄家庭、享有特權、而自命為高人 (包括一般紅衛兵) 一等的“八旗”子弟。他們對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對黑五類及其子弟進行階級鬥爭，對隨心所欲視為封、資、修的所謂“舊文化”進行摧毀性破壞也是最積極的。但他們又是其父兄所把持的黨政組織與現存秩序的堅定擁護者。因此，他們一方面是運動中製造“紅色恐怖”的牛魔王，另一方面又是維護現行統治秩序的哪咤三太子。他們的行動是完全符合共產黨傳統官僚統治，實際上是代表劉、鄧或穩健派即保守派勢力的。因而受到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周恩來曾通過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對他們進行操縱和指導，在經濟、物資上大力予以支持。據上海三司所編《砸爛聯動》一書所記，《首都紅衛兵糾察隊手則》就是“周榮鑫手下要人李夢夫起草的”。

 

計三猛《一個紅衛兵和他的元帥父親》：“他(陳曉魯，陳毅的小兒子)聯絡八中、四中、六中等校的一部分紅衛兵，發起並成立了當時第一個跨校聯合性的紅衛兵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深感不安的周恩來總理立即給予支持。他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同志，為糾察隊提供了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條件，還包括禦寒用的棉軍大衣”。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糾察隊成員主要出身於幹部、軍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級幹部子弟。長期以來所形成的“自來紅”思潮，使這些人覺得高人一頭。“破四舊”立下的“功勳”，更使他們得意忘形。中央文革又對他們表示了特別的讚賞，

一時間，“格鬥勿論”、“格殺勿論”，道道通令成了他們參與“殺向社會”活動中最時髦的舉動。他們還在學校私辦勞改所，私設刑堂，打殺無辜。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區糾察隊員比較集中的一所學校。隨着紅衛兵運動的蒸蒸日上，惡性膨脹的“血統論”殘害着無數幼稚純潔的心靈。

            北京市一中的“監獄”也和六中“勞改所”差不多。他們成立了一個由三百餘名同學組成的勞改隊，用中美合作所、西藏農奴主以及我國古代使用過的各種酷刑，來對付“出身不好”或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人。(第74—76頁)

 

 [按]　《大動亂的年代》第75—77頁上特別表彰了“老紅衛兵”與“西糾”等組織在抑制混亂方面所起的作用，認為它們的“歷史功績不可埋沒。”甚至把“糾察隊”捧為反四人幫的先驅者。這對於任何對文化大革命中“紅色恐怖”記憶猶存的人都是不敢苟同的。這種說法，只是為洗刷這批“衙內”們雙手所沾血腥的謊言。當年“西糾”等組織的高乾子弟，正是今天根據遺傳法則承掌黨、政、軍、商要津的大小衙內。

 

大連海運學院十五名學生，舉着“大連——北京長征紅衛隊”的紅旗，首作步行串連。

 

8月下旬

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會議上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謝富治還在甘肅、陝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插話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8月26日

周恩來、吳德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對全市紅衛兵代表宣布，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設立全市50餘所大學、100多所中學紅衛兵、紅旗、赤衛隊等組織的聯絡站。各區亦設立分站，並撥給交通工具。北京市則設聯絡辦公室，派解放軍主持。

下午，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被揪斗，晚，被抄家。罪名是在“林副主席病危時，不給藥吃，陷害林副主席”。

 

[按]　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負責中央高級幹部的保健工作。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毛澤東曾有意任命林彪統帥志願軍出征，林以體弱有病推辭。毛曾在1953年指示傅連璋組織專家為林彪全面進行身體會診檢查(蕭華代表黨中央參加)。會診前，葉群暗示傅連璋，為林彪開出有病證明。然結果發現其重要器官無嚴重器質病變，許多所謂症狀與神經及服用毒品有關。傅將結果如實上報。林彪對此怨恨刻骨，故藉機報復打擊。傅連璋在酷刑下不勝折磨，寫信給毛澤東：“我跟隨你幾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幾十年來我有什麼錯誤，從來沒有人給我談過。現在突如其來說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實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樣樣事都做錯了，那麼，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的生命，總是對的吧！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毛9月3日在傅的信上批示：“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然傅連璋終於被誣，連年折磨批鬥，1968年3月14日，鋃鐺入獄。3月29日慘死獄中。

 

前北京市委領導幹部57人，被秘密安置在反修堡，以避免群眾揪斗。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吳傳啟等人到中宣部，給張平化、張際春貼大字報。

《人民日報》發表《橫掃“四舊”的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各城市》，繼續報導橫掃所謂“四舊”的狂潮在全國廣泛展開。紅衛兵小將們砸文物、挖墳墓、毀古蹟、焼古籍、焚名著、抄沒財物、強占私房、勒令解散民主黨派、對“牛鬼蛇神”打罵、凌辱、抄家，轟出城市，甚至妄殺無辜，致人非命。

              

    [按]　據統計：1966年8月中到9月底的40余天中，僅北京市被無辜打死的人達1700余，被抄家的33600余戶，被趕出北京的黑五類85000餘人。這當然只是一個極不完全的數字。見諸小報上的“戰果”：計搜出槍支268支、彈藥11056發、兇器19676件、地契和變天帳41294件、反動旗幟1048面、反動日記和詩文6820本(篇)、反動證章和證件14398件、反動軍服902件、黃金103131兩、白銀345212兩、現款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這些都是在非法搜抄中得來。全國城鄉都相繼罹此洗劫。對這些抄沒的家貲，包括一些家俱甚至生活必需品，均迫使寫上“自願上繳”，並勒令主人僱車送至指定地點收繳。有的家還連遭不同組織的紅衛兵輪番洗劫。這些被抄沒的家財事實上根本沒有登記手續，因之，許多貴重物品多被抄家的人私自隱佔，收貯人員亦擅自吞沒、截取，保存中又不斷竊失、破壞，甚至公開象徵性作價，在主管人員中拍賣。完全淪為一筆糊塗帳。有的紅衛兵得意洋洋地滿手臂上帶着一大串抄來的“封、資、修”手錶。在毛澤東第二、三次接見紅衛兵時，天安門等地都留下紅衛兵失落的黃金飾物。一些珍貴的文物，後來都成了康生、江青等人的私產。文革後期，雖有對抄家物資發還的規定，實際上除一些有權勢的“黑幫”人家外，一般百姓，或無清單可憑，只能在一大堆被竊取與破壞的殘物中認領；即使有清單者，貴重的原件已早被吞沒，而僅以象徵性的價格折償，金銀首飾則強制以國家牌價收購。這種在“革命”的名義下糟踐私人財產權的行為，比任何明火執仗的強盜還厲害千百倍。一些本是生活清廉的知識分子家，僅有的藏書也在抄沒之列。甚至手稿也被收繳而散失。我的一位朋友，多年研究唐史，有志於撰寫《武則天傳》，積稿垂成。被抄之日，紅衛兵以“吹捧帝王將相，美化封建主階級”罪名，責令他當眾自己將稿子焚毀。他含着眼淚把它一張張燒化。多年後談及，猶自老淚縱橫。

 

北京市宣布取締聖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28日宣布驅逐令。

   上海戲劇學院少數派學生串連復旦造反派25日與多數派進行大辯論，即所謂“8·25事件”。本日，上海高校多數派舉行聲討8·25事件大會，市長曹荻秋講話，說這一事件

“摻雜着兩類矛盾。”

 

8月27日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成立。江青等到會表示祝賀。

              紅衛兵戰校(前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它基本上反映了黨內保守派的觀點，標榜紅五類子弟的革命特權與革命功績；擁護李雪峯的新市委；維護統治秩序；提出糾偏。

“西糾”發出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並規定：“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進行阻止，不要讓壞人乘機搗亂，破壞國家財產。”還特別指出：“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

 

8月27日—9月1日

紅衛兵在北京大興縣公安局配合下，大肆慘殺“四類分子”。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謝富治講話之後，以中學紅衛兵為主體，在北京開始了以批鬥“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為名的打人浪潮。大興縣三百多名“四類分子”被殺害，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證。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派出所的民警聞風而動。他們向紅衛兵提供了管轄區域內“四類分子”的情況，並以這些“四類分子”的“不法行為”激勵紅衛兵對他們的仇恨。八月二十七日，紅衛兵將個別所謂“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拉出來鬥打，把人打死後，紅衛兵還覺得沒有捕捉到對手的“變天賬”，於是義憤便轉移到其它“四類分子”及有一般問題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屬身上。有的還拍電報、寫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屬返回原籍，以便滿門抄斬。從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興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若不是北京市委書記馬力親自到縣裡制止這慘絕人寰的惡性事件，事態還會繼續發展。(68頁)

 

8月28日

公安部黨組擬定《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機關和群眾關係的四個問題》‚呈報中央。中央在九月二日批示同意。

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的自由神被砸毀。

 

[按] 中共對國民黨，除高層的統戰對象外，其餘軍政人員一概以“反革命”處之。八年抗戰中，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在主戰場獨力進行了22次會戰，官兵以血肉之軀抵禦強敵。各地由國民政府為抗日陣亡將士建立的忠烈祠、烈士公墓、陵園等，在49年政權更迭後，中共罔顧民族大義，對此一律不予承認，陣亡將士遺屬也以“反革命家屬”對待，備受歧視、迫害。文革起，各地抗日將士陵園均遭破壞，墳墓被掘開，拋屍揚灰，使這些在亡國滅種的大難中浴血奮戰，為國捐軀的忠骸暴屍荒野，死無葬身之地！

 

由公安人員和紅衛兵押送，八名外國修女被趕出中國國境。與此同時，北京的各種宗教設施也都受到衝擊，一批宗教人士被勒令還俗。

 

[按]　8月24日，十幾個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機關的直接支持下，衝進設立在東單三條的聖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提出驅逐“披着宗教外衣從事間諜活動的”羅馬修女。8月26日，北京市政府當眾宣布取締聖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8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當眾宣布驅逐令，立即執行。當夜，有組織的群眾在修女會院內外開會控訴這個修女會的罪行。

 

8月28日至9月20日

剛果議會代表團來華訪問。

 

8月29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向火上加油，讚揚正在泛濫而不可收拾的亂揪亂鬥、抄家劫舍等暴行。

就8月23日周恩來送審的十條，毛澤東不同意批發，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有十六條嘛。”

     謝富治接見政法學院學生，支持造反行動。

 

8月30日

中共中央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擔任人大常委、政協常委的毛澤東舊友章士釗家在29日晚被北大經濟系紅衛兵所抄①。章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情況，要求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隨即對章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並在本日新列應予保護人員名單，報毛澤東批准。

                周恩來所擬應予保護的人員名單：

宋慶齡  郭沫若  章土釗  程潛  何香凝  傅作義  張治中  邵力子 蔣光鼐  蔡廷鍇  沙千里  張奚若以及

（1）                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長、副部長

（3）                政副

（4）                國副

（5）                各民主黨派負責人

（6）                兩高

(李宗仁)

(注)：政副係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副指國務院副總理。兩高指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對立兩派雙方代表時說：

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我在政治局作了個報告，還沒發表，被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墓碑給砸了。

紅衛兵把大教授家抄了，沒收許多錢物，也不給人家條子。還勒令民主黨派負責人把工資的40—60%上繳。“亂要亂出道理，亂出規律來，要符合無產階級政策。”

 

吳德在北京大專院校各文革組織代表會議上講話，讚揚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發生一些問題和錯誤是難免的。他提出要文斗，不要武鬥；正確對待不同矛盾，區分敵我；保護國家要害部分；團結大多數。他特別強調不要武鬥，希望紅衛兵討論。

外語學院傳達陳毅講話說：“北京目前打的風氣很濃，不能提倡” 。“紅衛兵中有些東西是封建的東西，如罵人狗崽子”‚“抄家沒收一定要經過手續”‚“無論如何不能排外”‚“運動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講政策” ‚“偏差要及時糾正”‚“對工作組也要一分為二，不能揪住不放”。

清華大學赴上海的“送瘟神”戰鬥隊在上海市委大廈門前貼出了《給上海市委一記響亮的耳光》的大字報，對當時仍處於相對沉靜的上海帶來爆炸性的影響。

茅盾家被抄。

 

8月31日

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全國來京的紅衛兵。林彪、周恩來在會上發表講話。林彪在講話中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使用了“四個偉大”的副詞。熱烈讚揚各地紅衛兵“敢想、敢說、敢幹、敢闖”，“幹了大量的好事”。周恩來在講話中宣布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可分期分批來北京串連。他們的講話都事先經毛審閱。

紅衛兵從赤色崇拜出發，強令改變交通訊號紅燈停止，綠燈放行為紅燈放行，綠燈停止。造成大量交通事故，在周恩來的親自干預下，始放棄這一“改革”。

福州軍區第一政委、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在北京赴福建串連學生座談會上說：地方提出“保衛省委”、“保衛院黨委”是極端錯誤的反革命口號。

河南省委候補書記紀登奎在接見開封師院師生代表時說：院黨委領導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句話是錯誤的”，文革會有權審查各級黨組織，院黨委成員應一律接受群眾的批評審查。“保衛院黨委”‚“保衛某書記”是資產階級反動口號。

 

9月1日

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紅衛兵第一次座談會上講話，提出分清敵我，團結大多數，堅持文斗，反對武鬥，保衛國家要害部門等政策問題。他說：

紅衛兵要講政策，要團結大多數。“不是對一般地、富、反、壞、右都打擊。”“右派分子已經摘了帽子的不能算右派”。“資產階級，我們批判的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如果他們守法，就不要打倒。因為他沒有做破壞工作。搜查、抄家就是打倒了。取消定息是個好建議，但要經中央討論，主席批准，人大通過。”“對知名人士，如果打、搜查就是法律制裁的問題了。天安門10月1日掛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每年5·1、10·1在天安門對面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貼大字報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他批評戴高帽的作法，有的竟重二十斤。他要求提倡文斗。

 

 [按]　宋慶齡雖有幸被特別保護而能在紅色風暴中過關，但她由於敢於獨身對毛的那一套左而又左的所謂革命路線質疑而不願合作，因此，實際上在文革中的處境是日益見忌於毛的。文革初起，毛曾派江青專訪，解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宋不以為然，且指責紅衛兵的暴行，會面不歡而散，開罪於江青。

據94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審查通過的黨史編委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茲摘要如下：

宋1950年3月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業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58年起，宋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作工作，宋只得繼續參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三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林彪、康生。當時毛髮言：“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作政治上的點綴。”

80年11月，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

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胡、李問宋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通過周恩來安排，章士釗、傅作義、程潛、李宗仁、蔡廷鍇等住進解放軍第301醫院，以資保護。

由陶鑄擬定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列出保護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如軍隊、公安機關、電台、新華社、檔案部門、航空站、鐵道樞紐、港務局、電站、銀行、倉庫等，不許衝擊。8月31日周恩來審閱後，添上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並批上：擬照發，請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閱。9月1日，毛批示：此件不發。

 

9月2日

毛澤東最新指示：“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公開發布。

 

[按]　在後來的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老耄的毛都是採取發一兩句批示以指導運動進行，名之曰“最新指示”。對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運動，就靠這麼一兩句話來指導，必然是語義含混，政策不清，理解各異，行動難依，導致執行中的大混亂。當時的毛真是口銜天憲。“最新指示”一發布，傳達不能過夜。各團體(即戰鬥隊組織)在得到傳達後，各自敲鑼打鼓，結隊慶賀、報喜。全城沸騰，徹夜不止。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鐵路企業單位分期分批地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整頓車站、列車秩序的通知》。

 

9月3日

周恩來起草的《關於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企圖對紅衛兵的活動進行某些約束。如要文斗，注意統戰政策，搜捕人必須同公安機關商定，保障交通安全等。在開會討論中，陶鑄、陳毅等贊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持否定態度，未得通過。

吳法憲把他寫給毛澤東的有關賀龍的材料上送給林彪，林彪立即轉呈毛澤東。

王力、關鋒接見山東大學紅衛兵代表，回答關於打人問題，說：“勸他們不要打。大多數人是好的，出於義憤，打就打了；出於私憤，打了人，紅衛兵自己處理。”當問及文斗與武鬥的界線時，關鋒回答：“動手是武鬥，戴高帽子，遊街，全國各地都問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答覆。”

 “西糾”發出第五號通令，強調堅持“要文斗，不要武鬥”的原則，指出對於紅衛兵“違反政策，隨便打人者，一定要進行嚴肅的批判和教育”，並規定：“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

 

[按]　西糾以“通令”形式發號施令，正是高幹特權子弟高人一等的作風的表現。他們的通令雖冠冕堂皇，然實際行動中法西斯作風最為嚴重，人們皆有談虎色變之懼。他們保老幹部，但卻是以平民及社會上的所謂牛鬼蛇神為犧牲，從整個表現上講是完全不足取的。

 

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不堪凌辱，雙雙自縊而死。

新疆烏魯木齊學生造反派在黨委大院靜坐，要求王恩茂(自治區委書記)交出9·2講話稿與錄音，受到大批幹部、工農的圍斗，並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

 

9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一場包括全國數千萬中學和高等學校師生以及人數同樣可觀的幹部、工人，手搖紅寶書，乘車、住宿、吃飯都享受免費，週遊全國的大串連運動轟動神州，構成古今中外從未曾有的稀世奇觀。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

 

      [按]　“要武”是8·18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信口雌黃，所發布的“最高、最新指示”。對打人問題，毛與江青、謝富治都先後作過煽動性的講話。由此而釀成武鬥成風，可憐多少生靈，活活成為武鬥的屈死鬼。社論的出現，僅足以表明社會此風的熾烈，決無益於葺補降溫。

 

北京大專院校的部分(多數派)造反組織聯合另組成“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江青、楊成武、劉志堅出席祝賀。江青建議謝富治做這個組織的顧問，劉志堅、楊成武做指導員。

 

9月6日

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清華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郵電學院“東方紅”、外國語學院“紅旗大隊”、政法學院“政法公社”、農業機械學院“東方紅”、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農業大學“東方紅”等16所院校的少數派組織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劉志堅代表周恩來、江青出席祝賀，並講了話。他建議由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任顧問，楊成武、鄭維山、劉志堅當輔導員。

 

9月7日

毛澤東對青島、長沙、西安發生的問題作出指示：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任重、江青等同志：

此件已讀，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這樣下去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名農民進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訴外地照辦。我看譚啟龍和這位副市長的意見是正確的。

 

中央發布關於保護檔案與機密資料的規定。

     《人民日報》發表由周恩來授意、陶鑄主持起草的社論《抓革命，促生產》，要求不影響生產。

周恩來在中國人民大學接見來京串連的學生，動員速還本地鬧革命。

科學院召開兩萬餘名職工大會，辯論黨委及其黨委書記張勁夫是否是黑幫與走資派。周恩來出席講話。提出“今天中央、國務院下了通知，內地的紅衛兵、革命師生不要到邊境城鎮、國防要地去”。紅衛兵“改反修路這件事我就對他們佩服得很，我也上了一大課。”

戚本禹、王力接見9月6日在人民大學召開的“來京串連革命師生誓師大會”主席團及部分人員，他們要求見到毛澤東。

谷牧代表中央在化工部宣布：撤消梁膺庸黨內外一切職務，調原大慶油田黨委書記徐今強擔任化工部代理部長、代理黨委書記。谷牧在講話中還回答了群眾的提問，說：所謂炮打司令部，司令部應當是包括司局長這一級，但主要是炮打黨委和部領導中的修正主義走資派。

李先念在北京外貿學院群眾大會上說：“工作隊是我們派來的，可以說錯誤我應該首先負責任，所以向大家道歉，所以向你們檢討。”

地院“東方紅”二進地質部揪部長何長工，與以保護老幹部自居而趕來進行制止的“西糾”發生衝突。這一糾紛一直延續十五天，雙方僵持。

李作鵬秉承林彪的旨意，給林彪寫了一封揭發賀龍問題的信件，指控賀龍通過海軍政委蘇振華，插手海軍，要奪海軍的權。

 

9月7日—10月3日

索馬里國民議會代表團訪華。

 

9月

經毛澤東批准，林彪在軍委碰頭會上打招呼，指出賀龍有“問題”。從此賀龍不得參加軍委碰頭會。

   由北京去往外地煽風的學生受到地方政府的圍攻。武漢大抓“南下一小撮”；貴陽以

“謹防政治扒手”為名，圍攻北京學生；上海亦出現日夜圍攻北京學生事件。

 

9月8日

毛澤東對四個美國人寫的一張大字報的批示：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考慮一下，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如何，請酌定。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保障黨和國家機密安全的規定》。

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修改通過了中央關於農村和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縣以下農村的文革運動仍按“四清”的部署進行，紅衛兵不得去縣以下公社進行串連。秋收大忙期間運動可暫停。工礦企業應在黨委領導下成立兩個班子，一個抓生產，一個抓革命。11日，毛批准印發。

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京串連者時說：“聶元梓的這張大字報不僅是揭開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點起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種。”“主席講，工作組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錯誤。”西安、蘭州、哈爾濱都發生農民、工人斗學生，“都不是偶然的。”

北京工程學校紅衛兵南下戰鬥小組勒令香港立即改名為“驅帝城”。

 

9月9日

毛澤東對署名“奧地利《紅旗》”派的同志來信的批示：

退陳毅同志：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請酌定。

   奧地利《紅旗》同志的來信：

親愛的同志們：

            讀到關於紅衛兵支持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為的報導，我們非常讚賞。以你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的智慧為基礎的這一歷史革命，對於我們這些致力消滅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社會的人來說是一個鼓舞。但是我們認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的注意，你們國內的革命鬥爭同你們在維也納的商代表突出的資產階級舉止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是極不相稱的。從他們衣着看來，很難(即使說不可能的話)把他們同蔣介石走狗區別開來。精製的西綢襯衫和高價的西服同先進工人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稱。這些代表們不僅占有一輛而且是兩輛列爾來得—奔馳牌汽車(這種汽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標誌)，難道真有必要嗎？由於這一鮮明對比而引起維也納的竊竊私語和嘲諷，使我們聽了很痛苦，這樣的資產階級，不僅損害了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而且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們尊敬地並且迫切地要求，你們把這種事情向有關當局報告，並且立即採取措施，加以糾正。致以同志的敬意。

                                          奧地利《紅旗》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駐某國使館的部分工作人員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該國政府提出了抗議。駐某國使館的部分工作人員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四個偉大”的標語，並向提出質詢的該國官員自豪地宣稱，這樣做是要讓這裡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去某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一些人，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便集會抗議，並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某國使館的一些人，在公共汽車上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手中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還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某國使館的工作人員，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游擊戰，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駐某國使館的造反派，“打倒”了大使、參贊，原定招待駐在國政府要員的招待會也改由他們主持。當該國政府要員步入大使館時，見門口迎接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員(其實是造反派司令)，十分不快；走進客廳，原先古樸雅致的中國字畫、巧奪天工的牙雕擺設蕩然無存，代之以毛澤東的標準像、紅底黑字的標語，就象誤入了一家政治書店。待客人進入宴會廳，見腰扎圍裙、端菜上桌的竟是大使、參贊，個個驚得目瞪口呆。離開使館前，他們對這種禮儀不對等的做法提出質問，大使卻無言以答。(第63—64頁)

 

周恩來對北京紅衛兵講話：學生不要到部里去鬧，部是專政機關，有意見，可寫大字報。地質學院學生到地質部靜坐，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必要這樣搞。

康生復電鎮江農機學院紅衛兵、赤衛隊，申明不贊成戴高帽子、掛牌子，遊街等鬥爭方式。這種作法，雖然不是武鬥，也不是文斗。

長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廠礦企業的造反派在東風廣場召開了“全市革命大軍炮轟省、市委司令部大會”，會上提出了“炮打九級司令部！”的口號。(中央、中央局、省、市、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

張春橋在10月29日接見浙江金華北上控告團時說過：“全國……到9月，幾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圍了。”

            蘇彩青《文革初期經濟戰線的嚴重鬥爭》(載《十年後評說》)：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對生產建設帶來了第二次大衝擊。據當時各省區匯報材料，紅衛兵組織已由城市學校發展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有的還把民兵組織改為紅衛兵，有的攜帶武器參加文革，出現動武行為。有的紅衛兵要求接管武裝部，使民兵工作不能正常進行。據黑龍江省雙城縣人委報告，八月二十二日，雙城縣召開點火大會炮打司令部，揪斗當地縣委書記、縣長，到九月二日止，全縣二十一個公社已有十一個公社和生產隊揪斗基層幹部，不少基層幹部出走，生產無人負責。類似情況各地都有。

 

9月10日

康生召見北師大譚厚蘭，授意往山東曲阜“討孔”。

周恩來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講話：“8月18日前大學一個紅衛兵都沒有，這是不符事實的，不過當時很少。”“8月18日主席帶上了紅袖章，主席號召了，參加的人就多了。”“不能說8月18日後成立的不算數。”對傳抄毛的《炮打司令部》，“都不算數”，“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認為毛主席號召炮打所有的黨政機關。”

周恩來在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外出串連誓師大會上講話，紅衛兵的任務有三條：是戰鬥隊、學習隊、宣傳隊。周肯定“革命串連是件好事。”這是北京紅衛兵派去全國的第二批人員。

 

9月11日

中共中央就9月7日毛的批示發出指示：

            主席的批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全國各地運動中出現緊張形勢的癥結所在：怕學生。調動工農整學生的作法是十分錯誤的。望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立即根據主席批示，對前段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總結檢查，吸取教訓，改進領導。為此中央決定：

            (一)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

            (二)凡是發生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事件的地方，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息工農、市民和學生之間的糾紛，絕不允許把責任推給群眾。

            (三)勸說工人、農民、市民不要干預學生運動，相信學生的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自己能夠教育自己的。對他們的言論、行動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直接同學生辯論，不要同學生衝突。

            (四)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要怕學生，不要怕工人、怕農民、怕群眾，要放下架子到學生中去，到群眾中去，同他們商量問題，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政策原則，堅持十六條，沒有什麼不可解決的問題。在北京有些負責同志這樣做了，效果很好。

                                           

遵照毛澤東9月7日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9月12日—10月6日

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訪華。

 

9月13日

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南下串連隊的大會上，再次詳細闡述了紅衛兵組織是戰鬥隊、學習隊、宣傳隊三大任務。他還承認說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謝富治在公安部接見北京政法學院20名紅衛兵時說：“現在好多學校至少兩派，一派是揪工作組的；一派是保工作組的，後者大部分是多數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數派方向是對的。不僅北京的政法學院，其它學院也是一樣。保工作組沒有多大責任，說保工作組是保皇派，這個說法不好。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真理在少數派手裡，我是支持少數派的。……我希望你們贊成少數派的大方向。”“學校要給少數派平等待遇。”

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戰鬥團”貼出致籌委會的公開信，認為譚力夫的講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籌委會濫肆印發是錯誤的，應當“立即收回”。開始了批判譚力夫講話的序幕。

 

9月14日

毛澤東對劉少奇檢討稿的初稿批示：

            “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即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同日，毛澤東把賀龍請到家中的游泳池會面，將吳法憲所寫的信給了他看。當賀看到信中說在空軍中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反黨黑線，賀龍是“黑線人物”，“要篡黨奪權”時，很緊張。毛寬慰道：“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講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人鬥爭狠，能聯繫群眾。”賀表示要找吳法憲談談，毛說：“有什麼好談的？你不能找他們，不能承認上面的事情，我當你的保皇派。”當賀說還是應當“找他們解釋一下”時，毛又表示“也可以”。

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簡稱《農村五條》)；與《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簡稱《工廠六條》)兩文件。這兩個文件，是9月8日周恩來、陶鑄針對“文化大革命”危及生產的情況，主持制定，經毛澤東批準的。

《大公報》更名《前進報》。

 

9月15日

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在會上發表的講話稿，均經毛事先審閱。陶鑄安排中山大學保守派頭目作為中南區代表上天安門講話，並把“紅衛兵”袖章送給劉少奇。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工農兵致敬，向工農兵學習》。文中引述了毛的指示：“全國人民要向解放軍學習。”同時報導：全國各地革命師生，不遠千里，一批批來京串連，互相學習，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經驗。

北工大“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以及首都十幾所高等院校召開串連會，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十六條聯絡委員會”，(簡稱“聯委會”)，以便對譚力夫的發言進行“更深入的批判”。

 

[按]　特權哺育的高乾子弟與平民的矛盾，在反工作組問題上明顯暴露出來。譚力夫(其父譚政文，曾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當時已去世)的講話，正是表達了高乾子弟的心聲。他們以血統論來維護父兄的既得利益。仇視“狗崽子”起來造反。因而為廣大人民所厭惡。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不得人心的。中央文革則把他們當成保劉少奇、保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干擾與阻礙文化大革命的保守工具，因此鼓勵對它進行批判。陳伯達曾說：“譚力夫的講話我看過，那是一篇真正大毒草，你們要學會批判這樣的文章……不把譚力夫批倒，你們還搞什麼革命。”

 

9月16日

周恩來在谷牧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堅持不讓學校革命師生進入部，並設聯絡站，但可派聯絡員經常到部委取得聯繫。”

從8月開始，康生就密令彭真專案組對1936年北平軍人反省院所囚一批共產黨員在發表《反共啟事》後，釋放出獄一案，進行調查。本日，康生致信毛澤東：“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這些簽字發表‘反共啟事’的人，並不是例行出獄手續，而是‘堅決反共’的叛黨行為。”

 

[按]　據《十年浩劫》：8·18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時，康生遇見南開大學學生，康生暗示他：“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們的歷史。定個走資派，還是內部矛盾；定個叛徒、特務，就永世不得翻身。”康生讓他們上圖書館、檔案館查閱資料，並寫了介紹信：“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有紅衛兵小將前來查閱有關檔案，望予支持！康生8·18”從此，在紅衛兵中，揪叛徒戰鬥隊紛紛成立。現有的材料都把“揪叛徒”的唆使者確認是康生。觀江青鼓勵與支持戚本禹寫文章揪黨內叛徒，並指示他找康生請教，則康生實仰毛之鼻息無疑。然東窗密計，惟可質之於鬼神矣！

 

經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發起串連，成立了“中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發展成為批判派工作組錯誤路線與血統論的主力。

中宣部保守派成立紅衛兵組織時，把袖章贈給陶鑄、熊復和文委常委的主要負責人，陶鑄說：“一個機關成立兩個紅衛兵幹什麼，帶上個紅箍箍有什麼了不起，到街上花八分錢就可以買一個。”陶鑄還派人組成“領導小組”，以對兩個紅衛兵組織實行統一領導。

 

9月17日

《紅旗》第12期發表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指出：“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鬥爭的大方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絕對不是鬥爭一切領導幹部，也絕對不是鬥爭群眾。”

        

 [按]　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詞，含義模糊，完全適用於該倒霉的一切領導幹部。致使所有領導幹部，只有在中央文革冊封為“革命領導幹部”之後，始得暫時保全。但在以後的政潮反覆中，即使紅極一時的“革命領導幹部”，也往往又站錯隊伍，淪為被揪斗對象。故唯一可以打保票的是依人劃線，也即依照私人關係來劃分，凡是毛、林、江的私人，即使像邱會作那樣的流氓，都可以用小節無礙而列為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人，封為革命領導幹部。反之，都被諡為走資派，先打了再說。許多幹部往往因站錯隊，表錯態挨揪，被整得死去活來。但最後又什麼問題都落實不了，冤枉遭受折磨。毛澤東輕鬆地美其名曰受鍛煉，大有好處。嗚呼！

 

《紅旗》雜誌同期還發表評論員文章《紅衛兵贊》，繼續為紅衛兵的瘋狂行為張目。

李先念對糧食部24位幹部說：“工作組……即使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也不能說是牛鬼蛇神，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9月18日

林彪在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總政治部宣傳部負責人時，提出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統一行動綱領。全世界誰也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什麼李達，康斯坦丁諾夫，尤金，都不行。這些人的書怎麼能同毛主席的書相比？現在全中國、全世界沒有那一個人的著作能統一人們的思想。馬克思、列寧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革命的教科書。要徹底把毛澤東思想貫徹於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我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學不好不行。許多事情都要軍隊參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產、群眾工作，還有許多幹部不斷轉業到地方工作。因此，軍隊應該真正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有些人迷信洋教條，總覺得蘇聯比我們的好，近的不香遠的香，說什麼山溝里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他們那一套那裡比得上我們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那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說《資本論》是理論的基本陣地，其實《資本論》只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打倒了，現在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中國反動派，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要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高的。要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全國的思想。進一步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子，防止修正主義。

我們要打破洋人比中國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這種民族自卑感，就會喪失革命鬥志。有人說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好，我們不如洋人。其實，中國人到了外國，人家也是把我們看作洋人。有些中國人在外國比洋人還洋，學問都很高。洋教條的觀點，土教條的觀點，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洋人、古人那裡有毛主席高？那裡有這樣成熟的思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老三篇雖然是戰士必讀的，但是幹部也要讀。老三篇最容易讀，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幹部都要學，包括我們這些人。從中央副主席到每個支部的每個黨員，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總政宣傳部編的戰士熟讀熟記的《毛主席語錄一百條》，可以搞，這也是有重點的選讀，不過更突出重點，更精練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課的政治課，是不經考試的考試。群眾運動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課。這話是毛主席說的。我也說過類似的話。

 

 [按]　在林彪等的竭力宣揚下，一個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新浪潮，與洶湧的紅衛兵風暴一起，席捲全國。毛澤東的所有詞句，都成了無可懷疑的宗教信條與包治百病的萬能良藥。

 

 中共中央發布《對被批判鬥爭對象的工資處理問題的通知》。“對被批判鬥爭的對象，即使已定性的，也暫不改變，如本人少領工資，或捐獻一部分工資作黨費，聽其自願，但不強求，也不許其由減少用費而致病；私人東西，除政治性的，一般不查抄；凡未定性的，工資仍照舊。”此件系周恩來親擬。

 

9月17日—20日

由江青、陳伯達策劃、張春橋主持，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參加，於18—20日連續四次召開了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清華、北師大、地質學院等高等學校的群眾組織的代表蒯大富、王大賓等人參加座談。一致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周恩來是“搞調和”、“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保了一下”，還提出“中央十一中全會並沒有領導解決這個問題”，“懷疑現在是否還有一個暗中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司令部”。張春橋把這類發言都印成材料，由江青上送毛澤東。這是為即將升級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做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

 

9月19日

毛澤東再次在中南海住所的游泳池接見賀龍，說“問題解決了，沒事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賀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親自到林彪家去徵求意見。林對賀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圖迫使賀龍就範。

高教部給北京各駐外使館《備忘錄》：通知在華留學生均回國休學一年。從本年起，中國停止接收外國留學生達七年之久。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部分同志。當問到對一些被視為反動權威的專家扣發工資時，周答：現在黨的政策是不減工資；如果自願可以減，但要能維持生活。問抄家該不該？周答：如果有確實的證據，有違法的東西像槍枝彈藥武器可以抄。如果一般的東西，你們自己考慮。專家的工資不扣，由他們自己減。

 

9月20日

周恩來致信江青請對擬就的對財貿和手工業的文件，請中央文革審定，江青拖延不作答覆。

 

9月21日

天津市召開50萬人的大會，追悼19日在被揪斗折磨中病死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經陶鑄批准，新華社播發了訃告。毛澤東指責：“這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晚，陳伯達接見北航“紅旗”，讚揚學生堅持在國防科委門前靜坐，要求揪斗趙如璋的行動。

周恩來、陶鑄接見哈爾濱工程學院部分成員，就黑龍江省的混 亂局面進行商討。

 

9月22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認真學習林彪5·18講話的指示。該文件在經過整理後，經毛畫圈同意印發。

周恩來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黨組全體成員會議上講話：現中央、國務院各部正副部長三十六人停職反省，將來也要一分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黨性質的，也還有走得很遠的，有願意革命的。犯了路線錯誤，主觀上還認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願意改正錯誤，就不能算敵我問題。

陳伯達親筆立下“軍令狀”，要求趙如璋等“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翌日，國防科委交出趙如璋，北航紅旗得勝回校。

 

9月23日

王任重批發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幾個政策性通令》。

地院“東方紅”造反派查封了院文革辦公室，奪了院廣播台，雙方發生武鬥。陳伯達派戚本禹、關鋒作為觀察員趕至地院，對造反派含蓄地表示支持。

 

9月24日

            上海紅衛兵擬於本日驅一二百名資本家遊街示眾，市委勸阻無效，中央緊急指示制止。

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所有“公私合營企業應當改為國營企業，資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資方代表一律撤銷。”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上完全肯定了紅衛兵的激進要求，標誌着“社會主義革命”的進一步深化。資本家雖已成為沒有資本的資本家，然猶被樹為階級鬥爭的風車，使繼續保持這一頂帽子，以利於進行階級鬥爭教育。

關鋒、吳德在地質學院講話，支持學生要求：鄒家尤應到少數派那裡檢討；何長工對全部事態的發展應負責任，也應去檢討。少數派沖地質部，要求鄒檢討是對的。多數派不應阻撓少數派的合理要求。

北航“紅旗”、北外“紅旗”、清華“井岡山”等造反派組織都奪取了校內的廣播台。

遵照陶鑄在9月1日的電話指示：“對於個別壞分子的反動言行……進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湖南省委張平化於今天作了“抓黑鬼”的動員報告。這個報告被稱為“捉鬼動員令”‚湖南出現一片白色恐怖。

 

9月25日

周恩來接見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講話‚表示支持少數派：

“工作組承認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就行了”，所整材料一律作廢。“在工廠、機關團體、還有商店，不搞紅衛兵，已經搞了的暫時保留一個時期，前途是取消。這一點，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經研究決定了的。”“上海抄了十萬資本家”，還要拉一萬人遊行，我們制止了。有人說我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它是毛主席看過的。

陳伯達在政協禮堂接見重慶大學“815”及其它革命師生時，指出：

“《16條》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糾正了錯誤路線。但錯誤路線還會繼續用各種形式出現。看來這一個多月來。鬥爭的形式更加尖銳、更加複雜了。有些人不願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願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雖然工作組形式上撤走了，但還用別的形式代替工作組，就事先指定、背後操縱假的文革領導來執行錯誤路線。”他建議：“高乾子弟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占有領導崗位的，應當讓出來，讓普通的工農子弟領導文化革命。”

葉劍英、戚本禹、謝鏜忠接見北京十三個藝術院校、藝術團體部分師生代表。指出軍隊派往各藝術院校的工作組，不鬥走資派，“而是去‘肅清外圍’，組織學生斗學生；不是文斗而是武鬥，就是打。”他要求在運動中抓思想、抓組織、抓政策、抓紀律。

葉劍英說毛選了四十年，選了林彪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馬、恩是兩個人，毛、林也剛好是兩個人，有了他們的領導，革命就無往而不勝。

陶鑄指示熊復用中宣部名義轉發國家體委《關於運動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保持一定訓練的建議》。這個文件被造反派指責為假借訓練壓制運動員參加文化大革命。

 

9月26日

周恩來參加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三司)全體紅衛兵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大會，講話中再次申明，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燒掉，所加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談及工作組問題時，說：“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有？解決了。黨的十一中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談到各紅衛兵組織時，他說無論少數派、多數派都是革命的，應一視同仁。在政治上物質上都應當平等。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十六條聯絡委員會在北師大召開了第一次批判譚力夫“發言”的大會。

 

9月27日

經周恩來、陶鑄致信毛、林，並由陶鑄以中央名義，同意華東局關於學生和紅衛兵不到醫院進行革命串連的請示；並指示衛生部“要把醫院的黨委恢復起來”、“醫院文化大革命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進行”。這個文件被指為起了壓制群眾運動的作用，陶鑄在12月13日對衛生界的談話中，為此作了自我檢查。

北京及外地紅衛兵組成東方紅籌委會，準備在本日改北京市為東方紅市。周恩來得知後勸止。

 

9月28日

關鋒在地質學院學生座談會上說：極少數堅持錯誤的路線的人，在16條公布之後，“煽動群眾斗群眾，學生斗學生，工人斗學生，農民斗學生。”“路線錯誤是什麼錯誤？路線錯誤就是打擊革命群眾，鎮壓革命左派，製造了一個反干擾的階段，打擊給院黨委提意見的、給工作組提意見的、趕工作組的”‚“錯誤的路線必須批判。”

 

9月29日

戚本禹接見紅衛兵(多數派)代表，說：“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毛主席的，一個是另外一些人的。你們要看清哪個是毛主席的就保衛。”“有相當學校的工作組是執行另一個司令部的路線。”

 

9月30日

陸定一被隔離反省，拘禁在看守所。

 

9月

            林彪：《關於工作組問題的講話》①，他說：派工作組本身是方向路線性錯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工作組在某些負責人的錯誤領導下，一般地貫徹了“排除干擾”、“抓游魚”，挑動群眾斗群眾，學生斗學生，壓制群眾，把某些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錯誤路線。

青年工人遇羅克撰寫《出身論》一文，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聯進行了批判，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遇羅克終因此被捕遇害。

第三節  為淵驅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