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四節  一月風暴——荒唐、自殘的全國奪權

 

1967年1月1日

            《人民日報》、《紅旗》聯合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指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它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神展開攻擊的一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文章是根據毛澤東1966年12月26日“祝全國開展全面內戰”，經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發表的。

            中共中央批轉由毛澤東推薦的《哈爾濱師範學院造反團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是怎樣爭取團結多數的》、《礦業學院革命造反派紅衛兵在聯合統一問題上的一些看法》二份材料。

            凌晨六時，中南海造反派闖入劉少奇住所，在院牆上貼出大標語，地面上塗寫口號：“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誰反對毛澤東思想絕沒有好下場！”

            北京二十餘所高校，集合群眾數十萬，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會上宣讀了《告全市人民書》，公布劉少奇二十大罪狀。

            王力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有關人員大會上講話：當前形勢是在全國各條戰線上展開對資產階級的總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東西都要批判。藉口黨的領導，不管各級黨組織是否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不許人家革命，不許人家造反。這個問題歸根到底是對群眾運動的問題，派工作組、所謂恢復黨團組織都是壓制群眾。

            被押返京的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

主席：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發後‚如石沉大海。

 

            北京鋼院“東方紅”學生22人，以抗議余秋里等對冶金部部長呂東私設拘留所，不加處理為由，自31日上午進行絕食。李富春至計委接見絕食者及其支持者，李表示歡迎同學們造冶金系統的反。工交系統十年來是由反黨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控制的。學生要求對呂東進行處理，李認為應當撤職。學生將李的話寫成文字：“我個人認為呂東私設拘留所，應當撤職。”請李簽字。李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凌晨一時許，張春橋由北京打電話給上海王洪文、徐景賢，告知他們：周恩來已委陳丕顯抓上海的工作，力求使生產正常起來。張說：這是給陳丕顯一個機會，但不是支持他。陳丕顯的賬，你們要清算，以後算。並說：曹荻秋不能出來了。

            部分“聯動”成員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乾子弟，國務院、人大常委革乾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帥、將、校革乾子弟，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乾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幹部分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布了中發秘字（003）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見1966年12月5日條）

            《紅旗》1967年第一期發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長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就建國以來16年文藝界的所謂“階級鬥爭”，強指忠實貫徹毛澤東旨意，在文藝界實行文化獨裁統治的“文藝沙皇”周揚是一位修正主義反革命兩面派。“兩面派是混入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敵人向我們進行鬥爭的一種策略。”在文末的一條長注中，特別為劉少奇加上了一個既為莫須有，而且是荒謬的反毛澤東思想大罪狀——吹捧電影《清宮秘史》。這篇長文很有助於我們對1949年以後毛澤東文化專制主義的了解。

 

            [按] 周揚解放以來，一直是毛澤東在文藝界進行文藝專制的總管，忠實執行了毛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傷人多矣！最後自己也以“反革命兩面派”的罪名被打倒，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由於自己也有這一段挨整的痛苦經歷，文革以後，據說周揚對自己從前的所為有所懺悔，對被他迫害過的人真誠地表示歉意。說明他知過能改，良知不泯，是一個正派的好人。共產主義作為理想是美好的，作為信仰,人皆可以有自己選擇的自由，正如也允許他放棄與改變一樣。近八十年來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的悖常理、侵人權，甚至兇殘專制的現象多半是應由最高獨裁者來負責的。追隨而犯同類錯誤的人是一批受感染的病患者。他們當然也或多或少應負自己所犯下的過錯與罪行的責任。但在事實面前自己能公開改過認錯，則說明他在犯過的時候畢竟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對他們的作為應該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評判。而他們終於能不戀權勢、不執私利，勇於面對事實，與時俱進，承擔錯誤，放棄成見，則是難能可貴的。

 

1月2日

            張春橋指使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成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

            “聯動”召開“破私立公，革命到底大會”，以打倒三司為口號。

            “全紅總”強迫當時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負責人於1967年1月2日簽發了一個《聯合通告》其主要內容：

“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1、為了保證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僱。2、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僱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僱期間的工資。3、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按] 這三條是根據1966年12月26日晚江青在接見"紅總”時所說的三點發展而成。於是“全紅總”的頭目們乘機揪斗領導幹部，並通知各分團，強迫補發工資和賠償“損失”。一些人則要求轉正、晉級和要求其它福利待遇，開展了一場廣泛的經濟鬥爭。由於有江青的講話作為尚方劍，一些單位領導屈從臨時工、合同工的要求，一律轉為正式工人。一些從1961年已下放農村的人員，也乘勢殺回原單位，要求復職，並補發全部工資。在12月26日的接見中，江青驕橫偽飾，對勞動部長馬文瑞等如待家奴，極為惡劣。

 

1月3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 要求他們在任何情況下保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的正常印刷和發行。

            周恩來出席“在京歸僑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講話中傳達了林彪對大專院校組織軍訓的指示。說：要加強運動的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學性就是調查研究、階級分析。現在有人打不到點上，你不調查研究，怎麼能打到點上呢？紀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覺紀律。

            周恩來接見外語學院少數派各組織。表示搞思想匯報的“辦法很不好”，“是黨內生活不健康的東西”，是從莫斯科學來的。有同學說：“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黨員保皇，與黨內生活的這一壞現象有關。”周肯定地說：“你說得對”。

 

            [按] 思想匯報是中共進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天真無邪的共產主義追求者，特別是那些急切地要求加入到共產黨組織去的積極分子，都樂意毫無保留地敞開自己的心扉，甚至是個人的隱私，向共黨的組織做忠忱的匯報與交待。其虔誠的程度是較之基督徒在神父面前的懺悔有過之無不及的。而這種坦白的忠忱往往卻成為共產黨基層組織負責人進行人身控制、甚至恫嚇、要挾與進行打擊的根據和資本。不少人都是在向黨交心中泄漏了自己內心的某些懷疑或不滿現實的瞬間想法，而把自己送上了反右派、反右傾運動的祭壇。

 

            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在接見北京大學聶元梓、夏劍豸等代表時，指責王任重個人以北京市委顧問名義去北大進行活動，“他實際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們搞一套。”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教育部“延安公社”、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等發起成立“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進駐“閻王殿”中宣部，貼出“打倒陶鑄！”“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大標語，並設立聯絡委員會辦公室。

            傍晚，中南海內造反派二三十人闖入劉少奇住處，勒令劉少奇、王光美站在走廊門口，進行批鬥，歷時四十餘分鐘。他們勒令劉少奇每天去懷仁堂看大字報。

            安徽造反派將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押至北京，遊街示眾。

            劉濤、劉允若以《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為題，寫成大字報，在清華大學和中南海職工食堂門口張貼，對他們的父親進行揭發。

            張春橋、姚文元電召王洪文於2日進京，本日晚在解放軍報社由聶元梓陪同接見王洪文、陳阿大等人，說：叫陳丕顯出來，“這件事我們商量過。”“陳丕顯一直不出來，應該拖他出來幕前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指示王洪文等人不要參與解決鐵路交通中斷問題，說：“你們一定不要管這些事”，“索性讓他出來表演一番”。“上海的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1967年1月將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資派奪權的歷史性時刻”。並告知“明天，作為上海奪權的先聲，文匯報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權”。而他與姚也將飛滬投入決戰。

            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與上海及外地駐滬革命造反派聯合奪得了文匯報社的領導權，接管了報社。

            南京兩派在江蘇飯店發生互斗，造反派重傷二百餘人。

 

1月4日

            下午四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穆欣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代表，公開指責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執行者，鼓勵造反者整理陶鑄的材料。參加會議的有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各院校的代表。人大、地質等院校聞訊後亦趕來參加。會後遊行隊伍到中南海西門。上萬群眾，情緒激昂，要求揪出陶鑄。直到五日清晨六時半，周恩來出來接見，答應研究大家的要求。七時許，群眾始離去。同時“揪出陶鑄”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北京街頭。在中央文革接見“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代表的同時，陶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安徽來京學生，對隔壁房間中正在籌劃的對他將採取的行動，一無所知。

隨着陶鑄、王任重被打倒後，中共中央書記處癱瘓，中央文革起而代之。

晚，有中國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參加的《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所屬各單位及其它革命組織的三千多人，到中宣部集會，一致要求把陶鑄揪出來批倒、批臭。並向全國發布了批陶呼籲書。    

  

            [按] 權延赤：《捅陶鑄致命一刀的人是誰？——女兒陶斯亮的回憶》(《愛我中華》第一期)一文載：陶鑄被整，罪名除“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中國第三號走資派”之外，更致命的是“叛徒”。這份材料是由陶鑄的親兄陶自強在陶鑄被揪出來以後，專案人員嚴刑威迫下所寫的。陶自強早年與陶鑄一同參加革命，同在一起作白區地下工作，又同一時期被捕，在國民黨的嚴刑威脅下叛變。解放前夕，陶自強率縣大隊起義，後任祁陽中學校長。文革中，又因“被打得受不住”，而寫了揭發陶鑄也是叛徒的材料，成為江青、康生致陶於死命的有力武器。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楊成武接見軍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隊文藝工作者，勸說停止明日召開的批判陳毅、葉劍英1月13日、29日講話的大會。江青指出：在軍內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就是任軍委文革組長的以劉志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康生打斷劉志堅的檢討，拍着桌子說：劉志堅，你不是什麼折中主義，你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內的代表，這個會要開，要批，要斗，就是要批你劉志堅。並誣指劉志堅是叛徒[1]。劉志堅從此被打倒，關押達七年又九個月。

下午，中央音樂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團”、“東方紅公社”‚中央戲劇學院“毛澤東主義戰鬥團”，中央樂團“井岡山革命造反團”和“首都東方紅紅衛兵聯合委員會”等單位共同發起召開“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於4日、5日連續兩天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會，三萬六千餘人參加。彭、羅、陸、楊被押至會場。劉仁、萬里、吳冷西、周揚、童大林、蕭向榮、梁必業、安子文、曾三及嚴慰冰 (陸定一妻) 、郝治平(羅瑞卿妻)陪斗。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接見全國來京串連的文藝、出版、體育、教師等群眾十餘萬人。江青講話，建議堅持徒步串連。周恩來宣布，中央文革委託江青起草一份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關於小學和體育界的文化革命，中央文革也起草了相應的規定。還告訴大家，毛澤東著作的印數要從去年的3000萬冊增加到今年的8000萬冊。他號召大家節約紙張，以便印出更多的毛著。

陳伯達、康生在人大會堂小禮堂將劉少奇講話材料交給蒯大富，囑咐好好組織批判。

中學紅衛兵組織與“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辯論大會。一些“聯動”成員從後台沖入會場，散發傳單，燃放鞭炮，強占麥克風，撕扯“三司”袖章。

毛澤東委派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調查員的身份飛赴上海，處理上海文化大革命所發生的問題。臨行前受到毛的召見。

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散發傳單題為《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是上海“工總司”等十一個造反派組織根據陳丕顯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由舒澤池(中央音樂學院學生，來滬串連)執筆起草，經陳丕顯修改後在次日的《文匯報》上發表的。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曾說：“很好，又是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人民日報》在9日轉載時加上了由毛澤東口授、王力筆錄的編者按：“隨着上海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被接管後的上海《文匯報》發表聲明，“決心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刀兩斷。”

                      

 1月5日

             凌晨，周恩來接見《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的代表，隨後，又接見了到會的全體成員，表示堅決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

陳伯達、聶榮臻在業餘航校體育館接見國防科委、軍醫大學、北航“紅旗”等造反派群眾，表彰北航“紅旗”“名譽不錯”，要好好保持。

由全國各地串連來京的工人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迎接工礦企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師大會”，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出席大會，指示：革命職工要打回老家去，徹底鬧革命。

首都造反派舉行示威遊行，憤怒聲討劉鄧陶。

大慶展覽館的工作人員召開“徹底批判大慶展覽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解放軍軍事測繪學院造反派封閉了全軍文革小組，揪鬥了劉志堅。

             張、姚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在上海接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張春橋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打倒。把整個社會中壞的東西該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過來。”

              上海《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接管了《解放日報》，發表《告讀者書》，“宣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解放日報》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報》誕生。”

 

1月初

              葉群將江騰蛟在鄭君里等家中所抄到的材料，在家中當着江青、謝富治的面，全部焚毀。

 

1月6日

             6、7、8數天之內，造反派陸續包圍中南海，要求揪斗劉少奇、鄧小平。

              由江青提名、毛澤東批准，任命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深夜二時，周恩來在中南海第二次接見“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代表以及“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十九個組織的代表，聽取了代表們揭發陶鑄問題的匯報和意見。他對大家說：陶鑄同志要檢查，首先要到黨中央常委去做檢查；希望大家把材料送上來。代表當即遞上很多材料，周恩來表示將負責把材料轉交中央文革小組。他還詢問了“批判陶鑄聯絡委員會”的組成及聯絡工作情況。

              周恩來兩次接見江蘇省負責人及南京赴京造反群眾，解決南京問題。

              王力、戚本禹在清華附中接見該校的一批所謂“老紅衛兵”，鼓勵他們有錯就改，“早日回到正確路線上來”。

              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16個單位召開“徹底打倒我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大會”。劉、鄧已被置於“走資派”這一敵對地位。在江青的慫恿下，清華大學學生假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遭車禍入院，誑騙王光美前往看視，乘機把王劫持至清華。在周恩來的干預下，王光美被迫寫了四點保證後放回。

              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指揮下，“工總司”組織了二萬群眾冒雪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批鬥陳丕顯、曹獲秋、魏文伯、楊西光、韓哲一、梁國斌。全市數百名局以上的幹部陪斗。大會發布了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

(一)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二)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批准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坦白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號通令

(一)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就柯慶施同志逝世後上海市委如何忠實貫徹劉少奇、鄧小平反動路線，以及陳丕顯、曹荻秋等與劉鄧修正主義司令部的黑關係等問題，向革命造反派徹底坦白交待。

(二)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未做出決定改組上海市委前，陳丕顯不准以任何藉口逃避責任，滑腳溜走。今後上海市委如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陳丕顯是問。

(三)以上兩項，如有違背，革命造反派有權採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動，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均由陳丕顯負完全的責任。

第三號通令

(一)責成大會服務團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報告中央，請示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

(二)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王一平、梁國斌，後補書記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須向上海人民老實交待，徹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組織如要他們交待問題，必須隨叫隨到，如有繼續頑抗，定予嚴懲不貸。

(三)夥同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韓哲一必須向造反派和革命群眾老實交待，徹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違抗，定予嚴懲。

(四)市委各書記、常委和各部委負責人，在上海市委改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崗位負責生產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不得消極怠工。在此期間，對黨對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繼續害黨害民，則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膽敢破壞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組織有權採取革命行動，其一切後果由破壞本通令者負責。

 張、姚兩人沒有參加大會，而是躲在興國路招待所里，觀看電視轉播的大會實況。

 根據張春橋的布置，徐景賢在會後將大會的發言稿和通令報送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姚文元寫成了《情況簡報》：

“上海開了十萬人大會，從上午10時到下午3時，有機關、工人、學生代表參加。中心口號：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陳、曹、魏、韓、馬、梁均到會。會後有通電、通令，不承認曹市長、市委書記。曹監督勞動，陳一周內交待自己罪行。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完全垮了。革命形勢大好。”

從此，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已完全癱瘓。黨、政大權已完全落入張、姚所操縱的造反派手中。

上海《文匯報》發表社論《革命造反有理萬歲》，《紅旗》1967年第2期立即轉載，並特加按語。

“聯動”第四次衝擊公安部，有人高喊“劉少奇萬歲”的口號。他們搗毀禮堂設備，放鞭炮，割電線，砸喇叭，書寫標語“活着干，死了算！”“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又湧進食堂，將幾十斤香腸和豬頭肉搶食一空。

 

 

1月7日

周恩來接見“批判陶鑄聯絡站”代表說：“現在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合適，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沒有討論。”

晚，周恩來接見七機部兩派代表，說：不要揪人，不僅譚震林、李富春副總理不能揪，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也不能揪。陶鑄同志也不能揪。劉鄧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還要保。

周恩來接見北京建工學院紅衛兵，他們是到中南海西門來，要求揪劉少奇的，周答覆，送大字報可以，要揪不行。

江青、陳伯達等接見新華社工作人員，指責陶鑄授意熊復，以換頭術，偽造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照。

 王力、戚本禹至北京紅衛醫院(安定醫院)接見以精神病被送至該院治療的陳里寧。陳里寧長期來多次寫材料揭發批判劉少奇，受到折磨。

陳里寧，湖南湘潭人。湘潭市政府幹部、黨員。1963年4月寫材料對劉少奇的言論提出懷疑，被認為患精神病，送醫院治療。出院後，又在11月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劉少奇的問題，寄省委書記張平化轉交，復被送入精神病院。1964年7月又因懷疑劉少奇，受到批判。他先後寫了三十餘封信給毛、周等中央領導。12月，復被送入精神病院。1965年1月，被逮捕，反覆審訊，倍受摧殘。10月，復至京入院醫治。1967年1月，由於王力、戚本禹的干預，陳成為反劉少奇的英雄，天津話劇院以陳為原型寫成劇本，王力命名為《新時代的狂人》。在京津多次上映，頓時名噪一時。

 

 北京市召開批判劉、鄧、陶反動路線大會。

 

1月8日

 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宣布中央各部要改組，宣傳組由王力負責。並充分肯定上海兩報的奪權行動。他說：

《文匯報》五日《急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可以轉載，電台可以廣播。內部造反很好，過幾天可以綜合報導。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很多報，依我說，封了好。但報總是要出的，問題是由什麼人出。《文匯報》、《解放報》改版好。這兩張報一出來，一定會影響華東、全國各省市。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六·一《人民日報》奪了權，中央派了工作組，發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不同意《人民日報》另起爐灶，但要奪權。

很多事宣傳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陳伯達)我都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的是上海市的問題，是全國性的。

 

 毛澤東關於陶鑄問題的指示：

 陶鑄的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了就解決了。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上，在報紙上和電視裡，照片有劉鄧的鏡頭，是陶鑄要排的。(有人插話：陶鑄到處開空頭支票，每次接見都講，來京想見毛主席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會見你們的，今年不見，明年一定會見。用這個來將主席的軍，搞兩面手法，自己落好。)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門。教育部管不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插話：陶鑄非常壞，新華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張照片，有五個人：毛主席、劉少奇、鄧小平……鄧小平的身子是陳毅的，把陳毅的頭割掉，換上鄧小平的頭。)在中南局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假的，沒這回事，樹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們開會能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

 

[按]　席宣《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探討》(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五期)記58年成都會議，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柯慶施發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兩個月以後，柯遂在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考同時附合的還有陶鑄，申言“對主席就是要迷信。”謂陶之超擢純出鄧小平之薦，恐非其實。且其時鄧早已見嫌於毛，陶若非毛所見重，鄧雖有薦，亦難入毛的耳。據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記，陶以曾頂撞劉少奇而著名，毛之任陶，蓋取其與劉有夙嫌耳。

 

毛澤東講話，對上海“一月風暴”高度評價和支持：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2]

中共中央制定《關於黨政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

《意見》說：黨政機關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徹底改革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規章制度和思想作風。例如：官僚主義、老爺作風、機構臃腫、級別制度等等。革命幹部對於任何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能無條件接受，而應當進行抵制。機關幹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種群眾性的革命組織。各種革命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是否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由他們自己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應該允許革命幹部在本機關、本地區以及同一業務系統範圍內進行革命串連，在奪權的單位或者領導癱瘓的單位，要打破級別限制，用群眾推選和上級批准相結合的辦法，把那些擁護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幹勁的幹部選拔到臨時的領導班子裡來。《意見》最後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把各級黨政機關辦成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宣布關鋒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同時任命王力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汪東興在人大會堂接見農林口部分師生及人民大學紅衛兵。周恩來講話，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要批判陶鑄同志繼續執行的反動路線，這是對的。但不要揪他們，要黨內批判。江青代表毛主席問大家好。說：鬥爭的鋒芒，應該比較準確地針對着一小撮制定這條路線的人及死不回頭、執行這條路線的人。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戚本禹接見赴中南海揪陶鑄、譚震林的紅衛兵。周講話：要批判是對的，我勸大家不要揪。我們不同意你們的做法，不用揪的辦法。我處理四次沖中南海的問題了，無論如何，要守紀律。

周恩來接見北京石油學院造反師生及石油系統的群眾，表示支持他們批判石油部黨組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指出余秋里前幾年基本上執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線。

 陳伯達打電話給躲避在昆明市郊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指責他膽小，害怕群眾，“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閻紅彥被逼自殺身亡。

 戚本禹在人大會堂接見“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等單位62名代表。說“要把目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十七年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繫起來。實際上從1945年以來，從七大以來，就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蕭望東的文化部還是舊文化部。

 戚本禹在國防部接見測繪學校、技術工程學院“革命造反團”時重申劉、鄧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受江青的委託，關鋒找山西劉格平談話，面授機宜。劉格平即日返回太原，貼出揭發省委的大字報。

 《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編輯部文章《為什麼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聯合在一起瘋狂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唯一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國家和政黨。

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家被抄。廖是賀龍的外甥。

上海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了全市鐵路、海港、長江航運及郵電部門的權。張春橋說：火線指揮部可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了市人委。接着，又成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造反組織聯絡站”，以取代公安與市委的權力。

上海“工總司”二兵團頭頭耿金章在錦江飯店九樓主持開會，會議中心議題是：緊急剎住經濟主義風。到會的共有35個造反組織的代表。陳丕顯代表上海市委也出席了會議。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均拒絕參加。會議決定由朱永嘉起草《緊急通告》，簽字者共32個造反派組織，陳丕顯也簽了字，表示支持。張、姚、王均表反對。

《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評述上海革命形勢。

  

1月9日

毛澤東講話，論機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機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僅僅有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沒有機關幹部起來，積極投入到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的問題，就是依靠機關來揭露。

經毛澤東批准，林彪在他主持的軍委碰頭會上，攻擊賀龍是“土匪”。在林彪、江青的煽動下，賀龍家在年初被抄，夫婦二人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藏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

中央文革決定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和華僑補習學校為軍訓試點學校。2月10日，解放軍軍訓人員進入諸校。

周恩來、謝富治在人大會堂接見全國公安、檢察、法院來京人員，謝富治講話說：我們正在醞釀關於加強保衛文化大革命的六條，並念了《六條》的草稿。他號召全國政法戰線立即行動起來，向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劉少奇、鄧小平開火！

在工礦企業座談會上，江青講話，說：現在同志們要奪權。現在是革命工人大聯合，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陳伯達講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奪權的革命鬥爭。半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群眾的奪權鬥爭做了思想準備。凡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統治的地方就要把權奪過來。凡是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壟斷的，都要把權奪過來。

陳伯達接見新華社群眾，宣布改組新華社，王唯真任副社長。

王力在新華社講話：目前形勢很好，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揪出了陶鑄。把陶鑄的蓋子一揭，機關的文化大革命起來了，過去是一塊大石頭壓着。他攻擊陶鑄一貫忠實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鄧倒台後，仍千方百計執行並阻止批判反動路線，還反對提“反動路線”一詞。

王力向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革命造反團成員，說：《告上海人民書》和《人民日報》按語，“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北京農大師生，說：從七大以來，就有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

工交系統造反派組織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薄一波大會。

“聯動”第五次沖公安部，呼口號“打倒江青”，“保衛劉少奇”，“誰反對劉少奇就砸爛他的狗頭”。

《人民日報》轉載《急告全市人民書》，把標題改作《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加上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編者按語。

《人民日報》轉載《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語(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隨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接見“紅革會”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最新指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在這些階級鬥爭中，中央要抓重點：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東北。”“上海的革命學生起來了，革命工人起來了，革命機關幹部起來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工總司”等32個造反組織的《緊急通告》在《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其中突出反對經濟主義，作出十條規定，“責令市委、公安局照此執行”。《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在12日重新發表《緊急通告》時，都加了編者按，表示“全力支持”，“最堅決的支持”。

 

1月10日

毛澤東對《緊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作批示，認為“此兩件很好”，要中央文革小組替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

 

 [按]　據葉永烈《王洪文興衰錄》，這份傳單是上海工人返滬第二兵團司令耿金章主持，朱永嘉[3]起草，且得到陳丕顯的支持與同意草成的。張春橋當時以為已有《急告全市人民書》，不需再有此《緊急通告》，頗以朱永嘉為多事。王洪文亦因耿之第二兵團與工總司並列而不滿。然毛澤東因看中其中反經濟主義這一點，大加稱許，故一時身價倍增。張、王亦轉而攫此以為自己的功績。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高校造反派組織。陳伯達講話，說陶鑄揪出來後，是不是除了陶鑄就沒有旁的了呢？至少還有個別一、二個吧！江青講話中說，當前走資派大搞經濟主義，破壞文化革命。造反派內把鬥爭鋒芒指向一批有錯誤、但作了檢查、堅持工作的老同志和軍隊，必須防止。江青在講話中說：“桃園三結義是彭真、林楓、呂正操反對林彪副統帥的反革命小集團”。  呂正操家隨即被抄。

周恩來在中南海對鐵路系統院校師生職工講話，說：“丟開業務，光搞革命，那不是落空了嗎？拋棄業務，怎麼搞好革命？”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在人大會堂西小禮堂接見有關單位的造反派代表，介紹上海的經驗(反經濟主義)。江青說：王震不好。謝富治原是鄧小平的部下，但他是第一個揭發鄧小平的。

康生在高級黨校大吹他十年來與楊獻珍進行的十次原則性鬥爭。他說：“說劉少奇是全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你們黨校對全國的貢獻。”“劉少奇有一種理論，總起來就是唯生產力論。”

根據江青的指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關鋒寫成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報告，送林彪審批。林彪親批：“完全同意”。

戚本禹對總政文工團部分團員談話：紅衛兵小將查出安子文叛黨。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

北京新華書店和運輸公司聯合行動，在天安門廣場火燒所存的劉少奇、鄧小平畫像。並向全國新華書店發出通告，各地紛紛響應。

黑龍江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等組織組成省委和機關接管委員會，進行了奪權。

《人民日報》發表北師大紅衛兵批判孔子的文章。

 

1月上旬

中國科技大學“雄獅”在西單附近貼出《中央文革往何處去？》的大字報。北大附中“紅旗”在北大貼出“誰說青山不老？誰說三司不倒？我們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倒！”的大標語。在北太平莊出現“敢替譚力夫翻案”的標語。

 

1月11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名單如下：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組員王宏坤、余立金、劉華清、唐平鑄、胡痴、葉群、王蜂、和谷岩、張濤。小組成員名單是由江青擬就的。下設秘書組、簡報組、機關組、院校組和聯絡站。辦公地點在三座門。林彪指示，全軍文革屬軍委和中央文革的雙重領導，主要是中央文革領導。有事先請示中央文革，再報林彪。

毛澤東委託林彪，在政治局與中央文革出席的會議上討論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人民日報》在12日公開發表)。這個文件將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共中央等並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了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的權力機構，正式取代了書記處。毛澤東甚至說：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以後的文件都以類似的形式發布執行。《人民日報》與《紅旗》並分別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對上海的奪權表示支持。

在此前後，林彪說“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對領導幹部“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張春橋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從基層到中央，黨權、政權、財權、文權以及其它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反對所謂經濟主義的通知。

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禁止“一小撮走資派”煽動工人農民入城，包圍銀行，強行提款。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通知》說：

“我們的廣播電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同那些控制廣播電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鬥爭，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中央決定，凡是發生這樣情況的廣播電台，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制，停止編輯和播送本地節目，只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

晚，“聯動”第六次衝擊公安部，“聯動”及親聯動分子數千人集聚天安門，向公安部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無條件釋放被捕人員，受到鎮壓。

中國科技大學“雄獅”貼出《中央文革向何處去？》、《分歧在哪裡？》的大字報，師大附中貼出《嚴重違反16條的現象——評12月份以來的抓人現象》，攻擊中央文革。晚，“雄獅”組織被抄。15日其頭目被捕。清華大學連續貼出《康生與總理》、《康生同志，我們懷疑你》等大字報。

“捍衛團”頭目時傳祥、張百發再次被遊街示眾。

揪斗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大會在北京體育館召開。

上海“紅三司”接管上海公安局及各分局。

           

1月12日

《人民日報》轉載《緊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二文。

《人民日報》、《紅旗》聯合發表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對一些地區、單位領導人，屈於壓力，增加工資福利、濫發經費、物資、票證等現象，指為走資派拉攏腐蝕群眾、破壞運動的行動，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聯動”為非法組織，責令其成員到公安局自首登記。

 周恩來在中央、國務院、北京市接待人員會議上講話：

“有些地方、部門，過去推行劉鄧反動路線時強調生產，反對革命。因此，群眾一起來就斗群眾，圍攻群眾，錯打群眾。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廣大革命群眾要衝破……，各地的領導總想維持他們的舊秩序，於是抗拒抵制……第一個時期是怕群眾，第二個時期是躲避群眾。到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躲不起來了，於是就癱瘓起來，什麼都承認，一反過去，藉口革命而破壞生產、放棄生產……大搞經濟主義。”

江青到新華社，指責熊復在照片上“弄虛作假”，在全國起了極惡劣影響。他的入黨也極有問題。

戚本禹煽動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造反派闖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朱德在中南海的住所，進行揪斗，朱德不在家，造反派揪鬥了康克清。

王力、關鋒在政協禮堂接見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及北京四清工作團部分團員。呼籲北航“紅旗”及地院“東方紅”學習上海經驗。批評四清工作團團員因劉建勛、解學恭支持造反派而來中南海抓他們兩人。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北京財經學院“8·8”戰鬥隊及其它十餘所院校的造反派聯合組成“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下鄉聯絡組”，師生紛紛下廠下鄉。

上海召開有數十萬人參加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參加。這是他們1月4日回滬後，第一次公開露面。張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並引述了毛的話：“上海很有希望，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各方面都起來了。上海搞好了，就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的倡議書》，同時向毛澤東發出了致敬電，輸忠頌聖。

以第十三冶金公司焊工楊承效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決死縱隊”聯合造反派成立“山西省革命造反總部”，宣布奪省委權。

青海“8·18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等造反派組織衝擊青海日報社。

 

1月13日

深夜，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找毛澤東談話，鄭重地向毛提出自己經過反覆考慮的要求：(1)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2)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沉吟不語，只是建議劉認真讀幾本書，還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論》與狄德羅的《機械人》。臨送行時，囑咐：“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發(67)19號文件《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它把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形勢大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須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採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為此，特規定：

(一)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三)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一般的，由黨政領導和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批判教育。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

(四)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它手段，散布反動言論，一般的，由革命群眾同他們進行鬥爭。嚴重的，公安部門要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及時進行調查，必要時，酌情處理。

(六)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以上規定，要向廣大群眾宣傳，號召革命群眾協助和監督公安機關執行職務，維護革命秩序，保證公安機關人員能正常執行職務。

這個規定可在城鄉廣泛張貼。

                                                  中共中央

                                                  國 務 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按]　關於六條出籠的經過，請參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92頁。據王力《反思錄》，它是在1966年12月就開始搞，是毛親自提出的。六條規定反對毛、林者為反革命，後來實際上擴大為凡不滿江青、陳伯達、康生乃至王力、戚本禹等的言行，均以反革命論處。多少人因此而無辜陷罪，甚至冤死無告。

 

周恩來在鐵道部門“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上講話，號召反對經濟主義。

 徐向前、江青、關鋒接見空軍機關院校革命群眾代表。關鋒講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重要的就是從他們手裡奪權。只有奪權，才能鬥倒、鬥垮、斗臭他們。”會上，關鋒等一致指名攻擊劉震、成鈞、何廷一為空軍司令部的走資派，企圖奪吳法憲的權。

 周恩來電話指示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不能抄賀龍的家。

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說：“林彪要請江青講話保你，要打倒劉震、成鈞、何廷一。”並催促他快點寫材料。吳法憲立即寫出材料交給葉群，誣告劉震、成鈞搞“地下活動”，又打電話給林彪辦公室，誣告何廷一搞“政變”。

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化名蕭力)在解放軍報社貼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指出幾個月來，軍報在劉志堅反動路線的直接影響下，一直脫離文化革命和兩條路線鬥爭，而胡痴、谷岩、宋璋卻宣布奪了報社的權，準備發布《告全軍戰士書》。在中央文革支持下，15日胡痴以反黨陰謀被揪斗。

上海游鬥了陳丕顯。卡車上掛着“打倒經濟主義的罪魁禍首陳丕顯”的大字標語。

 

1月14日

周恩來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並講話。一月中，由周恩來擬出名單，經毛澤東批准，將一批大區中央局書記、省市委書記二十餘人接到北京，以資保護。其中有宋任窮、張平化、江華、江渭清等。

周恩來遵林彪之命，在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時講話，給他們做思想工作。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提出“在我們軍隊裡，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社論認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的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 。從此，“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迅速風行。

 文化部揪斗部長蕭望東。

 首都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大會”。

 在陳伯達煽動下，北京街頭貼出“打倒蕭華”的大標語。

 王洪文勒令曹荻秋跪在車上，在全市遊街。

 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奉江青旨意勾結地方各造反派組織聯合行動奪權。隨即以向造反派表態支持的戲法，跳到前台，成為山西省的革命領導幹部。本日發表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原省委第一書記衛恆，自1月12日夜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關押、看管。衛恆於1月29日夜間自殺身亡。

 

[按]　劉格平1936年被國民黨逮捕，囚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草籃子監獄)。同時被囚的還有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多人。安子文等均奉中央通知，履行悔過手續而遭釋放，此即所謂劉少奇包庇的大叛徒集團一案。當時，惟劉格平拒絕履行悔過手續，後來才被釋放。1966年12月，江青了解這一案件，對劉格平特加賞識，於是把他調來北京。上海奪權後，即授意他立即返山西進行奪權。劉在1月8日回到山西，9日聯合劉貫一等五人貼出揭發省委的大字報，並迅速與造反派勾結，於12日晚一舉奪權。中央文革立即予以承認。劉與山東的王效禹，同是繼上海奪權之後，在中央文革直接指使下最早起來奪權的地方領導。

 

65年被貶黜在河南洛陽機械廠掛名副廠長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被揪至西安批鬥(習曾任西北局書記)。習寫信給毛澤東，毛復函：“仲勛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指李建彤的《劉志丹》一書)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指“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周恩來於是把習接來北京，由北京衛戍區監護，習得以安然度過運動。

 

1月15日

北京和各地在京的150個單位的造反派，召開“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陳伯達在會上提出：各單位奪權可採取群眾代表監督的方式、採取開聯席會議的方式進行管理，不要搞小團體主義。

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被揪斗。

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副部長武競天在天安門被揪斗。

北京街頭第一次出現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然根據毛的指示，次日即被揭去[4]。

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造反派“聯隊”抄查了民委和政協的檔案。

“二司”及“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主持，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王力等出席。陳伯達講了話。

上海市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與耿金章的第二兵團，聯合其它九個造反組織進占康平路市委大樓，宣布對上海市委、市人委奪權，任命張春橋為新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為第二書記兼副市長。在張春橋的威脅下，耿金章旋即宣布退出，奪權流產。

西安造反派揪鬥了西北局書記劉瀾濤。

 

1月16日

毛澤東在中央碰頭會上討論奪權問題，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決定：“奪權鬥爭需要進行三結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要有解放軍的代表，還要有革命領導幹部。” 

周恩來在深夜給劉少奇最後一個電話，囑咐“要經得起考驗”。

《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全面總結上海奪權鬥爭的經驗，轉述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它是經過毛親予審定的，是對造反派在全國全面奪權的公開號召。《人民日報》同日進行轉載。

 周恩來在接見全國石油系統“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代表時說：現在要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動總攻擊，奪權的問題就提出來了。奪權問題很複雜，現在多數單位的奪權是準備不足。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權，對生產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陳伯達、江青在接見聶元梓等時指出：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在北大搞，他和劉志堅一起搞了許多鬼名堂。江青還說：北大的風格不是“過”了，而是太溫了。

 王力、穆欣在新華社接見山西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目前運動的重要問題是要工人起來，上海經驗標誌在一個市範圍內向資產階級奪權。奪權一定要聯合。要把領導權奪過來，還要以革命機關幹部為主。

北京日報社革命造反委員會在北師大“井岡山”、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等組織支持下奪權。而同時北航“紅旗”、北大“紅旗兵團”等組織亦進駐北京日報社，與報社內的另一對立組織結合，宣布奪權，並控制了印刷廠，自行編發報紙。雙方相互指責、爭奪。經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北京日報》停刊。北師大“井岡山”等組織到2月5日始撤離該社。

 煤炭、石油、衛生等部被奪權。

 北京第一機床廠、第二機床廠、內燃機總廠、光華木材廠、郵票廠等單位連日來紛紛舉行座談會，揭露經濟主義，批判走資派耍花招，撂擔子，撒手不管、破壞生產的陰謀。

上海“工總司”、上海“農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籌委會”等27單位發表第二次告上海人民書《堅決支持革命農民運動，徹底摧毀反革命經濟主義》。

在原黑龍江省委書記潘復生、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的支持下，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等23個單位成立“聯合總部”，發表了《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省、市黨政大權的公告》，歐陽欽、李范五被打倒。

廣東全省革命派大聯合(“省革聯”)向省委發出最後通牒，把權力交予造反派。

 

1月17日

 林彪覆信解放軍報社蕭力(即李訥)等人，支持他們批判社內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封信並由毛澤東親予批示。

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關於各級公安部門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說：

公安機關過去的某些規定，如中央批轉公安部黨組的四條、特別是其中的第一條，民警和勞改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經同目前形勢不相適應，應該立即作廢。各級公安機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這些規定的約束，而應當根據《人民日報》《紅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論、紅旗評論員一月十六日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的精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和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動(包括奪權“接管”)，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公安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大中院校、軍隊系統、中央機關造反派代表，聽取大家的意見。周恩來講話，說“奪權主要是奪領導權(包括人權、財權)，業務上是監督。”江青當面駁辯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陳伯達、江青、王、關、戚到廣播事業局接見全體成員。江青講話，報告毛澤東很健康。她說：你們應出題目，天天叫丁萊夫(局長)交待。把敵人丟在一邊，讓他睡大覺，休養，就不太狠。

人民日報社召開批判唐平鑄的大會，陳伯達、王力、關鋒在下午趕來參加。陳伯達講話：說你們造唐平鑄的反很對。唐平鑄到陶鑄那裡去了。關鋒插話：《人民日報》有陳伯達的無產階級路線和陶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伯達指定《人民日報》今後由王力、關鋒負責與中央文革聯繫。

 戚本禹在接見工人造反派代表時說：你們奪權，還定什麼框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就應該奪。他在與北航、地院的造反組織談話中，說：北京的運動已經不如上海，我們感到慚愧。上海左派組織聯合起來奪權，可北京左派還鬧分歧。

王力、關鋒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山西革命群眾，相繼講話：要求趁上海奪權的東風，進行奪權。你們可以依自己的意見改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名單。一句話：要奪權。

謝富治對公安幹部講話指出：鬥爭已發展到接管和奪權新階段。今天北京市公安局為政法公社所接管，“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連日以來，清華、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院校紛紛查抄“聯動”據點，拘捕其頭目。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學生趙戰平、鄒平等三人正式被捕。

農業部保守組織“延安兵團”宣布奪權。代部長江一真簽字承認，被認為假奪權。“井岡山”、“紅旗”等造反派則串連所屬機關及農大、農機等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成立“監督委員會”，予以抵制。

由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的“首都打倒經濟主義聯合指揮部”發出緊急通令，認為經濟主義，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催化劑，是敵人對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指示的政治陰謀，我們要堅決反對，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水利部奪權。

北京郵電學院造反群眾揪斗胡喬木。

山東青島市長王效禹讓康生之子張子石等來北京向陳伯達、康生、王力匯報，進行勾結。

張春橋又一次傳達毛澤東的四點指示：

一、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紅旗》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展開全面的階級鬥爭。

二、 要抓住四個重點：北京、上海、天津、東北。責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團結多數‚造反派隊伍要超過一倍以上。

三、             上海很有希望，許多學生、工人、幹部、機關幹部起來了，這是當前文化革命的形勢。

四、             紅衛兵要向解放軍學習，一定要樸素。

張春橋還說：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時說：祝你們明年過好社會主義關。

 

1月18日

周恩來約請李富春、江青與賀龍談話，江青拒絕參加。造反派組織宣傳車開到中南海牆外，高喊“打倒賀龍”的口號。周恩來向賀龍表示住中南海已無法保證安全，“另外給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

中南海內造反派切斷劉少奇住處電話線，斷絕其與政治局的聯繫。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召集部分工礦企業代表及學生代表座談。周表示：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們要急起猛追。鐵道部已奪了呂正操的權。今晚已有30多個單位到北京市委奪權去了。北京的幾所綜合大學在奪權中要下大力量，要起主要作用。陳伯達說：我們同資產階級奪權是解放後奪權的繼續。     

全軍文革小組長徐向前談海軍問題：海軍政委蘇振華是鄧小平安插在海軍的釘子。海軍文革改組，以蕭勁光為組長，王洪坤為副組長，李作鵬為常務秘書長。北京部隊政委廖漢生是賀龍的親信(外甥)。

中共中央通報各地黨委，表揚天津建築材料公司“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隊”上繳附加工資。

    周恩來、劉寧一對工資問題作緊急指示：

1．                      臨時工、合同工現在制度不變，因為生產需要，行業需要。如果改成固定工，工資勢必提高，

工資提高后對農民有很大影響。並按主席給林彪同志的信辦。

2．                      學徒工制度從長遠看，可改為半工半讀，但是現在不變。

3．                      關於精簡人員能不能復工、復職，今後按生產需要可由勞動部門介紹。

4．                      工資和工資標準問題，未經中央批准以前，一律不動。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準的，

應向他們鬥爭。

5．                      各種補發工資問題。以前沒按有關規定執行的，可以經企業和群眾討論並報上級，按照規定執行，以前錯了的一律不補。如果過去執行錯了的，有關領導挑擔子，向群眾檢討承認錯誤。

6．                      各種獎金問題……(不清)。

全國各系統中第一個聯合起來的財貿系統的革命造反派十萬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反對經濟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誓師大會。周恩來、李先念出席。周恩來代表毛澤東、林彪向全體革命造反派戰士表示親切慰問。大會宣讀了給毛的致敬電和《緊急通電》。

光明日報社造反派及中央財經學院“八·八戰鬥隊”、清華大學“井岡山”揪斗穆欣夫婦。

教育部、外交部聯合向中國駐外使館發出《關於國外留學生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

北京一些群眾組織發布打擊經濟主義的第二號緊急通告。

天津市“工農學聯合戰鬥團”、天津市“榮復轉退戰鬥兵團”劫走解學恭、胡昭衡、趙武成、閻達開等市書記處書記五人，秘密囚禁。中央對這類全國性的聯合組織拒絕承認。

 

1月19日

中央發布關於保護糧食物資倉庫和監獄等的規定。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說：“從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裡，從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把被他們篡奪了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回來，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勇敢地承擔起來的戰鬥任務。”(至2月中旬，毛指示，不要再提奪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

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在北京體育館接見安徽革命造反派和其它組織代表。周表示支持對李葆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周提出：以告狀串連為名，出外閒逛，妨礙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反對經濟主義。不贊成組成全國性組織。最近發現“全國工農兵紅色奪權總部”、“全國工農紅旗軍”兩個反動組織，原來的“西糾”的一些人組成了“革命造反聯合行動委員會”，陝西省又有“紅色恐怖隊”，必須鎮壓。

下午，在京西賓館舉行軍委碰頭會，就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在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元老派與文革派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之間發生激烈爭論，僵持不下。文革派認為軍隊應與地方一樣，開展“四大”，不能特殊。葉群用準備好的稿子，突然發起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攻擊。江、陳聲言：已決定於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判蕭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會後將會議情況向軍區單位進行了傳達。軍區所屬的戰友文工團與總政歌舞團的造反派立即前往揪蕭華，蕭華從後門走脫，其家被抄。經葉劍英告毛澤東求免，於是當晚大會改為批鬥彭真、羅瑞卿，劉志堅陪斗。周恩來曾命準備直升飛機，必要時營救被斗者。當時北京各大院校造反派分為以北京航空學院為首的天派及以北京地質學院為首的地派。當天的大會為天派所組織，遭到地派的衝擊，在混亂中散會。

晚，紅衛兵強烈要求揪斗陳毅，包圍人大會堂，其代表與周恩來辯論達15小時。周堅持拒絕。

康生、王力、關鋒在接見青島造反派(其中有康生之子張子石)時，康生作了長篇講話，談到關於兩條路線的鬥爭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它從建國時即已存在。表現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砍合作社，右派進攻直至62年《海瑞罷官》的出現等。文化革命就一定意義上講，又是“整干”運動，每個幹部都要整整、觸及靈魂。他極力鼓勵青島接管，因為它有個好條件，就是有個王效禹。

李富春在團中央革命造反團奪權大會上講話，肯定團中央奪權是革命行動。

文化部奪權。

凌晨三時，周恩來派楊德中和負責賀龍警衛工作的楊青成護送賀龍夫婦到北京近郊山區。為了安全，周恩來特意安排中途換車，並不讓帶工作人員，以便嚴格保守秘密。

“首都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派人到廣州設立辦事處，在中南地區就陶鑄問題進行調查和宣傳工作。

“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第一次籌備會議召開。共38個組織參加(“二兵團”、“紅革會”未參加)，由姚文元起草的向中央的報告中說：

“在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人的破壞活動中，各單位普遍展開了奪權鬥爭，革命左派用各種形式的大聯合，把領導權奪到了自己手裡。這個革命行動，是推進生產前進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眾的許多新創造，實際上已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把過去的部長、局長、處長、科長……龐大的官僚機構，一掃而光。這就使革命大大推進了一步。”“聯絡總站成立，目前已實際行使着政權的作用。”

北京以新北大為首的一些學校的造反派組織與中央各部委機關內的造反者勾結，紛紛開進高教部、中宣部、文化部、華北局、團中央等單位，進行奪權。因中央文革進行了批評，始各行撤回。

造反派包圍“聯動”所在的石油學院附中，公安局逮捕其成員任志明、馬曉軍等。

 

1月20日

上午，軍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召開，因蕭華被抄家一事，元老派嚴厲指責文革派，葉劍英拍案大罵。陳、康、江等集體退出會場。此即所謂“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委會議的參加者。楊得志等紛紛匯報各地軍區受造反派衝擊情況。會議結束時，毛心事重重的說：“你們不要匯報了，要說的，我全曉得了。”

陳伯達在下午兩次緊急電話指示：《解放軍報》只能由本單位革命派自己解決，外單位不能衝擊。

王力在北京工人俱樂部接見上海工人時講話：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階級經驗總結、提高，歸結到一點就是奪權。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聯合廣大的革命群眾，向走資派奪權，向堅持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奪權。

財政部奪權。

北航"紅旗’’等組織扣押北京副市長吳德，聲稱奪權。陳伯達、江青電示：考慮組織北京市工農兵革命師生代表會，組織市人民政府。遷因各派矛盾流產。

下午，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清華“井岡山”等組織衝擊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求改名為紅衛兵廣播台。中央文革派王力勸阻。

 

1月21日

毛澤東致林彪信：“林彪同志：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請酌處。                                         毛澤東　  一月二十一日

又及：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       

林彪批：“完全贊成主席的方針，全軍必須堅決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向前、劍英同志速將主席批示轉發全軍照辦。”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按]　此信是批在安徽省軍區關於可否派出部隊警衛群眾組織召開的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的請示報告上的。根據毛的這一指示，發布了軍隊支左的決定。執行三支(支工、支農、支左)兩軍(軍訓、軍管)任務。實行軍訓始自1966年12月31日的通知，軍管始於1月11日關於廣播台的通知。各地軍區因收存省黨委轉移的材料及隱藏被追捕的省領導人，屢受造反派的衝擊，故毛說軍隊早已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林彪關於部隊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口頭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間不能調和折衷，搞折衷實際上是反動路線。

周恩來傳達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指示：

一、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

二、老幹部多數到現在對文化大革命還不理解，多數靠吃老本。過去有功勞，要很好地在這次運動中鍛煉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勞，要堅決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堅決支持左派，然後在左派的接管和監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關於奪權，報紙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細緻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或者受限制。奪來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判定，奪權後報國務院同意。

   四、奪權後的老幹部和新幹部要共同搞好業務，保守國家機密。

 

    [按]　根據毛澤東對軍委擴大會議的指示，所有全國各級政權，必須全面進行奪權，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誰是革命派？要等到運動後期再定性。根據這一邏輯，下面的群眾組織，凡是主張打倒各級領導，進行奪權的，都是革命左派，否則為保守組織。但是實際的情況卻遠為複雜難分。通常各級領導中也多分裂為對立的兩幫，各受一部分群眾組織的支持，都稱自己忠於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指責對方是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央對這些幹部的性質尚不清楚，因而對支持他們的對立兩派群眾組織究竟誰是革？誰是保？就更是糊塗難辨。譬如，解放軍總後勤部的邱會作，人品極為卑劣，受到群眾的反對和鬥爭。然而，因為他是林彪線上的人物，葉群親自出馬保護。一夜之間，他便成了小節無礙的革命領導幹部，而堅持打倒他的群眾組織便成了反動幫派。又如湖南的群眾組織“湘江風雷”，中央文革原定為反動組織，後來又改封為革命左派。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間接操縱下，運動更顯得紛繁複雜，當時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流傳一首順口溜：“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在如此紛紜的情況下，毛命令軍隊介入地方，進行支左。軍隊從它傳統的認識出發，支的恰恰不是文革派的左即造反派，而是保。正如王年一所述除極個別大軍區外，多數大軍區經過短時間的考察、猶豫，都支持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復員轉業軍人多的、勞動模範多的、比較遵守紀律的、擁護軍隊的一派。這一派一般來說是人數多的大派，是造反精神比較不強，甚至保護某些走資派的造反派，正是被與之對立的、造反精神很強的、激進的造反派所稱之保守派。多數大軍區支持這樣的一派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一派具有遵守軍委《八條》，黨團員多，擁護軍隊等等條件。(《大動亂的年代》第200頁)軍隊支左恰恰成了軍隊支“保”，把已經十分混亂的運動進而推向更大的災難和破壞。“保”的一派有了槍桿子的撐腰，更加肆無忌憚；而造反派因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也有恃無恐。於是全國各地兩派武鬥紛起，並且有軍隊直接支持，發展為大規模長期的內戰。

 

周恩來在人大會堂接見各軍兵種機關、院校、科研等三十七個單位的四清工作隊員代表時講話。肯定了四清運動的積極成果，北京的四清雖有彭真的干擾，也不宜完全否定。

中央高級黨校“紅戰團”貼出炮打康生的大字報，該團與清華“井岡山”、天津大學“八·一三”、北京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共同成立了“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起草公告。

煤炭部發生第二次奪權。

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被軍區造反派揪斗。

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在招待所投井自殺，隨之其家連續三次被抄。

北京以中學紅衛兵為主，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着，“聯動”設在北京一O一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師範大學附中、人民大學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的據點先後被搗毀，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聯動”勢力也先後被鎮壓，頭目被捕。

 

1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文章號召，革命造反派實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陪同阿爾巴尼亞來賓參加外地來京群眾大會。周恩來講話：當前主要戰鬥任務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手裡奪權。各地走資派大搞經濟主義：發錢、發糧票、發車票，鼓動人們來北京，把矛盾上交。周總結了上海奪權經驗：(1)必須實現革命派大聯合；(2)接管必須以本單位為主體；(3)在革命群眾監督下，能夠工作的人都應照常工作。他動員大家回去鬧革命。對軍隊不能奪權。對“中國紅旗軍”、“湖南糾察隊”、“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工農兵紅色政權保衛軍”等反動組織，必須鎮壓。

周恩來在全國各地來京造反派代表會上指出：有些單位不能采奪權的形式，如軍隊、戰備工作部門等。

張春橋在上海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從基層到中央，黨權、政權、財權、文權以及其它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受造反派毒打，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慘死。遺體上有三十二處傷痕，頸部有多處血洞。

“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公告。陳伯達在本日凌晨兩次打電話給蒯大富，命清華“井岡山”退出該組織。並命對校內貼出攻擊康的大字報進行反擊。

“上三司”進占康平路，宣布奪上海市委的權。張春橋指使王洪文率工總司威逼撤去，上海第二次奪權迅速破產。

山東省青島市在王效禹領導下，進行奪權，以“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名義發布第一號通令。

江蘇發生奪權事件。

以中山大學“紅旗”為主的“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在廣東奪權，省委在他們的監督下繼續處理日常工作。周恩來4月18日在廣州說：“1·22奪權成為一個秘密奪權。兩個學校組織，一個機關組織，一個工人組織，一個珠影，四個外地組織，共九個組織。奪權成了談判，把趙(紫陽)等叫到中大，要印給印，這是不可仿效的。奪了權，掌不了權，癱瘓了，所以中央決定實行軍管。”

 

1月22日、23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與首都院校師生連續兩次舉行座談會。江青表示，對蒯大富的清華“井岡山”與黨校“紅戰團”調查康生材料感到震驚。我們是共過患難的，現在聯合不起來，她要求學生與工農結合。陳伯達指責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風頭主義。你奪權，我也奪，奪來奪去，形成內部鬥爭。

 

1月23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從此，軍隊開始正式介入地方。

《決定》指出我軍全體指戰員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它違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廢。

(二)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鬥爭。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

(三)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

(四)重申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軍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

 

中央發布關於廣播電台的補充指示，規定：                 

 (一)堅決支持各省、市的廣播電台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成為各省、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喉舌。

(二)在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軍保護時，軍隊應當立即實行軍事管制。在實行軍事管制期間，軍隊應當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

(三)實行軍事管制是暫時的、過渡的措施。在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能夠控制局面的時候，應當結束軍事管制。

(四)在實行軍事管制期間，除了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編一部分節目。這些節目必須是反映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聲音，而不得反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聲音，不得反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

                                            

林彪就奪權問題說：“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對於領導幹部，“有的關起來，有的戴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噴氣式，對有些人就得用這個辦法，如對彭、羅、陸、楊就需要。”

康生在人大會堂的座談會上傳達林彪的指示：“最最根本的問題是立場問題，是無產階級立場問題。”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同體育界座談。康生講話：我同黨校的反毛澤東思想做了十年的鬥爭。“紅戰團”造了我許多謠。周恩來也指責體校造反派與“紅戰團”聯合炮打康生是上當了。你們應當去發表聲明。        

北京軍區造反派公開提出打倒司令員楊勇。

七機部奪權。

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宣布奪了劉賢權的權，組成聯合指揮部，獨攬青海黨政大權。

《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市農村來信《打退年終分配中的經濟主義妖風》。編者按中說：北京市郊區一小撮壞傢伙破壞文化大革命，“他們打着‘關心群眾生活’的招牌，蒙蔽一部分群眾，分光公共積累，分光儲備糧，甚至種籽也分了”。按語提出“希望那些一時受了蒙蔽的人，……不要為了個人的眼前利益，忘了集體利益，忘了政治，忘了階級鬥爭，忘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哈爾濱榮復軍頭子以招待看文藝節目為名，將其成員及群眾集中到青年宮。節目完後，隨即糾集三百餘人，手持鐵棒、木棍、鋼絲鞭、匕首等兇器，襲擊了“紅色造反團”。榮復軍隨即遭到哈爾濱駐軍鎮壓。

 

1月24日

              徐向前親往林彪家，反映軍內情況。林彪同意以軍委名義發布一個有關部隊文化革命的文件。由林彪口述，整理為七條。後經軍委與中央文革成員共同研究通過，呈報毛澤東。毛批示以此件向正在京西賓館的各大軍區負責人徵求意見，補充了對高乾子弟加強約束一條，共為八條，即所謂《軍委八條》，於1月28日正式發布。

              周恩來接見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時講話：並非青一色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奪權。外交部就奪了權。主席說：發表了奪權的文章，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但也不能說奪權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然就沒有一小撮的問題了。奪權首先是奪運動的領導權。各部奪權分兩步走：首先是奪運動的權，另一方面培養業務新生力量取而代之。如果造反派業務能力很強，就一氣呵成。奪權原則：並非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奪權。否則影響奪權。能奪的就奪。奪權是一次大演習。奪權可能有反覆。如果革命派奪了權，但不符合四個原則，其它造反派不滿意，可以再奪。但右派再奪，就是反革命。

              外事口在人大會堂舉行了批判陳毅的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參加。陳毅作檢查說：造成自己錯誤的原因是過於自信，憑老經驗辦事，民主作風不夠，工作作風粗線條，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周恩來發言：陳毅同志的檢查是好的‚謙虛的。國際上發生的重大問題，都是毛主席親自過問的。這樣，十七年來就形成外事方面輝煌的業績。

              下午，上海“工總司”等造反組織與上海警備區解放軍代表討論奪權問題。商定積極進行準備，在25日行動。“紅革會”聞訊，搶先在午夜舉行奪權，發布號外。這次奪權是由“紅革會”盜用“工總司”的名義組織的，張春橋不予支持，故亦很快流產。“紅革會”因之轉而反對張春橋。

              王洪文指揮“工總司”造反隊員數千人，去上海柴油機廠，以衝擊張春橋家的罪名向在一月風暴中反對他們的"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簡稱“上柴聯司”或“聯司”)進攻，圖謀一舉砸掉它。因對方早有防備，未能得手，僅抓走“聯司”成員二百餘人，在公安局關押。“聯司”組織群眾列隊至公安局請願，要求立即釋放，並呼籲全市人民支持。兩派從此長期對峙，武鬥時有發生。上柴在運動中，分裂為：“東方紅革命造反總部”，加入“工總司”，其反對派“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最初亦系“工總司楊樹浦區聯絡站”成員，因受排斥而轉成“工總司”的反對派。

              上海的紅衛兵組織在外灘、南京路等鬧市區貼出《一問張春橋》、《為什麼？——20個問張春橋》等大字報和“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大標語。從一月中開始，復旦大學的“孫悟空戰鬥隊”、“東方紅公社”、“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炮司)、“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等開始醞釀“炮打”張春橋。

              邱會作在總後勤部受到廣大幹部嚴厲批判，他寫信哀求葉群：“向林總求救！今後仍同過去一樣，只要有一口氣，就堅決跟着林副主席走”。

 

1月25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保衛四清運動成果的通知。

              首都科學界在人大會堂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謝富治等出席，周作了長篇講話：文化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是觸及靈魂的階級鬥爭；也是十七年來奪權鬥爭的繼續。奪權亦需革命性、科學性與組織紀律性。

              周恩來接見回國駐外使館人員。根據毛的決定，駐外使館人員三分之二回國參加文化革命。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代表，重申奪權只能奪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主要是監督權。

            謝富治接見最高人民法院造反組織10位代表時，對他們奪權接管最高法院一切權力表示祝賀。

              全國各地駐軍紛紛公開集會，舉行武裝示威遊行，表示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

              北京造反派三萬餘人，圍搜“聯動”的最後據點八一學校，抓走32名學生。

              《人民日報》刊載“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1月14日發布的第一號《通告》，並發表社論《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以示祝賀。

              貴州省奪權。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曾連續向中央發電，反映當地文化大革命情況。王力認為李是部隊中不多見的擁護“文革”的積極分子，乃向毛作了推薦。李於1月下旬被召到京，在江青處領受了回去奪權的任務，江對他說：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奪權。1月25日，“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布《通告》，宣布奪權成功。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祝賀貴州省的奪權。2月14日，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凌晨，林彪派葉群拿着他和陳伯達的手令，親自到總後勤部把因作風糜爛、正被揪斗的邱會作接到西山躲藏。邱會作感激涕零，

 

1月26日

              毛澤東指示，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這個政府過去是上面派去少數幹部和下面大多數留用人員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農民起來鬧革命奪取了的政府，這很容易保留封建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當謝富治說：我們老一點的同志，對這個運動不理解。從開始就不理解，到現在還不理解，轉不過彎來時，毛說：轉不過彎來靠邊站，但給飯吃。謝又說：昨天向主席談到，“聯合行動委員會”有許多高乾子弟。毛說這是階級鬥爭。

              周恩來在國務院禮堂接見工交系統代表，提出薄一波很狡猾，61、62年他瘋狂得很。余秋里是部長主任級的標兵，與薄的性質不一樣。奪權先奪文革領導權，第二監督業務，如果有能力，可把文革領導權與業務領導權都奪過來。        

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於民用航空系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

              中南海造反派鬥爭劉少奇夫婦。

北京來電(傳單)

元月二十六日晚，中南海全體革命群眾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大會一開始，聽說叫劉少奇背毛主席語錄第一頁第一段，王光美就搶先對他們說：“他能背下來”。劉少奇就結結巴巴背到“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時候把“核心”兩個字丟掉了，王光美趕快給他提醒，王光美說“還有核心”。在群眾斗他們時，王光美處處為劉打掩護。群眾責問劉時，劉張口結舌答不上來，王光美就急急忙忙為劉強辯理由。劉的態度極不老實，群眾給劉摘下了帽子，王光美忙說：“不要讓他感冒了，以後就斗不成了。”當群眾責問劉為什麼反對毛主席時，劉就狡辯說“沒有反”。群眾對劉又問為什麼制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答“那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群眾對王光美一直為劉打掩護很不滿意，叫劉回去，留下王光美繼續斗，劉怕王光美吃苦頭，劉不走，後來群眾把劉催走，叫王光美站在桌子上……。

 

              部分外地小學教師和北京小學“紅旗造反團”部分成員，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戚本禹到會，宣讀了陳伯達、江青的親筆信，表示支持。戚本禹講了話。

             江蘇、安徽省委被奪權。圍繞1·26奪權。安徽、江蘇群眾分裂為兩大派。

             上海市“紅革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決定串連各紅衛兵組織，聯合行動“炮打張春橋”。因徐景賢是張的親信，乃決定由復旦大學“紅革會”先轟徐景賢，以進行“火力偵察”。

              福建造反派衝擊福州軍區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軍區與保守組織“8·29派”聯合反擊，指責這是反革命行為。

              新疆石河子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因汽車二團奪權，兩派發生武裝衝突，死24人，傷74人。

              1月25日69名中國留法學生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在莫斯科瞻仰列寧墓時與蘇方發生衝突。26日首都“三司”在蘇聯大使館前組織示威遊行。

 

1月27日

              葉劍英傳達毛澤東對解放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我認為十三個軍區不要同時搞，要有前有後。

二、地方大革命正在猛烈開展，奪權鬥爭還在激烈進行，我們軍隊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進行奪權鬥爭，因此軍隊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錯開。

三、現在國際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們文化大革命繼續大搞反華活動。如蘇聯在鎮壓學生，新疆邊境飛機活動多了，地面部隊也在調動，凡是前線的大軍區部隊要有警惕，要有所準備，如濟南、南京、福州、廣州、昆明軍區。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時間要稍推一下。將來一定要搞的，顧大局。

 

              凌晨二時，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公社”、北航“紅旗”、炮兵學校聯合行動，查抄了潛藏在育英中學的“聯動”成員，逮捕20名，抄出了五輛摩托及自行車、匕首、鐵棒等物件。“聯動”分子數百人流竄廣州，與廣州的“工人赤衛隊”和八一中學的“主義兵”勾結活動。

              周恩來、李富春接見工交系統接管單位代表，說：奪權是本單位的造反派和本單位外的造反派大聯合。

              周恩來接見新疆12·9絕食鬥爭造反派代表，表示對石河子事件一定要調查清楚。

              中央黨校出現以“全無敵”署名的小字報，勒令“野心家、陰謀家、劊子手、酷吏康生”交待罪行。黨校“紅戰團”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組織。

              由北大、清華、北師大、地院及工礦企業二百多個單位發起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發出緊急倡議：迅速召開“北京市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以便奪北京市的權。

              深夜，上海“紅革會”40多人劫持徐景賢，要徐交待寫作班子與張春橋之間的問題。張春橋親自向上海警備區調動部隊，由師政委何海濤率全付武裝的四個摩托排和一個步兵連包圍了復旦大學和原市委黨校，圖謀迫使“紅革會”交出徐景賢。然被拒絕，發生衝突，何海濤旋率眾撤回。

              連日來，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抗議蘇聯“血腥鎮壓我留歐學生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各界群眾聚集在蘇駐華使館前，焚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蘇

斯洛夫的模擬像。使館的中國工作人員舉行罷工。

 

1月28日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擬定八條命令，經毛澤東審改，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內容如下：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為了適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特規定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和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以上規定，從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體指戰員、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同志，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按]　軍委八條是在各軍區皆受衝擊，怨聲四起中，由林彪與徐向前、聶榮臻、楊成武製成，原為九條，目標是穩定軍隊，中央文革討論時，去掉兩條，最後一條是毛親自加的。

 

              中央軍委發布《重申軍區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進行的指示》。

              北京市發生奪權事件。

              周恩來在接見工交口造反派時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當權派要分清性質，區別對待，不能把各級當權派都看成資產階級當權派。

              晚，周恩來接見浙江省造反派，要求沖入省軍區的群眾立即撤回，並對奪權提出五點建議。

             晚，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工業展覽館咖啡廳會見“紅革會”各高校負責人。紅衛兵責問張春橋：為什麼派軍隊鎮壓紅衛兵？30年代做了些什麼？高呼“張春橋是兩面派！”“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等口號。被紅衛兵批鬥達6個小時。從28日至30日三天內，全市炮打張春橋的運動高漲。

            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王建復等人以“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義，創辦《中學文革報》，創刊號於本日出版，全文刊載遇羅克的《出身論》。此報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後登載了遇羅克寫的《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等多篇文章。

              來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的近二百名外國人，在北京遊行。他們中不少人戴着“白求恩——延安造反隊”的袖章。他們手舉毛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劉少奇！”“打倒蘇修！”等口號。中央文革負責人接見了他們。

 

1月29日—30日

 晚，上海“紅革會”聯合八個組織在復旦大學大禮堂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會上決定，第二天上午舉行全市炮打張春橋大遊行，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上海市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徐景賢獲此消息，立即電話報告張春橋。張春橋向中央文革匯報，要求採取緊急措施，阻止大會召開。王力接到電話，提議采由“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向中央文革寫報告的形式，反映事態，然後由中央文革表態制止。“機聯站”的報告擬成後，市委辦公廳有關人員指責其中歪曲事實，拒絕拍發。張春橋於是在30日親自起草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特急電報》，倒簽發報日期為一月二十九日。並要求將電報內容印成傳單，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於是，“電報”印成二十萬份，廣泛發至全市。這份由張春橋矯造的電報，據張自己說，後來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紅革會”所策劃的“炮打張春橋”全市性大會遂致流產。                                        

 

            [按]　此為上海反對張春橋的第一次浪潮。從此，“紅革會”已瀕於潰散。二月中，在張、姚策劃下，把這一事件定性為“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在全市開展反逆流活動，“紅革會”覆滅。嗣後，張春橋、王洪文等又借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一打三反”等名義，連續多年對參加“炮打”的人進行殘酷迫害。據《歷史的審判》所載：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中以炮打中央文革而製造的冤假錯案達249000余起，受株連者百萬人以上。

 

1月29日

              周恩來接見”武漢鬥爭王任重指揮部赴京代表團”，說：王任重又吹又寫報告，說武漢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抓了四五百人。武漢的運動10月份才起來，張體學是被王任重拉壞的。王是12月回武漢的。現在是奪權，資產階級路線代表人物不甘心死亡，以各種形式搞經濟主義、矛盾上交、分散主義。

              康生在講話中指鄧小平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青海省“8·18紅衛兵總部”、“8·18紅衛戰鬥隊聯絡站”等41個造反派組織宣布奪權，發表了《告全省人民書》，部分造反派衝擊軍區。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請示中央軍委。葉劍英指示：對圍攻群眾儘量作說服工作，防止事態擴大。但對那些開槍殺人的歹徒，可予嚴厲懲處。

 

1月30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就浙江問題發表決定。《決定》指出：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最近關於追查黑材料、尋找陳偉達進行批判、要求當局執行軍委三點指示，要求當局將違法亂紀的某些高乾子女交出歸案法辦等等，所進行的群眾鬥爭是革命行動，中央予以支持。

              王力向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和廣播學院部分造反派傳達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指示：中央電台的革命同志奪了權，很好。聽說現在又有分裂，內部吵；還有廣播學院，革命派奪了權又分化。要勸他們團結，以大局為重，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搞小團體主義。管他反對不反對自己，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要善於和他們團結，反對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贊成。

              王力在人民日報社談話中談到《紅旗》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第四個問題時說：現在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三方面協商成立臨時的權力機構，散着不行。這是臨時政府，是過渡，過渡以後，就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們主張用人民公社，毛主席在58年就想的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王洪文所掌握的“工總司”與耿金章操縱的“二兵團”在斜橋發生火併。耿指責王扣押了二兵團常委范建華，故大興問罪之師，並企圖派人砸張春橋家，包圍在斜橋的“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站”。“工總司”復實行反包圍。張春橋嚴令耿撤走部眾。

              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宣布解散衝擊軍區的造反派組織。濟南逮捕七大造反派領袖。西寧省軍區通令取締“紅囚兵”。“紅囚兵”衝擊軍區，趙永夫下令開槍鎮壓。

              建委主任谷牧得造反派“最後通牒”，由西南三線乘機返京，被綁架鬥爭，旋由周恩來安排避居中南海。

 

1月3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對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項指示，對石河子地區的武裝衝突問題待中央派人調查處理，目前石河子，烏魯木齊等地區已經發生的亂抓人、打人的行為應該停止和勸阻，已經抓了的群眾必須釋放。新疆軍區領導機關及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武裝機要部門和武裝部隊，任何人，任何群眾組織不准衝擊，不准奪權。             周恩來接見“華北局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時說：奪華北局機關的權可以，不能奪華北局書記處的權，華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機關，你們奪權就等於奪了中央的權。

              周恩來、江青、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蕭華等接見外地來京部隊同志。周恩來講話說：因為隨意逮捕，隨意抓人，不僅把部長捉了，副部長統統捉了，司局長也給捉了，常常幾天找不到。“同志們給我想想，這個對於我們抓革命、促生產有利嗎？”

              葉劍英接見濟南軍區機關革命組織聯合造反團，答覆他們濟南軍區推遲文化革命是毛的決定。“要拿主席親筆的沒有，親口是有的。命令上也寫上了。”      

周恩來報經毛澤東同意，在城西什坊院建立臨時特監，以關押被揪鬥打倒的高級幹部，包括陸定一、黃克誠、彭德懷、彭真、班禪額爾德尼、賀龍、羅瑞卿等，計二十四監。

   “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召開，宣告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發表《第一號通告》，范正美(哈師院造反派頭目)任革委會“班長”，潘復生、汪家道為顧問。

              《人民日報》刊載“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文章《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四點指示：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眾見面，接受群眾的批評，要進行自我批評，引火燒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眾解釋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臉，脫帽洗完臉，立即上班工作。

(三)從長遠利益出發，團結多數。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壞右少數。有些人就是犯嚴重錯誤還得挽救他，使之改造自新，不然，還能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嗎？

(四)說服幹部，使幹部懂得，不要人人過關，搞得灰溜溜的，兩個挺身而出，不要“怕”字當頭。“敢”字當頭，最大的問題也能解決。“怕”字當頭，價錢越來越高。

 

    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被揪斗。

              康生布置對1946年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而後被釋放的共產黨員九十餘人，以叛徒罪名，進行審查，致其中26人被折磨致死。

              戚本禹接見人民大學師生，說：“孫泱(副校長)給朱德當過秘書，你們通過孫泱可以搞朱德的問題。不要有顧慮。”

 

2月1日

              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說：“最近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寫信問我，給黨內走資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畫花臉、遊街示眾，算不算武鬥？我認為這些也是武鬥的形式。這裡我想強調一下，進行鬥爭時，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強調以理服人……打人的應該依法處理。

              毛澤東對“三司”《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作者孟繁華)一文頗為欣賞，推薦給《紅旗》和《解放軍報》轉載。轉載時均特別加上了編者按語。指出這篇文章之所以好，就是因為它看到了我們正在進行着兩種“奪權”的鬥爭。革命造反派不僅要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而且必須奪我們頭腦里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權。

              《人民日報》以《西南的春雷》為題，發表社論，歡慶貴州省奪權。嗣後各省奪權，皆發表類似文章，實同八股。

              周恩來、李富春、康生接見工交系統造反派代表。周恩來講話：工交23個部門都奪了權。紡織部內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幫一下。國防口、農林口、文教口參差不齊，發展不平衡，但也奪了。各省市都在奪。“我們要利用奪權把幹部都考驗一下。”

              周恩來在接見中央接待工作人員時講話：現在奪權鬥爭已起連鎖反應，任何單位都在奪權。應該是大多數是奪文化大革命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真正爛掉是少數。次之是不能作原來工作，撤職留用。第三是停職反省不如停職留用，改過自新，以觀後效。第四可以留用，監督業務生產。後三種是多數。

              戚本禹、謝富治在公安部禮堂接見公安局全體成員及礦院“東方紅”與政法學院“政法公社”成員。兩個學院的造反派因接管石景山公安一分局問題，發生衝突。戚本禹宣布，對石景山一分局由衛戍區接管。礦院“東方紅”撤還。戚本禹還提到“現在要成立北京人民公社，這是毛主席提到的。”

              徐向前接見解放軍總後勤部造反派代表，說軍隊裡大多數當權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是資產階級陣營里的人。邱會作不是三反分子，不是劉鄧的人。他在生活上的問題引起了很大公憤。對廖漢生、楊勇要打倒，對鄭維山要保。

              江青、戚本禹接見八一電影製片廠、新聞電影製片廠革命群眾代表。江青說：新文化部與舊文化部是一回事。

              王力、關鋒在《紅旗》雜誌大院就“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在中宣部奪權問題，傳達陳伯達的批示，並講了話。陳伯達的批語：“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預，不能由外面的人隨便接管。外邊來接管的人必須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廠、司機班、收發室、電話總機等單位已由《紅旗》雜誌接管，是正確的。《紅旗》雜誌是黨中央的機關雜誌，不許來歷不明的人來擾亂。陳伯達2月1日晚十時。”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向學生代表講話，指責“紅革會”適應了陳丕顯、曹荻秋的要求，破壞對陳、曹的鬥爭，破壞大聯合。

 

2月2日

　            周恩來寫信提議：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臺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其它有關同志按性質臨時通知參加。明日(3日)，我提議討論初中和小學開學文件、工業生產問題(文件在印發)，下一次討論農業。二、提議今後每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聶、謝)和劍英參加，務請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毛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新曙光》以祝賀黑龍江省奪權勝利。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連續刊登七篇《論無產階級大聯合大奪權》的評論，提出“反托”口號，把矛頭指向批判總部錯誤的群眾，引起社會上許多群眾組織“清除托派”之風。

              “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大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擊“譚震林一手製造”的農口“反革命復辟逆流。”

              師大"井岡山”、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造反派衝擊高教部、教育部，搶走檔案。

              以耿金章為首，成立了擁有32個造反派組織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醞釀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在張春橋誘脅下失敗。

              國防工業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爾陸在連遭批鬥後死亡。

 

2月3日

              毛澤東接見以巴盧庫為首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作了長時間的談話。文革初期，與中共沆瀣一氣者，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惟此“歐洲之明燈——阿爾巴尼亞”。若北朝鮮、北越，皆因與蘇聯關係，而與中國若即若離，時好時壞。迨至文革後期，中國與美國關係建立，中共與阿爾巴尼亞亦反目成仇。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停止步行串連的通知。規定遠離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師生，在15天內可免費乘車、船回本地。自2月8日後，吃飯也不再免費。

              《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高度讚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說：“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它是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

              《紅旗》第3期還刊登本刊評論員文章《論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和革命權威》一文。

             謝富治在“徹底粉碎反革命組織‘紅旗軍’的誓師大會”上講話，表示支持，同時建議今後類似活動，無須小題大作。

             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布十項通令。

              《大眾日報》發表以王效禹為首的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

 

2月4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小學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小學生可以組織紅小兵。五、六年級和一九六六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文化革命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

一、二、三、四年級學生，由革命教師或高年級學生作輔導員，組織他們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小學生也必須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

              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於國防工業系統所屬廠礦企業、科研設計單位和基建單位不准串連的通知：二、三、四、五、六、七機部所屬廠礦企業、科研、設計單位和基建單位，是國家重點保密單位。經中央文革同意，非本系統內職工和學生，其它外單位職工和學生一律不要去串連，已進去串連的，應立即退出。

              戚本禹在京棉一廠辯論會上講話：一、二、三廠女同志多，武鬥最厲害。京棉一廠最近的武鬥，總理和中央文革十分關心。他要求：(1)不要武鬥；(2)不許抓人；(3)堅持生產。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張春橋任主任。上海人民公社發表了題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的宣言。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百萬人的成立大會。但是《人民日報》遲遲不報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造成上海人心浮動。耿金章、紅革會等反張勢力復行活躍。

              中央決定：中央各部、各報社、廣播電台、軍委、計委、建委，外單位不得接管。毛澤東對爭鬥激烈的工人日報社指示：“《工人日報》的問題，外單位不要在那裡辯論。那裡的事由報社內部革命同志自己來解決。”工人日報社、北京日報社和市公安局都發生相互排斥的兩個造反派組織進行奪權、搶權互斗，是北京市近來打得最厲害的幾個單位。

              中央文革辦公室打電話給清華井岡山總部，指出“反托”是錯誤的。2月7日，蒯大富承認錯誤，並作了幾次檢查。

 

2月6日

              毛澤東在常委擴大會議上，指責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陳伯達對我是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人他看得起的人。對幹部要豁達一些，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志、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裡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嘛。

              中央軍委轉發福建前線部隊就1月末造反派群眾連續衝擊軍事機關的公告。聲明如繼續衝擊軍事機關，將堅決採取必要的措施。

              國務院、中央軍委為內蒙流血事件發出急電。

 

            [按]　早從1966年初前門飯店會議開始，烏蘭夫以地方民族主義的罪名受到批判而靠邊站。文化大革命開始，群眾中分裂為呼和浩特市各院校(以屬於“呼三司”的內蒙師院“東方紅縱隊”為主)的造反派與主要是以工人與機關幹部為主的對立面組織“無產者”。“三司”支持在前門飯店會議上積極批判烏蘭夫的自治區書記高錦明、權星垣。“無產者”則支持與烏蘭夫關係密切的王鐸、王逸倫。軍隊介入運動後，支持“無產者”。二月五日內蒙師院紅衛兵圍聚內蒙軍區門前靜坐示威，質問軍區領導黃厚、王良泰、劉昌等。師院學生韓桐當場被軍官柳青用手槍擊斃。“毛澤東領導的解放軍打死了毛澤東領導的紅衛兵”(蘇聯新聞報導語)，激起公憤，當地形勢緊張。

 

              陳伯達與北師大附中師生座談，提出複課問題。小學要複課，初中下學期複課，高中也打算複課，大學也在研究。現在你們太渙散了。學生中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嚴重。今後長征不一定搞了。“聯動”是一批老紅衛兵，早期有功；後來搞了一些恐怖活動。“紅五類”這個詞沒有階級分析。

              北京一、二、三紅衛兵司令部負責人多次會商實現大聯合，籌組“首都紅代會”。本日下午，謝富治接見有關代表，表示支持，指示暫時不包括中學，因中學生中左派代表比較混亂。

 

2月7日

              王力在新華社講話：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機構，必須有三結合的領導，即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革命領導幹部、駐軍負責人。省市奪權，不是這樣三結合的，一律不承認。克服革命造反派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與無政府主義思潮，是當前的迫切任務。

              在審改駐外使館、代辦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周恩來要求只進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不組織戰鬥隊，不能奪權。

 

2月初

              在戚本禹的積極煽動下，中國人民大學幾個造反派組織成立批朱德聯絡站。

 

2月8日

              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吸收有關負責人參加，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出席者為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等。碰頭會規定每二三天召開一次，時間是下午。會上元老派與文革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中央軍委發出特急指示，要求外出串連的所屬人員一律於二月二十日前返還。否則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給以紀律處分。

              奉毛澤東的指令，周恩來用飛機把華東地區的省委書記江渭清等接到北京京西賓館，以資保護。

中央軍委根據八條命令，經林彪批准，作出如下決定：

1.            海軍、空軍的飛行航校和軍以下的單位，一律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

2.            海軍艦隊，領導機關和軍區領導機關暫不開展四大。

周恩來、譚震林接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周在講話中說：主席批示我，各省奪權後，要一個一個地接見。並建議江蘇不採用江蘇人民公社的名稱。

             陳伯達在三座門接見堅持在這裡要揪邱會作的二醫大和總後機關造反派。他們對2月1日徐向前的講話也表示不滿。陳伯達重申，他保邱會作。

             戚本禹與清華附中及部分中學造反派代表座談。要求“首先把學生集中到學校裡面來”，初一、二年級可以學習點語錄和毛著；高中不一定是上課，集中到學校搞文化大革命。現在，“聯動”把下鄉下廠當成防空洞。“他們在打你們，你們可以自衛嘛！”他還與部分教師進行座談，表示初中要開學。一半時間學文化，一半搞革命。

              下午，中央統戰部繼續召開大會，批鬥徐冰、劉述周、張經武、平傑三等。

              上海市級機關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發布《砸爛“等級”、“職稱”舊制度》的通令。此通令後被指為毒草，予以批判。

    濟南軍區海陸空三軍為慶祝山東省革命造反派奪權勝利，舉行了大規模武裝示威遊行。遊行中，解放軍包圍了保守派“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和“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

              青島的革命造反派奪權後，一部分保守派分子企圖反奪權，包圍廣播電台和報社。解放軍舉行大規模武裝示威，以示對造反派的支持。

              南昌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鬥爭省長方志純大會，省委書記楊尚奎、劉俊秀陪斗。

              2月初，武漢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軍隊內外造反派強行占據了漢口紅旗大樓，接管了設在那裡的長江日報社，本日，在報上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即《二·八聲明》，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導致武漢及湖北各地更加嚴重的亂揪斗之風。[5]

              重慶市保守派重大8·15宣布奪權，成立革聯會，把“工人造反軍”、重大“8·26”、西南師範學院“8·13”等組織打成反革命。兩派衝突日熾。

 

2月9日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繼續召開，徐向前為劉志堅叛徒問題對陳伯達進行質問。陳伯達堅持說：“劉志堅叛徒的案已經定了，再也不能改變了。”

              批朱(德)聯絡站貼出海報，定於十日召開批判朱德大會。周恩來請示毛澤東，毛答覆：如批朱，我將來陪斗。會議因而夭折。

              北京新華書店出售橫排本《毛澤東選集》二十萬套。

              戚本禹接見瀋陽音樂學院造反派，說：奪權要三結合：軍隊、群眾、機關造反派。對劫夫[6]“我想保一下。”

              謝富治在人大會堂講話，要求工人、農民、學生各自組織起來，然後實現大聯合，組成奪權的籌備小組，由學生、幹部、駐軍代表參加。

              王力在新華社講話：在當前大聯合、大奪權中，最妨礙大聯合的突出的是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山東奪權是真奪權，在幹部問題上過“左”了。在三結合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幹部政策。當前正考慮讓串連的人統統回來。            批判薄一波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

 

2月上旬

              毛澤東對如何處理軍隊受衝擊問題作了書面批示：大意是：絕不容許右派組織肆意衝擊軍隊，但處置要妥當。首先要作說服工作；如果無效，他們要硬沖，可以放他們進來。他們占了一樓，部隊可以退到二樓，繼續作說服工作。如果他們強占二樓，部隊可以退到三樓。如果他們以解放軍的一再忍讓為可欺，進一步強占三樓，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於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對大多數脅從者，則重在批評教育，仍可放他們回去。

              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組織內部進行整風。清華園內，就“反托”和整周恩來、康生材料問題炮轟總部。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整風則主要是圍繞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問題展開。

 

2月

              軍委擴大會議召開。葉劍英講：“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亂，我們部隊有些單位也比較亂。要搞文化大革命，亂一點也沒有什麼要緊。但是在如何對待亂的問題上，我們和某些人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主張越亂越好，什麼黨、政府、軍隊，他們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來，說這是什麼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權。我們的各級幹部，他們加上走資派、黑幫、反動權威或什麼其它罪名，企圖一律加以打倒，說這才是什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怎麼行呢？這怎麼會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呢？”會上群情激憤，提出要同他們辯論。葉說：“各位且熄心頭之火，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艱巨的，複雜的。”必須按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不可妄動。

 

2月10日

              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陳伯達、江青、康生1月4日講話[7]，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他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不是你個人有事，你從來不找我。又對江青說：你眼裡只有一個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開一個批評陳、江的會。要陳、江作出檢討。陳伯達大為緊張，甚至想到自殺。“二月逆流”以後不了了之。

              《人民日報》根據毛的指示發表《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一文，並為此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一個好範例》，高度讚揚“三位一體聯合奪權”的經驗。在第三版上又登載了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爭取和團結大多數》一文，並加上了按語。

              周恩來、蕭華接見內蒙古黨委、軍區、“呼和浩特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紅衛軍”(“無產者”)四方代表，會商解決內蒙槍殺韓桐問題。

              陳毅接見西安造反派組織十代表說：中央要我解決西安問題。當時陳毅分工處理西北問題。

              謝富治在人大會堂講話：外出串連的人都要回來整風、整頓思想。北京奪權又進入關鍵時刻，要先組成一個工農兵學的籌備小組。

              水電部第二次完成“全面奪權”。

              張春橋在接見同濟大學造反派時說：懷疑一切是無政府狀態的口號，過去不批評是因為當權派用這個口號來壓群眾。

              外交部向蘇聯駐華大使館提出口頭聲明，最強烈抗議大批暴徒連續四天侵擾中國駐蘇大使館。

 

2月11日

              毛澤東最近指示：要掀起一個反修高潮，這個高潮要壓倒一切工作。

             軍委發布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

一、中央軍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是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親自批發的。軍委的這個命令，是個重要的文件，必須廣泛宣傳，充分發動群眾，深入學習討論，認真抓好活思想，務使大家深刻認識頒發這個命令的偉大意義，提高執行命令的自覺性。凡是我軍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堅決地捍衛，要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

二、軍以上機關(各總部、軍種、兵種，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區空軍、海軍艦隊)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進行四大。由軍委決定已經開展四大的單位，除因必要暫停進行的以外，要繼續充分發動群眾，堅決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團結大多數，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軍委決定暫時不開展四大的單位，必須進行正面教育，何時開始，必須聽候軍委命令。

三、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的基地以下單位，海、空軍的飛行學校，北京衛戍區，上海、天津、旅大警備區，以及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一律不搞四大，堅持進行正面教育。絕對不準任何人、任何組織以任何藉口到這些單位進行串連。

四、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當前，國內外階級鬥爭異常尖銳、複雜，帝、修、反加緊反華，我軍更要提高警惕，加強戰備，保持高度集中統一和不間斷的指揮。因此，各級軍事領導機關(包括司、政、後及其它領導部門)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

五、根據古田會議和一九六O年軍委擴大會議所確定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黨委個別成員問題嚴重的，可以撤換，黨委不能領導的，可以改組，但都必須經過上級批准。軍隊領導機關必須保持嚴密的、完整的指揮體系，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已經成立的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必須以行政單位進行改組。這些文化革命戰鬥組織，對黨委有批評和建議之權，但不能代替、監督黨委和行政領導行使職僅。

六、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分清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認為只要是當權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錯誤的。

各級領導幹部，要敢字當頭，到群眾中去，虛心傾聽群眾的意見，同群眾緊密結合，一道鬧革命，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勳。

對於犯有錯誤的幹部，應該根據問題的性質和情節的輕重，嚴格區別兩類性質的矛盾，分別對待。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

凡是沒有上級命令停職、罷官的領導幹部，應該堅守崗位，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

七、在運動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傾向。要大力宣傳、認真貫徹林副主席的指示，加強運動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

以上規定，應立即向各級黨委、全體人員傳達。軍委要求全體同志，認清當前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充分認識我軍在這場鬥爭中所處的地位和肩負的光榮任務，堅決執行上述規定，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勝利。

                                                     中央軍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於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進行軍事管制的規定。

 

            [按]　1月26日，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武裝部隊與衝擊該部的造反派發生武裝衝突，共死二十餘人，傷近百人。中央文革稱這是軍隊鎮壓造反派，軍區則說是在忍無可忍情況下還擊歹徒。相持不下，於是有進行軍管之令。

 

中央發表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草案，規定從3月1日起中學生(包括畢業生)停止串連，一律回本校，一邊開學一邊鬧革命。中學上課要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資產階級的教材和教學制度，並以必要的時間複習數學、物理、化學、外語和各種必要的常識。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員工必須認真平反。認真整頓清理教師隊伍，把教職員工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這是辦好學校的重要條件。為了加強革命紀律性，中學裡在適當時機要對中學師生集中進行一次短期的軍政訓練。在農忙期間，可以有組織有計劃地組織師生下鄉參加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一九六六年的高初中和中等技術學校的畢業生，也一律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並複習功課。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繼續召開。葉劍英發言，強調軍隊不能亂，成立各種戰鬥隊不好。他質問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徐向前也說：軍隊是無產階級的柱石，軍隊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們這些人乾脆回家種地去。

              周恩來接見農林口五單位造反派，指出奪權以後，要在春耕前站穩陣地，抓革命，促生產。

              周恩來在接見西安地區造反派八單位代表時說：王任重病的很厲害，毛主席叫我找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見。昨天下命令限時間，今天才把人交出來。你看連我都不相信了。這是什麼問題呢，是無政府主義。巴黎公社原則濫用就成了自由化了。

              北京召開憤怒聲討蘇修法西斯暴行大會，周恩來講了話。

              康生在人民大會堂對專案組工作人員指示：

“審訊工作是個藝術，什麼性格、手法，首先要摸清。你要攻這個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對方有什麼戰略戰術。第二要準備子彈，就是材料。第三，第一次審訊，一定要有個審訊計劃，就是我們要問什麼，對方會採取什麼手法抵賴，我們再用什麼手法攻，這一次審訊達到什麼目的，子彈火力配備到什麼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彈都打出去，不要企圖一次把所有問題解決。要由淺入深，由易入難，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康生在談到審訊方法時說：“有時審訊，籠統出個題目，好似不曉得，就是靠你講。他拿不出材料來，騙你，只要你有點材料，不要發急，讓他騙你，越騙得厲害越好。等他騙完時，你說，照你這樣說，你根本不曉得？你給張紙讓他寫，你根本不曉得，簽個字。蠢傢伙一簽字，我拿出東西來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裝，這就可以大進攻了。這是誘敵深入。有些聰明傢伙，他不寫，你就說我們的審訊記錄是否可以簽字，他逼着沒辦法，讓他簽字，然後拿出材料來……”

 

              江青指示辦一個揭露“聯動”的展覽。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發出布告：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          

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歡迎回國的留蘇學生(反修戰士)，抗議蘇修暴行。周恩來在會上講了話。近日來，已有二百萬人在蘇聯使館前示威遊行。

首都“政法兵團”貼出長篇大字報，攻擊謝富治。

 

2月12日

              毛澤東召張春橋、姚文元至京，一星期中連續接見三次，就上海奪權後的名稱等問題作了指示。毛指示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取締全國性的組織。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黨員黨籍處理的通知。規定：

一、                  除了逮捕法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該立即開除黨籍外，一般黨員的黨籍處理，應該放在運動

後期進行。

二、                  按照黨章規定，黨員的處分，必須由黨組織執行，群眾及其組織，無權對黨員進行黨紀處分。

三、                  有關黨員的入黨申請書等檔案材料，不得燒毀。

                                           

              國務院、軍委發布關於軍隊參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組回原校、原機關進行檢討的規定。

              周恩來辦公室電告內蒙四方，分別作好家裡的工作，停止武鬥，不要使事態擴大。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衛戍區、公安部及首都各造反派代表座談會上講話：各地正在奪權，有些單位一個晚上奪了七個部的權。光奪了印，這不算奪權。左派在奪權中打架，亂抓人。今後抓來我們也不收。

              “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在工人體育館舉行“揪斗反革命兩面派陶鑄誓師大會”，並發出了《呼籲書》，呼籲掀起一個批陶的新高潮，同時決定組成“揪陶兵團”，在會後舉行一個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揪斗反革命兩面派陶鑄旬”，聲稱要把陶鑄及其死黨一個個揪出來示眾，把他們統統鬥倒、鬥垮、斗臭！從2月13日至21日，被視為陶鑄黑爪牙的熊復、張際春、蕭望東、錢信忠、何偉、劉皚鳳、劉祖春、孫正、張孟旭、丁萊夫、張子意等一一被批鬥。

              在天安門、中南海、八大學院等處開闢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陶鑄滔天罪行專欄”。

              關鋒對軍訓解放軍代表講話：“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小將是有很大的功勳的。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上海造反工人組織正式分裂，“一兵團”發起反“工總司”大遊行。

 

2月13日

              周恩來接見哈爾濱“紅色造反者聯合總部”代表時說：運動“還有半年，延長不延長不一定。據形勢可能延長。因為鬥爭會有反覆，別害怕。問題是黨政幹部亮相太少。”

              周恩來電話指示，對賀龍不能抄家，其所有文件交軍委辦公廳。

              戚本禹在接見紅代會籌備人員時說：蒯大富打托派是錯誤的。不能往解放軍臉上抹黑。

              《北京日報》復刊。

 

2月14日

              毛澤東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必須注意西安交大極“左”派。

              根據毛澤東10日指示，中央文革開會對陳伯達、江青進行批評。江青以病假缺席。張、姚對陳伯達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在懷仁堂碰頭會上，葉劍英質問康生、陳伯達：“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過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名稱，又想幹什麼？”

              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新華通訊社問題的六點通知：

1.            新華社是黨中央領導的宣傳機構，不得由社內外的革命群眾組織接管。領導機構和人員的調

整，要由黨中央決定或批准。

2.            新華社已經建立的監督小組要切實加以改進，這個問題應由社內的革命群眾協商解決，在沒

有妥善解決之前，都不要進駐社長辦公室。

3.            主持新華社常務工作的社長王唯真同志有職有權。

4.            立即成立臨時工作小組，由六人組成，協助王唯真同志工作。

5.            一切工作同志都要堅守崗位，遵守紀律，抓革命促生產，保證完成黨和國家的任務。

6.            關於規章制度問題可以批評、批判、提出改革建議，但要上級領導機關批准才能執行。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規定奪權後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什麼名稱，要經中央批准。

              陳毅接見外事口造反派代表，說：北京市發生了一個問題，現在監督者想把權擴大。外交部和外辦只能搞監督權，不能包辦代替業務。有的過一個時期，經驗不成熟，還可能取消監督權。

              李富春在團中央講話：胡耀邦必須徹底批判，十七年來，他實際上是反毛主席的。共青團的前途，中央沒有定。一個方案是紅衛兵代替共青團，一個方案是紅衛兵加入共青團。        

              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閻長貴向南開大學“8·18紅色造反團”傳達首長指示：“柯慶施同志是個好同志，華北一批人叛變自首問題，柯慶施同志沒有責任，不要對柯慶施同志採取任何不好的措施。”

              晚，王力對北大、北師大、人大五十名學生(受聘為《紅旗》雜誌通訊員)談如何對待幹部的問題，他說：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大批優秀人物，將來國家的命運是要交給他們，都要靠他們，但整個國家交給他們還要有個過程。叫帶“長”字的都靠邊站不行。對於一些犯錯誤的幹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去做。毛主席的這條路線是和王明路線相對立的，王明對犯錯誤的幹部都是打倒、推倒，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又說：你們是經過挑選的，但還要在鬥爭中考驗。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大聯合、大奪權。反對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奪權中只要有一個領導幹部參加就說是保守派，是錯誤的。《紅旗》第三期社論中原有“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主席指示，後半句不要了。

 

            [按]　不再提“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表明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不屬清算範圍，意在爭取廣大中下級領導幹部。但是這一批人早已受夠衝擊而靠邊站，造反派又抓住他們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肯放鬆，同時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別。這些幹部凡是親近甲派、受它所支持的，必然受乙派的忌恨而千方百計進行打擊。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是一身騷，無法站出來。大聯合不成，三結合無望，故自奪權以後，全國各級組織皆長期處在派性的混戰之中。

 

              北京二萬餘名小學師生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北京市小學革命師生打回學校去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革委會作為臨時權力機構在新省委建立以前，行使貴州省的黨、政、財、文各種大權。

              青海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對《青海日報》實行軍事管制。“8·18紅衛戰鬥隊”拒不退出，發生衝突。葉劍英指示立即採取強硬措施，對膽敢無視《軍委八條》者嚴加懲處。林彪辦公室亦指示可以反擊。

 

2月15日

              據周恩來2月17日在接見財貿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中說：“前天(即15日)，我們黨的會議確定不用這句話(指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權)了。你們看以後的文件就沒有這句話了，不贊成這個擴大化。”

              周恩來接見貴州造反派赴京代表，說：你們的文件27日送給我，28日就送給了主席。主席對你們所提對待幹部，抓的是少數，罷的是少數，多數是調、留、提的意見很欣賞。現在說中國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點。奪權已呈連鎖反應，左派不奪，右派、保守派也要奪。右派、保守派奪了，我們解放軍要幫助奪回來。

              謝富治與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紅代會代表座談北京市奪權問題。北京現在是第二次奪權。他提出：全國性的組織在北京一概取消，下一步撤消各地在京所設聯絡站。北京也不要在外地設聯絡站。北京奪權將不用“公社”的稱呼，傾向定名革命委員會。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反動組織——黑龍江省軍區部隊鎮壓反革命的幾點經驗》的文章。

              擁護“文革”的外國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聚會，他們給毛髮了致敬電，要求取消對他們及其子女的特殊特遇，並和中國人民一起參加文化大革命。會後遊行，呼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勃列日捏夫！打倒柯西金！

 

2月16日

              周恩來主持的碰頭會繼續召開。會前，譚震林責問張春橋：陳丕顯是否已接到北京來？張以群眾不答應為由推卸。譚怒斥張：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是你干的。會上，譚震林指責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忿然欲離會。會上元老派和文革派發生激烈爭執。此即所謂“大鬧懷仁堂事件”，被指為“二月逆流”。李富春則一言未發。

              當夜，康生指使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了碰頭會議記錄。江青寫了條子：“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毛澤東立即召見張、姚，聽取了匯報。江青與王力親往林彪處匯報。林彪的答覆只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軍”、“陳伯達是個書生”兩句話。

                中央發布關於基本建設工程兵部隊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軍委發布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規定：軍隊可以奪權的範圍，只限於學院學校(機要學校、尖端技術學校、飛行學校和有外訓任務的班、系除外)、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只限於解放軍總醫院、軍區、軍種總醫院、教學醫院)、軍事工廠(有尖端技術試驗任務的工廠、海軍基地所屬工廠和絕密工廠除外)。在這些單位中，哪些要奪權，哪些不需要奪權，要看黨委領導存在問題的性質。不能把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的人當作奪權的對象。奪權必須是由本單位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來進行，不准聯合本單位以外的革命組織參加奪權。各學院學校、軍事工廠等單位的警衛、通信、練習、勤務和運輸分隊的權不能奪，也不准參加奪權。這些分隊的指揮權，應按軍委二月八日的規定移交各駐地軍區或部隊。除第一條規定可以奪權的範圍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單位都不准採取自下而上的辦法進行奪權。

              周恩來第二次接見內蒙四方代表。蕭華、曾山參加。周說：近來到處出現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件。昆明衝過軍區大院，杭州也是這樣。長沙沖了，占了軍區大樓，貴陽要繳解放軍的械。廣州、南京是軍事院校、文工團沖的。瀋陽也是這樣，要抓陳錫聯同志，還抄了家。北京沖中南海，沖三座門。不僅抄了蕭主任(華)的家，還要找徐向前同志出來辯論，一直搞了五、六天。周恩來指示，從十八日零時起，兩派停止對罵、對打、抓人，不開群眾大會，不搞遊行示威，以防止事態擴大。

周恩來關於內蒙問題的四點指示 ：

總理二月十六日晚第二次接見內蒙古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紅衛軍四方面代表時指示，對內蒙當前事態處理的總的精神是：要從大局出發；事態急需立即堅決平息下來，聽候中央處理。具體提出四點指示：

一、                 停止對罵。大、小報紙停印幾天，要出可以轉載人民日報文章；對罵的傳單、標語，一律

不准再出；廣播車、廣播站一律不准對罵。

二、                 停止對打。

三、                 停止抓人。

四、                 不開群眾大會，不搞示威遊行(包括武裝遊行)。

以上四點從十八日零時起生效，如再有違反者要追查肇事者。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代表時說，中央信得過李先念同志。財政系統有陳雲的思想，但沒有占統治地位，只有一兩個月就被我們反對了，毛主席路線又勝利了。

             陳毅接見留學生代表時說：現在動不動炮轟、打倒，這不是瞎胡鬧嗎？有些人，作風不正派，踩着別人上去，拿別人的鮮血去染紅自己的頂子。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

 

2月16日、3月16日

              《新北大》上連續刊出批判劉白羽所撰《朱德將軍傳》一書的文章：《篡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再揭〈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二文。

 

2月17日

              康生單獨晉見毛澤東，就懷仁堂會議情況進行匯報，張、姚整成記錄，上報毛澤東。

              譚震林致信林彪，就碰頭會上所發生的爭論繼續抗辯，表示要繼續斗下去，拼下去，下定決心，準備犧牲。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不聽主席的指示，當着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於這些人的錯誤批評過嗎？只批評了某某，其它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某某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的群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覆說過要保的，無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算，因為這樣太露骨了，又來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巨大損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對於醜化黨的行為，對於老幹部倒下去這樣子，他們一言不發。少了幾噸魚，就如此大發雷霆，就可以看出他們喜的是什麼，恨的是什麼。他們根本不作檢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他們能當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此致

布禮                                         譚震林      二月十七日

                                               

             中央發布關於支持內地和邊疆建設的職工應就地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要求支持內地和邊疆建設的職工，如果對原調出地區和單位的當權派有意見，可以寫信或寄大字報進行揭發批判；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可以派少數幾個代表回原單位參加運動，但不要成批離開工作崗位。

中央發布關於處理上山下鄉知青外出上訪、串連、請願的通知。指出：目前有一小部分人，以種種藉口長期在城市逗留。為妥善處理這一問題，特規定：凡尚在外地進行串連、請願、上訪的下鄉上山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所有人員應立即返回本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並搞好生產。所設聯絡站，一律撤銷。在外出串連、請願、上訪的下鄉上山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中，有少數行蹤詭秘，不報真實姓名和工作單位，到處招搖撞騙，擾亂社會治安，破壞國家財產的壞分子，要徹底查清，依法懲辦。對於安置工作中的問題，應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第三條：“前幾年下放農村業已參加農業生產的群眾，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應當安心參加農業生產，參加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問題，應由各級黨委負責逐步加以解決”執行。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確保機要文件與檔案安全的幾項規定。規定一律不准衝擊、占領機要室和檔案庫，不准搶占機要文件和檔案材料。有關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包括密碼、密電、絕密文件和機要保密單位的一切圖表、圖紙等技術資料，都要嚴加保管，未經上級批准，任何單位和人員一律無權翻閱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未經上級同意，擅自批准借出的機要文件和檔案材料，要責成當事人火速追回，並限期交回原部門。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文藝團體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文藝界的鬥爭重點，是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和清算彭、陸、羅、楊反革命集團的罪惡，肅清以周揚、夏衍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毒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閥、反動“權威”。文藝工作人員應該有組織有計劃地下鄉、下廠，同工農相結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自負盈虧的文藝團體，如果他們今後演出有困難，現在基本生活費又沒有來源的，可以由當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農村落戶或者分配到工廠或新建的企業中去勞動。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對待工作組問題的通知。要求各學校、各工廠、各機關、各單位，今後不要再揪工作隊去鬥爭。

中央發布通告，取締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周恩來、李先念約集國務院財貿各部委及財經學院等造反派代表談話，嚴申：對財政、外交、公安的權不能奪，造反派只能監督。將受批鬥而傷病或無法工作的部長吳波(財政部副部長)、姚依林(商業部長)、方毅(國家計委負責人)等接至中南海保護。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參加造反派，圖謀奪財政部的權，周命令當場逮捕。並傳達了毛澤東不再提“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提法，以利於團結更多的原領導幹部。中央部門奪權中的三結合採取革命的領導幹部、革命的中層幹部和革命群眾代表相結合的形式。每個部黨組要恢復。奪了權的必須經中央審查才能承認。部內問題一定要以部內造反派為主，外單位不能參加。

              李富春接見工交系統紅色造反聯絡站代表時說：奪權已形成連鎖反應，各部都在奪權，但不應千篇一律，而應區別對待。一、是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的領導權；二、奪對業務實行監督權。對工交戰線，要一分為二，有劉、鄧影響，也要看到毛主席的紅線。

              下午，謝富治接見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的同志。在談到革命造反派內部問題時說，不要互相打架了，不要發互相攻擊的傳單，不要隨便抓人、罵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缺點，不要只看到別的人缺點。

              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批發中央軍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公開信》，勸阻造反派衝擊成都軍區(軍區支持保守的產業軍)，並警告造反派頭頭，必須對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負責。造反派置之不理，繼續衝擊。軍區因此大肆拘捕，人數高達萬數。

             陳伯達電話通知《光明日報》，停止揪斗穆欣。

 

2月18日

              晚，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葉群(代表林彪)等到他的辦公室開會。嚴厲指責了譚震林等元老派。他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徐向前、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又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

說罷，退場。

康生在會上說：“毛主席發怒了，是無產階級之怒，是無產階級的義憤！”

 

［按］ 40年代，正當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毛澤東卻在延安的窯洞裡策劃奪取黨內的最高權力。他重用情報頭子、整人專家康生，他用嫻熟的權術、殘酷的鬥爭手段，鬥垮了“教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等形形色色的敵人，通過整風，在全黨確立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地位。他把同志關係變成了君臣關係，使任何人都對他俯首帖耳，山呼萬歲。“延安整風”是毛澤東一生帝業的始基，故絕不允許任何人對之有半點非議。

 

會上確定：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名政治生活批評會)[8]，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進行批評，三人“請假檢查”。並確定由周恩來找陳毅、李先念，謝富治找譚震林、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找徐向前談話，傳達會議精神。

中央軍委發出通知，重申二月八日通知，外出串連人員限期返還原單位。

凌晨，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幹部。周講話：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權，對業務只能是監督，不能超過這個界限。因為業務大權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是黨的領導權，是毛主席的。政府大權如外交、財政、公安、國防、經濟大權怎麼能奪？奪黨、政、財、文大權，那是講的地方。幹部大多數還要繼續留用。你們大家有委屈，我向你們道歉。

              聶榮臻接見國防院校代表說：學校以教學為主，也學工、學農、學軍，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資產階級，這跟劉少奇的半工半讀不同。在奪權告一段落後，一邊主要抓革命，也可以鬥批改，這個工程很大。

              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接見國防工業各部院、國防工辦、國防工政造反派負責人。周講話：各部委造反派奪權一般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監督。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對老幹部不能殘酷鬥爭。

              葉群、陳伯達、江青及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蕭華與總政所屬單位座談。葉群講蕭華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謝富治在人大會堂接見(北京)奪權委員會與革命造反公社代表。指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停止發展。蒯大富、聶元梓應去奪權委員會工作。

              新北大、高教部、民族學院等單位在政法幹校禮堂召開“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鄧、陶”大會，何偉、徐冰被揪出示眾受審。

              上午九時，文教口和總勤務站辦公室召開了首都一百四十多個大小文藝宣傳單位代表會議，討論文藝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問題。

              武漢軍區在徵得軍委文革小組同意後，於2月28日發表《嚴正聲明》，指出：軍區派部隊去紅旗大樓，是為了維持秩序，防止武鬥，決不是支持《二·八聲明》；至於軍隊造反派組織在《二·八聲明》上簽字，只能代表他們自己，不代表武漢部隊。更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

 

2月19日

              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在2月18日所寫的《關於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關於兩個中學軍政訓練試點的工作總結報告》作了親筆批示。

林彪同志：

一、                此兩件應立即轉發全國。

二、                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課後在軍訓的二十天中，軍訓時

間每天不要超過四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每天相應減少四小時。

三、                黨政軍民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次二十天。以上請酌辦。

                                                        毛澤東

江青說毛的這個批示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加強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對於促進大聯合，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正軌，對加強戰備，保衛國防，都有極大的好處。這次軍訓的中心內容是進行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的教育。

 

              林彪將譚震林寫給他的信轉交毛澤東，並寫信說：“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來信送上，請閱。

                                                                                    此致

敬禮

                                                   十九日

              毛澤東接信後，批“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林彪收到後當即撕碎，擲入痰盂里。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奪權的省市，必須先經中央批准，然後見報，且不採用人民公社的名稱。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學文化革命的意見。[9]規定：

從三月一日起，中學師生(包括一九六六年應畢業而尚未畢業的學生)停止外出串連，一律回本校，下鄉下廠的也一律回校，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為了加強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對中學師生要分批分期地進行一次短期的軍政訓練。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中學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由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民主選舉文化革命委員會，負責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並具體安排上課，搞好師生生活。一時不能選舉者，可由各方代表協商，成立一個臨時領導班子。    

 中學上課要和文化大革命緊密結合。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資產階級的教材和教學制度，並以必要的時間複習數學、物理、化學、外語和各種必要的常識。在農忙期間，可以有組織、有計劃地組織師生下鄉參加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負有國家生產任務的半工半續學校的學生，不必下鄉勞動。

認真整頓和清理教師隊伍，把教職員工中堅持反動立場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這是辦好學校的重要條件。

 

              中央廣播事業局和北京廣播學院對北京台奪權問題發生爭論，乃至武鬥。中央文革於18、19日兩次寫信，要求雙方協商解決。

              謝富治、戚本禹、劉建勛與首都紅代會代表座談。戚本禹講話，介紹了劉建勛的情況，強調奪權必須與幹部結合。

              北師大“井岡山公社”的“鋼一連”、“井岡山之聲”、“挺進大隊”等戰鬥隊聯合舉行了“徹底批判反動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大會”。決定成立“徹底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聯絡委員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指責該校的所謂“新思潮”派就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並與之進行了“原則”的鬥爭。二月下旬，“井岡山公社”發出通知，決定總結批判“新思潮”的收穫並進行軍訓，用毛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指導，以人民解放軍為榜樣，來整訓自己的隊伍，聲稱要使之成為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的隊伍。所謂“新思潮”，其內容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主張懷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破壞大聯合，打倒一切權威組織。”

 

2月中旬

              支持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的全市各組織成立“支聯站”，與“工總司”對抗。“支聯站”頭頭是交通大學助教湯福生，化名“全向東”。2月19日，“全向東”至上柴，表示對“聯司”(司令楊仲池)的支持。

 

2月20日

              中共中央發布致農村貧下中農及各級幹部的信，要求抓好春耕工作。                             

批朱(德)聯絡站準備召開萬人大會，揪斗朱德，被周恩來制止。

                                                                             

2月21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就執行軍委八條作了一些補充說明：

中共中央認為，中央軍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條命令很好。這個命令，除第七條關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它各條，都適用於地方。

中央還做以下幾點說明：

(一)認真執行中央軍委命令中的有關規定，是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軌的重要措施。

(二)根據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鬥爭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單位串連的大中學校的師生、工廠職工、農民、文藝工作者、醫務工作者、機關工作人員和其它人員，除經中央特許的以外，都應當立即返回本地、本單位、本校，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三)軍事領導機關，今後一律不許衝擊。軍隊和地方的戰備系統、機要系統和保密系統(包括保密的工礦企業、倉庫和科研、設計單位在內)，今後也不准衝擊，不准串連。

(四)黨中央各機關，國防工業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計委、經委、建委、科委、財政部、各級銀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和各地廣播電台，不許由外單位人員接管。已經進駐這些機關的外單位人員，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奪權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都應以本機關、單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進行奪權鬥爭，外單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必要時可以協助，不得包辦代替。

                                              

             謝富治、戚本禹、劉建勛、吳德、高揚文與衛戍區司令傅崇碧接見北京三大工人革命造反組織，催促完成聯合。謝說：北京市要成立一個權力機構，工、農、兵、學、商多方面參加。

              李先念接見建工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號召大家返還內地建設工地的崗位。毛主席說過：內地建設搞不好，就睡不好覺。內地建設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譚震林接見農林口造反派代表，祝賀農林口各部門各學校實現大聯合。         

李先念接見財經學院“八八戰鬥隊”時說：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王學明是黨內走

資派。

              關鋒、戚本禹在《光明日報》全體職工大會上，說《光明日報》幾年來，基本上是無產階級的報紙。穆欣基本上是左派，應停止揪斗。

              武漢造反派衝擊軍區支左指揮部。

 

2月22日

              江青迫周恩來表態：“把賀龍搬出來”，被拒絕。

              首都大專院校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會召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謝富治、王力到會祝賀。周恩來代表毛、林及中央祝賀首都紅代會成立。他說：這次莊嚴的集會，表明我們即將象上海一樣進行一次大奪權。陳伯達講話：“廣大革命群眾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大會發布的《紅代會宣言》指出：“目前，奪權與反奪權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三結合的方針”，“必須在自己靈魂深處來一場大奪權、大造反”。大會通過對毛的致敬信：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會還通過了《告全國紅衛兵書》。首都紅代會是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造反聯絡站”、“第三司令部”和其它大專院校紅衛兵組成的聯合組織。首都紅代會由15名常委組成，由農大“東方紅”、農機“東方紅”、郵電“東方紅”、林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航“紅旗”、醫大紅衛兵“紅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財經“八·八”、地院“東方紅”、工大“東方紅”、電影學院“東方紅、毛澤東共產主義公社聯委會”、北外“紅旗”、清華“井岡山”擔任。

              李先念接見外貿部革命造反派。說：杜向光(原財政部副部長)公開違抗中央命令，想利用造反派打倒吳波，不能允許。造反派奪財政部的權沒有錯誤。上海奪權以後，全國出現了連鎖反應，先奪了再說，奪錯了沒有錯誤。奪過分的，讓出來就是了。要說錯，我們錯了。

 

2月23日

              軍委頒發由毛澤東簽發的軍隊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致信浙江省軍區並轉造反派組織，號召並讚揚軍區與造反派聯合，搞好運動。

             國務院發出關於新制紅衛兵袖章、旗幟時必須儘量節省布匹的通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並發表公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由張春橋充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為副主任。

              陳伯達對《光明日報》代表談穆欣問題，說：多年來《光明日報》工作是比較不錯的，他發表了不少好文章。

              青海省軍區通令：取締反革命組織“8·18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逮捕首惡分子；同時出動軍隊，包圍並奪取了青海日報社。對反抗者開槍射擊，頓時槍彈如雨，血肉橫飛。在衝突中，共傷亡377人，其中解放軍死4人，傷26人。葉劍英電示，打得好，打得對。

 

2月24日

              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參加工作組的幹部回原單位不再作檢查的規定。

              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締“全紅總”等非法組織，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與衛戍區逮捕了北京的“全紅總”等組織的頭目。

中央文革打電報給西藏拉薩革命派，答覆有關問題：中央軍委二月二十二日給西藏

軍區的電報是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意見的，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擁護這個電報所說的張國華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的。中央文革小組歡迎你們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捍衛和實現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結合”聯合奪權的偉大方針。你們要同張國華同志和西藏軍區革命領導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區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彎路。

            周恩來致信林彪，就決定召開軍以上幹部會，事先只請示毛，而未向林報告一事，承認是一大錯誤，並保證永不再犯。

              江青、謝富治在中央文革召開的中學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講話：對“聯動”這樣反動組織要做分化瓦解工作。他們組織很嚴密，是有後台的。謝富治要求對這個組織做堅決的鬥爭。它有後台，代表一個反動思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代表。

              上海舉行慶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群眾大會，張春橋作長篇發言，傳達毛澤東關於有關奪權的最新指示：

講一講奪權問題   照我們的理解，主席說這個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就是說，我們十七年來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昨天《紅旗》雜誌第四期的社論裡面說了這個意思。就是說十七年來，從根本上說，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了統治地位，不是劉、鄧路線占了統治地位。毛主席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正是為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使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能夠把修正主義根子挖掉，能夠使得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不會變顏色。

在奪權鬥爭裡邊，在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成為問題的中心的是“三結合”問題。這是能不能夠奪權、奪了權能不能鞏固的關鍵。

上海這地方同志們總記得，階級鬥爭是尖銳複雜的。上海不但有中國的地、富、反、壞、右；還有外國的地、富、反、壞、右。他們人數不多，只有那一小撮，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他們，在戰術上要重視他們。鎮壓反革命問題不能粗心大意，現在情況很複雜，需要我們很好地觀察，特別是我們廣大的群眾，要擦亮眼睛，因為現在情況很複雜，就是有許多反革命。

現在還有那麼一股風，故意挑動我們革命幹部子女，軍隊幹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個什麼革干軍乾子弟聯合戰鬥團的傳單，這是一張反動的傳單。他們故意地來挑動革干軍乾子女，說現在社會上到處斗你們，斗你們的父母。這是胡說八道！我們革命幹部絕大多數是站在毛主席的這一邊的，我們的軍隊幹部更是絕大多數是站在毛主席的這一邊的，革干、軍乾子女絕大多數也是站在毛主席的這一邊的，這些孩子是黨的，是人民的，是毛主席的。

最後我想說一下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我想要說一下，

就是增強組織問題。今後要好好地學習，要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夠藉口忙不看書。

 

2月25日—3月18日

              中央七次召開政治局生活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圍攻批判了譚震林等元老派。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說：“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陳伯達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從這以後，由周恩來主持的黨、政、軍、文革“碰頭會”停止召開，毛澤東決定由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政治局，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行使黨、軍大權。中央文革的權力陡然大增。社會上則掀起反所謂“二月逆流”的高潮。

 

2月25日

              陳伯達、康生、江青、葉劍英、關鋒、戚本禹、葉群接見即將參加高校下一期軍政訓練的解放軍北京衛戍區幹部。江青指示：軍政訓練的中心內容是進行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的教育。葉劍英說：中央文革八個月來的工作，是完全按照毛澤東思想工作的，成績是偉大的。

              陳伯達、康生、王力接見雲南省造反派時講話：大聯合是大方向一致下的大聯合。工廠是幹部和民兵三結合。在奪權中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是錯誤的。目前提出造反派內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是錯誤的，不符合中央精神。 

吳法憲對空軍司令部與直屬組織的革命造反派組織代表講話：繼揪出成鈞、劉震、張廷發、何廷一、王靜敏之後，各部門又提出一些有重大錯誤的人，如司令部的邢永寧、尉劍疇、王少江；政治部的黃玉昆、王平水、夏屏西；高指的周彪、楊易風；雷達兵部的向黑櫻等，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北京“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聯絡委員會”召開第五次大規模的批鬥大會。被王力、戚本禹賜名為“新時代的狂人”的陳里寧在會上發言，控訴劉、鄧路線對他們的迫害。“3·6專案聯合戰鬥團”發言指劉少奇為大叛徒，利用職權，指使薄一波、安子文叛黨出獄。

              張春橋在接見北京駐滬聯絡站師生時，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是一本典型的修正主義代表作。這本書在國內、國際都有很壞的影響。現在批判它，給紅衛兵出個難題。”他在與華東局造反派代表座談時說：劉少奇看來九大中央還要選為中央委員。毛主席說：看來以後我還要與他一起工作的。彭、羅、陸、楊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批判的調子)愈來愈高了，毛主席建議不要開了，說：我怎麼能和他們四人(反黨分子)一起開會呢？           

從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北京衛戍區在全市各革命組織的協助下，分別逮捕“全國滅資軍造反團總部”、“全國國營紅色造反兵團”、“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農墾戰士革命造反團”、“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一線第一戰鬥隊”、“全國聾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等組織的領導人四十餘人。前三個組織被定為反革命組織。

              上海“工總司”第二兵團司令耿金章被拘捕，第二兵團開始瓦解。二兵團長期與“工總司”抗衡，秘密策劃結合陳丕顯，進行奪權，反對張春橋、王洪文，故被吞沒。與之相近的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均相繼瓦解。1967年5月2日，耿金章始得釋放。

              廣州揪斗陶鑄、趙紫陽、區夢覺、林李明。

 

2月26日—3月25日

              由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准，召開解放軍軍以上幹部會議，討論三支兩軍問題。

 

2月26日

              周恩來接見《中國建設》雜誌社革命生產委員會成員時，說：黨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奪權。中央各部奪權主要指的是監督業務。但中央只有幾個部管住了，如外交部。當有人認為解散文革領導小組是破壞十六條時，周說：十六條早就突破了。可建立起革命委員會，對革命實行領導，對業務實行監督。要由領導幹部、中層幹部和有氣魄的闖將，以闖將為基礎，組成革命委員會。

              周恩來與廣東省、廣州軍區負責人談話後，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建議對廣東實行軍管。對與廣東情況類似的雲南亦行軍管。毛批示：“同意這樣作。”

              李富春接見大慶地區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大慶還是一面紅旗。為什麼百分之八十的標兵都被打倒了？

              李先念接見外貿學院造反派，歡送他們撤出外貿部。

              《人民日報》發表上海體育界造反派文章《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和《為“東方紅”小將的一張大字報叫好》。

              首都和中南地區鬥爭陶鑄籌備處在工人體育館召開鬥爭陶鑄大會，熊復、雍文濤、蕭望東等陪斗。

 

2月27日

              毛澤東對周恩來講：“大聯合大奪權”的口號不能同意，難道沒有一個單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毛建議把“大奪權”的“大”字去掉。還說：今後應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

              晚，康生、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原“首都三司駐外地聯絡站”代表，指出軍區不能衝擊，對解放軍的態度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標誌。紅衛兵在運動初期搞串連，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有功績。但後來各地造反派起來了，繼續留在那兒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駐外地聯絡站一律要撤回來。

              江青、陳伯達、戚本禹、王力、關鋒在廣播事業局座談。江青講話，問：為什麼讓丁萊夫之流丟在一邊睡大覺？這是敵人！對敵人，我看要狠。

              陳伯達、王力、關鋒給《人民日報》臨時監督小組指示：唐平鑄與一月中《解放日報》事件沒有責任，他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參加報紙的編輯工作。

              中央軍委發布關於軍以上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的若干補充：

凡繼續開展四大的單位的文化革命戰鬥組織，應以基層行政單位進行改組，所有超越基層行政單位的文化革命聯合戰鬥組織，如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各大單位的造反總部、聯絡站等，應一律撤銷。所有文化革命戰鬥組織所使用的宣傳工具，如有線廣播、宣傳車、印刷用具等，應一律移交各單位黨委文革辦公室。

 

2月28日

              毛澤東在陳伯達送呈的一個材料[10]上批示：從上至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

            謝富治、傅崇碧接見首都職工革命組織代表。傅說：最近北京工人組織武鬥相當嚴重。現在各工人組織應該停止發展。工人組織中打人、抓人、私設公堂。農村也有，昌平搞得很厲害。謝富治強調奪權沒有經驗可創造。前一段奪權經驗有四點：一、要實行三結合；二、要搞大聯合；三、奪權的必須是真正的左派；四、必須依靠本單位。離了這四條就不行。

              《人民日報》發表上海市革委會在23日通過的《當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

              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批判《二·八聲明》的錯誤。

              貴陽棉紡廠按行政部門實行聯合，《人民日報》在3月1日刊登了這一消息，並以《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為題，發表社論。

              周恩來宣布對廣東實行軍管，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文化大革命，一個抓生產。

              周恩來、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等接見煤炭、鐵道、石油等部造反派代表，對抓革命、促生產再次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三月份再不搞“三結合“，就要犯方向路線性錯誤。周表揚了石油部生產情況。

 

2月

              毛澤東指示：

鬥爭要文明些，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要高姿態、高風格。北京街上標語水平不高，到處都打倒，砸爛狗頭。哪有那麼多狗頭？都是人頭。這樣搞，群眾對運動很難理解。搞噴氣式飛機、照相，登報貼在大街上，外國記者搞走了。現在要將鬥爭水平提高。現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沒有這樣凶。鬥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對後代進行教育，不然將來他們掌權了也這樣干，這就太簡單化了，他們認為這樣就斗臭了。還有把別人生活上的問題擺出來了，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適，主要是政治上的斗臭。(周恩來在接見黑龍江紅色造反者時傳達)

              毛澤東指示：

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毛澤東講話：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向總理和國務院送遞的一份指令中，要廢除所有的首長。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很反動的……其實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首長才行。

謝富治指示：有些小報刊登謠言，影響不好。今後首長講話不許張貼大字報與發傳單。

江青指責上海市公安局整了她的“黑材料”，為此將公安部長羅瑞卿、副部長徐子榮打成“現行反革命”，副部長凌雲被捕入獄。

 

2、3月

              自上海“魯迅兵團”文章發表後，從2月底到3月初，首都各高校造反派組織紛紛開始整風。

 

3月1日

              《紅旗》第四期發表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聲言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不能認為“只要是當權派，就是不好。”它是由毛親自審閱修改的。

              周恩來在接見西安造反派代表時，對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全國各校又提出抓、揪、抄，表示憤慨。他質問：你們眼裡有沒有中央？他提出：今後不要再上街遊行，也不要搞宣傳車上街。對流行的“大聯合、大奪權”口號，他傳達說，2月27日毛主席已表示不同意，難道沒有一個單位是無產階級當權派？建議改為“大聯合奪權”。他提出：“大聯合”要一個系統聯合，不要跨行業，已經跨了的要改正。他指責批劉瀾濤的小報實在不好，醜化。北京更不像話，搞了個《百丑圖》。再這樣，過幾天我們就要封報了。

              周恩來、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繼2月28日再次接見工交所屬鐵道、煤炭、石油、水電、一機、化工、冶金等七部造反派及負責人，逐一研究煤炭、礦冶、石油三部恢復業務問題，指示介入的礦業學院學生退回原校整風。會議繼續在2日舉行。

 

3月2日

              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不准部隊所屬的一些單位進行串連。為了保守軍事機密，部隊所屬國防施工、基本建設、科研、設計單位和軍隊修理工廠、軍需生產工廠，經中央文革同意，非軍隊人員一律不要去串連，已進去串連的應立即退出。軍隊內部人員串連問題，按軍委有關規定辦理。

              江青召集十二省、區負責人開會。會上，江攻擊鄧小平是漢奸、法西斯、反革命兩面派。

              戚本禹在人民大學講話：人大的第一個敵人是孫泱。第二是郭影秋，第三是胡錫奎。建議“人大三紅”與“新人大公社”開門整風。“三紅”搞康老的材料有很大的錯誤，應該吸取教訓，清理隊伍，達到聯合，不能馬上聯合，也要協力。注意鬥爭方式，還要注意保密。

              《人民日報》正式宣布山東省革委會誕生，並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指出：“山東的經驗充分證明，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活動。”同時還登載了山東省革委會在2月3日發布的第一號通告。

              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和批發的《首都紅代會宣言》。清華、北大、師大等院校造反派連日歡呼慶祝。

              下午，首都幾十個單位在鋼鐵學院開會，鬥爭了反革命組織“全紅總”的頭目王振海等。

              體委“革命造反聯絡總部”鬥爭榮高棠。

 

3月初

              戚本禹談北京市老幹部吳德、劉建勛、丁國鈺、高揚文、李清泉是比較好的，有的比較壞，如雍文濤。

 

3月3日

              毛澤東發布《關於軍隊要協同地方管工業的指示》：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勸阻自發前往援越抗美的通知。

              中央軍委辦公室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總政部門幹部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劍英、聶榮臻、蕭華、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參加。蕭華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作了檢討。陳伯達講話：蕭華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由於長期養病，8月10日才回來，在一段時期犯了些錯誤。周恩來講話：蕭華問題搞得這麼大，是有別有用心的想搞垮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李富春寫信給全國總工會的造反派，提出中央認為劉寧一不是三反分子。           

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穆欣接見江蘇代表團。王力說：對於江渭清，單憑江蘇飯店“一三”事件就應該打倒。康生指出：昆明提出“左派內部必須大亂”，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你們江蘇的“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等口號是真的形“左”實右，要堅決反對。

              在所謂“二月逆流”時，北京大學校文革的一些人把北大“井岡山”、“紅聯軍”打成反動組織，關押了一百多人。本日，北大哲學系教師郭某貼出《新北大要整風，聶元梓第一個要整風》的大字報，揭發聶在1966年11月塗改錄音磁帶，在政治上陷害“井岡山”、“紅聯軍”等問題。聶指郭為“資產階級整風方針的代表”。北大開始波動。

 

3月4日

謝富治、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紅代會核心組成員及部分工作人員。戚本禹講話：

中央近來研究一個關於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精神是大家都回學校。外地聯絡站，三個司令部的都撤回。建議三個司令部合併。成立了紅代會，三個司令部都撤銷。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他們在對紅代會所屬各小報及印刷廠負責人講話中，批評出版的東西錯誤很多，泄露機密、歪曲講話，還出了“百丑圖”。今後對未發表的毛主席著作與詩詞，不能隨便翻印。

              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人民大學造反派，就批判朱德問題，指示說：“你們自己搞就搞成了；你們說是我們叫你們搞，就搞不成。”

              “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連日(4日、5日)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彭、羅、陸、楊之外，劉仁、萬里、吳冷西、周揚、童大林、安子文、曾三、蕭向榮、梁必業及郝治平、嚴慰冰等數十人陪斗。

 

3月5日

              周恩來、康生、王力、關鋒等在人大會堂接見江蘇兩派赴京代表。周恩來說：江蘇“紅總”(以工人為主體)1·26奪權，但排斥“8·27”。1月30日三十萬人大會又拒絕“8·27”參加，造成造反派內部分裂，發生打、砸、搶。故採取臨時辦法，實行軍管，但不在報紙上宣布。南京“8·27”是以南京大學1966年8月造反而著名並發展起來的。它們提出口號：“砸爛文氏黑店”(文鳳來為“紅總”所支持的革命幹部)，“紅總”則報以“文鳳來好得很！”的口號，“8·27”復以“好個屁！”譏之。故當時以“好派”、“屁派”相稱。康生說：自己稱自己“屁派”，真糟糕！

李先念在對人民銀行造反總部講話時，對財政金融學院“8·8戰鬥隊”高度讚揚。並說：外貿學院到外貿部，商學院到商業部，財金學院差不多各單位都去了，他們去了30多個工廠，起了先鋒作用。

              戚本禹接見地院“東方紅”部分同學，說：江青同志說過，地院“東方紅”的紅旗不能倒。還有北航“紅旗”、“新北大”、清華“井岡山”、師大“井岡山”的紅旗不能倒。朱成昭應閉門思過。“東方紅”核心領導組應站出來領導。王大賓是個好同志。

              下午，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數萬群眾舉行了“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徹底砸爛反革命組織‘全紅總’大會”。“全紅總”頭頭王振海、李衛兵、周牧等被批鬥。

              首都各高校普遍開展開門整風。戚本禹接見地院“東方紅”部分同學，對整風作了指示。要求通過整風，達到聯合。

 

3月6日

              江青策劃打倒譚震林，指使戚本禹授意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的頭頭譚厚蘭，密謀“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

              《文匯報》發表《搞臭風頭主義》的社論，認為風頭主義是當前革命大聯合的危險敵人。

 

3月7日

              毛澤東就《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批示：

林彪、恩來、文革小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轉發全國，參照執行。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只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

                                                       毛澤東

                                                                                                                                                      三月七日

 

              毛澤東批發渡口駐軍支左經驗。

林彪、恩來、文革小組：

此件擬可轉發全國全軍。參照執行，請酌處。

                                                                        毛澤東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渡口駐軍支左聯合指揮部關於《首先是從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經驗稱：

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首先是從政治上支持，也就是幫助他們認真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掌握黨的政策。使他們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壯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的力量，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大專院校當前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草案)

                (供討論和試行用)

一、                大專院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行斗、批、改。

二、                下廠下鄉和在外地串連(包括參加外單位奪權的和設在外地的聯絡站)的革命師生，一律在三

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參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三、                各大專院校的革命師生，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按

着統一安排，分期分批地進行短期軍政訓練。

四、                各院校根據本單位具體情況，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

“權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學術上深入地進行批判和鬥爭。着手研究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教學方法。

五、                各大專院校，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的學術“權威”以外，對各級

領導幹部、教授、講師、助教、職工、都應當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吸收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安排他們的工作。對犯錯誤的人，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

六、                大專院校必須由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臨時權力機構，領導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權力。已經由革命左派學生組織掌握領導權的，應着手吸收革命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參加。在條件成熟時，實行全面選舉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作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權力機構。

七、                大專院校的革命的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應該在運動中整頓、鞏固和發展。

紅衛兵應該以勞動人民家庭(包括工農兵和革命幹部以及其它勞動者)出身的革命學生為主體。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對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一貫在政治思想上表現比較好的，也可以參加。

八、                大專院校所屬工廠、企業和科學研究單位，必須堅決實行毛主席、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

的指示、認真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小學複課鬧革命》。

              上海《文匯報》發表社論：《為革命領導幹部的亮相喝采》。

              中共中央發布通知，在春耕期間不要在農村生產隊搞奪權。

               北京出現“打倒譚震林，解放農林口！”“徹底擊潰反革命復辟逆流！”等標語，指責譚震林炮製大寨展覽是“瘋狂反對毛主席，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為劉、鄧翻案。”

              北京市委幹部劉建勛、吳德、高揚文等在首都劇場向全體革命幹部檢查了錯誤，進行“表態”。

              賀龍在其西山的幽居地寫完了關於洪湖地區肅反擴大化問題的報告。

              戚本禹密函江青、康生、陳伯達，“正式向組織建議，要劉、鄧、陶、朱搬出中南海。”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作出《關於全體兵團戰士和革命師生開展軍政訓練的決議》。決定全體兵團戰士和革命師生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開始，進行軍政訓練。

 

3月7日—16日

              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來華訪問，10日參觀了北航。

 

3月8日

              中央轉發毛澤東就天津延安中學實現大聯合體會一文的批示。

              此後，人民解放軍陸續派出軍訓團進駐學校，開始對大、中、小學師生分期分批進行軍訓。軍訓團到校後，搞大聯合，建立革委會，將學校教導、總務等機構改為政工、教育革命、後勤等組。並取消班級建制和班主任制度，撤銷教研室(組)，將師生統一按班、排、連、營建制編隊，設連隊委員會、政治指導員。

              林彪找李作鵬談話，指示：“我想搜集一點具體事實，來說明軍隊中間也存在着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兩個方面的路線鬥爭，請李作鵬同志把海軍蘇振華等人如何執行劉鄧路線，在上面勾結壞頭頭，在下面煽動群眾，向李、王、張進攻的材料，給我整理出來，把事實擺出來。要採取列舉事實的辦法，拉條條的方法，不要寫成文章，很快搞出來，三天交卷。”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關鋒、戚本禹、陳永貴等先後參觀了在八一學校，由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主辦的“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八一學校是北京軍區高乾子女寄宿學校，學生在校養尊處優。全校千餘人，其中六百餘是服務人員。文革期間，學生中出現大批“聯動”分子，對學校大行破壞。來參觀的中央首長一致認為，應當砸爛高乾子女寄宿制度。康生看到被砸的標本室時，說：“土匪，完全是土匪！”

              這個展覽會受到“聯動”成員的多次衝擊。

              康生對全國總工會四組織所主辦的小報《紅旗》上刊載《揪出反革命兩面派劉寧一》一文提出嚴厲指責，說劉寧一不是三反分子，不是三和一少路線的制定者，而是揭發者。

              王力接見廣播事業局整風小組及造反派組織代表，指示開門整風。中央文革重視2·18武鬥，“這與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時間差不多，配合在一起。”希望電台能與中央文革共患難，真正站在一起。

              北京十幾個造反派組織召開“擊退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街頭四處出現“炮轟譚震林！”“譚震林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等大標語。

              下午，師大“井岡山”、農大“東方紅”、農科院“紅旗”等千餘人，由譚厚蘭等率領，高喊“譚震林的黑報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書”、“譚震林欺騙毛主席罪該萬死”等口號，衝擊並占領了“大寨展覽會”所在的北京農展館。

              晚上，由譚厚蘭組織的又一批人衝進農業部，占駐該部。

              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抄了北京部隊政委廖漢生家。廖是賀龍的外甥。廖與其妻均被送到北京衛戍區看押。

 

3月9日

              謝富治、戚本禹接見北京日報社造反派，宣布從12日開始，報社由軍隊接管。接管後，進駐報社的工人、學生要退出報社。

              農業口召開批判譚震林大會。

 

3月9日—10日

              在解放軍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與謝胡、卡博、巴盧庫的談話。陳伯達在會上揭露從1962年以來劉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當前的鬥爭是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3月10日

              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

              軍委發出關於軍內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等支左支農支工的有關問題的通知：

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等各革命群眾組織，都要以兩三周時間進行整風學習，學習文件，提高思想，總結經驗，修正錯誤，爾後集中精力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連，也不要同本地區外單位或地方組織搞串連。所有外出人員一律收回，地區性的和幾個單位組成的聯絡站，一律撤銷。地方群眾組織，也不能到軍隊串連。

支左、支農、工業工作，是毛主席交給軍隊的光榮任務，是對人民解放軍最大的信任和鼓勵，一定要切實作好，努力完成。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必須加強領導，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各地區、各城市支左、支農、工業工作，一律由當地駐軍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安排，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等單位的支左、支農、工業工作，一定要服從當地駐軍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不得各行其是。

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等單位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凡是未經上級批准撤職或停職的幹部，除應在群眾幫助下，認真檢查自己的缺點、錯誤，努力改正外，應該站出來做工作，把本單位的支左、支農、工業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來，各革命群眾組織要幫助和支持他們領導好這幾項工作。

 

             毛澤東覆信章士釗，拒絕章士釗所提不要打倒劉少奇的勸告。

章士釗上書毛澤東

“文革”初，章士釗對不斷加劇的動亂深感憂慮。他給劉少奇寫了一封長信，在給劉少奇寫信之前，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自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等等。大約三四天后，即3月10日，毛親筆寫了回信，全文如下：

“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安吉！    毛澤東   三月十日”

 

              李先念接見衛生部群眾組織代表，說：這幾天，借揭保健工作之名，從中央負責同志生活上搜集資料，這是在醜化黨。

 

[按] 當時大字報上揭發了許多幹部生活奢侈腐化，特權享受，小病大養，無病亦養，浪費國家醫疔資源，甚至霸占他人妻女，生養私生子等等醜聞。實則此類事並非個別，“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唯恐累及自身，故一再出面制止。

 

              下午，謝富治、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來到大寨展覽會所在的北京農展館，表示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和群眾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譚震林！”

             北京工人體育館與北師大分別召開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雲大會。”

              《人民日報》提前轉載了《紅旗》第5期(3月30日出版)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

              北京市六中召開大會，鬥爭王冒明，“西糾”成員王冒明因殺人致死罪被判死刑。

              中央批准對江蘇實行軍管。

 

3月11日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

              康生偕其妻曹軼歐參觀大寨展覽會，指責這個展覽有很多東西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突出的是劉少奇的政治。該展覽原是康生代表中央專門審查批準的。

              吳德、劉建勛、丁國鈺(或作高揚文)三位幹部在北京體育館舉行的群眾大會上，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革命群眾中亮相”，進行檢查。“群眾”對他們的檢查表示“歡迎”，為下一步進行三結合做了準備。

              以首都紅代會及農林口機關造反派為主體的近百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首都徹底擊潰譚震林自上而下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聯絡站”(簡稱“首都批譚聯絡站”)，社會上反擊“二月逆流”的聲浪越來越大。下午，師大“井岡山”等三十二個單位齊集農業部前，召開了“揪出鎮壓農林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譚震林誓師大會”。

              清華“井岡山”貼出“廖漢生與賀龍”的大字報，指責賀龍是劉鄧的忠實門徒，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青海日報》事件發生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請求重新調查。毛在本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群“聯動”分子騎車在王府井八面槽高喊“砸爛中央文革的狗頭！”

 

3月12日

              毛澤東接見軍以上幹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成員。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建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

              李作鵬夥同王宏坤、張秀川編織成《海軍黨委內部兩個司令部爭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以特急函送交葉群。其中誣指蘇振華、劉道生、杜義德為海軍內“蘇記黑司令部”，陶勇、方正平、盧仁燦、康志強為這個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剛”；傅繼澤、郭炳坤、張漢丞、趙曉舟、羅斌為“五大虎將”。4月，海軍直屬機關高級幹部36人受到批鬥。

              關鋒在一次講話中闢謠說：毛主席沒有講過不管什麼當權派，先奪了再說的話。

              北京市中學紅代會籌委會成立，它包括35所中學的革命群眾組織，擬於近日召開紅代會。晚，謝富治在接見籌委會代表時指出：對老紅衛兵要作階級分析，對高乾子弟要區別對待，其中壞的應該叫有反動思想的高乾子弟。“聯動”是紅衛兵的叛徒。

紅代會發出通告：要求所屬單位立即行動起來，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不把譚震林批倒批臭，不把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擊潰，誓不罷休。

 

3月13日

              周恩來在軍級以上幹部會上講話，就軍事管制問題進行了逐條說明。到二月中旬，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單位六千九百多個，“已經動用了團的兵力”。軍管形式有兩種，一是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一是派出軍代表。

              李富春在軍級以上幹部會上就生產問題講話。

              關鋒、戚本禹接見青海造反派“8·18”，了解青海事件情況。

              王力對回國留學生講話：10月3日《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陶鑄就不贊成。他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是反對。這不光是幾個字的爭論，他就是不讓批劉鄧路線，不許批工作組。

              下午，北師大“井岡山”、學部“聯隊”、石油學院“北京公社”等組織在北師大召開揭發余秋里，打退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大會。

              學部民族研究所部分群眾貼出《就中央統戰部運動中幾個根本問題與李富春同志展開大辯論》，遭到許多大專院校的反對。當時學部造反派提出三打倒(余秋里、陳毅、譚震林)二炮轟(李富春、李先念)。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春耕時期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不奪權》。

 

3月14日

              周恩來在接見西安造反派時，說：毛主席看到“打倒朱德”的大標語，不同意這種提法。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朱德問題要暫停。

              陳毅接見對外經委造反派代表，說：革命的監督權是文化大革命的創舉。監督不搞監督官，做監督工作，不能脫離原單位。

              北京五十多個院校十萬人遊行示威，反擊“二月逆流”，群眾高呼“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打倒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論提倡一個公字》。

 

3月15日

              中央宣布對廣東省實行軍事管制，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任軍管會主任。廣東省1·22“革聯”奪權之後，與各單位造反組織衝突，無力控制局面，造成混亂，此種現象，全國各地皆然。廣東在全國地位特殊，故較早實行軍事管制。“省革聯”與軍區及其支持者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成為廣東兩派長期武鬥的禍根。

 

            [按]　在被群眾造反派組織奪權的省、市乃至一些機關，派別對立，無法聯合，往往奪來奪去，為劫持大印而武鬥不止。所謂“革命領導幹部”，除毛及中央文革欽定者外，各派有各派的結合對象。“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根本無法建立。毛所標榜的“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終於成為破裂的肥皂泡。圖窮匕首見，而有所謂“軍管”。“大民主”成為獨裁統治者槍桿子下的裝飾和諷刺。

第五節   揪叛徒  徹底打倒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