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七節    殺機暗伏的九大

 

1968年1月1日

            兩報一刊發表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其中提出了50字建黨大綱，把共產黨的任務規定為對階級敵人進行鬥爭，而根本不提發展生產。李富春說，它是毛親自批閱的。

 

1月2日

            中央文革就學習元旦社論發出通知。

 

1月3日

            周恩來接見全國衛生防病工作會議代表，說：66、67屆醫學院畢業生全部分配到農村工作。

            康生指使舊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的專案組，以美、日特務罪名，對劉進行審查。1945年底，美軍情報處美柯中尉曾到解放區張家口參觀，康生即指使專案組以此為名，對劉仁、崔月犁、馮基平、徐子榮等進行嚴酷迫害。劉仁於73年10月慘死獄中。

 

1月4日

            上海市黨章修改小組就整頓組織發出通知。

 

1月5日—13日

            全國鐵路系統抓革命促生產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到會講話。

 

1月7日

            周恩來在全國衛生界“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誓師大會”上講話。

 

1月8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第一艘自行研究、設計、建造的排水量18800噸，載貨量11700多噸的遠洋貨輪“東風”號建成，技術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1月9日

            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被捕入獄。閻是在67年1月經戚本禹推薦調任江青秘書的。

 

1月10日

            周恩來致信江青，談所謂《伍豪啟事》問題，說：“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為偽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風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

 

            [按] 此事與後文本月16日毛澤東就北大某人反映所謂伍豪啟事作批示有關。可見江青對此問題一直抓住不放，直至周恩來死去時止。

 

1月11日

      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關於檢查總結活學活用毛著的決定。

     

1月12日

      北京市進行清理工作，所有外地在京的單位應撤的一律撤銷，應離京的（除中央請來的外）一個不留地離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在動員大會上作了動員報告。

      張春橋在上海市紅代會擴大會議上說：“我有時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我看看這些招待人員，對我為什麼這麼冷淡呢？過去回來還好麼，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後來查一查，果然是一些壞人。他們飯也不想給我吃，車子也不願意開。但他們對陳丕顯、曹荻秋可是有感情啊。他們對造反派很對立，為什麼？無非就是我反對了陳丕顯、曹荻秋。”

      外交部發表聲明，抗議美國及老撾的三架飛機於1月7日下午轟炸我雲南省的苗寨地區。

      《文匯報》發表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

 

1月14日

      戚本禹被勒令檢討，旋即入獄。《紅旗》停刊。

 

      [按] 戚本禹入瓮，一種說法是毛在抓關鋒、王力時已有安排，暫時把他們分割一下，也還想看戚本禹有無改正。另一種說法是據王力的回憶，彭真在65年底請關鋒、戚本禹吃飯，戚事後寫信給彭真，表示感激。此信在抄彭真家時被送到了江青手中，江青大為不滿。又，67年1月一個晚間，戚為了取媚江青，說：他找到了江寫的第一篇小說，如何如何好，江青心虛，當場變臉，說：“你們膽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嚇得把責任推到負責中央文革文藝組辦公室的金敬邁頭上（文藝組由江青任組長，戚本禹任副組長）。金敬邁因此被逐。戚本禹亦終塌台。兩說恐皆有所據，亦終非戚必垮之原因。大抵舍卒保車，脫危斷腕，皆不得已而為之，非棋家、壯士之不愛卒與腕也。

 

1月1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批轉吉林省軍區和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央同意吉林省軍區和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的意見：小學在一月中旬開始放寒假四個星期，小學教職員工則堅持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和搞好本單位的斗、批、改。

 

1月初

      上海一組織“共產黨員心向毛澤東”（共向東）對中央文革及江青等提出疑問與指責。1月12日張春橋在上海紅代會上提出：“共向東”代表一些挨過整的、保過一段時間的一些人的思想。”

      北京院校開始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紅衛兵活動又從社會上的大轟大斗轉向清查鬥爭本單位人員上來。運動初期受到衝擊，而後在紅衛兵殺向社會後被晾置的本單位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又開始成為狂暴受到限制的紅衛兵小將們的發泄對象。在清隊的名義下，一切所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及被認定為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壞頭頭等等罪名的人，也一批批地被揪出來，受到鬥爭與監禁。

  上述人員除了人身受迫害外，經濟上也在砸爛高薪制的口號下，扣發工資。其家屬也被強制遣返原籍。北京地質學院的造反派在元旦發布001號通令，規定：

1．對於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生活標準，不得超過北京最低生活水平，即12．50元。

2．對其家屬子女，應分別對待，他們的生活標準不得超過北京市中等水平18元。

 

      [按] 即此可見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的悲慘與屈辱的境況。然沐猴而冠的小知識分子徐景賢，猶自擺出一副奴隸總管的架式說：知識分子就是水缸中的皮球，就得按住，不然就又浮上來，翹起尾巴來了。解放以來，毛對知識分子的訓示就是要“夾起尾巴做人。”在毛統治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如狗，狗畢竟還不是成天夾着尾巴生活的。

 

1月16日

毛澤東對北京大學某人報送的《伍豪啟事》作出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                                                  

      《人民日報》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為綱發動群眾圍剿派性》所加按語。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遼寧、吉林解放軍與群眾代表。

 

1月17日

      新華社報道，1966年和1967年，全國由近30個學科的100多名科學工作者組成的綜合考察隊對珠穆朗瑪峰海拔最高達7000多米的地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綜合科學考察。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會上講話：最近出了幾件事，門頭溝武鬥，活活打人打死幾次，壞人利用派性，派性掩護壞人。

 

1月18日

      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

 

1月19日

      軍委批轉軍委政工小組對貫徹執行林彪對政治工作指示的報告。                                                  

      陳虹等向江青匯報了有關提審楊帆的情況，江青表示滿意，說：他過去向中央發過兩次電報，署名楊殷[1]，反對我與毛主席結婚。你們再去提審。然事後陳虹等再未執行。有關審訊楊帆的材料，嗣後於六月中旬在吳法憲的督責下銷毀。吳指責陳等，提審楊帆不當作記錄，這些記錄一旦擴散外露，後果你要負責。陳虹不久即遭逮捕，監禁達六年又五個月之久。此即“整江青黑材料”一案。

 

1月21日

      康生在京西賓館指着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說：“你是個叛徒！”“我憑四十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製造了“趙健民特務案”，使雲南大批幹部受牽連，一萬四千餘人被迫害致死。

 

[按]　在處理內蒙問題時，康生曾在會上指王一倫斥責說：你就是一個特務，我憑我四十年的經驗就可以肯定。王因此就以特務為內蒙造反派揪打。其實，王三十年代初在莫斯科與康皆為熟識，康生之任意誣陷也如此！

 

1月23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甘肅省革委會的批示。

 

1月25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河南省革委會的批示。

 

1月26日

      王力、關鋒被投入秦城監獄。

 

1月27日

      楊成武、吳法憲向林彪匯報解放軍報社情況。林彪指示：報紙就要抓兩頭。上抓主席思想、中央的指示，及時在報紙上反映出來，傳達下去。上面的東西傳達下去後，下面的群眾是怎麼緊跟，怎麼貫徹的，有什麼看法，有什麼創造性，有什麼問題，就要靠我們開座談會去了解。寫成文章，及時在報紙上反映出來。這就是抓兩頭。辦報主要是

抓兩頭，走接觸實際的道路。

 

1月28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認真執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則》。

 

1月29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河北省革委會的批示。

 

1月3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南也門（也門民主共和國）政府在開羅簽訂關於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協議。2月2日，雙方發表新聞公報，決定互換大使級外交代表。

 

1月

      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寫材料，列圖表，說明1937年以來歷任組織部長的張聞天、陳雲、彭真、鄧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務、三反分子或“雙料貨”。先後任副部長的22人是叛徒、特務、三反分子、裡通外國分子。組織部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是一個黑窩子。

 

2月1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湖北省革委會的批示。

 

2月4日

      康生指示：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以揪得寬點，不要怕。遂至揪內人黨之風泛濫而不可收拾。

 

2月5日

      中共中央轉發黑龍江革命委員會《關於深挖叛徒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劉、鄧、陶及其同夥彭、賀、彭、羅、陸、楊、安（子文）蕭（華）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

      謝富治在首都大專院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動員大會上講話：北京有二百多萬人參加了學習班。學習班也就是短期的訓練班，好處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

 

      [按] 當時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性質十分複雜，除一般的學習者外，集中審查、特別批判等工作也都以學習班的形式進行。有的名為學習，實為集中軟禁。

 

2月7日

      李鍾奇在首都大專院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講話：北京市2月份要突出掀起大聯合的高潮，要解決大聯合的問題。你們大學2月份必須解決問題，這是肯定的。3月份大學的工作是掃尾工作，中心工作是整黨、整團、整頓紅衛兵。

 

2月8日

      康生、吳法憲、張秀川、陳錫聯、宋任窮等接見吉林群眾組織代表、專案人員等。康生說：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的過渡的權力機構。作專案工作必須：（1）掌握毛澤東思想；（2）有明確的階級觀點。

      周恩來在水電部業務匯報會上呼籲趕快三結合，15日就要成立。幹部上來寫個檢討就行，打倒的也要參加學習班，只要歷史上不是叛徒的就該參加。

 

2月10日

      《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加強社會主義勞動紀律》。

 

2月13日

      外交部91名領導幹部（大多是司局長、大使）貼出題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的大字報。（在這以前，駐阿爾及利亞使館人員率先貼出歡迎陳毅回部工作的大字報）

 

2月15日

      謝富治在公安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講話，傳達毛的指示：辦學習班很重要，很多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還是要大辦學習班。雲南兩派在北京辦了八百多人的學習班。主席說：人可以增加一倍。又來了九百。保定也在北京辦學習班。這次抄羅瑞卿、陸定一、彭真、劉瀾濤的家，他們家裡金銀財寶多得很（有人插話：陸定一存款四萬多元）。謝指示：對陳里寧問題要把材料收集起來給我。他到處作報告，矛頭是針對公安部的。給陳里寧平反是不對的。

 

2月18日

            中央發布關於實行節約，緊縮開支的緊急通知。

 

2月20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廣東省革委會的批示。

            謝富治、傅崇碧在首都大專院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講話，要求防止驕傲，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不要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清除幾個壞人降低對中央文革的信任。相反，要更加相信，更加熱愛。

 

2月21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楊成武接見天津市革委會代表，指責天津文藝界開黑會、演黑戲。帶有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奪權的性質，是企圖顛覆新生的革委會、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事件。所謂“黑戲”，即天津人民話劇院創作並演出的《新時代的狂人》，作者尹淑坤。這個戲取材於陳里寧（湘潭人委幹部）。所謂“黑會”是指67年11月10日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代表座談會”。它是由天津市業餘作者造反總部等四組織出面，受作家方紀（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黨組書記）、孫振（雪克，天津文聯黨組副書記）、周良驥（市作協副秘書長）、白樺、董陽等並由當時中央文革文藝組李英儒的支持召開的，全國有十個省市參加。

 

2月22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吉林省革委會的批示。

 

2月23日

            張春橋在上海革委會講話：革委會工作人員越少越好。河北省革委會搬到石家莊去工作，一百多人就可以指揮全省作戰了。主席在上海對我講：你們上海的革命委員會搞二十個吧！當然公務員、打字員不算。

 

2月24日

            周恩來奉“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命，批評了91人的大字報。2月28日，陳毅致周恩來信，表示完全同意周的批評。這封信經周同意，3月1日在外交部發表。3月5日、11日、12日、4月1日、7日、16日，周恩來又連續批評了這張大字報。3月6日、12日，陳毅也批評了這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當時被認為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2月25日

            《人民日報》發表任立新署名的文章《無政府主義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橋梁》。

 

2月26日

            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的報告中批道：“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一職，最初是由周恩來擔任的，後才由江青取代。

 

2月27日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全體工作人員會上講話：最近中央發了個通知，所有縣以上幹部的老婆孩子參加了派的，統統要退出來。解放軍也不能參加哪一派。

            邱會作對總後勤部專案人員辦案提出“三狠”的方針：“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滅他，這是搞專案工作必須站穩的立場。”“光是說理是不夠的，必須向敵人專政。”“應當狠斗（堅決地打擊他的反革命態度）、狠審（可以連續多少天進行審訊）、狠專（敵人拒不交待就審他）。”

原總後軍械部副部長梁冰，反邱會作被揪斗，親友中十二人受株連，其中四人死亡。其本人身體致殘，半身不遂。他所身受的刑罰主要有23種。

1．車輪戰：日夜連續審訊，審訊人員輪班吃飯、休息，梁冰則長時間站立。第一次三日三夜，第二次十日十夜，第三次七日七夜，第四次十七日十七夜。

2．低頭彎腰罰站，瞌睡得碰牆壁。

3．下頦頂茶杯：把兩茶杯摞在一起，下邊放在梁的衣扣上，上邊頂着下頦，使他不能動。

4．坐高低凳：坐在一張矮木凳上，兩腳放在桌上，兩三小時不能動，不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體操”：身體靠牆，兩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後頸骨，造成長期抬不起頭。

7．打嘴吧。

8．刮傷：用木棍撥弄被打傷的傷口。

9．“吃元宵”：集體拳打。審查人員站在四周，周圍推打。

10．用劈柴、掃把柄抽打。

11．掛椅子：將椅子倒立後掛在脖子上，椅子上底部再加磚。亦有在脖子上掛鐵絲，兩邊分掛三塊磚。

12．“挖羊蹄”：將手指屈曲後用大拇指猛壓指甲處，捏後手指溢血，青腫變形。

13．將手腕、大小指用紗布捆綁，吊在空中。

14．雙手舉鐵凳。

15．煙頭燒踝骨。

16．逼使吃沾有糞便的饅頭。

17．擰大腿肉。

18．逼使自己抽打自己。

19．強使在自己身上扎針灸。

20．大碗盛水，頂在頭上，每次達半小時。

21．限制喝水，逼使喝髒水。

22．煙頭燙嘴。

23．捆在椅子上，不讓行動。

                                  

2月29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楊成武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負責人蕭思明，指示：公安局一定要徹底改造，對黑會、黑戲，鐵證如山，一定要徹底批判。

 

2月

            江青藉口接到上海一封信，說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會上去了，因而指名把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書記梁國斌、公安局長黃赤波、副局長王鑑和公安局其它人共26位關押北京；山東、浙江、江蘇等地的公安部門也遭清洗。上海公安局警衛處處長王濟普被迫害致死。

            江青還要求將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時，曾經幫助過她的保姆秦桂貞由吳法憲派專人專機弄到北京，對秦進行秘密調查。秦先被安排在空軍招待所高幹客房，不許出門。接着被捕，關押在衛戍區，並列入汪金祥、王鑑專案，直到1975年才獲釋。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利用電台、告示，勒令“內人黨黨員”三日之內到各革命委員會登記，否則一概按敵我矛盾處理。三日後，又將期限延為十日。

 

            [按] 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之簡稱。內蒙人民革命黨的前身是內蒙古國民黨。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成立。這個黨的主要成員是蒙古上層如白雲梯、郭道甫、博彥滿都、福明泰、包悅卿、旺丹尼瑪等。白雲梯任委員長、郭道甫任秘事長。它的總目標是使“蒙古民族團結一致，建立統一的國家。”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內蒙古國民黨在蒙古烏蘭巴托召開了第二次代表會議，撤換了白雲梯的領導，正式改名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總部設烏蘭巴托，泛蒙古主義色彩益濃，公開宣傳內外蒙古合併組織獨立國家，然當時很少作為，1936年正式宣布解散。

    哈豐阿的內人黨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由原偽滿的高中級蒙族官僚、軍佐組成。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10日，哈豐阿、博彥滿都等敵偽高級官僚分別由日本官員監視，撤出王爺廟。幾天以後，他們又脫離日本，回集王爺廟，打出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本部”的牌子。發表《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致電喬巴山、策登巴爾，宣布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該組織以哈豐阿任秘書長，有執行委員十三名，候補四人。他們都是偽興安省、偽興安軍、五三特種部隊的高級官僚和高級軍官。他們偽造黨史，說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日偽時期“仍然在不屈不撓的秘密進行着……組織更嚴密……作了許多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曾在16個城鎮旗縣“建立了黨部和黨支部，黨員共有一百來人。”實際上都是完完全全的捏造。所謂的黨徒都是在日本倒台以後，搖身一變，迅速以民族主義情緒為紐帶，倉卒糾合起來的。哈豐阿在首次黨員大會的報告中也不能不承認，它的所謂地下組織里，“為了防禦特務的陰謀破壞，已發展的黨員，幾年過程中，未使其本人知道本身是黨員的事例，為數也不少。”而對於某些新拉入的黨徒，也往往慷慨地追予黨齡。東蒙各旗縣的蒙族中稍具知識的中、青年，幾乎絕大多數為這一組織所收羅。9、10月間，由這個黨組織大搞內外蒙合併簽名運動。46年初成立了“東蒙人民自治政府”，哈豐阿兩次潛往蒙古，請求支持並接納合併。由於當時的形勢，蘇蒙方面拒不允許。在國內外的雙重壓力下，哈豐阿在1946年2月宣布解散內人黨。4月3日，哈豐阿與烏蘭夫達成協議，哈豐阿的全班人馬，都被共產黨接收，共同組成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分會。但重組內人黨的活動，在1957年的五一大會上仍在秘密策划進行。解放以後，以內外蒙合併為目標的分裂主義案件屢有發生。最著名的就是所謂“206案件”，這是一封向蒙古通報內人黨代表大會召開情況的秘密函件，其中說內人黨擁有黨員二千餘人，在61年召開了第一次代表會議，決定加速推翻中央殘暴統治，實現合併云云，此案積年難破。“內外蒙合併”的陰影則始終隱約於內蒙東部地區。文化革命中，哈豐阿及原內人黨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的歷史受到追究。由滕海清（內蒙古軍區司令員）所領導的挖肅運動又開始引導群眾由批判老內人黨而深挖新內人黨。這一運動由1968年年底開始遷延一年半有餘。各級單位大行逼供信，追查內人黨員名單。在重刑之下，胡咬亂攀，先是蒙族幹部盡被羅入，繼則漢族幹部亦牽扯於中。總數究竟多少，實難統計。僅內蒙古語文工作委員會及語言、歷史二研究所共近百名幹部，懷疑為內人黨的則達八十餘名。即此可見一斑。

 

2月末

            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在評選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的條件中，有“擁護以聶榮臻同志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的正確領導”之句，毛澤東知道後，嚴厲批評了這一提法。4月4日，國防科委被迫取消這一提法。

 

3月1日

            《人民日報》轉載《把無政府主義思潮從工人階級內部清除出去》一文並加前言。

            著名演員孫維世被捕入獄，10月14日慘死獄中。孫是周恩來的養女。

 

            [按] 據報刊文章揭發，毛在1950年訪蘇時，曾糟蹋過作他俄文翻譯的孫維世。林彪在與葉群結婚前，亦曾追求孫。這大概就是孫招恨於江、葉的原由。據傳江曾以預備整肅的文藝界的名單開列送周恩來，徵求意見。周在審閱中見列有孫維世的名字，不覺驚愕失聲。名單退回江青後，江詢知周之反應，在形成正式文件時將孫維世的名字划去，送周最後審定。周竟復主動將孫的名字補上。大義滅親乎？諂佞自保乎？周之為人亦可見矣！

 

3月2日

            經毛澤東、林彪批准，在賀龍專案組內附設一分組，收存有關鄧小平的材料。

 

3月4日

            3月初，魯迅夫人許廣平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所藏魯迅書信手稿丟失。（許在3月3日逝世）本日晚，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責令楊成武查找。楊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通過戚本禹了解情況，輾轉於中央文革工作人員處知道材料早已存中央文革處。

 

3月6日

            據《北京日報》統計，北京的385所中學、834所小學和部分大學的共一百多萬學生接受了軍政訓練。

            中央領導接見首都大專院校學習班時，蒯大富遞交密信，反映水電部有人在作專案調查時，發現葉群曾參加過國民黨戰地服務團（即復興社），五機部軍代表曾指令進一步調查的事實。

            《北京日報》報導，貫徹毛澤東三七指示，北京軍訓取得巨大成績。《人民日報》進行了轉載。

    

3月8日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至釣魚臺國賓館，向江青回覆：所丟失的魯迅書信，實已存在江青住處的保密室里。江青為此惱羞成怒，指控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鑄成大案。

 

3月10日

            兩報一刊發表社論：《革命委員會好》。引證了毛的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實行了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社論以毛指出的“要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為據，說“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我國億萬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進行奪權過程中的一個偉大創舉，以鼓勵和加速全國範圍的奪權。

 

3月11日

            晚，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專院校代表和中學紅代會代表匯報會上，就所謂為二月逆流翻案，進行指責。當北京石油學院群眾組織“大慶公社”批評該校另一群眾組織“北京公社”，說“北京公社”在1967年“反副總理”、“反余秋里，炮打周總理”、“炮打副總理，反總理”時，江青等人勃然大怒。姚文元質責說：“你再重複一遍。”“再說一遍”。江青也質責說：“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譚震林對不對？譚震林不該打嗎？”“你們成了一貫正確了？對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貫地保，倒成了正確了？”“你們就是擁護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們的，炮轟我們的。你們實際上是炮轟我們的。轟吧！膽小鬼才怕呢！”“二月逆流是什麼東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推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說：“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質就在這裡。”吳法憲、葉群相繼表示“擁護江青同志的發言。”

 

3月14日

            傅連璋被正式逮捕入獄，3月29日慘死獄中。逮捕的罪名是將毛澤東、林彪的健康情況向外擴散。

 

3月15日

            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人大會堂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領導成員。江青說：“目前在全國，右傾翻案是主要危險，我就不相信你們那裡沒有翻案風。北京學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們就轟了他一炮。”“小青年愛玩槍，打打也好，練習練習。”又說：華鎣山游擊隊糟得很，叛徒太多。有人在會上匯報省革籌小組內部的分歧：“十條爭論大的是第二條、第五條。有人說，十條過時了。”康生說：“要修改二、五條，這不是替二月鎮反翻案嗎？”江青說：“十條過時，就把李井泉再抬出來嘛！”“你們如果在十條上後退半步，你們就站不住了！說十條過時，就是替李井泉翻案。”“說十條過時了，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風。”“今天我們炮轟你們。”從此，一度稍息的四川武鬥之風復熾。

            蘭州市舉行宣判大會，判處英國人喬治·懷特有期徒刑三年，他被指控以工程師的身份，用特務手段竊取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報。

 

3月18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謝富治、吳法憲、許世友、杜平等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康生轉述了毛澤東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內戰爭的繼續，國民黨與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繼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此段語錄後在4月10日《人民日報》社論《芙蓉國里盡朝暉》中正式發表，文字略有不同）。康生還宣布：劉少奇五次被捕叛變，是個老反革命（江青插話：王光美是美國的戰略情報特務），鄧小平是逃兵，陶鑄是叛徒，彭德懷裡通外國，賀龍是大土匪，陸定一是大叛徒，楊尚昆是漢奸。江青也說，譚震林是叛徒。從去年冬天開始，右傾分裂風有所抬頭。現在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4·14總部”致信謝富治，責問：“你和戚本禹是什麼關係？你為什麼對他那樣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聽計從，步步緊跟？”本月中，同時也發生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炮打謝富治的事件。

 

3月上中旬

            北京師範大學、光明日報社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群眾又在北京掀起了來勢兇猛的“倒謝運動”。（打倒謝富治）

 

3月19日

            吳德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講話：最近發現有為二月逆流翻案的歪風。對批判謝富治同志的大字報，他本人堅決反對去貼保他的大字報。但我個人也不贊成那些大字報和大標語，這些大字報、大標語中，有“揪出謝富治，橫掃小爬蟲”、“打倒彭真第二”，“把沾滿鮮血的劊子手謝富治推上斷頭台”等等。

            地院“東方紅公社”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嚴正聲明，聲明指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繼以關、王、戚反黨集團垮台後，社會上又颳起一股反革命資本主義復辟黑風。他們打着批判關、王、戚反黨集團極“左”思潮的幌子，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顛覆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公然為“二月逆流”翻案，在社會上颳起反攻倒算黑風，全面否定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績。這種從右的方面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動的猖獗反撲，是當前運動的主要危險，是兩種勢力，兩條路線，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激戰。

 

3月20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3月中旬

            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多次講話中提出所謂“階級敵人的新動向”，即“目前在全國，右傾翻案風是主要危險”。他們散布說：“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企圖分裂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軍，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當前要從思想上反右傾機會主義，反右傾分裂主義，反右傾保守主義，組織上抓黑手、壞人，要勇敢地鬥爭，堅決打垮右傾翻案風，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3月21日

            毛澤東親自在人民大會堂118室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林彪參加並向毛報告：楊成武大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他要把不是華北的人都搞掉。還要把跟他地位差不多的人都打倒。楊成武跟余立金勾結得很緊，要奪吳法憲的權。毛澤東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我支持你。當林彪提議以黃永勝代參謀總長時，毛說：黃永勝是秋收暴動武漢警衛團的，不要代了，就是總長。在這次會議以前，毛曾為此兩次與林密商。周恩來後來對楊成武說：林彪在毛主席前一再揭發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應。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革委會赴京匯報團和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江蘇班全體學員時，江青公開指譚震林為大叛徒。並說：從去年冬天，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擊潰了形“左”實右，擊潰了鑽進我們心臟里的彭、羅、陸、楊留下的一批爪牙，右傾保守主義就冒頭了，今年就大肆活動了，表現就是為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說：當前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頭子之一譚震林翻案。

              鄭維山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發言，防止某些人用工作上的缺點，把矛頭指向革命委員會，誰是保二月逆流的主將和干將需要弄清楚。謝富治副總理是緊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吳德講話：把矛頭指向謝副總理，把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後台加在他頭上，完全是顛倒是非。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革命大批判要堅持開展下去》。

            上海《解放日報》自本日起，連續發表社論，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本日為《迎頭痛擊翻案風》、23日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必須徹底批判》、24日為《有幾個蒼蠅碰壁》。

 

3月22日

            中央決定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進行撤職處分。同時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晚，中央文革召集北京衛戍區80餘名團以上幹部開會，宣布了對傅崇碧撤職的決定，並限令立即啟程往瀋陽。

  中央發布關於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命令。

 

3月23日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念念不忘階級鬥爭》。

 

3月24日

            晚九時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時三十分，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人在人大會堂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各軍兵種、駐京各軍事院校、北京軍區部隊所屬各單位團以上幹部、各軍區參加學習班和開會的幹部以及在北京參加“三支”“兩軍”的幹部一萬餘人。當日傍晚，林彪始得到毛的指示，要他在會上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三是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於是林彪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宣布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謂“罪狀”。周恩來在會上竭力頌揚、阿諛江青，領頭高喊：“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向江青同志學習” ，“向江青同志致敬”。並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剛才宣布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的英明的決定和命令”，“我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你們繼續揭發，有可能在楊成武后頭還有黑後台。”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也相繼講話。陳伯達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偉大勝利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次偉大勝利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是“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偉大勝利是“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裡面的小爬蟲——關、王、戚或者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陳還就“大樹特樹”一文作了點“自我批評”，說由於楊“不斷催”，也就“讓它發表了”。康生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的既嚴肅又寬大的英明決定”，認為“應當說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樹立了特殊的功績”。他在肆意攻擊“二月逆流”之後說，“我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的”。散會前，毛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與會者。

 

3月25日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全體會議上說：“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是當前主要的危險，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這個精神。我們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經很危險。”

軍委辦事組改組，黃永勝任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成員為葉群、邱會作、李作鵬。旋即決定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辦事組完全取代了軍委。

 

3月27日

下午二時半，首都軍民十萬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會上正式宣讀了中央關於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職務和對黃永勝、溫玉成的任命的命令。江青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她首先把作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楊、余、傅和極“左”思潮的代錶王、關、戚聯在一起。接着又大談傅崇碧帶着武裝，擅闖中央文革所在地。又說“北京大學有兩個戰鬥組織，給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們一封信。當時我們在開會，我沒有收到。我委託謝富治同志再去找這封信來，但是發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個叫什麼××的人，到北京大學去要底稿，要什麼名單，要後台。這是不正常的。他們這樣就剝奪了革命群眾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權利……”。

 

[按] 據於南《林彪集團興亡初探》（《十年後的評說》第82頁）所記：江青勾結林彪整楊成武是因為當時從上海、北京弄到一些有關她的材料，都存放在楊成武那裡，楊感到不好處理，一直未動，江青知道後大發脾氣，說你想放長線釣大魚嗎？這份材料當指紅衛兵清理上海圖書館所發現的1937年藍苹所寫的《我的一封公開信》，中央文革碰頭會曾就此大加吹捧，呈送毛、林，毛批“我就是從此認識江青性格的”，在本日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周恩來亦就此對江青大肆吹捧。後來這批材料經林彪批准，在中南海銷毀了。然此處所說北京大學給毛澤東的信，我懷疑是指67年12月22日北大有人反映《伍豪啟事》一事，則其矛頭實指周恩來。

 

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會上提出整關於葉劍英的材料，說：“看起來他的問題不少，要把材料搞起來。”會議決定由李作鵬分管材料組日常工作。當時，一些群眾組織從《誠報》上找到1934年12月筠門嶺戰鬥中，葉劍英曾被俘，在報紙上發表了反共啟事。毛澤東在看到上報的材料後，批示：“這個《反共啟事》是國民黨特務憑空偽造的。我們可以證明，登這個啟事的時候，劍英同志已離開該地幾個月了，正和我在一起。毛澤東”

張春橋在接見浙江省革委會委員時說：上海“右的東西出來了，保守思潮抬頭了，出來拉隊伍了，說：‘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掌天下，掌天下還得我們來掌’。”“赤衛隊又上街貼標語了，要恢復組織。”

 

3月28日

毛、林、周接見黃永勝、吳法憲等，毛說：軍委就是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

北京大學聶元梓校文革與反對派“井岡山”發生武鬥。反對派退據西南數樓固守，在長期圍困後，4月26日潰敗。

 

3月29日

傅連璋在獄中被迫害致死。

 

3月30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革命委員會好》。

 

3月

《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大綱》擬定（因在京西賓館討論，故又簡稱《京西大綱》）。67年底，中共中央決定編寫《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一書，林彪任主任委員，楊成武、吳法憲、張秀川等組成編寫組。大綱在突出吹捧毛澤東的同時，又不顧事實，突出林彪。如林彪在南昌起義後率部至井岡山與毛會師，接受毛領導之類。林彪寫信讚揚說：寫得不錯。江青則根據毛的意見，批示：寫得不好，不實事求是，都燒掉。

河南劉建勛在鄭州地區工代會上說：“現在有那麼些人在搞秘密串連，開黑會，造謠言，放暗箭，千奇百怪的‘為什麼’滿天飛，大造反革命輿論，叫嚷什麼‘二月黑風不黑’，把河南的一派大好形勢誣衊為‘比二月黑風還要黑’，甚至揚言：‘中央對河南問題要重新表態’，‘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要解放河南’，‘要徹底翻身’。在洛陽街頭上竟出現‘打倒謝富治’的反革命標語。……他們以反派性為名，抹煞路線鬥爭，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安陽還出現了“中國兩個司令部的性質還不一定”，“特別重要的是恢復中國近十幾年的歷史”等類的言論，甚至高掛劉少奇的像。

江青在八個專案組會議上講話：有個案子，我很不滿意。王世英說他半身不遂，還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沒死。你們右傾。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請他吃燒酒。

上海著名京劇演員周信芳以“反共老手”罪名被拘留，摧殘致死。

 

4月1日

吳法憲宣布：軍隊重要文電今後不再抄送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

 

4月3日

李作鵬向中央寫信，揭發賀龍、葉劍英配合劉、鄧、陶企圖篡黨亂軍。主要內容有：1.勾結劉鄧陶，為羅瑞卿翻案；2.葉與賀龍勾結，在海軍大反林副主席；3.1966年6月，葉夥同賀，背着林副主席，擅自向海軍派出龐大的工作組；4.此工作組的目的是打倒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然後進攻林副主席；5.夥同蕭華、楊成武，拒不傳達林副主席對我們人的評價和指示。6.極力包庇蘇振華；7.與陶勇關係密切；8.包庇蘇振華死黨方正平、盧仁燦；9.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該信由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2]簽名。

 

4月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轉發黑龍江省革委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分配工作報告的批示，要求按照毛主席這一指示，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對大、中、小學一切學齡已到畢業期限的學生，一律及時地做出適當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中央發出關於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4月5日

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以“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罪名，被捕入獄，監禁達七年多。

《人民日報》發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文。

 

4月6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黃永勝與廣州部隊副司令員江燮元談話，指示今後不要給葉劍英打電話，有事找軍委辦事組。“今後軍委常委不執行權力，辦事組代替軍委常委。”從此老帥們被徹底剝奪了對軍隊的領導權。

就社會上紛傳“楊余傅有黑後台”事，聶榮臻打電話質問葉群。葉回答說：沒有點名嘛！翌日，聶寫信給毛澤東，說明自己與楊成武的工作關係及對楊的看法，要求見毛澤東面談。

 

4月7日

重慶兩派在國營長安機器廠大行武鬥，一直連續至本月底，動用了輕重機槍、大炮及坦克等武器，工廠成為一片廢墟。

 

4月8日

著名安徽黃梅戲演員嚴鳳英被迫害服藥自殺。死後竟被當場剝光衣服解剖，檢查體內是否裝有發報機。

 

4月10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慶祝湖南省革委會成立，發表社論《芙蓉國里盡朝暉》一文，文中除正式公布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的奇談怪論外，突出地提到，“要有力地批判右傾翻案妖風”。

周恩來讓秘書打電話給聶榮臻，傳達毛的批覆：“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

劉興元向黃永勝密報關於葉劍英筠門嶺被俘的調查材料。

 

4月11日

中央通知全國深入學習3·24及3·27首長講話。

            王洪文在“工總司”委員擴大會議上說：“最近，社會上颳起了一陣右傾翻案妖風。明顯的特點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為走資派、叛徒、特務翻案，並且企圖從組織上搞垮革命造反派，顛覆革命委員會，搞反奪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公開叫囂：‘一月革命就是牛鬼蛇神篡黨篡政，現在到時候了，就是要把你們奪去的權奪回來。’……有些廠的原‘紅衛軍’、‘赤衛隊’頭頭，密謀策劃，在造反隊門口刷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幅標語，並且組織大字報圍攻造反隊。有一個工廠已經解放的一個支部書記，公開提出過去批判他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錯了，要造反隊給他平反。……有的參加過‘赤衛隊’的人提出：‘過去我保的幹部解放了，證明我保對了，你們造反隊造反造錯了。’”

 

4月12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不到長城非好漢》，說：“當前，要特別警惕右傾保守思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反對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兩面派，打退階級敵人的翻案妖風，粉碎他們的復辟陰謀。”

            山東王效禹，為效忠江青，對省公安廳、濟南鐵路公安局曾參與調查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反動歷史的工作人員，以陷害江青的罪名，報告中央文革。李干卿，1901年生於山東諸城東關，1921—23年間任張宗昌部47旅文書，日偽與國民黨時期，曾任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防奸組組員。

            文匯報社“星火燎原”組織頭目朱錫琪等散發《十個為什麼》的傳單，公開炮打張春橋。時社會上有傳說霍士廉揭發張春橋是一個叛徒；3·24北京大會上張又因故未出席，故朱等乘機而動，上海街頭大量出現“揪出叛徒張春橋”的大標語。吳法憲奉命飛上海，在市革委會上聲明張仍然是文革小組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打張的企圖立刻被撲滅。

            上海反張春橋的群眾組織散發傳單，揭露張春橋家屬反動面目。

 

4月13日

            中央發布清理敵偽檔案小組將香港《工商導報》1934年6月4日與11月29日報導葉劍英準備投敵的文章，在謝富治授意下抄報毛澤東。毛批：“還是老一套謠言，早已看過，現在又送來。”

 

4月14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4月16日

            毛澤東發表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

 

4月20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說：“當前要特別警惕和堅決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保守主義”。同時提出要對派性進行階級分析，號召堅持無產階級派性。

 

4月23日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與近日分裂出來的“四·一四井岡山兵團”發生大規模武鬥。

 

4月25日

            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山東王效禹匯報的會議上，江青指責公安廳調查其兄李干卿歷史是“對着我和毛主席”。翌日，中央派員前往山東負責處理。參與調查的王茂青、於傑等被捕，長期監禁在秦城監獄。

 

4月27日

            《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

            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發現黃夥同葉、李、邱秘密搜集葉劍英的材料，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情況，將信交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溫將信交給了葉群。李必達隨即被逮捕。

            康生對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地點，他給體委發槍炮，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4月28日

            陳伯達、謝富治等接見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談及“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一案時，陳與謝指示：老闆在後台。後台不是一般人。破案是起點，不是終點。8月19日、12月6日，陳伯達、謝富治又兩次接見專案組，指示往上追。

 

4月29日

   林昭被秘密處決。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5年出生於蘇州。1954年以江蘇最髙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以創辦地下刊物，抨擊時政，被捕入獄，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獄中八年，林昭屢屢割破血管，以血寫詩，以血抗爭。被處決後，上海市公安局派專人到林昭家中，向林母許憲民討要處決林昭的五分錢子彈費。

            陸定一正式鋃鐺入秦城監獄。編號為68164即68年特級囚犯第64號。

            清華大學兩派為搶奪兩輛運米的補給車再次械鬥。

 

4月30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4月

            林彪指令北京部隊召開黨委擴大會，策動批判“華北山頭主義”。江青、陳伯達指聶榮臻是“華北山頭”的後台。

            中央專案組核心領導小組討論通過《劉少奇1941年勾結日偽充當漢奸罪行的初步審查報告》。1946年周佛海在獄中所寫《自白附錄》中有“1943年共產黨派馮龍來滬，表示願意與南京政府合作”云云。周的日記中則明載“毛澤東密派代表馮龍來滬見余。”劉、王專案組副組長在影印周佛海日記時將“毛澤東”三字遮蓋，據以作為劉少奇通偽罪狀。此事受到周恩來的批評。該副組長在6月4日作了檢討。然三個月以後，又在江青堅持，康生附和下把它列入劉的罪行錄。馮龍即馮少白。

 

［按］ 文革中，內務部造反派審查曾山時，了解到抗戰時，曾山在新四軍軍部任組織部長，當時，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曾和日本人有過接觸。

 

            黃永勝在總參說：總參出了不少壞人，有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王尚榮等，他們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

            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被誣指為組織“翻案集團”，橫遭迫害。

 

5月1日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乘勝前進》，說：“要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

 陝西革命委員會成立。

 

5月2日

            清華大學兩派又一次械鬥。

 

5月3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提出：在當前，要堅定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

 

5月5日

            中央文革通知全國學習《革命委員會好》等文章。

 

5月7日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會議上說：“反掉無產階級派性還行嗎？過去講錯了，毛主席給我們糾正啦！”

            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毛澤東《5·7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組織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命名“五·七幹校”。

 

5月8日

            毛澤東召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許世友、謝富治、李富春到住地開會，澄清“伍豪脫黨事件”。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5月1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布對全國體育系統實行軍管的命令。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東北大地紅爛漫》中，提出要“抓緊兩個階 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 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       

            廣西武宣縣發動數縣農民攻打少數派占據的縣城，13日武鬥結束，將抓獲的九十餘人就地處決，並斬頭截足，活祭“英烈”，一部分人的心肝被與豬肉同煮分食。

 

5月13日

            姚文元將《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一文呈交毛澤東。

 

5月15日

北京市革委會通過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謝富治就清隊問題作了講話。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經市革命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各級革命委員會和各單位的軍管會，必須加強對這一工作的領導。認真組織群眾反覆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同志在北京文藝座談會和工人座談會上的講話，充分認識清理階級隊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清理階級隊伍，必須同革命的大批判緊密結合，

三、必須正確執行黨的政策，掌握准、狠、穩的原則。要嚴格區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區別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四、要注重調查研究，只許文斗，不許武鬥，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六·六”通令。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私自抓人，都不准私設公堂。嚴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體罰，打死人是犯法的。嚴禁逼、供、信。要反覆地交代政策，給予出路，防止發生自殺。要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掌握確鑿的證據和材料，不要輕信口供，謹防階級敵人陷害好人，搞階級報復。要把群眾揭發同專案調查緊密結合起來，一般定案處理要放在運動後期。

五、在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單位，揪斗混入群眾組織中的壞人，“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問題的講話：

第一條：關於組織廣大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指示，這是首要的，必須狠抓、抓好。當前，要反右防“左”，以反右為中心，要注意防止擴大打擊面。

第二條：清理階級隊伍必須同革命的大批判緊密結合。

第三條：正確執行黨的政策。

第四條：要注意調查研究，只許文斗，不許武鬥，

第五條：是說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單位，沒有權力機構，清理工作不成熟的，暫不要自流的去搞，這一工作必須要有組織、有領導的進行。

 

5月16日

康生攻擊賀龍，說：由賀龍的歷史投敵叛變，聯想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絕不會沒有，可以由歷史這個此，到現實這個彼。

            張聞天與夫人劉英被監護審查。對所謂61人叛徒集團案，張聞天作為當時黨的總書記，決定獨自承擔責任，承認“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我簽字批準的，當時我是中央負責人。”康生、江青派人訓斥張聞天“把水攪渾了”，“這個案子是劉少奇背着中央搞的。”暗示張把責任推給劉少奇。張表示拒絕。旋遭拘禁，長達523天。

            清華大學兩派又一次械鬥。

 

5月17日

  兩報一刊編輯部發表《劃時代的文獻》一文。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並加上“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徹底粉碎右傾翻案的妖風。”

 

  [按] 68年春之反右傾鬥爭，當時的提法是反右傾翻案、右傾分裂、右傾投降。揪出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這是林彪與江青合作，奪取軍權的舉動，其矛頭並指聶榮臻、葉劍英，並遍及周恩來和諸元老派人物。此中奧秘，待發者多矣！蓋以十二中全會即將召開，雙方為爭奪權力，又一次暗行較量。然其時對下控制已嚴，故其真正內幕老百姓已懵然難明。

 

5月18日

            《人民日報》就刊登《劃時代的文獻》一文發表按語。

            中央發布通知，今後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一提法：

最近毛主席批評了在一個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種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

毛主席的批評，應引起各級黨、政、軍、群及駐外使館的注意。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應堅決貫徹執行。今後，不論在報刊上（包括各種小報），在內部文件中，在各種講話中，特別在接待外賓時，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這種說法。對於“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應經常警惕和批判。

 

5月19日

            毛澤東就姚文元13日送呈的《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一文批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建議此件批發全國。”

 

5月21日

            為支持各國工人，聲援法國學生反對政府教育制度和抗議政府鎮壓的鬥爭，北京20萬群眾今天舉行示威遊行。

 

5月23日

            楊德中將自去年11月以來，賀龍陸續寫給毛、林、周、陳、康、江、李（富春）的信件轉交賀龍專案組。專案組向黃永勝請示，黃批示：均予封存專案組，待後處理。吳法憲、李作鵬畫圈同意（葉群有病），黃同時對專案組人員說：“賀案很重要。是大土匪、大軍閥、大陰謀家。這案很大，面很寬，有很多人，要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

            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批准陸定一專案組所作正式逮捕陸定一的報告。

 

5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將《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一文轉發全國，要求各地“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旋即在全國展開。

 

5月28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解決幹部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5月29日—30日

            5月2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頭頭開會，決定5月30日凌晨3時攻打在清華大學東區浴室樓的4·14據點。蒯大富下令拉閘斷電，發出進攻信號，先後使用偷襲、強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學生卞雨林、許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參戰的還有外校的一百多名學生。

 

5月

            邱會作指使人編造出葉劍英反黨、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材料30條。

            康生、謝富治製造以馮荃平、邢相生為首的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案，指馮等曾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間諜活動。

            江青以黃永勝在軍隊調動的請示報告上，不再把毛直至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的名字都列上，指責為軍黨論，目無中央，並宣布取消黃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停止黃和吳法憲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周恩來曲意調停。毛也令江青檢討。這是林、江兩集團矛盾公開的第一齣戲。

 

6月12日

            廣西武宣縣東城街上墟亭召開的批鬥會上，王春榮當場將被批鬥者黃振荃等人挖取心肝，與人分食。18日，武宣縣中學在批鬥會上打死語文教員與地理教員；黃茆亦有六人被打死，皆被分屍肉食。這種野獸行為7月間在該縣多次發生，名之曰“人肉宴席”。

 

6月14日

            賀龍由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為由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作為審查對象實行監護。分設在這個專案組的鄧小平專案組也大規模開展外調取證，在此後的一年半時間裡，先後分派包括成員223人的93批外調小組，在全國15個省市提審取證。

 

6月1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問題的通知》和《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要求畢業生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與工農兵相結合。凡1966、67年的大專畢業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須先當工人農民。一部分安排到解放軍農場，進行鍛煉。到農場去的學生一律實行軍事管理，過戰士生活，按部隊組織形式單獨編成連隊，但非現役軍人。

 

6月18日—22日

             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尼雷爾訪華。

 

6月20日

            第一個為中國獲得乒乓球世界冠軍的容國團被逼自殺，遺書說：我不是特務，不要懷疑我。

 

6月26日

             江青因中央專案組只將摘抄送她而大發淫威，寫信說，這“有奪權的現象”，“如果我不盡責或犯了大錯誤”，“撤了我的職好了”。謝富治、汪東興急忙作了書面檢討，承認向江青同志請示匯報不夠，“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重大的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問題。”

 

6月29日

            《人民日報》報導由江青“培育”和“率領”的“樣板團”將在7·1公演“樣板戲”。

 

6月

            黃永勝利用文年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案，追查“黑線”，並將所得材料送交葉群，指葉劍英等開“黑會”，“密謀發動反革命政變，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

 

7月1日

            兩報一刊發表《發揚黨的緊密聯繫群眾的作風》一文。

《新華社》報導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47周年晚會情況。

 

7月3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鬥嚴重，中央發布立即停止武鬥、保證鐵道運輸的布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勝利迅猛發展。全國形勢空前大好。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全國一樣，形勢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        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復通車；

第二，        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

第三，        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

放軍指戰員；

第四，        在中央發出“六·一三”特急電報以後，拒不執行，繼續頑抗。

中央認為，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廣西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是要革命的。他們對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不滿，極其憤慨的。有些人跟着別人幹了壞事，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

為了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小組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努力實現以下各點：

一，                  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                  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連，保

證運輸暢通。

三，                  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                  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                  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                  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

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兩派群眾組織中的壞人，由兩派群眾各自清理；同時，要把一個組織混進了壞人同這個組織嚴格區別開。

中央相信，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廣西廣大革命幹部，一定能夠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牢牢地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陰謀必然遭到可恥破產。廣西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會越來越好，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必將在階級鬥爭的凱歌聲中誕生。

 

            [按] 廣西武鬥，在全國可算是最嚴重的典型。由67年4月22日聯合衝擊廣西日報的造反派“南寧4·22火線指揮部”，發展為“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4·22”），與由支持韋國清的“支韋派”“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發展為“5·25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廣西聯指”）長期對立，大打出手，後者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前者則得中央文革的肯定。（67年8月24日周恩來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時，周說：“4·22”是造反派，“廣西聯指”是群眾組織。）然在韋國清不能打倒的情況下，“廣西聯指”始終成為廣西境內實力最強的一派，造反派則因有中央的支持而有恃無恐，故武鬥愈來愈升級，相持不下。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通知：小學、初中學生按過去規定時間放暑假，教職員工不放假，繼續進行本單位的斗、批、改；高中、中專和大學不放假，要抓緊進行高中畢業生的安排和中專、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分配工作。

 

7月4日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所屬學生張行開槍打死同學朱育生。翌日，胡遠開槍打死同學楊志軍。

 

7月5日

            鄧小平向黨中央提交關於歷史問題的交待。他說：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7月9日

            中央發布《關於查閱中央管理幹部的檔案的規定》。

《人民日報》刊登文章，批判物質刺激與利潤掛帥。

            重慶兩派在國營嘉陵機器廠重開大型武鬥，輕重機槍、大炮、坦克全出動，四個車間被炸塌。重慶各地在本月上旬內武鬥頻仍，動用了水陸坦克、四O火箭筒、高射機槍、野戰炮等重武器，並搶奪援越物資。據不完全的統計，四川武鬥死1544人，傷了萬餘人，毀房4千餘間，擊沉船隻40多艘，直接造成經濟損失30億元。

            在廣西武鬥中，食人之風，益形發展。本月1日，武宣縣桐嶺中學校長被學生亂棒打死分食。10日，三里區上江公社在批鬥會上將龐天龍等四人亂棒打死分食。

 

7月11日

            《人民日報》發表《靈寶縣領導班子精兵簡政密切聯繫群眾》一文時所加按語。認為“如果大多數的革命委員會把清理階級隊伍、實行精兵簡政這兩件工作抓好了，就是從組織上鞏固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7月14日

            李作鵬在海軍工程部的一份材料中批示：“工程部有那麼一股逆流”。致使19名幹部遭到誣陷。

 

7月15日

            “廣西聯指” 炮轟“4·22”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歷時十數天。軍區派軍隊參與進攻，至8月5日，戰鬥結束，十二條街道成了一片廢墟。“4·22”派被打死1340人，俘虜6445人。

 

7月18日

            《人民日報》發表短評《把清理階級隊伍和革命大批判結合起來》。

 

7月19日

            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轉發湖南駐軍支左領導小組關於宣傳貫徹7·3布告的情況的通知。

 

7月21日

            康生親筆寫了一封“絕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呈江青同志親啟”。信中寫道：“送上你要的名單。”名單中有八十八名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分別被誣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列為“靠邊站的尚未列入專案的”有七名；列為“有錯誤的或歷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共占一百九十三名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他們是：

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陳毅、彭德懷、賀龍、李先念、譚震林、李井泉、陶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薄一波、宋任窮、王稼祥、羅瑞卿、劉寧一、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王任重、蕭勁光、粟裕、蕭克、陳少敏、王震、曾山、歐陽欽、王樹聲、王恩茂、鄧華、鄧子恢、譚政、劉曉、李維漢、楊秀峰、張際春、程子華、伍修權、錢瑛、王從吾、馬明方、李葆華、許光達、林鐵、鄭維三、徐海東、蕭華、胡耀邦、習仲勛、安子文、呂正操、張經武、廖承志、葉飛、楊獻珍、張鼎丞、舒同、潘自力、楊勇、黃火青、陳漫遠、蘇振華、馮白駒、范文瀾、李堅真、高克林、鍾期光、江華、李志民、楊成武、章漢夫、帥孟奇、劉仁、萬毅、周揚、徐子榮、劉瀾波、奎璧、區夢覺、朱德海、張啟龍、馬文瑞、王世泰、廖漢生、洪學智、章蘊、徐冰、廖魯言、宋時輪、周桓、陳丕顯、趙健民、錢俊瑞、蔣南翔、韓光、李昌、王鶴壽、陳正人、趙毅敏、孔原、張蘇、楊一辰、趙伯平、張愛萍、姚依林、汪鋒、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勁夫、李頡伯、廖志高、江渭清、譚啟龍、張仲良、張平化等。

 

7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由《文匯報》、《新華社》記者所寫的《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一文，並加了按語。按語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即“7·21指示”）七·二一指示發布後，上海機床廠率先貫徹，創辦了7·21工人大學。各地相繼仿行，方式各異，據統計，截至1972年全國7·21大學達68所，學生4000人。“大學”之濫，自大躍進始，遷興遷廢，至是又起新潮。

 

7月24日

            中央就陝西武鬥問題發出布告。

最近以來，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動、蒙蔽、欺騙少數人，不斷挑起武鬥，組成專業的武鬥隊，連續製造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

二、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

三、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郵電，私設電台；

四、 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   放軍的指戰員；

五、拒不執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歷次發布的有關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認為，這是屬於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罪行。

為了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這種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七．三布告”，不得違抗。

（二）立即停止武鬥，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產。拆除工事、據點、關卡。

（三）搶去的現金、物資，必須迅速交回。

（四）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必須立即恢復。

（五）搶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立即交回。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搶劫、破壞國家財物，中斷交通通訊，私設電台，衝擊監獄、勞改農場，私放勞改犯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後操縱者，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依法懲辦。

 

            中越兩國關於中國給予越南經濟、技術援助的協定和議定書在北京簽字。

 

7月25日

            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班成員。

 

7月27日

            為制止清華大學“團派”與“414派”間長期武鬥，毛澤東指示派由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總廠、新華印刷廠、北京針織五廠等廠礦工人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該校，隊員達五千人。嗣後全國學校機關，皆有軍工宣隊之派遣。同時期，北京不少高校兩派武鬥嚴重，繼清華大學之後，至8月29日，工宣隊進駐了北京地區的全部大專院校。

 

            [按] 文化革命初，劉鄧所派者為工作組；現在，在學校派性對立，武鬥惡性發展，無法控制的情況下，毛澤東則乞靈於“工宣隊”、“軍宣隊”。就其素質而言，劉鄧所派者為各級幹部，毛所派者則為軍內欲轉業淘汰之下級軍官與工廠內無所事事之工人。有中學落榜的青年，迫而入廠充工人。文化革命中，則被選充工宣隊進駐大中學校，儼然領導。而被指為“臭老九”，需接受其領導與改造者，往往即當年小學同班而成績較優，能考入大中學校者。機關、學校兩派之爭，原是爭奪本單位領導權力的爭鬥。軍工宣隊進入，領導權理所當然的是屬於工人階級，原派性鬥爭的雙方，都成為互斗的犧牲品。於是而萬念俱灰，所謂逍遙派的隊伍迅速擴大。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通知：中央決定對教育部實行軍事管制，成立軍事管制小組，朱奎任組長，渠維瑛任副組長。（1969年5月21日，中央任命劉鴻益接替朱奎的組長職務。）

 

7月28日

            凌晨3點半到8點半，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要求制止武鬥。“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毛還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接見後，謝富治把五人留下，共同寫定了回校後傳達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

 

8月4日

            中央轉發《處理蕪湖問題的綜合報告》的通知。通知說：安徽的經驗進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它是推動各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發展的有力武器，對全國各地都有普遍指導意義。

            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說：羅瑞卿手術問題，林彪不同意，要推遲進行。要搞出材料來。如果手術後不好，什麼材料也不能寫了。羅瑞卿在收押中，六月中提出作腿部手術。8月3日羅瑞卿專案組將這一要求上報葉、江、陳、黃、吳五人。葉群用林彪的名義對吳法憲作了上述指示。

 

8月5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文章批判了所謂“多中心論”。“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全黨、全軍、全國和廣大革命群眾唯一的領導中心。全黨、全軍、全國只能有這樣一個中心，不能有第二個中心。我們要把億萬革命人民都緊緊團結在這個領導中心的周圍。所謂“多中心論”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

 

8月6日

            毛澤東將芒果轉送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示慰問和支持。

 

8月7日

            黃永勝批准推遲羅瑞卿進行手術治療，以便進行不間斷審訊。

            廣西上林縣喬賢鄉木山大隊為武鬥死亡的民兵開追悼大會，當場處死七十二人，翌日又處死八十三人。多名死者的肝臟被分食，是即所謂木山慘案。

   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吳德，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學生為人民沒作什麼好事，怎麼能取得群眾信任呀！

 

8月10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8月11日

            賀龍專案組打報告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請求就鄧小平的歷史問題，進行調查，要求鄧作詳細交代。

 

7、8月

            報刊上掀起了宣傳“再教育”理論的高潮。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的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

 

            [按] 所謂“再教育”是對中共掌權後17年教育的全面自我否定，也是對因驕縱而無所拘檢的學生造反派的絕望嫌棄。驕橫不可一世的紅衛兵革命小將，開始淪為在“大有作為”的農村廣闊天地里掄鋤動鎬，艱難和笨拙地向地球宣戰的准農民！

 

8月13日

            《人民日報》轉載《解放日報》《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一文時加編者按語：號召：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緊密地團結起來，把右傾分裂主義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拋到垃圾堆里去！

 

8月14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8月15日

            毛澤東接見工宣隊代表。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熱烈歡呼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其中引述了毛的指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8月16日

            廣西上林縣三里公社屠殺“階級敵人”一百二十七人，是為“三里慘案”。

 

8月17日

毛澤東向首都衛戍司令員溫玉成解釋派工宣隊的原因說：現在北京學生不怕解放軍，就是怕工人。因為他們摸到解放軍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軍對學生沒有辦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

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九月十月開個會，要準備一、大批判，二、清理階級隊伍，三、整黨，四、減薪，科室人員下放。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按]  在毛式共產主義社會，大多數人過着勉強溫飽的低工資生活，以一個六類地區的大學畢業生為例,工資由50年代初期的62元逐屆減少降到39元。文革中取消稿費制度，獨毛澤東一人例外，至1976年12月，據汪東興報告：毛的稿費已達億元，單是他分兩次送給他情婦的錢就有20餘萬。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

 

            陳伯達、謝富治等第二次接見“非常委員會”專案組。謝說：這個案子的關鍵是根子沒有找到。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彭德懷、賀龍、羅瑞卿、陸定一、譚震林、薄一波、楊尚昆、安子文、萬里……。陳伯達說：“你們要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

 

8月20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8月21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傳達了毛澤東“認真搞好鬥、批、改”的指示。

 

8月23日

            在康生、曹軼歐指使下，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提出《關於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中共中央第八屆監察委員會60名委員、候補委員中，劉瀾濤、王從吾、錢瑛、劉錫五、帥孟奇、李運昌、王維綱、楊之華、李士英、李楚離、馬明方、龔子榮、陳少敏、方仲如、劉亞雄、張子意、王鶴峰、劉慎之、李培之、周仲英、陳鵬、陳曾固、鄭平、薛子正、高克林、吉雅泰、王世英、丘金、關溉之、馬國瑞、張鼎丞、吳德峰、張稼夫、廖蘇華、龔逢春、李景膺、蕭華等37人列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中國政府強烈譴責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反蘇鬥爭。

 

8月25日

            中央發布《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

            《紅旗》第二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8月26日

            新華社報導京滬等地大批工宣隊開進大專院校。

            李作鵬在軍委辦事組會議上講話，提出在軍隊機關開展清理階級隊伍。

 

8月27日

            康生、曹軼歐指使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編造《關於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把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包括委員長朱德在內的六十人分別誣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三反分子”、“有嚴重問題”等，占一百一十五名常委委員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把七十四名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分子”等，占一百五十九名政協常委委員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連梁思成、童第周、華羅庚、茅以升等國內外著名科學家也未能倖免。

 

8月28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8月末

            到8月底，首都59所大專院校已全部進駐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從本月底起，各地陸續向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和縣、鎮以上中小學派駐工宣隊，領導學校的斗、批、改。農村中，則由貧下中農陸續向學校派出代表或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社、隊革命委員會領導下，成立以貧下中農為主，有教師代表參加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組）（簡稱“貧管會”）或教育革命委員會（組），把本社、隊範圍的中小學管了起來。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後，宣布廢除校長負責制，組織貧下中農講師團，學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貧管會”決定。有些地方還採取了清理、下放原有教師，選用在鄉知識青年充任教師，聘請貧下中農任兼職教師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8月

            吳法憲、黃永勝聯名寫信給負責羅瑞卿專案組的葉群，攻擊羅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惡至極。”

 

9月1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兩報一刊發表《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文。

 

9月2日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進駐軍事院校及未聯合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

 

9月4日

            新華社播發《紅旗》雜誌第三期刊載的文章《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和編者按。這篇按語，據江青在9月7日北京市革命群眾慶祝大會上的講話所說：“這篇按語是代表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中也指出“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

 按語指出：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於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江青在講話中誣指歌唱家王昆“裡通外國”，王昆因此被關押八年，多次遭受批鬥。

 

9月5日

            西藏、新疆的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從六七年上海一月風暴到此，前後二十個月，全國大陸的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取代了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林、江一夥在其中按插了一批親信‚其中主要是軍人‚省級的軍人占七成；縣級的達80%。九大以後一年之間，山東王效禹、山西劉格平、貴州李再含、黑龍江潘復生亦為軍人所取代。

                各省市革委會成立情況一覽表

省別    成立時間    主要負責人  被點名打倒的原負責人    《人民日報》社論題目

黑龍江  67．1．31    潘復生       歐陽欽、李范五         《東北的新曙光》

山東    2．3        王效禹        譚啟龍              《革命的三結合是奪取鬥爭勝利的保證》

上海    2．5        張春橋       曹荻秋、陳丕顯

貴州    2．14       李再含       賈啟元                《西南的春雷》

山西    3．19       劉格平       衛恆、陶魯笳       《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北京    4．20       謝富治       彭真、劉仁           《熱烈歡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青海    8．12       劉賢權       王昭                 《青海高原的凱歌》

內蒙古  11．1       滕海清       烏蘭夫、王逸倫       《紅太陽照亮了內蒙古草原》

天津    12．6       解學榮       萬曉塘、張淮三       《海河兩岸盡朝暉》

江西    68．1．5    程世清       方志純               《井岡山紅旗飄萬代》

甘肅    1．24       冼恆漢       汪鋒                 《春風已到玉門關》

河南    1．27       劉建勛       文敏生、趙文甫       《遼闊中原唱凱歌》

河北    2．3        李雪峰       林鐵                 《河北山河一片紅》

湖北    2．5        曾思玉       王任重               《長江萬里起宏圖》

廣東 　 2．21   　　黃永勝       陶鑄、趙紫陽         《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吉林    3．6        王淮湘       趙林                 《紅日高照長白山》

江蘇    3．23       許世友       江渭清、陳光         《天翻地覆慨而慷》

浙江    3．24       南萍         江華                 《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

湖南    4．8        黎原         王延春               《芙蓉國里盡朝暉》

寧夏    4．16       康健民       楊靜仁、馬玉槐       《不到長城非好漢》

安徽    4．18       李德生       李葆華、黃岩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

陝西    5．1        李瑞山       習仲勛、劉瀾濤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遼寧    5．10       陳錫聯        馬明方、顧作新      《東北大地紅爛漫》

四川    5．31       張國華        李井泉、廖志高      《七千萬四川人民在前進》

雲南    8．31       譚甫仁        閆紅彥、趙健民      《熱烈歡呼雲南省革委會成立》

福建    8．19       韓先楚        葉飛、範式人        《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廣西    8．26       韋國清        賀希民、謝王崗      《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前進》

西藏    9．5        曾雍雅        周仁山、王其梅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萬歲》

新疆    9．5        龍書金        武光、呂劍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萬歲》

 

            中央批發北京市革委會關於選派工宣隊的幾條規定。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最近總結了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和某些單位的經驗，作了如下的規定：

一、選調工人，必須從那些實現了革命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工廠。

二、選調工人，必須從那些清理了階級隊伍，並取得了顯着成效的工廠。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以及沒有清理階級隊伍的工廠不要選調。

三、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必須是優秀的產業工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的，是革命的，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般應以二十五歲至六十歲左右的有一定工齡的較老工人和少部分青年工人為宜。

四、凡原來同所去的學校或其它單位的各派組織保有聯繫尚未脫鈎的，不能派到那個單位去，已派去的應加以調整。

五、要以優秀的革命的產業工人負責領隊，並參加聯合指揮部的領導。如需要配備少量革命幹部，也不要出頭，負責做些內部工作。

六、派出宣傳隊的單位、隊員和領隊人，都要經過審查批准。

七、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鍛煉，不致長期脫離生產，宣傳隊員可有計劃地分期分批輪換，但每次輪換的人數，不要超過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幹，以免影響工作。

八、抽調工人的人數，應根據本廠的情況，很好地安排。整個說來，大體上占全市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體到一個廠可以伸縮，以不妨礙生產為準。

九、選調和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和某些單位，必須採取毛主席一貫提倡的典型示範、逐步推廣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籠統鋪開。

十、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必須隨時和定期總結工作的經驗，發揚成績和優點，克服缺點，以利團結大多數，揭露壞人。市革命委員會更要隨時和定期召集各宣傳隊交流經驗的會議，進行適當的總結和關於政策的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9月6日

            中央轉發北京市關於召開工人、解放軍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召開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摘錄)

一、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要對學校實行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最重要的問題，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切實落實毛主席關於“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的最新指示，深刻領會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實質，搞好學校的鬥批改。不要陷於事務主義，要防止包辦代替。學校日常行政工作仍由院校革委會去做，要求他們只能做好，不能做壞。

二、對學校的領導，首先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數群眾一定會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要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與過。充分肯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中期的功績，教育他們不要吃老本。對於他們的錯誤，要批評，但不要急，不要壓，不要無限上綱。宣傳隊要和學生同吃、同住，和他們談心、交朋友。要善於抓活思想，幫助他們解決思想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好學習班。學習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舉辦。對頭頭和教職員、幹部，可以分別集中學習，這樣有利於做群眾的工作。

三、關於革命大聯合問題。一定要通過革命大批判，對學生加強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在做好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礎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

四、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對學校的問題，不要急於表態，更不能輕易表態。宣傳隊要組織專門的班子調查研究學校的情況，為三結合、清理階級隊伍等工作做好準備。

五、對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傳隊可以接收過來。經過審查後，如確是壞人、又有證據，就不能放，要實行群眾專政，絕不要放走壞人；對於沒有什麼根據的一般群眾，可先組織集訓班學習。對於接管的檔案，首先要清查人事檔案，搞清各方面人員的政治情況。在清查檔案和資料的時候，發現有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時報告，絕不允許擴散。

以上報告有不妥之處，請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

                                               北 京 衛 戍 區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9月4日至6日

            上海徐景賢、王秀珍等為搜查“炮打張春橋”的“黑材料”，對全市26所大專院校的師生進行非法搜查。

 

9月7日

            北京市革命群眾集會，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及西藏、新疆革命委員會成立。會上周恩來、江青講了話。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慶祝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其中說道：“全國山河一片紅……標誌着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斗、批、改的階段。”

 

9月10日

《紅旗》第3期發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並發了編者按語。

 

 [按] “再教育”口號的提出，既是對解放前教育文化的污衊，也同時是對解放後十七年共產黨領導下的教育的徹底否定。既對所有解放前具備大中學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作了坑殺、緩期執行的宣判，也同時對全數解放後受過大中學校教育的人作了帶罪勞改的嚴懲。從解放到文革開始前，在知識分子中相繼進行了思想改造、批判胡適、批判胡風集團與肅反、反右、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批白專、拔白旗等運動，並進行過幹部下放勞動（一年或數月）。但這些運動中的主要衝擊對象，是解放前的老知識分子。他們是在舊教育制度中培養出來的，被一概諡之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儘管他們個人出身也往往並非剝削階級。至於解放後特別是57年以後培養出來而且出身於非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運動中的批判派，自命為新社會培養的新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在學校，革命與被革的分界線似乎是劃在學生、並包括一部分青年教師為一方而中年以上教師則為另一方之間。兩年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當權派倒了，年長的，被指為資產階級教師都靠邊站了。造反派之間，為了空出來的權位正進行黑心紅眼，你死我活的鬥爭。局勢顯得無法控制。它使毛澤東丟臉和失望。他先是打招呼：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既而使出了殺手鐧：把這些當年被捧為革命小將的青年學生一概打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再教育。昨天還不可一世的紅彤彤、響鐺鐺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今天又成了待接受工農再教育，進行脫胎換骨改造的資產階級或舊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到最貧窮的鄉下去勞動改造。毛澤東的這一招，從根本上制服了因為他的蓄意驕縱而已經氣焰不可一世的所謂紅衛兵小將，但同時也把千千萬萬、童心真摯，最最擁護毛澤東的青少年打入了文化革命的絞肉機中，由失落而沉淪，由不滿而忿怒。當然，“再教育”政策的製成，還有它迫不得已、勢在必行的現實需要。從66年以來，正常的升學、分配道路已廢棄，學校與工廠機關運轉已失常，城市中大批青少年滯積，如何安排他們的出路，哪怕是暫時的疏散已顯得十分迫切。利用“再教育”口號把他們充發到邊遠農村不失為一個應急的措施。於是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興。不可一世的紅衛兵，一夜之間變成了被迫勞改的半囚犯。至於機關一直以兩派形式互爭的幹部，一夜之間也同樣變成被迫勞改的囚犯。學校教師則另以五七幹校及下放等形式遠遠充發到農村去。在沉重的農業勞動之後，這些自命為革命派的人也開始萬念俱灰，當然再沒有扯派爭權的豪興了。文化大革命事實上是以最革命的人不革命或被革命而最終結束的，不單是上層的林彪、四人幫集團是如此，廣大的人民中也早已如此，逍遙派的隊伍就是在這種情勢下不斷擴大的。

 

            同期還發表上海市的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其中引述了一段毛澤東的語錄：“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造舊思想。”

  《人民日報》在9月14日轉載此文，並加了前言。

《紅旗》同期又發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調查員：《農村的教育革命必須依靠貧下中農——調查報告，記營口縣水源公社開展教育革命的經驗》，嗣後類似的經驗文章甚多，如出一轍。

 

9月11日

            賀龍專案組就鄧小平歷史問題，提出報告，要求周恩來提供情況。

。

9月16日

            江青在誣陷劉少奇的一大本“罪證”材料中批道：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並誣指劉為美國遠東情報代表。

 

9月17日

            康生寫信給江青，說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的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的。”

 

9月18日

            江青在接見中國京劇團、中央樂團李德倫、浩亮、殷承宗、袁世海二十餘人時，說“我現在擔負着第一個大專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個小時，雖然那些材料，我都重複看了，但是，因為我還得重批。……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太惡劣了，……這個大內奸啊，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

周恩來在傳閱的劉少奇叛變罪證件上批示：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註和意見，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註着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

            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江青閱後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周恩來就“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親手批示“此人該殺”上呈毛澤東。此批示到八十年代初，由鄧頴超通過胡耀邦抽出銷毀。

            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致信賀龍，要他交待“一九三三年，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湘鄂西與賀龍是怎樣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是哪些人？最後達成什麼協議？……”賀連書“冤枉”。

 

9月19日

中央文革碰頭會就召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說十二中全會要求一、準備召開九大；二、總結文革的若干經驗；三、解決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同時也順帶解決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批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

 

9月25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華東一周年發表紀念文章。

 

9月28日

            《毛澤東選集》1—4捲袖珍本出版。

 

9月29日

            林彪在劉少奇專案組罪行審查報告上批示說：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劉賊少奇五毒俱全，鐵證如山，罪大惡極，令人髮指，是特大壞蛋，最大隱患，“把他挖出來，要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中央轉發上海市關於在產業工人中發展新黨員的請示報告。報告中稱：發展新黨員的工作，打算在已具備幾個條件的單位中進行。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國防部長巴盧庫率黨政代表團訪華。

 

10月1日

            新華社報導毛與軍民歡度國慶，林彪發表講話。

 

10月5日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黑龍江慶安縣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及毛澤東的指示。毛說：“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人民日報》發表《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編者按語

黑龍江“五·七”幹校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經驗很好，建議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同志們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認真讀一讀。我們已經有了關於精簡機構方面的經驗，再加上關於幹部下放勞動方面的經驗，對如何實現機關革命化、幹部革命化，認識就比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希望廣大幹部（除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幹部，也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幹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從此，全國各省相繼舉辦五·七幹校，以精簡機構與促進幹部革命化為名，將大批幹部遣往勞動改造。

 

            [按] 幹部下放勞動，在中共本不是什麼新招法。名義上它是要鍛煉幹部使他們不脫離體力勞動，保持與下層人民的聯繫，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克服官僚主義。然在實際上它卻成為對所謂犯錯誤幹部的懲罰，或是對不稱職幹部進行精簡的別名。每次運動之後，都有一批幹部，下放下級機關，實為左遷；其甚者則下鄉下廠勞動改造，成為變相的服刑。為了獲取重新錄用的機會，這些下放幹部往往不得不忍受體力所不堪的勞動與人所不能想象的艱困生活條件，並且在思想上痛加自責，以示懺悔。這就是中共的所謂“思想改造”。文革後期，各級行政機關早已徹底癱瘓。革委會成立，大批軍人以結合身份轉入地方各級機關。原有的幹部除個別者外，全都成為待處理的對象，於是而有所謂“五·七幹校”這一形式、大批幹部被趕到鄉下，擇荒閒之地，從事開墾。如北京大學的教師職工下放江西鄱陽湖畔之鯉魚洲，中央機關則多散在湖北的沼澤地與河南的荒灘地。而他們的家屬有的隨同改造，多數則仍留在北京‚妻離子散，無法照顧，困頓不堪。

 

10月7日

            中央轉發上海市關於派工宣隊進駐中小學的報告。

                                                

10月11日

            吳晗在獄中病死。吳在本年3月以叛徒罪經謝富治批准，鋃鐺入獄。然所謂叛徒材料實系另一名相近之人張冠李戴者，自無法坐實。康生乃指示：“吳晗沒有叛徒問題，還有一個特務問題，你們去查。”吳晗終以特務嫌疑瘐死獄中。妻袁震，68年3月被迫害慘

死。年幼的女兒小彥，亦因精神失常自殺。

 

10月13日—31日

            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實際上是九大的準備會。在87名中央委員（原97人，去世10人）、98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因一些人已被打倒或受審查，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名，候補中央委員19名，不足半數，其中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楊得志、韓先楚、潘復生、劉建勛、李大章、吳德、劉子厚等十人由候補而轉為正式中央委員，以補去世的十人，然亦未按慣例依名次遞補。因之它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出席全會的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共59人外，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大軍區的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共74人列席了會議。毛澤東主持了會議。開幕會上，周恩來報告了出席會議人員的組成、編組和會議的開法，並宣布議事日程：討論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國際國內形勢；專案審查工作，特別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全會以江青等人編織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為依據，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次全會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會上僅陳少敏一人不畏高壓，對決議拒不表示同意。

            根據毛在會上指出：“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這樣，全國都以“六廠二校”為榜樣，繼續清理階級隊伍。不久，在經濟領域裡又擴展為“一打三反”運動。

            全會還作出了《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及其附件。

 

10月13日

            《人民日報》報導：上海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中小學。

 

10月14日

            《紅旗》第4期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文章號召批判所謂“黑六論”：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作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

            同期刊載了《一所理論和實際一致的新型學校——江西省婺源縣武口茶葉耕讀中學的調查報告》和《項城縣革命委員會精兵簡政的經驗》以及《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堅決走精兵簡政的道路》。

 

10月17日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第一次小組會上，康生指責“二月逆流”為“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為王明路線翻案”。江青攻擊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姚文元稱：“‘二月逆流’就是為劉、鄧、陶等叛徒、特務、走資派翻案”。謝富治指責：“朱德同志從到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陳雲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講話，他說沒調查沒發言權，後來不到一個月做了個黑報告反毛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劉、鄧、朱德、陳雲都是搞修正主義的。”黃永勝攻擊朱德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野心”，“想當領袖”；聶榮臻“一貫搞山頭主義，搞獨立王國，突出他個人，搞反動的多中心論”；葉劍英是“二月逆流的俱樂部主任”；徐向前沒有做過有益於黨和人民的事。吳法憲還當着朱德的面說：“朱總司令你在井岡山怎樣反對毛主席的，講給我們聽一聽，教育我們。你當了一輩子總司令，實際指揮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個黑司令，不是紅司令。”極盡攻擊與羞辱的能事。

 

10月18日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全會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項材料曾九易其稿。

 

            [按] 全會在表決通過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全會上，唯一一個敢于堅持自己的信念，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正直不阿的是陳少敏！圖們、孔弟所著《共和國最大冤案》一書中寫道：“在那麼多鐵骨錚錚的男子漢垂首沉默的時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擔了道義，無論如何，這段歷史是應該大書特書的。”我們在對陳少敏的凜然節義深感敬佩的同時，對那麼多的男子漢是否真的具有錚錚鐵骨深表懷疑，對代表中僅僅只有這麼一個有骨氣的女性感到悲哀和婉惜。民風民氣之衰墮，建國後已然，文革而愈甚。舊道德已被摧毀，新信仰又從根本上動搖。於是而獸慾橫流，放僻邪訾，無所底止矣！

 

            《人民日報》刊載題為《農村教育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貧下中農掌管教育大權》的浙江省淳安縣鳩坑公社教育革命調查報告。接着又連續發表廣東、河南、遼寧、江西、吉林、黑龍江等省“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經驗。

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策劃，將海軍正師級以上幹部47人列名打倒，35名列名半打倒，上報軍委辦事組。

 

10月26日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話，說：“文化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我們一片紅，等於歐洲一片紅。”他宣稱“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為劉鄧翻案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現在的革命是革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話(摘錄)

（一）政權問題，政權是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革命後的根本問題，列寧講政權是革命根本問題，毛主席講：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都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我們如果有了經濟、思想，但沒有政權，儘管是百萬富翁，有千萬噸鋼，原子彈、導彈，沒有政權，這一切都是替資本主義準備的。不是我們的，連人民大會堂都不是我們的，今天在座的頭都不可保，政權叫無產階級的生存權，比生命權還重。

文化大革命是對國家政權的大審查，大清理，把叛徒、特務、走資派一網打盡，給予決定性的打擊，但還有殘餘，以後還會產生新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四十年的劉少奇這次挖了出來，是個重大勝利。

除老幹部外，七億人口都參加了這場運動，對群眾是一場大規模的毛澤東思想教育，這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是史無前例的，德國出了馬克思、恩格斯，蘇聯出了列寧，但他們的思想都沒有達到象毛澤東思想這樣普及，所以變修，

在軍隊也受到最大教育，一方面自己教育，一方面參加“三支二軍”工作，有了很大提高，學到了階級鬥爭，學到了群眾路線，這是軍隊的最好的備戰之一。

（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表現在必然引起經濟生產上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定會造成經濟文化大躍進，文化是打先鋒的，必然帶來政治經濟上的變革，我們已經看到並將繼續看到經濟生產上的大躍進。

（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把毛澤東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什麼叫七億人口？七億人口就等於整個歐洲，等於英法德意，英國五千多萬人口，法國近五千萬人口，德國五千萬以下，意大利四千萬不到，這些國家共二億人口，蘇聯二億三千萬人口，美國不到二億，加起來總共六億，他們聯合起來，都沒有我們一個國家多，中國一片紅，等於歐洲一片紅，不僅馬、恩、列、斯的思想沒有象毛主席思想這樣普及，就是從奴隸社會古今中外都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思想如此普及，如此權威，如此深入普及到勞動人民中間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通過文化大革命，使黨的幹部更了解要按照主席指示辦事就勝利。違反主席思想就要失敗，這是實踐鬥爭中體會的，只要把主席指示和群眾見面，就能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

根據過去的經驗和要求，必須牢牢掌握主席思想，迅速傳達落實主席指示，群眾只有掌握主席思想後，就能知道什麼叫真革命，假革命，分辨是非，群眾才不受冒牌的馬列主義所欺騙，主席思想如此廣泛普及是最大的收穫。所以我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現在看損失越來越小，要比起過去，成績越來越大，將來更大，這是可以斷定的。這個收穫是一本萬利，損失同得到的勝利比較，是微不足道的，打仗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不付出代價收穫是沒有的，總要付出一定代價，暫時付出代價，收穫是極大的。有些同志只看到暫時損失，就迷失方向，懷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二月逆流集中表現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產生了許多錯誤看法，完全否定中央文革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要打一個大仗的話，那損失要多大？！所以說，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深遠最偉大的勝利。

從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深遠意義。通過比較，才能看出最大、最深入、最普及、最能影響人類命運的。

第四個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怎樣繼續革命的問題。中國革命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對外政策，一切都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嶄新的階段。

毛主席全面發展了馬列主義。不僅在奪取政權問題上，而且在鞏固政權，防止復辟問題上決定成敗命運的提出了這種思想，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了這樣大的文化大革命，是對國際最偉大的貢獻，

毛主席認為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指出主要是黨內走資派，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從這一點看出毛主席提出的重點與列寧、斯大林顯然不同。蘇聯在一九三六年後，就不抓階級鬥爭，搞物質刺激，迷失了方向。毛主席與他們不同，以思想革命來領導生產，領導政治，搞思想革命。

 

            [按]  九大以後，林、江集團交惡。江青與姚文元搞出一個《周揚資產階級文藝復興的一些言論》，就是以影射方式，批判林這一講話中把文化大革命與歷史上文藝復興並舉的說法。這個材料在政治局內傳閱，江要求印發全黨討論，後為毛所阻。又據李銳《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中國國民生產總值1955年占世界總額的4.7%，到1980年下降為2.5%。1960年國民生產總值同日本相當，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更下降為五分之一。196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中國4600億美元，而1985年超出36800億美元。根據統計，大躍進期間，損失約1200億元，文革十年，損失約5000億元。而從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近30年中，我國全部基建總投資為65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約4000—5000億元。由此可見，這兩次大折騰所損失的6000多億元，幾乎相當於我國前三十年全部的基建投資。至於無形的損失，計算不出來的損失，確實更難以說清楚。例如人才培養的損失，人口激增，道德淪喪等等即是如此。（《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295頁）

 

10月27日

            在討論黨章會上，江青力持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寫入黨章，說：“這一條不寫上我們通不過。”

 

10月29日

            《人民日報》報導：江西分宜縣從七月份起下放幹部一千九百多名到農村安家落戶。

 

10月31日

            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全會公報及《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決定》。

            毛澤東在閉幕會上講話，大意：有些同志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象經過這麼幾次反覆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對於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注意一個“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贊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鄧，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和劉還有點區別。“多中心”不對。

 

10月

            總政實行軍事管制。總政機關和直屬單位幹部七百六十七人被立案審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機關幹部和一大批直屬單位的幹部被趕出總政。在“砸爛總政”的口號下，軍隊的一大批高級幹部和一般幹部被清洗。總參和總後也同時受到衝擊。總參冤假錯案792起，受害者839人，被迫害致死者51人。

 

10月以後

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十八個省、區，先後創辦五七幹校一百O六所，共有下放幹部及工勤人員十萬名，知識青年五千名，家屬三萬名。

 

11月2日

中央發布關於十二中全會傳達的通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傳達及其文件處理的通知

全會文件不登報的有：一、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附件；二、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三、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他的罪證附件。第一個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省軍區自己印發，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在協商會議中分發或宣讀。第二、第三兩個文件由中央印發，經過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各總部、各軍兵種一直發到各地區、各部門、各部隊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手中。

 

11月5日

黃永勝同劉興元、丁盛談話，說：“聶榮臻一輩子沒幹過什麼好事。這些人心是不會死的，一有機會就會起來搞名堂。”

 

11月6日

張春橋就劉少奇調查材料說：“不要小看這麼一本啊！這裡面做了很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幾乎每天都要找她。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這樣一本就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張春橋等以為九大準備材料為名，編成《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在上海九大代表中散發。

 

11月7日

            吳法憲在空軍駐京部隊營以上幹部會上講話，說：朱德是一個軍閥，幾十年沒改造好。

 

11月12日

            中央發布關於十二中全會傳達的補充通知。

毛主席批示：此兩件似可轉發各地參考。     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有關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兩個報告

遵照毛主席指示，現將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十一月九日“關於召開北京市黨員幹部大會的請示報告”和張春橋同志十一月十一日“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轉發給你們。中央同意這兩個報告所提意見，請你們參照執行。

 

張春橋在報告中說： “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要不要點名？看來，點名很有必要。我們點了名，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義憤。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陳毅同志在上海黨內外、軍內外、影響都很大，靜安區一個黨員聽了傳達，在本單位學習小組會上通了一點氣，說“陳毅是反毛主席的”，竟遭受到幾個小時的圍攻。因為社會上流傳陳毅的好話很多，什麼有戰功、能文能武，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等待帝、修、反四面進攻，頭髮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顛倒黑白，把他的錯誤、罪行說成功勞，什麼陳毅揭發了蘇修搞顛覆的陰謀，陳毅在中央蘇區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請回來的，等等。聶榮臻的“一貫正確”，在上海國防科委所屬單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氣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學課本的，有的工人說，我從小就念頌揚他的課本。把事實真相告訴了幹部和群眾，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覺悟，揭發了一些他們知道的事實（將另行整理上報）。國防科委系統原來為聶榮臻的問題打內戰，是上海老大難單位最多的，現在有些單位開始聯合了。郊區各縣和市區部分單位，對二月逆流中解放軍支左的錯誤，議論較多，把幾個老總的問題說清楚，反而有利於軍民團結。

 

[按]  張春橋顯然是借傳達來暗算老帥們。其人陰險，可見一斑。

 

11月14日

            《人民日報》發表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教師侯振民（公社教育組長）、王慶余（公社教育組成員）的一封信。信中“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此建議後來簡稱為“侯王建議”。《人民日報》在編者按語中號召就此建議展開討論。從15日起，該報以“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為題開闢專欄（這個專欄一直延續到1976年8月26日共出了197期。內容涉及中小學教育的各個方面，還包括業餘教育和農村掃盲等），發表了大量擁護、支持、讚揚“侯王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立即付諸實施，將大批農村公辦小學改為民辦，教師則被強行下放回原籍，改拿工資為記工分，本人及其家屬均被轉為農村戶口。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通知：1968年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半工（農）半讀學校畢業生，從本年11月起開始分配。並規定1966年、1967年、1968年上述學校畢業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在工資制度沒有改革以前，暫不轉正定級。至此，除部分四年制中等專業學校69屆學生外，全國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在校學生全部離校。

 

11月19日

            八屆十二中全會後，黃、吳、李、邱在軍委辦事組裡設立專門班子，調集大量檔案，編寫《“二月逆流”反黨集團在軍內活動大事記》共五十條，於本日印出報送林彪、康生。

 

11月25日

            《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及兩報一刊社論《認真學習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文中引述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

            張春橋在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攻擊朱德說：《朱德傳》除了機會主義者陳獨秀都覺得朱是個軍閥外，別的東西都是吹牛的。

 

11月

            江青等編成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等的材料

七十六份（共1163頁）。

 

12月1日

            毛澤東致信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建議將此件(按即《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在對敵鬥爭中堅決執行黨的“給出路”政策的經驗》)轉發各地參考。並指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邱會作在總後黨委三屆十次會議上講話，說朱德從井岡山起就反對毛主席，實際上什麼本事也沒有。他攻擊朱德“野心很大，想當領袖”。

 

12月2日

            《人民日報》發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讀者來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由工廠辦、街道辦的建議，並在該報上原有的“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的專欄內，開展“城市的小學及中學應當如何辦？”的討論。此後，全國各地許多城鎮中小學由工廠接辦，或搞“定廠辦學”。上海、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經過試點後，將小學改為由街道辦事處領導管理。

            《人民日報》轉載《紅旗》第五期發表的江蘇省靖江縣的調查報告《“土專家”和農業教育革命》。報告提出：農業院校要統統搬到農村，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教學內容要把階級鬥爭作為主課，聯繫各地區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要從“土專家”中招生，到學校學一、二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來。原有的教師隊伍要進行徹底整頓，要由貧下中農、“土專家”和同工農兵結合得好的知識分子擔任教師。

 

12月6日

            陳伯達指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一案專案人員追後台，說：我看這裡面有好幾層，說不定有十八層。謝富治也說：就是往上追。

 

12月18日

            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系主任、歷史學家翦伯贊夫婦被逼致死。

 

            [按] 翦伯贊從文革一開始，就被點名批判，倍受凌辱。隨着劉少奇專案調查的發展，據諶小岑（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揭發，在抗日戰爭中，翦伯贊曾代劉少奇將一封信轉交給重慶國民黨政府的陳立夫。第一專案組（即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吳忠認為這是重大線索，窮追強逼。翦伯贊無法交待。本日，吳忠復率隨員數人至北大，傳翦伯贊審訊。校工宣隊向吳忠報告，近日翦伯贊聽了毛澤東在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認為是黨對他的關懷，心情十分興奮。吳忠傲然打斷匯報，說：“哼！興奮也得把問題搞清楚！”隨即率人員驅車至翦家，逼迫翦伯贊交待，直至天黑，仍不得結果。吳忠於是以立即逮捕相威脅。翦還是表示無可交待。吳忠故意虛張聲勢，拿起筆，寫了一個條子給自己的秘書，責令辦理，並示意翦伯贊，這就是馬上要對他採取逮捕行動的指令。翦當即面無人色。其實吳的條子寫的是：“你先走，車在外面等。我待一會即來。”在一陣不交待即逮捕的威脅之後，吳忠無結果悻悻而去。翦認為自己被捕已成定局，不堪再辱，乃與其夫人戴淑婉雙雙開煤氣自殺。並留下遺書說明他們的死，與保姆完全無關。翦1934年參加共產黨，與周恩來關係甚深。抗日戰爭時期，由周恩來介紹充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周恩來得知翦夫婦死訊後甚為震怒，校工宣隊負責人遭撤換。吳忠後來也為此在歷史系教師會上作了檢討。

 

12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在1955年曾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2月23日

            《人民日報》報導：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高潮。

            《人民日報》刊載甘肅會寧縣的一篇報導：一些長期無業的城市居民與知識青年，提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並特別加了編者按語。

                                       

            [按] 知識青年下鄉，不是毛澤東的創造。早於他的希特勒，就發明了這一辦法。在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下，“到十四歲，男孩子就正式參加希特勒青年團，一直到十八歲，然後參加勞動服務隊和軍隊。”女孩子則“在十八歲的時候，成為德國青年團員（她們保持這個資格直到二十一歲）到農村去服務一年，這是她們所謂的下鄉年，同青年男子的勞動服役相當。她們的任務就是幫助農民料理家務和在地里勞動。姑娘們有時候住在農民家裡，不過常常是在鄉村地區的小營房裡，每一天由卡車把她們從那裡送到地里去。道德問題就馬上產生了。美麗的城市少女的光臨，常常破壞農民家庭，而父母們訴說他們的女兒在鄉下暗結珠胎的怨言也開始聽到了。”（《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冊，第360頁）所不同的，毛澤東的這樣作，除了企圖使這些知識青年毛澤東思想化之外，還有一個難以明言的苦衷，就是因為在史無前例的運動之中，大學停辦了，城市中生產停滯，已經根本容納不了這一茬茬混過中學階段，而實際上連小學文化程度都不具備的所謂“知識青年”，而農村卻是暫時安置他們，減少城市就業、就學巨大壓力的“廣闊天地”。然實際上，農村至少地已經並不“廣闊”，農村勞動力早已經過剩。農民對於這一大批尚不具備生產能力，而被強令參與本已不足的口糧分配的青少年們是絕不歡迎的。政府對於他（她）們，也純粹是甩包袱而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造成整整一代青年的沉淪，上拖累父母，下影響子女。其後果是文化的斷層，社會的倒退和空前的民族災難，到今天，這個苦果所釀成的毒汁，還正在逐漸暴露出來。

 

12月25日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濟南市革委會狠抓兩條路線鬥爭教育，革命知識青年自覺地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文章，聲言：“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黃永勝攻擊總政治部是“幾代招降納叛的地方”。

 

12月26日

            中央發布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

 

            [按] 在這份文件中，毛澤東親自加上了“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不都是壞人”。又創造“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一頗具諷刺意味的名稱。從“自來紅”的革命幹部子弟到“可教育好的子女”，是紅色血統論的徹底破產。

 

12月27日

            周恩來批准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仍無結果，周令余秋里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生產計劃上報。

 

12月28日

            中國進行新的氫彈試驗。

 

12月29日

            南京長江大橋全線通車。

 

12月

            專案審查組對“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一案進行編造羅織，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一案，在對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嚴刑逼供後，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副主任趙登程，夥同公安部副部長李震，按照謝富治的授意進行誘供，誣指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的書記，陳毅為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為總理，參加者有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誣陷其將準備武裝叛亂，要搞政變。九大以後，趙等仍繼續進行專案調查。

            截至這時為止，《毛主席語錄》已發行七億多冊，毛澤東像章已做成二十二億多個。

            雲南“劃線”運動，三十多萬人受到刑訊、逼供、審查、監禁，三萬七千多人死於非命。

1967、68二年間，國民經濟建設全面破壞。

據陳雪薇《經濟建設的停滯，倒退及其教訓》：“工農業生產迅速銳減，一九六七年工農業總產值二千三百零六億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九點六；一九六八年工農業總產值二千二百一十三億元，比上年又下降百分之四點二，只為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其中農業總產值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長百分之一點六，一九六八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點五。工業總產值一九六七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十三點五，一九六八年又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五。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普遍減少。工業方面，一九六七年同一九六六年相比，鋼產量減少百分之三十二點八，下降為一千零二十九萬噸。煤產量減少百分之三十八點三，下降為二億零六百萬噸。發電量減少百分之六點二，下降為七百七十四億度。一九六八年同一九六七年相比，鋼又減少百分之三十二點一，下降為九百零四萬噸。煤產量雖增長一千四百萬噸，但仍比一九六六年減少三千二百萬噸。發電量則減少百分之七點五，降為七百一十六億度。農業方面，糧食產量一九六七年為四千三百五十六點四億斤，比上年略有增長，一九六八年下降為四千一百八十一點一億斤，比上年減產二百七十五點三億斤。棉花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產量均在四千七百多萬擔的水平，比一九六六年略有增長。其它各項農產品在這兩年間大多數都連續減產，尤其是一九六八年減產幅度較大。

交通運輸和基本建設大幅度下降。貨運量一九六六年達十三億一千四百五十四萬噸，一九六七年只有十一億零八百三十三萬噸，下降百分之十五點七。其中鐵路運貨量由一九六六年的五億四千九百五十一萬噸到一九六七年只有四億三千零八十九萬噸，下降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貨運量繼續下降，一九六八年貨運量只有十億三千二百四十萬噸，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六點九。基本建設投資完成額一九六七年為一百一十五點二億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五點三。一九六八年繼續下降，只完成九十四點九億元，比上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七點六。

由於生產連續下降，財政收支出現赤字。一九六七年國家財政收入為四百一十九點四億元，比上年減少一百三十九點三億元，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六八年又比上年減少，只有三百六十一點三億元，減少百分之十三點九。一九六七年出現二十二點五億元財政赤字。

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消費量逐年減少，糧食每人平均由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一斤，到一九六七年降為三百七十四斤，一九六八年只有三百五十斤，豬肉每人平均由一九六六年的十四點一斤，到一九六七年降為十三點五斤，一九六八年只有十二點七斤。棉布每人平均一九六七年為十三點六尺，一九六八年只有九尺。

我國圖書、雜誌、報紙出版數量驚人地削減。圖書出版一九六五年是二萬零一百四十三種，一九六七年只有二千九百二十五種，一九六八年也只有三千六百九十四種，雜誌出版一九六五年七百九十種，一九六七年只有二十七種，到一九六八年僅二十二種。報紙出版一九六五年三百四十三種，一九六七年只有四十三種，一九六八年也只保持四十三種。（《十年後的評說》第167—169頁）

 

［按］文革期間，一切生產性活動基本停頓，工人不做工，農民磨洋工，幹部天天搞大批判，當時叫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誰抓業務、抓生產，誰倒霉、挨批。因此，國民經濟全面倒退，物資匱乏，吃、穿、用都要憑票、證供應。全國的物資只能先保證京、滬兩大城市。所以有幸去到京、滬兩地的人，回程時，都有個採購任務，自已買，還有義務幫別人帶，大小包裹幾十個，猶如“跑單幫”，火車行李架屢被壓坍。

   但就是這樣缺吃少穿的苦日子，還要遵照偉大領袖“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把有限的建材去挖防空洞。這些質量低劣的防空洞，或坍陷堵塞，或缺少通風設備，根本無法利用。主其事者完全是為應付上級，完成“政治任務”。

   

1969年1月1日

            《紅旗》第1期發表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聲稱本年內九大召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取得全面勝利。

 

[按] 在老一代的共產黨高幹中，原水電部副部長，一度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無疑是一位有見識、有風骨的翹楚。他對毛澤東不單有切身的了解，而且有獨到的研究。他所寫的《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一書（1992年12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儘管存在他個人已無法突破的局限與難以抗拒的黨紀約束，但是，他對毛澤東其人，仍然是作出了獨到和深刻的剖析。毛澤東是一個中國封建文化哺育的叛逆者。他“略通國學”。然而，時代的風尚再加上他特有的叛逆以及倔強好鬥的生性，使他最容易接受的是儒學左派的極端唯心觀點與致用力行的實踐精神，此外，也兼及一切傳統的反儒異端。“蓋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無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間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從者，唯我也。”很明顯，這是王陽明吾心即宇宙，心外無物論的翻版。唯我主義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稍後，毛澤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能見到的是陳望道所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所譯考茨基著作《愛爾福特綱領解說》（漢譯作《階級鬥爭》）以及李季譯、英國柯卡普着、辟司增訂的《社會主義史》。讀這幾本書，如把共產主義視作一個理想的嚮往，是足可以作為一個起點。但就建立所謂科學的唯物史觀並指導中國革命而言，則只能視作廉價的證券了。而毛之所取，似乎更加簡單。“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3]從此，以好鬥為樂的毛澤東又為自己的癖好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洋裝。中外的研究者都肯定：毛澤東根本不曾通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李銳曾作過統計：通觀《毛選》五卷，極少引用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限於哲學，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幾處，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觸目即是。[4]在毛中南海的寓所里，也是“一牆古籍半床書，談笑風生榻上居。”[5]一個能把《資治通鑑》讀十七遍，而《資本論》卻不能通讀一遍的人，怎麼能稱得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更何談什麼把馬列主義發展到最高峰？在前面的按語裡，我們引用過國外學者對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分析，認為它包括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與唯意志論三個組成成分。這是不錯的。如果再通俗一點，我以為毛澤東的整個思想體系、方法論、為人處世、道德觀念都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唯我為核心，齧斗即生活。”李銳把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行歸結為一種返祖現象，也就是說舊病復發，即青年毛澤東的唯心主義思想復發。其實，劣根是一直存在，只是特殊條件下矯情偽飾，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掩飾一時罷了。劣性終歸要暴露出來。歷史上的中國皇帝，哪一個不是在功成位穩後不趨腐化的？又：據曾侍奉毛澤東歸老的女工作人員孟錦雲所述，毛澤東甚至相信天人感應的一套。1976年3月8日，吉林隕石，毛澤東大有所感，認為“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大人物、名人真是與眾不同，死都要死得有聲有色，不同凡響噢。”如果你不相信，“古人為什麼要編造這些呢？”（《毛澤東的晚年生活》第127—128頁）這無疑是一個垂死老人對死亡的預感，但這種預感卻是通過古老的天人感應說表露出來，內心深處的毛澤東，唯物呢？唯心呢？不是一目了然嗎。

 

      《紅旗》同期登載《一個受工農兵歡迎的新型商店——天津市漢沽區的調查報告》。

 

1月3日

      根據張春橋《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黃永勝在總參布置對參與“二月逆流”的元老與黃杰（徐向前夫人）、張瑞華（聶榮臻夫人）進行批判。報告由周恩來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和他們搞好關係。”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製造新的障礙。”

 

1月6日

      《人民日報》報道吉林省東豐縣南屯基公社萬興大隊辦的小學，從1968年11月起，將公辦教師的工資改為工分制加補貼。並在編者按語中說：“這個辦法可供各地參考。”

 

1月12日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新疆自治區電報，指出新疆出席九大代表，應包括王恩茂，指示先將王恩茂全家送來北京，以便繼續工作。

      上海市委專案組將《關於曹荻秋叛徒罪行的審查報告》送張春橋審閱。張極為不滿，旁批十一處，此材料從此不見。張多次散布，“曹荻秋叛徒問題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就是定案問題了。”

 

1月19日

      據《北京日報》報導，全市已有三萬五千多名知識青年響應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下鄉插隊。

 

1月25日

      清華大學成立革委會。

 

1月27日

      《紅旗》第二期刊登遼寧省盤錦墾區田莊台鎮的調查報告：《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改造集鎮》。

      同期還發表了蘭州市關於城市中學走工廠辦學道路的調查報告：《廠辦校、兩掛鈎》。報告介紹蘭州第五中學自1968年10月工宣隊進校後，改為蘭州鑄造廠廠辦中學，變全日制普通中學為半工半讀學校。師生每周兩天學習，另外四天，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把原來的17門課合併為5門課（“毛澤東思想”、“工業基礎”、“農業基礎”、“革命文藝”、“軍事體育”）。

      自中小學開展教育革命後，河北、廣東、四川、遼寧、湖北等地，許多學校也實行過類似的廠校合一、工廠辦校或“定廠辦學”。1970年以後，才逐漸改為以學校辦工廠，學校與工廠、社隊掛鈎為主要辦學方式。

 

1月2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全國大、中學校不放寒假的通知。通知說：“全國大、中、小學為完成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所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當前正在緊張地進行斗、批、改和清理階級隊伍，大、中學校又忙於安排畢業生上山下鄉的工作，故決定今年大、中學校一律不放寒假”。小學是否放寒假則由各地主管單位視情

況決定。

 

1月29日

      中央轉發清華大學宣傳隊關於對知識分子給出路的政策經驗報告。

      1976年10月後查明，在清隊中，清華大學六千名教職員工中被審查者122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者178人。在清隊開始的兩個月中，有10餘人被迫害致死。

 

1月30日

      李宗仁去世。

 

1月

    遼寧提出一份《軍閥張學良東北地區殘餘分子名單》共九十人，株連省軍級幹部十二人，廳局級幹部三十六人，全國政協委員六人。

 

2月2日

周恩來報送《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九大準備工作的通知》。毛澤東批示：照發。

 

2月4日

            康生說：“軍隊也有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這個問題很嚴重。”謝富治說：“內人黨明里是共產黨，暗裡是內人黨，要把它搞掉。”結果，蒙漢各族軍民受牽連誣陷者達三十四萬六千餘人，整個案件造成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按] 當時內蒙的挖肅運動正進入高潮。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各單位，以辦學習班的形式，大行逼供信。其殘酷之程度，有不可言傳者。對重點審查者單人監禁，甚至窗戶也蒙上黑紙。上食堂吃飯由專人帶領，排隊而行，一面還須唱一首流行的《黑幫歌》，大意是：我是黑幫，我是黑幫。我有罪，我該死！或者是齊聲高呼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立大功受大獎！”一般懷疑對象則以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為名，變相軟禁審查。當時全國流行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制度，即在每日上班後全體集會，齊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接着進行主席著作天天讀若干分鐘，然後散會。晚上下班前亦集會如之。駐內蒙語委的工宣隊則別出心裁，每天讓被監禁審查者面北向澤登巴爾（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黨總書記）請示匯報。意思是這些被禁者是想搞內外蒙合併的人，他們心目中的領袖當是澤登巴爾。受監審者不唯在肉體上受到痛苦的折磨，精神上、人格上也遭到非人的侮辱。集體軟禁者每天除學習“新三篇”（即毛選第四卷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南京政府往何處去》及《將革命進行到底》三篇）之外，則反覆交待歷史和匯報思想情況。整個1968年冬天和1969年春天都是在這種恐怖情況下度過的。直至九大召開，中央一再指出內蒙挖內人黨擴大化了。內蒙的領導者滕海清和負責進行挖肅的軍、工宣隊，猶遲遲不願意釋放被監審者。所整的材料，遲至文革後期，始全行銷毀。

 

2月7日

   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指定由陳伯達牽頭，林彪掛帥，張春橋、姚文元參加，起草九大報告。二十號交卷。

 

2月16日——3月24日

            全國計劃座談會召開。會上批判了“托拉斯”、“短線平衡”等觀點和做法；提出條塊關係以“塊塊”為主；中央直屬企業可以分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雙重領導三類；生產短線產品的大集體手工業可以改為全民所有制。

 

2月

            北京市委提出以市化工三廠整黨經驗寫成的報告。

 

3月2日

            中蘇因珍寶島領土爭奪發生衝突，中國政府向蘇提出抗議。

 

            [按] 中蘇邊界問題，迄未正式劃定，為什麼單為一個荒灘小島大動干戈？對於一般人頗為難解。有一種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內部對九大召開事宜矛盾重重，為轉移矛盾，強調共同對敵以團結黨人，故不惜挑起中蘇邊境衝突。此類作法亦中外古今政客之故伎。毛澤東就是玩這一套的老手。

 

3月3日

   毛澤東對陳伯達負責草擬，自定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部分草稿不滿，認為沒有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充分展現，講經濟太多。改令張春橋、姚文元另寫。陳伯達大受打擊，更忌恨張、姚。

 

3月3日至12日

            全國相繼舉行反蘇修的示威遊行，人次逾四億以上。

 

3月4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

            中央通知不許阻止新華社記者向中央反映情況。

            中央轉發上海關於吸收部分幹部參加工宣隊的報告。

                                                

3月7日

陳伯達對張、姚所擬九大報告譏為“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不能盡搞運動，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聽後大為惱怒，說：“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

 

3月10日

新華社發布軍管會改變南口機車廠面貌的經驗一文。

   

3月12日

            新華社報導北京新華印刷廠定案工作的經驗介紹。

 

3月13日

            中國政府就邊境衝突再次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

 

3月14日

            《紅旗》第3、4期合刊《思想評論》專欄文章：《政治思想戰線上的一個新課題——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

            同期還發表上海第三鋼鐵廠工人謝佐助文章：《永遠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從鋼產量的“高——低——高”談起》。

 

3月9日——27日

            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開九大預備會議，有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方面負責人128人參加。

 

3月15日

            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儘管有清華的經驗，有的就學，有的就不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一個就傳達，有一個就不傳達，並且還關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無非是特務、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關的人多了……統統地把他們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幾個反動標語算什麼？教授、講師不象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教授、講師要放，當然不是一個不關。……壞人是極少數，我們把這些人推向國民黨方面好嗎？不要在學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數的教員、幹部中打主意。…… 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報告上（按指九大政治報告）不要講二月逆流了，這次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

            中國政府第三次向蘇提出抗議。

            新華社就珍寶島衝突作出報導。

 

3月17日

            《北京日報》發表社論《認真學習六廠一校的先進經驗》。

 

3月18日

            《人民日報》報導工、軍宣隊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落實政策。

            在獄中的孟用潛，從67年6月15日至69年3月18日，曾二十次書面申明，他所寫的關於劉少奇的材料“是虛構編造的”，應該撤銷。[6]

 

3月21日

周恩來召集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及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總參作戰部有關成員開會，針對蘇軍可能強占珍寶島的態勢，商定加強我岸兵力，進行防禦。

 

3月22日

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準備工作，同時把正在工廠下放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找來。並說：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

 

3月24日

            吳法憲批准空軍司令部上報的定性為敵我矛盾的人員名單，共64人。其中包括空軍副司令員成鈞、劉震、張廷發、副參謀長何廷一等。

            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談黨史上歷次路線鬥爭。

 

3月27日

            九大代表陸續齊集北京，本日始醞釀主席團名單。

 

3月29日

            《人民日報》以《社會主義大學應當如何辦？》為題，連續報導駐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及遼寧大學的軍工宣隊談教育革命的文章。它們依次題為《工人階級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領導權》、《我們主張徹底革命》及《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進行革命》。駐復旦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文章中：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院校稱為“舊大學”，提出“徹底批判舊綜合性大學那一套學制、體制、課程、教材、教學方針和方法”，培養“普通勞動者”；廢除“高考和統一分配製度”等等。此專欄一直延續到1976年7月，共出了78期，其內容幾乎涉及高校工作的所有方面。

 

3月31日

            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徐海東參加九大主席團。

 

九大前夕

            江青又在一次會上說：“林副主席的名字還是要寫上（黨章），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覬之心！”

            康生第三次派人對安子文說：“你如能證明劉少奇是個大叛徒，絕不會虧待你。當然，繼續當中央組織部長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作個委員還是可以的。”安子文回答：“我的確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組部工作時早就講了。以後你不要再問這事了。”

 

4月1日

            中共九大在北京開幕，出席代表共1512人，其中2/3的代表身着軍裝。當時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全都沒有“重建”，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代表”是由少數人醞釀協商產生的。個別非黨員也參加了九大。會議一致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大會秘書處的成員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

            大會的議事日程是：林彪作政治報告；修改黨章；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毛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接着由林彪作報告。這個報告由康、張、姚起草，張、姚負責執筆。經毛審閱修改，林宣讀時，尚未定稿。

毛澤東在九大開幕式上講了話，他說希望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作報告。他講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過程、成績、政策等等。他說1957年毛主席“全面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倫。”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毛主席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向全黨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外交領域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戰鬥任務。”“這一次有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他說“這場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穫‚是毛澤東思想在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中得到了普及。今後更要根據五七指示，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林進一步強調“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從馬克思觀點看來，國家的主要成分是軍隊。”  

 

[按] 毛、林等人完全錯誤估計形勢‚正是經過十年文革‚所謂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已徹底破產。所謂“國家的主要成分是軍隊”，赤裸裸地說明了這個政權的暴力本質。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發表新聞公報。

  大會主席台左側依次坐着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右側依次坐着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左、右兩派‚涇渭分明。

 

4月2日

            本日起，九大代表分組討論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草案。

 

4月3日

            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教育部，會同軍管小組進行斗、批、改。

 

4月5日

            毛澤東接見九大的大組召集人並作了長篇講話。

            根據《關於陶鑄的病情報告》，周恩來批示同意送302醫院治療。

 

4月11日

            毛澤東和秘書處成員（原中央碰頭會）和各大組召集人講話‚着重糾“左”。

 

4月13日

            毛澤東與部分人員談話：

現在我們講聯合，過去搞武鬥，是個內部矛盾，要聯合，何必記仇呢？我看有些幹部還要犯錯誤，有的群眾諒解了，沒事了。有的人犯了錯誤，群眾不放，當然有原因了。

明天選舉，好人我不提，我只提老機和搞“二月逆流”的人，我主張選他們。“七大”陳其通等聯名上書不選王明，現在你要做工作，如果你們不贊成，我也沒有辦法，現在也是要做工作，試試看，不能壓服，只能說服，國民黨開了個十大，搞了一個中央委員會，一個評議會，資格老的搞到評議會去了，我們沒有評議會，只好搞到一起。

 

4月14日

            毛澤東在九大全體會議上講話，他說：3月2日、3月5日蘇聯侵略珍寶島，這次仗是孫玉國指揮的。沒有打過仗，也可以打仗。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三沒有指揮車，打了9小時，敵人三次衝鋒，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破除了迷信。

在全體會議上，林彪也講了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風英、紀登奎發了言。發言者“一致同意”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同意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接着，又“一致通過”了政治報告及《中國共產黨章程》。此黨章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九大發布新聞公報。

     九大所產生的黨的組織結構，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組織結構，更加脆弱，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高層人物的操縱。

 

4月15日

            九大代表醞釀協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並且進行了一次無記名投票的預選。

 

4月23日

            毛澤東講話。

 

4月24日

            九大舉行全體會議，選舉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當選的有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這279人中，軍人占45%。2/3是地方代表。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繼續當選的只有53人，占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19%，占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29%。而所謂群眾代表就是造反派頭頭和對“政治”一無所知的老工人、老農民。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合法化。毛以為大局已定，打算以一年左右時間搞“斗、批、改”和落實政策，結束“文化大革命”。

            九大發布新聞公報。

 

4月28日

            九屆一中全會於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會議選舉了中央機構。

            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委員名單和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

            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公報，公布選舉結果：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軍委名單（4月28日通過）

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林彪

（以下以姓氏筆劃為序）

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委員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盛、王秉璋、王樹聲、王效禹、王輝球、韋國清、葉群、皮定鈞、劉豐、劉興元、劉賢權、許世友、陳士榘、陳先端、陳錫聯、李天佑、李作鵬、李德生、吳法憲、張達志、張池明、張國華、張春橋、邱會作、楊得志、杜平、蕭勁光、鄭維山、冼恆漢、袁昇平、梁興初、黃永勝、曾紹山、曾思玉、彭紹輝、韓先楚、粟裕、溫玉成、謝富治、譚甫仁、潘復生

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   副組長：吳法憲

成員

（以姓氏筆劃為序）

葉群、劉賢權、李天佑、李作鵬、李德生、邱會作、溫玉成、謝富治

 

4月28日

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了話。

 

九大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召開的：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華社發布“九大”開幕的新聞公報之前，關於會議的籌備情況，對外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是由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推薦定的，除極少數軍政高級領導幹部中的代表外，全體代表都在大會之前的三個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進行全封閉式的學習，隨時準備出席大會。

            到了開會的日子‚3月23日，廣東省代表團的58名代表，連同廣州軍區代表團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員，由空軍派來的一架伊爾-18運輸機於19時10分運抵北京西郊軍用機場。此時北京早已夜幕降臨。代表們悄悄住進了賓館。

            參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大會秘書處設在京西賓館。各賓館警衛森嚴，大門緊閉，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簾。

            到4月1日下午舉行大會，            代表們在登車前，各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面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由代表團秘書或指定的人員帶領，迅速登車，汽車很快起動。此後每隔三四分鐘，又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如此每個賓館只需有六七次，約半小時左右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

            行車路線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為例，本來他們的住處到會場行車時間只需兩三分鐘。但為了掩人耳目，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人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就可隱蔽從容地由便門進入會場。

            4月1日的大會，自始至終沒有一人從人民大會堂正門進入會場。

(摘自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4月

            全國高等學校陸續開展“教育革命”。校一級成立政工組、辦事組、後勤組。校、系兩級成立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或教育革命組）。許多學校拆散原來的基礎部和教研室（組），把各門課的教師及學生混合編成專業連隊或教育革命小分隊，到廠礦、農村進行“教育革命實踐”。也有的在校內外舉辦各種短訓班、試點班，進行“教育革命探索”。

第八節    詭譎難明的九·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