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八節    詭譎難明的九·一三

 

5月1日

      《紅旗》第5期刊登《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聞公報》。

 

5月2日至6日

軍委召開各軍區、軍兵種及三總部負責人會議，討論關於設防和準備打仗等工作。

 

5月8日

      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北郊木材廠認真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各項政策》。

 

5月12日

      中央把全國體育系統定為“獨立王國”，從1952年起就兼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便成了體育系統頭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5月18日

      康生說：“賀龍歷史上就搞投敵叛變，現在不可能沒有問題。”

 

5月31日

      毛澤東離京，住武漢，他對工作人員說，""一句頂一萬句’ 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辨證法” 。"四個偉大，太討厭” 。

   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宣傳隊總結落實幹部政策的經驗。

 

6月7日

   自1969年6月7日開始，在中南海武成殿，由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座談”。當時蘇聯大兵壓境，似乎中蘇大戰迫在眉睫。周恩來認為中國自我孤立的政策，不能再拖了，但又礙於多疑的毛，無法制訂新的外交政策，於是設計了這個“四老帥外交座談會”，來研討外交新方案。

四老帥不帶手稿，沒有提綱，隨意侃談，另由熊向暉、姚廣做助手，從6月7日至7月10日，四人座談六次，共19小時，終於達成一致意見，由陳毅定稿，寫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此後這項座談又延長至三月之久。四老帥一致主張與美國恢復邦交，以抵制蘇聯對中國所構成的邊患。在這三個月的研討會中，國務院、外交部均未插手，以顯示這一新的外交路線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第236-239頁）

                           

6月9日

      賀龍在監禁中去世。

 

6月11日

      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抗議蘇聯蓄意在我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製造新的流血事件。

 

6月12日

      根據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在宣傳毛的形象時，注意：“不要追求形式，要講究實效”；“不經中央批准，不能再製作毛主席的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6月20日至7月4日

軍委辦事組召開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地區作戰會議。

 

6月28日

      北京針織總廠革委會在八三四一部隊駐廠宣傳隊幫助下着手落實幹部政策。

 

7月1日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中國共產黨萬歲》。社論以毛澤東“吐故納新”的指示，提出對各級黨組織進行整頓。在整黨的方法上，要有黨外群眾參加評論。

 

7月23日

中共中央就制止山西兩派嚴重武鬥，發布通告，嚴令禁止。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告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鼓舞下，全國形勢大好。山西省同全國一樣，形勢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晉中、晉南的部分地區，混在各派群眾組織中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壞頭頭，利用資產階級派性，蒙蔽一部分群眾，抗拒執行中央歷次發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組織專業武鬥隊，搞打、砸、搶、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破壞社會革命秩序。

      二、抗拒實行中央決定的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的方針，破壞已經實現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另立山頭，製造分裂，提出“武裝奪取政權”的反革命口號，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

      三、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毆打、綁架、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四、破壞鐵路、公路、橋梁，武裝襲擊列車，搶奪交通工具，搶劫旅客財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搶占國家銀行、倉庫、商店，私設銀行，搶劫國家大量資財。

      六、用武力強占地盤，構築武鬥據點，實行反革命割據，殘害人民群眾，向群眾敲詐勒索，派糧派款。

      七、煽動、威脅工人停工停產，煽動農民進城武鬥，破壞工農業生產和國家計劃。

      中央認為，這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壞頭頭破壞落實“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罪行，是違反廣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廣大人民極為痛恨。為此，中央決定：

      一、中央重申過去發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它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堅決、徹底、全部地執行，不許違抗。

      二、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各種形式、各種名稱的專業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上交一切武器裝備。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單位，或由解放軍進行集中訓練。

      武力強占地盤，拒不執行本布告、負隅頑抗者，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包圍，發動政治攻勢，強制繳械，逃跑流竄者，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追捕，歸案法辦。

      隱藏、轉移武器，利用國家的工廠和物資私造武器的行為，都是嚴重的犯罪，必須依法論處。

      三、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車輛和其它裝備物資，一律不許侵犯。搶奪解放軍的一切裝備，必須無條件地全部退回。對挑撥軍民關係的階級敵人，要給予堅決打擊。

      四、立即無條件恢復鐵路、公路交通運輸。撤消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車。

      衝擊車站，襲擊列車，破壞鐵路、公路運輸，搶劫車站物資、車輛、搜查、搶奪旅客財物，都是土匪行為。對極少數壞頭頭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辦。

      五、銀行、倉庫、商店等國家財產，任何人不得霸占、搶掠。要嚴辦搶劫國家財產的主犯，追回搶劫國家的一切物資和獎金。

      六、對殺人放火和其它罪大惡極的現行犯罪分子，應當發動群眾檢舉；對確有證據者、要列出他們的罪行，交給當地群眾家家戶戶討論，並依法懲處。

      七、對煽動、威脅職工離開生產和工作崗位的壞人，必須依法懲辦。至於一般受欺騙而離開生產和工作崗位的群眾，應進行教育，動員他們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廠生產、不回機關工作者，工人、職員停發工資。如繼續頑抗，長期不回者，責成山西省革命委員會視情況給予紀律處分，直至開除。

      對回本單位的人應當歡迎，保證其人身安全，不許歧視和打擊報復。如加迫害，必須追究責任，嚴肅處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聯合、破壞革命三結合的行動，另立的山頭，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認。重新拉起的隊伍，都要立即解散，實行歸口大聯合。

      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兩派中的壞人，由兩派群眾各自清理。要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一小撮階級敵人要堅決打擊，同時也要執行毛主席的“給出路”的無產階級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兩派群眾都是要革命的。中央號召山西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和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認真落實“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發展、鞏固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勝利！

 

8月13日

新疆鐵列克提邊防隊與蘇軍衝突失利。

 

8月19日

      外交部照會蘇駐華大使館，對蘇聯軍隊於6、7月間，在中蘇邊界的許多地段挑釁滋事，提出抗議。

 

8月27日

      《紅旗》第9期刊登二報一刊社論：《抓緊革命大批判》，此文經毛澤東親自審定。

 

8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布命令‚邊疆地區‚必須團結戰鬥，恢復秩序，鞏固邊防，保衛邊疆。

      毛主席批示：照辦。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

      邊疆各省、市、自治區各級革命委員會，各族革命人民，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邊疆部隊全體指戰員：

      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黨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鼓舞下，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更加欣欣向榮，各族革命人民緊密團結，形勢一片大好。但是，國內外階級敵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美帝、蘇修正加緊勾結，陰謀侵犯我們偉大祖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越來越瘋狂地不斷在我邊境進行武裝挑釁。印度反動派也在伺機妄圖擾犯我國邊境。

      我們偉大祖國的邊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保衛祖國是全國人民的神聖義務。邊疆軍民，尤其是擔負着直接的責任。為了保衛祖國，保衛邊疆，保衛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黨中央命令你們：

      一、堅決響應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偉大號召，高度地樹立敵情觀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輕敵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加強軍民聯防，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

      二、大敵當前，全體軍民要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共同對敵。加強軍隊內部的團結，加強軍民、軍政的團結，加強各族革命人民的團結。鞏固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堅決反對一切分裂活動，反對一切破壞團結的行為，反對資產階級派性。

      對挑撥和破壞軍民關係團結、民族團結的階級敵人，必須堅決打擊，為首的要依法懲辦。

      三、駐邊疆部隊指戰員必須堅守戰鬥崗位，堅決執行命令，服從指揮，嚴守紀律，做好一切戰鬥準備，密切注視敵人動向，作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軍隊人員“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不准擅離職守，不准外出串連。經教育不改者，一律嚴加懲處。

      四、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堅決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部門、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所有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頭，重拉隊伍，都是非法的，要強令解散。

      五、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無條件停止派性武鬥，解散各種專業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鬥隊強占據點，負隅頑抗者，人民解放軍要實行軍事包圍，發動政治攻勢，強制繳械。

      六、絕對不準任何人衝擊人民解放軍，不准搶奪軍隊的武器、裝備和車輛，不准妨礙軍隊的戰備行動，不准泄露和盜竊軍事情報。如有違反，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堅決保護軍事要地和戰備設施，嚴守國防機密，支援人民解放軍搞好戰備。

      七、要保護交通運輸，保證通訊聯絡暢通。凡破壞鐵路、公路、水路運輸，破壞通訊聯絡，切斷電線，都是反革命行為，必須追查懲辦。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大力支援前線。遵守勞動紀律，堅守生產崗位，努力搞好工、農業生產。

      一切離開生產和工作崗位的人，必須立即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職員停發工資，農民停記工分，並視情節給予紀律處分，直至開除。對煽動威脅職工或農民離開生產和工作崗位的壞人，必須依法懲辦。

      九、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對那些裡通外國、策劃外逃、破壞社會治安、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生產、殺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製造叛亂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對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必須由革命群眾嚴加管制，勞動改造。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偉大統帥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英明領導和直接指揮下，如果美帝、蘇修膽敢侵略我們偉大祖國的邊疆，我們就把它們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

      中央相信：具有對敵鬥爭光榮傳統的邊疆軍民，一定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祖國邊疆建設成為埋葬帝、修、反的陣地。

 

9月3日

      越南勞動黨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當天，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前往河內弔唁。

 

9月11日

應蘇方主動要求，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談，不歡而散。

 

9月15日

      《人民日報》全文刊載《紅旗》第9期文章《深入進行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教育――浙江德清縣下高橋大隊的調查報告》，文章提出“把一斤糧食，一把竹筍，一個雞蛋，賣給誰？賣什麼價格，都提到走什麼道路的高度來認識。”指責農村中凡不是“以糧為綱”的都是“自由經營”、“資本主義”。

 

9月17日

      《人民日報》刊登《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口號》，其中之一是毛親擬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

 

9月20日

軍委辦事組在北京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

 

9月23日

      中國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

 

9月24日

      遼寧省委機關工作人員張志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

 

9月27日

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並武漢市革命委員會：

      (一)  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須在湖北全省、武漢全市堅決地、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執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現在還逍遙法外，擾亂革命秩序，破壞“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實，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二)  根據現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漢市出現的所謂“北斗星學會”、“決派”這類地下組織，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他們不擇手段，製造謠言，散布各種反革命的流言蜚語，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刮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妖風。對這類反革命的地下組織，必須堅決取締。

(三)  所謂《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肆無忌憚地大量放毒，必須查封。《揚評》的主要編寫人員，應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責成有關機關審查，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嚴肅處理。

(四)  對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國民黨反革命將領干毅、老國民黨特務周岳森等犯，必須立即逮捕，依法懲辦。

(五)  必須號召廣大工人群眾、貧下中農、革命幹部，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和國家主人翁的姿態，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嚴格遵守勞動紀律和勞動制度，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積極同破壞生產和消極怠工的現象作鬥爭。

(六)  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幹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須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反對一切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派性組織。特別是共產黨員更必須按照無產階級黨性辦事，成為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模範，成為加強、鞏固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模範。

(七)  中央決定在北京開辦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具體的人數、名單，由省革命委員會討論提出，報請中央批准。

(八)  希望湖北省各級革命委員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落實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落實黨的“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進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調動絕大多數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北京大學成立革委會。

 

9月29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第一台125,000千瓦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在上海誕生，並正式發電。

 

9月30日

      《紅旗》第10期發表二報一刊社論：《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同時發表口號二十九條。

 

10月3日

      新華社報道，我國自製的萬噸級挖泥船下水。

 

10月9日至10日

林彪在吳法憲等陪同下，乘機視察張家口、宣化地區。

 

10月14日

      毛澤東認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因此，在參加中蘇邊界談判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抵達北京前，為防止蘇聯人利用談判作幌子，向我國發起突然襲擊，決定統一部署，將一批中央老同志疏散離京。15日，毛離京赴武漢。16日，林彪至蘇州。

 

10月17日

      林彪在蘇州口授命令。總參18日晚九時三十分，將此作為“一號命令”下達到陸海空三軍，進入戰備狀態。而在10月初，周恩來已在電話里向一些省市革命委員會核心領導小組打過招呼，要他們接收安置一些老同志。

17日晚，劉少奇被疏散押送到河南開封。

18日晚，陶鑄被疏散押送到安徽合肥。河南、安徽至少在兩三天前已接到接收通知。

22日，鄧小平被押送到江西南昌，下放在一個拖拉機修配廠勞動鍛煉

毛澤東認為“一號命令”的發布，是事先未經他認可的專擅行為，把軍委辦事組送的報告燒掉。      然另說則謂，葉群曾對各單位負責人強調保密時說：我們偉大領袖是我們保密的光輝榜樣，在聽到林彪關於加強戰備的意見之後，說：很好，燒掉。

 

10月18日

      吳法憲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

吳法憲對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林立果說：“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指揮。”

 

10月20日

      根據中蘇兩國政府協議，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參加談判的中國方面有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等人，蘇聯方面有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庫茲涅佐夫等。

 

10月26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

 

［按］此為毛澤東對解決紅衛兵小將的派性釜底抽薪之舉。但將北京各高校外遷至地方城市的偏僻處‚不僅造成重複建設，且教職員長期與家屬兩地分居，生活極為不便，引發許多社會問題。

 

1969年秋

      林彪在蘇州時，江青給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讓林表態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封，另有兩份材料，一份是江青致全黨的關於文藝問題的長信，信中不僅把文革前17年的文藝界說得一無是處，而且認為很多地方把樣板戲糟蹋得不成樣子，這是“反革命”的“文藝黑線正在陰謀復辟”的“信號”。另一份是江青致全黨信的附件，題為《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復興的一些言論》。原來在幾個月前江青就給林彪送過這包材料，林批了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毛很生氣，不予批准，這次林彪聽秘書講過以後，說：“壓下，不必理睬！”江大為不滿。

 

11月12日

      劉少奇在開封去世，終年71歲。

     

11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宣部長陶鑄，在合肥含冤去世，終年61歲。

     

1969年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把一九二五年在黨中央、南方局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廣西地下黨作為“大案”、“要案”列入所謂鬥批改的“主要任務”，大批原地下黨員、幹部和游擊隊員遭到錯誤處理。

 

1970年1月1日

《紅旗》第1期發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組的文章《文科大學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的基本任務，又是當前改造舊文科大學的迫切的戰鬥任務。”“應該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個學科”，“這樣，舊的文科大學才能在批判中獲得新生。”

兩報一刊元旦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指出“在清理隊伍的基礎上，要抓緊整黨建黨”，是當年的一項重要任務。

 

1月24日

      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聲疾呼：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江青說，她三天沒睡覺了，要徹底清查五·一六。黃永勝在也在會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國性的大問題。

 

1月3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指出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指示》還提出“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紅旗》第2期刊登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寫作小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與經濟學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批判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經濟理論》。

 

2月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全國開展“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運動。

 

2月15日至3月21日

      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制訂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研究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認為新的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把對付外敵的突然襲擊和大規模入侵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要求，會議規定：1970年的工業總產值要比1969年增長17％；1970年基建投資要比1969年增長46％，這些投資主要用於軍工和為軍工配套的項目。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左”傾思想再度抬頭。這次會議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的口號，把“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戰略後方”作為四五計劃的重點。會議對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提出了高指標，規定1975年糧食要達到6000－6500億斤，鋼達到3500－4000萬噸，煤達到4億－4.3億噸。為了達到這些高指標，大幅度擴大基建規模，大量增加職工，導致1971年底出現了“三個突破”，即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總額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積累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69年的23.2%陡升到1970年的32.9%。這次新的冒進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失調以及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的狀況更趨嚴重。

 

3月8日

      毛澤東在武漢派汪東興傳達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中央政治局遵照毛的意見，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3月15日

      中共中央批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送來的北大宣傳隊關於斗、批、改經驗總結的三個報告：《發動群眾總結經驗，團結起來落實政策》、《關於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情況報告》、《整黨建黨的情況報告》。

 

3月17日--20日

      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及修改憲法的問題。毛、林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公開意見分歧，雙方繼續較勁。與會者大多數人附和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3月19日

      應中國政府的邀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國內發生政變後，由莫斯科到達北京。

 

3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面派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牴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

二、現在，清查“五·一六”的鬥爭已經展開，有些單位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五·一六”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目前有的單位在過去公開的群眾組織中也大抓“五·一

六”，有的單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這種擴大化的情況，各級黨組織、各級革命委員會、各軍管會、軍代表、各工軍宣隊的負責同志必須引起特別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重點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要區別骨幹分子和一般成員，區別參予“五·一六”有組織的陰謀破壞活動和受社會思潮影響犯錯誤的人。對於各種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極“左”的和右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潮，應當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嚴格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因為受欺騙而犯錯誤的人，在他們老老實實交代了問題，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幹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後，也要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給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現好的，也可以從寬處理。總之，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

    三、有的單位在清查“五·一六”的鬥爭中，搞逼、供、信，甚至採用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手段，這是完全錯誤的，是違背毛主席一貫教導的，必須堅決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會把階級陣線搞混，傷害革命群眾，掩護真正的敵人。有的單位任用了一些壞人或者上了壞人的當，這些壞人就故意製造混亂，破壞革命鬥爭，保護反革命，同志們切記不要上當。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同時，不要放鬆對其它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應當根據中央歷次指示，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麼組織就叫什麼組織，是什麼性質就定什麼性質，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沒有別的反革命似的。同時，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動資產階級派性。

毛主席批示：照辦。

 

3月

      據官方公布的材料，林立果在上海把為他找美女的“找人小組”改建為“上海小組”。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小組的一切活動均是絕對機密，未經請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同時，給小組成員配備了槍支。

 

4月11日

      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並建議由毛澤東擔任，說：“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至於副主席則可設可不設，他自己則不宜擔任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多數人同意由毛任國家主席的意見。

次日，毛斷然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按］設主席與否的問題，表面成為毛、林兩方爭執較勁的焦點，實質上則是毛對林彪集團權力過分膨脹的猜忌與嫌惡。

 

4月下旬

      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

 

4月

      中共中央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會上宣布，這次整黨由康生、張春橋、謝富治三人組成的小組負責領導，紀登奎、郭玉峰、曹軼歐分管整黨的各項具體工作。並確定以六廠二校及張春橋推薦的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經驗為各地整黨的樣板。

 

4月24日

      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

 

4月2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堅決支持西哈努克率領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團、蘇發努馮親王率領的老撾人民代表團、阮友壽率領的越南南方共和人民代表團、范文同率領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人民代表團在老撾、越南和中國邊境某地舉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

 

5月3日

      早在林立果被安排在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當秘書時，就在林彪授意下，經吳法憲批准，在黨委辦公室設立了一個專為林彪搜集情報的“調研小組”，由林立果任組長，成員有周宇馳、王飛、劉沛豐、劉世英等人，至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後，取得了在空軍“調動一切，指揮一切”的權力，“調研小組”的成員不斷擴大，活動範圍愈來愈廣。至1970年5月3日，“調研小組”進一步確定以林立果為核心展開活動。至70年10月，林立果在看了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後，將“調研小組”更名為“聯合艦隊”。

 

5月4日

      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侵略柬埔寨和擴大印支戰爭。

 

5月14日

      黃、吳、葉、李、邱同游長城，互相贈詩題詞，合影留念，以紀念五·一三事件三周年。

      吳、李、邱給葉群寫信說“五·一三政治流血事件，是軍隊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它揭開了砸爛總政閻王殿鬥爭的序幕”；“五·一三這個勝利應歸功於林副主席的親切關懷和教導，歸功於葉群同志的關懷和支持。”

 

5月中旬

      林彪要吳法憲、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5月20日

      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毛的聲明發表後，在21日和22日，首都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所在地分別舉行盛大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以示擁護。

 

5月29日

      中共中央批發《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整黨建黨情況報告》、《上海國棉十七廠關於整黨建黨情況的報告》。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計劃兩校在本年度下半年開始招生。文件根據毛澤東關於“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撥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廢除原來的“修正主義的招生考試制度”，規定“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制則根據各專業具體要求分別為二年至三年。另辦一年左右的進修班。學習內容：設置“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科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學生條件：要求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二十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學員們入學後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這樣就從根本上破壞了教育規律，教育質量嚴重下降。由於取消了入學考試，致使“走後門”上大學成風。

 

7月1日

      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共產黨員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做到九大新黨章規定的五條。“歸結起來，一個就是忠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就是相信和依靠群眾；一個就是正確對待自己”。

      成昆鐵路正式通車。

     

7月中旬

      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第四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

 

7月21日         

      《紅旗》第8期（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專輯）發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炮製的署名“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文章：《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文章提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的六個方面的問題：一、實行工人階級領導。這就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創辦社會主義大學的戰略任務，是教育革命的一門主課。二、對原有教師堅持邊改造，邊使用，建立工農兵、革命技術人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的無產階級教師隊伍。三、實行“開門辦學，廠校掛鈎，校辦工廠，廠帶專業，建立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把大學辦到社會上去”，“使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四、“堅持把政治教育作為一切教育的中心”。“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五、徹底改革教材。編寫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以工農兵需要為出發點，以三大革命為源泉的無產階級新教材。六、實行新的教學方法。結合生產、科研任務中的典型工程、典型產品、典型工藝、技術革新等進行教學。改變以課本為中心，教師為中心的方法。

 

7月31日

      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講用報告”。講稿是王飛、周宇馳等人寫的。“講用報告”得到林彪的讚賞及吳法憲等人的吹捧。林立果被譽為“全才、帥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7月下旬

      在討論兩報一刊的八·一社論時，陳伯達主張將“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句中的“毛主席和”刪去，與張春橋發生爭論。在請示毛本人時，他故作游移，最後仍決定要汪東興代為圈去。

 

7月

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央報送《關於王光美特務罪行的審查報告》提出：“鑑於王光美是一個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罪行嚴重，建議永遠開除她的黨籍，並依法懲辦。”江青提議判死刑。毛批：“暫時還不宜判刑。一切這類專案，對罪犯都宜調研從嚴，處理從寬，保護犯人，使他們感覺有出路，以便保留活證據，對將來有利。”

      葉群和吳法憲密談，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同時，他們利用陳伯達大肆宣傳“天才論”。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說對於馬、列、毛來說，恩、斯、林是“三大助手”，而“林彪是最光輝的助手”。吳法憲說林彪“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

      國務院文化組成立。吳德任組長，劉賢權任副組長，（後由于會泳任副組長）。

      成立國務院科教組，主管原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

 

8月初

   葉群私下對吳法憲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8月10日

      中國自行設計，自己製造的萬噸級遠洋貨輪“東風”號橫渡太平洋，首次抵達加拿大西海岸的溫哥華港。

 

8月11日

      葉群在廬山對吳法憲等人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

 

8月13日

      周恩來就在未經毛批准情況下(已送報告，誤以為毛已批)，締結了中國與蘇丹兩國經濟和技術協定，向毛檢討，“保證以後嚴格遵守報批手續，不容再犯。”毛批示：“這類事是技術問題，應當注意的是原則問題。”

吳法憲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與張春橋發生爭論，說“有人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此話受到林彪的稱讚，說“吳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14日，葉群分別打電話給陳伯達和黃永勝，要他們準備關於天才方面和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語錄。

 

8月17日

在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會議上，林彪集團成員有備而來，準備與張爭辯，張則默不出聲，康生則陰陽怪氣的回敬說：“毛主席不是謙謙君子，主席在黨內鬥爭中是很強硬的。”

 

8月22日

      8月20日前後，毛、林等先後抵達廬山。吳、李、邱都到林彪處與林、葉密談。傍晚，他們與林立果同遊仙人洞合影留念。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下午，陳伯達到林彪處談了一個多小時。

      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毛在會議上提出九屆二中全會的方針是：要把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不要開分裂的、失敗的會。你們願意要設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

     

8月23日

      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開幕。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中央委員100人。周恩來宣布全會的三項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二、審定國民經濟計劃；三、戰備問題。隨後是林彪發言，他讚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認為陸定一式的人物講毛的學說沒有發展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林的講話是先得到毛的同意的，接着康生報告了毛對修改憲法的歷次意見和修改憲法的過程。

      在當晚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吳法憲卻提出要全會學習林的講話，並提出第二天聽林的錄音，得到政治局的同意。

      九大召開前，在起草政治報告中，毛、林（包括已投靠林彪的陳伯達）之間早已產生分歧，九大閉幕後，毛家灣和釣魚臺的關係已相當緊張，林江兩伙的明爭是圍繞修改憲法中的幾個問題，主要是寫不寫“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問題，以及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林彪等準備借修改憲法機會，一方面想堅持設國家主席，可讓林當國家元首；另一方面，想整整“陸定一式的人物”----張春橋，以鞏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

      林彪講完話散會時，葉群對陳、吳、李、邱講：這是對“陸定一式人物不點名的點名”。

      晚，葉群要吳法憲轉告李、邱說，你們要在各組發言，否則林彪講話就沒根據了；林彪沒點名，你們也不要點名；設國家主席問題不要再提了，常委開會已作了決定；不要講康生反對“四個偉大”的提法，打擊面寬了，毛主席那裡通不過。

      葉群還對吳法憲說：林彪講張春橋的後台就是江青，但在發言中半個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則就要碰壁，問題暴露了，什麼也搞不成。

 

8月24日

      上午，聽林彪講話錄音，下午討論講話時，陳、吳、葉、李、邱分別在各組宣講由陳伯達選編、經林彪審定的馬恩列斯“稱天才”的語錄，他們集中攻擊有人反對寫“三個副詞”和“指針”。

      在華北組會議上，陳伯達發言說：個別人講副詞是“諷剌”；加進“指針”是經過鬥爭的；有人妄圖貶低毛主席；有人懷疑（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公報，這是想搞歷史翻案等等。於是很多人紛紛發言，要求把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鬥倒斗臭，千刀萬剮，血戰到底。華北組還通過決議：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

      其它組，在吳、葉、李、邱發言後，也紛紛要求揪人，吳法憲含着眼淚說“有人說三個副詞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別人問是誰，吳不說，後來別人在手上寫了“張”字問他，他點頭稱是。

      晚十點多，整理出了華北組二號簡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刊出了陳伯達吹捧林彪，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發言。經組長李雪峰、吳德、解學恭過目簽發。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組也大肆吹捧林彪講話。

 

8月25日

      晨，華北組二號簡報印出分發。

      上午，各組看到了簡報，立刻轟動。有些組效法華北組，通過決議要求設國家主席，要求揪人，氣氛很緊張。江青就帶着張、姚去見毛說：主席，不得了哇！他們要揪人。

      下午，毛召集有各組組長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毛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說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的發言違背九大方針。還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並勸林彪你也不要當。

 

8月26、27日

      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談話，追查他們在會上發言情況，要吳法憲作檢討。

 

8月28日

      晚，吳法憲向林彪匯報，林彪說，你沒錯，不要檢討。吳為了過關，在檢討稿寫好後，跟李、邱商量，李再三叮囑：只講自己，不涉及葉群和他與邱，當然更不能涉及林彪，葉告訴吳：只要不涉及林彪、黃永勝等就好辦，大鍋里有飯，小鍋里好辦。

 

8月31日

      針對陳伯達所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在會上印發，印發前給林彪看過，全文如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拿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二次，討論工業十七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絕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的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有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要上了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澤東在會上給他這位老臣下當場扣了六頂帽子：國民黨反共分子、叛徒、特務、托派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假馬克思主義者。

 

9月1日

      晚，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由林彪主持，傳達了《我的一點意見》。

      本日以後，各組學習《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及吳、葉、李、邱的錯誤。

      李作鵬本想在會上作點自我批評，黃永勝阻止說，你不能作檢討，因為你同葉群一個組，你做了檢討，葉群就要做檢討，葉群做檢討，勢必影響林彪。李遂不作檢討。

 

9月5日

      晚上，林彪命葉群帶着黃、吳、李、邱去看江青，吳法憲說：“我們對不起江青同志，對不起春橋同志，向你們道歉。”江青教訓他們說：“這次你們不聽我們的話，所以犯了錯誤。可咱們畢竟是戰友，當年打倒劉少奇，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咱們並肩戰鬥過。對你們的錯誤我不計較，小張也不會計較。以後，你們聽我的話就是啦！”

 

9月6日

      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會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通過了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人大的建議；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和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批准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

      在閉幕會上，毛對黨的路線教育問題、高級幹部的學習問題，黨內外團結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

周恩來、康生都在閉幕會上講了話。

全會根據毛的意見，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批判，而“對林還是要保”。

 

9月10日

      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公報對全會上的分歧隻字未提。但二中全會後，毛並不僅限於對陳伯達的揭發批判，而是採取各種辦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團的勢力。這些辦法，他自己概括為“拋石頭”、 “摻砂子”、 “挖牆角”。

 

9月中旬

      陳伯達專案審查小組成立，周恩來、康生、李德生負責。把陳伯達問題定性為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

 

10月1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加拿大政府發表關於中、加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決定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0月14日

      毛在吳法憲的書面檢查上批道：“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找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此個別同志即指林彪。

 

10月15日

      國務院電報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按中央在6月27日批轉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報告》提出的意見進行。高校在停止招生和停課4年之後，開始招生複課。

      毛在葉群的書面檢討上批示：“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毛在林彪集團諸人的檢討上寫了許多批示，這就是他說的“拋石頭”。

      中國和赤道幾內亞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11月3日

      黃永勝審批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彭德懷問題定案。

 

11月6日

      經毛澤東批閱，中共中央發出《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傳達了毛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關於黨的高級幹部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的指示，建議各單位第一次讀六本馬、恩、列著作：一、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二、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三、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選讀）；四、恩格斯《反杜林論》（選讀）；五、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選讀）；六、列寧《國家與革命》（選讀）和五本毛著作：一、《實踐論》；二、《矛盾論》；三、《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五、《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經毛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決定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的工作，以及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及其五·七幹校，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由康生擔任，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後來康生因病不出；李德生調去瀋陽，被解除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中央組織宣傳大權不久落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中。原來在九大召開後，中央文革已不復存在，至此四人幫又重新獲得了一個公開合法的活動陣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意大利政府關於中、意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發表。決定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1月16日

      經毛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轉發《我的一點意見》（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黨內公開了陳伯達的問題，但尚未公之於報刊。

 

11月24日

      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關於部隊進行千里戰備野營拉練的總結報告》作了批示。批示要求全軍“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毛在批示中還指出：“大、中、小學（高年級）學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實行野營訓練一個月”。由此，在1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屬市）學校的野營訓練，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間分期分批進行，大學每批一個月，中學和小學五、六年級學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後的三、四年內，全國大、中城市的學校都按照這一批示執行，師生每年分期分批進行野營訓練一、二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埃塞俄比亞帝國政府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11月26日

      《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所著《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匯編本，已由民族出版社用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五種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其中蒙古、藏、哈薩克文版已由北京和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發行；維吾爾、朝鮮文版即將發行。

 

11月

      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互致口信。

      自1970年2月11日，十個月中挖出“叛徒”、 “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逮捕28.48萬多名，處死者數以千計。

 

12月15日

      中國和智利共和國決定建立外交關係。

 

12月16日

      解放軍第38軍委員會在1970年12月10日向軍委辦事組和中共中央呈報了《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毛澤東在此報告上批示：要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12月18日

      毛在會見斯諾時表示：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但“現在就不同了，崇拜是過份了，搞許多形式主義，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嫌！”公開表露對林彪的不滿。

 

12月22日－1971年1月26日

      根據毛的提議，周恩來在12月22日主持召開華北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北京軍區和部隊以及河北、山西、內蒙等省軍區負責人共340多人，會議內容是揭發和批判陳伯達的罪行，同時牽涉到李雪峰、鄭維山。1月9日後，被毛澤東批評為“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的參加中央軍委座談會的143人也被併入華北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陳伯達的罪行。

 

12月24日

      正式撤銷鄧小平專案組。（實際上在69年下放鄧和譚震林時已將兩人從專案組撤銷，但當時未向專案組工作人員宣布。）

 

12月25日

      周恩來提議並經毛同意，決定先建長江上第一個巨大水壩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

 

1971年1月6日

      中共中央印發毛在70年12月29日對姚文元的一個報告的批示：“你的學習進程較好較快，堅持數年，必有好處。我的意見274個中央委員，及1000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幹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騙子。”

 

1月11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通知，指出：“多年來，軍隊和地方以及中央機關沒有從反對居功驕傲這一方面進行整風。有些幹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驕傲自滿、軍閥主義、自以為是、一言堂、說假話、不走正道等歪風邪氣，對內對外的大國沙文主義。”通知要求開展一場反對驕傲自滿、提倡謙虛謹慎的自我教育運動。

 

1月24日

      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華北會議上就陳伯達問題作了重要講話，宣布對林彪控制的北京軍區進行改組，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這就是毛澤東的“挖牆角”。自1月下旬起，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逐步開展“批陳整風”運動。

 

1月26日

      對陳伯達的批判升級，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材料》共分四部分：一、陳伯達的反動歷史，二、投敵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三、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四、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

 

2月8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

      為統一五·一六專案的清理、審查和核實，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的五·一六專案調研同群眾運動檢舉相結合，中央決定以吳德同志為組長、李震同志為副組長、楊俊生、黃作珍、於桑、楊德中、遲群、王連龍、李韜、劉西堯、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為組員共十三人組成中央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經批准後，立即開始進行工作。聯合小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專案組為其辦公機構。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一系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實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時間地點，重人證、物證和旁證，而不要輕信口供，不許使用逼供信和誘供、指供。在處理罪行上，要清出壞頭頭、主謀者和幕後操縱者；要區別主犯、從犯和被脅從、受蒙敝的人；要區別敵我和人民內部的兩類矛盾，堅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方針，要強調和認真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給出路”的政策。     

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號召大家認真學習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還要貫徹執行毛主席當時關於“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指示。至於現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當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寫《評陶鑄的兩本書》時，點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名，並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值得我們很好學習。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重點在北京，應由聯合小組分別輕重緩急排個隊，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於聯繫各有關地方和部門進行清查。

 

2月1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宣布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2月19日

      為引導批陳整風運動深入發展，中央政治局傳達了毛的指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是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

 

2月2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批陳擴大到縣、團級。

 

2月

      《外交活動簡報》第29期所刊《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的第4條中反映：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上井岡山提出意見。毛閱後批示：第4條提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

 

2、3月

      全國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按照《三·二七通知》和續發的《二·八決定》的精神，採取以往“審幹決定”中的種種做法，諸如“坦白運動”、“一般號召”、“個別突破”……繼續進行，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遭受打擊。

 

3月3日

      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3月15日

      毛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稿的批語指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為適應幹部和群眾的學習需要，又重新出版馬、恩、列的重要著作。

 

3月22日

      中國和科威特國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3月23日－24日

      根據官方編發的材料稱：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馳（空司辦公室主任）、於新野（空司副處長）、李偉信（7341部隊政治部副處長）在上海秘密據點密謀，他們分析了形勢，為保住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爭取“和平過渡”，同時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決定先做兩件事：寫個計劃和讓空四軍組建一個“教導隊”。林立果確定計劃名稱為“571工程”計劃。

 

3月24日

      毛在黃永勝等人的檢討上批示：“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又在他們的檢討上加了一段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

 

3月26日

      中國和喀麥隆聯邦共和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3月29日

   周恩來奉命率黃永勝等軍委辦事組成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傳達毛有關批陳的一系列指示並匯報批陳情況，林除表示同意外，個人不作任何表態。毛得報後大為不滿，厲聲斥責黃永勝已面臨懸崖邊。

 

3月30日

      毛澤東在×××3月19日在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上的檢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軍委辦事組各同志一閱。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3月31日

      據揭發：林立果深夜在上海召開了有江騰蛟、王維國（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空國政治委員）、周建平（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參加的秘密會議，即林立果所說的“三國四方會議”。（“三國”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是指上述三方負責人和北京的江騰蛟①）。據說會議明確了分工，又說江騰蛟負總責，任第一線指揮，但江後來供認此時並不知道有什麼“571工程紀要”，他是直到1971年9月8日才由李偉信給他解釋這個《紀要》。

 

4月初

      據揭發：林立果通過王維國在上海建立了準備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新華一村教導隊”。

    吳法憲、葉群重新交上檢討，始終未觸及其後台林彪。

 

4月7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紀登奎、副總參謀長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這就是毛澤東對林彪集團的“摻沙子”。

 

4月10日至17日

      周恩來會見應邀來中國訪問的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尼日利亞和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以美國乒乓球協會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為團長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是在日本名古屋參加了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後來中國訪問的。

 

4月15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共99人參加。毛指示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徐向前、陳毅(因病未出席) 參加。會上討論了黃、吳、葉、李、邱等人在3月寫的書面檢討，並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會上還揭發批判了李雪峰、鄭維山的錯誤。29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作了總結講話。指出：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去了。希望他們按照毛的教導，實踐自己的申明，認真改正錯誤。周恩來給19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文件，請林蒞會並講話，林不參加會議，且表示“堅決不講。”

 

4月2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由此，批陳運動推向全黨全國。陳在報刊上的代稱是“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或“劉少奇、王明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

 

5月1日

    在天安門焰火晚會上，林勉強出席，與毛對面相坐，無一語應酬，幾分鐘後，即怫然不辭而去。

 

5月29日

      為建立中美兩國的正常關係，4月29日、5月17日、5月22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曾傳來三次口信。中央政治局於5月26日討論了中美會談問題，周恩來於5月29日回復尼克松：歡迎基辛格來京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議，以便為尼克松訪華作必要的安排。

 

6月27日

      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的中國第一艘兩萬噸級貨輪“長風”號下水。

 

7月9日

      毛在熊向暉（總參謀部副部長）處了解到黃、吳、葉、李、邱的檢討根本沒有在下屬的高級幹部中傳達，當即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7月9日至11日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首次訪華。周恩來和基辛格在北京進行了會談。在7月16日發表的會談公報中宣布：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接受了邀請。

 

8月4日

      中國和土耳其在巴黎簽署建交聯合公報。

 

8月13日

      4月15日至7月3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經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並經毛澤東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全面否定了建國十七年來的教育工作，作出了“兩個估計”，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紀要》提出，要鞏固工人階級在教育陣地的領導權，堅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把轉變學生的思想放在首位。還提出“教育要同三大革命實踐結合，以廠（社）校掛鈎為主，多種形式，開門辦學，建立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制，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醫藥院校應堅定地把重點面向農村”。要建立“工農兵、革命技術人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的無產階級教師隊伍。“要充分發揮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作用”。教材要徹底改革。學校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並充分發揮工宣隊的政治作用。推廣廠辦工人大學、農村的五七大學或五七學校。

 

8月16日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於今日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匯報結束時，周恩來說，根據毛的提議，黨中央決定“十·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在逐步就緒。林聽後，惶恐不安。

      中國和伊朗在伊斯蘭堡簽署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8月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一級都進行了整黨，都產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區黨委。

 

8月14日――9月12日

      8月14日，毛澤東離京到南方巡視，8月16日到達武漢，毛先後和湖北、河南等地的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五次談話。8月27日至9月2日，毛在長沙、南昌分別接見湖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福建等地黨、政、軍負責人。沿途對五個大軍區和十個省市負責人談話、打招呼，點名批評了林彪及其追隨者。在談話中，他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並多次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對九屆二中全會上林等的活動作了更尖銳的批評，批評林彪一夥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稱‘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毛在講話中還公開點了林彪的名，說“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     

      毛在外地巡視期間曾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裡，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指黃、吳、李、邱）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還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毛所謂的甩石頭就是他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陳伯達等人的批語。摻沙子是指在1971年4月7日指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挖牆角是指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根據毛的指示，在華北會議上宣布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認為“這就搗爛了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那個山頭主義的窩子，挖了他們的牆角。”

      毛的南巡活動，對於動員高幹起來同林彪作鬥爭，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政治準備。這些講話，經華國鋒整理，在9月4日由汪東興轉周恩來。早在8月下旬，吳法憲把毛到長沙、南昌，先後派飛機接一些負責人去談話的情況，密報葉群。 毛在8月31日抵達南昌，聽取江西負責人反映周宇馳等人在江西的一些不正常活動情況。9月3日深夜到達杭州，獲知林立果等人的一些活動，提高了警惕。9月8日深夜，在杭州叫人將專列從筧橋機場的專線上立即調往紹興停放。9月5日深夜，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在廣州把毛接見一些負責人時的談話內容密報在北京的於新野。次日，於駕直升飛機至北戴河，把15頁的電話記錄稿給了林彪、葉群、林立果。9月6日凌晨，劉豐把毛在武漢同一些負責人的談話內容，密告陪外賓去武漢的李作鵬。李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了黃永勝、邱會作，黃永勝密報葉群。9月10日下午3時，毛突然離開杭州，且拒絕陳勵耘送行，6時到達上海，停車後，未下專列，在車上接見當地黨政軍負責人，當夜在專列上休息。9月11日下午，在毛接見了許世友、王洪文，要他們團結起來以後，即突然下令發車，駛離上海，在南京稍停後，專列直駛北京。9月12日1時，專列到豐臺停車，在車上召見北京軍區和北京市負責人李德生、吳德、吳忠，並指示李德生調38軍一個師至南口待命。4時到達北京站，回中南海。中南海、釣魚臺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9月13日

      由於某種難於索解的原因，在北戴河的林彪得到毛突然返京的消息，大為恐慌，匆忙決策逃亡。零時左右，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不顧警衛部隊的阻攔，乘車從北戴河逃往山海關機場。凌晨3時，所乘256號三叉戟噴氣飛機墜毀於蒙古溫都爾汗附近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官方宣布，該機是在油盡迫降時擦地焚毀。然據最先參加飛機失事地點勘察的中國駐蒙使館二秘孫一先所著《在大漠那邊》一書記載：（喪生者）“不是通常失事飛機那樣被摔碎燒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頭有腳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軀體。”在機上駕駛人員用的圖囊中，“航圖都沒有了”。在“大片機翼的翼根處”，有一直徑40多厘米的“向一面開的大洞”，（據官方解釋，這是“油箱着火向下沖炸開的，所以翼面沒有穿透”。）

      1997年10月中旬，《環球時報》駐蒙古特派記者敖其爾來到溫都爾汗，找到了最早發現飛機墜毀的拉哈瑪大娘，（97年時67歲）據她的回憶：“那是個可怕的夜晚”“1971年9月13日凌晨兩點鐘，一陣嗡嗡聲把她驚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門一看，發現這難聽的聲音是空中傳來的，這時羊群驚散，馬嘶狗叫。她仔細一看，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着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

      拉哈瑪大娘看到的空中飛來冒着大火的飛機，據中國的空軍專家分析：“她可能把機上耀眼的着陸燈錯當成大火。”     

      本日凌晨3時余，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從北京沙河機場乘直升飛機向蒙古方向逃跑。至13日上午，被迫降在懷柔境內。迫降後，周、於自殺，李偉信和機上另一名駕駛員陳士印被擒。在直升飛機上繳獲了大量罪證。

 

［按］9·13事件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在此以前，中國人對共產主義、對毛澤東‚是迷信、崇拜。9·13墜落的‚不僅是林彪的三叉戟，同時也是毛這架B-52，絕大部分中國人開始用自已的腦子來觀察和思考事物。共產極權社會進入信仰危機、道德危機時代。

 

9月14日

下午2點20分，中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許文益向外交部報告了飛機失事的確實消息。當時周恩來自9月12日晚上起，已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服過安眠藥入睡，但事關重大，秘書喚醒了他，當周聽到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時，高興地說了一聲，啊！摔死了。然後接過電報，來不及換睡衣拖鞋，馬上去北京廳，向毛報告。

據警衛員回憶，毛、周談了很久，此時政治局全體成員集合在福建廳，周宣布了這一消息，會場馬上一片輕鬆，周讓準備飯，說要好好吃一頓，還破例喝了茅台酒。（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709-710頁）

                         

9月18日

      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通知說：“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通知說：“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通知在概述了九屆二中全會以來的鬥爭以後說：“這次林彪叛國投敵，正是階級敵人絕望掙扎的表現。”“中央號召全黨同志首先是高級幹部同林彪劃清界限。”按照中央規定，這個通知第一步只傳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黨組織。

 

9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9月18日通知的範圍的通知，要求將9月18日通知傳達到地、師以上黨委。

在公布的林彪罪狀中，最顯眼的即據說是由林立果所陰謀策劃的《571工程紀要》 ，571即武裝起義的諧音。3月22至24日，由於新野執筆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分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

——可能性，9.2（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矛盾尖銳，左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1、一切政治危機正在醞釀；2、奪權正在進行；3、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4、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的和平演變式的政變；5、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6、他們故伎重演；7、政權正朝着有利於筆桿子、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8、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9、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就會落在別人頭上。

——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蓬勃。革命的領導權落到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在中國未來這場政治革命中，我們“艦隊”採取什麼態度？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的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和國外“五七一”相比，我們的準備和經驗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年蘇維埃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兩種可能性：全國奪取政權；割據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的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當然，我們不否認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條件，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配），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的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的威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從自然條件講，國土遼闊、迴旋力量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困難：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群眾對B-52的個人迷信很深，由於B-52分而治之，軍隊內部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力量。B-52身（深）居簡出，行動相當鬼（詭）窄（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的困難。

——時機。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面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只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戰略上兩種時機，一種是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吃掉我們的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有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戰術上兩種時機和手段，B-52在我手中，敵主力艦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

     ——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一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掌握的四、五軍，骨幹力量，九師、十八師、二十一坦克團、民航、三十四師。借用力量，國內二十軍、三十八軍、黃（永勝）軍委辦事組、國防科委、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福州、新疆、西安。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國外蘇聯（秘密談判），美國（中美談判），借蘇聯力量鉗制國內外其它各種力量，暫時核保護傘。

——動員群眾口號、綱領，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對外：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揮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准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帥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實施要點，三個階段，第一、準備階段，1、計劃；2、力量，指揮班子江、王、陳。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教導隊、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訓練）、南京直屬師（十師）的工作，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擴大艦隊，加速根據地建設（京滬杭蜀穗）。3、物質準備，武器領、自造。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專門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4、情報保障，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奇襲式，一個先聯後斬，上面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一定要把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1、軍事上首先鞏固陣地，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界的聯繫卡斷。力爭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禦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運。2、政治上採取進攻，上麵攤牌，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3、組織上擴大，迅速擴軍，四方聯繫政策和策略，打着B-52的旗號，打擊B-52的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們這樣做，他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而且挑動軍隊斗軍隊，黨員斗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出於顧全民族統一、團結的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之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不了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紀律，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準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制裁……

 

這個《571工程紀要》是記在一個紅色的拉鏈本上，頗為可疑的在大量被銷毀的文件灰燼中獨得保存，並在離奇的曲折轉移中在9·13後20余天上繳。

 

  ［按］《工程》中羅列的虐政、暴政，當局在向群眾普遍傳達時，傳達者每念一條，一些文化本低，對文件原聽不明白的老年婦女，只是直感地覺得《工程》所列的正說出了她們心頭久郁的積怨，所以，每念一條，她們就情不自禁道：“咿，是咧，是咧。”使傳達者欲禁難言，極度尷尬。很快就把這些從傳達內容中刪除，不再提及，一時傳為笑柄。

 

9月29日   

      9·13事件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未向中央作任何揭發交代，9月29日，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黃、吳、李、邱離職反省的通知。通知說：“中央鑑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同志參加林、陳反黨集團的宗派活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待。軍委日常工作，中央已決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志主持，並籌組軍委辦公會議，進行集體領導。”

 

10月3日

      為徹底審查、弄清林－陳反黨集團的問題，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專案組的通知。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十人組成。在專案組領導下，設立工作機構，由紀登奎、江東興負責日常工作。

      9·13事件後，周恩來在毛的支持下，開始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李先念、華國鋒協助國務院工作，李德生、余秋里、張才千分別主持軍委三總部工作。

 

10月6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決定在10月中旬，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傳達範圍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等。

 

10月8日

      中國和突尼斯共和國決定恢復兩國外交關係。

 

10月13日

      中國和布隆迪政府決定恢復兩國間大使級外交關係。

 

10月20日至26日

      周恩來和基辛格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談，為尼克松訪華作具體安排。

 

10月24日

      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向全國廣大工農群眾傳達的通知。

 

10月25日

      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票數，通過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

      中國和比利時在巴黎簽署建交聯合公報。

 

10月28日

      為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強革命團結及革命紀律性，《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列寧文章《歐仁·鮑狄埃（為紀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人民日報》刊登了《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發表評論員文章：《唱好兩首革命歌曲》。

 

10月

      林彪在9·13事件之前一段時間與毛、周、江、汪等人的往來信件、電話錄音、談話記錄等九十二件，分別交給他們本人銷毀。待“四人幫”倒台後的1976年11月4日，汪東興經華國鋒批准，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吳德的同意，燒毀了“有損毛澤東，有損黨中央形象”的檔案材料，包括會議記錄、會談記錄、錄音和信件七十八件。（《重審林彪罪案》164頁）

                                    

賀龍專案組及各分案組的材料，整櫃被封存，專案人員通通參加批林整風，接受審查。直到71年底，這些人逐批被遣散回各自的部隊，又經過各部隊黨組織多次審查，其中大多數人均被作轉業處理。

 

11月3日

      毛澤東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即日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其成員有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

 

11月9日

      中國和黎巴嫩在巴黎簽署建交聯合公報。

 

11月12日

      中國和盧旺達在基加利簽署建交聯合公報。

 

11月14日

      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員時，為“二月逆流”平反，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指葉劍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反對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這一時期（文化大革命中短暫的波谷時期）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為整頓國民經濟做必要的組織準備。

      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的通知。

 

11月15日

      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符浩、熊向暉、陳楚為團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了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全體會議。

 

11月30日

      國務院發出《關於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制止年終突擊花錢的通知》、《關於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工資的通知》和《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制度的通知》。

 

12月5日

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全國計劃會議情況時指出，對企業要認真整頓，加強企業管理，恢復和健全被極左思潮砸爛的各種規章制度。根據他的意見，國務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整頓企業的若干措施，規定各級企業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制度、經濟核算制等七項制度和品種、質量、勞動生產率，利潤等七項指標。接着，國家計委又起草了《關于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上述兩稿並未作為正式文件下發，但它對實際工作有一定的作用和影響。

 

12月7日

      中國和塞內加爾在達喀爾簽署建交公報。

 

12月8日

      中國和冰島在哥本哈根簽署建交公報。

 

12月11日

      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發給群眾討論。這份材料揭發了林彪一夥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後的陰謀活動。

 

12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反對忽視個人利益的傾向。

第九節    批林批孔——批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