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收集整理我父親於桑的材料，2007年11月28日上午於晉、尹西林、於延琳採訪了父親於桑的三位秘書戴文殿（以下簡稱戴）、顧道先（以下簡稱顧）、程永斌（以下簡稱程）同志。在戴文殿同志家寬敞的客廳里，採訪適時進行。

    首先於晉談到採訪的目的及採訪提綱。

    戴：謝衡（公安部老人）等人要走訪問。三局還有一些老人如趙森立，他原是老三局辦公室主任，談案件可找劉文。

    隨後戴講，我是很感動的，於部長（指我的父親於桑）文化程度不高，卻寫出那麼好的東西。

    程：他出差時總要帶着很多書路上仔細看。

    於晉講我父親退下來以後，學習書法，他寫的“謙和朴誠”四個大字已被刻在巴中市將帥碑林中的石碑上，一位書法家說練這樣的大字可真不容易!沒有功底寫不了這樣的來，他還用詩歌的形式寫《道德經》、在范中淹誕辰時，父親寫紀念詩，有感范公的憂樂觀。

採訪父親的三位秘書鈥斺斢誆砍て椒戳碩嗌僭┘俅戇赴

    延林：在文革期間，聯動衝擊公安部時，我爸爸在最前邊，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打了爸爸。當時政法公社還召開大會專門批判了我爸爸。

    顧：於部長一直被批到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在整個批判他的過程，於部長一直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出於應付，他有時也被迫檢討，但決不做違心事的。

    戴：我曾幫助於部長寫過檢討，通過了以後，楊奇清也找我幫他寫檢討，楊的秘書顧林坊不會寫。

    於晉：辛國治同志的公子辛小紅曾在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他對我說過，看部里過去的舊檔案，你爸批的文件非常明確，從來沒有模稜兩可，很少有畫圈的時候，凡是讓他提意見，你爸肯定會有明確的指示。

    戴：一個叫梁保初的同志為一個廣東的案子搞平反，他說我們搞案子是救了許多老幹部的。可是文革結束，又將我們全部調離公安部。我覺得文化大革命中的事還真的不好寫。

    顧：XX、XXX等人總覺得於部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搞過專案，還不知道做了多少壞事，咱們就是要通過寫於部長的東西把這個論斷徹底推翻!

    程：冤假錯案於部長平反了多少啊！從右派開始到什麼胡風集團，都是他領導下給平反的，包括潘漢年、楊帆的案子都是於桑同志親自領導下平反的，當時是13局辦的。(於晉：我看過一個材料，我爸還代表中央與陳伯達的兒子談過話)對於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於部長是做了許多工作的，是有大功勞的。

    戴：趙蒼壁給中央的報告中有個括號寫有於部長的我對搞專案這件事有不同的意見，請求與中央談一次，但中央沒有理睬。

    顧：於部長寫報告給中央他要陳述自己的想法。

    顧：上面已經決定讓於部長當武警司令，就是因為有人說他的壞話，說於搞過專案，說他整過人，是XXX說的。

    程：這事兒我還記得。一次在火車上於部長跟我講過，都快下命令了，最後是XXX一句話沒去成。XXX的話是從哪兒來的，還不是部里人說的？部里就是XXX，XX他們反映的

    戴：我想當時就是通過XXX（中政委負責人）反映的，當時他是中央政法委的嘛。

    程：當時彭沖同志在中央政法委，於部長就給彭沖寫了一封信，封好後說，小程，你把它走機要送給彭沖同志，信的內容我不知道，但他透露過，就是他對專案問題的看法。你們不是不與我談嗎，我就是用寫信的方法反映。

    戴：當時內定於部長當武警司令，我當參謀長。

    程：其中梁保初搞的案子（梁是公安部管理幹部學院的副院長，他也是原來三局的老人），包括陶泗駒被謝富治調出公安部，都是於桑後來給落實政策調回來的。是於桑同志親自主持為公安部這些受害人平反的。他與謝富治開始是非常好的，後來謝投靠“四人幫”幹了壞事，在謝死之前，文化大革命那段時間裡，在公安工作上謝與於之間互相有了分歧。

    顧：還有關於“四人幫”專案問題，很長時間從來沒人提及此事。我們跟於部長在人民大會堂做這件事，是於部長盯着干的，他整夜在那兒干哪，沒白沒黑地干，最後搞出來三批材料，向全黨發出這三批“四人幫”的最新材料。在人大會堂整整幹了十個月，後來從審判“四人幫”，這段歷史就全部不再提了，好象我們在那裡做了什麼事一樣。

    戴：那是整個上面歪曲歷史。有一次在歷史博物館搞黨史展覽，對於粉碎“四人幫”這件事情沒能怎麼寫。華國鋒，汪東興，葉帥，事實上中心就是這三個人，這段公正的歷史沒了，不再提了。再一個是趙紫陽和胡耀邦這一段歷史，這個展覽里也沒有，我看到時真生氣了。

    顧：我們當時就是在中央領導下苦幹搞出“四人幫”的罪行材料，胡耀邦也對此也專門說過“對於這是組織上派去他們搞材料的人，不應當追問他們個人的責任。”1977年中央考慮要誰來當公安部長，鄧小平還說過“找於桑嘛！”那時鄧對於部長還很信任的。後來又調他當武警司令，是武警的一把手，就是有人在後邊進饞言，說他搞過專案，整人，其實在文化大革命中，於部長平反了好多人啊，於部長到中央“三辦”只是掛個副主任頭銜。

    於晉：我最近看到一個材料，是我父親在中央“三辦”工作期間，曾經提出過的意見和看法。我父親講：

    （一）我到三辦時，三辦專案人員中在開展反右傾的運動，搞得人人自危，當時我對此很反感，我提出：不能只提反右傾，應該是有什麼反什麼，有右傾反右傾，有左傾反左傾。後來，反右傾實際上就停止下來了。

    (二)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的案子，破案後XXX等人要進外交部追後台，實際是把矛頭指向周總理、陳毅付總理和所謂“二月逆流的黑幹將”。當時我講，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我反對進外交部去追後台，結果外交部沒有去成。直到“四人幫”被粉碎這一案也沒有查出後台。

    （三〉曾生同志案，是中央批交公安部審查的。曾案發生，是紅衛兵從南京敵偽檔案中查到一個材料，說國民黨五戰區余漢謀一九四三年（？）曾派人去策反曾，後來查到我東江縱隊北撤之前，曾生同志在香港報紙上揭露過國民黨這一陰謀的消息，我聽了這個情況後提出曾生同志這一件事清楚了，曾的問題應予否定。

    (四)對蘇枚(康生小的姨子)的案子，我曾多次講可能是自殺，由於康生、曹軼歐施加壓力，李震說不能講自殺，這樣講政治上要犯大錯誤。後來我就告訴專案組的同志，你們就強調找證據，別的什麼都不要講，反正沒有證據定不了案，拖下去，等待時機解決。

    （五）譚輔仁被殺的案子，當時也讓追後台。我對某些辦案人員說過，這個案子可能有後台，也可能沒有後台。事實上並沒有後台。

    (六)對張玉成案，我當時提出，在我們的人民日報上已公布了毛主席從莫斯科回到北京的消息後，第二天用逆用電台把這一消息發給台灣蔣特機關，以便取信於敵， 這在隱蔽鬥爭的政策上是允許的，不能說是“資敵通敵”。

    (七)對所謂反革命黑調查案，我說過那算什麼反革命黑調查，那是毛主席批准叫查的，說人家是搞反革命黑調查，無非是想抓人家的辮子整人。

    (八〉對葉向真和劉詩昆案，早在一九七三年我參加了複查，就給他們做了否定的結論。

    (九〉對楊奇清、嚴佑民、肖孟一案，對汪金祥、凌 雲等同志的審查，我都說過話，說他們沒有問題。對羅瑞卿同志我說：羅有什麼問題，說羅要奪林彪的權，這完全是造謠，有人說羅手長，羅究竟在什麼問題上伸過手。

    (十)對新疆馬明方案，當我看到敵人的審訊記錄，這些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都很堅定後，我就要辦專案人員寫報告，否定他們的叛徒問題。

    (十一〉關於浙東工委案。有一次政治局開會，討論霍士廉同志在陝西安排省委委員時，因霍管過浙東工委案，周總理要我作證，我當時講，這個案子是經毛主席、 中央常委批准搞的，沒有問題。

    (十二)關於毛主席批發的北京市一九六八年的“五·一三”報告（即：《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日、英、法等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一些情況》)，我說這個報告是個假報告，對砸爛整個偵察工作和秘密力量，起了很壞的作用，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一九七三年我曾建議北京市公安局向中央寫報告，將“五· 一三”報告收回。當時吳德同志說這個報告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你這樣說，是反對毛主席，此事就到此為止，由市委負責，你不要管。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震親手寫的一個報告，是謝富治簽發，經毛主席圈閱的，這是一個全盤否定公安部幹部和十七年公安工作的假報告。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風運動中，為了批判謝富治〈沒有點名)、李震等人推行林彪的極左路線，我主張把這個報告印出來進行批。後來，李震、施義之等人把這件事說成是我反對毛主席的一條罪行。

    (十四)在一九七三年公安部研究配備局級領導班子 ，我曾提出，配備班子，要把現在還關押在監獄沒有問題準備釋放的一些同志考慮進去。

    (十五)在對受審查的同志作結論的問題上，當時我有一個總的考慮，就是想讓這些同志早日釋放出來。因此，在結論中，在否定了敵我問題後，都留了一點還有錯誤的尾巴，當時不講一點錯誤，上面是不容易通過的。 後來由於思想逐步解放，開始在結論上留的尾巴就去掉了。

    程：於部長從東北農場回來，到“三辦”趕上個尾巴，他完全是平反冤假錯案的，現在把事情弄反了，說他搞過專案。不但不能當武警司令，還要把他調離出公安部。當時中辦的XXX是想保護一個人的，沒抓之前是把他放在江西幹校了，後來江青想起這個人，就讓於部長把他抓起來關在了秦城，過了好幾年，有天於見到汪東興說你們那裡還有一個人在我們公安部秦監獄關着呢，汪說“快把他放了吧”。他與汪接觸挺多的。

程：我記得伍建華（汪東興同志的大秘書）寫了一本粉碎四人幫整個過程的，他在這本書裡就提到趙蒼壁和於桑。說他們是怎麼把江青四人轉到監獄，我把這個內容剪下來存放起來，過程寫得非常清楚。於部長是堅決執行中央命令的。

    顧：從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於部長正式介入粉碎四人幫的鬥爭。汪東興來電話讓於部長執行逮捕命令是我接的電話。那天早上一上班，於部長還在五號樓接受批判呢，當時中央點名讓批判於部長的右傾翻案風，他是右傾翻案風在公安部的代表人物，我接到汪的電話後立即到會議室小聲對於部長說，您的一個老同志從外地來看您，請您接見一下他，於部長向正批判他的幾個部領導請假，說處理完後，一會兒就回來。祝家耀（當時部領導小組成員）他們幾個只得同意了，於部長回辦公室，汪東興在電話里對他說：“你馬上到中南海來！”這是十月七日上午的事情，這時候五號樓那些正批判他的人還等着於部長呢。核心組的這些人坐在那裡等了他四十分鐘，見於部長總不來，他們給我辦公室打電話問：“於部長呢？他到哪兒去了？”我說：“剛才他下樓送客人去了，到部大門口去了。”“怎麼到現在還不來？” 結果一個小時也未回來，二個小時也未回來，永遠永遠也不再回來了。最後連他們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所以，文革中於部長自始至終是挨批的。周總理說他是公安戰線四十萬人的代表嘛。他的立場觀點從不改變。

    戴：“三中全會以後實行改革開放，部黨組會開了一個來月，XX、XXX圍攻於部長，那是針鋒相對的鬥爭。

    顧：李震案件發生後， ……（略）

顧：粉碎四人幫後，於部長任“四人幫”專案組的副組長，組長是楊德忠。另一個副組長是嚴佑民，不久就與蘇掁華一同去上海組成新的領導班子，所以四人幫專案組只有於部長與我們在一起，成天緊張工作。十個月的時間，我們在人大會堂的台灣廳沒日沒夜忙着。這段歷史現在沒人再提，後來對四人幫的審判，材料從哪裡來的？他們連審訊的基本材料都不提了。他們審訊用的三大本材料是哪裡來的？這三批材料是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發到全黨的。

    程：從廬山會議後搞陳伯達問題，於部長就開始做專案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