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輯為一位熱心網友推薦的關於劉少奇的一些資料的合集,由於改革開放後,言論已經非常自由,所以很多黨史問題,也都漸漸浮出水面。譬如“蛋炒飯”、“瀘定橋”等諸多流言都在網間泛濫。當然這些除了當作“流言”之外,其實也並無多大討論的價值,相反一些更加厚重和詳盡的人與事才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譬如這位網友推薦的以下資料就頗為有趣。當然,網上流傳的資料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流言”的性質,並不一定完全準確與真實,信或不信悉聽尊便。若讀罷頗感驚詫,則請君以寬容態度,多包涵包涵我們的“異質思維”好了。
文1:毛澤東真的冤枉劉少奇了嗎?!作者:同心之暗悲
來自:中華網論壇深水區
我們不能做那種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的的歷史結論;更不能認為我們在政治上給劉少奇平反了,就認為在毛澤東同志同劉少奇的分歧和鬥爭上,劉少奇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則是錯誤的。否認這一點,我們不但無法向歷史交待,也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待,就會把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扭曲成為一個完全不可理喻的人。歷史絕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公開向全黨揭露劉少奇的問題,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鬥爭,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其標誌就是毛澤東同志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而毛澤東同志下這個決心則還要更早些。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諾曾問毛澤東同志是什麼時候起“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同志明確回答到:“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毛澤東同志下了決心要解決劉鄧等人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將在此後詳細展開論述)。為了有利於我們正確地分析和評價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鬥爭問題,應當對劉少奇做一個基本評價。我們必須首先肯定的是,劉少奇在歷史上對中國革命做出過一些貢獻,是我們黨的一位理論家;但必須同時看到的是,劉少奇確實長期存在着一些嚴重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歷史已經證明,劉少奇的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並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歷史一貫性,並且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論問題上一再地表現出來。因而,劉少奇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最多只能是一個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同路人”。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後,劉少奇頑固地堅持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並逐步形成為完整的資產階級綱領和路線,自己也就由黨的“同路人”漸漸走向與我們黨的正確路線分道揚鏢,又由於劉少奇在我們黨內所處的地位,因而,毛澤東同志認為劉少奇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和“中國的赫魯曉夫”的這個評價,不是沒有道理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時期,劉少奇就大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左”的做法,執行“把地富家的浮財分光,把地富全部殺光,把中農全部搞窮”的政策,搞階級鬥爭擴大化。毛澤東同志對此批評到:“在劃分階級成份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並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裡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忘記了我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須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方針。”……“在過去一年的土地改革鬥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1305頁)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劉少奇卻突然向右轉,他夥同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背着毛澤東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文件,提出了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等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右側機會主義觀點,又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嚴厲批評。(毛澤東選集第5卷80頁至82頁)
劉少奇在歷史上的主要錯誤問題,應當說都是有其內在聯繫的,是劉少奇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思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或反映,而絕不僅僅是一種在理論提法上的偶然失誤。
第一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黨中央在給劉少奇平反的決議中講到這一點時寫道: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劉少奇的提法“同黨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這樣講是極不嚴肅的,好象這種錯誤思想本來是黨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現在卻強加給了劉少奇,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歷史的事實是,劉少奇的提法和毛澤東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別的,這個差別就在於從劉少奇的講話和主張中暴露出來的迷信議會鬥爭、議會道路、解散大批部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與毛澤東同志關於國際、國內形勢和平發展可能性的估計,和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於重慶談判》等文章與講話中所提出的鬥爭方針,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既不能說劉少奇的思想中沒有消極的東西,更不能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對形勢的正確估計與劉少奇的錯誤思想等同起來,把那種“議會主義”傾向的消極思想也加到毛澤東同志頭上。
第二是關於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鼓吹“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剝削有功、有罪,但功大於罪”的講話;關於對山西省委合作化報告錯誤批判的問題;關於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先有工業化後有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和主張;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將來的事情,黨在現階段的根本方針和任務是“確保私有”、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張,其實質是反對把民主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東西不僅說法上是錯誤的,而且是帶有綱領性的思想錯誤。《決議》之後,有些人發表文章不僅否認這一點,甚至說什麼劉少奇的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原來所有的那種設想的,這就簡直有點顛倒歷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後,劉少奇認為:在我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基本解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也已經解決了。他並沒有象毛澤東同志那樣堅持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宇宙觀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後的我國社會裡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鬥爭問題,保持清醒和正確的認識。歷史發展的實踐證明,直至今天,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範圍講,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仍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並且這一鬥爭還將長期繼續進行下去。
第四是從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澤東就有意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二線。這是毛澤東同志基於蘇聯的教訓,即斯大林培養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時間太短,沒有給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經驗,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很輕易的就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推行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同志吸取這一嚴重教訓,而採取及早培養接班人的措施。並以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任為由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但是,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以後,突然一反常態,處處表現出很“左”。在隨後的大躍進中,由一個反對搞農業合作化,變成了極力搞“共產主義大公社”的人。他不顧當時我國的客觀實際情況,歪曲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實質,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標;大肆浮誇虛報;只講敢想敢幹,不講科學分析;只要頭腦熱,不要頭腦冷;只講苦幹蠻幹,挑燈夜戰,不講實幹巧幹和勞逸結合;只施強迫命令,瞎指揮,不走群眾路線和耐心的群眾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大肆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社員的自留地、部分生產工具、樹木、房屋等等一律歸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混淆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這就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劉少奇是“五風”的鼓吹者,是“五風”的源頭。作為劉少奇主要助手的鄧小平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因此我們在談到這一時期存在的問題時,對“五風”給我國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從而造成我國的嚴重經濟困難這一事實,是不能絕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時,不顧當時複雜的國際國內鬥爭的背景,在論述實現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問題時,仍然繼續堅持不談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在引用列寧語錄時,竟然把列寧五處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都刪掉了,特別是在兩處引文中間,單單把講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刪除了。本來講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問題時是不能避開也不應當避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劉少奇不但避開了,甚至是有意避開的,對列寧講無產階級專政內容的話也是有意刪掉的。當劉少奇在再版時作內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時,甚至連“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好學生”也修改為“作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可為什麼偏偏不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十個字恢復呢?因此,我們絕不能認為劉少奇在論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艱難鬥爭問題時,不講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不能不看到劉少奇這本著作中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和嚴重的問題。
第六是“四清”時的問題。毛澤東同志通過一段時間地實踐和考查,看到黨的幹部情況並不容樂觀。一些幹部,走上領導崗位後,滋長了享樂主義、官僚主義。有性質惡劣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受賄案;更嚴重的是,像高崗、鐃漱石,搞小集團,搞獨立王國;有的領導幹部,一搞運動,就把矛頭指向黨外人士、指向群眾,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揚黨是絕對正確、絕對一致、絕對權威;對缺點、錯誤、腐敗,不許批評揭露。群眾一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向革命群眾實行圍攻批鬥,甚至動用專政工具。毛澤東同志認為,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志確定在全國開展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污、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了運動後期,就全簡稱為“四清”運動。“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全國工作會議,專門研究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討論制定“後二十三條”。中央工作會議的議程本來是總結交流“四清”經驗,而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和鬥爭。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社教運動的搞法。會議按原定議程開了幾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同志則認為,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幹部問題,就是要發動群眾幫助我們整黨。毛澤東同志在這次會上首次講到:這是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就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辦,不整黨沒有希望。”而劉少奇卻不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提法,他認為: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毛澤東同志堅定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狡辯地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已經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企圖扭轉毛澤東同志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階級鬥爭方向。(《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5-6頁)毛澤東同志根本不能認同劉少奇這種否認階級存在、否認階級鬥爭和否認存在兩條道路鬥爭的說法。毛澤東同志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就是來自黨內的“同路人”!正是從這些“同路人”的行徑中,毛澤東同志看到了在黨內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並在這次會議上告誡全黨: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階級矛盾、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原理和基本實踐,就會走到斜路上去。”
應當承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教”、“四清”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主張都是根本正確的,而劉少奇的觀點和主張則是根本錯誤的。且不講“桃園經驗”那些“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做法,單說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劉少奇堅持以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這樣一些提法,來反對和否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這在理論上政治上都是錯誤的,是右的東西。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麼歷史時期、什麼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5-6頁)我們不能孤立地評價劉少奇的那兩種提法。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分析具體問題時,強調要正確認識和區分劉少奇講的那幾種情況,要注意正確處理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問題,這是必要的,並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在於,劉少奇以此來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這當然是十分錯誤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批判的那樣,它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因此,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他概括為形“左”實右,這樣定性批評是符合實際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澤東同志稱之為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貫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這與劉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區別的,毛澤東同志一貫的群眾路線觀點,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會有毛澤東同志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作法那樣嚴厲的批判,雖然不能簡單地認為派工作組就是錯誤的,不能不估計到運動初期所出現的那種複雜局面。也不能認為工作組整群眾、抓學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確的。這實際上是延續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園經驗”那種“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做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壓制了群眾,而且也分裂了群眾。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群眾鬥爭之所以那麼激烈,之所以長期聯合不起來,除了林彪“四人幫”集團的挑動和破壞之外,運動初期錯誤地整了群眾,也無法否認這不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鑑於劉少奇上述錯誤以及其它錯誤問題,我們不能認為毛澤東同志發動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毫無根據和毫無道理的,不能做那種簡單否定的歷史結論;更不能認為黨在政治上給劉少奇平反了,就認為在毛澤東同志與劉少奇的分歧和鬥爭上,劉少奇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則是錯誤的。否認這一點,我們不但無法向歷史交待,也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待,就會把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扭曲成為一個完全不可理喻的人。歷史絕不是這麼一回事。並不是象黨中央在為劉少奇平反決議中所說的:“這些錯誤一般地都在黨中央領導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 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劉少奇的消極思想和錯誤思想一再地表現出來,從“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到“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再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的思想,又到《修養》再版時繼續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一直到“四清”運動中公開反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說明了劉少奇的錯誤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性的,並且都是帶有根本理論性錯誤的問題。從毛澤東同志多次講到的觀點、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真正擔心的是,已經作為黨的第二把手的劉少奇,一旦成為黨的領袖之後,會繼續推行他這一套錯誤思想、理論和路線的。認為這是關繫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前途和大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最終下決心要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澤東同志一慣十分重視黨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領導人,這也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為什麼超過其他領導人和毛澤東同志曾經把劉少奇選定為接班人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一貫表現是十分不滿意的,特別是對他思想理論上那些長期消極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是有警惕的,否則,制定《二十三條》時的那場爭論是絕對不會成為觸發毛澤東同志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導火線。同時還必須指出的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到八屆十二中全會之間的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同志仍然是把劉少奇當作黨內問題來對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幫”集團操縱的專案組搞出劉少奇歷史上有“變節叛變”行為這一所謂的嚴重問題後,才升級為敵我矛盾。
筆者之所以要作這樣一個回顧,就是想說明: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據的,絕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在政治上為劉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劉少奇長期存在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理論,把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的批判說成是無端的攻擊或毫無根據的批判;更不能允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藉此對毛澤東同志進行人格侮辱和攻擊。正如恩格斯評價馬克思一生的鬥爭那樣:“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6頁)毛澤東同志發動批判劉少奇的鬥爭同樣也是這樣,決不是從私人恩怨、私人成見出發的。任何與此相反的解釋和批判,不僅是對領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不能允許的。
文2: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是周恩來同志
本文見:中央黨校教授郭德宏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歷程》585頁
文3:文革先鋒,高乾子女的革命與被革命
來自:重甲騎士的新浪博客
文革伊始,高乾子女憑特殊的家庭背景,以“根正苗紅”的“接班人”優勢,穿起父輩的舊軍裝,揮舞着武裝帶,高呼“老子英雄兒好漢”,率先起來殺向異類“黑幫”並大肆“破除(壞)四舊”。
當時在清華上學的劉濤(劉少奇之女)是清華文革籌委會副主任(兼自動控制系文革主任),賀鵬飛(賀龍之子)是清華文革籌委會主任(兼機械系文革主任),李黎風(李井泉之子)是紅衛兵總部的負責人(兼工程物理系文革主任)。
運動之初,劉濤在清華的“革命行動”得到了她父親劉少奇的支持,也得到進駐清華“特派員”王光美的支持。
【在文革之初,劉少奇的目標是“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並主張派駐“工作組”指導運動方向,以保目標不致出現偏差;而毛澤東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據王光美回憶】
以劉濤、賀鵬飛為首的“89”派成立了“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 1966年8月23日,他率領“89”派和12所高校2000余紅衛兵,撕毀了清華園內所貼的劉少奇的大字報,又砸毀了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二校門。劉濤與賀鵬飛並肩革命,關係甚密。
蕭榕(小名毛毛)。文革1966年,她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是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之一,該校副校長卞仲耘在批鬥時被打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據卞的丈夫王晶堯講:
他在卞被打死後,找到當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蕭榕。她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帶,臂纏袖章。她說要作屍體解剖,其用意是要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非被打死,王晶堯沒有同意。最後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書是“死因不明”。
34年後,在其《文革歲月》一書中,她未提到卞的死亡及她的有關參與,也未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中央的“當權派”-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鄧小平、賀龍隨之成為被專政的對象。
中央撤銷劉少奇所派的“工作組”後,因被“工作組”關押而平反的蒯大富,成為清華紅衛兵領袖。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華5000多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在全國率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當那些“當權派”父母被打倒後,這些最早“革命”的“紅五類”變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7年1月,劉少奇之女劉濤和胞弟劉允真(後改名劉丁)(均為劉少奇與第四位妻子王前之子女)隨即轉而“反戈一擊”,揭發劉少奇“反革命路線”。
她們據生母(王前)口述,一起寫了轟動全國的揭露劉少奇的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
這份大字報為全黨全國批判劉少奇提供了一重型炮彈,殺傷力不亞於毛澤東那份《我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19日,清華“89”派的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濤(劉少奇之女)轉而貼出針對工作組的《三問王光美》大字報。1967年4月10日,清華召開了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王光美穿旗袍,戴墨鏡,掛乒乓球做的項鍊接受清華大學的批鬥。
劉濤在大字報中揭發:王前16歲跟劉少奇結婚,但劉結婚時瞞了11歲,把43歲說成32歲。劉少奇截留黨費,買了金的皮帶扣子。劉還告訴王前要“吃小虧占大便宜”。
劉濤大字報還揭露:劉少奇長期不讓劉濤、劉允真同生母王前見面。1947年底,王前給劉寫信,說非常想見孩子,劉回信:“等孩子死了,你再見吧!”1955年,王前寫信給劉濤想通信,劉一句一句地教劉濤給她回信,大罵了一通。王前又通過組織想見孩子,他不僅不讓見,還親筆寫信給王前工作的人大,說她如何不好,其單位給王前施加壓力。
1976年秋,在雲南省和緬甸交界處,邊防部隊抓獲了一夥企圖偷越國境者。其中的一位女子突然大膽地說:“我想見華國鋒,請你們把我護送到北京,我是劉少奇的女兒!”這女子就是劉濤,這次越境行動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精心策劃的。她被關押在監獄2年,後被判2年徒刑,押期抵刑期,宣判服刑的日期,也就是她“刑滿釋放”的日期。
1985年(劉少奇獲平反後)公安部作出《對劉濤同志的複查結論》,稱:
劉濤在文革中,因受到四人幫的迫害,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出走的,不是出於對黨對祖國的仇視。原定劉濤犯有“偷越國境罪”是不對的,予以徹底平反,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1990年中組部決定恢復劉濤黨籍。黨齡從1965年7月(入黨時間)起連續計算。
文4:周恩來核定的劉少奇長沙被捕案
來自:湖南寧鄉泉塘黃氏的新浪博客
“叛徒”的由來:1925年11月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的劉少奇因病回湖南養病,12月16日,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消息傳出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各地工會、等紛紛通電譴責湖南省長、軍閥趙恆惕,湖南學生團體及劉少奇親友同鄉也奔走援助,要求釋放劉少奇。1926 年1月16日,趙恆惕不得不將劉少奇釋放,2月19日,劉少奇到了廣州。就這麼一件事,竟被說成是劉少奇叛變出獄,再奉趙恆惕的密令到廣州的!
“內奸”的由來:1927年4月3日,駐漢口日本水兵屠殺中國民眾,劉少奇代表工會參與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於談判鬥爭,這事則被誣陷為 “為日寇保鏢”;6月,武漢汪精衛政府叛變,黨中央為保存實力,決定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劉少奇曾代表工會去執行此事,這也被歪曲為“破壞革命”的 “內奸”活動。
“工賊”的由來:1929年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在領導奉天紗廠工人鬥爭中曾與省委組織部長孟用潛在工廠門外被廠衛隊懷疑而扣押,在審訊期間,兩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終被釋放。專案組將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任的孟用潛及原東北軍將領劉多荃關押逼供,採用歪曲手段又給劉少奇戴上一頂 “工賊”的帽子。
有了這三頂“帽子”,劉少奇死罪難逃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了。會議批准了江青、康生、謝富治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以下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的節選部分。全文過長。
1968.10.18;中發〔68〕155號文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賣活動的主要罪證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
1968.10.18
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的罪證
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階級鬥爭更加激化。正當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買辦資產階級進行緊張搏鬥的時候,竊據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職務的劉少奇,藉口養“病”,躲開上海總工會。軍閥邢士廉於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總工會,十九日下令傳訊李立三、劉少奇等人。劉少奇畏懼鬥爭,於同年十一月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
當時,湖南省省長、軍閥趙恆惕正在厲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六月發布了“四斬”反革命布告;十月殺害了工人運動領袖黃靜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劉少奇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過審訊,趙恆惕親批將劉少奇“斬決”。
這時,劉少奇的後台,紛紛出動。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長洪賡揚和省府會計、趙恆惕至親楊劍雄,夥同軍閥葉開鑫、賀耀祖和劉少奇的胞兄劉雲亭出面,進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劊子手趙恆惕,向劉少奇這個“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條件。劉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劉少奇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趙恆惕的旨意,捧着趙恆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鑽進黨內來。
(1)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報》關於軍閥邢士廉查封上海總工會,傳訊劉少奇的報導
●總工會被封后所聞
淞滬戒嚴司令部金副官長、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總工會、當同楊副官帶排長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區、經寧署長派楊巡官率長警一排、至和興里二十七號總工會內、將一干人驅出門外、屋內器物案卷逐一檢點登冊畢、於門上加司令部之封條、並於該里口貼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將封存物件、一併用汽車運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聞此次總工會突遭解散、其原因頗多、自日紗廠工潮解決時、工會方面種種要挾、致官廳辦理異常吃力、迨工部局電氣處復工問題磋商、英國當道遂主無條件復工、而總工會又提出五條、嗣經邢司令許交涉員張道尹等議決、凡電氣處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報導、一面由虞會長設法與之接洽、又經許多周折、是以政府與江蘇鄭省長等早有密電邢司令等、取嚴厲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無煽惑工人以及越軌行動、稍存寬厚之心、暫不置議、詎此次九七案件、發生交涉、邢司令適又在寧、聞悉之後、頗為震怒、於是鄭省長遂密電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閉、並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當場捕拿云云、聞邢司令於封閉該工會後、除通飭所屬軍警密為戒備防範外、昨已赴寧、面謁鄭省長、報告一切、並順道賀壽雲、又聞淞滬戒嚴總司令部、於前日查封總工會時,詎委員長李立三被其脫逃、只將職員劉貫之拘獲、昨聞司令部人云、須李立三到案、劉貫之可無大罪。
又迅、近半月來、總工會屢有被封之傳說、自委員長李立三晉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監視甚嚴、旋設計出京返滬、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決意嚴厲取締、至前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滬警察廳邢總司令、同時接奉執政府密電、飭即會同查封、迅速具報等因、邢總司令因當晚赴寧公幹、立召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長、及各官署代表執行查封手續、適下午洋務工會工友數百人、赴總工會索取救濟費、人數麇集甚眾、至傍晚飭派軍警前往彈壓解散後、總工會各科重要職員、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飭派軍隊一排、淞滬長警一排、於八時許前往查封、將住會人等一概逐出、門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區警署封條、此查封時之情形也、昨日淞滬戒嚴總司令部、特傳訊該會委員長李立三·總務科劉少奇·會務科劉貫之·交際科楊劍虹等、查詢五卅以來經收捐款之帳目、及會內情形、但聞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註:奉系軍閥邢士廉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總工會,十九日下令傳訊李立三、劉少奇等人。劉少奇畏懼鬥爭,於同年十一月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長沙《大公報》關於戒嚴司令部逮捕劉少奇的報導
○戒嚴司令部逮捕劉少奇
上海總工會總務部主任劉少奇。近患肺癆。日前偕其妻室回湘養病。昨日下午一時。劉往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購書。入門不一刻。突來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嚴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聞劉系寧鄉人。曾肄業於長沙明德學校。近年居滬。為各項群眾運動中之領袖雲。
註:劉少奇逃到長沙後,藏在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軍閥趙恆惕令戒嚴司令部於十二月十六日將劉少奇逮捕。
(3)許文煊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長沙文化書社被軍閥趙恆惕逮捕的證明
關於劉少奇被捕的問題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長沙文化書社做會計工作。1925年冬劉少奇從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書社樓上,大約一個多月。有一天來了幾個穿便衣的人,找劉少奇。見到劉少奇後,就把他抓走了。沒有抓其他的人。當時湖南省長是趙恆惕。
許文煊1968.10.15
註:許文煊原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現退休。
(4)反革命分子黎澤泰關於軍閥趙恆惕要將劉少奇“斬決”的交待
1925年趙恆惕抓了劉少奇並要將劉“斬決”
1925年我在偽湖南省長署秘書處當文牘,正是反動軍閥反共大劊子手趙恆惕當偽湖南省長的時候。趙恆惕是對共產黨懷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後頒發了 “十斬”“四殺”的布告,就包括有共產黨人在內,即所謂“過激派”分子。劉少奇就是在趙恆惕血腥鎮壓共產黨人這個緊急時刻被捕入獄的。當時據偽湖南省長署會計楊劍雄對我說:“親眼看到趙恆惕在審問劉少奇案卷上批有“斬決”字樣。特為揭發,證明這一確鑿事實。
黎澤泰1967.8.23.
註:一九二五年軍閥趙恆惕在廣東省罷工,廣東革命政府醞釀北伐,湖南出現倒趙運動的情況下,為了鎮壓革命運動,發布了“四斬”的反革命布告。黎澤泰的筆供證實,劉少奇被捕後,趙恆惕要將其“斬決”。
黎澤泰一九二五年是軍閥趙恆惕省長署文牘,後任國民黨上校軍法處長、縣長等反動職務,原任我某省參事室參事。
(5)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長沙《大公報》關於軍閥趙恆惕發布“四斬”反革命布告的報導
影印件原文:戒嚴司令布告雲。昨查新河等處並無外人殺傷中國工人之事。如有造謠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雲。造謠生事者斬。煽惑軍心者斬。宣傳過激者斬。擾亂秩序者斬。
(6)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長沙《大公報》關於安源工人俱樂部副主任黃靜原同志被軍閥趙恆惕殺害的報導。
○安源教員黃靜原被槍斃矣
▲臨刑時大呼口號——
▲官廳宣言還要繼續槍斃幾人——
安源工人俱樂部被封。曾見前報。當時工部所屬學校教員及工人先後被捕者三十餘人。工部職員兼教員黃靜原亦在內。黃被刑訊多次。於昨十六正午被鎮署押往安源槍斃。臨刑時黃面不改色。問“何罪”。監刑軍官答謂“你還要打倒帝國主義嗎?”黃乃大呼“打倒帝國主義”“恢復俱樂部”“黃靜原死不要緊”等語。聞官廳宣言還要繼續槍斃幾個。黃曾充稻田第一女師教員。被押後現任稻田女師徐校長曾去電營救。教育司亦去電請予開釋。不料竟爾槍斃。究不知內幕如何。
(7)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寫的劉少奇《歷史簡介》(節錄)
主席遇險,在偽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長市清水街被偽省長趙恆惕逮捕危殆萬狀據云系某外國人說了話才開釋的””後他來會我。(我居長縣湘民盟總部)且出示葉開鑫手書一紙其雲將來世道變化全仗你們一班青年維持等語並且有洋銀百元的饋贈,主席卻之。以是知葉開鑫亦早知共產黨有出頭日子。
註:成秉真是劉少奇的表兄,他寫的劉少奇《歷史簡介》中所稱“主席”係指劉少奇。“簡介”對劉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劉少奇被“逮捕危殆萬狀”,“系某外國人說了話才開釋的”,“並饋贈洋銀百元之多為盤資”。成秉真為美化劉少奇,改為“且有洋銀百元的饋贈,主席卻之。”敵人對劉少奇叛變革命,頗為讚賞。軍閥葉開鑫特意為其題詞說:“將來世道變化,全仗你們一班青年維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五二年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親筆供詞。此人以後被劉少奇擅令槍斃,此事足以證明劉少奇做賊心虛,殺人滅口
楊劍雄反省
我於民十三年在軍閥趙恆惕所組織的偽省長署會計股當會計員。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趙恆惕和他的各偽處長合室辦公的時候。聽到偽軍法處趙處長報告。“昨晚省長令我拿的共產黨劉少奇我比派衛隊營的兵於文化書店捕獲來了請示如何處理”趙恆惕答“你提問一下速送陸軍監獄署收押”並對陸軍監獄署李偽署長寫了一個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見。我聽了之後。就想到這個人不是我從前同學後在育才中學畢業去過俄國的劉衛煌嗎?一俟下辦公。趙恆惕先走出時。我即在偽趙處長手中借案卷一看。註明系寧鄉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辦公之後。我就去軍法處去偷看提問。我在隔天井階邊看見一個着灰布長袍。手向後靠。拿了一頂博士帽。背對着我正在答問。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軍法處將他送至陸軍監獄署。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料理一切後。即餵車趕至陸軍監獄署。去看慰他。但偽李署長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見之令。不讓我會他。這位李署長原與我有舊官場中的酒席應酬。並李也曉得我系趙恆惕的相信人員。我和李說了許多請求通融的話。並最後提出如趙恆惕責備你(李)歸我負責。李終於允許了我去會他。在進入幾層關鎖的深獄中。隔柵與他相見。我的樣當然比在讀書時不同。並掛有偽省長署的特別證章。他似不認識我的樣子。我報了名字給他。他腦子裡靜了一下。就連聲答記得了。我問他“你為甚麼來到這裡。”他答“我也不曉得為甚麼。”他講時注意我的證章似有顧慮的樣子。我就很忠實很莊嚴的對他說。“我現在某處做事。曉得你的事極嚴重。你有甚麼事。甚麼話。還不對我講還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沒再有人能進這裡來會你了。”他聽了我這番話。澄思了一下。就對我說。“我的內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門外某號。請你去問她就知道。在這裡我不便講”(旁有看守的)我又問他“你要錢用不。還要其他東西不”他答“我不要錢我只要一床被請你要我的內人送一床被來”我就安慰了他一番連忙跑到青山祠去會何夫人。何當時不在家。我留了一個名片寫明住址要何速來我家。我回到家(住雞公坡)沒久。何即來我家。悲泣撞傷不已。我安慰了她許久。她才咽啞平靜下來。我問她衛煌為甚麼被捕。我今天已在陸軍監獄署會見了他。要我來會你。就知道的。”何答“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兒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楊先生你也是曉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這裡被捕去了。”我將我和他的關係、及知道案情的嚴重。並願竭力營救他的心情。告訴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說。我已着人回鄉去叫他的老兄來省。他的老兄來了看如何進行。我又告訴她。他在獄裡要一床被。她即將被送去。而偽陸軍監獄署人員不予收轉。我又寫信給李署長連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轉。過兩天他的老兄劉六公到省。商量營救方式。那時有芳儲鄉住的洪庚揚在某處做事。與他同里同學。聞訊參加營救。於是我和洪分途進行。請寧鄉當日所謂首要人物葉開鑫賀耀祖譚潤生次要人成蒼林楊晉圭等共同具稟擔保。保稟由劉六公寫作好。再由劉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請葉賀等到天樂居。將保稟一一加蓋私章。他們並將保稟交付給我。要我當面送交趙恆惕。我踴躍承擔這任務。並與葉賀相約如趙問你們時請你們切實擔保。我比回到省長署。就持保稟逕至趙恆惕辦公室外。連聲報告要見省長。也不顧自己的人微職小。准我進入時。趙正在批閱公文。趙問了我一聲。有甚麼事。我即將保稟遞交說,葉師長賀師長等要保劉少奇。趙將保稟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閱文件。一面說道。這是要宰的人。你也來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發抖。汗濕襟背。不敢動。候趙的公文批閱完畢。再來設法要達成我的人物。趙問我你與他有甚麼關係。我答“系同鄉同學。”葉競秋會負責保他嗎。我答“他們都能負責、如果省長不相信、可打電話問他們。”趙即叫馬弁搖電話與葉。我不俟馬弁入。我即走去將電話搖好。要葉師長說話。葉曉得是我喊他。當然明白這回事。趙接了電話。只聽得問了一句劉某你能負責嗎。後應了幾聲。就掛了筒。趙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陣。對我說。你能負責?我答“能負責。看省長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趙說“你要他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裡亂搞。要庶務股去買一冊四書五經送給他。好好去讀。”我答“這些事我都能負責辦到。”趙即將保稟上批“交保開釋”四字。我即將這案件送至偽軍法處辦理手續。空了兩天。他就出險了。出險後。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謝了我。何夫人並說我們這一生不會忘記你。他最後提出問我。說。你願意入黨不。我那時渾然一物。悶憧過日。沒曾認識到這步。回答他我不入。過後我想這恐怕是他無以答謝我。以此來當作禮物罷。只怪我接受不了。別時,他告我他在長沙還有幾天。耽過,就會去上海。
註:反革命分子楊劍雄系大惡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長署會計。趙恆惕是楊的姨表姐夫,因而楊成為參預策劃劉少奇叛變出獄的重要人物。楊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後所寫的筆供,雖然是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後,完全接受了軍閥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應為民國十四年。劉六公系劉少奇胞兄劉雲亭(已死)。葉開鑫(已死)、賀耀祖(已死),均系趙恆惕手下的師長。洪賡揚(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長沙禁煙局局長,是劉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劉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劉作衡關於劉少奇接受了軍閥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叛變出獄的親筆供詞
民國十四年劉少奇被趙恆惕拘捕押在監獄處廿多天。趙恆惕送他一部書並要劉少奇出獄後不在湖南搞,離開湖南。劉少奇答應不在湖南搞,出獄後就走了。
劉作衡1967年十一月十四。
註:劉作衡的筆供證實,劉少奇接受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捧着趙恆惕賞賜的“四書”,“迅急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劉作衡系劉少奇的胞兄,被劉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參事室當參事。現被本鄉革命群眾監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廣州《工人之路》報關於劉少奇叛變出獄溜到廣州的報導
劉少奇被釋放抵粵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劉少奇君,前因養病回湖南,被軍閥趙恆惕無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國各工會聞訊之下,紛紛電趙恆惕請即釋放劉君,湘趙因懾於群眾力量,遂元月十六釋放劉君,劉君出獄後即來廣州,經於昨日抵步,故友聞訊,爭相訪候,談述湘趙之強暴,無人不為發指雲。
註:劉少奇接受軍閥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降敵人以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變出獄,旋往廣州。劉少奇利用他竊據的重要職務,向報界吹噓自己,蒙蔽群眾。
(11)劉少奇的簡歷底稿
註:劉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寫劉的簡歷底稿中,承認一九二五年冬在“長沙被捕”(此四字是劉少奇親筆),但將接受趙恆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降敵人,離開湖南,寫成“多方營救,驅逐出境去廣州”,以掩蓋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寧鄉縣公安局給劉少奇的信
劉副主席:
據我縣惡犯楊劍雄供稱有一九二四年當主席在長沙文化書店蒙難匪陸軍監獄時楊犯以主席同學關係曾出力邀請賀耀祖及葉開鑫等出名向趙匪恆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獄一事,楊犯一貫橫行鄉里殘害人命群眾痛恨入骨業經我縣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們為了慎重起見特備函請示上項榮救主席事是否確實以便處理迄賜批覆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禮
寧鄉縣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國上
請在十日內電復我們,以便處決。
註: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後,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過劉少奇的名。寧鄉縣公安局為此將判處楊犯死刑之事直接報告劉少奇,請示處理意見。
(13)劉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給寧鄉縣委轉公安局的親筆電報原稿。這是劉少奇殺人滅口的鐵證
湖南寧鄉中共縣委轉公安局霍建國同志:
一月廿六日來函悉。楊劍雄和我在小學同過學,以後卅多年來未發生過任何關係,他所稱一九二四年在長沙營救我出獄等語,並無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因有很多人營救,在獄兩個月後得以出獄,但這與楊劍雄毫無關係。楊犯罪惡仍應按你們判決處理。
劉少奇一月廿九日
註:楊劍雄是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變的重要知情人。劉少奇接到寧鄉縣的報告後,做賊心虛,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經任何手續私自電復寧鄉縣公安局。劉在復電中,利用報告中寫錯了年份(將一九二五,寫成一九二四),對楊劍雄所謂“救”他出獄一事,矢口否認,並要公安局將楊犯照原判死刑處理。寧鄉縣公安局霍建國按照劉少奇授意會同縣法院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將楊犯處決,殺人滅口。
劉少奇在復電中詭稱同楊犯“在小學同過學,以後三十多年未發生過任何關係”,出獄之事“與楊劍雄毫無關係”,這完全是撒謊。事實是:劉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楊劍雄逃避了農民鬥爭;楊不但與劉有來往,而且與劉少奇前妻何寶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楊犯給劉少奇寫信稱兄道弟,十分親熱;一九五一年土改時楊劍雄到北京找過劉少奇。
劉少奇這種殺人滅口的惡毒用心,昭然若揭!
(14)反革命分子楊劍雄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農民鬥爭的親筆供詞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鄉間住不住。去上海過漢口。在全國總工會旁邊一個巷內(他的家裡)會見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訴了我在鄉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個電報。並寫了一封信給寧鄉縣黨部。我家得以無恙。
註:這是“楊劍雄反省”的結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楊少岩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對楊劍雄“幫過忙”的交代
1927年劉少奇說楊劍雄曾幫過他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