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連大學教授也沒完全解答明白的問題）：

戰爭的末日：內心深處和平的我們
作者 John Horgan

翻譯 Sunny

《新科學家》2009年7月7日

戰爭究竟是可逾越的抑或是我們天性中永恆的一部分？約翰·霍根將給你答案

樂觀主義者曾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終結戰爭的戰爭。”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持不同意見。戰爭結束後不久他斷言道：“唯有死者能見到戰爭的終結。”當然，歷史已經證實了他的正確。隨後到了現在，幾乎已經無人相信人類有一天能夠跨越戰爭所帶來的暴力和流血。我之所以了解這些，是因為多年來我一直進行着大量的調察，詢問人們是否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無論男女、開明或保守、年老或年輕，大多數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比如，當我問我大學中的學生“人類有一天能停止戰爭嗎？

”超過九成的人答道“不可能。”很多人為了佐證自己的論斷還加上了戰爭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或是“它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之中”這樣的話。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這樣的觀點看上去無疑與最近關於戰爭本源的研究不謀而合。就在幾十年之前，很多學者都還相信在文明建立起來之前，人類都是與彼此和自然相處和諧的“高尚野蠻人”。（註：noble savages，認為人類未受文明的污染前純淨卻原始的狀態，維基詞條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Noble_savage）

而現在不再如此了。人種研究和一些考古學的證據暗示出，早在擁有正規軍隊的國家出現之前，部落群體就至少會不時的捲入有死傷的族群衝突中。同時，同一群落的雄性大猩猩有時會將從另一群落中來的猩猩毆打至死這一發現也鼓舞了“戰爭是人類生物學遺傳的一部分”這種流行觀點。

來自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羅伯特·瑟斯曼提出了一種觀點，他稱之為人類天性的“五點新聞”，而那些關於我們祖先和靈長類表親中暴力事件（參看猿類的攻擊）的發現使人對這一觀點堅信不移。就如晚間新聞向來遵循如下格言播出一樣，“有流血，則頭條”，如此多有關人類行為的報道都在強調着衝突。然而，瑟斯曼認為廣泛關注暴力和戰爭的行為有失偏頗。“按統計數據來說，人類彼此協作，試圖融入群體的行為應該比彼此抗拒合作、相互充滿攻擊性要普遍的多。”

他說。在這一觀點上，他並不孤單。持相同意見專家的人數正在增加，他們現在主張，進行戰爭的衝動並不是天生的，而且人類已經朝向讓戰爭成為歷史的方向前行。

在這些顛覆派中，有來自於耶魯大學的人類學家卡羅琳和梅爾文·安伯，他們認為光用生物學並不能解釋已有記載的戰爭模式。他們通閱人類關係區域檔案——一份記錄着過去和現在360個文化信息的數據庫。超過九成的社會捲入過戰爭，不過有一些是時常進行爭鬥，另一些很少發生，還有一小部分從未有過戰爭記錄。“在任一特定時間環視世界，你會發現在不同地區，戰事的頻繁程度不盡相同。”梅爾文·安伯說道，“這暗示我，我們所在研究的並非什麼基因問題或是生物習性。”

來自於芬蘭土爾庫市，阿布學術大學的人類學家道格拉斯·弗萊贊同他的觀點。在他的《超越戰爭》一書中，他指出了74個“無戰文明”反駁戰爭無處不在這種觀點。他列舉了包括非洲的西貢族，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以及因紐特人這樣的游牧集獵族群。

弗萊說，這些例子至關重要，因為從大約兩百萬年前人屬種群出現一直至不到兩萬年前出現了固定居住地和農業的這段時間裡，我們的祖先都被認為是在過着游牧集獵的生活方式。這個時間長度占據了人類進化史的百分之九十九。

弗萊並沒有否認破壞性的暴力行為很可能也在我們的游牧集群祖先中發生過，但是他又強調說，現代的集獵族群幾乎很少或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人為戰爭——指有組織的競爭族群間的戰鬥。相反，他說道，多數的暴力是由獨立的侵略性行為造成的，通常

是兩個男性為了一個女性所進行的打鬥。這些爭鬥偶爾會造成兩伙朋友或是家族之間的世仇，但是這種敵對通常要付上不小的代價，所以很少能長久持續。他稱，人類“有一種非暴力解決衝突的重要能力。”一個團體可能會簡單地“用腳投票”然後離開另一個團體。此外，第三個組織也可能促成調解。或者，在某些極罕見的情況下，一個人如果極富侵略性又暴力，那麼這個部族中的其它人將會驅逐甚至殺掉他。“在部族社會中，沒有人是暴徒。”弗萊說。

當戰役打響

布萊恩·弗格森來自地處新澤西州紐瓦克的羅格斯大學，他也相信在化石和考古學記錄中並沒有任何東西支持對於我們祖先在

成百上千年中——甚至百萬年——一直相互之間發動戰爭的指責。第一個非單獨性侵略而是群體間暴力對抗的明確跡象出現在大約14,000年前，他說。證據的表現有：成堆骨架的掩埋地——要麼顱骨破損，要麼其上有着劈砍的痕跡和被物體砸擲所造成的凹痕，澳大利亞、歐洲和其它各地的石壁畫——描繪了使用長矛、棒錘、弓箭的戰役，以及明顯為了抵禦攻擊而加強了保護的人類定居地。（參見“戰爭的誕生”）

當人類的生活方式從游牧轉變 為定居並且普通依賴於農業時，戰爭出現了。弗格森說。“隨着從土地、食物儲存、尤其是豐富的漁場中獲益，人類就不能再逃避紛爭了。”而且定居之後，農作物有了盈餘，一些珍貴並具有象徵性的物品也可以通過貿易獲得了。突然之間，人類比他們游牧的祖先們多了許多能夠失去、並需要為之爭鬥的東西。

由此看來與其說戰爭是我們基因遺傳的一個產物，倒不如說它的出現似乎更應歸責於生活方式的改變。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在文明之間挑動戰爭以及經受時間的驗證過程總是充滿了變數。安伯夫婦已經發現了戰爭頻率和環境因素之間的聯繫，乾旱、洪水和其它自然災害明顯能影響資源並激起對於饑荒的恐懼。與此類似，來自於位於羅根的猶它州立大學的派屈克·蘭伯特在丘馬什人中發現了乾旱和戰爭之間的關係。丘馬什人早在歐洲人到來之間就已經在南加州海岸生活了幾千年。

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史蒂文·勒布朗說，戰爭並不是生物學衝動，而是對於人口膨脹和食物供應減少等等類似的環境狀況的理性反應。他指出，一些北美部落在歐洲人登陸之前就會為了土地和其它資源進行野蠻的爭鬥。不過他也說，由於生態或文化的改變，戰爭也會突然“剎車”。在他的“持續的戰役：我們為何而戰”一書中，勒布朗描述了像霍皮人一樣好戰的當地北美部落在外來者將和平強加於他們時，他們是如何接受的。“對於文化影響，我們絕對是敏感可塑的，”他說道，戰爭“並不是頑固到無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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