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小雅（1）：黨史上有隻看不見的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20日15:08:0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今天的中共，一切開支全部由國庫開支，作為一個政黨，財力之雄厚，不僅冠於全球，而且前無古人。但創建初期白手起家，別無選擇，不拿蘇聯給的盧布作啟動資金，就活不下來。怎麼看待靠外國輸血創黨、建黨這件事？中共經費來源的變遷如何制約中共的政策走向？ ◆高伐林 　　“中共一直宣稱‘獨立自主’，不容外來干涉，所以，中共對早期拿蘇聯盧布諱莫如深。但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建立的政權為什麼叫‘蘇維埃’？蘇區的貨幣，上面為什麼印著個外國人的光頭，為什麼‘防偽標識’是鄧子恢和毛澤民的俄文簽名？” 　　中國共產黨的90周年生日，成為朝野許多人反思中共歷史經驗、研討中國發展方略的又一個契機。寓居北京的政治學者陳小雅，在其《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兩本書中，分析過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和中國政壇上崛起的“第一桶金”，她也曾談到過中共黨史上許多重大事件或政策調整後面的經濟原因。我受《新史記》雜誌委託採訪她，請她順著這一思路，進一步分析中共經費來源的變遷，以及經濟因素如何制約中共的政策走向等話題。 北京學者陳小雅，2011年攝於阿爾卑斯雪山湖畔。（陳小雅提供） 　　陳小雅，出生於湖南長沙。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她出版有《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碼》等書，主編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政治學》等。 中共對早期拿蘇聯的錢諱莫如深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在您的幾本專著中，多次談到毛澤東和中共的經濟來源。您是怎樣對鬧革命的經濟基礎問題感起興趣來的？ 　　陳小雅（以下簡稱“陳”）：正如楊奎松先生追溯共產國際援助，是從現實政治生活的常識開始一樣，我開始重視經濟問題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出於我對當今一些海內外民間組織生存之道的觀察——我發現，二者的早期形態沒什麼兩樣。然後，我發現了毛澤東的“第一桶金”，實際上是湖南軍閥譚延闓賄賂毛的資金。這一點，我前幾年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牛仔》、《中國“廢片”》的書中，已經說清楚了。拿人的錢，自覺不自覺地就要替人辦事。毛澤東拿了譚延闓的錢，立即把“警惕新軍閥”的口號，變成支持新政府的“革命行動”！ 　　高：今天的中共，作為一個政黨，財力之雄厚，不僅冠於全球，而且前無古人。不過，最初十多年，白手起家，左支右絀，別無選擇，不拿盧布就活不下來。您怎麼看待靠外國輸血創黨、建黨這件事？ 　　陳：中共拿共產國際（實際上是蘇聯）的錢，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它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當然，中共的創始人中，不少人從一開始就有獨立自主意識，譬如陳獨秀，他就不主張拿盧布。但黨要生存，怎麼辦呢？他想出一個妥協的辦法，就是你們各省的支部可以向共產國際申請資金，我黨中央不寫這個申請。這種姿態，基於他認為，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應該是民族統一和民主革命，而不是階級革命。既然如此，就應該是國民黨為主，“共產”是以後的事。這就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這頂帽子的來歷。實際上，共產國際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也是基於這種認識和主張。 後來“左傾機會主義”提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速勝論”，主張攻打大城市，製造“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的輿論，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同一心態。 陳獨秀曾堅持不領共產國際的經費。 　　高：根據您的了解，“輸血者”與“被輸血者”的心態如何？ 　　陳：改革開放前，我們的歷史教科書，雖然口口聲聲講唯物史觀，但講老百姓造反、追隨革命是出於經濟動機，可以；說黨的活動資金來源，就諱莫如深。為什麼諱莫如深？這實際上就說明了“被輸血者”的心態。因為依賴外援確實會喪失獨立自主。 　　高：最近看到一篇報導，中國以打假聲譽鵲起的司馬南，痛斥先鋒藝術家艾未未“你拿著國外的錢”搞“不靠譜的政治”。艾未未是否“拿著國外的錢”、是否“搞政治”，不屬我們這裡討論範圍，但這至少說明，在一部分人眼裡，“拿著國外的錢搞政治”很不光彩。中國一些官方媒體，也往往將披露和指斥一些異議人士從國外獲得資助，作為將其置於“千夫所指”境地的手段。 　　陳：是的，中共一直宣稱“獨立自主”，不容外來干涉，所以，中共對早期拿蘇聯盧布諱莫如深。但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建立的政權，為什麼叫“蘇維埃”？蘇區的貨幣，上面為什麼印著個外國人的光頭，為什麼“防偽標識”是鄧子恢和毛澤民的俄文簽名？抗日戰爭是一個牽動全中華民族的衛國戰爭，為什麼竟然有一條口號是“保衛蘇聯”？別說老百姓是打死了也弄不懂，就是我這個歷史系學生直到畢業，都不習慣。前兩天，我翻閱中共歷屆黨代會的原始文件，才悟到，“文化革命”的大批判文章，為什麼都千篇一律地從世界革命形勢講起，原來中國革命，就是從“世界革命”生出來的！ 　　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有一個回憶：當時，他們在廣州舉行紀念德國共產黨領袖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活動，用彩亭抬著二位的遺像，吹吹打打地遊行，群眾都不知道畫面上那兩個外國人是誰，以為是哪位牧師和他太太死了。 共產國際的東方政策 　　高：那麼，從給中共“輸血者”，也就是共產國際，或者說蘇聯這一方來說，向中共提供經費，您認為，意圖該如何歸納呢？ 　　陳：共產國際給中共的錢，是希望能在蘇聯帝國的東方，築起一道抵禦英、美、日本的戰略防線。共產國際的東方政策，必須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所以，它兩次促成“國共合作”，首先是希望中國統一於一個聽命於莫斯科的勢力，不希望革命黨內鬥互相消耗了，讓其他帝國主義鑽空子。在二戰時，主要目標是牽制日本，儘量避免在東西兩線作戰。花一點小錢，讓別人替它擋住日本，還是很合算的；其次，才是共產主義理想。 　　高：您曾說過，在建黨初期，黨內群雄競爭時，毛異軍突起，與他握有“第一桶金”至關重要。 　　陳：這是根據政治經濟學常識和經驗做出的判斷，而不是陳述句。您應該比我更了解，當美國總統，可能沒有財團的支持嗎？蔣介石娶宋美齡，不也是政治與經濟的聯姻嗎？其他人在黨建時期也有一些是依賴軍閥的財力支持的，主要是當時中國南方的軍閥還比較進步。但由於各地軍閥的後面是各帝國主義，或很容易被帝國主義收買，這是蘇聯不願意看到的，所以決定，至少先把他們養起來。 籌款的人地位是最穩固的 　　高：那麼，申請共產國際的經費，在當時有什麼程序、手續呢？ 　　陳：楊奎松先生引用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在給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的信中，有一段文字非常生動： 　　“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只是建議散發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里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結果，“所有從地方上來的同志都要舉行報告會，以款待俄國同志。例如，如果俄國同志對暴動特別感興趣，那麼在每次報告會中都會十分詳細地敘述暴動的準備情況，幾乎所有報告都千篇一律地這樣做。如果對必須立即舉行暴動的情緒已經消失，而方針是進行組織工作，那麼所有同志就立即開始敘述他們省里這方面工作的前景。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了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同上海省委書記鄧中夏）的事務性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布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還開始濫用感情，每天跑來要求經費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獄，歇斯底里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為救援這些同志沒有做任何事”。 　　高：這種方式的漏洞可不小！ 　　陳：王明為了多要錢，向斯大林謊報紅軍人數。長徵結束時，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只有三萬。王稼祥到莫斯科匯報情況，斯大林問他，他如實說了“三萬”，但王明馬上插話，大概想搶在翻譯之前“糾正”這個說法，說“30萬”。對於這些“窮哥們兒”，斯大林心裡明鏡兒似地，不過，他也很給面子，說兵貴精不貴多啊！ 王明。 　　我很久以來都不理解，中共老一代都是出生入死、見過大世面、有大見識的人，為什麼一度會聽命於王明這樣的人把黨玩弄於股掌，而且玩得那樣拙劣——就像一個突然暴得了一大堆籌碼的賭徒，敢於那樣“豪賭”！但一旦我們獲得觀察黨的活動的經濟視野，就會清楚，王明是被“國際”看重的人。所謂“國際”，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主管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或他派往中國的代表。這個主管或代表喜歡的人，就是眾人都必須依賴的“財神爺”的代表！ 　　您前面問“被輸血者”的心態，王明的心態就很典型。這個錢不是他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所以他有賭徒的“豪邁”。毛澤東得到“第一桶金”時，也有過類似的豪邁。有文字記載，他從上海乘船到武漢的時候，在碼頭上與小流氓大打了一架。這種事情，在這位“教師”的一生中，恐怕是很少的。 　　高：外國撥給的錢，相比於在全中國發動革命這樣的宏偉目標來說，實在並不算多，只能當作啟動資金。中共如何開闢屬於自己的財源呢？例如，內戰時期，蘇區如何解決財政問題？陝甘寧邊區時期，中共和邊區政府又靠什麼支撐？ 　　（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專訪辛子陵（1）：黨過生日不是毛澤東做壽 　　專訪辛子陵（2）：黨史的光明面不是毛澤東 　　專訪辛子陵（3）：盼習近平率黨走出毛陰影 　　專訪黨史學者辛子陵之後不得不說的事 　　陳小雅答問：毛澤東的陰影實際上是兩片陰雲 　　應該我舉證“我打噴嚏不會引發日本地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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