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以復仇為援兵，則愈殺愈仇，愈仇愈殺。仇殺相尋，勢不至革命而不已！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為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後，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觀感於同胞矣。今即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切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為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為序。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撫養之。數年兄亡，予父棄官為賈。至是迫於家計，不得安居，復奔走風塵間，集所得以為予兄弟教養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歲歲疲於童試。年二十一始不復以八股為事，日惟誦古文辭。有勸予應試者輒拒之。年二十三，自念親老家貧，里處終無所事，乃飄然游吳。不遇，遂北上。斯時所與交遊者，非官即幕，自不竟怦怦然動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鄉某君之勸，考入學堂肄業，於是得出身派教習之思想，時往來於胸中，豈復知朝廷為異族，而此身日在奴隸叢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適其時奉天被占，各報傳警，至是而知家國危亡之在邇，舉昔卑污之思想，一變而新之。然於朝廷之為異族與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逾時，某君又假予以“清議報”。閱未終篇，而作者之主義，即化為我之主義矣。日日言立憲，日日望立憲，向人則曰西後之誤國、今皇之聖明，人有非康梁者則排斥之，即自問亦信梁氏之說之登我於彼岸也。又逾時，閱得“中國白話報”、“警鐘報”、“自由血”、“孫逸仙”、“新廣東”、“新湖南”、“廣長舌”、“攘書”、“警世鐘”、“近世中國秘史”、“黃帝魂”等書，於是思想又一變，而主義隨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說，幾誤我矣。夫梁氏之為滿酋遊說，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詳言之，無俟我嘵嘵矣。然予復恨梁氏之說之幾以誤我者，其誤我同胞，當不止千萬也。予願同胞寧為夢夢不醒之漢族愚民，而不為半睡半醒之滿洲走狗。蓋夢夢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雖認賊作父，亦苦於不自知。一旦夢醒，究未有不欲殺盡逆賊，而復九世之讎也。若半睡半醒之滿奴，名則以瑪志尼、加富爾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利心，甘作同胞之公敵。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則彼積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強詞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洲之政治，為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今皇仁聖，不惜犧牲己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族於無自立之一日，而為滿洲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予於是念念欲殺盡此輩。然此輩皆漢人也，皆漢人而為滿酋之奴隸也，滿酋之使此輩為奴為隸，甘害同胞，以利異族，則滿酋之手段，不亦甚毒矣。雖然，此輩為奴隸者也，滿酋造奴隸者也。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

予遍求滿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將來。奴漢族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鐵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難，殺鐵良逆賊易。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鐵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鐵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有盡，予於是念念在殺鐵良。然此念雖立，其如徒手無具何?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逾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時忽有刺客某刺鐵良逆賊未成而遁，並有王漢謀刺鐵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報。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風可慕，然予不能不為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術固疏，而所指之事，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為非，則所是者，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聯日亦主之滿洲。滿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不免失之於怯，雖其目的較萬子為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則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使於順德失望時，即起身來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將鐵良同類之人一刺之，以為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數月，(此志偶於友人某君前言之，計在萬福華事以前數月)。王子復先我而行之，雖其不成，亦足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蹈萬子之轍。

今者，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遲遲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務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驚，家居多所防備。擬緩數月，觀其動靜，然後就道。斯時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勸予筆之於書，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即強為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觀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實事而不在虛文，使來者皆事虛文，恐實事終無可成之日。

人之生死亦大矣哉!蓋生必有勝於死，然後可生；死必有勝於生，然後可死。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此之謂知命，此之謂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為生則有生人之樂，而死則無之，故欲生惡死之情，自日來於胸中而不去，則此輩之生，如秋蟬若朝菌者，可無足怪矣。若夫號稱知命之英雄，向人則曰我不流血誰流血?此即我不死誰死之代名詞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則曰：我留此身，將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死。吾知其將死之際，未有不心灰意冷，勃發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踐，與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傷耳。此吾之所為有鑑於此，而不敢不從速自圖焉。亦以內顧藐躬，素非強壯，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間?與其悔之他時，不如圖之此日。抑或者蒼天有報，償我以名譽於千秋，則我身之可以腐滅者，自歸於腐滅，而不可以腐滅者，自不腐滅耳。夫可以腐滅者體質，而不可腐滅者精靈。體質為小我，精靈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權其大小之輕重以從事乎?而況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以吾一身而為我漢族倡不奴隸之首，其功不亦偉耶?此吾為一己計，固不得不出此，即為漢族計，亦不得不出此。吾決矣，子將何如?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即不為漢族計，亦獨不為一己計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體氣之柔弱，精神欠乏，飲食之簡少，且衛生之不講，心境之不寬，勞苦之不耐，疾病之時至，非較吾為尤甚乎?吾竊不遜，若子能壽年一百，吾即能壽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過可得壽四、五十，子當可作比例觀。子且多壽有何所用?雖如彭祖，亦不過飲食之較多於人，而況子非其比。勢不得不為一己計，則當捐現在之有限歲月，而求將來之無限尊榮。且也，以個人性命之犧牲，而為鐵血強權之首倡，此為一己計者之即所以為漢族計也，非一舉而兩得乎?子其三復思之。如以吾言為然，則請為子畫善死之策。如以為否，則請留此書於臨死之日，再一閱之，以證吾之見地，如何?吳樾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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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晚清著名刺客、年僅27歲的吳越（安徽安慶桐城縣人）在行將刺殺“五大臣”前夕，完成了《暗殺時代》一文。在這篇行文酣暢淋漓的文章里，吳樾談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為一名“刺客”的心跡。他說，“體質為小我，精靈為大我……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他說，願他死後，“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他並且認為，“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陽門車站軍警林立，崗哨密布。慈禧太后欽派的五大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帶着大量的僕從與侍衛登上了火車包廂。五大臣將轉滬出洋考察西方國家的憲政。吳樾深恨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從亂紛紛的送行人群中擠上了五大臣的包廂，謀炸出洋五大臣，事敗，壯烈犧牲。

吳越的同鄉---安徽安慶懷寧縣人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一卷四號上盛讚吳越是“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的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的人，

數月後，陳獨秀思及吳越，又愴然吟出《存歿六絕句》：“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仗劍遠遊千里外，碎身直搗虎狼秦。”

伯先和孟俠都是陳獨秀的朋友，後者指的就是吳越。在詩中，陳獨秀明確地將吳越比作荊軻。陳獨秀懷念吳越的詩句，是一個刺客為另一個刺客寫下的悼詞。事實上，陳獨秀和吳越屬於同一個暗殺團體，吳樾的暗殺行動，陳獨秀也參與了策劃。吳樾臨行前，曾與趙聲、陳獨秀密計於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當時吳越走後，陳獨秀還動情地書寫了一副對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

儘管陳獨秀從來沒有親自實施過暗殺行動，但他在暗殺團體中的資歷要比吳越老得多。在那個時代，不獨是陳獨秀，很多後來非常著名的歷史人物，也都曾經是狂熱地擁護過暗殺。蔡元培、章士釗、魯迅、劉思復等人都有過一段熱衷於試驗炸彈、準備暗殺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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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樾(1878——1905)，字夢霞，一作孟俠，今安徽桐城人，漢族。吳樾父吳爾康，有5子，吳樾居四。吳樾家境清貧，八歲喪母，為其二兄所撫養。後兩位兄長病故，迫於家計，奔波於“凡塵間”。然自幼好古文，諸子百家之說均有涉獵。猶好古詩文，但極惡八股之術，不願入仕。20歲又東遊浙江滬一帶，目睹江南“開化之風”。後又由堂叔吳汝綸推薦與1902年入保定高等學堂就讀，廣閱革命書籍，如《革命軍》，《警鐘報》，《自由血》，《黃帝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等等，思想為之一變，由立憲轉向光復，並自此廣結志士。最好的幾個朋友有，湘人陳天華，楊篤生，蘇人趙聲，魯人張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陳獨秀，每每與之相遇則必“深談午庚夜而不寐”。吳樾在趙聲，楊篤生的介紹下，由楊監誓與馬鴻亮等加入革命組織“北方暗殺團”任支部長，並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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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為因，革命為果。革命之先，暗殺可以廣播火種。少數英豪血淋淋的人頭，可作廣大群眾的指路明燈，引導和推動革命。

每個攜槍攜彈去行刺的革命者，對於自己的結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遲，就是梟首挖心。捨生忘死，玉石俱焚。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慷慨赴死，無外乎這樣堅定的理念：不僅陷前朝大小官員於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們談虎色變，不敢再輕易對黨人施以辣手和毒手！

傳統印象中，暴力暗殺是恐怖行為，是草莽武夫之作為，而辛亥年間的赴死義士，基本是文人學士；其次，中國人素來以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辛亥年間的暗殺烈士，70%以上都屬於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成見，以為走入暴力的，多為底層貧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間的烈士，絕大多數出身富家，並且多數為海外留學歸來優秀專才。

這是一個很奇怪現象，但仔細思考，便也不再奇怪。他們的恐怖暗殺，雖表面針對的是獨裁者的肉體，但實際指向的卻是晚清官權；暗殺的目的不在於個人復仇，他們與暗殺對象之間並無個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識，他們的目的是追求革命真理。也正因此，辛亥年間的暗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恐怖主義，也不是一般人的作為，暗殺者的身份不是暴民而是追求革命真理的英烈義士。兩次受到刺殺而未死的水師提督李准，在武昌起義之後，主動並率先向革命黨投降，這不能不承認有暗殺震懾之功。

著名的8個“暗殺團”：黃興暗殺團、蔡元培暗殺團、吳樾暗殺團、方君瑛暗殺團、劉思復暗殺團、李應生暗殺團，汪精衛暗殺團以及陳獨秀暗殺團.吳樾之後，徐錫麟擊斃安徽巡撫恩銘，汪精衛刺攝政王載灃，林冠慈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彭家珍炸死禁衛軍訓練大臣良弼…短短幾年時間，“暗殺事件和暗殺預謀此起彼伏，不下5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