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顏昌海的博客

2011年夏天，為慶祝中華民國誕生100周年，台北國父紀念館與美國在台協會合作舉辦“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首度公開展出孫中山在美倡導革命之珍貴文件，並舉辦“孫中山先生與美國”座談會，中外學者齊聚一堂，深度探索孫中山革命與美國爭取民主經驗的思想淵源，從而揭開了孫中山革命歷程與美國的淵源與秘辛。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理念，開展了孫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圭臬，進而催生了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當時，美國檀香山就是孫中山的實現民主共和的基地之一。

《孫中山與美國特展》資料與照片，來源自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家檔案局、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及荷馬李家屬等，為台灣難得一見之歷史文件。即如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所言：“1863年11月19日，美國總統林肯在賓州蓋茨堡戰場的獻碑儀式上，做了一段三分鐘的演講。這三分鐘的演講，徹底改變了美國和台灣。”林肯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理念，感召了孫中山，開展了民族、民權、民生此三民主義的思想圭臬，爾後催生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而特展中，也呈現了協助孫中山策劃黃花崗事變，最終推翻滿清的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的事跡與照片。他被當時媒體稱為“和孫的親近程度，勝過全地球上任何其它人”以及“孫對他的依賴程度，也勝過全地球上任何其它人”的美國友人。民國肇建後，他被任命為首席軍事顧問，不久即因中風，返美病逝。他的遺願是葬在中國，大殮火化時，仍身穿中華民國的將軍服裝。

為了履行父親返中安葬的遺願，1969年，荷馬李繼子約書華•B•包爾斯輾轉接洽，始將李氏夫妻倆的骨灰移交給中華民國政府，以隆重典禮安葬於台北陽明山公墓。據說當時蔣介石亦對義子承諾，他日統一，終將遷葬南京。

《孫中山與美國特展》，還展出一珍貴文件：孫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證明。1895年，由於孫中山因首次廣東起義失敗，受到滿清政府通緝，又因美國排華政策無法進入美國安排革命大業。在親友勸說下，只有申領“夏威夷出生證明書”，不僅順利入境美國本土，並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但在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一職之後，他便數度公開自己出生於中國的事實，也確立了中華民國的公民身份。

座談會中，美國三一學院歷史系主任李文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長黃克武，皆表示孫中山與美國經歷的民主思想，淵源甚深。睹物思人，人們仿佛看到百年前動盪的大時代中，一位成大事業者難免歷經許多秘辛委屈，也對美國及中華民國的淵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實際上，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之所以能誕生，也有香港不可或缺的功績。孫中山年輕時赴港求學的經驗，讓孫中山萌生了革命的思潮。當滿清在對傳教士下達禁止令的鎖國政策後，英國治理下的香港也就成為大陸最重要的資訊中轉站，更進一步成為革命的根據地。

1923年2月20日，國父孫中山從上海返廣州，途經香港停留，應邀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講。期間有人問到孫中山，何時及如何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孫中山回答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到，則我於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則散步市街，見其秩序井然，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深刻之印象。我每年回香山兩次，兩地比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外人在七、八十年間由一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

孫中山於1883年始先後在香港拔萃書院、中央書院和香港西醫院讀書。於此期間，年輕的孫中山正值思想形成的階段，香港法制和自由所帶來的進步，為孫中山立志改變中國的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其後在日本、檀香山組織革命，考察美洲和歐洲的過程中，更完善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

香港不僅是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同時也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秘密根據地。1895年2月21日孫中山在香港與楊衢雲、陸皓東、謝纘泰、陳少白、尤列、鄭士良、楊鶴齡等多人建立了香港興中會，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16年間，興中會及以後的同盟會發動的10次武裝起義中，有6次都是以香港為秘密基地，香港興中會及以後的同盟會香港分會一直是廣州以至華南地區革命起義的策劃、指揮中心，同時也是籌款轉匯及購買轉運軍火的秘密基地，每當起義失敗後，香港又是革命黨人逃命的落腳點。當時的中環士丹頓街13號的“干亨行”和跑馬地35號都是孫中山、黃興等人進行武裝起義的秘密籌備所。

1900年1月25日，革命黨人陳少白在香港中環的士丹利街24號創辦了《中國日報》──香港革命黨人最早的報紙。此報為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國民黨的初期革命活動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當時報紙的經營異常困難，幾經生死波折，都是在香港的富商李紀堂、李煜堂、何啟、區鳳墀、林直勉等人的幫助下度過難關的。

興中會首任會長，中國近代革命家楊衢雲，領導了第一次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失敗後逃回香港，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被清廷刺客陳林槍擊於中環結志街52號2樓自己的寓所內，次日逝世；後下葬於跑馬地墳場。墓碑立於同年12月23日，因擔心繼續遭到報復，故碑上沒有字，只刻有編號6348。墓碑以天圓地方的概念設計，上有青天白日的圖案，象徵着楊衢雲一生的革命精神和宏偉功績。2009年香港上演了話劇《無名碑》和電影《十月圍城》，都是以當年的歷史為背景，再現了楊衢雲的事跡。

香港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發源地，其實於1720年代就早已經埋下伏筆。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客座副教授馮可立博士說，當時基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清政府和梵諦崗有爭拗，最後清政府禁止外國人來中國傳教，因此從1720年到1840年差不多120年來，中國對外國的變化知道得很少，而那段時間也是西方工業社會發展和現代化最急劇的時候。

香港於1842年被殖民政府占領後，其對滿清的影響力即於當年直至1911年，長達70年左右。初步的影響不是那麼大，到洋務運動開始後，由於中國內地的報紙無法在內地製作，所以要在香港出報紙再運回內地，於是香港成了一個訊息中轉站，讓內地了解到外國當時的發展現況。當年的香港封鎖並不厲害，所以大陸民眾很容易來到香港，他們來到香港後知道很多事情，也順道把資料運回大陸，香港也成為了中國認識整個世界的關鍵途徑。洋務運動其中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同盟館，馮可立說：“同盟館其實就是要學英文，因為要翻譯外國書本，1842年後的中國很少有人懂英文，要翻譯書本唯有到香港找人幫忙，或經香港送人到外國學英文。因為中國脫離了整個世界，所以把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而香港經過英國殖民地統治後，慢慢也訓練了當地一批人認識這個世界。”

馮可立認為，辛亥革命的主角是中國國內的仁人志士，他們追求要推翻滿清政府，而香港則幫忙做了三件事：“香港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孫中山和一些朋友在香港租了地方做策劃工作；在香港籌錢。香港的富豪和關心中國人士都很願意捐款；香港作為中轉站，幫忙買外國軍火，再偷運到大陸。”

馮可立說：“中國民眾當時要了解世界，第一個中轉站是香港，其次就是派了很多學生到日本，學習他們的現代化，其實日本有很多中國人，也有些有錢人，所以也籌集了很多捐款。”南京政府剛成立時，資金並不充足，還要買軍火，支持軍隊，所以資金一直是很短缺的。據說，武昌起義成功後，在香港富豪當中，集資了100萬來主持革命政府。根據記錄顯示，當時曾經有一張英文報紙報導，指香港99％的人都熱烈支持武昌起義的成功。

百年前，中華兒女挺身點燃的革命烈火，“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終結了腐敗專制的晚清王朝。但若說滿清亡於人民揭竿起義，未若說其亡於自身的顢頇專橫，戕殺民心的同時也自堵了生路。百年後，不少大陸民眾仍然將香港看待為爭取民主的橋頭堡。

追昔撫今，暴權末路表現何其相似？無論是站在大炮前的清官，或是坦克車前的卡扎菲，都試圖在龐大血腥的殺戮中挽救一些什麼。恐懼陷入圍剿的政府，嚴密封鎖訊息與聯絡管道，試圖延長黑暗的統治手法如出一轍。百年回顧，武昌起義成功了，但中華民族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原大地仍被西來幽靈盤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在今日中國顯得意義非凡。

創建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辛亥革命，已過去百年。今日回顧，大多對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抱持肯定態度。然而，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一個世紀的命運並不順遂，中國至今分裂。百年後的今天，有必要對於這場變局做一個更為深刻的回顧。

中國過去這100年來所走過的路程十分坎坷。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只擔任了短短幾個月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就去職了。繼任的袁世凱是北洋系統實力派軍人的首腦，對於民主共和既無認識更不認同。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來，一方面全力清除國民黨在政壇上的勢力，一方面還在做着當皇帝的美夢，這就註定了孫中山最後必須發動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但國民黨的政治實力畢竟不夠，即便袁世凱去世後他們仍然無力掌握中國的政權，中原大地遂陷入了軍閥混戰與南北對抗的亂局中。

退守南方的孫中山，也曾經企圖以軍事北伐的方式再度統一中國，但是直至辭世他都未能如願。中山先生的繼任者蔣介石以黃埔軍校為基礎，首度打造出一支有革命理想、又有戰鬥力的軍隊，才得以在兩年半的時間內打敗從廣東到北平的軍閥，基本統一了中國。本來，對中國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可以起飛的歷史關鍵時刻，但卻又同時面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艱鉅挑戰。一批懷抱着與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理念迥然不同的人，在俄共的利用與扶植下，於民國1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共，從內部侵蝕着這個剛剛要重新起步的共和國。而在東方海上，日本這個如朝陽升起般的亞洲強國，挾着一次世界大戰戰勝的威風，開始了針對中國的將近半個世紀的侵略。近代中國史學家所稱的“黃金十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展的。

這時的中國，南有中共的叛亂，北有日本的侵略，而廣大的西部還布滿着形形色色的軍閥、地方武力以及降叛不定的少數民族；更不用說在國民黨內部還存在着汪精衛及其它不滿蔣介石的政治勢力。所以，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劃》等著作中所描繪的建立現代化國家的努力，在中國社會上的真正進展其實十分有限。

而中華民國的這種窘境進一步刺激了日本軍閥的野心，遂導致了長達八年的全面侵華戰爭。對於一個體質孱弱的中華民國來說，面對已經工業化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實質上並無抵抗之力。然而中華民族當時認識到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不容不全力以赴。中華民國的軍隊一敗再敗，國都一遷再遷，但就是不肯曲膝投降。幸好日本軍閥的狂妄與愚昧使其自掘墳墓，1941年底偷襲珍珠港將原本袖手旁觀的美國引入戰爭，才使得整場戰事逐漸轉而對中國有利。八年之後，日本投降，可中國人民的歡欣鼓舞在持續不到幾天就重新跌落谷底，八年來躲在浴血抗戰的國軍背後全力自我茁壯的毛澤東，舉起了叛旗。在不到四年時間內，毛澤東的武裝先後在東北、華北以及平津一次次地擊敗國軍，最終竟然將國軍全面擊潰，席捲整個中國大陸。從那時開始，中國遂以海峽為界，陷入分裂。大陸在西來幽靈所謂“共產主義”的盤據中，而台灣則在國民黨的主導下實行三民主義。60年下來，兩岸在經濟、社會與政治等面向已有相當差距。近年來，兩岸雖然開始交流，但是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歧異依然巨大，以致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海峽的上空，揮之難去。

回顧歷史，重新檢視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局的發展，會發現中國政局的顛簸與混亂有一部分可歸因於辛亥革命。首先，發動和領導這場革命的是一個人數並不多、組織不嚴密而且訓練不精良的團體。嚴格說來，光憑它的力量應不足以完成革命、推翻滿清；掌握滿清兵權的袁世凱雖然心懷鬼胎，但如果沒有他的“斡旋”，清廷不會和平退位讓出政權，而且當時一觸即發的南北戰爭也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煙消雲散。所以事後看來，作為革命主力的同盟會，其組織之鬆散無力應該是其後民國政治亂局之主要原因。其次，證諸當時的歷史，可以清楚看見同盟會與國民黨內部人心之不齊；在革命爆發的頭幾月內，武漢得而復失以及清軍在袁世凱的指揮下步步進逼時，有相當一部分革命黨人或者喪失信心、或者因為袁世凱本身是漢人而惑於狹隘的滿漢之分，遂致出現了接受袁世凱、甚至擁戴袁世凱的錯誤想法。這種人心不齊的現象也就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了革命黨組織的鬆散。第三，在清室覆滅前後以及民國肇建初始，同盟會與國民黨所呈現出來的各方面的紊亂，其實也顯示這個團體缺乏一個明確而有力的思想體系。作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眼光遠大，方向正確，但是由於孫中山多年來忙於國事，一直未能將其論述完整寫出，直到陳炯明叛變後中山先生才以演講的形式將其思想體系作了闡述。所以嚴格說來，整個國民黨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解與信仰是不足的，而三民主義對於國民黨乃至整個中國的影響是有局限的。……

然而，不論後人如何評價，辛亥革命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仍是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滿清政權，結束了在中國歷史上綿延超過兩千年的帝制，創立了中國以及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一般的史書都將這三者並為一項，其實它們在本質上是有極大的區別：1，如果重複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則在推翻滿清後，人們其實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漢人政權，但是孫中山與國民黨人並沒有這樣做。2，在結束帝制之後的幾十年內，都曾經還有不同的人企圖在中國再度恢復帝制，譬如袁世凱、張勳、包括滿清末代皇帝和日本關東軍。3，袁世凱、張勳以及滿清末代皇帝和日本關東軍的失敗，都證明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環境中，帝制已經成為不可接受的選項。作為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其命運固然坎坷，但是它的本質是完全吻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因為二十世紀以來的100年中，世界各國的政治變遷，無論其為改良、改革、政變或是革命，即便其間曾出現過不同的體制，不論是軍人獨裁或是一黨專政，最後的最穩定的選擇通常是民主共和政體。這種趨勢在1980年代以降，尤其是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先後瓦解後，就更加明顯。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但“革命尚未成功”。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客座副教授馮可立博士所說：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封建的政權，然而事實上並未能夠推動中國的民主，只是有一個意念，但落實民主就很困難。百年後，人們看到中國是有條件去做民主的，但它既有的權力架構和利益集團，是很反對有民主的。

在中華民國建國100周年之際，世界民主共和的潮流，仍席捲封建落後的中東和非洲地區，無論本質上仍然是封建獨裁的體制如何狡辯、如何不惜用“人民”的名義殘酷地鎮壓人民，但歷史大潮浩浩蕩蕩，正用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數據，來勾畫人類未來的藍圖。

而很多的人們，也在重溫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蔣介石的告誡：1：: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x黨，則蹤肯為奴隸亦不可得。2：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3：國家的基本是人民，不是軍隊；人民的基本，乃是青年學生。……

馮可立說，辛亥革命前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基本上是狂熱的民族主義。現在歷史似乎在重演。目前一種風氣是：說“大國崛起”，美國在衰退，這種民族主義不知道破壞性將來有多大。這種狂熱的民族主義在醜化西方社會，不計後果地反對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觀；百年後，不少大陸民眾仍然將香港看待為爭取民主的橋頭堡。對於未來香港扮演的角色，馮可立說：“如果我們不做，就什麼都沒有，事在人為，能做多少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