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仲之春

　　在毛澤東時代，政治生活領域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檢討成了一大特色，從最底層的普通人物到最高層的領導人，都要不時地就自己所犯的錯誤做出檢 討，就是劉少奇、周恩來等這些處於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顯要人物無沒有例外，甚至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依靠——他的內子江青，也要經常做出檢討，唯 獨他自己一個人例外。雖然他也大力提倡要進行批評與，他曾說：“錯了，就要檢討，這是我們黨的規矩。”但本人卻從來沒有檢討過。在毛時代，毛作為黨的化 身，作為被神化的人，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們向組織做出檢討實際上就是向他做出檢討。他要人做出檢討一方面是路線、方針政策的分岐所導致的。他要通過政 治鬥爭，讓人做出檢討，從而打擊壓制對方的政見，鞏固推行自己的政見。另一方面讓人做檢討是他的統治之術。毛是一個受傳統文化浸淫很深的人，他熟讀二十四 史，深諳帝王南面之術，對如何統馭部下、如何控制權力幾乎達到了如火純青的地步。從延安時期開始，在他發動的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中，他的政治對手無一不 敗下陣來，從而確立了他的絕對的權力。其中，讓人做檢討就是他進行政治鬥爭、鞏固權力的一個重要手段。通過讓別人不斷地做出檢討，使別人只能臣服於他，只 能甘居於他的羽翼之下，而他自己卻從不做檢討，成了真理的化身和正確的代名詞。這是他統治的特色，也是維繫他的獨裁統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高華教授對 他的這一對下屬的統馭風格有着十分精要的概括：

　　在毛的“領導學”中，要人做檢討是一大內容，而且口頭檢討不行，非要書面檢討才行，毛喜歡讓人做書面檢討，概因此舉好處莫大也;

　　(一) 立此存照，從此手中有了小辮子，隨時可以“新賬老賬一起算”;

　　(二) 根據不同情況，將檢討下發黨內，以打擊該同志的威信或肅清其影響;

　　(三) 讓檢討人自己承認錯誤，用他們的嘴，坐實毛的指責，更具說服力，所謂“心服口服”;

　　(四) 標準的檢討除了“認罪”和“認錯”，就是歌頌毛，這樣的檢討下發下去，會大大加強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毛的崇拜。①

　　探討毛澤東的這一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向進行：

　　首先是毛澤東個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個性、性格、觀念等。王力是毛在“文革”初期的重要助手後來被拋棄了。他曾經說過：“毛澤東以詩人的浪漫性和 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懲罰以後，並不檢討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也說過：“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的事，……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他還喜歡讓人寫檢討。”毛澤東是一個有着宏大的烏托邦理想的人，同時又是 一個崇尚破壞、主張“不破不立”的人，為了追求理想，他可以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不在乎百姓的遭遇，所有極端的手段都可以採用。當理想碰壁時，他不會認輸， 而是要繼續追求他的理想。這時候，他不但不肯認錯，相反還要與他有分歧的人做出檢討，甚至還要把無辜的人作為替罪羊，從而維護他的權威，繼續推行他的“極 左”路線。人不能夠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政治人物的活動不能夠完全憑着他的個人意志進行，而是要受到當時的制度、環境以及其他各方面社會條件的制約， 但同時人又是有着七情六慾的，個人的因素包括個性、性格、觀念乃至人的健康狀況等都會對他的行事風格產生重要的影響。就像不能夠簡單地把政治人物的行為與 其個人的因素聯繫起來一樣，我們同樣也不能夠簡單地否認和迴避這兩者的關係。尤其是在實行人治和個人專斷的毛時代，毛的個人因素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其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因素。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封無一例外都是靠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制度維繫着。這種制度的實質就在於一黨專政和民主集中制， 共產黨壟斷着全國的政權，黨內又實行民主集中制，以集中統一全黨的意志，領袖群體尤其是最高領袖擁有着絕對的權力。一旦這種權力機制沒有了，共產黨的政權 也就難以維繫了。最高領袖要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就需要不斷地進行權力鬥爭，鞏固自己的權力，同時還要實行個人崇拜，不斷地神化最高領袖。當黨內存在權 力較量和政見分歧，最高領袖的權力還不鞏固的時候，這時候他就需要通過權力鬥爭，要別人做出檢討，以統一全黨意志，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進而鞏固無產階級 專政的制度。而最高領袖本人是不能做出檢討的，因為他是最高的權威和真理的化身，一旦認錯就不利於鞏固他的權力，就有損於他的形象。其實在這種體制中，政 治人物的利益都是緊密相聯的，呈現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不但毛澤東本人要極力維護這種權力格局，就是其他領導人也要自覺地維護這種權力格 局。1961年12月21日，在為七千人大會作準備的有100餘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傳達了毛澤東對當前一些問題的看法。毛澤東說，有些問題是部 門、地方出的主意，為什麼中央聽呢?他認為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毛澤東顯然也原則談到他自己應負的領導責任。但鄧沒有在這個場合傳達毛澤東的這一看 法。鄧之所以沒有傳達，也許是懼於毛澤東的獨裁，他想明哲保身，但筆者認為更有可能的是出於他很強的黨性：他要維護這個一黨專政的政權，要維護毛的個人權 威。這我們從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就可以看出來。1957年毛號召黨外人士進行幫助党進行整風時，鄧等人的態度就顯行十分抵制。後來毛澤東決定要引蛇出洞，進 行“反右”時，鄧就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執行者。1979年北京西單的“民主牆”運動期間，社會的民主化運動開始升溫，鄧為了不讓這股潮流發展下去，進而危及 到中共的一黨專政，就及時做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很快就把西單“民主牆”取締了，把這場運動壓了下去。在1989年的那場巨大的民主運動中， 鄧更是動用了幾十萬軍隊，採取最激烈的手段把它鎮壓下去，從而保住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

　　毛澤東曾經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他還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然而，中國 歷史上下過罪己詔的古代帝王很多，但並非如毛澤東所說都“亡國”了。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中，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權力是上天給的，具有神聖性，但同時 皇帝又必須“以德配天”，如果他荒淫無道、實行暴政，就失去了作為“天子”的資格，人民就有可以起來推翻他。這一方面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皇帝的權力，使他 們在發生重大的天災人禍時必須出來反省懺悔，否則就會危及到自身的統治。另一方面皇帝權力的神聖性又意味着“朕即天下”，他們的權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 用當心下了罪己詔後就會失去合法性，就會失去政權。相反，通過下罪己詔還得夠起到籠絡人心的作用，幫助他們渡過統治危機，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然而，在無 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最高領袖的權力並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產生只是出於維護這個集權統治的需要，只是出於不斷的權力鬥爭的結果。為了維護最高領袖的權 力，除了要靠不斷的權力鬥爭外，還要實行個人崇拜，對他進行不斷的神化，把他塑造為真理的化身。一旦最高領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的真理化 身的地位就喪失了，他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就要下台，淪為可悲的下場。

　　二

　　一輩子不檢討自己錯誤的毛澤東，卻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一次罕見的檢討。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1958年，毛澤東開始發動了“大躍進”。這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唯意志論的狂熱運動，嚴重地違背了經 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發展效果，相反，但從這年的年底開始，它所帶來的緊張局面就開始局部地暴露出來。這時候，即使已經難以接觸現 實的毛澤東也發現了這一點，因此，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他就着手做“降溫”的工作，搞了半年的糾“左”。然而，1959年7月錯誤地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 糾“左”變成了反右，而且一路反到基層，繼續發動“大躍進”，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連續躍進的基礎上，要爭取1960年國民經濟繼續躍進”。 1960年夏天，全國性的緊張局面開始暴露出來。毛澤東不得不再次着手開始對國民經濟和政策進行調整。然而，這一次的努力又因為國際鬥爭的新情況而無法落 實。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蘇兩黨發生了第一次全面交鋒，赫魯曉夫對中共轉攻不成，惱羞成怒，會後就通知中國要撤走全部在華專 家，撕毀合同。消息傳到北戴河會議上，激起了黨內的義憤。大家憋着一口氣，要為國爭光，妨礙了調整方針的落實。②到了到1960年底，“大躍進”這輛戰車 已經耗盡了力量，再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全國性的災荒已經瀰漫開來，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極其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不得不開始反思，倡導實事 求是，號召調查研究，着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重大的調整。

　　在這期間，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幾次承認了自己的錯誤。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下了 《十年總結》，明顯地流露出想轉彎的思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起草了批轉甘肅省委報告的批示。他在這份批示中寫道：“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 了兩啟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 正。”毛澤東列舉了自己的錯誤。他寫道：“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 在原則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渡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 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更正 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制不變。”毛澤東接着寫道：“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 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定。所以說‘至少’20年不變。至於人 民公社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規定至少7年不變，也是這樣，1967年以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7年，成為14年才能改變。總之，無論何 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 變農村面貌。”③6月毛寫《十年總結》時只發給與會者，沒有向下傳達，這次，毛澤東的自我批評連同甘肅省委的報告一同下發全黨。

　　為了統一全黨的共識，為了使經濟調整順利進行下去，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在七千人大會上，面對“大 躍進”造成的空前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不得不有所交待。1962年1月30日下午，他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說：“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 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並說：“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 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 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然而，在這個極為罕見的毛澤東所作的“檢討”中，他也只是泛泛地提一下自己 要承擔責任，而沒有具體講到自己犯了哪些錯誤，至於造成“三年困難”的根本原因——“三面紅旗”更是沒有提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口頭報告中說， 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發生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他進一步說道：“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 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的講話引起了毛的極大不滿， 只是由於當時還處於困難時期，他沒有把它表現出來。1月29日，林彪在大會上作了講話，他說，三年以來“所發生的毛病，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 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現在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 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他又說，發生困難， “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 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當時便很欣賞並加以讚揚。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大 意)羅瑞卿回答說：我作不出來。

　　七千人大會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撲朔迷離的局面?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析：

　　首先是毛澤東並沒有放棄他的烏托邦追求。毛戀戀不忘他的烏托邦追求，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付出代價在所不惜，遇到困難也不在話下。正是這種心態很 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對問題和形勢的觀察和判斷。1961年的經濟調整剛取得一定效果，毛就開始流露出來對困難估計不足的思想。1961年8月23日至9月 16日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問題暴露出來了，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這個上升與過去不同，認識接近實際， 可以穩步上升了。”他還說：“現在指標低，不要悲觀，不會長期的，很快會發展起來。”他甚至如此輕描淡寫地談到這幾年的問題。他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有 什麼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

　　1961年，在毛澤東的允許和批准下，國家對工業、商業、手工業政策進行了重大的調整，從之前“極左”政策的很大程度地退卻了下來，初步緩解了 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緊張關係，基本上恢復了國民經濟的運行秩序。“尤其是他親自組織《農業六十條》的制定，從1958年‘一大二公’的烏托邦理想退下 來。……儘管人民公社仍然保留了‘政社合一’和‘三級所有’的內容，仍然存在着種種弊端，但從一定意義上說，經過一路的退卻，1958年的那種人民公社已 經名存實亡。”④然而，1961年的退卻是策略性的，在指導思想上並沒有放棄而是繼續肯定“三面紅旗”。在毛看來，一定程度的經濟調整是必要的，但它又是 有底線的，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就到底了，再退就是方向、道路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會會上，他出於對經濟調整的 不滿，又開始發動了反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批所謂的“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但同時，他還是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不要因強調 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仍然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調整經濟上。從經濟調整時期開始一直到“文革”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一直沒有出現大的變動，因此，這一時 期也一直沒有出現三年困難時期那樣的局面，這也為毛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毛的這種立場和感受就是虛假的，就是為了政治鬥爭和鞏固權力的需要，但它卻很大地影響了經濟調整的進行，並為以後發生路線、方針和政策上的反覆埋下了隱患，使國家和人民還要繼續付出代價。

　　其次是毛澤東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的需要。他之所以不願意認真地做出檢討，是出於他繼續維護個人權威的需要，出於他要繼續推行“極左”路線的 需要。英明如毛澤東者，難道就品味不出七千人大會上林彪講話中的用意，聽不出它與事實的極大出入，但他仍然感到欣然受用。經過三年的“大躍進”，“三面紅 旗”的問題已經暴露無遺，人們對它的懷疑和牴觸已經開始與日俱增，毛的威望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經過這次重大的受挫，毛公開承認他不懂經濟，並從此不 再直接插手經濟事務，而由第一線的領導去收拾爛攤子。在經濟調整時期，在他威望下降的同時，劉少奇等人的威望開始上升，他們對黨務各方面的控制開始加強起 來。因此，毛在這一時期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這時候林的講話猶如一場及時雨，在他最困難的時候，為他的錯誤進行了掩飾，維護了他的權威，也使他的 “三面紅旗”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烏托邦理想可以繼續追求下去。

　　然而，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威望又到底在多種程度上下降了，他的權力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削弱了呢?其實，縱觀這一時期，他的絕對權威的地位始終沒 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戰，他仍然是中國絕對的主宰者。即使是經濟調整也要他的允許和領導下進行，劉少奇等人即使在內心裡十分不同意他的“三面紅旗”，但最後也 都只能妥協。比如，七千人大會後，劉等人對各地出現的包產到戶其實是暗中支持的，等後來由於毛的反對，他們只好放棄了。他老人家感到大權旁落，其實是多慮 了。

　　因此，筆者認為，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欲言又止、踟躕不前的局面，即有烏托邦的因素，也有維護他個人權威的因素，而且前者的作 用還要大些，後者歸根到底也是為前者服務的。面對“大躍進”的失敗，他不可能不轉彎，不可能不後退，否則國民經濟就要全面崩潰了;為了渡過難關，為了經濟 調整能夠進行下去(在他的幾次認錯當中，有的還無法向下傳達，從而使經濟調整難以進行下去)，他也不得不進行了認錯，但這又是在維護他的絕對權威、繼續推 行他的烏托邦理想的前提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