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和賣國是兩個空泛的情緒化詞彙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05日16:18: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愛國和賣國，是簡單化思維的典型表現，遊行時喊喊口號，網上發泄一番情緒，或許還能理解，但作為歷史評價和人物論定就顯得十分幼稚和淺薄。在駁雜的人性面前，“愛國”與“賣國”這樣的詞彙越少，越表明歷史研究接近歷史；這種辭藻的多寡，也準確體現了民族的成熟程度 　　老高按：幾天來煩雜事務纏身，忙得顧不上時時關注博客，連每日貼文，也只能將過去寫的文字、拍的照片匆匆放上而已。今天有網友轉來一些網上反應，我才知道，關於對袁世凱後人的專訪，又捅了馬蜂窩。據說有人大義凜然，專門寫了博文反駁我和袁氏後人的謬論，又有跟帖揭我老底，“共青團出來的”“中文系畢業搞起了新聞採訪”……呵呵，深感不勝榮幸之至。 　　其實，我的“老底”還用揭麼？早在那兒攤着呢——真名實姓開博，本人確係中文系畢業，確實在團中央機關當了三年多辦事員……至於現在搞的算不算“新聞採訪”？我不懂。採訪的這些人、了解的這些事、探討的這些問題，好像與“新聞”並不搭界呀？難道中文系畢業生寫採訪文章，是大逆不道？難道有過在團中央機關工作的經歷，就有了“原罪”，只能夾緊尾巴？ 　　朋友知道我除了查資料，很少在網上閒逛，可能很多東西沒看到，於是好心將批駁我的若干文章發給我，一看更讓我失笑。有位作者說，對袁世凱，一件事就足以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哪件事呢？稱帝。對歷史人物簡單化到這種地步，好人壞人，以“王冠”分！夫復何言？他大概並不知道，伊朗巴列維王朝被推翻，意味着巴列維國王的經濟改革和“還政於民”的“白色革命”完全失敗，伊朗倒是沒有君主了，但是1979年的新憲法卻賦予霍梅尼比國王更大、幾乎是無限大的權力；他大概也不知道，西班牙攝政王佛朗哥1975年去世後，胡安·卡洛斯一世坐進了空懸了近30年的龍座，西班牙才實行民主改革、君主立憲，宣告了獨裁統治結束…… 　　我曾對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袁偉時提出關於辛亥革命的八個問題，他剛從哈佛一個研討會上做關於辛亥革命的主旨發言，昨天我收到他回國後寫的洋洋萬言的答覆（對了，也曾有人說，袁偉時不是搞歷史的科班出身，哪夠資格談歷史？呵呵，學醫的魯迅有資格談文學嗎？打籃球出身的姚明有資格創葡萄酒品牌嗎？）。我這裡不能搶先泄漏袁偉時教授的觀點和論述，但中間有幾句話，我覺得對我們這裡所談的問題，還是相當中肯的——當然，警示首先是對我而言的，小小違規一把，抄錄如下： 　　他說，研究袁世凱、孫中山這些歷史人物，只要堅持三條就能得出經得起檢驗的學術結論：“一是說真話，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學術規範，尊重學術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討論中推進學術。三是敢於懷疑已有的學術結論，提防掉進意識形態陷阱。這三條中，最後一條最為重要。” 　　袁教授還說，“困難在於習非成是，許多錯誤的結論被一些人認為是不得侵犯的天經地義”。封孫中山為“國父”，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腳下；袁世凱則被認定為天生的賣國胚子。“其實，學術的發展是永恆的，哪裡有什麼天經地義？” 　　今天在找資料時，發現國內一家雜誌上有篇文章，與我們這裡所談的對袁世凱的評價問題頗有關聯，其結論更是令我深思。只是此文實在太長，只好節選其與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有關的主要段落，供讀者參考。 賣國與愛國：民國政治領袖“翻案”潮（節選） 顧土，原載《粵海風》 　　近百年來，中國政治舞颱風雲變幻，人物起落無常，而對政治領袖的評價，更是無一定之規。尤其近幾十年來，時而為妖魔，時而為英傑，時而說成黑，時而說成紅，是人物評價的基本狀態，可謂反反覆覆，毫無標準可言。這種評價的矛盾還不是出自學術研究的分歧，也不是因史料的發掘才引出什麼新見解，而是面對同樣的人物、同樣的歷史，並且是眾所周知的人物和歷史，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表現出的不同判斷。 　　民國歷史人物，在當代的評價體系中，革命與反革命，愛國與賣國似乎是最為清晰的兩大標準，長期保持在大眾輿論，甚至落戶於專業歷史的普遍話語裡，一切以此畫線。近些年，隨着意識形態的逐漸弱化，國家利益衝到最前台，於是，後者與前者相比，又顯得日益突出，幾乎成了唯一的評價尺度。其實，在很長的時間裡，革命與反革命、愛國與賣國在歷史評判中交織一處，不分彼此，在極端意識形態的思維里，凡是革命的自然愛國，相反，反革命當然也非賣國莫屬。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直至蔣介石、閻錫山等等，無不如此。 　　“文革”和“文革”前一段時間內的民國歷史人物評價，可讀之文很少，可以不論。然從“文革”結束至今，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評判歷史則不妨作為一個階段，由此既可以看到改革開放前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後社會的思想演變。   　　一 　　袁世凱一直被稱為“竊國大盜”，而“二十一條”又讓他背負了賣國的罪名，對內竊國，對外賣國，20世紀的很長時間裡，他都是個一無是處的人物。在1979年的《辭海》裡，他的名字有多處與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說他“勾結德國侵略者，殘酷鎮壓義和團”，“參加帝國主義策劃的‘東南互保’”，“在帝國主義支持下，任內閣總理大臣”，“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而在其他辭書裡又給他加了一條：以辦理“善後”為名，未經國會通過，擅自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大量借款，發動內戰。 　　曹錕、吳佩孚，在當代史學和大眾話語裡屬於直系軍閥。軍閥事實上是個貶義詞，古往今來，還沒有人自認為是軍閥的，可從字面上看，凡是擁有武裝，割據一方，自成一派的人都應該叫軍閥。以此定義，大概近現代歷史中的哪個政治武裝派別，都脫不開一段當軍閥的經歷。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80年編寫的《中國現代史》還將北洋軍閥的領袖一律稱頭子。頭子是一種惡稱，比如土匪頭子、流氓頭子、特務頭子等。特務原本也是中性詞彙，但在階級鬥爭時期，與“問題”、“小姐”、“少爺”一樣，都成了明顯的貶義詞。主流評價往往體現在辭書中，1979年版《辭海》中有直系軍閥一條，儘管稱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為首領，但將李純、王占元、蕭耀南、孫傳芳等歸入頭目之列，與土匪同屬一個稱呼系列，並且形容他們是“充當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1982年權威的《簡明社會科學詞典》在直系軍閥辭條里依然保持這樣的語氣：“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出賣主權，充當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對內壓迫人民，搜刮民財，鎮壓革命。”只是不叫頭目而稱成員，算是客氣了一些。 　　張作霖在1979年版《辭海》裡被稱作“北洋奉系軍閥首領”，說他“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長期盤踞東北”。《簡明社會科學詞典》的評價也基本一致，關鍵的語詞一模一樣，並且都說：“由於他沒有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要求，發生厲害衝突，當他乘火車經過皇姑屯車站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彈炸死。” 　　在1979年版《辭海》和1982年的《簡明社會科學詞典》裡，段祺瑞的相關詞條里幾近一致，說：“袁死後，他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把持北京政府，成為皖系軍閥首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賣中國主權，以‘參戰’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僅西原借款就有一億四千多萬日圓，購買日本軍火，編練參戰軍，擴充皖系實力，並以武力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相對抗。”“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被奉系軍閥張作霖及馮玉祥推任北京臨時政府執政，在此期間，召開以軍閥政客為主體的善後會議，抵制孫中山主張召開的國民會議，並在帝國主義指使下召開關稅特別會議和法權會議，破壞反帝鬥爭。”“1926年北京各界人民集會、請願、抗議帝國主義炮轟大沽口的暴行，他下令屠殺群眾，造成三一八慘案。” 　　………… 　　二 　　等到1999年版的新《辭海》問世時，所謂北洋軍閥首領的相關辭目均出現了明顯變化。其中改變最大的當屬段祺瑞，與賣國有關的所有字眼幾乎全部消失；而在張作霖的詞條中，“由於他沒有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要求”這一句也被捨棄；惟有直系軍閥中的“充當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不知為什麼，依舊保留；至於袁世凱，只有一個“二十一條”屬於賣國的證據，此外，仍然說他任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是“帝國主義支持”的結果。 　　從21世紀初開始，有關民國政治領袖們愛國或者並不那麼賣國的歷史事跡又不斷浮出水面，人們才逐漸明白，原來他們還有為人為政的另外一面。 　　袁世凱過去在人們的眼裡一向對日本卑躬屈膝，因接受“二十一條要求”而臭名昭著。但今天，當人們重新翻出史料，再看那段歷史時，卻發現，實際上，袁世凱曾駐朝鮮12年，“打退了日本的滲透勢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謀取朝鮮的企圖，推遲了中日戰爭爆發的時間”，“有效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對朝鮮的滲透”。1915年1月18日，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晉見正在積極籌劃恢復帝制的袁大總統，交給袁“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深知這些要求的嚴重性，當即嚴辭回答日本公使，說有些可以商量，有些則絕不退讓。以後4個月的艱苦談判，袁世凱並未答應“二十一條”的全部，其中有七條還被拒絕，在1915年5月25日簽訂的《中日新約》內，日本終於放棄了部分要求，並不像多數史書和辭書所說的，袁“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被袁世凱拒絕、最終被日本放棄的七條屬於第五號，內容有：聘用日本人為中央政、財、軍的顧問；日本人經營的醫院、寺廟、學校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各地警局；中日合辦中國軍械廠；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的鐵路建造權；籌辦福建省內路、礦、港口、船廠時，日本有優先權；日本人在中國有布道權。事實上，這七條才是日本控制中國命脈的前奏。此外，即便是被迫簽訂的《中日新約》，袁世凱也非常清楚其後果，深以為恥，他曾懇切要求下屬政要大員：“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外無敵國患者，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指英駐華公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袁世凱的這番言辭，可謂句句鏗鏘有力，在情在理。 　　段祺瑞長期以來也是以親日媚日的面目出現在史書中，好像整個就是一個日本在中國的代理人。可事實卻是，當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段祺瑞等領銜19省將軍公開致電反對：“有圖破壞中國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國雖弱，然國民將群起殉國。”在袁世凱時代的對日問題會議討論中，段一直是強硬派，一再表示決不屈從。段祺瑞的晚年，如今更被各類文字形容得一身正氣，民族氣節十分高尚。“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多次到天津勸說住在日租界的段祺瑞出面組織“華北政府”，均遭拒絕。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終於離開天津，擺脫了日本勢力控制，南下南京，蔣介石率少將以上軍官齊至浦口車站迎接，並執弟子禮。隨後，段祺瑞移居上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慷慨陳詞：日本橫暴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 　　曹錕從前的名聲也就是一個賄選總統，此外似乎沒留下什麼值得稱讚的事跡。可據現在的許多文字介紹，原來他一直崇拜民族英雄戚繼光，保定的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被他改建為賓館後就叫光園。當曹錕息影政壇後，住在天津英租界，除了鍾情書畫外，就是打麻將，還喜好與老百姓聊天，而且，這位“帝國主義的工具”對帝國主義並不怎麼友好。日本人邀請曹錕“出山”，曹錕不見，派齊燮元來當說客，被擋駕。一次，他的老部下又奉日本人之命來訪，正躺在炕上抽大煙的曹錕勃然大怒，把煙槍狠狠一摔，吼道：“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再登曹家的門！”據說當曹錕聽到抗日捷報時，興奮之情常常溢於言表：我就不信，我們還打不過那小日本！1938年5月曹錕病故，國民政府有感於曹錕的氣節，特予以表彰，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當然，也有一種理由在為曹錕“帝國主義工具”說辯護，稱他是英美的工具，所以才不當日本的工具。 　　吳佩孚與曹錕一樣，多年來也被認定為“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而且，他還是鎮壓“二七”大罷工的劊子手，著名的反革命軍閥，但當他的大量言行被重新翻騰出來後，人們又不能不承認，他非但不賣國，而且還特別愛國，愛國之情甚至超過了許許多多革命家。吳佩孚的“三不”、“四不”很有名。所謂“三不”，有說是“不舉外債、不住租界、不納妾”，也有說其三是“不積私財”。1932年以後的吳佩孚蟄居於北京什錦花園，他自撰對聯以明心跡，其中又有“四不”：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怡性，真箇解甲歸田。 　　無論“三不”或是“四不”，任哪個陣營的政治家都不敢夸下這樣的海口，而惟獨一個被認定為反動軍閥的人卻有言有行，始終如一。1919年當得知“巴黎和約”的消息時，吳佩孚憤怒難抑，通電徐世昌：“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鴆自殺也。”他還表示：“衛國是軍人天職，與其簽字貽羞萬國，毋寧背城借一。如國家急難有用，願率部作政府後盾，備效前驅。”對學生的行為，他認為，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在他生命攸關之時，部下曾建議逃入租界保命，吳佩孚卻說：“堂堂軍官，託庇外人，有傷國體”，堅決拒絕。“九一八事變”以後，吳佩孚也成為日本拉攏的重點人物，但吳佩孚深明大義，毫不動搖。他通電揭露偽滿的本質：“偽稱滿洲獨立國，實際為日本附庸，陽辭占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當得知南京發生大屠殺的消息後，他絕食一天，以示抗議。北平陷落，老友江朝宗上門勸降，吳佩孚罵道：“你年紀比我大，還當日本人走狗，賣國求榮，真是白髮蒼蒼，老而不死。”遂與江朝宗絕交。土肥原賢二親自出馬，拜會吳佩孚，而吳氏卻說：“爾等就商於我，首須急速撤兵；次則將所有占據地方之軍政、財政，及一切行政交還，顧問、指導官必須取消，經濟統制亦應立即解除。我為主，日為客；我發命令，日本人亦當極端服從。能如是，自可建議政府，恢復和平。”連中共元老董必武在《日本企圖搬新傀儡》一書中都對吳佩孚有一番正面評價：作為軍閥，吳佩孚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吳佩孚去世後，國民政府追贈他為陸軍一級上將，蔣介石致唁電稱：“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奸竭其簧鼓，迄後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崇欽。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以作勵兆民，流芳萬古。” 　　………… 　　四 　　無論民國政治領袖的愛國事跡被重新翻檢出來之後如何叫座，但當年的所謂“賣國”歷史還是事實。只不過你會發現，這些史實大多來自他們主政時期，而當他們在野，或是只掌握部分權力，或是對當政者有所不滿的時候，其愛國情緒之激烈與大眾並無區別，同樣也會慷慨悲歌，義正詞嚴，一身浩然正氣。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從來就不是當權當政者喊出的口號，不論是誰，一旦成為國家的主宰，肩負維護政權的重責時，都不得不從切身利益考慮問題。尤其企圖掌控國家權力的政治勢力正處於弱勢，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在軍事、經濟、行政都急需扶助的關頭，權衡得失，他們所選擇的，很可能正是那些所謂的“賣國”之舉，包括大借外債、與外國簽訂有損國家利益的條約、同意外國駐軍、獲得某個甚至數個強國的支持。實際上，在世界歷史中，對任何一個政治、經濟、軍事處於弱勢的國家政權和政治勢力來說，這些問題幾乎無不存在，只是在意識形態話語裡說法不同而已，既可以叫出賣、勾結、扶植，也可以稱策略、結盟、援助，既可以罵為工具，而工具也不妨說成是兄弟國家兄弟黨，同一種事情，完全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辭。幸虧有個《布列斯特和約》，既讓我們得出了概莫能外的結論，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可供破除極端意識形態語系的案例。從19世紀以來，“賣國”的罪名也一直在困擾着中國當政者和革命者，不論政權如何更迭，任誰都擺脫不去這樣的嫌疑，為借用外國勢力、借用外債，不得不出讓本國權益，而強敵當前時又不能不暫時退讓以求保存剩下的國家權利，只是由於極端意識形態話語的導向，有些可以被描黑，有些不妨被美化。假如將所有這些“賣國”之舉放在一處相互比較，很難看出各個政權和政黨間在這些問題上有多少實質的區別。即便是袁世凱，他在《中日新約》簽訂後的那些激憤言行，難道他就沒有可能讓這一條約的未來與《布列斯特和約》同屬一個結局？而張作霖在東北與日本的關係，與賣國的嚴格區分又在哪裡？ 　　基於歷史原因，在民國歷史上，向日本借款、與日本締約、對日本退讓，最容易背負“賣國”的罪名。但同樣也由於歷史、文化、地理的原因，百多年來中國許多在朝在野的政治家，都與眾多日本朝野人士結下深厚的情誼，其親密程度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每次需要資金支持或是政治扶助時，無論主動被動，首先來自日本——清廷、維新派、孫文、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無一例外，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改革開放，最早最多的外資依然出自日本。日本呢，不論出於何種目的，好像對革命的、反革命的，執政的、不執政的，甚至是對立的雙方，只要是中國的，都抱有特別強烈的參與願望。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日本是亞洲的強國，是距離最近的富國，是文化淵源最密切的近鄰，也是眼前最先完成近現代化的國家，而且對中國又最感興趣，相互影響最深，在很多事情上雙方不能不互為首選。在很長的歷史中，日本國內各界對中國的熱情，幾乎與日本軍政上下對中國國土的覬覦同處於一個溫度；而中國對日本的關注和指望也與仇恨和鄙視並肩而行。否則，很難說明為什麼甲午戰後中國留日學習反倒形成了浪潮，一直延續至盧溝橋事變，而且，1895年後的10多年竟然可以成為中日關係的友好期；抗戰時期的延安，外國人中數量最多的恰恰是日本人，他們後來都成為積極的反戰人士；抗戰勝利，日本侵略軍的一部分俘虜又迅速轉入國共雙方的部隊，起到了重要的技術作用，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員隨後順利轉型，投身於新中國的初創；上世紀下半葉中日建交之前，日本民間頻繁來華的熱鬧景象讓人根本想象不出這兩個國家居然沒有外交關係，並且還有一段剛剛發生過的痛苦歷史；“文革”期間，日本左翼文化團體對中國更是一往情深，日本激進青年對“文革”的痴迷和對中國領袖的摯愛也不亞於中國人。所以說，中日關係之錯綜複雜，實在不是簡單一句賣國、親日就能概括的。 　　有支持有借款自然就有代價，代價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屈辱或不平等的。且不說遠的歷史，僅19世紀和20世紀，被支持的國家對支持國，尤其是弱國對強國，代價大多是出讓國家利益、允許對方駐軍、與對方保持一致，聽命於對方、尊崇對方為老大、擁戴對方為領袖。這是世界現象，不只是中國一個弱國在那裡喪權辱國。20世紀掀起的一場場革命無不力圖改變這種國與國間的不平等，但常常適得其反，革命的一方為了藉助外部力量取得革命成功時又不得不承認新的不平等，蘇聯後來被稱為社會帝國主義就與製造革命的不平等有着直接的關係。直到20世紀末以來，隨着國家主權觀在全球深入人心，更由於帝國主義意識、強國政治逐漸衰弱，尤其冷戰的結束、許多中小國家的徹底獨立，加上聯合國的約束作用日益明顯，國際各方力量的相互制約，使得過去那種以犧牲國家利益換取支持、以經濟援助謀取政治掌控的方式不得不成為歷史，各強國、大國、債權國紛紛選擇了以經濟利益和道義榮譽作為對自己的回報。可以說，這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巨大進步。至於那些親這親那的形容，只是一種淺顯的外部判斷，實際上，其中多是執政者從自身執政利益衡量出來的政策性選取，恐怕永遠都會存在，不能以此來斷定其是與非。 　　今天，籠罩在執政者頭上的“賣國”陰影只剩下領土糾紛和邊界爭端這兩項了。兩項也不妨說是一項，古已有之。但古人沒有領土的概念，只有疆域、家園的意識，其疆域變化無常，其邊界模糊隨意，屬於一家一姓統治者的事情。只有國家主權觀普及後的近現代，領土神聖不可侵犯才成為朝野的共識，邊界勘界也變得格外清晰起來。可是，這也讓領土糾紛、邊界爭端成為全世界的家常便飯。遠的地方不說，僅中國與周邊所有鄰國，日本與韓國、日本與俄羅斯、印度與巴基斯坦、柬埔寨與泰國，無一不存在着領土爭端。各方自有一套說法，個個鬧得不可開交，多次兵戎相見，多次戰火瀰漫，經常兩敗俱傷，既是現實利益衝突的導火索，也是歷史恩怨的後遺症，更是政治較量中的民族主義砝碼。說這是愛國吧，可此方的得，或者叫“愛國”，必然以彼方的失，或是“賣國”為代價，如果雙方都退讓，則雙方都“賣國”，如果雙方都“愛國”，則戰火不可避免，打到終了，還是有“愛”有“賣”。領土問題、邊界問題，其實已經成為國家政治中的死結，只有需要以民族主義情緒為依託時才可以派上用場，其他都是兩難的抉擇。在當代國家關係中，解決領土和邊界問題，大概只有歐盟的模式最為可行。 　　就如革命與反革命是一種二元思維一樣，愛國與賣國的評價也是兩極的，其間還存在很長的距離，人性是極為複雜的，歷史也不是簡單的，多數人和事恐怕既不能說愛，也無法稱賣，僅僅是一種實際利益的選擇。不用說在非對外戰爭時期，愛國與賣國很難明辨，即使在民族危亡關頭，愛國與賣國在具體問題和具體人身上也顯得色彩豐富，決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高宗武、陶希聖、陳公博、宋哲元、張自忠等人抗戰初期的經歷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複雜性。愛國和賣國實則為兩個空泛的情緒化詞彙，是將豐富的人性和世間萬物簡單化的典型表現，遊行抗議時喊喊口號，平時發泄發泄情緒，或許還能理解，但作為歷史評價和人物論定就顯得十分幼稚和淺薄。所以，在歷史著述中應該儘量擯棄這一類的詞語，而代之以確切的事實敘述和最終的法律說辭。 　　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吳佩孚，無論如何臧否，他們畢竟都是民國歷史上的政治領袖，曾經掌握了中國的最高領導權，尤其前四位，即便在名義上也是中國政府的首腦。曹錕算賄選，張作霖近似自封，可袁世凱卻是議會選舉產生的，而段祺瑞的國務總理更是依法任命的，所以，在辭書和歷史教科書中首先應該為他們正名，起碼在共和的歷史中，他們領導的政府是我們中國在一個時期中對內對外的實際政府，他們也是我們中國的正式領導人，而不能僅僅用北洋軍閥、某系首領之類的語言加以簡而略之，甚或予以貶低式的形容。 　　愛國與賣國，在極其駁雜的人性面前，這樣的詞彙越少，越表明歷史研究接近歷史，另外，這種辭藻的多寡，也準確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成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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