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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槍斃阿特爾拯救中華?
送交者: 仙湖水澤 2011年12月28日00:28:0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斯大林槍斃阿特爾拯救中華?
——也談西安事變
       
        我們從小刻骨銘心地一千次一萬次地記憶: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精神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是當時任職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當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的直接軍事抓捕監禁事件,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決。
        人事已非,遺蹟均在。蔣介石當年被追捕的地方華清池、五間廳
、捉蔣亭、虎斑石、楊虎城的故居止園、張學良的故居張公館,已成了熱門的旅遊景點,我們一次次的參觀,一次次受到愛國主義教育。
        蔣介石不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東北,蔣介石非常痛恨日本,在日記里寫道:中日必將一戰,因為“倭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經濟與民族之生命。”
       當時“中華民國”地盤中間又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國中有國,國將不國。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思想指導下,再三表白要抵禦外侮,“先要國家統一,力量集中”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之統一。”因此1934年10月14日,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五次剿共戰爭下,中國共產黨遭受嚴重挫敗,不得不撤離江西。於1935年10月紅軍只剩兩萬餘人逃竄至陝甘蘇區。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欲舉殲窮寇,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會同楊虎城的西北軍第十七軍剿共。如果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攘外必先安內”就是英明之舉,先對外禮貌縱容,對內武力鎮壓就順理成章了。
       當時中華民國,軍閥林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蔣介石深知雙方力量懸殊,中國軍隊遠遠不是日軍的對手,一宣戰,中國就無法從德國等地買到武器,一宣戰,中國肯定打不過日本,就得割地求和。蔣介石在積聚實力,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的形勢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拖一天就比早一天好,用地皮換時間,用時間,換勝利,蔣介石第一個提出論持久戰的理論。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觀閱了繳獲的蔣中正日記,明白了蔣中正並非不抗日,而有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八年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七十年過去了,當年同盟國二次大戰中國戰區最高司令是蔣介石;是他領導中華兒女取得了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是他在中華民族面臨絕境之中,擰聚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決心,是他和我們同舟共濟,保持着勇氣,渡過了那個壯烈的時代,那個悲慘的時代。戰勝了 日本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四強,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蔣介石的領導下 1931 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在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與日本人展開22次大型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38931次小型戰鬥。其中21名上將、73名中將、 167名少將喋血殞身,往復衝殺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絕境自戕蹈死者25人,身陷囹圄視死如歸者14人。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毀損殆盡,幾近覆沒……
        誰說蔣介石不抗日,天打五雷轟!
        張學良、楊虎城為什麼要發動西安事變?
       1936年1月20日張學良與中共首次秘密會談。毛澤東樂於利用張反蔣並取代蔣,指示李克農答應張支持他取代蔣介石。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1936年7月底張學良告訴蘇聯駐華大使波哥蒙絡夫,他希望與中共合作反蔣抗日,期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大使回答:“那是沒有問題的”。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多次赴上海南京與蘇聯使領館官員密談,他想取代蔣介石作為國家領導人,宣稱願與紅軍合作公開對日本宣戰,希望蘇聯支持他。斯大林不信任張,不相信他有能力團結領導中國,但要利用張,故表面答應考慮,讓張先與中共秘密聯繫。張學良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黨,並報告了共產國際,只是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有學者表示,葉劍英的“肯定答覆”,張學良被中共中央批准為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特別”黨員。
        楊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謝葆真就是中共黨員,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餘人。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初,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議,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1936年4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1936年6月,楊部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並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
   “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當時20至30餘歲,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儼然成為楊的“智囊團”。
      1936年9月,張學良與中共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達成消極剿共協議,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張學良向中共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並且允許中共在西安設辦事處,及秘密電台。
     葉劍英於1936年10月29日電告毛:“有一個扣留蔣介石的計劃。”11月5日葉離開西安返延安向毛匯報。
       張學良在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秘密接觸談判中,周恩來承諾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張學良就是西北王,領導中國抗日,最後成為中國王。
       對西安事變各家的看法?
       我們的觀點,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對蔣介石國民黨,尤其對整個中華民族都有利,促成了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民族舉國一致抗日的發動和最後勝利,也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鋪墊了道路。張學良、楊虎城是中華民族的   ‘千古功臣’!
         毛澤東說:“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裡解放了出來。”
         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辛灝年表示,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
        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西安事變發生後,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學良、楊虎城“叛變”,是日本漢奸;認為事變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並公開支持蔣介石。
       宋美齡把《真理報》和《消息報》社論大量印刷,派飛機在西安上空鋪天蓋地散發,搞的張、楊和中共非常尷尬。
        張學良救了中國?還是斯大林救了中國?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照計划進行綁架行動,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行動部署上,包圍華清池和西安至臨潼間的警戒,歸東北軍擔任;西郊市內和隴海路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包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中央軍駐在上述地區部隊武裝,扣留飛機,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處的南京軍政大員,都由楊虎成指揮十七路軍執行。
       1936年12月12日兵變當晚,中共驚喜交集,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給張學良發去“萬萬火急”的“文亥電”,鄭重建議張必須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里,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並立即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要周恩來說服張學良“執行最後的措施”(即殺掉)。
       12月12日,毛獲悉張學良扣留蔣後頭一封致蘇聯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毛懇求莫斯科捲入:“請你們贊助我們”,“用大力援助中國”。他拐彎抹角地請莫斯科准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
       遠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任職的王明,得知西安事變後興奮異常,欲致電陝北中共中央,主張殺蔣,此電被斯大林扣發。
       斯大林一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給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表示,張學良份量不夠,不能做中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兇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
       斯大林問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是你們允許中國事件發生的嗎”?斯大林還追問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王明曾要求處死蔣介石,但王明說電報是克格勃外事部的阿特爾起草的,結果阿特爾立即被逮捕,隨後被槍決。季米特洛夫寫信給斯大林稱:“儘管我們的警告,中共事實上介入非常深,與張學良的關係十分友好。很難想像未與毛共合作,張學良敢冒此險。”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電毛譴責綁架蔣介石:“客觀上唯有損害反日的團結,幫助日本侵略中國”,電報命令“中共必須堅決採取以和平方式解決事端的立場”。
       胡適在西安事變第二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
       12月14日當蘇聯公開譴責政變後,張學良非常尷尬來到蔣介石扣留處,站在蔣面前沉默流淚,並對蔣說他“意識到綁架是一種愚蠢和有病的思考行動”,並要秘密釋放他。12月16日南京向張學良宣戰,並轟炸了張學良在西安城外的東北軍。蔣介石立即向外遞送一信息,要南京停火;於是南京停止了軍事行動。 12月20日,莫斯科電毛:重申“必須和解爭議”,直到這時,毛才將電報轉周恩來,要他幫助“恢復蔣介石之自由”。
       1935年8月以前,斯大林全球赤化的目的所以支持中國共產黨反蔣。1935年8月後,當蘇聯面對來自德、日兩個法西斯強鄰的威脅,為了保衛蘇聯,他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聯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切身利益挽救了蔣介石一命。
       斯大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救了蔣介石一命,也救了中國共產黨,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一旦蔣死,很可能西安、延安一炸而平,百萬大軍復仇掃蕩,共軍可能不復存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同時也救了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全國軍民奮起抗日,血戰八年最終取得勝利。
       八年抗日戰爭中,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中共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280萬民兵。共軍和國軍兵力大概是1:1.1,非常接近。中共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它統治了19個邊區政府的一億人,中國當時四億五千萬人口,它統治了四分之一,中共在裡面徵兵、抽稅,保持了國中之國。
        通過抗日戰爭,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蔣介石退守台灣。那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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