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與劉瑜談民主

2012/02/15 08:55:58

編者按：劉瑜認為，只有權利和責任、表達與秩序的平衡，才能有一個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沒有這種文化的支撐，僅僅是咱們來選舉吧，可能會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災難。

最近，在韓寒代筆事件沸沸揚揚之際，青年學者、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退出了新浪微博。她在郵件里對我說：“我原本就不喜歡摩肩接踵的地方，一開始上微博就是個錯誤。”

劉瑜時常被置於“啟蒙者”的位置，在微博成為公共言論平台後，她也被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但標籤意味着扭曲和簡單化，劉瑜說因為對智識的好奇，她願意被稱作“知識分子”，但如果出於一種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識分子”的話，會累，很不開心。

在這裡分享一下去年年中我與劉瑜的一次對談。她仍舊被當成一個“啟蒙者”，談論民主、自由以及公民。談論這些並非出於悲情的使命感，而是一種智識上的分享。儘管這些概念本身也是一種標籤，但了解標籤背後的深意，重新談論和普及常識，這比糾纏於身份更有意義。

民主權利和民主責任

問：關於這個事情，有一種特別爽特別偷懶的說法──這是一黨專制的問題。好像這是個終極原因，說出這個原因就不需要再了解其他了。

劉瑜：專制制度，與那種惰性被動的文化是互為因果的。長期的專制，導致民間的無力感，就覺得自己反正什麼也改變不了，然後就什麼都不干，於是專制就更甚。但是實際上民間行動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比如如果你真的想行動，去參與災後救災，去捐助一下西部陽光、壹基金、動物保護這些組織，甚至去當志願者，只要想付出努力，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有時候人們出於偷懶的心態，就不採取什麼努力，然後還埋怨是制度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這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

但是總的來說，人們之所以會強調製度，而較少地強調自己的責任，除了文化以外，還因為制度的改變會比較迅速，文化的改變卻比較緩慢，經常需要一兩代人，甚至兩三代人才能夠出效果。在很多國家，當社會出問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咱們選舉吧。其實選舉能改變什麼？如果在文化和社會條件改變有限的情況下，在每個人都不為社會改良付出點滴努力的情況下，選舉能改變的其實很少，之所以人們想到選舉，是因為這個事情特別有操作性。

很多問題可以說是制度的問題，但是同樣重要的是，制度是怎樣形成的。如果制度僅僅是空降下來的，比如說就像美國空降一個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沒有社會文化基礎，沒有民間社會的發展和它呼應，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換湯不換藥。如果制度的變化過程是民間的力量在推動，是從公眾的點滴努力中生長出來的，有文化、經濟和社會的支撐，那樣的制度變化才是真的制度變化。沒有這些，僅僅靠換一套法律條文是不夠的。

現在大家都喜歡談“權利”。很多人都注意到民主是一個權利文化，大家沒有意識到民主同時還是責任文化。或者說，民主一部分是利益表達和爭取，另一部分則是必要妥協和維持秩序。一定要有權利和責任、表達與秩序之間的平衡，才可能有一個比較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沒有這種文化的支撐，僅僅是咱們來選舉吧，可能會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