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式的五千年中國文明史觀，早該退出歷史舞台了！

這些年來， 我讀了不少中文英文的考古書。 我最大的感慨是， 西方考古人與中國考古人， 他們的做事想事都很不一樣。

近兩百年前，西方文化人開創了考古學。 西方考古人做考古，只要是有古人痕跡的地方，便有他們的足跡。從古希臘到埃及，從肯尼亞到南非， 從爪哇到澳洲，從印度到華夏中原，他們是無處不去。 他們跑到非洲認老祖宗，跑到印度認表親。 這些年來還跑到我們的大西北來認四、五千前走散了的親兄弟。 面對着那些栩栩如生、身着鮮艷羊毛衫、頭戴別着羽毛的高頂氈帽、沉睡了四千年的高鼻深目的樓蘭族人，他們會動情地熱淚欲下。 因為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這些四、五千前就走散了的親兄弟會這麼大老遠地從烏拉爾山脈下的大草原， 帶着青銅，騎着駿馬， 趕着牛羊群跑到了中國的大西北， 還在大漠綠洲上播種了小麥。

九十年前，安特生、李濟等學者將西方考古學帶到了中國。 與西方考古人做考古不太一樣的地方，中國文化人的考古情趣，大多是定位在現代中國的國境線範圍內來追蹤古人的蹤跡。 直到今天，以追尋三皇五帝的真跡為宗旨的學者仍大有人在。

我們的文化人，多年來習慣用“上下五千年”來描述中國文明的古老和源遠。這五千年的說法，我想又是百年多前晚清文化先輩的傑作。 嚴復、梁啓超那一代文化人，在向國人傳授西方的科學文明的同時，極力倡議傳說中的黃帝為華夏族和漢人的鼻祖，堅信這能使國人自強以御外辱。 章太炎、劉師培等一行文化人，更是引經據典，考定黃帝即位年距當年（1905）已有四千六百零三年， 因此籠統地稱“五千年”的華夏史。

過去近百年來，中國的考古人經幾代人的努力，向世人展現了中華民族先人們的古老文化。 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已不再限制於黃帝紀年的五千年。 我們的考古人相信，也希望國人們都相信，我們的中華民族和文明，是百萬年來獨立起源於我們所知的現代中國版圖所標記的國境線內，是世界上唯一的百萬年來延綿不斷的獨特的民族和文明。 歸根結底，中華民族有“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我想， 我們的考古人能這麼說，一定是有非凡的自信：

我們不必像西方文化人那樣書呆，跑到撒哈拉大漠去認老祖宗。 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百萬年前就居住在位於現代中國版圖的國境線內的元謀和周口店。 況且，我們還有曙猿。 我們與西方的白人和非洲的黑人，明擺着有不同的類猿人老祖宗。

我們也完全沒有必要像西方文化人那樣跑到西亞去崇拜萬年前兩河流域的農耕人， 因為我們的祖先萬年前也在長江黃河邊植粟播稻， 在黃土地上燒制彩陶。 我們還有蒙古大漠邊上紅山人的玉佩，揚子江邊良渚人的玉璧玉碂， 更有舉世無雙的商周的青銅禮器。

西方考古人顯然對自己文字的源來底氣不足， 因而不得不再次跑到西亞的兩河流域，拜認古蘇米爾人的蔥撾奈約何淖值睦獻孀凇 而我們兩千多年前就有“蒼頡造字”的記載，更有三千多年前殷商的卜骨文字為證。 我們的考古人似乎毫無疑問， 同在歐亞大陸的古蘇米爾人的文字創造的消息不可能傳到殷商，也絕對沒有對殷商文字的產生有任何啟發。 我們的華夏先人完全是獨立產生了文字的意念和構想， 然後創造了文字。

只是，我這個業餘者還是摸不透。中國考古人在寫下這些振奮人心的自信時，心裡難道沒有丁點的不踏實？

畢竟西方考古人老早就在歐洲大地發掘出有百萬年前直立人的遺址和幾萬年前現代智人和尼人的遺骸，也早有出土大量的六、七千年前製造的絢麗的彩陶，也出土了五、六千年前鑄造的精美的青銅器。 他們現今的語言和文字，不論是發音還是語法詞彙，都可以直接追源到三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文字和更早的原始印歐語。 他們解譯了三千多年前屬於自己的古文字， 古希臘文 Linear B，也留有記載詳細的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帝國一統歐亞大陸的二千年歷史。 現今的歐洲大地，不僅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在古羅馬時就開始香火延續不斷的天主教堂， 還有在古羅馬帝國的歐洲疆域裡誕生的歐共體和歐元區。 照道理來說， 西方考古人也可以說， 西方文明在自己的歐洲有“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一統實體”。

但西方的考古人顯然沒有這麼描述自己的民族和文明。 這不會是因為他們欠妥象中國考古人那樣概括自己民族和文明的語言能力， 也不可能是因為他們自信的不足。 我想，唯一的解釋是，西方考古人與中國考古人做事想事很不一樣。

我有些好奇： 如果我們的考古人也象西方考古人那樣做考古，我們的考古人又會怎麼描述中華民族的根源？

根據現有的國內外考古文獻，特別是過去二十多年來積累的考古信息和人類分子遺傳學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妨做個嘗試。 他們可能會這麼描述我們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源來。

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 在過去多少萬年來， 歷盡漂泊的艱辛和跋涉的風險。 他們不只是在遷徙的旅途上為我們留下了他們的幾萬年前的聚落遺址，他們的足跡也永久地記錄在了我們的基因里。

大約一百多萬年前， 生活在非洲的一支類猿人（Homo ergaster）率先從非洲走出。 他們走出非洲後分成兩支， 一支由中東遷徙到歐洲大陸。 這一支的後代，在當時冰川紀的冰天雪地的歐亞大陸上，逐漸進化成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 另一支順着南海岸線遷徙到亞洲大陸，來到了爪哇島，也來到了我們的東亞大地。他們就是遍布東亞及東南亞的直立人（Homo erectus）。著名的周口店龍骨山上的北京人就是直立人的代表。

這些早期走出非洲的類人猿，在歐亞大陸上繁衍生存了上百萬年，卻在近幾萬年前從歐亞大陸上消失滅絕。 雖然有最新的分子遺傳學數據表明， 在歐亞大陸的現代人群中有2%-5% 的尼人基因， 這些生活繁衍在歐亞大陸的尼人和直立人，顯然都沒能成為我們這些後來遍布全球的現代人的直系祖先， 也不可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直系先人。

當 Homo ergaster走出非洲時，中華民族的直系祖先卻留在了非洲。 最新考古材料表明，大約在十多萬年前降臨到非洲大陸的冰川紀間期和緊接而來的大規模乾旱，幾乎將我們的直系祖先抹殺殆盡。至今，在我們這些歐亞大陸的人群基隆中， 仍清晰的顯示出十幾萬年前發生在我們非洲先人中的瓶頸現象。 通過對yDNA 和 mtDNA 突變率的計算表明，這些劫後餘生的人群可能還不到五千人。

然而，正是這幾千人的現代人的種子，依靠南非海岸邊上海貝海鮮生存，在不到一兩萬年的時間，隨着氣候的回暖又將他們的足跡帶到了整個非洲大陸。 也就在這段期間內，我們這些現代人的祖先掌握了語言這一獨特的工具，在行為上進化成了現代智人 （Homo sapiens）。 至此，我們的非洲先人們在體質、智能和工具製作技術上為走出非洲做好了準備。

距今五萬到八萬年的舊石器早期的年代（Upper Paleolithic）， 有一小群在體質和行為上已經是現代智人的非洲先人們，隨着氣候的變化，追隨着他們在非洲的獵物，也就是那些大規模遠距離遷徙的牛群、鹿群和羚羊群，漂涉過紅海，走出非洲大陸，進入到阿拉伯半島， 由此邁開了現代人類向全球遷徙的第一步。

分子遺傳學家們通過對全球人類的yDNA 和 mtDNA 的研究分析，認為我們的先人們走出非洲可能只成功了一次。 而且這次成功地走出非洲的先人， 其人數可能也不過就是一個約兩百人的原始部落。 分子遺傳學家們認為，現在除非洲以外的全球的人類，可能都是源於這一小小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部落。

正因為走出非洲的這群先人的數目占當時在非洲的現代智人的總數來說相當小，他們所攜帶的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 也只會是人類總的基因多樣性的一小部分。 當他們走出非洲向全球遷徙的過程中，他們之後再分出的每一族群，會加倍地受到人類遺傳學所稱的隨機基因漂變（genetic drift） 效應的衝擊，其結果會極大地增加他們各自族群向不同的道路上進化發展的速度。 這一遺傳機理，導致幾萬年後形成了以各大洲地理區域為分界線的幾大人種， 如歐洲的高加索白人，亞洲的蒙古人種，澳洲、新幾內亞的土著人。

當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走出非洲時，他們是一群黑皮膚，黑頭髮和黑眼睛的人。這一小群走出非洲的先人們，沿着海岸線進入到印度次大陸。 在印度，一部分走出非洲的先人們取道現在的伊朗、土耳其進入到歐洲大陸， 成為組成現代歐洲人基因庫的最主要來源。 另外一部分， 包括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們，則繼續沿着印度次大陸和亞洲的海岸線向東南方向遷徙，逐漸推進到印度支那。

五、六萬年前的地球， 由於大量的海水被冰凍在地球的兩極和歐亞大陸的北部，東南亞的幾個大島仍是相連的， 形成現已消失的古大洲 Sunda。 在東亞， 日本島仍連着中國大陸。 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和Tasmania三大陸地仍連在一起，形成現已消失的古大洲Sahul。

正因為有這樣的地理條件，我們的這群先人有一部分沿着南海岸線來到了現在的澳大利亞、 新幾內亞、東南亞，然後繼續沿着海岸線向北遷徙， 來到東亞的中國和日本海岸， 沿途留下了眾多聚落遺址。 確實，直到四萬年後的今天， 我們還是能從現今居住在印度Andaman島上的原始居民，澳洲、新幾內亞的原始部落和日本北方的阿努人上找到這條最古老的現代人遷徙路線的痕跡。

我們的另一部分先人則輾轉由印度支那沿河流向內陸遷徙， 來到華夏大地，一直擴散到中亞的草原大漠和西伯利亞。 可能正是這群轉向內陸的先人，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種群基因庫的主要源頭。

大約在兩萬年前，正當更新世（the Pleistocene） 冰川期接近尾聲、氣候逐漸回暖時，全球經歷了一場急速的降溫期 ——末次盛冰期。 在這一冰期， 整個北歐大地和西伯利亞全被冰川覆蓋，大面積東亞北部地區變成了乾旱和寒冷的大漠和草原。 對舊石器早期各個地區的現代智人的頭蓋骨比較研究表明，我們的先人們從非洲來到東亞後的幾萬年時間內，他們的頭蓋骨形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古人群沒有多大區別。 然而，在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冰期間之後，各地區的現代人的頭蓋骨發生了明顯的分化。

由於氣候的急劇變化和冰川覆蓋的程度，可能使這些南遷的族群相互間被冰川隔絕，極大減低了族群間基因交換的機率，同時使基因漂變（Genetic Drift）效應顯著增高。 與歐洲的高加索人種的形成相似，基因漂變和生存競爭的壓力很可能最終促成蒙古人種在東亞的形成。 蒙古人種的頭蓋骨、膚色、牙齒和眼褶特徵的出現，也可能是這一氣候變化的結果。

末次盛冰期的地理氣候環境，必然迫使在這些區域生活的古人們逐步向南遷徙，尋求南方亞溫帶氣候的庇護。 在歐洲， 他們避難到現西班牙南部和東南歐的烏克蘭和巴爾幹地區。 在東亞，他們則向南遷徙到現蒙古和中國的東北部地區。 這些習慣了寒冷氣候帶的南遷的先人，會比南部庇護所的原居民更適應寒冷的冰川期氣候變化， 因此在進化上更具生存競爭力。 這一南遷，一定也導致在這些南部庇護所的人口結構的極大變化。 在東亞發掘的考古材料顯示，在末次盛冰期的五千年期間， 這些蒙古人種的族群的繁衍顯然非常成功， 他們遺址一直擴散到現中國長江以南， 甚至延伸到氣候溫暖的印度支那地區。

距今一萬五千年前，全球回暖。 我們這些蒙古人種的先人， 一部分又開始隨着氣候的變化向北遷徙， 回到了中國的西北黃土高原，也回到了蒙古和西伯利亞北部。 全球剛開始回暖不久，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 Event）的極度寒冷氣候突然降臨到地球的北半球。 這一突發的氣候變化，可能直接促成了人類由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向定居聚落的革命性轉變，引發了約一萬年前在西亞兩河流域的農業革命。 也正是這一期間，在東亞大地上， 我們的先人們開始了農耕定居的新文化。

在我們眼裡， 西伯利亞是一個寒冷荒涼的代名詞。 然而，一萬五千年前，那是我們中華民族元祖的家園。 正是在西伯利亞幾萬年的生存，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積累了代表我們民族的特徵和智慧的基因。 也正是這些一萬五千年前為逃避冰川從西伯利亞南遷的族群， 他們的後人在長江邊建立了以水稻為主的河姆渡農耕文化， 在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上建立了仰韶文化，在東北平原和蒙古大漠上建立了紅山文化。

就這樣，我們的先人五、六萬年前走出非洲， 歷經了四萬多年的漂泊，最終在中華大地上找到了歸宿。

由人類分子遺傳學研究得出的走出非洲的古人遷徙路途表明，我們的先人在印度次大陸分成兩枝遷徙後，幾萬年來從兩個方向進入到歐亞大陸，他們在連接東南歐的烏拉爾山脈和西伯利亞南部的阿爾泰山脈間的歐亞大草原上也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在西伯利亞和貝加爾湖畔， 考古學者也發現了類似歐洲大陸距今四萬年到二萬五千年的多處舊石器年代聚落遺址。 近萬年來，同樣是這條貫穿歐亞大陸的草原通道，將西亞的青銅、牛羊和東南歐的車馬傳到了位於歐亞大草原東邊的華夏大地。

既然近萬年以來古人都能連人帶馬、拖兒帶女地從西亞來到我們的阿爾泰山脈下的草原大漠和沙漠上的綠洲上安居，那麼歐亞大陸東西兩邊古人相互間的文化影響，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源於西亞的青銅冶煉和牛羊車馬都能傳到中原，同一時期里在西亞產生的創造文字的意念和構想也就不是沒有可能啟發了殷商的文字創造和運用。

如果說，堅信我們的民族和文明獨立起源的中國考古前輩的依據是喜馬拉雅山嚴寒的雪峰和中亞大陸寸草不生的大沙漠所帶來的地理割據的必然， 他們的堅信會不會因為這幾萬年來就存在的歐亞草原通道而產生些許動搖？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很多中國文化人眼裡，考古學可能還只是個“西體中用”的成功例子。 雖然我們的考古人也不再提什麼黃帝紀年，他們無疑地繼承了百年前黃帝紀年考證人那種“自強以御外辱”的初衷。 在現有的考古信息面前，要是中國考古人也能像西方考古人那樣做考古，他們會不會象上面那樣來探討中華民族的起源？ 他們還會不會繼續一廂情願地將我們遠古先人上萬年來通向西方的文化通道的大門一關了之？

我的期望是，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考古人會在新編中小學歷史課本上寫下, 我們的中華民族， 上下五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