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半年，國軍新一軍的孫立人、新六軍廖耀湘等七個軍在杜聿明的領導下向共軍發起了進攻，把林彪打得滿地找牙，林彪的部隊一路敗亡，國軍一路攻克四平、長春，直把林彪趕過了松花江，並把他團團圍在哈爾濱城內。這個時候，蔣公卻在關鍵時刻當起了宋襄公，主動命令國軍單方面停止追剿。停戰十五天后，又應周恩來要求，再停戰八天，後來這個停戰期限維持了半年，半年中，共軍再次擴軍到100萬以上，接受了蘇聯繳獲的一百多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改造了五十多萬偽軍為“解放軍”，然後在1947年年初大舉進攻國民政府。


內戰的發起者當自己勢力不濟時，就假惺惺地要求停戰；停戰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一旦勢力大了，馬上就要重燃戰火。他們還假惺惺地要求民主，弱的時候就要組織聯合政府，強的時候，就倒打一耙把合法的國民政府的領袖宣布為戰犯。談判的時候，就不惜獻媚般地讚美美國，欺騙美國，利用美國壓制蔣介石進行和談，一旦要開戰了，馬上變臉把美國塑造成魔鬼。


60年前的那場國共兩黨大戰，把地處戰略要衝的長春投入血海。1948年3月，長春已經處於中共領導下的東北野戰軍的重重包圍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指揮2個軍6個師及其他部隊共10萬人，擔任堅守長春的艱巨任務。為此，毛澤東為了減少自身傷亡，採取兵不血刃，圍困長春的戰略，對長春實行了“長圍久困，展開政治攻勢和經濟鬥爭，使其糧彈俱困，動搖時再攻”的方針，約16萬大軍把長春圍困得鐵桶一般。


　　圍城部隊在長春城外方圓25 公里的地區，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資運入市內，禁止市內人員出城。這一措施，等於卡住了國民黨10萬守軍的脖子，吃飯成了大問題。6月，守城的國民黨正規軍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兩糧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減少了1/3。8月以後，除了新7軍每周還能吃上一頓大米飯外，其他各軍只能靠高梁米摻大豆度日。到了9月，國民黨守軍無法發出任何糧食，只好給士兵發錢，由各連士兵自己去買着吃，買到什麼就吃什麼。後來鄭洞國在回憶堅守長春的情況時曾這樣說：“因為共軍的封鎖，四鄉糧食來源斷。唯靠飛機空投，不僅數量少，而且……既飛得高，又不按規定辦法投擲，把許多糧食誤投到城外共軍的陣地上……”市內存糧日益減少，加以市場投機倒把，糧價一日數漲，市場混亂，市民和軍心不安。城內餓死的人越來越多，長春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餓瘋了的人們吃光了全城的樹皮、樹葉，甚至吃人肉，一枚金戒指僅能換一個饅頭，一麻袋紙幣買不到一個窩頭。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區城建局環衛科長。他回憶說∶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市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 “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家住長春市東朝陽路的李素娥老人說∶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懨懨的，是最先餓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她回憶，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裡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餵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老人說，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今紅旗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麼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櫃、炕席什麼的，後來就那麼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死人。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着，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十里、八里外都熏得頭痛。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 “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着，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着枕頭，女的摟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牆上一隻掛鍾，還“嘀嘀嗒嗒”走着。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着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干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麼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老人說∶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里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老人回憶說，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1955 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這樣的悲慘景象太多太多了。


　　經過近 5個月的圍困，突圍不成、插翅難飛的國民黨守軍全線崩潰。10月17日，國民黨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18日，國民黨嫡系部隊新七軍宣布投降；19 日，東北野戰軍正式接管長春，全城和平解放。據有關史料記載，長春的居民人口由圍困前的50萬左右（包括圍城前從周圍地區逃至長春以躲避戰亂的難民）銳減到圍城後的17萬人。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其一是軍旅作家張正隆在其長篇報告文學《雪白血紅》裡說餓死15萬人，由於他掌握的資料有限，這種說法不足為信。另外1975年被釋放的國民黨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65萬人。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闆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裡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麼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跡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65萬說不靠譜。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洲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洲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党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軍完全切斷。後來城裡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裡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產黨軍隊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瀋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30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為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敬業精神相對較好，說法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30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餘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作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繫呼吸運動的熱量。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