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筆者曾在拙文《略談中國史學雙重職能》中引述過劉少奇的兩段話：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但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做錯事時害怕歷史，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歷史。他晚年愛說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讀者可能會由此而追問筆者：那麼，毛澤東對於歷史是持什麼態度呢？是不是也像劉少奇那樣：或是在做錯事時懼怕歷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時寄希望於歷史呢？

    筆者曾就此問題作過長時間思考並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所擁有的政治經歷不盡相同，故而他們所遭遇的歷史問題也不盡相同：毛澤東有類似於劉少奇因做錯事而“懼怕歷史”的問題，但無類似於劉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於歷史”的問題。

    就中共高層權力角逐最終結果來看，毛澤東無疑是最強者，是最善於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問題，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於歷史”的問題。

    誠然，毛澤東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過整，也曾受過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蘇區時就曾被指責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被奚落為一個狹隘經驗主義者，即一個沒有出過國留過洋而只擅長在山溝溝里打轉轉的人，一個沒有讀過許多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諸如《三國》、《水滸》那類舊書的人。

    然而，毛澤東已經把自己挨整的事給擺平了，甚至平過了頭。例如，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就已經把那些整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雖沒有整過他但也沒有推崇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已經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給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過的污點也都給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個沒有任何瑕疵的人，一個通體透白並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寧說是一個完全超凡脫塵的神。

    無庸置疑，毛澤東在歷史上做過許多錯事，許多後果極為嚴重的大錯事，比如做過發動“大躍進”致使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錯事，又比如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數萬萬人歇斯底里的大錯事。

    那麼，毛澤東會不會因此而懼怕歷史呢？

    筆者曾就此問題作過肯定性論述，即在《略談中國史學雙重職能》一文中指出，毛澤東臨終前不久關於“我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就是在很認真地“推測他死後人們將怎樣評價他，並顯得有些放心不下”。

    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提出過“毛澤東怕不怕史”這一問題。李先生聽後眼睛一瞪說：“他怎麼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麼長時間，做了那麼多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墨跡、許多他的親筆墨跡。他這是因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怕史！怕留下他做壞事的親筆記錄，怕讓後人罵。”

    可問題是，毛澤東本人畢竟沒有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至少就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來看，他沒有能像劉少奇那樣直截了當地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

    毛澤東熟讀中國史書，自是能夠讀出中國史書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貶人物，既很在意褒揚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貶斥那些作了大惡的人，使之遺臭萬年，故能讓那些“亂臣賊子”和“無道天子”感到懼怕。所以，毛澤東很明白，像他這種執掌過大權且又做出過大事故而必上史書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懼怕歷史，就似乎在對號入座了，承認自己做了大惡，至少顯得自己有做了大惡的嫌疑。

    不過，毛澤東雖沒有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但不等於他不懼怕歷史。要識透像毛澤東這種言辭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關鍵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即通過觀察其行為方式來確證其內心想法。

    當然，這種確證隱有一個前提，即毛澤東的行為與毛澤東的意圖有着高度的相關性，故可以從他做了什麼中看出他想了什麼。

    依據這一求證理路，筆者側重考察了毛澤東作為執政者的一種最具有標誌性的行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說，此公入主北京後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黨人士，尤其是本黨高層人士。

    這種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這樣兩個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兩個手法都不僅有着現實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歷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都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歷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

    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言之鑿鑿地向歷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從毛澤東所使用的這兩個整人手法所具有的歷史效能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整人者還是很在乎歷史的，很在乎自己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飾它，儘量設法去模糊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歷史記述；也很注意去粉飾它，儘量設法去收存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歷史記錄。簡言之，此整人者還是有些懼怕歷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澤東的前一個整人手法及其歷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澤東的後一個整人手法及其歷史效能。

    上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充當打手；讓他們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歷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毛澤東若是決意整治一個人，就會責令手下人都要摻和進來，都要一起來對這個人說絕情的話、做絕情的事，都要一起來朝這個人吐雨點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頭。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裹挾着整個中共中央向鄧子恢等人發難。全會計有248篇發言，內容大體一致：一方面高調擁護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評鄧子恢“小腳女人”，指責後者“右傾保守”，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等等。

    在這248篇發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鄧子恢自責自貶的發言：痛說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檢討自己再次犯了“原則性錯誤”。

    又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裹挾着整個中共中央向彭德懷等人發難。據李銳先生記述，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被印發下來後，多數與會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認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7月26日，毛澤東又發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於是不論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着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

    事隔二十餘年後，李銳先生憶及當時心情：“說實在的，這十多天會，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注視下，除陳少敏一人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贊成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贊成“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誠然，在這許許多多舉起的手中，有的是出於主動的，有的則是出於被迫的；但就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主動舉起的手，還是被迫舉起的手，都無一例外地擊打在劉少奇的身上，儘管擊打的程度輕重不一，因此，也都無一例外地沾上了劉少奇身上的血，儘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澤東在糾合其黨徒整治其政敵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不願摻和其間的人，一些不願與他同趟渾水的人。他都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人，或是當即予以呵斥，讓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後算賬。

    在“廬山會議”上，當朱德批判彭德懷不力時，毛澤東當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譏刺得這位總司令“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話。”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大多數中央委員不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積極批判劉少奇時，毛澤東當時隱忍不發，只是對他們做了說服爭取工作。可是到了會後，他便默許乃至縱容“造反派”去衝擊他們，去責難他們冥頑不化地犯了“推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貼了大字報，其中許多人還被開了批鬥會、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坐“噴氣式”以及遊街，蒙受種種羞辱。

    不過，這些被批鬥者的結局不完全一樣。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屬劉少奇嫡系人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關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恥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澤東去世後，亦是“文革”結束後。

    至於其他人的結局，則視其對毛澤東的認錯態度如何而決定其能否再獲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寫出了痛罵自己糊塗的檢討書和痛責劉少奇歹毒的批判書之後，或說是補做了毛澤東先前布置過的整人作業之後，獲得寬大處理，補考過關，遂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恢復組織生活，重返領導崗位，並在一段時間內作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狀，以報主席知遇之恩。

    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自己也會被整，也會被眾人狠踢猛踹，以致遍體鱗傷。

    毛澤東的這種整人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

    1987年整胡耀邦時，中共高層開了所謂“民主生活會”，其間絕大多數與會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種從先主席那裡學到的整人伎倆：聯手圍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語地肆揭老底，硬是把這位“紅小鬼”出身的總書記整得淒悽慘慘乃至“失聲痛哭”。

    1989年整趙紫陽時，又有許多中共高層人士故態復萌，紛紛表示要與現任總書記劃清界限，並一致聲討他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硬是將“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開成了一個批鬥會，一個鴰噪四起、格調低下的批鬥會。

    直到十六年後趙紫陽去世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仍心懷禁忌，不敢去趙家靈堂弔唁，不敢去八寶山告別，不敢去為他們的這位老同事、老領導送最後一程路，硬是把絕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澤東數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也就是這位黨主席身邊的那些黨中貴要，大都做過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尤其是毛澤東執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大都低於常人的道德水準。這正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不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僅大都曾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整得檢討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還有一些人如劉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說，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經歷，既有過作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經歷，也有過作為告饒不止的挨打者的經歷。他們既做過“胯夫”，也做過“胯下之夫”、毛澤東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恥辱，既有過作為凌辱者的恥辱，也有過作為被凌辱者的恥辱。他們都幾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過毛澤東所給予的恥辱。

    在這個黨的高層中，既積極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又未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本黨亦被世人公認為大奸大惡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賢之輩。

    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橫道”這個古語，不能不認為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生態，是相當險惡的，也是相當醜陋的。

    在此，我們不妨將國共兩黨高層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簡要比較。

    當蔣介石決意懲處確有反意的國軍元勛鄧演達時，一批與鄧演達有着數年袍澤情誼的黃埔將領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如陳誠在獲悉鄧演達被捕後，立即致電蔣介石，予以力保；隨後在獲悉鄧演達被害後，再次致電蔣介石，提請辭職，聲言：“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

    而當毛澤東決意整治並無反意的共軍元勛彭德懷時，一大批與彭德懷有着數十年戰火情誼的紅軍將領紛紛圍上來朝他吐唾沫、潑髒水，東拉西扯、無限上綱，還翻出一大堆陳芝麻爛穀子，氣勢洶洶且婆婆媽媽，一如街婦聚罵之行狀。他們還一致舉手贊成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並給他安上了兩個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個是類似於“漢奸”罪名的所謂“裡通外國”罪名，一個是類似於“結黨謀反”罪名的所謂“組織軍事俱樂部”罪名。

    當蔣介石將張學良監禁後，仍有許多國民黨大員去看望他。其中張治中將軍三次專程探視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鳳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灣新竹井上溫泉（1947年）。他次次都與這被監禁者長時間地促膝談心，還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這被監禁者給蔣介石捎信或捎話。

    而當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後，則見許多中共大員紛紛變臉，對落難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廬山返回北京時，除張愛萍將軍外，大家“都不願和彭老總同機”，以至於“那架飛機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幾個人。”

    又當毛澤東將彭德懷只是閒置京郊吳家花園而並未監禁時，就沒有多少中共大員去探視他，更不要說去與他促膝談心了。彭德懷曾對不期而遇的謝覺哉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來往了。在吳家花園，只有總司令（即朱德——引者）來看我，找我下棋……還有帥大姐（即帥孟奇——引者）來看我……”

    不過，彭德懷自己也曾“規定一個軍人也不見，以免引起嫌疑，牽累來者”。因為，他背的畢竟是“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至於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不都是絕情者。李志民上將就曾暗中派其兒子避開吳家花園門口崗哨，翻越圍牆進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總是否還在人間”。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無疑會給落寞將軍帶來一些暖意。

    當彭德懷被正式收監後，除提審人員外，就沒有任何袍澤故舊來探視他了。

    又當彭德懷知道自己身患絕症而提出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後，仍沒有任何中央大員來看望他。

    落難將軍不勝悲鳴：“無緣無故地關了我這麼多年，有誰來看過我一次？有誰來找我談過一次話？我槍林彈雨中征戰了一輩子，到如今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蒼天啊！你真不長眼！”

    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里。這一遷葬實屬孝舉，合理，合情，尤合他們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麼薄情，我又何必死後硬要與你們擠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與你們拉拉扯扯，死後也孤傲，羞與你們同葬一處！

    一些半路結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國民黨人士在涉身毛澤東整人運動時，也似乎顯得比許多老中共黨人更講義氣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當許多中共大員紛紛指責彭德懷偽裝艱苦樸素故而是“偽君子”時，前國軍上將張治中站出來說話：若說一個人在短時間裡搞偽裝，還能夠說得過去；但若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搞偽裝，就很難說得通了，一個人“怎能偽裝一生呢？”

    頗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也曾高度評價過張治中的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勝利後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很不贊成。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從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似應為‘文化大革命’——引者）時，有次（似應在1967年國慶觀禮時——引者）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上遇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張治中任職國民黨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後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他結盟中共後，又能在毛澤東如日中天時當面向其諫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過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很過火（“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說出了當時所有中共高幹都不敢說出的話，故又再顯古士之風。

    據一個原人大附中紅衛兵頭目回憶：在當年被他們抄家的那一個個名人政要中，絕大多數者都對他們這些“紅衛兵小將”點頭哈腰，低聲下氣；只有兩個人不買他們的賬，非常硬氣，令他們感到很是威嚴。在這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張治中將軍。

    當許多老紅軍紛紛揭發批判彭德懷時，原為東北講武堂出身的國軍第111師333旅旅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萬毅，先是在廬山上為彭德懷說話：“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繼又在北京城為彭德懷說話：“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膨脹，眼睛只看這天上的‘衛星’，全然不顧地下老百姓們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意見書’一點沒錯！誰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讓他批去吧！”

    又當許多老紅軍紛紛舉手贊成開除黃克誠的軍籍、黨籍時，原為西北軍軍官學校出身的國軍第26路軍排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李雪三，“就是不舉手”，“自始至終保持沉默”。

    許多年後，黃克誠回憶了當時挨整的情景：“會議調整了對策，集中了所有和我關係多的人，要求他們揭發、批判我。為了避免包庇‘反黨分子’之嫌，許多人都得表現一下。於是這個說我是怕死鬼，那個說我是殺人犯。”但是，“也有幾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為人的同志，在會上一直沒有發言。這樣做是要擔風險的，連我都擔心他們會受連累。”

    當許多新中國的新貴們附和着那個新中國的新主子而一窩蜂地去圍斗梁漱溟先生時，原國民黨高層人士何香凝、陳銘樞則為挨整者說了公道話。

    何老太太在那個一邊倒的會議上，“唯一”發言肯定梁漱溟曾經反過蔣介石，從而回應了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潑罵：“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罵聲中，仍然稱挨罵者為“梁先生”，令這聽用者久久不能忘懷。

    陳銘樞則在會上逼毛澤東表態：梁漱溟問題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費舌耗時”；若是後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漸醒悟”。毛澤東答覆：“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麼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台灣有什麼聯繫，因此，他的問題仍屬於思想範圍的問題。”

    當老共產黨人賀龍落難而其子女無處可躲時，老國民黨人何香凝收留了他們，並把他們藏在周恩來嚴令不許任何人衝擊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臥室。

    當劉少奇已被公開批判而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時，宋慶齡仍給劉少奇子女寄賀年卡，並向劉少奇夫婦贈送《宋慶齡選集》，還在書上寫着：“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發後，“文革”酷烈形勢有所緩解，劉少奇子女“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請求把他們“要求見爸爸媽媽”的信轉交黨中央、毛主席。他們寄給其他人的信有什麼反應不得而知，寄給宋慶齡的信則如願地轉交到了毛澤東的案前，並獲其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的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麼樣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這一整人手法能夠獲得現實與歷史兩方面效用。

    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現實效用，主要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其一，能夠造成人人喊打的聲勢，既鼓勵打手，又震懾對手。

    在中共黨內，彭德懷不僅戰功赫赫，而且為人剛直，敢作敢為且口無遮攔，如敢於在中南海高層會議上疾言指責毛澤東：“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如敢於當面斥責周恩來：“老奸巨猾”。這就使得許多中共高層人士都很忌憚他，忌憚他直言骨鯁，不留情面。

    顯然，要整治這樣一個令許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這許多人都發動起來，相互聯手且相互壯膽地去圍斗他。其間，人越多，勢越大，收效也就越顯著。

    毛澤東自是深諳此道，自下決心整彭德懷起就不斷擴大整彭規模：先是在廬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擴大為所有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繼又在廬山下，把一百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擴大為一千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即是把全軍每個師以上單位的兩位正職首長統統調集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圍着彭德懷大吼大叫，將星燦爛且唾星四濺。

    彭將軍身經各種惡戰，卻從未遭遇如此狂亂的口水戰，惶惶然而無所措，最終不得不做出退卻，寫出違心檢討：“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毛澤東見此檢討即做批示：“此件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夠測試手下人對他毛澤東的態度，猶如趙高“指鹿為馬”，視順應者為可用之材，視不應者為必除之敵。

    毛澤東在其整人過程中，特別在意手下人的“立場問題”或“態度問題”，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他毛澤東一邊；而不問他毛澤東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把對他毛澤東的忠誠置於對事實真相的求證之上。

    在中共黨內，彭德懷曾一直被公認為是一個襟懷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個愛國、愛黨的人。毛澤東心裡明白這一點，並明白其他黨人也明白這一點。

    可是，毛澤東偏偏要指控彭德懷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叛國者、反黨分子，偏偏要把“鹿”說成是“馬”，並嚴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態，說一說這“鹿”究竟是“鹿”還是“馬”？

    隨後，他便放過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說成“馬”者；而揪住那些異議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鹿”者，將他們也一併打倒，也一併指“鹿”為“馬”，指控為彭德懷同黨分子。

    據劉少奇的一個衛士回憶，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長散步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發現許多中央首長都有些怕彭總，他想知道彭總是不是真的那麼可怕。劉少奇告訴他，彭總並不可怕，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

    然而，正是這位曾經贊言彭總“黨性極強”的劉少奇，上了廬山後，便附和着毛澤東，硬是把彭總說成是一個蓄謀已久的反黨分子，硬是把“鹿”說成是“馬”。他甚至到了數年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也就是在彭德懷廬山諫言已被事實確證後，還附和着毛澤東，繼續朝彭總肆潑髒水，繼續把“鹿”說成是“馬”，竟能夠煞有其事地大談彭總的所謂“裡通外國”問題、所謂“組織陰謀小集團”問題，並藉此宣布“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上將鄧華為彭德懷說了幾句公道話，隨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寫出檢查；

    中將萬毅拒絕批判彭德懷，並解散由他分管的那個批彭小組（由出席會議的總叄謀部人員和軍委辦公廳人員組成），隨即被當做“彭德懷的狗腿子”看管起來；

    少將鍾偉忍無可忍，大吼出場，指責批彭者“無中生有，造謠惑眾”，隨即遭到更為嚴厲的處置：話音落下不到五分鐘，就被急衝進來的荷槍實彈的衛兵戴上手銬，架出會場。

    會議組織者如此對待鍾偉，已超過了史上趙高所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沒有做到當庭就拿下那些說實話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裡陷害他們（“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史記?秦始皇本紀》）。

    其三，能夠離間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讓他們絕情相逢，變袍澤為陌路，變故舊為冤家。

   “廬山會議”後期，彭德懷被置於第四組接受批判，而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大都被安排在這一組參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會議的現役軍隊將領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會議的紅三軍團老人之幾乎全部。

    如蘇振華（曾任紅三軍團第12團政委）、李井泉（曾任紅三軍團第4師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紅三軍團第2師政治部主任）、楊勇（曾任紅三軍團第10團政委）、張愛萍（曾任紅三軍團第11團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組，都被要求面對面地揭發批判自己的老首長。其中，蘇振華、李井泉表現得最為積極，頻頻發言、句句誅心。

    1973年，毛澤東借中美關係問題整周恩來，先是開政治局會議批周恩來，繼又將政治局會議開成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更多的人擴大進來批周恩來。在這擴大進來的人中，就有所謂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為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四少”為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

    這些批周恩來的與會者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尤其是來自外交部的那幾個老人，都是跟隨周恩來數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們都被驅趕着圍上前來，面對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長發難，怒斥他的種種不是，還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還會動用酷刑來摧毀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逼使他們無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製所謂“二月兵變”案時，整人者就是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讓賀龍元帥的諸多老部下“招供”的，讓他們莫須有地招供：他們的老首長早年就曾與蔣介石的“特使”熊貢卿密謀，並“談妥”了叛變條文；近年又曾為研究“兵變”而先後召開過“八次黑會”，謀劃如何奪取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的指揮權，並將“兵變時間”定在“十月一日”。

    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經百戰的老將軍，都是一些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可是，他們扛得住昔日的艱難困苦，卻扛不住此時的嚴刑拷打。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整人機器是多麼暴虐和多麼高效！

    毛澤東如此整人的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當年彭德懷、周恩來挨整的情景，即一種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眾叛親離的情景。

    當時中共高層也開了一個會，一個所謂“民主生活會”。主使者也是精心設局，唆使諸多與會者紛紛向胡耀邦發難。


　　在這些發難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黃火青、鄧力群等本來就與胡耀邦心存芥蒂外，還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鶴壽等過去曾與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於胡耀邦，並受惠於胡耀邦，本應感恩戴德於胡耀邦，可是，此次卻充當了整胡耀邦會議的主持者。王鶴壽早在“延安時期”就與胡耀邦過從甚密，是所謂“桃園三結義”者之一（另兩人為胡耀邦和陶鑄），可是，此次竟將胡耀邦私下對他說過的“一些心裡話”給揭發了，令落難老友“傷心之至”。

    作為回應，彭德懷、周恩來以及胡耀邦，對於這些勢利反目的袍澤故舊，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極度的悲憤外，還有極度的厭惡。無庸置疑，彭德懷對李井泉、蘇振華的鄙夷程度，周恩來對喬冠華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對王鶴壽的鄙夷程度，都一定會遠遠地超過他們對其他發難者的鄙夷程度。

    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歷史效用，主要表現為這所有參與整人者都替毛澤東分擔了相應的歷史責任。

    毛澤東通過這一手法而讓所有手下人都攤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讓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欠上歷史的帳，都背上挨整者的債。於是，他便與他們結成了某種責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責任，他們也有不可推卸的幫凶整人的責任。主使者與幫凶者，共進共退，共榮共辱。

    這就使得他的這些手下人在日後面對歷史時，不僅有可能不說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種舉措，某種既能為毛澤東開脫歷史責任、也能為他們自己開脫歷史責任的舉措。

    其一，這一手法使得毛澤東的手下人有可能為自己也參與其間的毛澤東的整人活動進行辯護。

    因為，為毛澤東辯護，也就是在為他們自己辯護。同理，為他們自己辯護，也就是在為毛澤東辯護。

    其間，最突出的例證，莫過於鄧小平為“反右”運動所做的那個著名的辯護：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在這段辯護詞中，第一句話為整個運動定性，隨後幾句話都是為第一句話做論證；最後一句話僅七個字，承認這場運動有擴大化錯誤，意思是說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過頭。

    整段辯護詞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八個字：一句是“基本正確”，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說，其正確的方面是其“質”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總體上應予以肯定。

    鄧小平的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成了執政黨給“反右派鬥爭”定性的“最權威的說法”，成了官方定論。

    不過，這個“最權威的說法”是大有問題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問題，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問題。

    其間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什麼叫“擴大化”？這個“擴大化”究竟擴大化了多少呢？

    按執政黨自己提供的數據，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萬人中，竟有五十四萬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別或維持原判。能被執政黨“坐實”為“右派”者寥寥無幾，其中全國知名者僅數人。

    顯然，用這個涉及寥寥無幾的人的“罪名”，來為那個涉及許許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這就如同把一張只有三五個“黑點”的白紙硬說成是一張“黑紙”一樣，已近乎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了。這不僅違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減法常識，也違反了執政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關質量互變規律的學說。

    在這段辯護詞中，鄧小平還做了一些論證，一些很難站得住腳的論證。

    論證之一：之所以要反擊“右派”，因為，“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反對“三大改造”，反對“社會主義”。

    可問題是，後來鄧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試圖恢復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東西。

    例如，他支持“包產到戶”，可以說是在試圖恢復某些已被“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否定了的東西，即是把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集中起來的土地再分給農民“單幹”。

    同理，他讚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也可以說是在試圖恢復某些已被“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否定了的東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擱在五十年代，則不是屬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就是屬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對象。

    顯然，鄧小平這是在搞雙重標準：只疾言批評“右派”對“三大改造”的否定——限於言辭的否定；而並不妨礙談自己也將對“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諸行動的否定。

    另外，鄧小平還曾坦承：自己過去對於“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義的理路，鄧小平的這種“不是完全清醒”的認識，不足以使他能夠十分確定地斷言：贊成社會主義就一定是正確的，反對社會主義就一定是錯誤的。可實際情況是，他對這個他“不是完全清醒”的問題，卻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確定的結論：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應予以“反擊”，再據此咬定五七年“反右”運動“還是要肯定”。顯然，在這看似完全確定的結論里，是有許多臆斷成分的。

    論證之二：之所以要反擊“右派”，是因為“那時候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

    若說五七年的秀才們言辭激烈，尚為可信；若說他們“殺氣騰騰”，就有些誇大其辭了，甚至是在搞栽贓陷害了。例如，當時被認為是最顯“殺氣”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論，即“要殺共產黨人”的言論，就是經“斷章取義”且“橫加篡改”而炮製出來的。

   “右派”們即便真的說了“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的話，只要不付諸行動，不搞殺人放火，不搞武裝暴動，也至多是思想問題、言論問題，故不應受到法律意義上的懲處。

    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只是說了他“想要”發動世界大戰的話，就把他送交國際法庭予以懲處。

    同理，我們也不能因為一個人只是說了他“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話，就把他打入社會底層，剝奪他們的一系列公民權利：或批鬥他，剝奪他的人格尊嚴；或開除他，剝奪他的工作權利；或流放他，剝奪他的居住權利；或拘押他，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將他拘押致死、剝奪他的生命權利。而這一系列的“剝奪”，正是鄧小所斷然肯定的那個“反擊”的實際內容。

    論證之三：“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言下之意，反擊了“右派”，我們就能前進。

    可是，事實又是如何呢？事實是，“反右”一年後，我們便“前進”到“大躍進”中去了，進入了餓死數千萬人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在此之後，通過繼續“反右”，我們又“前進”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禍害整個民族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經歷了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先是受創沉沒，繼而蒙羞浮起，終又受創沉沒……

    顯然，鄧小平的這段為“反右”運動辯護的話，是強詞奪理的，並已強詞奪理到不顧及基本史實的地步。這個所謂最權威的結論語，實為最蠻橫的狡辯詞，並很有可能作為最經典的荒唐話而載入史冊。

    人們不禁要問，鄧小平這個頭腦十分清楚的人為什麼會說出如此胡攪蠻纏的話呢？

    一個可能是最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就在於鄧小平因自身與這場運動有很大干係而難以客觀地正視它、評說它。

    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不僅自任統帥，主持制定大政方針，還讓鄧小平做了副統帥，即所謂“前台總指揮”，全面負責落實這些大政方針。

    鄧小平則不辜負毛澤東的重託，克盡厥職，不遺餘力地替毛澤東分擔“反右”重任：既事無巨細地幫毛澤東統籌安排，在前台具體指導“反右”運動；又振振有詞地為毛澤東論說一切，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總評“反右”運動。

    權力不僅應與事功相匹配，還應與責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權力，就不僅應做出多大的事功，還應承擔多大的責任。

    毛澤東讓鄧小平當上了“反右”運動的副統帥，不管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事實上就是讓鄧小平為這場運動，不僅要做出僅次於他毛澤東的事功，還要承擔僅次於他毛澤東的責任。日後若要追究這場運動的歷史責任，第一個要追究的當屬統帥毛澤東，第二個要追究的就屬副統帥鄧小平了。

    也就是說，在“反右”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共進共退、共榮共辱：若是肯定“反右”運動，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後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運動，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後者。

    毛澤東的這一人事安排，不僅收效於當年如何實施“反右”決策事，即得到了鄧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於數十年後如何評價“反右”性質事，即獲得了鄧小平的竭力辯護。

    可見，鄧小平為“反右”運動作辯護，也是在為他自己歷史作辯護，因而也就難免會辯護成上述那種強詞奪理狀，乃至蠻橫無理狀。

    另外，還有一個以往人們不大注意的問題，就是按照政治運作程序，若是要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就必須正式推翻有關這場運動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並獲會議通過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這一結論，也必須經由中共中央全會一級組織做出相應決議並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應決議並予以公布，就必然會帶來這樣一些後果：

    一是會彰顯鄧小平在這場運動中所曾扮過什麼樣的角色、以及所應負有什麼樣的責任；

    二是會迫使鄧小平為此而必須說上一些認錯的話、道歉的話。

    顯然，這前一方面的後果是鄧小平極不願意看到的，這後一方面的後果則是鄧小平極不願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規避的。

    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與他的老戰友宗鳳鳴議論過他們的老首長鄧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給“反右”運動平反事做過一番評論：幾十萬“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幾個人沒改過來，他還堅持“反右”運動應該肯定。這說不過去嘛，沒有道理。

    趙紫陽還說：他這個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損自己形象的事，是堅決不做的，即使這件事是正確的，也堅決不做。

    趙紫陽還多次談到：鄧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執行，不能反對。他就是這樣性格的人。

    在筆者看來，趙紫陽所謂鄧小平的“這樣性格”，頗得毛澤東的某些遺風，即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遺風。

    他為了保證那場曾由自己直接領導的“反右”運動“還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給幾個人平反，再用這幾個人的案情，去給那整個涉及幾十萬人的大案定性。

    結果，這就使得許許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餘年後，至多只能獲得“改正”，而不能獲得“平反”。這也就意味着他們不能獲得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整人者所應給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機關所應給予的賠償。鄧小平如此行事很難不讓人理解為：他寧可不給蒙冤受屈二十餘年的數十萬人徹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損失。

    其二，這一手法使得毛澤東的手下人有可能為自己也涉身其間的毛澤東的整人史實進行掩飾。

    因為，為毛澤東掩飾，也就是在為他們自己掩飾。毛澤東不想讓後人知道當年整人詳情，他們也不想讓後人知道當年整人詳情。他們與毛澤東已近乎結成某種保密同盟，儘管他們自己未必會承認這一點。

    1959年出席廬山整彭德懷會議者計有一百六十餘人，其中參與整人者，即對被整者多多少少做過誅心之論者，當有一百五十餘人。到了1978年彭德懷案獲得平反時，仍有不少當年參與過整彭德懷的人還健在着，但其間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詳說廬山整人會議的真相，詳說自己曾親眼目睹並親身參與的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保持了某種沉默，某種既是在維護毛澤東形象、也是在維護他們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體失語。

    所幸在被他們參與整治的人中，還有一些倖存者，並且在這些倖存者中，還有膽氣猶存且筆鋒猶健者，還有一個叫李銳的人寫出了《廬山會議實錄》一版、二版、三版，將當年“廬山會議”上的許多隱情、許多嘴臉，逐次暴露得越來越清晰。

    結果，廬山上的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雖為其間的整人者所掩飾，卻為其間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寧說所指控。史網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銳寫出這本書曾獲益於胡喬木：一是成書前曾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二是成書後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此公儘管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得很“左”，遭人詬病，被戲稱為“左王”；但在支持李銳寫出“廬山會議”史實這一問題上，不能不說是明智的，應予肯定，否則有失公允。胡喬木畢竟出身學堂，並長期從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還懷有着中國書生通常都懷有着的那種敬畏歷史的情結。

    與“廬山會議”的隱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會”的隱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後兩次約李銳長談：第一次長談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後），自14：40至20：20，歷時5小時40分；第二次長談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歷時7小時整。

    在兩次長談中，胡耀邦談了自己所親身經歷過的許多事，重點談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談了發生在那個所謂的“民主生活會”上的許許多多的事：

    ——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呈了。

    ——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於何地？

    ——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老爺子（鄧小平）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

    ——余秋里“第一個放炮”，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王鶴壽背棄友情，黃火青結怨泄憤。

    ——與鄧小平衝突的“導火線”，是因為我與他私下裡談論：“我半下”（即辭去總書記職而任軍委主席職），“三老全下”（即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全退）。鄧則背着我抱怨：“為什麼讓我下？”並斷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處置我，“是歷史不公平”。

    ——“應當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希望有個平反的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

    李銳用心記下了胡耀邦的話，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後（1989、4、19），在中顧委悼念胡耀邦支部會議上，轉達胡耀邦生前“希望有個平反結論”的“帶有遺囑性質”的要求，並請中顧委“正式轉告中央”；後是於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後將上述胡耀邦談話要點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公開發表。

    筆者在看到此文發表前的原打印稿時，除了驚異於文中所披露的諸多內容外，就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即胡耀邦為什麼要將這些私密且怨憤的話告訴李銳，告訴這樣一個先前與自己交往並不多的人？

    如李銳所言，“耀邦下來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關係，沒有歷史淵源。”胡耀邦與李銳兩人出身不同，一個出身“紅小鬼”，主要從事軍隊工作和黨團組織工作；一個出身“一?二九”，主要從事新聞工作和經濟建設工作。胡耀邦與李銳兩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幾乎沒有什麼接觸，八十年代後雖有接觸，但主要限於“工作關係”。

    對於這樣一個與自己“沒有歷史淵源”關係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傾訴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筆者看來，主要出於兩點考慮：有一點胡耀邦已明說，即看重李銳的為人，視李銳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有正義感、犟脾氣”，故可與之交心。還有一點胡耀邦未明說，即看中李銳手中的筆，以及這支筆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視李銳為“史筆”，希望能藉此“史筆”而將他所受到的許多不公記錄下來，載入史籍，留待後世公論。

    與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後評價的，毋寧說也是抱有春秋史觀的。他既畏懼於歷史，“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着脊梁骨罵”；也寄希望於歷史，“希望有個平反結論”，“應當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筆者曾將這有關“史筆”的想法徵詢李銳先生本人。李銳先生當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這個意思的。我也的確把他的那些話記錄下來，並發表出來。”

    毛澤東的上述手法，即通過讓手下人都參與整人而使他們日後“失語”的舉措，在今天也能見到與之相類似的版本。

    中國世紀之交第一刑事大案當屬張君集團案。該集團有一幫規：“殺人入伙，歃血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過讓入伙者“手裡沾點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說出集團內情。他若是要揭發別人，也就等於揭發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別人於絕境，也就等於置他自己於絕境。

    例如，張君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伙，就對他說，“搞個人來給你殺，你敢嗎？”李金生答道，“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過要我殺人試我的膽量，封住我的嘴嘛！”2000年8月20日，張君指令李金生槍殺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鐵了心加入張君的團伙，成為其骨幹成員。

    又如，張君為了能把其情婦全泓燕拉入伙，也讓她“手裡沾點血”，讓她於2000年5月的一天，槍殺了一個“身着白色T恤衫的二十幾歲的矮個男人”。

    毛澤東整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常常使自己隱身幕後，而把別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劉少奇時，他把周恩來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來時，他又把鄧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級打手。

    他這樣做究竟是怎麼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麼樣的後果，則是確定無疑的，即能讓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位於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擔儘可能多的整人責任，並因此而能為自己的身後事埋下許多伏筆。

    這個黨若要繼續維護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人在歷史上的形象，就得設法掩飾這些人曾如何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同時也會連帶着設法掩飾毛澤東曾如何指使這些人去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

    這就會淡化乃至抹煞那段歷史，那段由毛澤東領着這些人共同創造的十分醜陋的歷史；同時也會模糊乃至掩蓋這些人的真實面目，這些人在中共高層政治角逐中不時作陰陽變色的真實面目。

    李銳先生曾多次向筆者談起他所親歷的一件事：

    大約在1983年至1984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

    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

    可惜啊，這兩份原稿都給燒了，沒有啦！

    李銳先生還談了有關這件事的背景情況：當年有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工作結束後，兩案專案組機構隨之撤銷，而原本由兩案專案組搜集並保存的大量資料也就轉到我們中組部保管。

    在這批資料中，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既有涉及周恩來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上述他給劉少奇做結論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領導人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他們背地裡相互打小報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鄧穎超深知這些資料一旦披露，就會極大地損害周恩來在世人心目中已經形成的那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於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銷毀，並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願以償，迫使中央同意燒掉這些資料。可以說，鄧穎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盡全力地維護其夫君周恩來的形象。

    在前文，筆者曾引李銳先生話：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麼長的時間，做了那麼多的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

    到此處，我們則看到：毛澤東雖然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卻留下了許多屬於別人的墨跡，比如上述那個屬於周恩來的墨跡。毛澤東這是讓手下人替他背黑鍋，一是不留下他幹壞事的紀錄，二是可防範手下人說出他幹壞事的真相。

    可以想見，周恩來即便是死在了毛澤東的後面，也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許多詳情，尤其是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劉的這一詳情，相反倒會竭力去掩飾這一詳情。

    不過，周恩來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澤東的前面，其遺孀卻活到了毛澤東的身後，並做起了周恩來假如還活着也一定會去做的事，即一定會去竭力掩飾他所做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澤東當打手背黑鍋的事。

    可以說，其遺孀鄧穎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許多有關周恩來的那些見不得人事的歷史記錄，至少銷毀了上述那份由周恩來親筆擬定劉少奇罪名的原稿。

    2002年10月11日上午，筆者在拜會年近九旬的杜潤生老先生時，拜識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秘書姚監復先生。中午，姚先生請筆者在其單位食堂就餐。席間，他談了許多他親聞親見的事。

    姚先生問我，小單，你知道1973年毛澤東整周恩來這件事嗎？

    我說，知道這件事，但不太清楚這件事的內情。

    姚先生說，你猜猜看，在當時整周恩來的人中，誰是最重量級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氣後說，這肯定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姚先生繼續說，毛澤東知道，要整像周恩來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僅靠“四人幫”那些人是壓不住台的，也得要有與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級人物出場。於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投向了這個他不久前才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號走資派”。

    鄧小平是個聰明人，自是會深知毛澤東的用心，深知毛澤東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驗他。於是，他為了毛澤東，也為了他自己，斷然出手，將整周恩來的事做得盡職盡力。

    姚先生說，這些情況都是紀登奎親口告訴他的，紀登奎本人就親歷了這件事的全過程。

    紀登奎還告訴姚監復：他保存着他與毛主席五十次談話的記錄。中央曾找他談話，希望他能把他所親歷的許多重要事情都談出來。他表示，如果把這些事情都談出來的話，不僅會有損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還會有損一些還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還是不談出來為好。可是，胡耀邦堅持要他談，並承諾把他的這些談話記錄封存起來。他這才答應談。中央有關部門隨即派專人來和他談，關起門來談了三天。

    顯然，在紀登奎當時不願談的那些他所親歷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澤東主使中共高層整周恩來的事；在紀登奎當時很顧忌的那些還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鄧小平。很可能這個如日中天的鄧小平就是紀登奎當時最顧忌的還活着的人。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對於“文革”抱着這樣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諱莫如深地總不讓徹底搞清“文革”。因為，他在這場運動中，既受過嚴重的傷害，也有過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舉動，也留下恥辱的記錄。所以，“文革”問題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為傳媒深入報道的話題，也不能作為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

    到了一九八九年後，這一情況愈益嚴重。傳媒幾乎不登有關“文革”的深度報道，學界竟然有學者因研究“文革”問題而遭拘禁。

    這似乎再現了中共黨史上的一種怪現象：過去，有當權者一方面高調抗日，另一方面又製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懷因打“百團大戰”而遭本黨惡意指控，並為此而備受折磨；如今，又有當權者一方面高調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製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學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開幕三十周年、閉幕二十周年之際，筆者在吳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見一位來自中央文化監管部門的司長。他告訴我們，上面有“話”：今年要嚴格控制有關“文革”的報道。他還告訴我們，這個“話”不是以白紙黑字的文件形式下達的，而是以電話通知的口頭方式傳達的。

    這位司長透漏出有關“上面”的兩點信息：一是“上面”很蠻橫，竟要封殺歷史，封殺“文革史”；二是“上面”很膽怯，敢做不敢當，不敢留下有關蓄意封殺“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們似是知道封殺歷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面賣力地做這件事，另一方面又儘量地少留做這件事的記錄。可問題是，不僅他們封殺不了歷史，而且他們試圖封殺歷史這件事本身也會成為歷史，也會成為封殺不了的歷史、欲蓋彌彰的歷史。無庸置疑，他們將會為此而遭到歷史的雙重鞭撻：一是鞭撻他們試圖封殺“文革史”，二是鞭撻他們還要試圖掩蓋他們試圖封殺“文革史”。

    今年，恰值“文革”開幕四十周年、閉幕三十周年之際，想必“上面”又有話，又要封殺“文革史”，同時又在創造那種封殺“文革史”的歷史，那種欲蓋彌彰的歷史。

    晚年毛澤東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說，大多數時間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濁水中，“不亦樂乎”地感受着他“與人斗”的骯髒與惡臭。

    並且，他還把他身邊的那些人，那些執政黨高層大員們，也都拉下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塊兒嬉戲打鬧，鬧得一個個都成泥猴模樣。

    不過，他老人家並不總是浸泡在這污泥塘中，有時還會爬上來坐在岸邊，一邊喝着茶、抽着煙，一邊半是欣賞、半是監督地看着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戲打鬧的。

    先是看着劉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懷身上潑髒水、抹污泥的，繼而看着周恩來又是在如何往劉少奇身上潑髒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鄧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來身上潑髒水、抹污泥的……

    他看着看着還會不時發出喝彩聲和呵斥聲，喝彩那些在這污泥塘中鬧得最歡的人，呵斥那些在這污泥塘中鬧得不太歡的人。

    正是這種污泥塘中的狂歡，構成了晚年毛澤東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並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連帶地構成當時整個中共高層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

    這種污泥塘中的狂歡，又因其非常醜陋而成為毛澤東刻意設局加以掩飾的歷史迷案；並又因其負面連帶效應而又成為此後歷屆中共高層都要想方設法加以掩飾的歷史沉案。

    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立下字據；讓他們言之鑿鑿地向歷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杜潤生先生曾對筆者說過：毛主席整人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鄧子恢做過檢查，我做過檢查，彭老總也做過檢查。

    這種向毛澤東交出的“檢查”，實質上就是“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或是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有時是無緣無辜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還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一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採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

    他還痛挖自己之所以會犯上述錯誤的“思想根源”，稱之為“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經常表現為“經驗主義”，有時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時表現為“兩者的混合”。

    周恩來這一下子就自己給自己扣了許多頂大帽子，許多頂十分嚇人且十分醜陋的大帽子。他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並且是當着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體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來這一檢查，不只是屈辱性的，還是荒誕性的。這一檢查中所要否定的東西，即周恩來力主“反‘冒進’”的東西，卻有着驕人的成績：1956年國民經濟發展既快速又平穩；而這一檢查中所要肯定的東西，即毛澤東決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躍進”的東西，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全國人口餓死數千萬。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黃克誠等人也做了這種屈辱性和荒誕性的檢查。

    彭德懷在檢查中承認：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他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犯錯誤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夾雜有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成見”。他最後表示：“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志的一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什麼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並願儘自己的餘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

    黃克誠也在檢查中承認：“我7月19日的發言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的觀點與彭德懷同志信中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是配合彭德懷同志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進攻。”

    彭德懷和黃克誠都是剛直之士，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都屬“異類”：前者是中共黨內在“延安整風”後唯一仍敢指着毛澤東鼻子說話的人，並因此而被誣稱為“有反骨”的人；後者則被黨內同志稱做是“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並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職“總不下十來次”。

    可這一次在廬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澤東的鼻子說了一通話之後，又打了自己的耳光，並且打得很重很重，將自己打得鼻青眼腫。後者則在非常仗義地講了許多真話之後，又非常違心地講了許多假話，順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說成是“馬”，把“黑”顛倒為“白”，把明明是正確的意見強說是錯誤的意見，並且是錯得一塌糊塗的意見。

    可以說，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最為匱乏的人格類型，莫過於“剛直”了，即彭德懷、黃克誠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直言骨鯁的人格類型。其間絕大多數者，都對毛澤東抱着曲意逢迎的態度，曲意逢迎着這位黨老大為所欲為地執掌着、乃至禍害着這個黨、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中華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餘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毛澤東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態度，儘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劉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都順從着毛澤東，並常常是違心地順從着毛澤東，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較為清醒的一方，即毛澤東稱之為“右”的一方；可一旦獲悉毛澤東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轉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着毛澤東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

    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着毛澤東去整彭德懷而干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不會說一句外國話”，卻偏偏要附和着毛澤東去指控彭得懷“裡通外國”；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一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要附和着毛澤東去指控彭德懷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可以說，劉少奇是頭腦相當清醒地跟着毛澤東去做這些渾事且醜事的。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自“延安整風”後，他就一直對毛澤東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屢屢遭毛澤東打壓乃至羞辱，又屢屢向毛澤東示弱乃至告饒，甚至屢屢昧着良知做了許多助毛為虐的事。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一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面罵他：“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於是乎，管經濟的國務院總理因不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經濟的國防部長則因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不免落難。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德懷替周恩來說話而被打倒後，周恩來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過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懷的現行罪過，即批彭德懷此時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德懷的歷史老底，即揭彭德懷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報告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聽報告者為全軍正師職以上幹部，計有一千餘人。在這一報告中，周恩來以中共最為資深的黨人、軍人的身份，暢談中共的黨史、軍史，歷數彭德懷一件件反對毛澤東的事例，從而為毛澤東關於他與彭德懷在歷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說法，做了“最權威”的注釋，至少看起來像是“最權威”的注釋。

    不過，周恩來雖然離剛直最遠，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澤東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遠，至少比劉少奇、鄧小平走得遠。他屢屢被毛澤東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讓躲閃有方，不僅沒被毛澤東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終蓋着黨旗老死於毛澤東的身旁。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着毛澤東、熱捧着毛澤東。比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在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抬轎子、吹喇叭。

    至於朱德，用李銳先生的話說“是一個‘阿彌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會去積極主動地整治人，但也不會去仗義執言地抗拒毛，而常常會隨着大溜說上一些應景的話、敷衍的話，既敷衍着毛澤東，也敷衍着公道和正義。

    陳雲曾屢屢為毛澤東補偏救弊，收拾經濟爛攤子，故經常被毛澤東譽之為“良將”、“賢妻”。不過，他一旦發現毛澤東反悔變臉，變虛心納諫為諱疾忌醫，並遷怒於自己，便立刻做出檢查，痛說自己種種不是，接着就請病假走人，與毛澤東脫離接觸，使之眼不見心不煩，也就不予嚴加懲處了。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澤東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毛澤東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視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檢查者，以及做檢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時還忍不住技癢，也親身下到場子裡，趟一趟這羞辱做檢查者的渾水，過一過這用伶牙俐齒折損人的口癮。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子恢先是拒不認錯，硬生生地與整人者僵持着，故遲遲不能過關；後來經不住家人勸說而同意由他們代寫一份檢查交了上去，遂得以過關。

    毛澤東則把鄧子恢最終扛不住而不得不寫檢查這件事，拿到大會上評論了一番：“這裡面我倒是很佩服鄧老。他硬是不檢討，但到最後，也弄了一篇檢討來。我原想會有一個頂到底的。其實他是有自我批評的，比如在北戴河會議。”

    毛澤東這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居高臨下地調侃着失敗者，面子上是在表揚“鄧老”，骨子裡則是在奚落鄧子恢：你不是很硬氣嗎？怎麼也弄了一篇檢討來呢？我原來以為你是要硬到底的，結果看走了眼，不是那麼回事。其實，你這麼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會議上，你就有過這個表現了。

    毛澤東對鄧子恢的這一奚落是相當損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違心檢討，後又譏諷人家做了違心檢討。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後又嘲弄人家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不大聽使喚。

    毛澤東善於揣摩人，明明知道鄧子恢是一個很為剛直且很知廉恥的人，一定會為自己做違心檢討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極了，身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可又偏偏要當着眾人的面，故作驚訝地去挑明此事，還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兒疼，他就往哪兒捏，還一邊捏着，一邊不緊不慢地說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當時認錯而日後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認錯是被逼迫的，是講違心話，不能算數。

    毛澤東不會不清楚這一點，何況他本人就的確做過許多這種逼迫人講違心話的事，因而會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當時不得不低頭認錯乃至認罪，而日後一遇機會就會改口或翻供。

    儘管他手裡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來的檢查書，但他心裡並不很踏實，總有些擔心日後這些人會翻供，還有些擔心日後其他人會為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澤東一向對“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為此勃然大怒，興師動眾地去反擊所謂“翻案風”,並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檢查，以記錄在案。

    四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整了許許多多人，既整了許多像王明、博古這類來自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也整了許多像周恩來、陳毅這類富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黨中元老和軍中元老。毛澤東將這些人整得灰頭土臉，無人敢親近，用陳毅的話說，“鬼都不上門”，最後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向毛澤東承認自己曾有錯，有大錯，大錯在反對過毛、嘲諷過毛，至少是冷落過毛；並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將洗心革面，將恭恭敬敬地俯首於毛，老老實實地聽命於毛。

    不過，毛澤東心裡很清楚此番整風整得過火過重，整得許多做檢查者積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對“延安整風”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機翻案。他的這種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歷經二十餘年也能一觸即發。

    1967年2月16日，陳毅等人在中南海懷仁堂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發生了激烈衝突。陳毅在衝突中並在氣頭上，提起了“延安整風”的舊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積怨。

    陳毅抱怨毛澤東在此整風運動中重用一些“最起勁”地擁護自己的人，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人；可這些人到頭來又成了反對毛澤東的人，並因此而成為“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的人。陳毅還抱怨自己和總理都在此整風運動中挨了整。

    顯然，陳毅的這一抱怨，既有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憎惡之情，也有對這場運動主持者的譏諷之意。

    據當事人王力回憶，懷仁堂會議結束後，他與張春橋、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會議紀要，當晚赴毛澤東處匯報。“我注意到匯報前面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裡，板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

    2月18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等人開會，怒斥陳毅等人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發難，並回應陳毅個人對“延安整風”的抱怨，“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於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肅陳毅等人，並迫使他們低頭認錯，再做檢查。

    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又整了許許多多的人，先是在廬山上整出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領的“軍事俱樂部”，繼又在廬山下整出了數百萬遍及全國各行各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整得這些人都做了“深刻”檢查，痛說自己是極其錯誤的而毛主席是極其正確的。

    可是，“大躍進”最終導致巨大災難的鐵定事實，證明了挨整者是正確的而整人者是錯誤的，準確地說是有罪的；證明了此時的真理與此時的權力是分離的，準確地說是後者踐踏了前者。

    於是，毛澤東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某種很有限度的讓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傾”反得有些過火，把許多“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整彭德懷整得完全正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毛澤東則在一旁插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

    毛澤東所做出的這一有限度的讓步迅即獲得強烈反彈:

    在下面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下子被甄別平反了數百萬人，從而凸顯了整個“反右傾”運動的冤屈性和荒誕性。

    在上面的“右傾機會主義首領”彭德懷再度上書，洋洋八萬言以作抗辯：一是你們強加於我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已被“大躍進”慘遭失敗的事實所否定；二是你們強加於我的“裡通外國”等罪名，沒有根據，純屬捏造。

    面對這一局面，毛澤東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謂“翻案風”：

    其一，指責甄別平反工作搞過了頭，把許多不該平反的人給平反了，“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責彭德懷搞翻案，並為此而加大對彭德懷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黨罪名，將“廬山會議”上還沒有完全定下來的有關彭德懷的兩大罪名——“裡通外國”罪名和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罪名——正式公諸黨內；二是剝奪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懷出席中央會議和登上天安門，不向彭德懷發送中央文件，不讓彭德懷自由外出活動；三是成立專門機構，全面審查彭德懷的歷史，以搜集乃至炮製各種能證明彭德懷一向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證。

    此後，毛澤東就一直對彭德懷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將此案視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對它有任何質疑。

    他的這種戒心，有時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存心要給彭德懷翻案：“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劇而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絕大多數執政黨高幹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或被貼大字報，被指責為“走資派”，遭口誅筆伐；或被拉出批鬥，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罰跪，既遭口誅筆伐，又遭拳打腳踢。在這些受衝擊的中共高幹中，有一部分人在經歷了一輪輪批判並做出了一遍遍檢查後，終於獲得“解放”，重新回到領導崗位。

    對於這些重新復出的老幹部，毛澤東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這些富有政府管理經驗的人來幫他治理這個亂糟糟的國家，以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面；又很顧忌這些吃夠造反派苦頭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復原職後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這一矛盾心態，突出地表現在他對鄧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廢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鑑於中樞空虛，毛澤東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並已做過多次檢查的鄧小平。

    不過，毛澤東深知鄧小平不僅是一個“人才難得”而能擔當大任的人，而且是一個很識時務而能伸能屈的人，一個須低頭時就低頭、能出手時就出手的人，一個頗得他老毛真傳的人。因此，他又擔心鄧小平既能於台下認錯，也能於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澤東與鄧小平有很深的袍澤故舊關係，不僅前者深知後者，而且後者也深知前者。

    鄧小平深知毛澤東此時既想扶他上台，又擔心他一旦上台就會翻案。於是，他寫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點兒也不冤枉；因為，自己的的確確犯了嚴重錯誤，犯了追隨劉少奇對抗毛主席這一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將功補過，而不會搞翻案活動。

    鄧小平還深知毛澤東深知他鄧小平是一個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個還有可能變來變去的人；於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澤東申明：自己不僅現在不搞翻案活動，而且永遠不搞翻案活動。

    毛澤東在得到鄧小平所做出的這個“永不翻案”的重諾後，便把他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過，話說得太滿就不免會讓人生出疑心來。鄧小平所說的這個“永不翻案”的話，就有點太滿、太絕對。因為，一個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個“與時俱進”的政治家，卻做出一個有關永遠不變的重諾，總不免讓人覺着他這是在說過頭話，在說那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過頭話。

    鄧小平所做出的這一“絕對”的承諾，並未贏得毛澤東所給與的那一“絕對”的信任。毛澤東對鄧小平仍心存疑慮，並採取了一些防範性措施。

    例如，在鄧小平獲准復出時，毛澤東便把鄧小平寫給他個人的那封信，作為中央文件廣為傳達。他這樣做是要讓天下人都能知道，鄧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發大誓的情況下出來工作的，進而讓天下人最終都能看到，鄧小平究竟是一個信守承諾的人，還是一個出爾反爾的人，並藉此而讓他有所忌憚，不敢輕易搞翻案活動。

    又如，在鄧小平復出一段時間並露出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跡象後，也是在毛澤東將要離開人世前，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主持做出一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予以總評:“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顯然，他這是對鄧小平不放心，要鄧小平再做一個最終表態，一個最終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態。

    然而，這一次鄧小平沒有低頭就範，沒有在毛澤東希望他做出的最後誓詞上具結畫押。鄧小平推說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脫離了這場運動，成了一個“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因此，不適宜由自己來主持做這個決議。

    鄧小平本是一個比較靈活的人，至少在毛澤東面前是一個比較靈活的人，須低頭時則低頭；可這一次卻表現得不那麼靈活，須低頭時不低頭。對於鄧小平為什麼會有如此表現這一問題，人們可以作出多種解釋：

    或說他受得了毛澤東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幫”的氣；

    或說他不願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並被公諸世人；

    或說他已被他的這個總愛折騰人的老首長翻來覆去地折騰得夠夠的了，實在是不想再這樣被折騰下去了；

    ┅┅

    筆者在此則要強調另外一種解釋，也是以往人們不大提及的一種解釋：就是鄧小平此時已經知道毛澤東活不了多久了，準確地說活不過來年了,因而在考慮自己進退時，就要從長計議了。

    據毛澤東保健醫生李志綏記述，1974年7月，經國內幾位頂級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毛澤東被確診患上了運動神經元症（motorneurondisease），或稱肌肉萎縮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預計只能活上兩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這一診斷結論隨即被匯報到中共高層。周恩來在聽了匯報後說：“這就是絕症了。”

    顯然，作為中共高層人士且又作為周恩來重要助手的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病情。因此，他這時若要決定做出某一重大舉措，就不僅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活着時會有什麼意義，而且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去世後又會有什麼意義。

    兩相比較，他自是要看重後一層考慮。因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會比毛澤東活得長久些，並會在毛澤東去世後大有作為；他還知道除了毛澤東以外，在這國中就再也沒有什麼人能夠壓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會不明白自己此時所作所為，就不能只是對行將就木的毛澤東負責，還應對毛澤東以外的人和事負責，於私來說，還應對毛澤東死後的自己負責；於公來說，還應對毛澤東撒手後的中國政局負責。

    於是，他就有可能抱着這樣的態度：老人家，您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吧；我此次橫直不會再替您老去趟那一灘由您自己費心費力攪渾的政治污水，不會再替您老去背那一隻由您自己耗時耗物鑄成的“文革”黑鍋。

    鑑於鄧小平拒絕再次低頭就範，毛澤東對於他的態度便由猜忌上升為惱怒：你不再次向我低頭，我就再次將你打倒。於是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深揭狠批這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976年4月7日，毛澤東責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在此高壓之下，鄧小平故態復萌，再度變原則性為靈活性，須低頭時便低頭。他隨即於4月8日上書毛澤東，對上述決定表示“完全擁護”，對主席能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謝”。

    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一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麼樣的效用呢？

    與前文所論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那一手法相似，這一手法也能獲得現實與歷史兩方面的效用。

    其現實效用主要表現為，既可以有力地打擊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銳氣；又可以有力地維護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檢查，就是要讓他當着許多人的面，向毛澤東低頭認錯乃至認罪。

    其一，如果這個檢查是違心的，那麼，檢查者就不僅是當着眾人的面說“對不起”的話，而且是對着自己的良心說“對不起”的話。這就既有損他的顏面，使他難堪得很；又重創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曉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曾屢屢向毛澤東做違心檢查的周恩來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表現：在其他人面前，總顯得風流倜儻，儒雅高貴；而一到毛澤東面前，就變得唯唯諾諾起來，甚至變得低三下四起來。

    其二，如果一個人能夠讓許許多多的人向自己低頭認錯乃至認罪，那麼，這個人就能顯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這許許多多低頭認錯乃至認罪的人中，竟還有一些非同尋常的人，比如那種智勇超常的人，那麼，他們向之低頭認錯乃至認罪的這個人就會顯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許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顯才智的周恩來總理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魔力是無與倫比的。又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為剛勇的彭德懷將軍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勢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銳先生所言：“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貢獻。”

    其歷史效用主要表現為，可以將這些檢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於挨整者而有利於整人者的歷史證據，即通過留存這些檢查而告訴後人：連挨整者本人都承認自己是錯誤的而整人者是正確的。這就使得毛澤東有可能把自己對於政敵的勝利，從現實里延續到歷史中。這就使得毛澤東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壞事而留下歷史罵名的惡果。

    顯然，毛澤東不僅相信“成者王侯敗者寇”，相信“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而且有意實踐這一信條，有意借重勝利者的權勢而有選擇地收存甚至不惜製造一些於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夠證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夠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故有王者氣象的史料。

    由此可見，毛澤東還是很在乎歷史的，很在乎自己在歷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記錄。

    在中共高層數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敗者們，不管是屬於罰而當罰的自食其果者，還是屬於罰不當罰的蒙受冤屈者，統統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檢討，留下認錯的字據。其中，絕大多數者都會照此辦理，只有極少數者拒絕做檢討。而在這極少數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絕做檢討者就更少了，並因此而更顯得稀缺，更顯得難能可貴。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在與趙紫陽談話時提到：“李銳同志說過，黨的歷任總書記多是以檢討、認錯方式結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陳獨秀沒認錯。”

    趙紫陽當時因患嚴重呼吸系統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氣管、半躺着說話，可一聽到姚監復說的這些話，便一把拔下氧氣管，猛地站起來，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說：“你說陳獨秀？”

    姚答道：“不是我說的，是李銳同志說的。”

    趙紫陽聽後哈哈大笑，並來回走動，很是興奮，一掃病容。

    姚先生後來向筆者回憶道，從談起這個話題，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們離開趙家，趙紫陽始終都保持着這種好心情，談笑風生，一點都不像是一個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趙紫陽於十個月後病逝）。

    從這位被軟禁者的這陣朗朗笑聲中，我們可以聽出一些耐人尋味的笑意來，可以聽出這位晚輩總書記對於那位前輩總書記有着一種十分欣然的認同感，認同他們這兩位隔代總書記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黨中遭受不公正對待，並被要求做到俯首認錯；二是都在這種壓力下堅守政治家氣節，拒絕做出違心檢討。

    這種認同感可以說是一種對歷史的虔誠感，毋寧說是一種對歷史的敬畏感。其間隱有這樣一種信念：

    堅信歷史終究是要講求公道的，終究是要對現實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評價的，對行善者予以褒揚，對作惡者予以貶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將會在歷史中得到應有的補償，而那些生前製造冤屈的作惡者也將會在歷史中受到應有的清算。

    例如，陳獨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身後則獲得相當高的評價。並且，這種評價還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獲得進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違心檢討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家氣節還會獲得進一步的彰顯。

    與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對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導他怎麼做繼又指責他這麼做的蘇俄黨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蘇俄意圖指責他的中共黨人，都將在歷史中還其本來面目，或還某些蘇俄黨人的那種不敢承擔有關誤導中國大革命失敗責任的怯懦者面目，或還某些中共黨人的那種崇蘇媚俄的盲從者面目和勢利者面目。

    正是基於對陳獨秀這一歷史際遇的考慮，我們有理由相信，當趙紫陽聽到上述把他與陳獨秀相提並論的話時，一定會感到由衷的高興，毋寧說是由衷的榮幸。

    一些中國人對歷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於那些宗教徒對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兩者的共同點在于堅信其敬畏對象，無論是歷史還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終極性審判法力，都能夠對人間是非做出公正的終極審判，使善惡最終各得其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歷史可以說是一些中國人尤其是一些中國讀書人心中的“上帝”，是他們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緊要關頭時最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難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絕命辭：“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這些中國讀書人都敬畏“永恆”，看重“三不朽”，即能夠刻諸青史的德行、功業和言論，因而也就在終極價值上把歷史看得高於現實，堅信歷史終將裁決現實，評品現實。

    也正是基於這種對歷史的敬畏感，趙紫陽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反對軍事戒嚴，拒做違心檢討。

    1991年7月10日在被軟禁的居所中，趙紫陽對頗費周折地前來探視的老戰友宗鳳鳴說：“我個人這個結局全是自己的選擇，正如鄧小平與一位國外學者所言，‘趙紫陽是自我暴露’”。“當時擺在我面前的有三種情況可供選擇：一是說服鄧改變‘4?26社論’，改變關於學生運動的‘動亂’定性；二是耍滑頭稱病，當兩面派，但我身體很好，說不過去，再說以後也不好辦，還會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這個選擇。”

    宗鳳鳴隨即追問：“是什麼原因促使你下決心做這樣選擇的？你當時是怎樣考慮的？”

    趙紫陽答道：“我不願在歷史上留下一筆帳”（據趙身邊的人說，趙紫陽在‘六四’事件發生前，曾一再聲稱：從歷史上看，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趙紫陽還曾對另一位老戰友趙健民說過這樣的話：“寧願自己總書記不干，也不做歷史罪人。”趙健民也曾鼓勵過趙紫陽：“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做‘違心檢討’。”

    趙紫陽無疑堅守了他對歷史的信念，或說是履行了他對歷史的承諾，為不做歷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現實中的囚徒，準確地說是做了現實中的被軟禁致死的囚徒。

    趙紫陽也無疑沒有辜負趙健民、李銳等老友對他的期待與讚許，就像他的前輩陳獨秀那樣沒有做“違心檢討”，也就是說，沒有重蹈毛澤東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轍，沒有再像他們那樣在挨整後又給歷史留下許多不清不白的字據，許多對挨整者不利而對整人者有利的字據。

    結語

    筆者以上考察毛澤東整人方式是為了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讀者則可能會再由此而追問筆者：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又能夠說明什麼呢？

    在筆者看來，這一論證至少能夠說明，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中，畢竟還擁有着能夠讓毛澤東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東西。

    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簡言之，是一個自稱是“無法無天”的人，更是一個確確實實做出了許許多多“無法無天”的事的人。可就是這麼一個人，居然還有害怕的東西。

    而能讓毛澤東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東西，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簡言之，是一種叫做“歷史”的東西，準確地說，是一種叫做“中國傳統歷史記述”的東西。這一“中國傳統歷史記述”堅守着“公正”（善善惡惡）理念和“永恆”（不朽）理念：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壞事就應受到貶斥，即便死了也應受到追訴，以使他遺臭萬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應獲得褒揚，即便死了也應獲得追認，以使他流芳百世。

    堅守着對“公正”（善善惡惡）與“永恆”（不朽）的信念，可以說是在堅守着我們這個民族所擁有的一種核心價值，也可以說是在堅守着所有偉大文明都擁有的一種普適價值。

    因此，筆者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的一個應有之義，就是要說明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孳生許多邪惡的東西，但最終還是邪不壓正的，還是要講公道常理的。

    或者說，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孳生許多病態的東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復興的可能。因此，若要復興中國文化，就必須復興中國傳統歷史記述，“使中國人能恢復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余英時先生語）。

    或者說，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顯現某種墮落的取向，但這種墮落的取向是有一個底線的，而這個底線是有正面價值的。因此，筆者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就是試圖觸摸這個價值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