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所謂渣滓洞白公館和中美合作所的謊言與事實
重慶：歷史的謊言與事實
譯言網翻譯發表Xujun Eberlein（美籍華人）著《重慶——另一面的美國往事》（Another Kind of American History in Chongqing, 1: Prologue）所記實為中美合作所的往事，摘錄幾段以見一斑：
這個填滿屍體的坑，還有兩處監獄，都在中美合作所的總部轄區。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戰期間根據一項由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委員長簽署的協議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國才知道，協議上宣稱的目的是打擊兩國的“共同敵人”，也就是日本。）
關押的犯人中大多數是重慶的地下黨員。逃生的人裡面有一個叫羅廣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殺十二年之後的1961年，羅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 轟動的小說《紅岩》，歌頌共產黨員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的英勇鬥爭。小說裡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據真實人物寫的。事實上，他們先發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紀實作品《在 烈火中永生》，然後才把這本書改寫並擴充成一本小說。
圖：渣滓洞監獄
隨後，一股紅岩熱在很長時間裡席捲了新中國。在六七十年代，這本小說在對學校裡面的孩子進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課本都成功。這是 我在二年級時讀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說。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和我同樣年紀的人，一直到比我們小十歲的，都讀過這本書，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歡。小說裡面有很 多生動的嚴刑拷打場面，那些打手身後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國高參的影子晃動。有這樣高昂的英雄主義主題和緊張的地下鬥爭情節，我得承認這些故事對於年輕 的頭腦來說的確很有吸引力。我那時候很投入；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意識到那些語言多麼鼓吹和煽情。
***
《紅岩》出版之後的1963年開辦了一個“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並立刻成為一個旅遊熱點。兩所監獄，白公館和渣滓洞，和那些 配備了美國裝備的刑訊室，被作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一部分展出。此外還有戴笠給梅樂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牆上的說明里， 梅樂斯被描述成一個瘋狂反共的美國軍官。
熱心的的參觀者們排着長隊來這裡尋找紅岩英雄們的蹤跡。烈士紀念碑被豎立起來。當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時，每年的11月27日我們這些學生都要去掃墓。每次去我們都花一整天參觀展覽。
美國人的暴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們從來沒懷疑過其真實性。小說紅岩讓這指控廣為傳播，而這個展覽更是給它提供了鐵證。烈士們是真實人物（其中兩位，齊亮和王朴，是我父親的地下黨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確實存在的地方。這還有什麼可懷疑的？
1967年初，紅岩出版的若干年後，小說的主要作者羅廣斌跳樓自殺了。這發生在文革的高潮時期，我那時十一歲，聽着父母的一個朋友描述自殺現場的慘 狀，震驚不已。（不過至今仍有人懷疑羅是被謀殺的）。我那時太小，沒法理解一個英雄在熬過了敵人監獄裡的嚴刑拷打和大屠殺之後活了下來，在自己一方勝利以 後怎麼還會去自殺。
***
2002年春天，我請了一個無薪假，和Bob以及我們的小女兒回到重慶。在我離開的13年裡，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這樣的一種願望驅使着：重溫孩童和年輕時的故地，理解我的過去。
我父親又提議我們去中美合作所，但這次他的口氣和1987年說這話時完全兩樣。＂他們把那兒擴建了，還豎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壯觀，＂我76歲的老父親快活地說着，就像在說着一個主題遊樂園。往日的歷史積怨無影無蹤。
於是我們就去了。重慶的變化已經讓人頭暈目眩，儘管如此，我對"烈士墓"的新形象還是缺乏思想準備。
烈士們現在必須在兩個互不相容的領域裡擔當角色，而任何一個都不曾是他們預料之中的：宗教和商業。
我曾聽說博物館的館長是所有這些商業開發背後的決策者。他有幾本書在這裡出售。出於好奇，我買了一本題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史實研究與保護利用＂的書，出版於2001年9月。原來中美合作所還是被貼着＂集中營＂的標籤。
***
到2005年末，我從讀到過的資料中確定了兩個事實：第一，全部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國海軍人員在1946年中就已經離開中國，也就是說他們不可能 參與了1949年11月27日發生的大屠殺；第二，在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銷之後，美國人將他們的武器裝備留給了他們的中國同事，也就是國民黨的特工們，而特 工們繼續使用這些裝備以及他們在中美合作所受到過的培訓來對付共產黨。也就是說，美國人間接捲入了對共產黨人的殺害。
和“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經在各種雜誌上面陸續發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發表於1988年。在1988年秋季刊的 ≪美國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行的季刊，作者鄧右平發表了一篇題為≪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文章。鄧右平是1956年出生的重慶 人，1978至1991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的工作人員。他的工作讓他得以接觸到未對公眾開放的舊監獄檔案，因此有堅實的數據支持他的論點。
鄧的文章確定，在1943年4月至1946年5月的中美合作所時期，白公館並未被用作監獄。它本是一個軍閥的別墅；1939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 警察（軍統）下的一個看守所。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時，為了安置美國人，戴笠把白公館改為了招待所，稱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年底， 中美合作所關閉之後，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監獄。
儘管鄧對渣滓洞的歷史沒有講得這麼清楚，他提供了一份1939至1949年間在兩所監獄中遇難的政治犯的長長的名單，以及他們的關押時間。這些囚犯 們被關押的時間要麼在1943年之前（不到20名），要麼在1946年7月之後（幾百名）。1943年4月到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活動期間，這些人都 沒有關押在那裡。鄧的文章已經完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惡名。
鄧寫的那些其實很具顛覆性，但那篇文章並沒產生很大影響。原因之一當然是那份雜誌狹窄的學術讀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眾對那種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年對於這種文章似乎還為時過早。這篇文章甚至沒有引起鄧的同事們太多注意。
1990年進入中美合作所展覽館的S是鄧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經比鄧的深入很多。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館長的指示下寫了很多展覽文字，甚至演 出腳本。一開始她深信她所寫的東西。逐漸地她的文字中的一絲言不由衷開始令她困擾。她感到一種內在壓力，但無法說出哪裡出了錯。
她有時感到不解，在與日本和德國進行着殘酷戰爭的期間，美國人為什麼還要派數以千計的軍事專家來“鎮壓進步的中國人”。在她看來這不合邏輯。她想解開這個迷，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書，是蔣介石的政治顧問陳布雷的自傳。她翻着書頁，一處出現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讀到一樁軼事。
1944年，陳布雷從上海唐生明那裡得到可靠情報，日本正將其所有尚存能夠作戰的戰艦組成一個新的大艦隊。這個艦隊正在琉球群島附近集結，準備對美國海軍發起一次致命的突襲，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灣事件。
“重慶”（中國的戰時政府）立刻把情報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國海軍證實了情報，搶先發起了攻擊。這次戰役擊毀了將近100艘日本軍艦，給日本海軍一個重創。
“送到中美合作所”這句話觸動了S的神經。為什麼把情報送到中美合作所，一個集中營？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什麼？
現在，將近二十年過去了，S準備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書將會反駁她幫助完成的展覽館宣傳中的一大部分。這本書將描述一個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僅和兩所監獄沒有牽連，而且對抗日作出了卓著貢獻。
***
L 擔任中美合作所展覽館館長已經25年了。他出版了很多本關於中美合作所，紅岩，還有兩所監獄的書。最終在2009年2月見到他之前，我讀過的他的書全都強烈譴責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即使他很清楚那些出自他自己工作人員們的相反的研究結果。
2009年夏天，中國互聯網上出現了一條奇怪的新聞，標題是“薄說：重慶需要十個 L！”文中說 L 高票當選為重慶的“城市形象宣傳大使”，薄書記在一次隆重的儀式上授予他這個稱號。在總數870萬張選票中，L 名列第三，位於圍棋國手古力和鋼琴家李雲迪之後。文中沒有說他們各自得到多少張選票。L 的功績？“二十多年裡，他帶着‘紅岩魂’展覽走遍全國383個城市，在308次巡迴中總共演出了上千場‘紅岩魂’，感動了560萬觀眾的心。”
當然，報道不會提任何虛假展覽。我聽圈裡人說，比如一張“中美合作所狼犬舍”的黑白照片是在一個現今的犬舍拍的；“烈士的草帽”是從武漢買的；“烈士的床單”商標是近年的； 有些“烈士的詩”是杜撰的...
這並不妨礙這些展覽在商業上的成功，聽說僅僅在北京的門票收入就超過千萬人民幣。
***
見到 L 的一周前，我去了中美合作所展覽館。S 在門口等我。我最近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結識了她。她已不在展覽館工作，但還住在附近。
在大門口，我意外地發現這裡不再賣票了 - 門票現在免費發放，參觀者自願領取。“這些門票只是為了進行統計，” S 說。她向我解釋，從2008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公共展覽館免費對參觀者開放。“那之前我們 是‘全國自籌經費模範展覽館’，” S 揶揄道。她對展覽館的商業計劃很不以為然。
（圖：寫滿對中美合作所正面評價的牌子）
七年間第二次去那裡，我能夠看到變化，雖然展覽內容常常自相矛盾。牆上的一段英文說明對中美合作所完全是正面評價：“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作出很大貢 獻” - 沒有任何負面信息；另外一面牆上依舊是中文的譴責：“[中美合作所]是美蔣特務鎮壓和屠殺中國人民的司令部和大本營。”
在梅樂斯的住所，展覽內容和七年前看起來沒什麼兩樣，仍然充斥着對所謂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的控訴。我開始拍照，一位館員上前制止。“這些是要換掉的，”她說，“我們就是還沒有來得及。”
（這是摘錄，全文在譯言網 http://select.yeeyan.org/view/81055/176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