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向大家闡述了一個有趣的中國歷史怪現象，當年抗戰爆發前一些豪情萬丈的所謂“愛國人士”其後常常“墮落”成真正的“漢奸”，二者雖有本質區別，且似乎隱有必然的聯繫。
    對“西安事變”過程的介紹，想必很多朋友們一定看過，當時千古草包張學良身邊聚集着一幫所謂“少壯派”的年輕“愛國將領”，他們對從東北三省無抵抗退出，以及在陝北國共內戰中損兵折將的困境非常怨恨。在當時西安的學潮以及一些地下組織的鼓動下，這些東北軍“少壯派”的年輕“愛國將領”對指揮和壓制他們的高級將領們常心懷對立，示以自己愛國抗日為首任，而且非常激昂。這些東北軍“少壯派”的年輕“愛國將領”的首領為孫鳴九、應德田、白鳳翔等人。當時他們把抗日口號喊得響徹雲霄、逼中央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東北去”、高喊“誰不抗日誰就是漢奸賣國賊”！
    當“西安事變”爆發當日，正是身為張學良的警衛隊隊長、時年二十六歲的孫鳴九上尉率領大約十輛滿載兵變士兵的汽車開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所在的臨潼官邸，並在山上”逮捕“了蔣委員長，為此孫鳴九等人在當時的全中國名噪一時。
    “西安事變”後，因“種種只有張學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張學良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東北軍20多萬人陷於群龍無首境地，何去何從，將領間出現了嚴重的內部矛盾分歧。“少壯派愛國將領”們再次熱血噴發，決定採取斷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指使部分軍隊再次發動兵變，殺死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等人，釀成又一次震動全國的“二二”血案。為避免東北軍全面內戰的慘劇發生，經過各方勢力的調解。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接受了蔣委員長要東北軍調駐安徽的方案，東北軍遂東調，分住豫南、皖北、蘇北地區，各部均直接歸南京軍政部管轄，其東調中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萬毅等部後來加入了中共武裝。
    而那些領頭的“少壯派愛國將領”，尤其是那位“勇擒”“攘外必先安內”、“投降派”的蔣委員長的“青年英雄”、“愛國義士”孫鳴九的下落如何呢？所有的歷史教科書以及一般歷史書籍中均沒有提及，好象從人間蒸發了。
    我有必要先向大家介紹介紹孫鳴九及其一干人等的在抗戰爆發前人生背景及所做所為：
    孫銘九，又名孫銘久（孫鳴九1949年後曾受聘擔任了上海市政府參事，據他介紹，他原名本叫“孫明久”，後來去日本改為“銘久”，1949年後，柯慶施當上海市市長，聘他為市府參事，聘書上寫成了“孫銘九”，從此也就這樣沿用下來，直到壽終正寢），1909年生於遼寧，1927年結交張學良之弟張學銘，後入東北軍，1928年被選派赴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西安事變時任張學良衛隊二營長，乃張氏精心挑選培養的心腹嫡系之一。張學良秘密會見周恩來，身邊就帶着孫銘九。葉劍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張學良就安排葉住在孫銘九家裡。後來更是委孫以捉蔣大任，不難看出張對孫的信任之深，依託之重。
    1936年7月，在與中共約定下西北割據計劃的背景下，由中共聯絡員劉鼎建議，並由中共黨員劉瀾波策劃推動，張學良在東北軍中成立了一個專門效忠於他個人的秘密法西斯組織“抗日同志會”。張學良親任主席，孫銘九任行動部長，掌握東北軍人事調補、升遷材料，準備將各級軍官換上自己人。他創立抗日學兵隊，查抄西安中國國民黨黨部，印刷散發抗日小冊子，抗日口號喊得震天價響。
    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也是個後來做漢奸的人物。然而當時，他可是專門負責給張學良提供抗日意見和理論研討材料的主兒，張學良的許多抗日戰爭口號，都出自他手。他編寫的《抗日理論與實際》小冊子，中共聯絡員劉鼎讚賞不已，還帶了許多去蘇區。關於應德田，還有件事兒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撲溯迷離的蔣介石命張學良不抵抗的電報文字，就出自他的回憶錄，據說張學良向他背誦了文字內容，而他就如此記錄了下來，云云。
    張學良聯共，左手是孫銘九、應德田一干人，右手則是67軍軍長王以哲和團長高福源。高福源被紅軍俘虜後，主動要求回東北軍做工作，結果就通過王以哲為張學良建立了與陝北紅軍的直接聯繫。王以哲配合胡宗南進攻時，故意遲滯行動，誤導友軍孤軍深入，背後卻將行動計劃、友軍位置通報紅軍，致使胡宗南兩個營被包圍。爾後當被圍部隊求援時，王關閉電台，假裝電台故障，坐視此二營被殲。
    西安事變，張學良逮到蔣委員長後，蔣委員長對張某直言道：你今天犯上作亂，你就不怕今後你的手下會效法你的榜樣，對你也玩這一手嗎？張學良當時被“勝利”和“榮譽”沖昏頭腦，大有不以為然之態，不料蔣委員長的話後來果然應驗了。這一回，不是應在草包司令張學良身上，而是應在張學良去南京後留在西安的東北軍首長人物身上，下手的還是孫銘九一干人等。
    卻說張學良的良心發現後執意要護送蔣委員長離開西安後，王以哲、何柱國成了東北軍實際負責的人物。他們在周恩來的勸告下，決定對南京中央政府的步步進逼妥協退讓，以避免爆發內戰。不料此舉惹怒了抗日同志會應德田、孫銘九一干人等。1937年2月2日，他們發動第二次“西安事變”，槍殺王以哲軍長等人，何柱國則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楊虎城公館而倖免於難。
    於文俊舉槍對上司王以哲連發十幾槍，王以哲身中9槍悲慘斃命。於文俊就是孫銘九所派遣，就象幾個月前張學良派孫銘九華清池捉國家領袖蔣介石一樣，孫銘九派於文俊殺東北軍領袖王以哲。
    事發後，東北軍軍師長們極為憤怒，要求懲辦兇手。2月4日，周恩來命劉鼎將應德田、孫銘九等送入紅軍蘇區暫避。於是，許多軍師長們憤而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服從中央調遣命令，還有人主動採取清共行動，最早幫張學良接上中共關係的高福源因而被槍斃處決。
    至此，東北軍作為一個集團土崩瓦解，不復存在。千古草包張學良做夢也沒有想到，正是他親手創立抗日同志會，正是他精心培養的中下級軍官，最終將他盡心竭力想要保存、為此不惜發動兵變的東北軍，送入了墳墓。
    隨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民族抗日統一局面逐漸形成，根據黨中央會議精神，為了劃清與“西安事變”的關係，中共不願再收留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後者不得不離開蘇區。

    那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爆發後，孫銘九一干人等是如何表達自己的愛國抗日情懷的哪？請看如下：
    孫銘九先是秘密躲入天津的外國租界內，後又南逃躲進上海的外國租界內貓着，再後來，抗戰爆發後他直接乾脆地投靠汪精衛偽南京政府做了一名“頂點立地”的漢奸，完全喪失了一個中國人的人格。根據漢奸應德田在1956年的交代材料，大漢奸孫銘九於1943年春在汪偽政府參贊武官公署任參贊武官，年中任豫北撫安特派員和撫安專員，次年“因功升任”山東任汪偽保安副司令，還到東北軍部隊去策反，拉攏他們投日偽當漢奸。期間應德田曾迫於生計一度投靠他屬下任職為河南偽教育廳長。
    抗戰結束時，孫鳴九又向國民政府投降，加入政府軍隊。並於一九四五年冬，在東北參加國民政府熊式輝委派的先遣大隊，成為一個活動於東北的特務，曾經帶隊占領賓縣，並意圖謀殺中共領導人陳雲，後被解放軍俘虜送到哈爾濱，始向中共抗聯同志李兆麟投降。
    50年代，當年西安事變中的一些軍師長們均有一官半職，而真正的“英雄”應德田、孫銘九卻受到人民政府的審查。應德田很不服氣，他在交代材料中辯解說：
    “……這些人因為沒有做聯共抗日工作，也沒有營救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得罪過蔣介石，因而能跟着蔣介石跟到中國大陸解放的時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們沒有遭到蔣賊的壓迫危害，沒有沾到敵偽的污水。……孫銘九……如當日不積極做聯共抗日運動，隨着那些‘聰明人’、‘好人’、‘好官’，隨波逐流，無是無非，跟着蔣賊混到解放時，他也許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變的好處。”
    這段話里，滿腹滿腔的委屈，似乎他們做民族漢奸還很有理由了！
    所謂“愛國義士”，不過如此。其實，對抗日嚷嚷最起勁的往往都是漢奸，汪精衛是一個典型！
    參與“西安事變”捉蔣的東北軍將領中，在八年中投日的不少。比如千古草包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就是其中典型，不光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當時的激進少壯派軍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負責執行捉蔣任務的騎六師師長白鳳翔也在作戰中負傷被俘，被迫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後因試圖反正被日軍毒死），只有一個劉桂五在抗戰中壯烈殉國。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到日寇敗象畢露之民國卅二年猶投靠日偽出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
    而當年這些“愛國義士”在西安華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蔣委員長，卻在抗戰爆發後，始終領導中國人民與日軍戰鬥，最後贏得抗戰勝利，成為一名偉大的民族英雄。
    孫銘九的下場如何？
    這樣一個大漢奸居然逃過抗戰勝利後和新中國建國後兩次對漢奸的清算及“鎮反運動”、“文化大革命”，中國改革開放後，他還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居然還活到上世紀90年代，成為中國近代風行的“實用主義”的一名受益者。1990年曾接受日本NHK訪問。其間，漢奸孫銘九在苟延殘喘之際，並不安份，又重新干起了他的老本行-褻瀆領袖、扭曲歷史，他厚顏無恥地與張學良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一齊，就是誰在華清池抓到抗日領袖蔣介石一事激烈辯論，也就是“爭功”，最後雙方爭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滑稽可笑（張學良有兩個衛隊營，一個一營，一個二營，一營的營長是王玉瓚是上校，二營營長是孫銘九也是上校）！！！一個漢奸能如此長壽，還在斃命前繼續“工作”，做到這份上，在中國漢奸歷史上已是千古一人了。
    另外那個苗劍秋開始投了戴笠麾下當一名特工，後來又投入日本主子的懷抱也做了一名大漢奸，上世紀七十年代這個傢伙還在日本島內大罵中國共產黨，到處奔走傳播反共謬論，是個十足的漢奸死硬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