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半世紀後官方終於封不住真相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6月15日16:27:1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1959年8月10日,毛澤東極為嚴厲地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老高按: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今年2月,在華盛頓舉行了“見證與紀念: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饑荒50周年”國際研討會。來自北京的《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作者、《炎黃春秋》主編楊繼繩,來自香港的《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作者、香港大學的荷蘭裔英國籍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來自英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祕》一書作者賈斯帕·貝克,齊聚一堂,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探討造成大饑荒悲劇的制度、文化根源和深重教訓。 在這次會議之後,我趁貝克來新澤西看望他的兩本書的中譯者姜和平的機會,與他們兩位通了電話,了解到會上的一些討論情況。完成了一篇對作者和譯者的專訪,即將在《新史記》雜誌第8期(六月底出版)上刊出。 人們感到欣慰的是,在大饑荒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大饑荒經歷者和知情者,敢於講出慘絕人寰的往事。在許多中國的大眾傳媒和其它一些正式出版物上,真相一點一滴地被披露出來。 尤其是當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公然否認大饑荒,卻產生了始料未及的結果:許多人士擺事實、講道理,反倒使大饑荒的史實進入更多人的視野。 林治波4月29日在新浪微博上發文稱,“有人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誇張污衊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有人為此走訪了當年饑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莊,情況根本不是有人污衊的那樣,鄉親們只是聽過餓死了人,而自己並沒有親眼看見餓死人,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 網友馬上檢索,得知林治波1963年出生,1983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曾在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從事戰爭史研究。2000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從事新聞評論工作。 在後來與網友情緒激烈的對罵中,林治波還說“現在的中國,洋奴遍地”,“認美為爹的孫子烏泱烏泱的”,另一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稱“如果真是那樣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幾個億啊?” 面對林治波的言論,許多網友回憶自身經歷過的大饑荒。茅于軾、章立凡、曹思源等人紛紛出面澄清視聽,楊繼繩、曹樹基等人的研究著作也一再被人提及。有人說,林治波挑起一場大爭辯,引發了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多少人的討論,讓許多真相藉此公布於世,真是功德無量。 直到5月1日,林治波發出道歉: 道歉:我對大躍進那段歷史缺乏研究,掌握情況不夠。這幾天接到網友許多信息,告知當年悲慘的情況,得以了解更多事實,內心深受震撼!我的個人不當言論引發很多國人的痛苦回憶,傷害了很多人的感情,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誠道歉!感謝各位網友指正我的錯誤,並願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在海外,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年齡小於50歲的人,因為在官方媒體上極少見到這類記述,難以相信中國在50年前果真發生過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浩劫。好在在眾多對國家、對民族、對歷史負責的人們的竭誠努力下,真相畢竟封不住,終於一點一點地漏出來了。我的電腦中就有數以百萬字的關於大饑荒的翔實資料;海內外已經出版的關於大饑荒的書,除了上面舉出的幾例,還有多本——國內最著名的,有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海外著名的,有丁抒教授的《人禍》、李世華的《共同的墓碑》。隨着技術手段日益發達,現在由獨立製片人和各種非官方製作的電視專題片,也接連問世,保留了、傳播了更為直觀的影視資料。 不過,我更願意舉出官方自己披露的有關史料,因為這才更讓許多懷疑者信服——畢竟,對於許多想了解歷史真相的、又因受騙太多、不敢隨便相信人、更不敢相信中國權力者的讀者觀眾來說,官方吹噓自己“偉光正”的言論,他們嗤之以鼻;官方自揭家醜,他們卻傾向於相信——“連官方都不得不承認,看來這確實有根據。” 讓我高興的是,數年來有官方媒體背景的資料,正在急劇增多。 例如,就在這位林治波所在的甘肅省,我就可以舉出經過官方驗證的怵目驚心的史實。在甘肅隴南市政協網上,有一篇《196O年前後西禮縣大饑荒》。文中寫道: 公元1960年前後,(甘肅)西禮縣發生了現代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僅1960年全縣死亡人口就達44,608人(省統計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勢頭仍在發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時,各種疾病也開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縣各種疾病的發病人數達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饑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縣外流人口達到14,241人,也由於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縣17萬畝土地荒蕪,僅當時的洛峪一個公社就多達2萬多畝…… 這篇官方網站上刊出的文章,註明消息來源為:事例、數據資料均來源於縣檔案館館藏檔案。 文章寫道: 甘肅省1956年糧食大豐收,總產才達到38億公斤,而1958年上報的估產數卻為185億公斤,比豐收之年還高4.87倍,後來雖修正為120億公斤,但也高於1956年實際產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徵購入庫數字為上報總產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總產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區和縣社被徵購的糧食已達到總產量的60%。那時的總產量,是人為的過高估計數字,且以1958年的產量的基數,可以想見,到了大減產的1960年,不斷加大的徵購糧任務與實際產量之比已相當驚人,社員無口糧,已是難免的災難。西和公社西和大隊鳳山生產隊糧食產量由1956年的單產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總產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購糧任務卻越來越重,1957年交公購糧45,500斤,1959年則增加到74,545斤,增長61.5%,而分給社員的口糧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當時每人每天6兩的定量,也只能吃到當年3月13日。除了高徵購外,社隊提留和幹部貪污私分,留給社員的已寥寥無幾。 ……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連4兩也供應不上了,這時候社員只好用“瓜菜代”充飢,滿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盡後,又尋找榆樹皮、樹葉、樹根以及干蕎衣、嫩蕎芽、包穀杆、包穀核加工後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渾身浮腫,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穀杆、包穀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脹死……在當時,有些農戶全家死絕,這樣的情況各村都有。有的大人們為了孩子能夠存活下來,自己捨不得吃、穿,死於饑寒,為此而勉強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兒(1961年後縣上辦起了兒童福利院[孤兒院],專門收養孤兒,直至他們長大成人)。 在官方嚴密的新聞管治之下泄露出來的慘絕人寰的統計數據和事例,還有很多,這裡難以備述。 記得中國水稻專家、對中華民族和整個人類都立有大功的袁隆平教授在一次接受採訪中並非刻意地提到“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竟引起一些人的議論甚至抨擊。在我看來,袁隆平因為“實話實說”,更贏得我的敬重! 在中國餓殍遍地、哀鴻盈野之際,也有許多不畏權勢的“中國的脊梁”,捨身取義,為民請命。其中有基層官員黨員,也有良知未泯的高級官員——最著名的當然是彭德懷,還有其他為數並不少的官員,儘自己的能力,解民於倒懸、於水深火熱。對這些人,我們了解得太不夠太不夠了,實在應在中國的教科書、中國的地方志、中國的影視作品中,對他們大書特書,應在各地的公園、廣場,為他們樹碑立傳! 當官方也在驚呼道德滑坡、精神淪喪、想出若干“八榮八恥”的舉措,力圖挽狂瀾於既倒、卻總是落花流水、貽笑大方之際,這些人卻真正譜出了中華民族的正氣歌。 下面,我轉載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就是介紹這些人中的一位。這篇文章,或許寫得並不出色,但是這位張愷帆,我早聽說聽說過(也聽他的鄰省的省委書記許家屯說過),真是一條漢子。有《張愷帆回憶錄》傳世。 張愷帆,從革命烈士詩人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作者:李昌玉,共識網
一,來自安徽無為的病友小范 我在山東大學第二醫院腫瘤中心病房住院。同室病友小范來自安徽省無為縣,是一位在濟南賣鴨子的個體戶,從幫人家干到自己干,已經十好幾年了。老婆是同鄉,女兒讀初中,兒子上了小學,都在濟南,本來算是一個小有成就的個體戶,日子應當是過得很美的。不幸的是得了白血症,後來轉院到北京做了骨髓移植,好在用的是姐姐的配型,減少了一大筆開支,但是也花了37萬元,把這麼多年掙的錢都打了水漂。 一聽說他來自無為,我免不了有了打聽無為大饑荒的興趣。無為地處長江北岸,是富庶的魚米之鄉,但在三年大饑荒之時,全縣90萬人餓死了二三十萬,問起此事,這位大饑荒之後20年出生的年輕人小范說,聽老人說過,那時是餓死了許多人,但是很不清楚了。我再問無為出了張愷帆這麼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幹部知道不知道?當年無為人張愷帆副省長回到老家檢查饑荒,開倉放糧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事聽說過沒有?他搖搖頭說不知道。 歷史,而且是本鄉本土的歷史,如此驚心動魄的歷史,在後代人的心中竟然盪蕩然渺渺然。 二,“革命烈士詩人”張凱帆 張愷帆(1908~1991),既是革命家,也是詩人,更是書法家。 上個世紀60年代蕭三編了一本《革命烈士詩抄》。我懷着對革命烈士的敬仰買了一本,其中最琅琅上口而又充滿革命激情的一首詩是“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裡血,一樣鮮艷一樣紅”。這是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裡的牆上的無名氏的題詩。 讀到這首詩,自然就想到白莽、殷夫等23位死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共產先烈,想到那陰暗潮濕黑魆魆的牢房。 中國古詩主張言志,這首詩表現了革命前輩樂觀豁達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而且詩的意象鮮明,詩意濃郁,確實是一首凝聚了生命與意志的佳作。解放後,解放軍在清理監獄時,發現了這首詩,誤以為烈士寫的。蕭三在他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中收集了這首詩,署為“佚名”。後來,出版社得知是張愷帆寫的,便來信說明並道歉,張覆信說:“我是倖存者,獲烈士稱號,當不勝榮幸,何歉之有?”張愷帆在獄中睡雙人床上鋪,他用鉛筆將詩寫在牆上,位置比較高,監獄管理人員沒有發現。 我每讀此詩,都感到心潮洶湧,對革命烈士產生無限景仰。 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愷帆
張愷帆 現在知道,張愷帆為了“解放”人民沒有做成烈士,可是1959年,他面對農民的大饑荒大死亡,行使了自己的職權,採取了一些救災的應急的措施,如開倉放糧、解散食堂等等,卻被毛澤東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張愷帆1927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並領導了無為“六洲暴動”,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時被叛徒出賣後逮捕,關進了龍華監獄。 光陰荏苒,二十幾年後,革命勝利,大功告成,張愷帆出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但是革命並沒有給家鄉父老帶來豐衣足食,安居樂業。1959年春以來,身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張愷帆,不斷得悉家鄉無為“田園荒蕪”、“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極為不安,便來到無為作實地察看。 1959年7月4日,他一到無為,就有農民攔住他的車子,有的人向他叩頭,要求他解決吃飯的問題。他目睹農村的悲慘情況,十分傷心。7月7日,張出席了縣委召開的五級幹部會。他在會上的講話說: 在去年大躍進中,浪漫主義太浪漫了,本來長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畝產400斤,硬說是800斤,1000斤,你多我比你還多,橫豎越多越好。我們有些同志為了面子又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請問,你們到底是要面子還是要農民吃飽肚子呀!?這次,我從石澗那邊過來,見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腫病人多,粗腿的多,婦女子宮下垂的多,閉經的多。如果要走貧窮的道路,哪個去幹革命?我張愷帆也不干!農民吃什麼東西,一家大小平均不過二兩。我們有些同志膽大妄為,亂改糧食標準,置群眾生死於不顧,還有一點人性嗎?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這並不影響人民公社的性質……現在食堂辦得並不好,很多人願意回去吃,只要你們把糧食、柴草、菜園地給他,給他們解決鍋,他們會舉雙手歡迎的,願意單吃的。他建議把庫存幾百萬斤糧食供應給病人和兒童;農村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他便寫信給省委,建議省委考慮農村食堂是否暫時停辦。 他在無為的20天裡,跋山涉水、走村串戶,並細心察看當時的幹群關係、農民生活和莊稼生長的狀況。他看到人們臉如黃蠟,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臥床不起,餓死人的現象已有所聞所見。到處禾苗生長得猶如枯香直立,滿目淒涼。張凱帆心急如焚。 最能表現張凱帆膽識的是他在無為提出的“三還原”、“兩開放”。他經過調查研究,根據群眾的意願,和另一位書記桂林棲商量以後,果斷地提出:占用社員的房屋還原,伙食還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飯),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點魚蝦充飢)。但是,他這些救農民於水火的做法卻招來了彌天大禍。 在全國省級幹部中,他是廬山彭德懷之外挺身而出的第一人。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食堂一事給中央寫了報告。8月10日,毛澤東在省委的報告上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語: 印發各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毛澤東的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分裂共產黨……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實在嚇人,立刻置張愷帆於死地。 最後張凱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鬥51天,關押200多天,經批判鬥爭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也受到了株連,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 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七千人大會”以後,張愷帆平反,官復原職。“文革”中又受摧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先後擔任省委書記、省紀委第二書記、省政協主席、省政協黨組書記、省委顧問等。 四,開倉賑濟有罪論 “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完全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把農民活命的口糧被強迫徵購造成的結果,可是,當各地災區的農民已經斷炊斷糧頻臨絕境的時候,從上到下的指示都是封倉,禁止開倉賑濟。凡是自作主張,開倉賑濟的幹部,一律受到處分,直到判刑入獄。這是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罕有的情況。在歷朝歷代封建社會,不會發生這種全國性的持續的饑荒。凡是遇到局部的饑荒,官員有權先斬後奏,開倉賑濟,成了常例。隱瞞不報者,要受到嚴厲懲罰。文革中被迫自殺的鄧拓早年著的《中國救荒史》引明朝王圻《賑貸群議》的話:“若歲凶谷價騰湧,民嗷嗷待哺,司牧不必拘待報之長期,即宜發粟救濟,年終匯報。以朝廷所蓄,活朝廷赤子,誰曰不可?”王圻舉了宋代和本朝開倉賑濟的例子後說:“待報聞而後發,民不為溝中瘠者鮮矣。”(《鄧拓文集》第二卷148頁)可是,在毛澤東的眼裡,農民哪裡是朝廷的“赤子”啊,他們是刁民!餓殍載道,填埋溝壑,在毛澤東和他的各級幹部的心中從來不會產生人道主義的悲憫之心,也沒有封建社會父母官的赤子之情。 附錄:《張愷帆回憶錄》中有關記載 1959年,糧荒十分嚴重,群眾叫苦不迭,省委負責同志還以為這是“假象”, 是群眾把糧食藏起來了,命令下面把糧食搜出來。張愷帆因為還兼着巢縣縣委書記,常在下面走,知道實情,可當時浮誇嚴重,不敢講真話,就在省委常委會上提議,都下到基層和農民一起過人民公社化後第一個春節,曾希聖聽了很高興。到農村一看,群眾缺糧叫苦不迭。我們的幹部卻到處搜糧食,甚至把農民草堆拆了找,群眾家裡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鍋里全是青菜蘿蔔葉子,很少見到糧食……。 鑑於有人說農民們晚上偷着燒吃的,我和縣農工部長陳建章同志一起坐車下鄉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許多群眾當時連燈也點不起的。好不容易見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陳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煙為藉口去察看。敲開了門,那家農民果然在燒鍋,我揭開鍋蓋一看,全是青菜丶蘿蔔葉子,沒有一點糧食!那個農民說,白天要幹活,晚上不弄點吃吃就餓得睡不着覺。 (59年) 二三月分,合肥市委書記劉征田丶市長趙凱到巢縣找我,要求調糧到合肥。他們說:“合肥幾十萬人口, 糧食只夠吃幾天的了, 情況很急。”我說; “巢縣只剩千把萬斤, 幾十萬人都指望它, 好多人在餓飯, 糧食沒法調。”劉征田同志說:“剛才曾政委(希聖) 在廣播上說群眾有糧食,藏起來了,白天一片青,晚上-片紅(指晚上偷着燒吃的) ”我說:“豈有此理,這完全是聽信了造謠!”劉征田說:“那現在怎麼辦呢?”我說:“我兼巢縣書記,不能不管巢縣人民疾苦,我可以不當省委書記,糧食不能調。”劉征田說:“有人說你受騙了, 桂書記在桐城搞出了幾億斤, 巢縣能例外嗎?”我說:“省委可以派人來查。”沒幾天,李凡夫、高鴻來了……他們傳達省委負責同志對我的批評:“工作不深入, 受欺騙。”我無話好說,就領着他們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點種子外,根本查不出糧食來,他們也無話可說。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從江浦回來後,我要求向常委回報情況,一提回報,曾希聖同志說:“你的書面報告我已經看了,你不要回報了。老張,你為什麼總看陰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點右,要注意。”其他書記丶常委在旁邊,也學會了看風使舵,報喜不報憂,投曾希聖之所好了。結果,下面來的同志都講好的,致使情況越來越嚴重。 我們進入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無為許多人認識我, 都向我下跪:張省長, 救命!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丶麥而非米、面), 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我到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臭味…… 情況太緊急了,晩上,我們到了無為縣城,立即找縣委書記來回報,姚奎甲書記來了,仍然是報喜不報憂。我問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糧食?”他說:“十三億斤,上交七億斤。”我問:“現在口糧每人每天多少?”他說:“四兩原糧。”我又問:“全縣有多少浮腫病人?”他說:“不過萬把人。”我說“收了這麼多糧食,為什麼還有浮腫病人?”他說:“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我明知他是扯謊,沒有駁斥他,只把我們在石澗區看到的告訴他,我說:“我不多談,你親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們看到的一樣,那你必須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進行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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