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饑荒真相與方舟子討論

方舟子：你好！

自從你揭露唐駿造假以來，本人開始注意你的博客文章，你的文章大部分都很嚴謹，重事實、講邏輯，我很贊成。但是當我看到你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關於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一點感想》時，覺得這和你的一貫作風不符，不夠嚴謹，不重事實，有些地方只憑想當然就做出結論。比如對於幾種不同的統計結果，你說“我們可以根據常識就可以判斷哪種結果是可以相信的。”1960年大饑荒是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你又沒有親身經歷過，你所謂的常識對這件事情是不適用的。我的老家在安徽省鳳陽縣農村，是大饑荒的重災區，我親身經歷過這場災難，是倖存者。當時我在本地上中學，對那一場災難的真實情況是非常了解的。我談一些當時的歷史事實與現在的看法，也許對你會有啟發。我並不認為你否定大饑荒餓死人這段真實歷史，而是覺得你對一些重要的、關鍵性的事實不了解，所以對這場大災難的嚴重性認識不足。

大饑荒雖然全國都有，但是各省、各縣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所以一定不能用“平均”的概念看問題，否則就會不理解、不相信。哪個省哪個縣的第一書記最左、最專橫、最無人性，哪個省哪個縣的災難就最重、餓死人就最多。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周林等人跟毛澤東最緊，對毛的指示執行得最堅決，所以四川、安徽、河南和貴州等省死人最多。安徽死人的絕對數雖然沒有四川多，但是死亡率卻是全國第一。有一個統計材料說安徽省的死亡率是18.3%（我認為比較接近實際），鄰近的省份江蘇是2.88%, 浙江是0.55%。你的家鄉福建省的死亡率是2.02%，你們縣也許更低，你的長輩可能就沒有給你講述餓死過人的事情，所以你根據“常識”不相信平均十幾個人會餓死一個，也不相信平均三十幾個人會餓死一個（因為你不相信全國餓死人數超過2000萬）。我的一些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原來也是半信半疑，當我親自告訴他們許多悲慘的事實之後他們才相信。在比較正常的環境中看問題，50多年前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它確實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其實，“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因就是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毛澤東堅決打倒劉少奇、彭真等人的目的就是要掩蓋他製造這場大饑荒的罪責。

為什麼會發生大饑荒？官方一直說是因為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這是睜眼說瞎話，一派謊言。在那三年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全國範圍的重大自然災害，在安徽省同樣沒有發生過大範圍的水旱災害。至於蘇聯撤走專家，即便有影響也頂多影響工業，怎麼會影響農業呢？難道蘇聯專家一撤走中國農民就不會種地了？那幾年確實糧食大幅度減產，那是因為政府把大量的勞動力抽去大煉鋼鐵、大修水庫，再加上大刮“共產風”、大搞播種“密植” ，從而造成減產，而且許多糧食因無人收割而爛在地里。儘管如此，所收的糧食也足夠農民們維持生命的。發生大饑荒餓死人的慘劇完全是毛澤東人為製造的，與自然災害和蘇聯撤走專家一點關係都沒有，是百分之百的人禍！劉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言不由衷，那是為了給毛澤東留些面子，他心裡清楚全部都是因為人禍，因為他親自到湖南老家調查過。劉少奇這樣留有餘地的說法也大大地得罪了毛澤東，惹下了殺身之禍。

發生大饑荒大量餓死人的具體原因主要有三條。第一、是源於中央和毛澤東的浮誇風、高指標、高徵購，“反瞞產私分”，挖地三尺（我們家埋在廚房地下的幾十斤豆子就被隊幹部搜走了），把農民僅有的一點點活命糧搜刮殆盡。後來政府又給了每人每天2兩的返銷糧（主要是白薯干、豆餅等最低等的粗糧）。第二、是毛澤東提倡並頑固堅持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國家供應的那點糧食全部放在生產隊，由隊長、會計和食堂管理員所控制，這些人偷偷把一部分糧食拿回家，所以農民每天實際能吃到的粗糧連1兩都不到。比如一個生產隊幾十口人，管理員交給炊事員2、3斤白薯干，搗碎後煮了一大鍋湯。社員端着盆來打“飯”，管理員拿着一把大勺子，看你順眼就從下面撈點稠的，看你不順眼就從上面舀一勺湯。回家後這半盆“稀飯”沉到盆底的只有半碗碎白薯干，一家五、六口人怎麼吃？於是又加上點野菜重煮一下。如果有哪個社員幹活不賣力，或因病沒上工，或偷了隊裡一棵白菜，除了挨隊長打罵以外，還要被罰不給飯吃。農民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生產隊長和食堂管理員手裡，他們想叫誰死，誰肯定活不成。到後來食堂乾脆斷炊了，社員只能挖點野菜吃。再後來，社員連挖野菜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躺在家裡等死。在同一個時期，千千萬萬的農民就是這樣在死亡線上掙扎。起先是老弱病殘者一個接一個被餓死，到後來青壯年也陸陸續續倒下。一直到1961年4月毛澤東派胡喬木到韶山調查，毛澤東的表弟文冬生說：“(食堂) 再辦下去，人會死光！”，毛澤東這才勉強同意解散這個害死了千百萬農民的大食堂。第三、不允許農民外出逃荒、要飯。饑荒區所有的火車站、汽車站、輪船碼頭和大路口都有專人把守，看到逃荒模樣的農民就抓住送到“外流站”，經過打罵和挨餓之後被遣返回原地，這在當時叫做“攔外流”。所以當時只有很少的人逃出去（並不是你想當然認為的有很多人逃出去），他們都無法坐火車、汽車，只能徒步行走，想到別處找點吃的，一般都走不了太遠，許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死在路邊。也有少數青少年冒險扒火車（運煤車），可以跑得遠一點。如果當時沒有這個罪惡的“攔外流”政策（安徽省是有文件的），允許農民逃荒，那也絕不會餓死那麼多人。可憐的農奴，連討飯、逃生的自由都被剝奪了！中國歷史上哪朝哪代有過這樣的暴政？各朝各代，凡遇重大災荒，統治者都會開倉放糧、設立粥場以救濟災民，可是我們的“人民政府”對待人民卻是如此的殘酷無情。

在這三項暴政的合圍之下，農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如果只有其中的兩項暴政，中國農民也不會餓死如此之多。

為什麼我認為安徽省的死亡率18.3%是比較接近實際呢？因為根據幾次不同人的統計，鳳陽縣的死亡率都是在25%左右。我認為鳳陽的這個25%，比實際的只低不高，又為什麼呢？因為我家所在的公社和大隊我是很了解的，雖然暫時我還沒有做詳細統計，但我估計死亡率大致在35%至50%之間。我們家族的五家人在五九年上半年共24人，到六零年下半年還剩下12人，餓死12人，正好占50%，如果連同9家親戚，原先共67人，餓死33人，占49%，這個數字還包括了兩家當幹部（大隊會計和小隊長）家裡基本上沒有死人的，否則比例是54% 。除了當大、小隊幹部和食堂管理員的，普通社員基本上家家餓死人，全家死絕的有不少，在我的家族和親戚中就有三家。全鳳陽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 的3.4％ (見《墓碑》)。鳳陽縣的死亡率在安徽省是比較高的，但是還有幾個縣（無為、亳縣、宿縣等）比鳳陽還要高，還有一些縣（定遠、嘉山、五河等）和鳳陽差不多。安徽省18.3%的死亡率其實包括了全省大、小城鎮的大量非農業人口和農村的各級幹部，如果只統計普通農民，那死亡率要高得多。

安徽餓死人絕大部分都發生在1959年11月底（秋收之後不久）到1960年5月底（麥收之前）之間的半年時間裡。在6月麥收之後，高徵購、強搜農民救命糧的做法停止了，生產隊收穫的糧食除了交公糧以外，還留下了一部分口糧。到六零年秋後，“攔外流”的暴行也停下來了。雖然大食堂還沒有解散，但是大鍋里的稀飯比以前稠了。再加上農民還可以在家前屋後種一點茄子、南瓜之類，雖然營養還是不夠，但是已經完全餓不死人了。

從全國來看，雖然安徽的死亡率最高，但是在絕對數上四川比安徽還要高很多。還有河南、湖南、甘肅、貴州等省也有大量農民餓死。前幾天看到一個材料，毛澤東讓胡喬木去毛的家鄉調查，胡調查後給毛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原聽說鄰近韶山的原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情況嚴重（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個大隊死707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為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賡公社的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匠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達百分之二十左右。” 這個材料應該是可靠的，因為胡喬木是絕對不敢對毛澤東撒謊的。從這裡可以看到湖南省餓死人情況也很嚴重，就連毛澤東的家鄉也未能倖免，因為他們同樣也執行了毛澤東的政策。

你說：“所謂非正常死亡，並不意味着活活餓死，而《人禍》等書卻全當成了餓死。事實上，更多的應是因為營養不良導致各種疾病而死亡。…本來應該再多活幾年的，也因為醫療系統崩潰而提前死亡了。” 不知道你說的這個事實是從哪兒看來的？你說大部分不是餓死而是病死的，完全是瞎說！真正的事實是，在五九年冬天和六零年春天死亡的農民絕大部分確實就是活活餓死的。我給你說說什麼樣算是營養不良，什麼樣算是餓死。那個時代的農民，由於常年吃不上肉，肚子裡沒有油水，一個青壯年農民一般一頓要吃3碗米飯，需要1斤多米，一天則需要2斤到3斤。如果每天只能吃到半斤左右，當然就不夠消耗的，時間一長就會發生營養不良。營養不良會造成浮腫病，但一般不會帶來其它致命的大病。安徽省從1958年冬天到1959年秋收以前就是這種情況。這一段時間雖然口糧不夠，但是少吃乾飯多吃稀飯，再加上點瓜、菜，也基本上能填飽肚子。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普遍營養不良，浮腫病人很多，但是人們還能堅持，死亡的情況極少，並沒有發生象你想象的那樣導致大批人生病死亡。但是到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當每天吃到肚裡的糧食降到1兩左右甚至完全沒有的時候，那就遠遠不是什麼營養不良的問題了，而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淵！你不知道一個人每天吃半斤左右的糧食和吃1兩甚至完全沒有糧食吃有多麼巨大的差別，前者使人挨餓、營養不良，而後者卻會使人活活餓死。 你說因營養不良引起的死亡“當然也是悲劇，但其程度跟活活餓死不同。”可以看出，你也認為“活活餓死”的性質是很嚴重的，但是你不相信這是真的。我告訴你，營養不良一般不會引起什麼致命的大病，不會使人死亡，只有基本上沒有糧食吃才會使人死亡，不管你原來是生病的人還是健康的人。事實上在當時真正生重病的農民極少，被餓死的絕大部分原來都是活蹦亂跳的健康人，臨死的時候也沒有什麼病。至於什麼“醫療系統崩潰”，那是根本沒有的事，當時縣裡和公社的醫院都照常上班，當然去看病的主要是城鎮人口，農民很少去，因為沒有錢，也走不動，對他們來說，最好的藥就是糧食！

餓死的就是餓死的，就是一個個原本鮮活的生命，由於奴隸主長時間不給糧食吃，只能吃點野菜，一個個瘦得皮包骨頭，最後慢慢地倒下，油盡燈滅，默默地死去，沒有反抗，沒有掙扎，沒有呼喊。… 這種餓死人的現象在中國大地上不是個別的，而是大批大批的，大片大片的。多麼可憐的中國農民，多麼可惡的野蠻暴政！！什麼叫“非正常死亡”？那是當政者為了模糊真相、減輕罪責而編造出來的模稜兩可的詞。“餓死”二字最準確，但是這樣說太刺激人了，太有損黨和領袖的形象了，決不能用，所以50年來的官方文件一直都說成是“非正常死亡”、“死亡”或“人口減少”。遺憾的是，直到如今，有一部分學者也還在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文過飾非、淡化罪責的詞，使不少人產生誤解，以為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不等於餓死人，以至於以嚴謹著稱的方舟子也認為“非正常死亡”中的大部分人不是餓死的。真是豈有此理！

如果你願意了解歷史真相的話，我建議你抽時間到安徽的鳳陽縣、亳縣，河南的信陽地區，或者湖南的韶山等地，調查幾個村莊，找幾個60歲以上的農民聊聊，你一定會大有收穫，能幫助你解決許多疑問。在具體事實的基礎上，我相信你會有新的看法。不要只坐在計算機旁進行推理，推理再嚴謹都不能把推出的結果當作事實，不能代替實地調查。

我不想和誰去爭論餓死的人數到底是1000萬、2000萬還是4000萬，我只想說出我所知道的歷史事實，糾正一些沒有根據的推測。中共黨史第二卷已經公開承認1960年餓死了1000萬，這是大大縮小的數字，可是有些人竟然連這個都不承認。其實餓死1000萬和餓死4000萬已經沒有本質的區別。本來對大饑荒的死亡人數是可以得到一個準確數字的，那就是由各個村登記餓死人員名單，逐級上報匯總即可得到。可是這件事只有政府才能做，而政府本來就想掩蓋真相，所以它當然不會去做。因此民間研究人士只好根據官方的歷年人口統計數據來推算，方法不同，結論各異，從2000萬到4000萬都有。

我們不要小看了1960年大饑荒的嚴重性，這可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造饑荒，如果不能充分地揭露真相，總結教訓，那麼歷史的悲劇還可能重演。一個政府如果敢於正視歷史，真正對人民和子孫後代負責，就應該大張旗鼓地揭露大饑荒的真相，總結教訓，警示後人。日本鬼子殺害了30萬南京同胞，我們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碑，使全國人民永遠記住這段歷史。大饑荒餓死了3000多萬農民，難道不應該建一個更大的紀念碑嗎？斯大林暴政使烏克蘭餓死了750萬農民，現在烏克蘭有一個大饑荒紀念日，每年都有紀念活動，總統親臨發表講話。中國難道不應該也有一個大饑荒紀念日嗎？雖然這是不太遙遠的將來的事，但是我確信會有這一天。雖然我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我相信你能看到。

                                                                                            老貧農       

201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