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大饑荒歷史，要有緊迫感

發生在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是中國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造饑荒，當時的場景極其悲慘。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本應寫入歷史教科書，以警示後人，可是由於統治者刻意掩蓋和迴避，至今大部分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此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有人甚至認為這是造謠，是給偉大領袖抹黑。還有人認為不存在掩蓋這段歷史的問題，一些報刊和網站上不是發表過不少文章嗎？。在八十年代，由於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一部分報刊上刊登過一些回憶和評說大饑荒的文章，可是九十年代以後這種文章就越來越少了，許多有價值的記述大饑荒的書籍禁止在內地出版。比如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所寫的史料非常豐富的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旅美學者丁抒的《人禍》、四川作家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安徽青年記者牛犇近年所寫的《大饑荒口述實錄》等書，都是禁止在內地出版，而不得不到香港出書。

雖然近年來《炎黃春秋》和《南方周末》等少數比較獨立和有勇氣的報刊刊登過記述大饑荒的文章，可是影響更大的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從來沒有刊發過這類的文章和報導。如果真能正視歷史、正視錯誤，就應該在官媒上刊發，大張旗鼓地宣傳，讓全國所有的人都知道大饑荒的真實歷史和教訓，就象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殺一樣。官方在編寫黨史時實在繞不過去這件事，不得不提了一下，但是籠統含糊，只用了幾行字就糊弄過去了。使用“非正常死亡”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模糊真相、淡化罪責。什麼叫“非正常死亡”？車禍、自殺還都算“非正常死亡”呢！中共黨史第二卷雖然硬着頭皮提到了大饑荒死亡人數，但是你看它是怎麼說的：“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怎麼減少的？為什麼不直說？為什麼不用“餓死”兩個字？名曰寫歷史，其實根本就不敢正視歷史，反映出統治者心虛、理虧。於是就有人在“減少”二字上做文章，說什麼“減少不等於餓死，其中還包括病死的和其它意外事故，真正餓死的很少”。你看就連這個大大縮小的數字有些人都不承認。而國內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大饑荒是怎麼回事。這就是掩蓋、迴避和模糊這段歷史造成的結果。

為了全面準確地弄清楚大饑荒的歷史真相，許多有識之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是搜集整理了當時遺留下來的各級各類歷史文件，並加以分析，寫成了《墓碑》、《人禍》等書；第二是不少大饑荒的親歷者寫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回憶文章，作者主要是當時的幹部，他們有文化，對整體情況了解得多一些，比如時任中共河南信陽地委副書記的張樹藩、安徽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等；第三是採訪大饑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比如青年記者牛犇通過採訪自己家鄉的老農民寫出了《大饑荒口述實錄》。第三項工作最重要，可是做得還很不夠，做這項工作的人太少，採訪的面也太小（牛犇只採訪了他們家鄉的一個生產大隊，全國重災區有數十萬個這樣的大隊）。大饑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現在大都是60歲以上的農民（指當時已經懂事、記事的人），他們沒有什麼文化，大多不善言辭，如果沒有人去採訪他們，他們就永遠不會對外界訴說自己當年的悲慘遭遇。有一個記者採訪一個老農民，他的女兒在一旁很有興趣地聽着，這個女兒說，她從來沒有聽過自己的父親這麼詳細這麼動情地講述那一段歷史。顯然，如果沒有人去採訪，這個老農民就沒有機會詳細講述，連自己的子孫都不知道這一段歷史的詳情。

這些大饑荒的倖存者，這些老實憨厚的農民，就是50多年前那場大饑荒的最寶貴的活證據。我們的社會應該及時把這些活證據的悲慘經歷記錄下來，永遠保存。因此我建議，我呼籲，全國有歷史責任感的學者、記者和其他有識之士儘快作好準備，參加到這場搶救大饑荒歷史的行動中來，參加的人越多越好，採訪的點越多越好，留下的資料越多越好。一定要有錄音、錄像和照片，光有文字記錄不行，因為光有文字記錄還會有人提出質疑。這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最好能在最近10年之內進行並完成，因為10年之後這些倖存者已經70多歲80多歲了，有許多人將陸續離世，若不及時採取搶救行動，那一段重要歷史的最重要的證據將會消失。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